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薄文军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9月7日召开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有最新消息显示，国家的空气行动计划将于下周公布，包括交通拥堵费在内的多项分解任务将在全国范围内施行。（2013年9月8日东南快报）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说，在国家和社会管理问题上，要耐得住性情，急不得，武断不得，折腾不得。国家管理是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能各自为政，不能将更多常规工作上升到非常规层面。
同样是国家机关、部门单位，你分管的问题不好处理，就忽悠政府用收税、收费、罚款来解决。别的部门单位遇到棘手的问题也想以收税、收费、罚款来解决，那老百姓的负担该有多重？还怎么继续生活？动辄用收税、收费、罚款来解决问题，将陷国家于何地？当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底层承担的税费太重，老百姓难以承担、怨声载道吗？那些无所事事的官员、喜欢拍脑袋的专家，三天两头给国家出主意增加收税、收费、罚款，到底想做什么？
不容否认，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也是需要通过收税、收费、罚款的办法来解决的。但在收税、收费、罚款的许可问题上，要有一个权威部门统一管理，不能政出多门。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关（比如全国人大），将各部门提报的针对基层群众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都摆到桌面上，看看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少，还能不能继续增加，还能不能轻松承担。不但如此，以后每有新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提报上来，都要先把以前有的、正在实行的项目找出来，累计一下，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能不能增容？其他一些省市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地方政策，也要如法进行，由同级人大机关把针对基层的全国、全省、全市性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先摆到桌子上，看看眼前的桌面到底还能不能再摆开新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
正如前些年有些评论所说的，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城市征收“交通拥堵费”，是建立在人家整个城市公车极少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的国家，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单位拥有大量公车。如果收取交通拥堵费，那么这些公车由于是由单位埋单会成为道路上的“特权阶层”，收不收费对他们毫无影响。甚至于，因为“交通拥堵费”会纳入政府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那些公车所有单位可能一方面在照章缴纳“交通拥堵费”，另一方面却在以另一种形式享受这一非税收入的二次分配。或者因为缴纳“交通拥堵费”造成增支，而得到相应财政补贴。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所谓“交通拥堵费”最终由谁来埋单？私家车，中等收入家庭。在公车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征收交通拥堵费，必然会形成道路资源利用的一种不公平，必然会让私家车主寒心。毫无疑问，征收“交通拥堵费”，真正受伤的是主要那些正在上升中的“中等收入阶层”，而且目前我们更多的收税、收费、罚款都是针对这个阶层的。不要以为“中等收入阶层”不是底层老百姓，这个人群区间正是我们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人口聚集区，是底层老百姓个人发展、奋斗的方向，是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群体经常受到压榨、受到盘剥、受到误伤、受到重创，底层老百姓就会迷失奋斗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就会失去富裕自强的信心，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无序发展，我们的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追求将会遭遇“负能量”。
退一步讲，许多政策出台，针对大城市可能是可行的，但针对中小城市则有可能是没必要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因为聚集了更多的部门单位，聚集了更多的教育、卫生、文化、科技资源，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办事，甚至会有人长住京城、省城等待批文、陪老人看病、陪孩子读书。因为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这些特大型城市其实已经是在畸形发展。而我们的许多官员、许多专家学者整天就是生活在这种畸形的生存空间里。他们耳闻目睹的信息，跟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生活并不对称。只拿北京、上海的道路、社区印象为全国制订普适性的政策，当然不合理，也不科学。以“交通拥堵费”为例，完全可以不搞什么全国性的“一刀切”的政策，哪个城市确实拥堵得没有办法了，就在哪个城市实行好了。这样还能促使社会资源和人口往中小城市流动，把大城市的高校资源、医疗卫生资源、文化艺术资源、项目资金资源往中小城市转移一部分，有效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我们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因为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是一个伟大的国度能够红红火火发展到今天。而今，借着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语境，笔着斗胆提出一个同样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在今后发展中必须努力避免两个怪圈，走出历史宿命论。一是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防止陷入“起于宣传，终于宣传”的怪圈；二是要轻徭薄赋，防止陷入“起与抗税，终于抗税”的怪圈。
□ 薄文军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提到的拥堵费引起广泛热议。9月7日召开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有最新消息显示，国家的空气行动计划将于下周公布，包括交通拥堵费在内的多项分解任务将在全国范围内施行。（2013年9月8日东南快报）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说，在国家和社会管理问题上，要耐得住性情，急不得，武断不得，折腾不得。国家管理是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能各自为政，不能将更多常规工作上升到非常规层面。
同样是国家机关、部门单位，你分管的问题不好处理，就忽悠政府用收税、收费、罚款来解决。别的部门单位遇到棘手的问题也想以收税、收费、罚款来解决，那老百姓的负担该有多重？还怎么继续生活？动辄用收税、收费、罚款来解决问题，将陷国家于何地？当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闹革命，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底层承担的税费太重，老百姓难以承担、怨声载道吗？那些无所事事的官员、喜欢拍脑袋的专家，三天两头给国家出主意增加收税、收费、罚款，到底想做什么？
不容否认，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也是需要通过收税、收费、罚款的办法来解决的。但在收税、收费、罚款的许可问题上，要有一个权威部门统一管理，不能政出多门。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关（比如全国人大），将各部门提报的针对基层群众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都摆到桌面上，看看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少，还能不能继续增加，还能不能轻松承担。不但如此，以后每有新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提报上来，都要先把以前有的、正在实行的项目找出来，累计一下，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能不能增容？其他一些省市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地方政策，也要如法进行，由同级人大机关把针对基层的全国、全省、全市性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先摆到桌子上，看看眼前的桌面到底还能不能再摆开新的收税、收费、罚款项目。
正如前些年有些评论所说的，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城市征收“交通拥堵费”，是建立在人家整个城市公车极少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的国家，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单位拥有大量公车。如果收取交通拥堵费，那么这些公车由于是由单位埋单会成为道路上的“特权阶层”，收不收费对他们毫无影响。甚至于，因为“交通拥堵费”会纳入政府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那些公车所有单位可能一方面在照章缴纳“交通拥堵费”，另一方面却在以另一种形式享受这一非税收入的二次分配。或者因为缴纳“交通拥堵费”造成增支，而得到相应财政补贴。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所谓“交通拥堵费”最终由谁来埋单？私家车，中等收入家庭。在公车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征收交通拥堵费，必然会形成道路资源利用的一种不公平，必然会让私家车主寒心。毫无疑问，征收“交通拥堵费”，真正受伤的是主要那些正在上升中的“中等收入阶层”，而且目前我们更多的收税、收费、罚款都是针对这个阶层的。不要以为“中等收入阶层”不是底层老百姓，这个人群区间正是我们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人口聚集区，是底层老百姓个人发展、奋斗的方向，是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群体经常受到压榨、受到盘剥、受到误伤、受到重创，底层老百姓就会迷失奋斗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就会失去富裕自强的信心，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无序发展，我们的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追求将会遭遇“负能量”。
退一步讲，许多政策出台，针对大城市可能是可行的，但针对中小城市则有可能是没必要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因为聚集了更多的部门单位，聚集了更多的教育、卫生、文化、科技资源，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办事，甚至会有人长住京城、省城等待批文、陪老人看病、陪孩子读书。因为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这些特大型城市其实已经是在畸形发展。而我们的许多官员、许多专家学者整天就是生活在这种畸形的生存空间里。他们耳闻目睹的信息，跟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生活并不对称。只拿北京、上海的道路、社区印象为全国制订普适性的政策，当然不合理，也不科学。以“交通拥堵费”为例，完全可以不搞什么全国性的“一刀切”的政策，哪个城市确实拥堵得没有办法了，就在哪个城市实行好了。这样还能促使社会资源和人口往中小城市流动，把大城市的高校资源、医疗卫生资源、文化艺术资源、项目资金资源往中小城市转移一部分，有效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我们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因为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是一个伟大的国度能够红红火火发展到今天。而今，借着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的语境，笔着斗胆提出一个同样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在今后发展中必须努力避免两个怪圈，走出历史宿命论。一是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防止陷入“起于宣传，终于宣传”的怪圈；二是要轻徭薄赋，防止陷入“起与抗税，终于抗税”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