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我读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毕业》(后改题《那晚的月光》收入白先勇早期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就倾心不已，曾在《自由青年》杂志写过一篇赏析。年轻时候，我也是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会发表一篇小说――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台北人》，我万万想不到这本最初由晨钟出版社(白先勇创办的出版社)印行的书，隔了十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突然改由我的尔芽雅出版社接手，世间事，真是始料不及。 一九六八年，我开始有了每年编辑一本“年度小说选”的构想，这件工作后来持续做了三十一年，直到去年(一九九九)才结束。“年度小说选”第一集就选了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信到美国征求他的同意，他爽快地立即答应，自此和先勇通信，后来他回台北成立晨钟出版社举办庆祝酒会，邀我参加，一见如故，先勇是吃过我妈妈煮的菜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妈妈对他赞不绝口，而先勇好像也一直忘不了妈妈的手艺，“老太太的菜做得真好”，多少年后，他嘴上还常挂着这句话。 在办尔雅之前，我曾投资另一家金字塔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发行人林秉钦，同时也总经销《现代文学》杂志，当先勇知道我投资的钱收不回来时，他出面要林秉钦先把钱还我，而那钱，其实是先勇拿出来的。这件事，要不是先勇为尔雅成立二十周年写的一篇回顾文字里说出来，至今我还被蒙在鼓里。老实说，要不是取回了那笔钱，后来我不可能成立尔推出版社，所以尔稚出版社能有今天，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白先勇。 白先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永远在默默的助人。他的“悲悯情怀”，不是只表现在他的小说和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爱才、惜才之外，也肯为文学献身，年轻时候，他就筹钱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另外三位合办人是欧阳子、王文兴和陈若曦――四个人都是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也全是夏济安教授的学生．他们为《现代文学》出钱出力，但真正全心意护着《现代文学》的，应该是白先勇，到了美国：他仍设法三百、五百美金寄回台北，为了让《现代文学》一期一期继续办下去，姚一苇、余光中、何欣和柯庆明等教授都被他的诚心感动，他虽人不在台北，而这些教授仍然一期一期帮他编出来，白先勇是《现代文学》幕后的一双推手，后来，《现代文学》由于种种因素还是不得不停刊，我想，这是白先勇一生中的最痛。 白先勇曾经把属于他的一户房屋卖掉，将得来的钱创办晨钟出版社，我想，他最初想法，一定是希望出版社如果可以赚一点钱，就可以贴补赔钱的《现代文学》杂志、养住《现代文学》杂志。谁会想到，不到十年，晨钟维持不下去，一户房屋也就这样化为乌有。 不但如此，为了让“晨钟”能继续生存．白先勇自己的畅销书――《台北人》――一版又一版印刷，他却从来不领一分版税。白先勇真正拿到《台北人》的第一笔版税，要等到尔雅版初次印出来，如今，《台北人》在尔雅印了六十多版，白先勇每回从美国回台北，他说：“隐地又会送版税来”，是的，只要书却销，作家就仿佛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果子树――每年都会有果子吃，作家开心，出版社的创办人，何尝不一样心花怒放。 我前面说过，白先勇爱才――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红遍两岸的余秋雨教授，最初也是白先勇回大陆时发掘的―――白先勇在一九九一年，前后不止两三次写信给我要我注意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我事情多，编辑桌上永远有回覆不完的信，并未听先勇话，立刻写信给秋雨先生，有一天，突然接到白先勇从美国拨来的一通长途电话：“余秋雨教授现正在台北，住在国宾饭店，你赶快电话和他联络，他的《文化苦旅》你要争取。”我终于拜访了余教授，也谈妥了合作出书，将近十年，余秋雨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白先勇发挥了他的先见之明，可见白先勇不单是自己小说写得杰出，别人有没有才气，他更是一眼就能辨识。 我的尔推出版社于一九七五年创社，以小说、散文为重心，三年后才开始印行诗集。诗人陈义芝在为尔雅编《尔雅诗选》(尔雅创社二十五年诗精华)时发现，尔雅七十年代出的唯一诗集是杜国清的《望月》，这本诗集当初就是白先勇交给我的，他说：“诗集是出版业的票房毒药，但是一个文学出版社无论境况多么困难，一定要出版几本诗集，没有诗集，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出版社。”作家，特别是小说家肯接纳新诗的并不多，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慢慢发现，文章从少年写到老年，能像酿酒似的愈写愈醇美，一定是肯读新诗旧词的。另一位权力推广新诗的散文大家王鼎钧，他也一再劝人读诗：“我在没有灵感的时候，一读诗，源头活水就来了。我在缺乏想象力的时候，一读诊，思想就生出翅膀来了。我对写作丧失自信的时候，一读诗，就又有了勇气。” 如今，尔雅是所有台湾文学出版社中出版诗集最多的出版社(但也可能是把诗稿退回给诗人最多的出版社)，更大的收获是，由于大量出版诗集，一九九三年，我五十六岁那年，竟然也跳进诗队伍写起新诗来，七年来，出了三册诗集，被人戏称“台湾最年轻的诗人”，这事，也有点不可思议。但我乐在其中，而如今我重提这件事，也是饮水思源，想到要不是白先勇当初提醒我出版诗集，说不定尔雅至今仍只出小说和散文，对一个号称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单位将是多么大的一种缺憾。 这几年，先勇每次回台，我们总要见面叙旧，我了解的白先勇，他仍在写作，一方面在写他父亲白崇禧将军的传，一方面他可能一直在写一个长篇，或者是，他一直想把“纽约客”系列完成。白先勇如今不只是关心文学，他也关心整个社会。前一阵子，他和爱滋专家何大一教授回到台北，办了一个大型的防止爱滋的会议。看到年纪轻轻的生命，一个个在“中途之家”等待死神的降临，白先勇何其痛心，他呼吁政府和社会要面对残酷的事实，再不设法解决问题，而像驼鸟似的躲着，爱滋将继非洲之后继续侵袭亚洲，亚洲是世界人口的大仓库，如果不及早防止，将来祸害子孙的程度可能比任何一个战役还要来得大。白先勇看问题一向看得远，所以他要跳出来，加大分贝提醒各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正视爱滋，不要以为和自己无关，地球如今已缩小成一个村庄，必须事事关心，否则下一个受害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白先勇的文学世界是悲天悯人的，而他自己的处世哲学也是宽厚，他更以悲悯的心，希望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会变得美好。“至少，不能比现在更坏！”尔雅为了让热爱文学的人看到他的小说艺术，先后出版了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究与索隐；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以及袁良骏《白先勇论》，透过这些书的导引，我们对小说家白先勇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尊敬，是的，小说家是人类世界的良心，让我们一起读小说，读小说，我们才会看清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为何腐烂，我们要如何拥有一颗清醒的心，请翻开任何一本世界级的好小说，你就是在向自己索取一个干净的灵魂。人人这样做，我们社会的明天才有希望!
三十五年前，我读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毕业》(后改题《那晚的月光》收入白先勇早期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就倾心不已，曾在《自由青年》杂志写过一篇赏析。年轻时候，我也是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会发表一篇小说――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台北人》，我万万想不到这本最初由晨钟出版社(白先勇创办的出版社)印行的书，隔了十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突然改由我的尔芽雅出版社接手，世间事，真是始料不及。 一九六八年，我开始有了每年编辑一本“年度小说选”的构想，这件工作后来持续做了三十一年，直到去年(一九九九)才结束。“年度小说选”第一集就选了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信到美国征求他的同意，他爽快地立即答应，自此和先勇通信，后来他回台北成立晨钟出版社举办庆祝酒会，邀我参加，一见如故，先勇是吃过我妈妈煮的菜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妈妈对他赞不绝口，而先勇好像也一直忘不了妈妈的手艺，“老太太的菜做得真好”，多少年后，他嘴上还常挂着这句话。 在办尔雅之前，我曾投资另一家金字塔出版社，那家出版社的发行人林秉钦，同时也总经销《现代文学》杂志，当先勇知道我投资的钱收不回来时，他出面要林秉钦先把钱还我，而那钱，其实是先勇拿出来的。这件事，要不是先勇为尔雅成立二十周年写的一篇回顾文字里说出来，至今我还被蒙在鼓里。老实说，要不是取回了那笔钱，后来我不可能成立尔推出版社，所以尔稚出版社能有今天，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白先勇。 白先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永远在默默的助人。他的“悲悯情怀”，不是只表现在他的小说和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爱才、惜才之外，也肯为文学献身，年轻时候，他就筹钱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另外三位合办人是欧阳子、王文兴和陈若曦――四个人都是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也全是夏济安教授的学生．他们为《现代文学》出钱出力，但真正全心意护着《现代文学》的，应该是白先勇，到了美国：他仍设法三百、五百美金寄回台北，为了让《现代文学》一期一期继续办下去，姚一苇、余光中、何欣和柯庆明等教授都被他的诚心感动，他虽人不在台北，而这些教授仍然一期一期帮他编出来，白先勇是《现代文学》幕后的一双推手，后来，《现代文学》由于种种因素还是不得不停刊，我想，这是白先勇一生中的最痛。 白先勇曾经把属于他的一户房屋卖掉，将得来的钱创办晨钟出版社，我想，他最初想法，一定是希望出版社如果可以赚一点钱，就可以贴补赔钱的《现代文学》杂志、养住《现代文学》杂志。谁会想到，不到十年，晨钟维持不下去，一户房屋也就这样化为乌有。 不但如此，为了让“晨钟”能继续生存．白先勇自己的畅销书――《台北人》――一版又一版印刷，他却从来不领一分版税。白先勇真正拿到《台北人》的第一笔版税，要等到尔雅版初次印出来，如今，《台北人》在尔雅印了六十多版，白先勇每回从美国回台北，他说：“隐地又会送版税来”，是的，只要书却销，作家就仿佛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果子树――每年都会有果子吃，作家开心，出版社的创办人，何尝不一样心花怒放。 我前面说过，白先勇爱才――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红遍两岸的余秋雨教授，最初也是白先勇回大陆时发掘的―――白先勇在一九九一年，前后不止两三次写信给我要我注意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我事情多，编辑桌上永远有回覆不完的信，并未听先勇话，立刻写信给秋雨先生，有一天，突然接到白先勇从美国拨来的一通长途电话：“余秋雨教授现正在台北，住在国宾饭店，你赶快电话和他联络，他的《文化苦旅》你要争取。”我终于拜访了余教授，也谈妥了合作出书，将近十年，余秋雨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白先勇发挥了他的先见之明，可见白先勇不单是自己小说写得杰出，别人有没有才气，他更是一眼就能辨识。 我的尔推出版社于一九七五年创社，以小说、散文为重心，三年后才开始印行诗集。诗人陈义芝在为尔雅编《尔雅诗选》(尔雅创社二十五年诗精华)时发现，尔雅七十年代出的唯一诗集是杜国清的《望月》，这本诗集当初就是白先勇交给我的，他说：“诗集是出版业的票房毒药，但是一个文学出版社无论境况多么困难，一定要出版几本诗集，没有诗集，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出版社。”作家，特别是小说家肯接纳新诗的并不多，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慢慢发现，文章从少年写到老年，能像酿酒似的愈写愈醇美，一定是肯读新诗旧词的。另一位权力推广新诗的散文大家王鼎钧，他也一再劝人读诗：“我在没有灵感的时候，一读诗，源头活水就来了。我在缺乏想象力的时候，一读诊，思想就生出翅膀来了。我对写作丧失自信的时候，一读诗，就又有了勇气。” 如今，尔雅是所有台湾文学出版社中出版诗集最多的出版社(但也可能是把诗稿退回给诗人最多的出版社)，更大的收获是，由于大量出版诗集，一九九三年，我五十六岁那年，竟然也跳进诗队伍写起新诗来，七年来，出了三册诗集，被人戏称“台湾最年轻的诗人”，这事，也有点不可思议。但我乐在其中，而如今我重提这件事，也是饮水思源，想到要不是白先勇当初提醒我出版诗集，说不定尔雅至今仍只出小说和散文，对一个号称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单位将是多么大的一种缺憾。 这几年，先勇每次回台，我们总要见面叙旧，我了解的白先勇，他仍在写作，一方面在写他父亲白崇禧将军的传，一方面他可能一直在写一个长篇，或者是，他一直想把“纽约客”系列完成。白先勇如今不只是关心文学，他也关心整个社会。前一阵子，他和爱滋专家何大一教授回到台北，办了一个大型的防止爱滋的会议。看到年纪轻轻的生命，一个个在“中途之家”等待死神的降临，白先勇何其痛心，他呼吁政府和社会要面对残酷的事实，再不设法解决问题，而像驼鸟似的躲着，爱滋将继非洲之后继续侵袭亚洲，亚洲是世界人口的大仓库，如果不及早防止，将来祸害子孙的程度可能比任何一个战役还要来得大。白先勇看问题一向看得远，所以他要跳出来，加大分贝提醒各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正视爱滋，不要以为和自己无关，地球如今已缩小成一个村庄，必须事事关心，否则下一个受害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白先勇的文学世界是悲天悯人的，而他自己的处世哲学也是宽厚，他更以悲悯的心，希望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会变得美好。“至少，不能比现在更坏！”尔雅为了让热爱文学的人看到他的小说艺术，先后出版了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究与索隐；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以及袁良骏《白先勇论》，透过这些书的导引，我们对小说家白先勇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尊敬，是的，小说家是人类世界的良心，让我们一起读小说，读小说，我们才会看清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为何腐烂，我们要如何拥有一颗清醒的心，请翻开任何一本世界级的好小说，你就是在向自己索取一个干净的灵魂。人人这样做，我们社会的明天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