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建勇薛达元赵富伟王艳杰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3年07期
生物多样性通常包括种内、种间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1]。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34984种，居世界第3位；脊椎动物6445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3.7％；已查明真菌种类约1万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4％；据不完全统计，有栽培作物1339种，家养动物品种576个[2]1。此外，中国还拥有森林、灌丛、草甸、草原、荒漠和湿地等陆地生态系统以及黄海、东海、南海和黑潮流域大海洋生态系统，包括10个植被型组、29个植被型和560余个群系[2]1，[3]1，[4]5；《中国植被图》记录了全国11个植被类型组、55个植被型和960个植被群系和亚群系[5]。虽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但在近20多a，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该文基于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从生物多样性调查、濒危等级评价、就地与迁地保护以及保护政策与规划等方面介绍近20 a中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相关研究的进展，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1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研究进展
1.1 生物多样性调查
国内外生物学家早在200多a前就开始对中国的生物区系进行调查与标本采集，但对中国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调查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展开。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植被及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查，出版了各类志书。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物多样性调查主要集中在重点区域或重要类群的调查。如20世纪90年代，国家林业局(原国家林业部)组织开展了全国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189种(含变种)植物和25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中国加入的其他公约或协定中规定保护的物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环境指示种及生态关键种进行了调查[4]17,[6]。国家、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还开展了各类专项调查，如1999—2001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的第3次大熊猫调查[7]。农业部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大巴山(含川西南)和黔南桂西山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以及三峡库区和“京九”开发山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2002—200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组织专家对191种农业野生近缘植物进行了调查，经过整理和分析，编写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要略》[8]。2004年起，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实施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联合执法检查和调查”项目，项目第1阶段(2004—2009年)组织全国专家陆续对重点地区和重点物种及遗传资源开展调查工作，所调查资源类型包括农作物和家畜家禽种质资源以及水生生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等；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简称《战略与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的新要求，项目第2阶段(2010—2011年)组织数十家单位数百名研究人员对云南、广西和贵州3省(自治区)优先区26县(市、区)县域生物多样性开展综合示范调查[9]。1997—2000年开展的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大陆框架环境和资源调查，出版了专著报告多卷；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国家海洋局实施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908专项)，涉及了海洋生物的调查；2004年中国参加了“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取得了显著进展[10]。2009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又启动了“编写《中国植被志》”项目，计划联合全国植被生态学家，对中国主要的植被群系和群系组进行全面系统地描述，第1批先选定了“羊草草原和草甸”、“云杉林”和“水青冈林”[5]。可见，近20多a来，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已有的部分工作对于全面掌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还未产生实质效果。
1.2 濒危等级评价
1.2.1 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评价
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评估是认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在2008年召开的第4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了专门工作组，着手建立类似于物种灭绝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对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进行评估。最终的目标是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确定生态系统的受威胁等级，建立生态系统红色名录[11]。2011年4月10—11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举办了“生态系统受威胁程度评估办法的培训班”，邀请IUCN生态系统受威胁程度评估工作的负责人Jon Paul Rodríguez博士对学员进行了培训。陈国科等[12]以辽河三角洲为例，利用Rodríguez等提出的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综合评估标准体系，完成了针对辽河三角洲滨海芦苇湿地、草地、翅碱蓬(Suaeda salsa)盐化草甸和丘陵灌丛4种主要自然植被的受威胁等级评估。生态系统濒危等级评价工作已在中国率先开展，为以后更全面地开展此类工作奠定了基础。
1.2.2 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
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1991年中国出版了《中国植物红皮书》第1册，收录了388种稀有濒危植物；《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共分4卷：鸟类、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兽类)于1998年正式出版；汪松等运用IUCN物种受威胁等级标准评估了动物界和植物界物种10211种，2004—2005年出版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3卷[5]。2006—2012年，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组织全国专家，在IUCN红色名录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物种受威胁程度评价体系，并完成了中国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和高等植物的濒危等级评价工作，初步提出陆生脊椎动物灭绝级(Ex)5种，功能性灭绝级(PE)30种，濒危级(En)343种，受胁级(T)459种，关注级(C)439种，无危级(Lc)1032种，数据缺乏(DD)329种[13]和受威胁植物3836种。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确定物种优先保护顺序和制定濒危物种保护策略的重要依据，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是中国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植物保护名录，名录物种分为Ⅰ和Ⅱ两个保护级别，但划分依据不同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IUCN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张殷波等[14]基于植物标本信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记录，获取了大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数据，利用IUCN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以及该标准在地区水平上的应用指南，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包括已经发布的第1批和未发布的第2批)中的所有2177个物种进行了濒危等级的初步评估，然后聘请专家对评估结果进行审核和修订，最终确定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濒危等级，将评估结果与现有的保护等级进行比较和分析，并讨论了保护名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中国较早地开展了物种濒危等级评价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不同版本的濒危物种名录，但各名录都是依据当时掌握的资料评价完成的，只反映了当时的受威胁情况。随着对其分布数据等各项评价指标的进一步掌握和保护成效的取得，濒危物种名录需要不断更新。
1.3 就地保护现状研究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自1956年中国建立第1个自然保护区以来，截至2011年底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640个，总面积约14971万hm[2]，其中陆域面积14333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9%[15]。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速度减缓，特别是2007—2009年3 a内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仅增加10个，保护区总面积前所未有地出现下降趋势，3 a内共减少413.5万hm[2]，主要原因是部分自然保护区大幅度调整了范围，同时也说明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已从抢救性建立、数量和面积规模快速增长阶段，进入了质量提高阶段[16]。自然保护区建设正在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图1 近20 a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动态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但评价保护区的合理布局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陈雅涵等[17]通过收集截至2007年中国建立的2047个保护区的有关资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了这些保护区的分布现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包括保护的植被类型、野生保护物种以及热点地区，提出了保护存在的空缺地和保护区布局改进建议。苑虎等[18]通过收集截至2008年中国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料，结合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标本数据库，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植物物种”数据库，分析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1批)中所列物种的就地保护状况。“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联合执法检查和调查”项目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保护区内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QUAN等[16]对中国535个保护区的管理现状进行了调查评估。目前，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的评估工作还不够全面，如苑虎等只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1批)的就地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估，没有包括该名录第2批物种。同时，完整的保护区本底数据对于就地保护现状分析特别重要，目前中国很多保护区缺乏完整准确地物种本底编目，基础数据的缺乏影响物种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此外，珍稀濒危物种就地保护成效评估工作也需开展。
1.4 迁地保护现状研究
建立植物园和动物园是珍稀濒危物种迁地保护的主要手段。据统计，截至2007年9月，中国已建有各类植物园(树木园)234座，其中植物园有180多个，引种保存的高等植物约2万种，占中国植物区系成分的60％～70％[20－21]。中国目前有180多个动物园和公园的动物展区(园中园)，通过对68家动物园的访问和函调(2007—2008年)显示，68家动物园共饲养了789种动物，比20世纪90年代初增加180余种[22]。此外，2007年，中国建立了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GBOWS)，到2009年，已收集主要在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的31999份种质材料，已鉴定4866种[23]。此外，迁地保护的野外回归工作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周翔等[24]系统介绍了珍稀濒危植物的回归理论，并列举了成功案例。
1.5 保护政策与规划
为更好地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政府于1994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独立的一章，并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列入第1批优先项目计划中。国务院于199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明确提出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自然保护区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切实做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25]。
鉴于中国生物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问题还很突出，为全面加强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3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开展生物物种资源调查，做好生物物种资源编目工作，制定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基础能力建设等[26]。根据《通知》的要求，2005—2007年，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会同科学技术部、农业部、林业局、中国科学院、中医药管理局以及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制定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国务院同意，该规划纲要已于2007年10月由环境保护部等17个部委发布，并由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实施。
2007—2009年，环境保护部牵头组织10多个相关部门推荐的60多位各学科专家，研究并制定了《战略与行动计划》，该计划将作为今后20 a乃至更长时期的行动纲领，提出新时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计划和一系列优先项目，用以指导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27－28]。2008年，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此外，《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年)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国家、部门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近年来，中国发布的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很多，如何有效地落实规划内容更为重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都在编制各种规划、战略等，一个好的规划、战略等文件需要资金支持来落实规划内容。可考虑适当开展规划内容执行情况评估，以促进规划、战略等的实施效率。
1.6 其他研究进展
中国不仅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而且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绩[29－30]，增强了相关国际项目的参与性，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到很好的支撑和辅助作用。此外，生物入侵作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入侵生物编目、入侵机制和监测预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31]。同时，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履约进程的推进，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等方面也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研究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2 讨论
为了有效地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需要可靠的生物多样性分布信息[32]。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虽然以往开展了大量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但由于财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过去调查工作主要针对特定类群或薄弱区域开展，对于掌握全国或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还有一定距离。同时，近几十年的调查仅仅限于个别地区或少数物种类群，甚至一些调查数据、标本和资料还集中在个人手里，缺乏全国范围内系统而全面的调查和对现有零散调查成果的系统整合，很多物种分布数据没有掌握，本底不是很清楚。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对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行客观评估和有效监测的基础。由于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的缺乏，目前中国生物多样性评价大多以省(市、区)为单元[33]。要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就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长期、持续和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34]。物种本底数据是科学保护与决策的基础[35－36]。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以经纬度范围为基础的拉网式物种资源普查，如瑞典以25 km[2]为一个方格，德国以100 km[2]为一个方格。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掌握生物多样性本底，还有利于长期监测。
2010年9月15日，国务院第126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了《战略与行动计划》，该计划在其优先领域系统地提出开展生物多样性的调查、评估和监测。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2010—2011年，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云南、广西和贵州3省(自治区)26县(市、区)县域生物多样性综合示范调查，取得了成功经验[8]。示范调查结果显示，物种分布数据信息缺失严重，新物种、中国新记录或省级新分布物种大量存在，过去的调查工作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反映生物多样性本底现状，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本底不清，这影响了对其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制约了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有效开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记录和管理都是以行政单元进行的。同时，过去的工作多以省(市、自治区)为单元，物种分布数据多记录到县级水平，已不能满足更精确地研究与保护管理需求。因此，建议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在开展生物多样性普查的同时，选择符合条件的样点，建立固定样线(方、点等)，作为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永久观察点，进行定期观察，获得动态数据，形成地区乃至全国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体系。此外，需要关注珍稀濒危物种以外其他物种的保护以及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并深化保护区的管理质量。同时，要完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现有法规的执法力度。
作者介绍：武建勇，赵富伟，王艳杰，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薛达元，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E-mail:xuedayuan＠hotmail.com（江苏 南京 210042）。
作者：武建勇薛达元赵富伟王艳杰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3年07期
生物多样性通常包括种内、种间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1]。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34984种，居世界第3位；脊椎动物6445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3.7％；已查明真菌种类约1万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4％；据不完全统计，有栽培作物1339种，家养动物品种576个[2]1。此外，中国还拥有森林、灌丛、草甸、草原、荒漠和湿地等陆地生态系统以及黄海、东海、南海和黑潮流域大海洋生态系统，包括10个植被型组、29个植被型和560余个群系[2]1，[3]1，[4]5；《中国植被图》记录了全国11个植被类型组、55个植被型和960个植被群系和亚群系[5]。虽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但在近20多a，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该文基于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从生物多样性调查、濒危等级评价、就地与迁地保护以及保护政策与规划等方面介绍近20 a中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相关研究的进展，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1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研究进展
1.1 生物多样性调查
国内外生物学家早在200多a前就开始对中国的生物区系进行调查与标本采集，但对中国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调查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展开。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植被及各类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查，出版了各类志书。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物多样性调查主要集中在重点区域或重要类群的调查。如20世纪90年代，国家林业局(原国家林业部)组织开展了全国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189种(含变种)植物和25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中国加入的其他公约或协定中规定保护的物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环境指示种及生态关键种进行了调查[4]17,[6]。国家、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还开展了各类专项调查，如1999—2001年，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的第3次大熊猫调查[7]。农业部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大巴山(含川西南)和黔南桂西山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以及三峡库区和“京九”开发山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2002—200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组织专家对191种农业野生近缘植物进行了调查，经过整理和分析，编写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要略》[8]。2004年起，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实施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联合执法检查和调查”项目，项目第1阶段(2004—2009年)组织全国专家陆续对重点地区和重点物种及遗传资源开展调查工作，所调查资源类型包括农作物和家畜家禽种质资源以及水生生物、观赏植物、药用植物、野生动植物和微生物等；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简称《战略与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的新要求，项目第2阶段(2010—2011年)组织数十家单位数百名研究人员对云南、广西和贵州3省(自治区)优先区26县(市、区)县域生物多样性开展综合示范调查[9]。1997—2000年开展的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大陆框架环境和资源调查，出版了专著报告多卷；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国家海洋局实施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908专项)，涉及了海洋生物的调查；2004年中国参加了“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取得了显著进展[10]。2009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又启动了“编写《中国植被志》”项目，计划联合全国植被生态学家，对中国主要的植被群系和群系组进行全面系统地描述，第1批先选定了“羊草草原和草甸”、“云杉林”和“水青冈林”[5]。可见，近20多a来，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已有的部分工作对于全面掌握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还未产生实质效果。
1.2 濒危等级评价
1.2.1 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评价
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评估是认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在2008年召开的第4次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了专门工作组，着手建立类似于物种灭绝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对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进行评估。最终的目标是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确定生态系统的受威胁等级，建立生态系统红色名录[11]。2011年4月10—11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举办了“生态系统受威胁程度评估办法的培训班”，邀请IUCN生态系统受威胁程度评估工作的负责人Jon Paul Rodríguez博士对学员进行了培训。陈国科等[12]以辽河三角洲为例，利用Rodríguez等提出的生态系统受威胁等级综合评估标准体系，完成了针对辽河三角洲滨海芦苇湿地、草地、翅碱蓬(Suaeda salsa)盐化草甸和丘陵灌丛4种主要自然植被的受威胁等级评估。生态系统濒危等级评价工作已在中国率先开展，为以后更全面地开展此类工作奠定了基础。
1.2.2 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
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1991年中国出版了《中国植物红皮书》第1册，收录了388种稀有濒危植物；《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共分4卷：鸟类、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兽类)于1998年正式出版；汪松等运用IUCN物种受威胁等级标准评估了动物界和植物界物种10211种，2004—2005年出版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3卷[5]。2006—2012年，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组织全国专家，在IUCN红色名录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物种受威胁程度评价体系，并完成了中国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和高等植物的濒危等级评价工作，初步提出陆生脊椎动物灭绝级(Ex)5种，功能性灭绝级(PE)30种，濒危级(En)343种，受胁级(T)459种，关注级(C)439种，无危级(Lc)1032种，数据缺乏(DD)329种[13]和受威胁植物3836种。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确定物种优先保护顺序和制定濒危物种保护策略的重要依据，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是中国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植物保护名录，名录物种分为Ⅰ和Ⅱ两个保护级别，但划分依据不同于国际上普遍采用的IUCN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张殷波等[14]基于植物标本信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记录，获取了大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地理分布数据，利用IUCN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以及该标准在地区水平上的应用指南，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包括已经发布的第1批和未发布的第2批)中的所有2177个物种进行了濒危等级的初步评估，然后聘请专家对评估结果进行审核和修订，最终确定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濒危等级，将评估结果与现有的保护等级进行比较和分析，并讨论了保护名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中国较早地开展了物种濒危等级评价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不同版本的濒危物种名录，但各名录都是依据当时掌握的资料评价完成的，只反映了当时的受威胁情况。随着对其分布数据等各项评价指标的进一步掌握和保护成效的取得，濒危物种名录需要不断更新。
1.3 就地保护现状研究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自1956年中国建立第1个自然保护区以来，截至2011年底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640个，总面积约14971万hm[2]，其中陆域面积14333万hm[2]，占国土面积的14.9%[15]。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速度减缓，特别是2007—2009年3 a内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仅增加10个，保护区总面积前所未有地出现下降趋势，3 a内共减少413.5万hm[2]，主要原因是部分自然保护区大幅度调整了范围，同时也说明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已从抢救性建立、数量和面积规模快速增长阶段，进入了质量提高阶段[16]。自然保护区建设正在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图1 近20 a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动态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区，但评价保护区的合理布局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陈雅涵等[17]通过收集截至2007年中国建立的2047个保护区的有关资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了这些保护区的分布现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包括保护的植被类型、野生保护物种以及热点地区，提出了保护存在的空缺地和保护区布局改进建议。苑虎等[18]通过收集截至2008年中国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料，结合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标本数据库，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植物物种”数据库，分析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1批)中所列物种的就地保护状况。“全国生物物种资源联合执法检查和调查”项目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保护区内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QUAN等[16]对中国535个保护区的管理现状进行了调查评估。目前，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的评估工作还不够全面，如苑虎等只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1批)的就地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估，没有包括该名录第2批物种。同时，完整的保护区本底数据对于就地保护现状分析特别重要，目前中国很多保护区缺乏完整准确地物种本底编目，基础数据的缺乏影响物种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此外，珍稀濒危物种就地保护成效评估工作也需开展。
1.4 迁地保护现状研究
建立植物园和动物园是珍稀濒危物种迁地保护的主要手段。据统计，截至2007年9月，中国已建有各类植物园(树木园)234座，其中植物园有180多个，引种保存的高等植物约2万种，占中国植物区系成分的60％～70％[20－21]。中国目前有180多个动物园和公园的动物展区(园中园)，通过对68家动物园的访问和函调(2007—2008年)显示，68家动物园共饲养了789种动物，比20世纪90年代初增加180余种[22]。此外，2007年，中国建立了西南野生种质资源库(GBOWS)，到2009年，已收集主要在中国西南地区分布的31999份种质材料，已鉴定4866种[23]。此外，迁地保护的野外回归工作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周翔等[24]系统介绍了珍稀濒危植物的回归理论，并列举了成功案例。
1.5 保护政策与规划
为更好地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政府于1994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独立的一章，并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列入第1批优先项目计划中。国务院于199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明确提出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自然保护区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的《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切实做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25]。
鉴于中国生物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问题还很突出，为全面加强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3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开展生物物种资源调查，做好生物物种资源编目工作，制定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基础能力建设等[26]。根据《通知》的要求，2005—2007年，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会同科学技术部、农业部、林业局、中国科学院、中医药管理局以及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制定了《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经国务院同意，该规划纲要已于2007年10月由环境保护部等17个部委发布，并由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实施。
2007—2009年，环境保护部牵头组织10多个相关部门推荐的60多位各学科专家，研究并制定了《战略与行动计划》，该计划将作为今后20 a乃至更长时期的行动纲领，提出新时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计划和一系列优先项目，用以指导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27－28]。2008年，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此外，《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199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年)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国家、部门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近年来，中国发布的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很多，如何有效地落实规划内容更为重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都在编制各种规划、战略等，一个好的规划、战略等文件需要资金支持来落实规划内容。可考虑适当开展规划内容执行情况评估，以促进规划、战略等的实施效率。
1.6 其他研究进展
中国不仅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而且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绩[29－30]，增强了相关国际项目的参与性，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起到很好的支撑和辅助作用。此外，生物入侵作为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入侵生物编目、入侵机制和监测预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31]。同时，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履约进程的推进，中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等方面也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研究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2 讨论
为了有效地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需要可靠的生物多样性分布信息[32]。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虽然以往开展了大量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但由于财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过去调查工作主要针对特定类群或薄弱区域开展，对于掌握全国或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还有一定距离。同时，近几十年的调查仅仅限于个别地区或少数物种类群，甚至一些调查数据、标本和资料还集中在个人手里，缺乏全国范围内系统而全面的调查和对现有零散调查成果的系统整合，很多物种分布数据没有掌握，本底不是很清楚。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对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行客观评估和有效监测的基础。由于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的缺乏，目前中国生物多样性评价大多以省(市、区)为单元[33]。要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就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长期、持续和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34]。物种本底数据是科学保护与决策的基础[35－36]。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以经纬度范围为基础的拉网式物种资源普查，如瑞典以25 km[2]为一个方格，德国以100 km[2]为一个方格。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掌握生物多样性本底，还有利于长期监测。
2010年9月15日，国务院第126次常务会议审议批准了《战略与行动计划》，该计划在其优先领域系统地提出开展生物多样性的调查、评估和监测。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2010—2011年，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展了云南、广西和贵州3省(自治区)26县(市、区)县域生物多样性综合示范调查，取得了成功经验[8]。示范调查结果显示，物种分布数据信息缺失严重，新物种、中国新记录或省级新分布物种大量存在，过去的调查工作不能准确客观全面地反映生物多样性本底现状，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本底不清，这影响了对其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制约了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有效开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记录和管理都是以行政单元进行的。同时，过去的工作多以省(市、自治区)为单元，物种分布数据多记录到县级水平，已不能满足更精确地研究与保护管理需求。因此，建议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在开展生物多样性普查的同时，选择符合条件的样点，建立固定样线(方、点等)，作为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永久观察点，进行定期观察，获得动态数据，形成地区乃至全国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体系。此外，需要关注珍稀濒危物种以外其他物种的保护以及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并深化保护区的管理质量。同时，要完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现有法规的执法力度。
作者介绍：武建勇，赵富伟，王艳杰，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薛达元，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E-mail:xuedayuan＠hotmail.com（江苏 南京 21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