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平等和自由
经济学院 [1**********] 王景冰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先阐述美国的民主平等进程，再叙述平等实现 的过程依赖于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最后说明平等与自由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关键词：民主 平等 自由 权利 制衡
正文: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一个典型的民主制国家，其三权分立的权利制衡机制很好地保障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民主基础，即平等和自由。
但在感慨其良好政治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应看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美国民主机制能达到现在的广度和深度，得益于历史上无数次来自民间的抗争，使它不断进步完善。而即使现在，它也存在有缺陷的地方。所以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不是也不可能在于它能实现完全的平等，而在于这个制度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即它所蕴含的平等的可能性。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治权利仅仅被白人男性享有，但是权利就像是水滴，一旦下渗，就会开始沿着平面蔓延。美国的先驱之处，就在于它是第一个让权利的水滴从皇宫贵族渗向平民百姓的现代国家。第一步是权利的下渗，第二步才谈得上渗透的均匀。
美国的民主制度史，就是民权不断平等化的历史。这个过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化、平民化的过程。200多年来，国会通过的25个修宪提议中的前10条是著名的“权利法案”，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利，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比如“第一修正案”旨在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宗教自由。其他15个修正案里，有5个直接涉及选举权的扩大，另外有5个修正案涉及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第二个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化进程。从19世纪末到今天，美国的“福利社会化”经历了三个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象征的“进步主义时期”，主要的政策举措有反垄断法案的大量实践（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1911年被最高法院打碎成34家公司），打击腐败和裙带政治，工会权力的扩大和劳工保护的加强，公共健康法案，环保运动的发端。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一时期针对大萧条美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福利举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劳动法案确立了最低工资，住房法案开始给穷人提供住房补助，教育贷款法案给穷人提供教育贷款等等。第三个浪潮则是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 时期的“伟大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在这个阶段，给穷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保险的项目出台，食品券项目出台以防穷人挨饿，给低收入者提供的税收返还制度建立，提高有色人种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权法案”出台„„这些都可以体现出美国通过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不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平等化的趋势。
来自民间的抗争能取得节节胜利，也还是依赖于制度提供的空间，即人们所拥有的自由的权利——正是斗争的自由使得平等的成果变得可能。比如美国的媒体自由在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就是被《纽约时报》最先抖露出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丑闻。《圣地亚哥联合报》因为最先挖掘出前国会议员的受贿案而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美国的电视节目上每天既有对美国政府冷嘲热讽的恶搞节目，也有很多专家关于时政节目的严肃访谈和辩论。无数电影、电视、歌曲、书籍不断反思美国政治中的污点问题，在政治家耳边“警钟长鸣”。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来说，对任何问题“左中右”几派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呈现。这些媒体报道和文化产品时常让政府颜面尽失，却也常常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
美国人“权利自由意识”强烈，对自己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天赋人权”的自由斤斤计较。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们不仅仅执着于自身的权利自由，也会关注“敌人”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关塔那摩监狱里关着众多恐怖分子嫌疑人，2006年《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
年底到2003年初的某嫌疑人的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据称，这种现象在关塔那摩监狱是普遍现象。而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使美国的国际声誉大大受损。这些都表明“敌人”在落入美国手中之后，人权自由受到了严重侵害。美国民众就不干了。
不仅媒体对政府进行狂轰乱炸，民间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纽约的“人权观察”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嫌疑人提供律师援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由此看出，在美国这个民主的国家里，社会公众甚至通过种种途径尽力保障“敌人”的种种基本自由权利，从而加强巩固了整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
当平等与自由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富人该交多少税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取高取低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到底给富人征多少税，应该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至于这个平衡点到底是什么，政治哲学家们争论了这么多年，也没一个确切的结果。
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也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为了限制富人操控选举，促进各个阶层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美国的法律严格限制了个人和集团的竞选捐款数额。但这引起了自由派的反对，他们认为支持哪个政党，为其捐多少钱是个人的自由，政府无权干涉。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这一对矛盾至今仍在美国坚持不懈地博弈着，平等派不放松，自由派也不罢休。
两派之间的拉锯造成的种种妥协可能令双方都不满意，但自由和平等之间的这种张力，确是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应有的特征。它是“权利和权利”的斗争，不是“权利和权力”或者“权力和权力”的斗争，因而是政治斗争中比较人道的一种。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因而能达到利益均沾的效果。这不最能说明美国的平等与自由吗？观点不同者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因为不存在所谓彻底的谁对谁错，通过均衡互动，双方都各有进退，从而达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平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自由和平等在制度上也就达到了一个较优的平衡点,也因此维系了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美国的平等和自由
经济学院 [1**********] 王景冰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先阐述美国的民主平等进程，再叙述平等实现 的过程依赖于对自由权利的保障，最后说明平等与自由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关键词：民主 平等 自由 权利 制衡
正文: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一个典型的民主制国家，其三权分立的权利制衡机制很好地保障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民主基础，即平等和自由。
但在感慨其良好政治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应看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美国民主机制能达到现在的广度和深度，得益于历史上无数次来自民间的抗争，使它不断进步完善。而即使现在，它也存在有缺陷的地方。所以美国民主制度的先进，不是也不可能在于它能实现完全的平等，而在于这个制度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即它所蕴含的平等的可能性。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治权利仅仅被白人男性享有，但是权利就像是水滴，一旦下渗，就会开始沿着平面蔓延。美国的先驱之处，就在于它是第一个让权利的水滴从皇宫贵族渗向平民百姓的现代国家。第一步是权利的下渗，第二步才谈得上渗透的均匀。
美国的民主制度史，就是民权不断平等化的历史。这个过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化、平民化的过程。200多年来，国会通过的25个修宪提议中的前10条是著名的“权利法案”，主要内容是限制政府权利，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比如“第一修正案”旨在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宗教自由。其他15个修正案里，有5个直接涉及选举权的扩大，另外有5个修正案涉及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第二个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化进程。从19世纪末到今天，美国的“福利社会化”经历了三个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象征的“进步主义时期”，主要的政策举措有反垄断法案的大量实践（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1911年被最高法院打碎成34家公司），打击腐败和裙带政治，工会权力的扩大和劳工保护的加强，公共健康法案，环保运动的发端。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一时期针对大萧条美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福利举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劳动法案确立了最低工资，住房法案开始给穷人提供住房补助，教育贷款法案给穷人提供教育贷款等等。第三个浪潮则是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 时期的“伟大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在这个阶段，给穷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保险的项目出台，食品券项目出台以防穷人挨饿，给低收入者提供的税收返还制度建立，提高有色人种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权法案”出台„„这些都可以体现出美国通过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不同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平等化的趋势。
来自民间的抗争能取得节节胜利，也还是依赖于制度提供的空间，即人们所拥有的自由的权利——正是斗争的自由使得平等的成果变得可能。比如美国的媒体自由在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就是被《纽约时报》最先抖露出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丑闻。《圣地亚哥联合报》因为最先挖掘出前国会议员的受贿案而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美国的电视节目上每天既有对美国政府冷嘲热讽的恶搞节目，也有很多专家关于时政节目的严肃访谈和辩论。无数电影、电视、歌曲、书籍不断反思美国政治中的污点问题，在政治家耳边“警钟长鸣”。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来说，对任何问题“左中右”几派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呈现。这些媒体报道和文化产品时常让政府颜面尽失，却也常常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
美国人“权利自由意识”强烈，对自己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天赋人权”的自由斤斤计较。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们不仅仅执着于自身的权利自由，也会关注“敌人”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关塔那摩监狱里关着众多恐怖分子嫌疑人，2006年《时代》周刊公布了从2002
年底到2003年初的某嫌疑人的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据称，这种现象在关塔那摩监狱是普遍现象。而2003年底2004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使美国的国际声誉大大受损。这些都表明“敌人”在落入美国手中之后，人权自由受到了严重侵害。美国民众就不干了。
不仅媒体对政府进行狂轰乱炸，民间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纽约的“人权观察”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嫌疑人提供律师援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由此看出，在美国这个民主的国家里，社会公众甚至通过种种途径尽力保障“敌人”的种种基本自由权利，从而加强巩固了整个社会的平等和自由。
当平等与自由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富人该交多少税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取高取低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到底给富人征多少税，应该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至于这个平衡点到底是什么，政治哲学家们争论了这么多年，也没一个确切的结果。
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也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为了限制富人操控选举，促进各个阶层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美国的法律严格限制了个人和集团的竞选捐款数额。但这引起了自由派的反对，他们认为支持哪个政党，为其捐多少钱是个人的自由，政府无权干涉。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这一对矛盾至今仍在美国坚持不懈地博弈着，平等派不放松，自由派也不罢休。
两派之间的拉锯造成的种种妥协可能令双方都不满意，但自由和平等之间的这种张力，确是一个健康的政治制度应有的特征。它是“权利和权利”的斗争，不是“权利和权力”或者“权力和权力”的斗争，因而是政治斗争中比较人道的一种。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因而能达到利益均沾的效果。这不最能说明美国的平等与自由吗？观点不同者之间进行自由博弈，因为不存在所谓彻底的谁对谁错，通过均衡互动，双方都各有进退，从而达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平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自由和平等在制度上也就达到了一个较优的平衡点,也因此维系了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