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回顾与思考
摘 要 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知识经济已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在近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史为鉴，深刻反思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探寻其成长、辉煌与衰落的内外在原因，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从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两个角度解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由此给出建设性的思考启示。 主题词 中国古代科技 成就 回顾 思考
在科学发展史上，近代科学的兴起只占了很短的一段历史，但它所创造的辉煌却是人类几千年来都无法相比的，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现代科学思想体系让人类的进步以无以伦比的速度向前发展，人类文明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技术已跃然成为第一生产力。回顾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其理性的科学思维体系与求真的科学精神让我们不由地反思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16世纪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着辉煌的成就，占据着世界领先的地位，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能在中国产生，而且还急剧地衰落呢？“李约瑟难题”在过去的80多年间给了我们多方位多角度的追问与反思，它如一头大象一样，我们如盲人摸象般不断得出很多感性、或许是理性的结论，盲人摸象的故事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重复地演绎着，我们在争论中追究着根本性的东西，如盲人间的争执，无休无止，我们也在对比中，不断地论道着中西文化的好坏，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难题的结论本身就是多维的，而真正的关键是得出的每一个成因是不是让我们真正得到反思，真正地自省与改造，否则，即使再过百年，难题还是难题，那我们的后人又该如何评述呢？我们不能老是反思而没有建树，不能老是为正宗而不思进取。大浪淘沙，历史终究有着自己的选择，它是公正的，它只会青睐于理性而重于行、求真而乐于改的民族。在对所有因素的搜索中，民族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给了我很深的思考，这两点也许只是大象的身体和鼻子，但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代及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不是虚骄而滞，需要的是自信中的理性与批判性思维而非自我的膨胀。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再次审视“李
约瑟难题”，以求让我们能叩问自我，在反思中切实地改进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第一章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回顾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到春秋战国，再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以及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历经两汉、宋元两次发展高潮， 中国科学技术在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也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1科技成就
中国的科学技术很早就有了高度的发展，秦汉到南北朝，一些主要的学科体系和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已基本形成，冶铸、化工、造船、建筑等重要的技术也趋于成熟，到隋唐宋元，则有了更大的发展，一直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其间最为璀璨且举世闻名的是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它们对推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向更新的领域探索起了巨大作用。
数学，中国是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之一，是筹算和珠算以及相应计算工具的的创造者，秦汉时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先后总结了古代和东汉以前的数学成就，前者书中记录的勾股定理比西方早了500年，而后者奠定了数学以计算为中心的体系，在当时都是极为先进的；在三国和南北朝时期刘徽的“徽率”和祖冲之的“祖率”，最早提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同时把圆周率数值精确推算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数，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在隋唐时王孝通《缉古算经》创造出了一元三次方程的解法，是世界数学史上的重大成就，而南宋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创造出高次方程的解法，比西方早800年。
地理，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方位的“候风地动仪”,并首次正确解释了月食是由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其地动仪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西汉“马王堆”汉墓彩色城邑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朝徐霞客及其《游记》都是中国古代突出的地理文献；在天文学方面，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西汉的《太初历》第一次把24节气订入历法，
唐朝的僧一行《大衍历》是根据日影实测确定,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而北宋沈括的“十二气历”，依时令气节制定,不置闰月,利于农耕,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元朝郭守敬《授时历》比较科学,其回归年长度与现行公历相同,却比现行公历早300 年；赤道坐标使中国成为最早使用赤道坐标的国家，而《石氏星表》就是依据赤道坐标观测和记录恒星的科学结果，从而确立古代中国在星象观测方面的领先地位。同样，浑仪也是依据赤道坐标而制作的观测仪器，它经过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进一步革新，成为在望远镜发明以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在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十分突出。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连，正因为这样，都江堰、郑国渠、龙首渠、黄河大堤、海塘等我国古代水利工程都是闻名世界的杰作，它们都集中反映出在我国古代对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在农学与工艺上，早在西汉时就有农书《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更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科技成就,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农学主要成就是混合选择法和人工杂交育种；在医学上，《黄帝内经》从经络学说、四诊法和针灸疗法三个最基本、最独特也是运用最广泛的医学成就反映传统中医学的本质面貌；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书中提到的不少药方现在仍在采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系统总结了我国16 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和成就,大大丰富了药品的种类，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1.2 突出特点
1.2.1 发展的延续性
在中国这块疆土上产生的古代科学技术,几千年来一直在延续地发展 着.总的进程未曾中断,受到外来的影响不多,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古代 科技文明不甚相同。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希腊,在奴隶社会都 创造过辉煌的科技成就,但都在外族入侵或不明的原因下中断,未能在后来 的封建社会中延续。古代阿拉伯则完全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 科学技术。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端于本国的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后,虽时缓时速,但一直在继续发展,直至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后才逐渐 衰落。其延续发展的时间跨度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1.2.2 与封建社会同兴衰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约 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至秦汉时期形成体系,此后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 上升而进步,在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宋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到明清 以后,又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科学技术的许多学科和门类日渐停滞。尤其 是在欧洲崛起的近代科学技术面前,逐渐相形见组。可见,古代中国科学技 术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以至衰落,是同封建 社会的总进程休戚相关的。在这方面,恰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几乎没有任 何科学技术上的建树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1.2.3注重实用,理论薄弱
古希腊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理论性较强,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正是古代中国科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科学基 本上都是实用性的。如农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很 少有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天文学基本上就是为制订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 测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问题,更未深入研究宇宙结构模型。数学 始终是以计算见长,注重解释实际问题,理论性的研究相当薄弱。医学是个 例外,中医有较深厚的基础理论。西方近代科技传入后,其他传统科学各学 科逐步为其所取代。
第二章 中国古代科技衰落的原因
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民主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在向西方不断的学习与反省中快速地向前推进，但实事求是地讲，总体的科学技术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模仿性的跟随仍是突出的主流，原创性的基础性创新依然十分脆弱，带着这样的问题再来反思中国古代科技衰落的原因，可以看出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消极因素。而这些消极的因素及作用下的行为，对科
学技术的影响是十分显性和突出的。
2.1 价值取向下的行为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滔滔不绝的长江大河之水一样源远流长，都有其精华与璀璨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时间的久远，总会有一些污垢的东西积淀下来，而这些沉积下来的东西又往往会发粘，甚至粘得你不能前行或产生怪异的行为。
在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官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在中国可谓历史源远流长，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官本位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其生存惯性很大，对社会影响依然很深。中国人有着对权力极度崇拜的劣根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造成权力的至高无上，权力的绝对化和神圣化，让国人把对权力的崇拜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权力的欲望，自古以来当官发财就成读书人的唯一追求。学习是为了做官，为了走仕途。“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仿佛只有当个一官半职才能显示人生的价值，才能光宗耀祖，仿佛只有动心者才是有出息的人，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外，其他人仍是一文不值的工匠，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在经历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渐渐固化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即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而做其他的诸如自然科学之类的东西就只能是工匠级别的标准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官”上，人的价值也体现在“官”上，衣锦还乡才会受到社会的追宠。想的是治天下的雄伟气势，那有闲暇管工匠之下等劳事。我们常说，行为决定于动机，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官，那当然就不可能产生自然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呢？
在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着打击别人的勇气，《春秋》责备贤者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观念，习惯于在鸡蛋里找骨头，习惯与责备别人，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即使有些人有创新的想法或行为，在一种担心下也只能是低调地行事，个性在群体意识的压抑下，很难得到最大的张扬，久而久之变得规矩而小心翼翼，创造的勇气就会在环境的打击下渐渐地衰退，很难走的远；与之相反的另一种群体的传统习性是捧杀，这就是当一个人稍微有一定成绩的时候，耳朵就不容易灵光了，眼镜也容易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在环境的奉承、吹捧下开始自我的膨胀，头脑开始发热，热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以为自己成了全才，在这样的自我满足与周围的环境的吹捧中，让我们很难提升出创造性
的思维和彻底的追求真理的原动力。而这样的自我膨胀的心理也是我们在经历千年的领先后变得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了，闭锁的心态也使我们丧失了向外学习的能力。
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几千年下来包容的胸襟不够，从人的角度看，我们都普遍情绪化很重，主观的意念很强，这点突出地表现在“面子”上，而为了所谓的“面子”我们又花了太多的精力与资源了，为了“面子”的虚表，我们在求真的道路上扭曲了，我们可以不管事实的真相，只追求自我脸面的神采，即使在这个面子下都是一些不好的，甚至是完全背离事实的东西，光鲜的外表也许本来就是用一个错误来达到的，但为了它的持续，我们要用更多的错误去掩盖，可怜地很努力地骑着旋转木马在一圈一圈的在原地打转，没有丝毫的进步；为了“面子”，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走入歧途，本来仅仅是观点的不同或许是角度的不同，却在情绪和徒有虚名的权威下，变得虚骄而使双方变成恩怨的战争，并从此不相往来，并极度地针对，进而演绎为“窝里斗”，相互使劲地拽着往后拖，这样就使一个事业越来越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中国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以来崇尚于“中庸”,喜欢在是和非的中间再找一个别的答案，喜欢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寻求平衡，讲求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去追究事情的根本和答案，以为是把问题摆平了，但事实上问题只是被埋藏或许是换了一种形态存在着，当它再一次显现出来时，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中庸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其本质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确定你要达到的目的，那跟随的才谈得上思维和行事的方式。当你选定的是“和稀泥”，你就会选择暧昧的态度，想得到一个好的自以为好的结果，却不知往往丧失立场带来更坏的结果，动机决定了你的行为。中国人一直讲“做事容易，做人难”，似乎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尤其是权贵者的颜色，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想的第一点是人际关系问题，想的是权贵者的想法，而不是实事求是和自我的理性判断和想法，就这样渐渐地失去思维能力和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更谈不上创新了。
从商鞅变法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次变革中，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变革者或许是试图变革者都没有落得一个好的下场，保守者的全力宣扬，“枪打出头鸟”恫吓着那些企图创新与变革的人，儒家学派也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且不知天下那样那样的好事，量变到质变的不断积累，在你还没有知觉间就已经把你甩得很远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应该说在最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国人的进步，这样的结果使中国人思维收敛，在价值取向上更为的趋于保护既得利益，行为上更是坚强的保守意识，整天知
道的就是拼死保着自己认为习惯了的东西，固执地以为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且不知世界之大，变化之快，作用因素之多，早已在不断的加速状态下淘汰着这样的想法，世界已经变成了领先者的世界了！
西方从古希腊那些思想家那里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求真理，而中国从古代圣贤那里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求名利，这使我们做事情仅是一种手段，不去探讨事情如何做的精细，不讲求技术，总爱幻想一步登天，总想走捷径，总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周易》中体现出的机会率让中国人产生的侥幸心和投机心理，总想一夜发财，这种心理让多数人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在名利这样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使中国人的思想在骨髓里有很强的功利性，也让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特征。对现实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就失去了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好奇心的确实让我们对事物仅满足在一个模糊的概念上，当然也就缺乏分类的能力，也就产生不了明确的范畴概念，自然就产生不了科学。
人的行为是由本质动机所决定的，动机的根源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价值环境导向，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和民族本身存在一些劣根性，且这些劣根性从古到今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依旧有一些顽固地生存和繁衍着，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反省着，但要真正的根除这些价值观念与行为，却需要我们付出勇气和代价，需要个性的张扬和群体价值观的革命和行为上的破除，这是必须的，否则，李约瑟难题会不断演绎下去，时代需要进步，一个民族也需要反省并与时俱进，只有在创新和抛弃中才能快速地向前。
2.2 落后的传统思维模式
中国科学技术近代的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显性的病象，引起的病因应该是多发的，有外因，也有内因，有天气的问题，有土壤的问题，当然更有种子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一夜间，我们突然开始失落，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天朝顷刻变得如此的落后，我们在整个民族饱受欺凌后，探寻着改变之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痛苦的撕裂中我们逐步开始蜕变，中西文化在激烈的碰撞着，我们在反思和吸收中提升着自己，在革命和传承中改变着自己，也在开放中追赶着世界。
在对“李约瑟难题”的追寻和当今中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对比思考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影响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除了上述的价值取向等民族劣根性的改变外，改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发展的土壤和天气，而自我的思维却是
决定着我们会怎样生长的内因。
在对西方现代思维的剖析中可以看出，现代思维虽然需要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但更需要清明的理性。从总体上看，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并没有得到发展和体现。
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我们的主流思维是形象思维，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这导致我们很难清楚地认识未知的世界，也不能清楚地讨论问题，概念的模糊常常让我们停留在偷换概念、转换概念和诡辩中，对概念的轻视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的，也就自然不可能使我们的思维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了。在中国传统思维中特别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只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很难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这样就极易产生不可知论，也就缺少积极性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反观西方的理性思维，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习惯于用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揭示事物的本质，它认识的结果是确定的，不是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其思维形式是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以此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然中国人的感性思维不仅概念模糊且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不太可能对客体做出准确的判断，更难以认识事物的本质。
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研究是中国进步缓慢的重要因素。西方科学的发达，是由于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科学实证方法和已分析归纳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方法，思维上更注重于智慧的逻辑和思辨，注重实证和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的哲人、思想家，但却基本没有一个人进入思维领域本身的研究，思维科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几乎是空白，对思维科学研究的缺失，不仅让我们既没有哲学的理论体系，也使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不可能形成学科体系，如中国古代科学在天文历法、农业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都处于科学实验和经验现象记录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古代几何学也属于对日常事物的形象思维，没有形成逻辑推理，四大发明背后也缺乏理论知识，导致难有发展的后劲。
中国传统思维是混乱而僵化的。概念的僵化带来了思维的僵化，宋朝以后，中国人的思维僵化加速，到了明朝以后我们的思维就完全固化了，僵化得不能够正常思维了。缺乏抽象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走向形式化并固化为思维定势造成了我们形式与内容的脱节，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道德和行为的脱节，内心和话语的脱节，以至于最后脸和面的脱节，思维定势与客观存在失去了对接，思维习惯和感知的表象和本质都不能配套，形成了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西方的辩证法理论系统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形式逻辑又源于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就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结果，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是知性认识，而没有知性就到不了理性，但遗憾的是形而上学方法在中国没有形成气候，进而辩证方法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就只能向诡辩和不可捉摸的方向发展，加上没有理性思维，这就必然会导致思维的混乱，思维的混乱必陷入思维的怪圈，进而必陷入僵化，思维的僵化又进一步导致概念的进一步僵化，如此恶性循环，使本来就模糊的概念加上了僵化的光环，更使我们的思维形式凝固在更模糊的状态中，这让我们对所有的东西都仅仅关注在表面上了，以至于产生上述诸多的脱节。表和里的脱节使我们失去了对本质的追求，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可能只是表面功夫就能催生的。
中国的传统思维严重地缺失批判性。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西方思想家的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发展，但在中国的传承正好相反，讲究的是“师承”，而所谓的师承则是就是学生的发言、辩论、学术都不能超过他老师告诉的范围，否则，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可能是违法的行为，这样的禁锢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扼杀、僵化，如孔子的所有学生都没能够超过老师，没能有一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在这样奴性文化的影响下，又怎能谈得上独立思考呢？西方是在怀疑和批判中进步，中国是在诠释遵从中徘徊和衰落，这样的因果循环让中国科学技术渐渐放慢进步的脚步，最终在量变的过程中彻底实现了落后的质变，西方文明在很多的领域取代了中国原有的知识积累。
可能大家要问：“既然中国传统思维这样的存在问题，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又怎会创造出那样的辉煌呢？”其实，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科学技术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上带来的，古代的科技形态多以经验型的技术为主，中国众多的人口，广泛的社会生产实践，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经验积累，自然科学技术和发现比西方多；而近代的科技创新是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点的，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是难以实现的，故此，中国就很难跟上科学的快速发展。
2.3 其他的作用因素
前序中我提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其中心的思想就是表达对难题的追索我们必须是系统而全面的，多角度地看问题才是辩证和客观的，当然在故事中我们已经对大象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也知道七个盲人的综合就是真实的大象，但对“李约瑟难题”我们缺乏整体的认识，只能就自我的一孔只见谈论观点，绝不能以为探得了问题的全部，要是这样我们也就成了
盲人，在自以为是中会成为后人啼笑的主角。在所有学者的思考中，不论是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论、科举制度论、还是重文轻技、重道轻器、重农轻商，以及儒家思想和人口众多与满清统治等，我认为都是作用的因素之一，只是作用的程度不同、作用的阶段不同而已，这些原因中有交叉，有因果的关系，但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和改变自己，我们长久以来都善于唇舌之战，总结教训多却又不断地重复着错误，改变自己很难，但落到实处的改变才是我们民族兴旺的基石。
第三章 现代的启示
电影《阿凡达》的奇妙与超现实的想象让我们再次领略了思维创新与现代科技的力量，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拍摄出这样的影片，也许电影中的奇境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思维或许说想象能力，一部电影反映出的差距如此，而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又差多少呢？现代我们几千万的科研人员所创造的领先性和首创性领域还是如此之少，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自我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改进。
3.1 科学思维模式的构建
我们注意到尽管通过近代的持续推进和改变，但科学的思维模式并没有渗透到中国的知识文化层面，更没有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毛孔里。我们的教育尽管建立了现代的学科培养体系，但不能忽略的是，教育中对思维能力训练的缺失，能力素质和创新精神胆气培养的淡化已让我们从学前的教育到大学的教育，都是死记硬背，都是套路性和刻板化的说教，为考试而考试的僵化训练正让受教育者的思维和知识逐步地死板，不能脱离书本，博学的记忆终究不能变化为创新的能力。我们已经追赶了西方一百多年了，但基本上还是跟随与模仿，现代新型学科的产生依旧不能在中国起源，基础性研究领域的突破微乎其微，创新能力需要的科学思维能力必须着力训练，否则，落后还是必然，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
科学思维模式的建立取决于认识态度和方法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必须首先要有开放的观念，承认差距的勇气和行为，必须把视野放于世界的范围，放下架子，虚心的同外部进行交流和学习；其次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和勇气，没有批判的眼光和态度, 就不能冲破僵化半僵化的模式、框架,就难于从封闭的、狭窄的视野中解脱出来, 开拓新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批判性。从实质上说,所有科学的发现都是对以往理论的批判。真正的科学态度决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和权威的观点。因此, 通过客观的、平等的、融洽的讨论和不同观点的争鸣, 才能破除旧的思维方式建立现代
科学的思维方式；第三，要对数学、逻辑学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培养我们对概念的清晰，对分析问题精确化、量化的意识要求，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思维趋于理性而更多剔除感性的因素；第四，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知识结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结构的改革, 必然导致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或推进新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现代思维的开放性、求异性和多向性都必须立足于合理的知识结构之上才能建立；第五，着力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仍然是重要的关键环节，思维的训练必须从小抓起，因为思维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在受教育阶段。
3.2 克服自我的劣根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环境等外因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我们从8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要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崇尚的首要价值观，就必须克服传统认识中的丑陋意识与狭隘自私的行为，不仅要在观念上和口头上，更重要的是行动上着力打造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制和激励体系，加强全民族的素质教育，构建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根深蒂固的名利思想必须被科学的求真精神所替代，长久以来内斗的行为必须被团结、同舟共济的认识所毁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快追赶的步伐，不再让难题重演。
结束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站在历史的彼岸，在为古代中国的衰落扼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是用来借鉴、用来反思的，而不是用来骄傲的资本，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才不会落后于时代。当今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经济与科学已经没有了国界，开放的竞争环境让我们必须面对各种文化的冲击，一个国家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实力才是强盛的根本，用旧时代的知识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必然行不通，我们唯有与时俱进、树立科学发展观，抓紧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让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称雄世界的古老帝国重振雄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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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回顾与思考
摘 要 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知识经济已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在近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史为鉴，深刻反思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探寻其成长、辉煌与衰落的内外在原因，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从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两个角度解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并由此给出建设性的思考启示。 主题词 中国古代科技 成就 回顾 思考
在科学发展史上，近代科学的兴起只占了很短的一段历史，但它所创造的辉煌却是人类几千年来都无法相比的，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现代科学思想体系让人类的进步以无以伦比的速度向前发展，人类文明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技术已跃然成为第一生产力。回顾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其理性的科学思维体系与求真的科学精神让我们不由地反思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16世纪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着辉煌的成就，占据着世界领先的地位，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能在中国产生，而且还急剧地衰落呢？“李约瑟难题”在过去的80多年间给了我们多方位多角度的追问与反思，它如一头大象一样，我们如盲人摸象般不断得出很多感性、或许是理性的结论，盲人摸象的故事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重复地演绎着，我们在争论中追究着根本性的东西，如盲人间的争执，无休无止，我们也在对比中，不断地论道着中西文化的好坏，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难题的结论本身就是多维的，而真正的关键是得出的每一个成因是不是让我们真正得到反思，真正地自省与改造，否则，即使再过百年，难题还是难题，那我们的后人又该如何评述呢？我们不能老是反思而没有建树，不能老是为正宗而不思进取。大浪淘沙，历史终究有着自己的选择，它是公正的，它只会青睐于理性而重于行、求真而乐于改的民族。在对所有因素的搜索中，民族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给了我很深的思考，这两点也许只是大象的身体和鼻子，但我觉得很重要，因为现代及未来的中国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不是虚骄而滞，需要的是自信中的理性与批判性思维而非自我的膨胀。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再次审视“李
约瑟难题”，以求让我们能叩问自我，在反思中切实地改进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第一章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回顾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到春秋战国，再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以及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历经两汉、宋元两次发展高潮， 中国科学技术在16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也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1科技成就
中国的科学技术很早就有了高度的发展，秦汉到南北朝，一些主要的学科体系和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已基本形成，冶铸、化工、造船、建筑等重要的技术也趋于成熟，到隋唐宋元，则有了更大的发展，一直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其间最为璀璨且举世闻名的是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它们对推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向更新的领域探索起了巨大作用。
数学，中国是最早采用十进位制的国家之一，是筹算和珠算以及相应计算工具的的创造者，秦汉时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先后总结了古代和东汉以前的数学成就，前者书中记录的勾股定理比西方早了500年，而后者奠定了数学以计算为中心的体系，在当时都是极为先进的；在三国和南北朝时期刘徽的“徽率”和祖冲之的“祖率”，最早提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同时把圆周率数值精确推算到小数点后的第七位数，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在隋唐时王孝通《缉古算经》创造出了一元三次方程的解法，是世界数学史上的重大成就，而南宋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创造出高次方程的解法，比西方早800年。
地理，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方位的“候风地动仪”,并首次正确解释了月食是由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其地动仪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西汉“马王堆”汉墓彩色城邑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朝徐霞客及其《游记》都是中国古代突出的地理文献；在天文学方面，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西汉的《太初历》第一次把24节气订入历法，
唐朝的僧一行《大衍历》是根据日影实测确定,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历法。而北宋沈括的“十二气历”，依时令气节制定,不置闰月,利于农耕,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元朝郭守敬《授时历》比较科学,其回归年长度与现行公历相同,却比现行公历早300 年；赤道坐标使中国成为最早使用赤道坐标的国家，而《石氏星表》就是依据赤道坐标观测和记录恒星的科学结果，从而确立古代中国在星象观测方面的领先地位。同样，浑仪也是依据赤道坐标而制作的观测仪器，它经过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进一步革新，成为在望远镜发明以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都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在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十分突出。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连，正因为这样，都江堰、郑国渠、龙首渠、黄河大堤、海塘等我国古代水利工程都是闻名世界的杰作，它们都集中反映出在我国古代对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在农学与工艺上，早在西汉时就有农书《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更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天工开物》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科技成就,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农学主要成就是混合选择法和人工杂交育种；在医学上，《黄帝内经》从经络学说、四诊法和针灸疗法三个最基本、最独特也是运用最广泛的医学成就反映传统中医学的本质面貌；而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阐述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书中提到的不少药方现在仍在采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系统总结了我国16 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和成就,大大丰富了药品的种类，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1.2 突出特点
1.2.1 发展的延续性
在中国这块疆土上产生的古代科学技术,几千年来一直在延续地发展 着.总的进程未曾中断,受到外来的影响不多,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古代 科技文明不甚相同。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希腊,在奴隶社会都 创造过辉煌的科技成就,但都在外族入侵或不明的原因下中断,未能在后来 的封建社会中延续。古代阿拉伯则完全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 科学技术。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端于本国的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后,虽时缓时速,但一直在继续发展,直至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后才逐渐 衰落。其延续发展的时间跨度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1.2.2 与封建社会同兴衰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约 春秋战国时期奠定基础,至秦汉时期形成体系,此后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 上升而进步,在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宋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到明清 以后,又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科学技术的许多学科和门类日渐停滞。尤其 是在欧洲崛起的近代科学技术面前,逐渐相形见组。可见,古代中国科学技 术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以至衰落,是同封建 社会的总进程休戚相关的。在这方面,恰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几乎没有任 何科学技术上的建树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1.2.3注重实用,理论薄弱
古希腊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理论性较强,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正是古代中国科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科学基 本上都是实用性的。如农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很 少有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天文学基本上就是为制订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 测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问题,更未深入研究宇宙结构模型。数学 始终是以计算见长,注重解释实际问题,理论性的研究相当薄弱。医学是个 例外,中医有较深厚的基础理论。西方近代科技传入后,其他传统科学各学 科逐步为其所取代。
第二章 中国古代科技衰落的原因
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民主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在向西方不断的学习与反省中快速地向前推进，但实事求是地讲，总体的科学技术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模仿性的跟随仍是突出的主流，原创性的基础性创新依然十分脆弱，带着这样的问题再来反思中国古代科技衰落的原因，可以看出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消极因素。而这些消极的因素及作用下的行为，对科
学技术的影响是十分显性和突出的。
2.1 价值取向下的行为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滔滔不绝的长江大河之水一样源远流长，都有其精华与璀璨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时间的久远，总会有一些污垢的东西积淀下来，而这些沉积下来的东西又往往会发粘，甚至粘得你不能前行或产生怪异的行为。
在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官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在中国可谓历史源远流长，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官本位依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其生存惯性很大，对社会影响依然很深。中国人有着对权力极度崇拜的劣根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造成权力的至高无上，权力的绝对化和神圣化，让国人把对权力的崇拜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权力的欲望，自古以来当官发财就成读书人的唯一追求。学习是为了做官，为了走仕途。“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仿佛只有当个一官半职才能显示人生的价值，才能光宗耀祖，仿佛只有动心者才是有出息的人，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外，其他人仍是一文不值的工匠，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在经历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渐渐固化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即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而做其他的诸如自然科学之类的东西就只能是工匠级别的标准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官”上，人的价值也体现在“官”上，衣锦还乡才会受到社会的追宠。想的是治天下的雄伟气势，那有闲暇管工匠之下等劳事。我们常说，行为决定于动机，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追求的价值取向是官，那当然就不可能产生自然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呢？
在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着打击别人的勇气，《春秋》责备贤者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观念，习惯于在鸡蛋里找骨头，习惯与责备别人，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即使有些人有创新的想法或行为，在一种担心下也只能是低调地行事，个性在群体意识的压抑下，很难得到最大的张扬，久而久之变得规矩而小心翼翼，创造的勇气就会在环境的打击下渐渐地衰退，很难走的远；与之相反的另一种群体的传统习性是捧杀，这就是当一个人稍微有一定成绩的时候，耳朵就不容易灵光了，眼镜也容易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在环境的奉承、吹捧下开始自我的膨胀，头脑开始发热，热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以为自己成了全才，在这样的自我满足与周围的环境的吹捧中，让我们很难提升出创造性
的思维和彻底的追求真理的原动力。而这样的自我膨胀的心理也是我们在经历千年的领先后变得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了，闭锁的心态也使我们丧失了向外学习的能力。
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几千年下来包容的胸襟不够，从人的角度看，我们都普遍情绪化很重，主观的意念很强，这点突出地表现在“面子”上，而为了所谓的“面子”我们又花了太多的精力与资源了，为了“面子”的虚表，我们在求真的道路上扭曲了，我们可以不管事实的真相，只追求自我脸面的神采，即使在这个面子下都是一些不好的，甚至是完全背离事实的东西，光鲜的外表也许本来就是用一个错误来达到的，但为了它的持续，我们要用更多的错误去掩盖，可怜地很努力地骑着旋转木马在一圈一圈的在原地打转，没有丝毫的进步；为了“面子”，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走入歧途，本来仅仅是观点的不同或许是角度的不同，却在情绪和徒有虚名的权威下，变得虚骄而使双方变成恩怨的战争，并从此不相往来，并极度地针对，进而演绎为“窝里斗”，相互使劲地拽着往后拖，这样就使一个事业越来越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中国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以来崇尚于“中庸”,喜欢在是和非的中间再找一个别的答案，喜欢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寻求平衡，讲求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去追究事情的根本和答案，以为是把问题摆平了，但事实上问题只是被埋藏或许是换了一种形态存在着，当它再一次显现出来时，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中庸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其本质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确定你要达到的目的，那跟随的才谈得上思维和行事的方式。当你选定的是“和稀泥”，你就会选择暧昧的态度，想得到一个好的自以为好的结果，却不知往往丧失立场带来更坏的结果，动机决定了你的行为。中国人一直讲“做事容易，做人难”，似乎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尤其是权贵者的颜色，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想的第一点是人际关系问题，想的是权贵者的想法，而不是实事求是和自我的理性判断和想法，就这样渐渐地失去思维能力和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更谈不上创新了。
从商鞅变法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次变革中，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变革者或许是试图变革者都没有落得一个好的下场，保守者的全力宣扬，“枪打出头鸟”恫吓着那些企图创新与变革的人，儒家学派也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且不知天下那样那样的好事，量变到质变的不断积累，在你还没有知觉间就已经把你甩得很远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应该说在最大程度上阻止了中国人的进步，这样的结果使中国人思维收敛，在价值取向上更为的趋于保护既得利益，行为上更是坚强的保守意识，整天知
道的就是拼死保着自己认为习惯了的东西，固执地以为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且不知世界之大，变化之快，作用因素之多，早已在不断的加速状态下淘汰着这样的想法，世界已经变成了领先者的世界了！
西方从古希腊那些思想家那里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求真理，而中国从古代圣贤那里传承下来的人生哲学是追求名利，这使我们做事情仅是一种手段，不去探讨事情如何做的精细，不讲求技术，总爱幻想一步登天，总想走捷径，总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周易》中体现出的机会率让中国人产生的侥幸心和投机心理，总想一夜发财，这种心理让多数人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在名利这样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使中国人的思想在骨髓里有很强的功利性，也让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特征。对现实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就失去了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好奇心的确实让我们对事物仅满足在一个模糊的概念上，当然也就缺乏分类的能力，也就产生不了明确的范畴概念，自然就产生不了科学。
人的行为是由本质动机所决定的，动机的根源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价值环境导向，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和民族本身存在一些劣根性，且这些劣根性从古到今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依旧有一些顽固地生存和繁衍着，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反省着，但要真正的根除这些价值观念与行为，却需要我们付出勇气和代价，需要个性的张扬和群体价值观的革命和行为上的破除，这是必须的，否则，李约瑟难题会不断演绎下去，时代需要进步，一个民族也需要反省并与时俱进，只有在创新和抛弃中才能快速地向前。
2.2 落后的传统思维模式
中国科学技术近代的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显性的病象，引起的病因应该是多发的，有外因，也有内因，有天气的问题，有土壤的问题，当然更有种子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开始，一夜间，我们突然开始失落，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天朝顷刻变得如此的落后，我们在整个民族饱受欺凌后，探寻着改变之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痛苦的撕裂中我们逐步开始蜕变，中西文化在激烈的碰撞着，我们在反思和吸收中提升着自己，在革命和传承中改变着自己，也在开放中追赶着世界。
在对“李约瑟难题”的追寻和当今中外科学技术发展的对比思考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影响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除了上述的价值取向等民族劣根性的改变外，改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发展的土壤和天气，而自我的思维却是
决定着我们会怎样生长的内因。
在对西方现代思维的剖析中可以看出，现代思维虽然需要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但更需要清明的理性。从总体上看，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并没有得到发展和体现。
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我们的主流思维是形象思维，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这导致我们很难清楚地认识未知的世界，也不能清楚地讨论问题，概念的模糊常常让我们停留在偷换概念、转换概念和诡辩中，对概念的轻视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的，也就自然不可能使我们的思维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了。在中国传统思维中特别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只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很难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这样就极易产生不可知论，也就缺少积极性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反观西方的理性思维，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习惯于用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揭示事物的本质，它认识的结果是确定的，不是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其思维形式是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以此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然中国人的感性思维不仅概念模糊且带有过多的情感色彩，不太可能对客体做出准确的判断，更难以认识事物的本质。
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研究是中国进步缓慢的重要因素。西方科学的发达，是由于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科学实证方法和已分析归纳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方法，思维上更注重于智慧的逻辑和思辨，注重实证和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的哲人、思想家，但却基本没有一个人进入思维领域本身的研究，思维科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几乎是空白，对思维科学研究的缺失，不仅让我们既没有哲学的理论体系，也使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不可能形成学科体系，如中国古代科学在天文历法、农业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都处于科学实验和经验现象记录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古代几何学也属于对日常事物的形象思维，没有形成逻辑推理，四大发明背后也缺乏理论知识，导致难有发展的后劲。
中国传统思维是混乱而僵化的。概念的僵化带来了思维的僵化，宋朝以后，中国人的思维僵化加速，到了明朝以后我们的思维就完全固化了，僵化得不能够正常思维了。缺乏抽象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走向形式化并固化为思维定势造成了我们形式与内容的脱节，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道德和行为的脱节，内心和话语的脱节，以至于最后脸和面的脱节，思维定势与客观存在失去了对接，思维习惯和感知的表象和本质都不能配套，形成了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西方的辩证法理论系统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形式逻辑又源于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就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结果，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是知性认识，而没有知性就到不了理性，但遗憾的是形而上学方法在中国没有形成气候，进而辩证方法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就只能向诡辩和不可捉摸的方向发展，加上没有理性思维，这就必然会导致思维的混乱，思维的混乱必陷入思维的怪圈，进而必陷入僵化，思维的僵化又进一步导致概念的进一步僵化，如此恶性循环，使本来就模糊的概念加上了僵化的光环，更使我们的思维形式凝固在更模糊的状态中，这让我们对所有的东西都仅仅关注在表面上了，以至于产生上述诸多的脱节。表和里的脱节使我们失去了对本质的追求，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可能只是表面功夫就能催生的。
中国的传统思维严重地缺失批判性。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西方思想家的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发展，但在中国的传承正好相反，讲究的是“师承”，而所谓的师承则是就是学生的发言、辩论、学术都不能超过他老师告诉的范围，否则，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可能是违法的行为，这样的禁锢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扼杀、僵化，如孔子的所有学生都没能够超过老师，没能有一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在这样奴性文化的影响下，又怎能谈得上独立思考呢？西方是在怀疑和批判中进步，中国是在诠释遵从中徘徊和衰落，这样的因果循环让中国科学技术渐渐放慢进步的脚步，最终在量变的过程中彻底实现了落后的质变，西方文明在很多的领域取代了中国原有的知识积累。
可能大家要问：“既然中国传统思维这样的存在问题，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又怎会创造出那样的辉煌呢？”其实，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科学技术发展阶段的适应性上带来的，古代的科技形态多以经验型的技术为主，中国众多的人口，广泛的社会生产实践，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经验积累，自然科学技术和发现比西方多；而近代的科技创新是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点的，没有理性思维的支撑是难以实现的，故此，中国就很难跟上科学的快速发展。
2.3 其他的作用因素
前序中我提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其中心的思想就是表达对难题的追索我们必须是系统而全面的，多角度地看问题才是辩证和客观的，当然在故事中我们已经对大象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也知道七个盲人的综合就是真实的大象，但对“李约瑟难题”我们缺乏整体的认识，只能就自我的一孔只见谈论观点，绝不能以为探得了问题的全部，要是这样我们也就成了
盲人，在自以为是中会成为后人啼笑的主角。在所有学者的思考中，不论是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论、科举制度论、还是重文轻技、重道轻器、重农轻商，以及儒家思想和人口众多与满清统治等，我认为都是作用的因素之一，只是作用的程度不同、作用的阶段不同而已，这些原因中有交叉，有因果的关系，但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和改变自己，我们长久以来都善于唇舌之战，总结教训多却又不断地重复着错误，改变自己很难，但落到实处的改变才是我们民族兴旺的基石。
第三章 现代的启示
电影《阿凡达》的奇妙与超现实的想象让我们再次领略了思维创新与现代科技的力量，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能拍摄出这样的影片，也许电影中的奇境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思维或许说想象能力，一部电影反映出的差距如此，而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又差多少呢？现代我们几千万的科研人员所创造的领先性和首创性领域还是如此之少，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自我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改进。
3.1 科学思维模式的构建
我们注意到尽管通过近代的持续推进和改变，但科学的思维模式并没有渗透到中国的知识文化层面，更没有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毛孔里。我们的教育尽管建立了现代的学科培养体系，但不能忽略的是，教育中对思维能力训练的缺失，能力素质和创新精神胆气培养的淡化已让我们从学前的教育到大学的教育，都是死记硬背，都是套路性和刻板化的说教，为考试而考试的僵化训练正让受教育者的思维和知识逐步地死板，不能脱离书本，博学的记忆终究不能变化为创新的能力。我们已经追赶了西方一百多年了，但基本上还是跟随与模仿，现代新型学科的产生依旧不能在中国起源，基础性研究领域的突破微乎其微，创新能力需要的科学思维能力必须着力训练，否则，落后还是必然，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
科学思维模式的建立取决于认识态度和方法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必须首先要有开放的观念，承认差距的勇气和行为，必须把视野放于世界的范围，放下架子，虚心的同外部进行交流和学习；其次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和勇气，没有批判的眼光和态度, 就不能冲破僵化半僵化的模式、框架,就难于从封闭的、狭窄的视野中解脱出来, 开拓新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批判性。从实质上说,所有科学的发现都是对以往理论的批判。真正的科学态度决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和权威的观点。因此, 通过客观的、平等的、融洽的讨论和不同观点的争鸣, 才能破除旧的思维方式建立现代
科学的思维方式；第三，要对数学、逻辑学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培养我们对概念的清晰，对分析问题精确化、量化的意识要求，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思维趋于理性而更多剔除感性的因素；第四，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知识结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结构的改革, 必然导致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或推进新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现代思维的开放性、求异性和多向性都必须立足于合理的知识结构之上才能建立；第五，着力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仍然是重要的关键环节，思维的训练必须从小抓起，因为思维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在受教育阶段。
3.2 克服自我的劣根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环境等外因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我们从8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要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崇尚的首要价值观，就必须克服传统认识中的丑陋意识与狭隘自私的行为，不仅要在观念上和口头上，更重要的是行动上着力打造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制和激励体系，加强全民族的素质教育，构建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根深蒂固的名利思想必须被科学的求真精神所替代，长久以来内斗的行为必须被团结、同舟共济的认识所毁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快追赶的步伐，不再让难题重演。
结束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站在历史的彼岸，在为古代中国的衰落扼腕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是用来借鉴、用来反思的，而不是用来骄傲的资本，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才不会落后于时代。当今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经济与科学已经没有了国界，开放的竞争环境让我们必须面对各种文化的冲击，一个国家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实力才是强盛的根本，用旧时代的知识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必然行不通，我们唯有与时俱进、树立科学发展观，抓紧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让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称雄世界的古老帝国重振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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