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2-10 作者:萧萧树
2013年，中国的摇滚老炮们似乎迎来了第二春，专业的大型音乐节全国开花，其中不乏骨灰级乐手的身影，接着郑钧做了《中国好声音》评委，让摇滚乐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而后幸福大街的主唱吴虹飞因言获罪，似乎使摇滚乐显出一丝不光彩的形象；然后湖南卫视也不知从什么深山大川请来了从未参加过娱乐节目的魔岩二杰，张楚和何勇；又是指南针的罗琦上了《我是歌手》，而鲍家街的汪峰则一年都在忙着上头条。
这场热闹的场景中，中国摇滚乐当之无愧的教父——崔健，则是在年末才姗姗来迟，然而，崔健一出山，却立即显出了格格不入的声音——他拒绝春晚换曲目、改歌词的要求，最终拒绝参加春晚。对于此举不少人发表评论，吴虹飞说：“崔健给摇滚保存了最后一丝尊严。”而作为一名从小便听着老崔的撕裂式嗓音长大的资深摇滚迷，笔者对此事也不得不发出一些感慨了。有人问：崔健老矣，尚能革命否？崔健却用自己的行动回答：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在许多人看来，崔健的态度、崔健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符号和快餐文化，而成为了某种精神意义上的图腾，那便是不妥协、不同流的态度，这一中国文人自古有之的态度而今却成了整个浮华时代的缺失，然而一种精神却可以不因时代改变而消逝，它只要在某些个体身上保留着，就必定会去最终改变世界。
摇滚乐——世界的，中国的
摇滚乐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说文化艺术不是一种从原始灵感中迸发出现的奇迹，而是有着一个明确的根源的话，那么摇滚乐的根源也是源自于社会底层的，它首先由唱着灵歌和蓝调的黑人乐手带进了酒吧、夜总会和妓院，可以说它的出身的确不是很光彩。但是一个叫做普拉斯利·埃尔维斯的白人大男孩却使它成为了让穿西装、戴领带的绅士在剧院中可以扭动屁股的艺术形式，此人后来被便称作猫王，之后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则掀起了英美音乐的大融合潮流，当事时，大门（the door）、谁人（the who）、皇后（queen）、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雷克斯龙（T-Rex）、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奥兹·本（ozzy osbourne）等形式各异使得摇滚乐队掀起了世界级的摇滚风暴。
摇滚乐带领着整个世界陷入迷惘的战后青年们参与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约翰·列侬以及垮掉一代的作家们给这种业已成为一种文化启示的新艺术加入了反抗精神，列侬对越战的抗议之音、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及朋克青年的兴起、政治型朋克对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冲击越来越严重。摇滚乐不仅仅是音乐，它代表了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即使它不能最终阻止越战，但它的声音却比一场战争的枪炮声更加永恒。摇滚乐在世界变迁的格局中逐渐成为了世界青年的主旋律，从唱倒了捷克政权的宇宙塑料人乐队，到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南斯拉夫摇滚乐团，再到站在柏林墙上高呼“一切只不过是墙上的另一块砖”的平克·弗洛伊德和在1991年的莫斯科郊外的金属（metallica）、AC/DC、潘多拉（pantra）对解体前的苏维埃政权高呼：for whom those to rock！
摇滚乐已经不再幼稚，不再简单，它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成人仪式！而在中国，长久的封闭使得摇滚的声音被压抑很久，而在台湾，李双泽掀起的“唱自己的歌”运动引发了“民歌运动”的大潮，进而形成了“美丽岛”运动这一高潮，并最终成为了知识分子在台湾民主化中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摇滚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它可以与任何民族、任何文明相融合，从文明的原始形态中激发出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势必在国际化的大潮流中改变世界！
狂乱与消沉
八十年代末，刚刚掀起的改革大潮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摇滚乐也渐渐渗透入主流文化视野之中，然而似乎是为了刻意回避“摇滚”这个名词，这种不合时宜的声音被业内人士重新定义为“新音乐”。什么是新音乐？新音乐就是不再歌唱领袖、赞美政体，而是要唱出一种具有个性的内心。新音乐的第一炮便是崔健在工人体育场打响的，时值1986年，中国的文化部要举行国际和平年百名巨星大型演唱会，阵容包括当时家喻户晓的毛阿敏、李谷一、成方圆、李双江等等，崔健在其中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可当他以一身长衫，一把吉他，尤其是两条裤腿长短不一的痞子形象出现在演出中时，那声民族味十足又旋律前卫的“我曾经问个不休”，却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一时间，崔健的音乐带给了人们似乎难以承受的悲喜交加、爱恨交织！
崔健是一个始作俑者，也被批评与赞誉共同包围着，但无论如何，中国摇滚乐的巨树从这个人身上已经发出萌芽。之后，以北京为基地的摇滚圈开始了庞大的扩散，唐朝、黑豹、何勇、张楚等一批成功的乐队和艺人涌现出来，可以说中国摇滚的根基已经非常牢固。而它本身固有的既发源于底层又因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脱离于大众的态度，使得摇滚乐从开始便保持了一种独立知识界声音的形态，这在世界摇滚史上也是极为特殊的。九十年代初，中国摇滚乐可以说是最普及、最广泛的时期，中国摇滚到了香港红堪，到了柏林，到了日本和美国，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黑豹乐队的声音，但因为摇滚乐极为个性的音乐形式和不入俗流的创作态度，使得这股摇滚风很快便又退缩为一种小众文艺，当时中国有记载的摇滚乐队也不下百个，但大多最终是昙花一现。这一阵摇滚狂乱和当时的文化狂乱是不能分开的，处于变革时期的新文艺总是能激起文艺复兴的浪花，但中国文艺的限制极多，文化不属于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更多地受限于文化部门，所以自然而然地，不可能包容太过复杂和激烈的声音。即便如此，摇滚乐体现的一种精神诉求和文化诉求却在中国大地种下了坚实的种子。崔健可以被禁声，可以不再登台演出，但崔健的音乐所传承的力量却没有消失；魔岩三杰不会再跟四大天王叫板了，但新一代的青年会用相同的旋律来歌唱他们的时代。
北京，这座国际化的文化都市正是这样一个根据地，摇滚处于低迷的时代，这里依旧以一种戏谑的外在和严肃的态度去保存它，更多的来自地下的声音将会爆发出来。
知识分子化的中国摇滚乐
崔健的几张专辑连获成功，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率领自己的乐队四处演出，而因为创作的冲动使在政治上还并不成熟的崔健终于碰了钉子，而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是无法避免的。时光慢慢前行，中国所需的是更多地开放，不仅是经济上，更是文化上，开放成为了政界与文化界共同的诉求，而教育及传媒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世界上那些不同的声音。
九十年代末，笔者正值自己的高中时光，便曾在自己的小县城——那个大跃进时期以放卫星而闻名的城市——里买到地下丝绒和飞船史密斯乐队的打口带，当时县城中还有好几家琴行，每天播放涅槃和性手枪的音乐，可以说，这种气息会使那些身穿牛仔裤的打工仔们跟着莫名的旋律去摇头和飞奔了，新千年后，更是能在自己的城市欣赏到谢天笑和外国乐队的演出。
病孩子、中国地网、地下文化网以及摇滚年等炮灰级的摇滚门户站则依托于新兴的网络传媒，将摇滚精神释放到了更广更远的未知区域，而后的集大成者豆瓣网更成为了摇滚青年们的集散地，笔者至今已有八年瓣龄，豆瓣组织的网上活动在前期相当一部分是与摇滚乐相关的。那些在网络中寻找欧美音乐动向、聆听那个狂乱摇滚年代的青年们，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独立、自由主义和高级审美的态度，笔者接触过这中间的许多人，他们在大学时代开始了独立思考，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个体，而对自己的生存却知之甚少。这与大学之中过于看重知识传授、生存技能、过于物质化和现实化的气氛相去甚远，然而这并非是失败的个例，而是一种成功教育的开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大学中不再是充斥着凤凰传奇、小沈阳和网络歌曲的声音，也许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对现实过于适应，对物质要求极高，对审美却毫无标准甚至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尊严的人，正如崔健的歌词中唱到的“那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这些大众品味和适于底层需求的艺术使人们不再去辨识一些道德和艺术上的问题，而是忽略，这同时也忽略了许多其它的问题。
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摇滚爱好者，如果不仅仅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真正试图去理解比音乐冲动更深层的哲学意义的话，那么他将能从中理解人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像地下婴儿唱到的一样：“我们要体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精神。”摇滚乐变得学者化和思想化，将是中国摇滚自崔健以来不得不去面对的哲学问题，这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甚至很难想象一个合格的大学教授会喜欢刀郎的音乐，因为那根本就不能算音乐。
新世纪以降的摇滚大潮继续在小众范围内暗流涌动，北京的迷笛音乐节、石家庄的两本摇滚杂志、许多城市的地下乐队（地下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代名词，它源自于索尔仁尼琴、库斯图里卡和60年代的英国迷幻乐队，而今则更多成为了知识界自居的标签）的兴起、左小祖咒等音乐人的参与政治都使得摇滚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而这期间的几乎所有音乐人都从约翰·列侬和崔健身上继承了以抗争、不妥协为态度的精神力量，他们用或嘲讽、或批判，或寻求道德传统、或传播普世价值的不同艺术形态书写着中国地下知识分子的声音。
传承与新的价值审判
然而笔者并非以此文来追溯摇滚的历程，而是更多地去探索这种艺术理念与中国文明的契合，可以说中国知识界自魏晋来无不保存着“子夏不归东国，梁生不返西周”的态度，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极为动人的部分，中国知识界对“道”的执着体现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绝上。而摇滚乐如果算作道的一种形式的话，其最可贵的地方便是真实。摇滚乐几乎涵盖了与我们所说的“正能量”相反的所有东西，可是当我们的华丽外衣只是一个骗局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孩子去告诉我们自己在赤身裸体呢？
前一阵网上盛传一种鸡汤文，鸡汤文或者是来自一些什么心灵导师吧，它的意义大致是让人忘记眼前面对的灾难，而是去思考好的东西，凡事用“积极”的心态去考虑。也许鸡汤文的作者会对一个生活在黑煤窑的童工说，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活在朝鲜吧。而我们的世界需不需要这样“过剩”的“正能量”呢？一年一度的春晚显然是一个正能量和广告的集中体，春晚可以请来莎拉·布莱曼和苏菲·玛索帮助传递这些正能量，可以说只有两种人春晚请不动，一种如同去年的鸟叔，另一种便是崔健，鸟叔是因为钱，而崔健则是因为极性。
冯小刚的春晚和春晚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极性，虽然马年春晚也加入了少许的批判色彩，但我们最好是因为春晚而忘记要还房贷、还信用卡，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崔健这个异类在这么华丽的舞台上唱“一无所有”呢？可越来越远的春晚却真的不会让人再产生望梅止渴的效果了，也许是春晚远了，也许是房贷、信用卡以及诸多的沮丧更近了，但无论如何，春晚收视率的连年下降和批评声音连年增多便说明了问题。而如果用传统的角度去看的话，春晚代表的阶层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人民大众了，因为大众的道德感和审美观足以重新定义许多价值了，历史上许多重大变革正是由他们激发的。
崔健和摇滚乐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来重新定义正能量和负能量的极性了，发达的传媒使得人可以一夜爆红，这种炒作之中有郑钧和汪峰，也有写了许多让人大跌眼镜的歌词却费力不讨好的谢天笑，却没有值得令人尊重的张楚和窦唯，他们出世甚深却走向了另一种深层，我们看似是负能量的维度里，一心关注和保留在世界文化中属于中国的那一部分，也更多的发展了中国摇滚知识分子的隐性哲思。
当然，这之中也包括崔健，崔健的独立态度使得艺术家能够成为一个极具个性的人，而不是沦落为机器，这正是一个血肉之躯存在的价值。笔者曾经在石家庄某摇滚杂志工作，这本杂志第二期的封面图案是将那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片上的崔健头像踩在脚下，当时崔健打来电话质问此事，而后则不了了之。崔健作为一个个体自然是具备人的爱憎的，摇滚初期崔健去台湾，与罗大佑的见面不欢而散，却在几年前与罗大佑同台演出。然而，对于春晚提出的换曲目和改歌词的提议，崔健却不能容忍，摇滚乐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崔健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决定了人的态度。现在在摇滚乐发源的西方国家，它已经越来越大众化和通俗化，除了极少数的实验音乐人和极端金属乐队能够避免商业化的冲击，大部分摇滚音乐已经更多地去关注现实中并不涉及哲学价值的东西了，但是中国摇滚却始终保持了它的个性，这与艺术环境有关，也更与这些音乐人有关，因为摇滚乐在中国很难获得与通俗音乐相同的商业价值，这些人进而转向了纯粹的追求。中国摇滚人和西方摇滚人的相同点是他们在创作初期都会经历种种痛苦和困难，但通过这些考验后，中国摇滚人却很少能够像西方摇滚人那样拥有私人飞机和大别墅，西方摇滚乐的改变是主动的，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摇滚乐本身的斗争，而中国摇滚却没有这种主动改变的基础，这种区别也使得摇滚人的团体更加理想化。
笔者作为一个资深摇滚迷，深知这种理想化背后的付出，在笔者生活的城市中，有许多非常出色的乐队和音乐人，笔者也算是经历了许多小乐队从生到死的过程，其中也多有感慨和遗憾，但摇滚乐的激情却时时可以被唤起，因为我们不需要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也不需要有组织和纪律，这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摇滚乐。
结语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引发的探讨也差不多要停息了，这种探讨大多是知识性的，而非是媒体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故事性和传奇性的摇滚明星在中国也仅有一个崔健，听摇滚的人也大多属于知识界和青年，它还没有造成足够巨大的声势来形成一种与主流文化对抗的潮流，那么我们便能从这种小众音乐中保留属于自己民族的态度，这也使得它还会去发展更加深入的部分，正像白岩松所说：“中国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音乐便是摇滚乐。”笔者也许可以在多年后重新书写一下摇滚乐，希望那时摇滚乐的改变依旧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萧萧树
2014年2月7日
发布时间:2014-02-10 作者:萧萧树
2013年，中国的摇滚老炮们似乎迎来了第二春，专业的大型音乐节全国开花，其中不乏骨灰级乐手的身影，接着郑钧做了《中国好声音》评委，让摇滚乐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而后幸福大街的主唱吴虹飞因言获罪，似乎使摇滚乐显出一丝不光彩的形象；然后湖南卫视也不知从什么深山大川请来了从未参加过娱乐节目的魔岩二杰，张楚和何勇；又是指南针的罗琦上了《我是歌手》，而鲍家街的汪峰则一年都在忙着上头条。
这场热闹的场景中，中国摇滚乐当之无愧的教父——崔健，则是在年末才姗姗来迟，然而，崔健一出山，却立即显出了格格不入的声音——他拒绝春晚换曲目、改歌词的要求，最终拒绝参加春晚。对于此举不少人发表评论，吴虹飞说：“崔健给摇滚保存了最后一丝尊严。”而作为一名从小便听着老崔的撕裂式嗓音长大的资深摇滚迷，笔者对此事也不得不发出一些感慨了。有人问：崔健老矣，尚能革命否？崔健却用自己的行动回答：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在许多人看来，崔健的态度、崔健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符号和快餐文化，而成为了某种精神意义上的图腾，那便是不妥协、不同流的态度，这一中国文人自古有之的态度而今却成了整个浮华时代的缺失，然而一种精神却可以不因时代改变而消逝，它只要在某些个体身上保留着，就必定会去最终改变世界。
摇滚乐——世界的，中国的
摇滚乐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说文化艺术不是一种从原始灵感中迸发出现的奇迹，而是有着一个明确的根源的话，那么摇滚乐的根源也是源自于社会底层的，它首先由唱着灵歌和蓝调的黑人乐手带进了酒吧、夜总会和妓院，可以说它的出身的确不是很光彩。但是一个叫做普拉斯利·埃尔维斯的白人大男孩却使它成为了让穿西装、戴领带的绅士在剧院中可以扭动屁股的艺术形式，此人后来被便称作猫王，之后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则掀起了英美音乐的大融合潮流，当事时，大门（the door）、谁人（the who）、皇后（queen）、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雷克斯龙（T-Rex）、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奥兹·本（ozzy osbourne）等形式各异使得摇滚乐队掀起了世界级的摇滚风暴。
摇滚乐带领着整个世界陷入迷惘的战后青年们参与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约翰·列侬以及垮掉一代的作家们给这种业已成为一种文化启示的新艺术加入了反抗精神，列侬对越战的抗议之音、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及朋克青年的兴起、政治型朋克对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冲击越来越严重。摇滚乐不仅仅是音乐，它代表了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即使它不能最终阻止越战，但它的声音却比一场战争的枪炮声更加永恒。摇滚乐在世界变迁的格局中逐渐成为了世界青年的主旋律，从唱倒了捷克政权的宇宙塑料人乐队，到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南斯拉夫摇滚乐团，再到站在柏林墙上高呼“一切只不过是墙上的另一块砖”的平克·弗洛伊德和在1991年的莫斯科郊外的金属（metallica）、AC/DC、潘多拉（pantra）对解体前的苏维埃政权高呼：for whom those to rock！
摇滚乐已经不再幼稚，不再简单，它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成人仪式！而在中国，长久的封闭使得摇滚的声音被压抑很久，而在台湾，李双泽掀起的“唱自己的歌”运动引发了“民歌运动”的大潮，进而形成了“美丽岛”运动这一高潮，并最终成为了知识分子在台湾民主化中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摇滚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它可以与任何民族、任何文明相融合，从文明的原始形态中激发出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势必在国际化的大潮流中改变世界！
狂乱与消沉
八十年代末，刚刚掀起的改革大潮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摇滚乐也渐渐渗透入主流文化视野之中，然而似乎是为了刻意回避“摇滚”这个名词，这种不合时宜的声音被业内人士重新定义为“新音乐”。什么是新音乐？新音乐就是不再歌唱领袖、赞美政体，而是要唱出一种具有个性的内心。新音乐的第一炮便是崔健在工人体育场打响的，时值1986年，中国的文化部要举行国际和平年百名巨星大型演唱会，阵容包括当时家喻户晓的毛阿敏、李谷一、成方圆、李双江等等，崔健在其中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可当他以一身长衫，一把吉他，尤其是两条裤腿长短不一的痞子形象出现在演出中时，那声民族味十足又旋律前卫的“我曾经问个不休”，却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一时间，崔健的音乐带给了人们似乎难以承受的悲喜交加、爱恨交织！
崔健是一个始作俑者，也被批评与赞誉共同包围着，但无论如何，中国摇滚乐的巨树从这个人身上已经发出萌芽。之后，以北京为基地的摇滚圈开始了庞大的扩散，唐朝、黑豹、何勇、张楚等一批成功的乐队和艺人涌现出来，可以说中国摇滚的根基已经非常牢固。而它本身固有的既发源于底层又因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而脱离于大众的态度，使得摇滚乐从开始便保持了一种独立知识界声音的形态，这在世界摇滚史上也是极为特殊的。九十年代初，中国摇滚乐可以说是最普及、最广泛的时期，中国摇滚到了香港红堪，到了柏林，到了日本和美国，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黑豹乐队的声音，但因为摇滚乐极为个性的音乐形式和不入俗流的创作态度，使得这股摇滚风很快便又退缩为一种小众文艺，当时中国有记载的摇滚乐队也不下百个，但大多最终是昙花一现。这一阵摇滚狂乱和当时的文化狂乱是不能分开的，处于变革时期的新文艺总是能激起文艺复兴的浪花，但中国文艺的限制极多，文化不属于纯粹个人的行为，而更多地受限于文化部门，所以自然而然地，不可能包容太过复杂和激烈的声音。即便如此，摇滚乐体现的一种精神诉求和文化诉求却在中国大地种下了坚实的种子。崔健可以被禁声，可以不再登台演出，但崔健的音乐所传承的力量却没有消失；魔岩三杰不会再跟四大天王叫板了，但新一代的青年会用相同的旋律来歌唱他们的时代。
北京，这座国际化的文化都市正是这样一个根据地，摇滚处于低迷的时代，这里依旧以一种戏谑的外在和严肃的态度去保存它，更多的来自地下的声音将会爆发出来。
知识分子化的中国摇滚乐
崔健的几张专辑连获成功，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率领自己的乐队四处演出，而因为创作的冲动使在政治上还并不成熟的崔健终于碰了钉子，而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是无法避免的。时光慢慢前行，中国所需的是更多地开放，不仅是经济上，更是文化上，开放成为了政界与文化界共同的诉求，而教育及传媒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世界上那些不同的声音。
九十年代末，笔者正值自己的高中时光，便曾在自己的小县城——那个大跃进时期以放卫星而闻名的城市——里买到地下丝绒和飞船史密斯乐队的打口带，当时县城中还有好几家琴行，每天播放涅槃和性手枪的音乐，可以说，这种气息会使那些身穿牛仔裤的打工仔们跟着莫名的旋律去摇头和飞奔了，新千年后，更是能在自己的城市欣赏到谢天笑和外国乐队的演出。
病孩子、中国地网、地下文化网以及摇滚年等炮灰级的摇滚门户站则依托于新兴的网络传媒，将摇滚精神释放到了更广更远的未知区域，而后的集大成者豆瓣网更成为了摇滚青年们的集散地，笔者至今已有八年瓣龄，豆瓣组织的网上活动在前期相当一部分是与摇滚乐相关的。那些在网络中寻找欧美音乐动向、聆听那个狂乱摇滚年代的青年们，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独立、自由主义和高级审美的态度，笔者接触过这中间的许多人，他们在大学时代开始了独立思考，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个体，而对自己的生存却知之甚少。这与大学之中过于看重知识传授、生存技能、过于物质化和现实化的气氛相去甚远，然而这并非是失败的个例，而是一种成功教育的开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大学中不再是充斥着凤凰传奇、小沈阳和网络歌曲的声音，也许不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对现实过于适应，对物质要求极高，对审美却毫无标准甚至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尊严的人，正如崔健的歌词中唱到的“那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这些大众品味和适于底层需求的艺术使人们不再去辨识一些道德和艺术上的问题，而是忽略，这同时也忽略了许多其它的问题。
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摇滚爱好者，如果不仅仅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真正试图去理解比音乐冲动更深层的哲学意义的话，那么他将能从中理解人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像地下婴儿唱到的一样：“我们要体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精神。”摇滚乐变得学者化和思想化，将是中国摇滚自崔健以来不得不去面对的哲学问题，这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甚至很难想象一个合格的大学教授会喜欢刀郎的音乐，因为那根本就不能算音乐。
新世纪以降的摇滚大潮继续在小众范围内暗流涌动，北京的迷笛音乐节、石家庄的两本摇滚杂志、许多城市的地下乐队（地下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代名词，它源自于索尔仁尼琴、库斯图里卡和60年代的英国迷幻乐队，而今则更多成为了知识界自居的标签）的兴起、左小祖咒等音乐人的参与政治都使得摇滚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而这期间的几乎所有音乐人都从约翰·列侬和崔健身上继承了以抗争、不妥协为态度的精神力量，他们用或嘲讽、或批判，或寻求道德传统、或传播普世价值的不同艺术形态书写着中国地下知识分子的声音。
传承与新的价值审判
然而笔者并非以此文来追溯摇滚的历程，而是更多地去探索这种艺术理念与中国文明的契合，可以说中国知识界自魏晋来无不保存着“子夏不归东国，梁生不返西周”的态度，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极为动人的部分，中国知识界对“道”的执着体现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绝上。而摇滚乐如果算作道的一种形式的话，其最可贵的地方便是真实。摇滚乐几乎涵盖了与我们所说的“正能量”相反的所有东西，可是当我们的华丽外衣只是一个骗局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孩子去告诉我们自己在赤身裸体呢？
前一阵网上盛传一种鸡汤文，鸡汤文或者是来自一些什么心灵导师吧，它的意义大致是让人忘记眼前面对的灾难，而是去思考好的东西，凡事用“积极”的心态去考虑。也许鸡汤文的作者会对一个生活在黑煤窑的童工说，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活在朝鲜吧。而我们的世界需不需要这样“过剩”的“正能量”呢？一年一度的春晚显然是一个正能量和广告的集中体，春晚可以请来莎拉·布莱曼和苏菲·玛索帮助传递这些正能量，可以说只有两种人春晚请不动，一种如同去年的鸟叔，另一种便是崔健，鸟叔是因为钱，而崔健则是因为极性。
冯小刚的春晚和春晚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极性，虽然马年春晚也加入了少许的批判色彩，但我们最好是因为春晚而忘记要还房贷、还信用卡，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崔健这个异类在这么华丽的舞台上唱“一无所有”呢？可越来越远的春晚却真的不会让人再产生望梅止渴的效果了，也许是春晚远了，也许是房贷、信用卡以及诸多的沮丧更近了，但无论如何，春晚收视率的连年下降和批评声音连年增多便说明了问题。而如果用传统的角度去看的话，春晚代表的阶层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人民大众了，因为大众的道德感和审美观足以重新定义许多价值了，历史上许多重大变革正是由他们激发的。
崔健和摇滚乐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来重新定义正能量和负能量的极性了，发达的传媒使得人可以一夜爆红，这种炒作之中有郑钧和汪峰，也有写了许多让人大跌眼镜的歌词却费力不讨好的谢天笑，却没有值得令人尊重的张楚和窦唯，他们出世甚深却走向了另一种深层，我们看似是负能量的维度里，一心关注和保留在世界文化中属于中国的那一部分，也更多的发展了中国摇滚知识分子的隐性哲思。
当然，这之中也包括崔健，崔健的独立态度使得艺术家能够成为一个极具个性的人，而不是沦落为机器，这正是一个血肉之躯存在的价值。笔者曾经在石家庄某摇滚杂志工作，这本杂志第二期的封面图案是将那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片上的崔健头像踩在脚下，当时崔健打来电话质问此事，而后则不了了之。崔健作为一个个体自然是具备人的爱憎的，摇滚初期崔健去台湾，与罗大佑的见面不欢而散，却在几年前与罗大佑同台演出。然而，对于春晚提出的换曲目和改歌词的提议，崔健却不能容忍，摇滚乐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崔健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决定了人的态度。现在在摇滚乐发源的西方国家，它已经越来越大众化和通俗化，除了极少数的实验音乐人和极端金属乐队能够避免商业化的冲击，大部分摇滚音乐已经更多地去关注现实中并不涉及哲学价值的东西了，但是中国摇滚却始终保持了它的个性，这与艺术环境有关，也更与这些音乐人有关，因为摇滚乐在中国很难获得与通俗音乐相同的商业价值，这些人进而转向了纯粹的追求。中国摇滚人和西方摇滚人的相同点是他们在创作初期都会经历种种痛苦和困难，但通过这些考验后，中国摇滚人却很少能够像西方摇滚人那样拥有私人飞机和大别墅，西方摇滚乐的改变是主动的，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摇滚乐本身的斗争，而中国摇滚却没有这种主动改变的基础，这种区别也使得摇滚人的团体更加理想化。
笔者作为一个资深摇滚迷，深知这种理想化背后的付出，在笔者生活的城市中，有许多非常出色的乐队和音乐人，笔者也算是经历了许多小乐队从生到死的过程，其中也多有感慨和遗憾，但摇滚乐的激情却时时可以被唤起，因为我们不需要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也不需要有组织和纪律，这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摇滚乐。
结语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引发的探讨也差不多要停息了，这种探讨大多是知识性的，而非是媒体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故事性和传奇性的摇滚明星在中国也仅有一个崔健，听摇滚的人也大多属于知识界和青年，它还没有造成足够巨大的声势来形成一种与主流文化对抗的潮流，那么我们便能从这种小众音乐中保留属于自己民族的态度，这也使得它还会去发展更加深入的部分，正像白岩松所说：“中国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音乐便是摇滚乐。”笔者也许可以在多年后重新书写一下摇滚乐，希望那时摇滚乐的改变依旧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萧萧树
2014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