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铮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是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原刊于香港信报月刊
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空账规模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中国养老金制度何去何从一直是一个政策热点。虽然学术论文并不必然具备现实性和操作性，但这次我要介绍的研究却有旗帜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为了实现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改革实在必行。更加重要的是，尽管必须要改，但却应当推迟改革的时点，因为这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当代人能获得客观的福利收益，而（相对富裕的）未来人群付出的福利损失却很少。
代际共享高速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中代际不平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2000年参加工作的职员薪酬现值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职员的6倍。由于传统家庭保险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贫困现象越来越普遍。我和三位欧洲学者即将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的论文研究了不同养老金制度对代际共享高速增长的影响。我们的理论特别适合研究中国的情况。讨论中国养老金制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给定现行法定条款和人口预期，中国养老金制度承诺的收益现值高于缴费现值。这就意味着增加缴费或降低给付的改革迟早是要推行的。一些国外经济专家指出，为了防止未来产生危机，中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像Augusto Pinochet政府主导的智利改革一样，转向基金式的养老金制度。根据我们的研究，这样的结论太过草率。如此“严格”的处方忽略了废除代际转移支付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可能产生的巨大福利损失。
当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像是西方国家引入现代养老金体制的情形。美国在1935年引入社会保障制度，力图消除老一代人口的贫困，因为很多人在大萧条中损失了很多财富。二战后，产出（和人口）增长率很高，养老金制度在西方国家大幅扩张。同时，广泛存在的金融问题抑制了私人储蓄的回报率。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很大程度上属于现收现付（Pay-As-You-Go），即职工缴费用于支付当前的养老金，而不是储蓄起来用于支付缴费人群的未来养老金。这种养老金制度很大程度上资助了相对贫困的初始老年世代：他们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却获得了养老金收益。
与之类似的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也面临着资助不幸的一代人的问题，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劳动力，并且在基本没有向养老金制度缴费的情况下退休。但是，西方案例带来的困惑恐怕比启示更多。在经济和人口增长逐渐放缓的情况下，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被普遍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负担，比如它造成了很大的税收扭曲，降低了人们储蓄的积极性。如果经济和人口增长趋缓，中国会不会后悔建立了这样的养老金制度呢？我们的研究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
我们的结果来自于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论证：如果储蓄利率长期低于工资增长率（这种情况称为“动态无效”经济），引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是双赢的，因为所有世代，包括未来世代，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当经济为动态有效时，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的主要发现是，即使这样的午餐不是免费的，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也能付得起这一餐，而且实际上还很值。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即使利率可能在未来会超过工资增长率，由于中国所面临的转型期很长，只要转型期间的工资增长率超过利率（我们估计这样的转型期会持续到2040年），向低收入退休人员支付比较慷慨的转移支付的成本就不会很高。由于几十年后参加工作的未来人群的工资很高，由他们承担上述成本只会造成很小的福利损失。
定量分析和政策实验
我们的理论模型可以让我们做一些有趣的定量分析和政策实验。定量分析养老金制度的前提是预测未来的工资和人口增长率。经济学家的预测水平经常受到质疑，我们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我们对未来二十年工资增长率的预测不算太乐观，平均在5%左右。预测城镇人口增长率（中国农村养老金制度尚在起步阶段）的准确性会更高一些。在考虑了城乡迁移的因素之后，我们发现直到2030年之前，城镇老龄人口抚养比基本上维持在20%以下。这对维持现有养老金制度而言是个好消息。
现在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改革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政策实验了。首先是调整收益的即时改革，目的是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定义这个政策为基准改革：对于所有2013年后退休的职工，永久性地大幅调低他们的替代率，从60%到39%；而对于已经退休的职工，则不会违背养老金承诺。
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三类改革。第一类称为延迟改革（Delayed Reform），也就是中国养老制度的规则直到 2050年才会发生变动（我们证实这是最优的改革时间）。之后，永久性地降低替代率，使得养老金制度实现收支平衡。相对于2013年的基准改革，现在的人群会从延迟改革中获益。在2013到2050年间退休的人群平均而言会享受到等价于其生命周期消费水平16%的福利收益。后续群体要承担延迟改革的成本。但由于他们的收入很高，福利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类改革称为完全基金制改革（FF），即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取代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养老金。我们发现2059年之后退休的人群会从FF改革中获益，而之前的人群则会受损。同样的道理，由于之前的人群收入偏低，他们的福利损失要大很多。
第三类改革是转向非基金制的现收现付制度（PAYGO），即在养老金预算平衡大条件下，替代率由抚养比内生决定。给定中国的人口转型情况，越早退休的人群从PAYGO制度中的获益越大，承担成本的则是2045年之后退休的人群。这类改革会产生相当大的福利收益，原因在于这项改革使得相对贫困的当前人群能够与未来人群共享高速经济增长的收益。此类改革所产生的税收扭曲比FF改革更大，但其福利收益超过了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下图展示了相对于基准改革，上述各类改革使得每个群体获得的福利收益。如上文所述，PAYGO和延迟改革对于早期世代产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且分别在2045和2050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世代蒙受的损失很小。相反，FF改革使得早期世代遭受大规模的损失，而未来世代的收益却很小。
在以上四种方案中，PAYGO改革的代际转移支付力度最大，创造的福利也最多，而且也有便于管理的优点。此外，除完全基金制外，其他三种改革方案模拟的都是名义账户制度（NDC）。由于PAYGO改革的重点是养老金每期收支的总体平衡，而养老金在退休职工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现有规则，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就是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名义账户制度。
我们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两个典型特征：转型期的高工资增长以及储蓄的低回报率。选取何种利率显然很重要。有些美国学者假定中国政府能够使养老基金获得12%的无风险年收益率。不出意料，他们发现完全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我们认为，中国养老基金要获得如此高的回报率是不现实的。我们的计算则是基于如下预期：中国养老基金的回报率类似于以往投资多样化（且运营良好的）养老基金所能获得的回报率，比如瑞信所提供的回报率。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再一次诠释了一个普遍的原则，即机械地将成熟经济体的政策建议照搬到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中可能是有误导性的。■
作者：宋铮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是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原刊于香港信报月刊
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空账规模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中国养老金制度何去何从一直是一个政策热点。虽然学术论文并不必然具备现实性和操作性，但这次我要介绍的研究却有旗帜鲜明的政策含义。首先，为了实现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改革实在必行。更加重要的是，尽管必须要改，但却应当推迟改革的时点，因为这意味着（相对贫困的）当代人能获得客观的福利收益，而（相对富裕的）未来人群付出的福利损失却很少。
代际共享高速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中代际不平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2000年参加工作的职员薪酬现值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职员的6倍。由于传统家庭保险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贫困现象越来越普遍。我和三位欧洲学者即将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的论文研究了不同养老金制度对代际共享高速增长的影响。我们的理论特别适合研究中国的情况。讨论中国养老金制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给定现行法定条款和人口预期，中国养老金制度承诺的收益现值高于缴费现值。这就意味着增加缴费或降低给付的改革迟早是要推行的。一些国外经济专家指出，为了防止未来产生危机，中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像Augusto Pinochet政府主导的智利改革一样，转向基金式的养老金制度。根据我们的研究，这样的结论太过草率。如此“严格”的处方忽略了废除代际转移支付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可能产生的巨大福利损失。
当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像是西方国家引入现代养老金体制的情形。美国在1935年引入社会保障制度，力图消除老一代人口的贫困，因为很多人在大萧条中损失了很多财富。二战后，产出（和人口）增长率很高，养老金制度在西方国家大幅扩张。同时，广泛存在的金融问题抑制了私人储蓄的回报率。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很大程度上属于现收现付（Pay-As-You-Go），即职工缴费用于支付当前的养老金，而不是储蓄起来用于支付缴费人群的未来养老金。这种养老金制度很大程度上资助了相对贫困的初始老年世代：他们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却获得了养老金收益。
与之类似的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也面临着资助不幸的一代人的问题，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劳动力，并且在基本没有向养老金制度缴费的情况下退休。但是，西方案例带来的困惑恐怕比启示更多。在经济和人口增长逐渐放缓的情况下，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被普遍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负担，比如它造成了很大的税收扭曲，降低了人们储蓄的积极性。如果经济和人口增长趋缓，中国会不会后悔建立了这样的养老金制度呢？我们的研究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
我们的结果来自于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论证：如果储蓄利率长期低于工资增长率（这种情况称为“动态无效”经济），引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是双赢的，因为所有世代，包括未来世代，都可以从中获益。但是当经济为动态有效时，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的主要发现是，即使这样的午餐不是免费的，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也能付得起这一餐，而且实际上还很值。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即使利率可能在未来会超过工资增长率，由于中国所面临的转型期很长，只要转型期间的工资增长率超过利率（我们估计这样的转型期会持续到2040年），向低收入退休人员支付比较慷慨的转移支付的成本就不会很高。由于几十年后参加工作的未来人群的工资很高，由他们承担上述成本只会造成很小的福利损失。
定量分析和政策实验
我们的理论模型可以让我们做一些有趣的定量分析和政策实验。定量分析养老金制度的前提是预测未来的工资和人口增长率。经济学家的预测水平经常受到质疑，我们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我们对未来二十年工资增长率的预测不算太乐观，平均在5%左右。预测城镇人口增长率（中国农村养老金制度尚在起步阶段）的准确性会更高一些。在考虑了城乡迁移的因素之后，我们发现直到2030年之前，城镇老龄人口抚养比基本上维持在20%以下。这对维持现有养老金制度而言是个好消息。
现在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改革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政策实验了。首先是调整收益的即时改革，目的是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定义这个政策为基准改革：对于所有2013年后退休的职工，永久性地大幅调低他们的替代率，从60%到39%；而对于已经退休的职工，则不会违背养老金承诺。
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三类改革。第一类称为延迟改革（Delayed Reform），也就是中国养老制度的规则直到 2050年才会发生变动（我们证实这是最优的改革时间）。之后，永久性地降低替代率，使得养老金制度实现收支平衡。相对于2013年的基准改革，现在的人群会从延迟改革中获益。在2013到2050年间退休的人群平均而言会享受到等价于其生命周期消费水平16%的福利收益。后续群体要承担延迟改革的成本。但由于他们的收入很高，福利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类改革称为完全基金制改革（FF），即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取代以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养老金。我们发现2059年之后退休的人群会从FF改革中获益，而之前的人群则会受损。同样的道理，由于之前的人群收入偏低，他们的福利损失要大很多。
第三类改革是转向非基金制的现收现付制度（PAYGO），即在养老金预算平衡大条件下，替代率由抚养比内生决定。给定中国的人口转型情况，越早退休的人群从PAYGO制度中的获益越大，承担成本的则是2045年之后退休的人群。这类改革会产生相当大的福利收益，原因在于这项改革使得相对贫困的当前人群能够与未来人群共享高速经济增长的收益。此类改革所产生的税收扭曲比FF改革更大，但其福利收益超过了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下图展示了相对于基准改革，上述各类改革使得每个群体获得的福利收益。如上文所述，PAYGO和延迟改革对于早期世代产生了很大的福利收益，且分别在2045和2050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世代蒙受的损失很小。相反，FF改革使得早期世代遭受大规模的损失，而未来世代的收益却很小。
在以上四种方案中，PAYGO改革的代际转移支付力度最大，创造的福利也最多，而且也有便于管理的优点。此外，除完全基金制外，其他三种改革方案模拟的都是名义账户制度（NDC）。由于PAYGO改革的重点是养老金每期收支的总体平衡，而养老金在退休职工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现有规则，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就是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名义账户制度。
我们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两个典型特征：转型期的高工资增长以及储蓄的低回报率。选取何种利率显然很重要。有些美国学者假定中国政府能够使养老基金获得12%的无风险年收益率。不出意料，他们发现完全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我们认为，中国养老基金要获得如此高的回报率是不现实的。我们的计算则是基于如下预期：中国养老基金的回报率类似于以往投资多样化（且运营良好的）养老基金所能获得的回报率，比如瑞信所提供的回报率。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研究再一次诠释了一个普遍的原则，即机械地将成熟经济体的政策建议照搬到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中可能是有误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