华夏时报记者 包 涵 北京报道
“2008年累吗？”“有点吧，每天晚上枕着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入睡，然后磨牙。”周志远(化名)是北京一家券商的研究员，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30出头，瘦瘦的，刚刮了脸，说话明快热烈：“我们这行胖子很少，穿的再好，也是一张苦行僧的脸。”他的坦诚令谈话从开始就陷入愉快氛围。
市场的每次痉挛都会让人们重新审视投资这个行业。“很明显，2008年的我们在大多数人眼中成为混混，拿着不该拿的钱，承诺着做不到的事情。”不过，连周志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把所有令人沮丧的因素都考虑进去，证券研究员仍然是当前最受关注、最具挑战，并且收入颇高的职业。
奖金：好的时候6位数，惨的时候4位数
“外界对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沾上券商的边就能拿天价薪酬。其实不同体系、不同资历的员工拿到的钱可能有天壤之别。研究部门的收入在整个证券行业里不算特别高的，我们未必能比前方营业部的一个小头头拿得多。同为研究员，资深的明星研究员跟普通研究员的年薪差别也是极大的。高善文出走光大，安信开出了年薪300万的价码。而我的年薪只有他的十分之一。”说起这种差别，周志远不胜唏嘘。
分析师的“钱”是跟他的“名”紧密挂钩的。从底薪到客户咨询，到接受采访和在主流媒体上发稿，再到发布深度公司价值报告、重大事项点评、重点公司持续跟踪报告、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行业报告。每项考核标准都计入其中，相比之下，明星分析师的机会显然更多。
“拿我自己来说，我每个月的基本工资还不到1万，五险一金。其他收入跟奖金每月不定，好的时候拿过6位数，惨的时候也拿过4位数。去年年终奖8万，今年已经明说了，没有。”
周志远跟妻子在朝阳门附近有一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刚还完贷款，有一辆别克车，轮着开。现在他妻子怀孕了，“我每天都在想如何让她过得更好。可是很明显，我离发达还有很长的距离”。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正如周志远所说，他们的薪金在整个券商行业里确实不算最高的。拿北京一个券商来说，客户经理级的，他们薪酬的基本构成是底薪+开户数奖励+市值奖励+绩效积分奖，高的月收入可达30万，最低的也许只有2000多元。行政人员中，财务总监3万到4万之间，办公室主任2万，下面的基本都是一万出头，当然这不包括浮动较大的奖金。
而作为券商的中坚力量，经纪业务部门的收入普遍高一些。这里的区域总监们大多在行内做了很多年，管理着手下几百个客户经理，资源和社会关系都非一般人可比。他们的平均年薪都在50万-150万左右，并且是均衡收入，与牛熊市无关。一个渠道管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08年初，她另一个做证券的姐妹所在的部门曾经出现9个人分400万奖金的情况。“现在我的年薪基本上保持在20多万的样子。如果2009年情况延续下去，估计会更少。对我们来说，不裁员已经是年终奖了。”
哪双手喂养了分析师，分析师就得舔舐哪双手
独立性是一个研究员的基本素质，可一旦进入“投资”这个利益生态链，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诱惑压力挑战你的克制和精神上的纯粹。一屋子聪明人何以总是做出错误的决策，其实不难理解。
“我曾经试过一进办公室就削铅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一丝不苟地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下来，就再也没有机会碰这支铅笔了。电话会一直不停地响，机构要发问，记者要发问，投资者也要发问。忙的时候还要开会，出差调研，找基金‘串门’，跟各种各样的人吃饭。每个人都试图左右你的判断，让你的研究最终走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他们无限量地向你抒发见解，唯独不提供事实。有时候晚上回到家想想我这一天所做的事，竟然没有一件对我研究的主题有所帮助。相比白天的喧嚣，我更喜欢夜里一个人独自地做研究，那才是寻找真理的途径。熊市以来，我们的压力陡然增大，每个人都在质疑我们，我几乎把心悬在了公司报表上。这种压力令人吃不消，家庭关系受到很大伤害。”周志远说。
2008年，分析师对市场跟行业的误判屡遭诟病，这让他们的研究陷入空前的尴尬。
“熊市里，在‘提炼收益’这一点上，上市公司突然成为高手。他们五花八门的损益表就像‘比基尼’，露在外面的部分当然令人着迷，但遮住的部分更加致命。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它的‘试算盈利’。公司公布的试算盈利大多都不是根据普遍的会计原则计算出的真实收益，在这里，他们可以决定‘忽略’某些非经常费用。依靠这种‘忽略’，公司可以大幅度夸大自己的收益，而排除他们认为‘特殊’的、‘超常规’的、‘不会再发生’的费用。这一点令我们在估测公司收益的时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周志远说。
如今，买方基金对卖方研究报告的绑架已经尽人皆知。分析师们每天都在利益和压力的夹缝中求存。
“研究部门的利益跟投行部门的利益经常会有冲突。很多机构跟公司都是那边的重要客户，属于被保护的行列，我们不仅不能碰，还要替他们写报告辟谣。同时，基金也会给券商打分，在分红的时候作为参考。”在这样的压力下，周志远们在研究报告中发表“正面”论调显然要比发表准确意见安全得多，原因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与基金的博弈中，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牛市里，周志远曾经跟领导去一个上市公司调研，与其说是调研，不如说是一次旅行。一到那里，他们连厂房还没看清楚就被淹没在“美好的招待”中：下榻在高级酒店，美酒佳酿，还有精美礼品相送。“第二天，走访了几个车间之后，我们就被带到董秘办公室，拿到了一份盈利预测，上面显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公司年内也会出现强劲的利润增长率。”说到这儿，周志远笑了。
“面对如此让人倍感‘温暖’的公司，你想保持你的客观性难上加难。你对自己说，好吧，容许有一点点的不公正，可零的1%也是零。研究员就是这样一群人，薪金优厚，自诩颇高，做事却瞻前顾后，最终脱不了俗套。一句话，我们也是人。”周志远道出了他多数同行的苦衷。
如今市场熊市深冬，上市公司招待的“级别”是否有所降低呢？“随着大多数公司基本面和现金流的恶化，早就没什么招待了。有时候我们想套取一些内幕，还得自己掏钱招待他们。不过这种氛围很有利于研究，因为他们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考察、蹲点，在撰写研报的时候，论据更加充分。说到底，在投资指令发出前，机构还是青睐这样的研报。”
一个悖论：证券分析师的回报不来自分析证券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身为研究行业的一员，周志远却对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形势并不看好。
“我的很多同行都不勤快，不愿去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消息。而宁可去剽窃其他分析师的研究成果，或者一股脑将上市公司发布的信息不加辨别地拿来用。这也是目前国内券商的研究报告较为同质，并且容易获得的一个原因。”
一旦研究失误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该怎么办？“你放心，上面责问下来，他会干干净净地推给上市公司的财务，说他们从原始数据就为他提供了错误的方向。”
很多人是证券分析师，可他们的回报却不是来自分析证券。这听起来很像一个悖论，却是铁一样的事实。
“有时你的工作不仅要求你做研究，还要求你像一枚炮弹一样打进金融投资的社交圈。其实挺没劲的，每个人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点消息，每个人又都带着戒心。基金经理们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他们是全中国明争暗斗最激烈的一群人。当然，跟他们交流之后，你至少会知道他们现在的情绪怎样，哪些领域将成为热点。”周志远说。
研究员们的“公关”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机构投资者喜欢听更专业的投资想法，研究员们便经常会被派到“一线”，陪经纪人一起拜访机构客户。在跟基金的东拉西扯中，他们耗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根本再没有精力去分析财务报表和走访上市公司。
“这也让我最终意识到，我的薪水正在和能为公司带来多少佣金联系在一起。因为尝到了甜头，很多分析师也渐渐厌倦了寄人篱下只能提出投资建议的证券分析师工作，而进入投资组合管理层。如果2009年的市场好起来，这也会慢慢成为一个趋势。”
话题最终还是在兜转中滑向“新财富”的评选。尽管周志远承认那是一个“名利场”，却并不掩饰对它的向往。
“你们不是研究员，所以你们不了解。上榜后100万年薪的起点固然是一个诱惑。但这种殊荣带给你的东西远不止如此，这种肯定可以令你突破，使你知道你孤独、枯燥甚至艰难的研究最终是能够得到回报的。这对一个分析师能否选择继续坚定地做证券分析意义重大。也是因为这个，很多研究所提前半年就开始‘公关’了。”
如果投资跟研究是放在分析师面前的两条路，周志远的2009年会做何选择呢？“如果证券分析师的收入不至于让我潦倒的话，我想我不会去做投资，因为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至少我拿出的每个判断都是理性思考之后的结果，这种创造性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不会被分享和借用。对于当中不得已做出的某些妥协和平衡，我感到遗憾，但这只是外因，我始终觉得它并不属于我。”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581391&page=1&fromuid=1084961
华夏时报记者 包 涵 北京报道
“2008年累吗？”“有点吧，每天晚上枕着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入睡，然后磨牙。”周志远(化名)是北京一家券商的研究员，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30出头，瘦瘦的，刚刮了脸，说话明快热烈：“我们这行胖子很少，穿的再好，也是一张苦行僧的脸。”他的坦诚令谈话从开始就陷入愉快氛围。
市场的每次痉挛都会让人们重新审视投资这个行业。“很明显，2008年的我们在大多数人眼中成为混混，拿着不该拿的钱，承诺着做不到的事情。”不过，连周志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把所有令人沮丧的因素都考虑进去，证券研究员仍然是当前最受关注、最具挑战，并且收入颇高的职业。
奖金：好的时候6位数，惨的时候4位数
“外界对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沾上券商的边就能拿天价薪酬。其实不同体系、不同资历的员工拿到的钱可能有天壤之别。研究部门的收入在整个证券行业里不算特别高的，我们未必能比前方营业部的一个小头头拿得多。同为研究员，资深的明星研究员跟普通研究员的年薪差别也是极大的。高善文出走光大，安信开出了年薪300万的价码。而我的年薪只有他的十分之一。”说起这种差别，周志远不胜唏嘘。
分析师的“钱”是跟他的“名”紧密挂钩的。从底薪到客户咨询，到接受采访和在主流媒体上发稿，再到发布深度公司价值报告、重大事项点评、重点公司持续跟踪报告、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行业报告。每项考核标准都计入其中，相比之下，明星分析师的机会显然更多。
“拿我自己来说，我每个月的基本工资还不到1万，五险一金。其他收入跟奖金每月不定，好的时候拿过6位数，惨的时候也拿过4位数。去年年终奖8万，今年已经明说了，没有。”
周志远跟妻子在朝阳门附近有一个100多平米的房子，刚还完贷款，有一辆别克车，轮着开。现在他妻子怀孕了，“我每天都在想如何让她过得更好。可是很明显，我离发达还有很长的距离”。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正如周志远所说，他们的薪金在整个券商行业里确实不算最高的。拿北京一个券商来说，客户经理级的，他们薪酬的基本构成是底薪+开户数奖励+市值奖励+绩效积分奖，高的月收入可达30万，最低的也许只有2000多元。行政人员中，财务总监3万到4万之间，办公室主任2万，下面的基本都是一万出头，当然这不包括浮动较大的奖金。
而作为券商的中坚力量，经纪业务部门的收入普遍高一些。这里的区域总监们大多在行内做了很多年，管理着手下几百个客户经理，资源和社会关系都非一般人可比。他们的平均年薪都在50万-150万左右，并且是均衡收入，与牛熊市无关。一个渠道管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2008年初，她另一个做证券的姐妹所在的部门曾经出现9个人分400万奖金的情况。“现在我的年薪基本上保持在20多万的样子。如果2009年情况延续下去，估计会更少。对我们来说，不裁员已经是年终奖了。”
哪双手喂养了分析师，分析师就得舔舐哪双手
独立性是一个研究员的基本素质，可一旦进入“投资”这个利益生态链，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诱惑压力挑战你的克制和精神上的纯粹。一屋子聪明人何以总是做出错误的决策，其实不难理解。
“我曾经试过一进办公室就削铅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一丝不苟地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下来，就再也没有机会碰这支铅笔了。电话会一直不停地响，机构要发问，记者要发问，投资者也要发问。忙的时候还要开会，出差调研，找基金‘串门’，跟各种各样的人吃饭。每个人都试图左右你的判断，让你的研究最终走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他们无限量地向你抒发见解，唯独不提供事实。有时候晚上回到家想想我这一天所做的事，竟然没有一件对我研究的主题有所帮助。相比白天的喧嚣，我更喜欢夜里一个人独自地做研究，那才是寻找真理的途径。熊市以来，我们的压力陡然增大，每个人都在质疑我们，我几乎把心悬在了公司报表上。这种压力令人吃不消，家庭关系受到很大伤害。”周志远说。
2008年，分析师对市场跟行业的误判屡遭诟病，这让他们的研究陷入空前的尴尬。
“熊市里，在‘提炼收益’这一点上，上市公司突然成为高手。他们五花八门的损益表就像‘比基尼’，露在外面的部分当然令人着迷，但遮住的部分更加致命。我们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它的‘试算盈利’。公司公布的试算盈利大多都不是根据普遍的会计原则计算出的真实收益，在这里，他们可以决定‘忽略’某些非经常费用。依靠这种‘忽略’，公司可以大幅度夸大自己的收益，而排除他们认为‘特殊’的、‘超常规’的、‘不会再发生’的费用。这一点令我们在估测公司收益的时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周志远说。
如今，买方基金对卖方研究报告的绑架已经尽人皆知。分析师们每天都在利益和压力的夹缝中求存。
“研究部门的利益跟投行部门的利益经常会有冲突。很多机构跟公司都是那边的重要客户，属于被保护的行列，我们不仅不能碰，还要替他们写报告辟谣。同时，基金也会给券商打分，在分红的时候作为参考。”在这样的压力下，周志远们在研究报告中发表“正面”论调显然要比发表准确意见安全得多，原因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与基金的博弈中，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牛市里，周志远曾经跟领导去一个上市公司调研，与其说是调研，不如说是一次旅行。一到那里，他们连厂房还没看清楚就被淹没在“美好的招待”中：下榻在高级酒店，美酒佳酿，还有精美礼品相送。“第二天，走访了几个车间之后，我们就被带到董秘办公室，拿到了一份盈利预测，上面显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公司年内也会出现强劲的利润增长率。”说到这儿，周志远笑了。
“面对如此让人倍感‘温暖’的公司，你想保持你的客观性难上加难。你对自己说，好吧，容许有一点点的不公正，可零的1%也是零。研究员就是这样一群人，薪金优厚，自诩颇高，做事却瞻前顾后，最终脱不了俗套。一句话，我们也是人。”周志远道出了他多数同行的苦衷。
如今市场熊市深冬，上市公司招待的“级别”是否有所降低呢？“随着大多数公司基本面和现金流的恶化，早就没什么招待了。有时候我们想套取一些内幕，还得自己掏钱招待他们。不过这种氛围很有利于研究，因为他们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考察、蹲点，在撰写研报的时候，论据更加充分。说到底，在投资指令发出前，机构还是青睐这样的研报。”
一个悖论：证券分析师的回报不来自分析证券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身为研究行业的一员，周志远却对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形势并不看好。
“我的很多同行都不勤快，不愿去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消息。而宁可去剽窃其他分析师的研究成果，或者一股脑将上市公司发布的信息不加辨别地拿来用。这也是目前国内券商的研究报告较为同质，并且容易获得的一个原因。”
一旦研究失误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该怎么办？“你放心，上面责问下来，他会干干净净地推给上市公司的财务，说他们从原始数据就为他提供了错误的方向。”
很多人是证券分析师，可他们的回报却不是来自分析证券。这听起来很像一个悖论，却是铁一样的事实。
“有时你的工作不仅要求你做研究，还要求你像一枚炮弹一样打进金融投资的社交圈。其实挺没劲的，每个人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点消息，每个人又都带着戒心。基金经理们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他们是全中国明争暗斗最激烈的一群人。当然，跟他们交流之后，你至少会知道他们现在的情绪怎样，哪些领域将成为热点。”周志远说。
研究员们的“公关”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机构投资者喜欢听更专业的投资想法，研究员们便经常会被派到“一线”，陪经纪人一起拜访机构客户。在跟基金的东拉西扯中，他们耗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根本再没有精力去分析财务报表和走访上市公司。
“这也让我最终意识到，我的薪水正在和能为公司带来多少佣金联系在一起。因为尝到了甜头，很多分析师也渐渐厌倦了寄人篱下只能提出投资建议的证券分析师工作，而进入投资组合管理层。如果2009年的市场好起来，这也会慢慢成为一个趋势。”
话题最终还是在兜转中滑向“新财富”的评选。尽管周志远承认那是一个“名利场”，却并不掩饰对它的向往。
“你们不是研究员，所以你们不了解。上榜后100万年薪的起点固然是一个诱惑。但这种殊荣带给你的东西远不止如此，这种肯定可以令你突破，使你知道你孤独、枯燥甚至艰难的研究最终是能够得到回报的。这对一个分析师能否选择继续坚定地做证券分析意义重大。也是因为这个，很多研究所提前半年就开始‘公关’了。”
如果投资跟研究是放在分析师面前的两条路，周志远的2009年会做何选择呢？“如果证券分析师的收入不至于让我潦倒的话，我想我不会去做投资，因为研究是我的兴趣所在。至少我拿出的每个判断都是理性思考之后的结果，这种创造性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不会被分享和借用。对于当中不得已做出的某些妥协和平衡，我感到遗憾，但这只是外因，我始终觉得它并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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