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历史的转折——宋元时期（１）[ 来源： | 更新日期：2009-03-03 12:31 | 浏览（71）人次 | 投稿 | 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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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上升，扬州成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商业都会，其市容之繁盛，与长安、洛阳不相上下。五代统治时期，长江中下游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北宋统一后，加大了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到南宋时期，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黄河流域中下游经济的辉煌不再，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中心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一）长期战乱，兵连祸结，北方劳动力大量南下
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是历代政权更替的中心，故受战争影响最大。为避战乱，早在两汉之际，便开始出现北民南移现象，东晋永嘉之乱后，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两汉之际，黄河中下游一带兵争激烈，继黄巾农民起义打击之后，又遇军阀混战。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董卓离开洛阳时，纵火焚烧，洛阳及附近周围二百里内变成了一片废墟，长安城中粮价飞涨，谷一斛50万钱，豆麦一斛20万钱，军阀统治者对当地人民采取残暴的屠杀政策（《三国志·董卓传》。），致使黄河流域人民大量逃亡，“小民流移，避乱江南”（《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魏书·卫凯传》。）。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从中原往江南移民的浪潮。仅213年一次，淮南人民渡江南下就有十余万户之多。中原民众南下为江南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为江南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永嘉之乱后，又掀起了历史上一次更大规模的南移高潮。北方士族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南渡，如高平金乡（山东金乡）大族郗鉴率乡里千余家流移到广陵（江苏扬州），东莞姑募（山东诸城）大族徐澄之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于京口（今镇江）。北方人民除了随同豪强大族流移外，还有不少分散流移到南方的。在这一时期，北方人民为避战乱，陆续南下到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大约有70多万人，其中流寓江苏的有26万，安徽有17万，四川及陕南15万，湖北6万，江西、湖南各1万。这些都是在南朝时著籍之数，如加上大量未著籍及依附于大姓为客的，移民之数远不止此（《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1985。）。生产技术较先进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不仅增加了南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粪肥得到推广，适用于旱地的区种法被采用，麦、菽等北方作物也带到了南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为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南方赶上或超过北方奠定了基础。北魏统一北方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籍户口逐年增加。隋唐统一中国后，对北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加以北方经济发展历史悠久，故北方经济在隋唐时期又迅速恢复和发展，臻于鼎盛。同一时期，南方随着隋唐时期的有力统治，经济也在飞跃发展。南北经济出现同步发展之势。但到唐中叶，安史之乱后，这种南北经济相对均衡的天平开始向东南部倾斜。平定安史之乱之战前后历时7年多，给黄河流域的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叛军所
至，烧杀掠夺，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战乱下苟且余生的人民甚至“以纸为衣”（同上，卷一九五《回纥传》。）。在安史之乱时期，唐朝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西南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在这一时期，因江南地区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到江南，再次给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而黄河流域在安史之乱后，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出现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在短短的50年时间内，中原政权更替频繁，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北方在战祸、重赋和酷刑之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膏壤沃野的中原地区变成了贫瘠的灾区。相对而言，南方建立的十国中，政权相对稳定，战争创伤相对较小，加以后蜀、吴、越、闽等地方政权重视经济发展，故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相对北方又有了更迅速发展的空间。
北宋统一后，采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相对地削弱了国防力量，致使边患严重。前期的契丹、西夏，后期的女真族所造成的严重边患，使北方不断受到威胁，在宋金战争中，落后部族的掠夺性入侵，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生产。如金兵第一次从汴京撤退时，沿途所施暴行，使从汴京到黄河几百里间，井邑萧条，人烟断绝；及至第二次南侵，一面强行收割民麦，一面纵兵四掠，不仅汴京附近州县惨遭焚劫，甚至“东及沂、密，西至曹、濮、衮、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麻，臭闻数百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特别是两河人民，在金人的屠杀政策下，“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南宋建立后，北方在女真贵族的落后生产方式的统治下，生产凋敝，经济衰退，至南宋时期，完成了经济中心的南移。由此可见，经常遭受战争破坏是北方经济衰落，重心南移的重要直接原因。战争使大批北方人南迁，使南方劳动力大大增加，耕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加以南方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在统治者提倡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超过了北方。
（二）气候的变迁
气候是自然史的内容之一，其作用于人类史的制约意义，对于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民族尤为重要。前面已谈到我国在秦汉以前及秦汉时期因气温较现在高，黄河流域甚至以北地区还属亚热带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作物生长，而南方气候则普遍较现在高，具有暑湿特点，不如北方更适合人类生息。但这种气候条件到东汉之后发生了变化。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始，我国气候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到东汉末年平均气温比今天大约低0.7℃左右（竺可桢：《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汉时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到曹操时种橘于铜雀台已只开花不结果。由于气温变低，到晋朝时北方农作物已开始由稻向麦转换。这种情况到北宋时，同样如此。宋代的北方，比现代更冷些，有的地方寒冰期很长，如宋神宗元丰年间，一位官员于五月到达陕西岷州（今甘肃岷县）的黑松林，发现在当地穿棉衣、毛褐、絮帽乃可过，每年四五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犹未消（《文昌杂录》卷二。）。古时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这种持续气温的偏低，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物候现象势必出现迟缓。如陕西仪州（甘肃华亭）“地近陇山，节气常晚，至仲夏花木始开”（《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仪州》。）。在这一地区，节气晚了一个季度，对于农作物而言，生
长周期相应延长，如陕西沿边地酷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黏齿不可食（《鸡胁编》卷上。）。由于气候寒冷，制约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吐蕃生存和发展。由于青藏高原一带“其地大寒（盛夏积雪），不生粳稻”（《旧唐书·吐蕃传》。），粮食种植业规模小，品种少，人民生活所需的物资供给严重短缺，致使吐蕃王朝在经过一段时间兴旺后，很快又于9世纪中叶消亡了，人口也大幅度减少。相反，由于气温的变化，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条件却逐渐变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加以本身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热量充足，夏季漫长，具备了农作物生长期短、农业劳动时间长的优良条件而迅速发展了起来。
（三）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1.生态环境的破坏。
（1）水土流失严重。历史上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属于森林及森林草原地带的黄土高原，到了隋唐时期，黄河中游大范围的森林植被普遍遭到破坏，生态平衡的自我调节功能开始衰减，黄土高原失去对地表径流侵蚀的保护，冲刷重新加重，水土流失加快，黄河中挟带的泥沙开始大量淤积于中下游河道。从唐中叶起，黄河决堤明显增加，安史之乱到唐末16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溢16次。五代十国的55年中，黄河决溢年就有18年，决溢三四十处，远远超过了前代。宋元时期，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继续恶化，北宋160年间，决溢80多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元代近百年间，决溢年份有51年62次。北宋时，黄河曾三次南流夺淮入海，两次北流天津入渤海；金代黄河长期三股分流夺淮入海；元代河道更为紊乱，在下游的扇形地带上长期交叉或并行着四五条河道（高振刚：《西部开发之路》第12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黄河泛滥引起河湖淤塞，土地沙化、盐碱化，加之气候灾害，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赖以依靠的条件，黄河农耕文明自此处于显著衰退之中。
（2）风沙灾害增加。黄土高原北部靠近西北干旱区，气候比较干燥，生态环境较脆弱，森林草地一旦破坏，便会引起土地沙化，逐渐变成沙漠。如河套平原西端（今内蒙古磴口县与杭锦后旗一带），西汉武帝时移民屯垦曾开辟了一个垦区，东西汉之际，汉族人口全部撤去，垦区土地，既无人工管理，又无植被覆盖，原地表黏土层经过一段时期的耕作已被打破，覆沙裸露，大大加重了风蚀，逐步出现沙漠化现象，北宋时期已形成沙漠。西北古沙州（今敦煌市沙州县城）与古瓜州（甘肃安西县城东约50公里的锁阳城）的中间，历史上由于党河与疏勒河水的滋润，发育了河西走廊最西的两块绿洲，面积约有400平方公里，曾经在汉代时因开垦屯田，兴修水利，出现了田连阡陌，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十分活跃的繁荣景象。但经安史之乱后，河西各地除沙州外，其他的县原有人口或殒于兵燹，或逃亡流逸，或倾城而徙，人口锐减，加以吐蕃奴隶主统治集团以落后的游牧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取代原本较先进的以封建制农业为主的土地使用方式，河西大片良田沃野随之弃耕就牧，沦为荒壤（李并成：《河西走廊马营河，摆浪河下游的古城遗址及沙漠化过程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历史地理专号。）。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黄土高原北部的毛乌素沙漠，以前属森林草原地带，由于汉唐盛世时期的过度开垦，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到唐代就已“堆沙高及城堞”，到了宋代已“深在沙漠了”（方立主编：《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第5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2.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因素。
（1）战争的破坏。前已述秦汉到南宋的千多年历史中，北方几经战争摧残，农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良田沃土不时被抛荒，地表迅速沙化，加速了风沙物理活动的进行。
（2）历代大兴土木，建造房屋和宫殿，乱伐滥砍森林。秦汉时期，首度揭开了我国皇宫、皇室大规模兴建的序幕。秦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大量砍伐林木，出现“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西汉时期，王室贵族、豪强巨富“缮修第宅，连里竟巷”，也耗费大量林木资源。秦时大规模修建长城，动用了全国的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沿长城的森林备受劫难，以木烧砖，劳工吃、住、取暖，消耗木材难以计数。再加上古人的认识有限，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其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秦始皇到湘江出游，时逢大雨不能渡，于是大怒，命令3000刑徒把湘山的树木砍得一棵不剩。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山南麓及河套地区的森林植被继续遭到破坏，北魏西征夏国统万城时，就在阴山一带伐木，用于战争，许多树木葱茏的山岭变为荒山秃岭。隋末唐初，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开元年间（755年），人口已达到5300万，出现历史上第二次人口高峰，比隋末唐初增加了近一倍。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如此巨大的人口生存需要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在唐朝都城长安，人口超过百万，仅烧柴一项就对周围的森林构成严重的威胁。
（3）广种薄收的粗放农耕方式，使西北地区森林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以较原始、粗放的经营方式进行的。人类要生存，便要垦田生产。垦田本来利于生产发展，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手段，但古时人们不会把握适度。秦汉时期，在黄土高原农耕区主要是关中、晋中、豫西的平原地带推行屯垦政策，大规模毁林开荒，使黄土高原北部和广大山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汉武帝曾迁移70万人大规模开发黄土高原，将这里的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中唐以后，土地兼并和苛敛暴政日益加重，广大农民靠垦辟荒闲陂泽山原为生，使残留下来的少数林区以及大量半农半牧区迅速成为农业区。这种趋势，历经五代更加变本加厉，致使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沟谷荒陂基本上开垦殆尽。这种过度耕垦、樵采、放牧和践踏，使地表植被与表土层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地表黄沙随风泛起，或一些原已固定的沙丘活化，继而又产生风蚀与流沙的移动、堆积，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成片的沙地。
二、唐后期经济重心的开始南移及宋元时期南移的完成
（一）唐后期南方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持续近8年的安史之乱，因箭锋被阻于江淮以北，江南郧馐艽蠊婺Ｕ秸啵缁岜冉习捕ǎ丝谝虮比舜罅磕舷卤苈矣兴黾樱式系厍纳缁峋萌阅鼙３盅杆俜⒄沟氖仆罚坪笃诔そ饔虻木弥鸾タ汲狈健?
1.农业。
安史之乱后，江南户数跃居首位。据《元和郡县志》统计，全国4万户以上的府州共有15个，江南9个，占56%；4000户以上的县共有164个，剑南、岭
南道达111个，而关中、河南、河东道只有39个。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人口重心的南移，北方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随之南移。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在今江苏、江西、湖南、浙江等地大量兴建陂塘堤堰。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显著多于北方，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且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江东犁已有犁壁装置，耕地时能够碎土、松土和起垅作亩，直辕已改为曲辕，因而更便于转弯和操作，说明该工具构造已相当进步。耙等工具可用于清除杂草，平整地面，使耕作更为精细。另外，山田得到开发。唐中期以后，新置的剑南、福州等山区州县，都开发了许多“山田”。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晚唐政权的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2.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唐后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集中反映在丝棉纺织业中，具有品种多，质量好，产量高的特点（《元和郡县志》卷二十
六。）。造纸业、造船业发展很显著。茶叶生产在手工业中占有显著地位，西起四川，东至湖南、江西、浙东、安徽、福建以南等50多个州，都是产茶区。当地群众通过栽茶和焙制茶叶维持生活，到唐后期，饮茶风气遍及全国，并因此在南方产生了一些大型茶园和制茶作坊，生产规模可观，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2）商业。随着南方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也趋向繁荣，表现在：①兴建起许多商业城市和市场。北方除某些重要城市继续发展以外，大多数城市因战火摧残衰落，而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商品交易繁荣，商业城市也日益增加，兴起了苏、湖、潭、鄂、福、杭、扬等城市，尤其是扬州，是米、茶叶、海盐等货物的集散地，“雄富甲天下”，商业空前繁荣，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唐代诗人用“千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壁出”等诗句来形容扬州商业的盛况，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经济地位超过长安和洛阳。杭州在中唐以前还相当冷落，但到了唐后期，“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全集文》卷三一六《杭少刺史厅壁记》。），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②货币信用机构的出现。“柜坊”和“飞钱”柜坊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贴（相当于支票）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的货币信用机构。飞钱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军府或使节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此外，海外贸易更加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广州到波斯湾，顺风90多天可以到达，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的很多，广州有其聚居的区域，可反映出对外贸易已是极普遍现象，广州、泉州、明州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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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迅速上升，扬州成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商业都会，其市容之繁盛，与长安、洛阳不相上下。五代统治时期，长江中下游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北宋统一后，加大了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到南宋时期，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黄河流域中下游经济的辉煌不再，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中心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一）长期战乱，兵连祸结，北方劳动力大量南下
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是历代政权更替的中心，故受战争影响最大。为避战乱，早在两汉之际，便开始出现北民南移现象，东晋永嘉之乱后，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两汉之际，黄河中下游一带兵争激烈，继黄巾农民起义打击之后，又遇军阀混战。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董卓离开洛阳时，纵火焚烧，洛阳及附近周围二百里内变成了一片废墟，长安城中粮价飞涨，谷一斛50万钱，豆麦一斛20万钱，军阀统治者对当地人民采取残暴的屠杀政策（《三国志·董卓传》。），致使黄河流域人民大量逃亡，“小民流移，避乱江南”（《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魏书·卫凯传》。）。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从中原往江南移民的浪潮。仅213年一次，淮南人民渡江南下就有十余万户之多。中原民众南下为江南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为江南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永嘉之乱后，又掀起了历史上一次更大规模的南移高潮。北方士族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南渡，如高平金乡（山东金乡）大族郗鉴率乡里千余家流移到广陵（江苏扬州），东莞姑募（山东诸城）大族徐澄之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于京口（今镇江）。北方人民除了随同豪强大族流移外，还有不少分散流移到南方的。在这一时期，北方人民为避战乱，陆续南下到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大约有70多万人，其中流寓江苏的有26万，安徽有17万，四川及陕南15万，湖北6万，江西、湖南各1万。这些都是在南朝时著籍之数，如加上大量未著籍及依附于大姓为客的，移民之数远不止此（《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1985。）。生产技术较先进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不仅增加了南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粪肥得到推广，适用于旱地的区种法被采用，麦、菽等北方作物也带到了南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为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南方赶上或超过北方奠定了基础。北魏统一北方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籍户口逐年增加。隋唐统一中国后，对北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加以北方经济发展历史悠久，故北方经济在隋唐时期又迅速恢复和发展，臻于鼎盛。同一时期，南方随着隋唐时期的有力统治，经济也在飞跃发展。南北经济出现同步发展之势。但到唐中叶，安史之乱后，这种南北经济相对均衡的天平开始向东南部倾斜。平定安史之乱之战前后历时7年多，给黄河流域的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叛军所
至，烧杀掠夺，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战乱下苟且余生的人民甚至“以纸为衣”（同上，卷一九五《回纥传》。）。在安史之乱时期，唐朝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西南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在这一时期，因江南地区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到江南，再次给江南增加了劳动力。而黄河流域在安史之乱后，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出现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在短短的50年时间内，中原政权更替频繁，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北方在战祸、重赋和酷刑之下，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膏壤沃野的中原地区变成了贫瘠的灾区。相对而言，南方建立的十国中，政权相对稳定，战争创伤相对较小，加以后蜀、吴、越、闽等地方政权重视经济发展，故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相对北方又有了更迅速发展的空间。
北宋统一后，采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相对地削弱了国防力量，致使边患严重。前期的契丹、西夏，后期的女真族所造成的严重边患，使北方不断受到威胁，在宋金战争中，落后部族的掠夺性入侵，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生产。如金兵第一次从汴京撤退时，沿途所施暴行，使从汴京到黄河几百里间，井邑萧条，人烟断绝；及至第二次南侵，一面强行收割民麦，一面纵兵四掠，不仅汴京附近州县惨遭焚劫，甚至“东及沂、密，西至曹、濮、衮、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麻，臭闻数百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特别是两河人民，在金人的屠杀政策下，“田野三时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南宋建立后，北方在女真贵族的落后生产方式的统治下，生产凋敝，经济衰退，至南宋时期，完成了经济中心的南移。由此可见，经常遭受战争破坏是北方经济衰落，重心南移的重要直接原因。战争使大批北方人南迁，使南方劳动力大大增加，耕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加以南方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在统治者提倡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到南宋时，南方经济已超过了北方。
（二）气候的变迁
气候是自然史的内容之一，其作用于人类史的制约意义，对于我国古代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民族尤为重要。前面已谈到我国在秦汉以前及秦汉时期因气温较现在高，黄河流域甚至以北地区还属亚热带气候，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农作物生长，而南方气候则普遍较现在高，具有暑湿特点，不如北方更适合人类生息。但这种气候条件到东汉之后发生了变化。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始，我国气候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到东汉末年平均气温比今天大约低0.7℃左右（竺可桢：《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汉时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到曹操时种橘于铜雀台已只开花不结果。由于气温变低，到晋朝时北方农作物已开始由稻向麦转换。这种情况到北宋时，同样如此。宋代的北方，比现代更冷些，有的地方寒冰期很长，如宋神宗元丰年间，一位官员于五月到达陕西岷州（今甘肃岷县）的黑松林，发现在当地穿棉衣、毛褐、絮帽乃可过，每年四五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犹未消（《文昌杂录》卷二。）。古时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这种持续气温的偏低，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物候现象势必出现迟缓。如陕西仪州（甘肃华亭）“地近陇山，节气常晚，至仲夏花木始开”（《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仪州》。）。在这一地区，节气晚了一个季度，对于农作物而言，生
长周期相应延长，如陕西沿边地酷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黏齿不可食（《鸡胁编》卷上。）。由于气候寒冷，制约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吐蕃生存和发展。由于青藏高原一带“其地大寒（盛夏积雪），不生粳稻”（《旧唐书·吐蕃传》。），粮食种植业规模小，品种少，人民生活所需的物资供给严重短缺，致使吐蕃王朝在经过一段时间兴旺后，很快又于9世纪中叶消亡了，人口也大幅度减少。相反，由于气温的变化，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条件却逐渐变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加以本身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热量充足，夏季漫长，具备了农作物生长期短、农业劳动时间长的优良条件而迅速发展了起来。
（三）北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1.生态环境的破坏。
（1）水土流失严重。历史上具有良好生态环境属于森林及森林草原地带的黄土高原，到了隋唐时期，黄河中游大范围的森林植被普遍遭到破坏，生态平衡的自我调节功能开始衰减，黄土高原失去对地表径流侵蚀的保护，冲刷重新加重，水土流失加快，黄河中挟带的泥沙开始大量淤积于中下游河道。从唐中叶起，黄河决堤明显增加，安史之乱到唐末16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溢16次。五代十国的55年中，黄河决溢年就有18年，决溢三四十处，远远超过了前代。宋元时期，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继续恶化，北宋160年间，决溢80多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元代近百年间，决溢年份有51年62次。北宋时，黄河曾三次南流夺淮入海，两次北流天津入渤海；金代黄河长期三股分流夺淮入海；元代河道更为紊乱，在下游的扇形地带上长期交叉或并行着四五条河道（高振刚：《西部开发之路》第12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黄河泛滥引起河湖淤塞，土地沙化、盐碱化，加之气候灾害，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赖以依靠的条件，黄河农耕文明自此处于显著衰退之中。
（2）风沙灾害增加。黄土高原北部靠近西北干旱区，气候比较干燥，生态环境较脆弱，森林草地一旦破坏，便会引起土地沙化，逐渐变成沙漠。如河套平原西端（今内蒙古磴口县与杭锦后旗一带），西汉武帝时移民屯垦曾开辟了一个垦区，东西汉之际，汉族人口全部撤去，垦区土地，既无人工管理，又无植被覆盖，原地表黏土层经过一段时期的耕作已被打破，覆沙裸露，大大加重了风蚀，逐步出现沙漠化现象，北宋时期已形成沙漠。西北古沙州（今敦煌市沙州县城）与古瓜州（甘肃安西县城东约50公里的锁阳城）的中间，历史上由于党河与疏勒河水的滋润，发育了河西走廊最西的两块绿洲，面积约有400平方公里，曾经在汉代时因开垦屯田，兴修水利，出现了田连阡陌，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十分活跃的繁荣景象。但经安史之乱后，河西各地除沙州外，其他的县原有人口或殒于兵燹，或逃亡流逸，或倾城而徙，人口锐减，加以吐蕃奴隶主统治集团以落后的游牧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取代原本较先进的以封建制农业为主的土地使用方式，河西大片良田沃野随之弃耕就牧，沦为荒壤（李并成：《河西走廊马营河，摆浪河下游的古城遗址及沙漠化过程初探》，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历史地理专号。）。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黄土高原北部的毛乌素沙漠，以前属森林草原地带，由于汉唐盛世时期的过度开垦，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到唐代就已“堆沙高及城堞”，到了宋代已“深在沙漠了”（方立主编：《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第5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2.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因素。
（1）战争的破坏。前已述秦汉到南宋的千多年历史中，北方几经战争摧残，农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良田沃土不时被抛荒，地表迅速沙化，加速了风沙物理活动的进行。
（2）历代大兴土木，建造房屋和宫殿，乱伐滥砍森林。秦汉时期，首度揭开了我国皇宫、皇室大规模兴建的序幕。秦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大量砍伐林木，出现“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西汉时期，王室贵族、豪强巨富“缮修第宅，连里竟巷”，也耗费大量林木资源。秦时大规模修建长城，动用了全国的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沿长城的森林备受劫难，以木烧砖，劳工吃、住、取暖，消耗木材难以计数。再加上古人的认识有限，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其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秦始皇到湘江出游，时逢大雨不能渡，于是大怒，命令3000刑徒把湘山的树木砍得一棵不剩。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山南麓及河套地区的森林植被继续遭到破坏，北魏西征夏国统万城时，就在阴山一带伐木，用于战争，许多树木葱茏的山岭变为荒山秃岭。隋末唐初，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开元年间（755年），人口已达到5300万，出现历史上第二次人口高峰，比隋末唐初增加了近一倍。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如此巨大的人口生存需要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在唐朝都城长安，人口超过百万，仅烧柴一项就对周围的森林构成严重的威胁。
（3）广种薄收的粗放农耕方式，使西北地区森林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以较原始、粗放的经营方式进行的。人类要生存，便要垦田生产。垦田本来利于生产发展，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手段，但古时人们不会把握适度。秦汉时期，在黄土高原农耕区主要是关中、晋中、豫西的平原地带推行屯垦政策，大规模毁林开荒，使黄土高原北部和广大山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汉武帝曾迁移70万人大规模开发黄土高原，将这里的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中唐以后，土地兼并和苛敛暴政日益加重，广大农民靠垦辟荒闲陂泽山原为生，使残留下来的少数林区以及大量半农半牧区迅速成为农业区。这种趋势，历经五代更加变本加厉，致使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沟谷荒陂基本上开垦殆尽。这种过度耕垦、樵采、放牧和践踏，使地表植被与表土层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地表黄沙随风泛起，或一些原已固定的沙丘活化，继而又产生风蚀与流沙的移动、堆积，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成片的沙地。
二、唐后期经济重心的开始南移及宋元时期南移的完成
（一）唐后期南方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持续近8年的安史之乱，因箭锋被阻于江淮以北，江南郧馐艽蠊婺Ｕ秸啵缁岜冉习捕ǎ丝谝虮比舜罅磕舷卤苈矣兴黾樱式系厍纳缁峋萌阅鼙３盅杆俜⒄沟氖仆罚坪笃诔そ饔虻木弥鸾タ汲狈健?
1.农业。
安史之乱后，江南户数跃居首位。据《元和郡县志》统计，全国4万户以上的府州共有15个，江南9个，占56%；4000户以上的县共有164个，剑南、岭
南道达111个，而关中、河南、河东道只有39个。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人口重心的南移，北方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随之南移。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在今江苏、江西、湖南、浙江等地大量兴建陂塘堤堰。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显著多于北方，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且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江东犁已有犁壁装置，耕地时能够碎土、松土和起垅作亩，直辕已改为曲辕，因而更便于转弯和操作，说明该工具构造已相当进步。耙等工具可用于清除杂草，平整地面，使耕作更为精细。另外，山田得到开发。唐中期以后，新置的剑南、福州等山区州县，都开发了许多“山田”。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晚唐政权的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2.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唐后期，江南地区的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集中反映在丝棉纺织业中，具有品种多，质量好，产量高的特点（《元和郡县志》卷二十
六。）。造纸业、造船业发展很显著。茶叶生产在手工业中占有显著地位，西起四川，东至湖南、江西、浙东、安徽、福建以南等50多个州，都是产茶区。当地群众通过栽茶和焙制茶叶维持生活，到唐后期，饮茶风气遍及全国，并因此在南方产生了一些大型茶园和制茶作坊，生产规模可观，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2）商业。随着南方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也趋向繁荣，表现在：①兴建起许多商业城市和市场。北方除某些重要城市继续发展以外，大多数城市因战火摧残衰落，而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商品交易繁荣，商业城市也日益增加，兴起了苏、湖、潭、鄂、福、杭、扬等城市，尤其是扬州，是米、茶叶、海盐等货物的集散地，“雄富甲天下”，商业空前繁荣，许多波斯、大食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唐代诗人用“千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壁出”等诗句来形容扬州商业的盛况，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卷二五九。），经济地位超过长安和洛阳。杭州在中唐以前还相当冷落，但到了唐后期，“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全集文》卷三一六《杭少刺史厅壁记》。），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②货币信用机构的出现。“柜坊”和“飞钱”柜坊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贴（相当于支票）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的货币信用机构。飞钱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军府或使节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此外，海外贸易更加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从广州到波斯湾，顺风90多天可以到达，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的很多，广州有其聚居的区域，可反映出对外贸易已是极普遍现象，广州、泉州、明州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