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

  当前,文化战役早已打响。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但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   中国文化界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   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已经提出很长时间了,但是怎样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呢?   第一,文化自觉意味着对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妖魔化加以肃清。我们要清醒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形象如何被西方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形成过程和规律,进而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中国形象”的位移和重建的可能性。   第二,文化自觉表现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或者关注中国文化复兴时,要注意西方现代性对东方文化的后殖民企图,应避免再次落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第三,文化自觉还表现在不盲目认为经济崛起文化必然崛起。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经济成为全球首富却遭受灭国之难:南宋时中国是GDP最高的国家,经济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富国不等于大国,大国不等于强国,强国不等于霸权之国。南宋的GDP虽然很高,但是被元朝灭亡了;明朝的GDP也很高,但是清朝入关又被灭了;康乾盛世以后中国的GDP又一度很高,但不久就被英国打败,并且是败仗不断。一个富国在丛林法则的狼群战术中是更危险的,一个真正击不败的民族,必定是精神强悍,而不是只有财富盈门。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   第四,坚持文化自觉必须注重“大国软实力”,强调“中国文化创新”。“北京精神”提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四条核心价值,值得称道,这其中无疑包蕴着“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两千多年前的《大学》开篇提出三大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明德”与“厚德”一脉相承,“亲民”与“创新”内在相关,而“止于至善”与“爱国”精神相连。这使我们所关注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承找到了历史依据,为“中国精神”的提出拓展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作为大国的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而应花大力气切实做好翻译中国经典,输出中国文化著作的迫切工作,吸引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   我认为东方的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的战争精神。在人类遭遇生态失衡的海啸以及地缘战争威胁的今天,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东方应在制度和文化方面对处于现代性弊端中的西方有新的启迪!从现在开始,中国人更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中国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   文化身份厘定是文化创新的前提   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   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踩空,就会丧失深度。当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有三种立场,一是对西方仰视,即全盘西化、无限憧憬;二是对西方鄙视和俯视,甚至坚决打倒;三是与西方平视对话,这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中国立场的凸显。没有立场的思考,就是在犯错误,就是纵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识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时间。如果一代中国学者只是模仿西方,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身份,那么在学术谱系中将没有创造性思想能传承下去,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曾经超越这个时代去思考,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   本世纪中国学者要承担起真正思考中国问题的使命,去思考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不仅中国学者,世界学者也会正视这个问题。在我与西方教授们的对话中,发现他们比中国学者更加具有创新意识,对于东方文明的信心也更强烈,他们提出儒学必须要后现代,而且儒学根本不应管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东西方学者对后现代理解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受了建设性的后现代宗教的影响,而我们只是据此提出入思的权利――作为边缘、弱势群体思考并言说的合法性。这个最起码的“合法性”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如此重要和艰难。   中国身份和立场的重新确立意味着,研究世界问题必须从中国具体的文化场景出发,去分析介绍翻译西学,最终是从中国人的立场的翻译,文化过滤和文化透视非常必要。在我看来,中国立场是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场。在介绍、挪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也变成引起他者思考的东西。   提出中国身份和立场的同时,必须将其落实为中国文化输出。文化输出首先是对强势的西方表明东方不可遗忘,所以我们应该给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中国学者大都会说英语,但少有人会说柬埔寨语或古巴语,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在我们眼中同样是边缘的。提倡中国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当然不会采用东方的生活方式,但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去思考如何让西方来尊重东方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思想也不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靠背后强大无比的帝国向西方输出,而只是要将差异性显示给西方。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个世纪,新世纪重要的工作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世界化。   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学界思考了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的弊端,进而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在世界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节点上,中国文化应该扬弃其僵化的元素,发扬其美丽的精神,创新人类新价值,为人类的幸福指数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前,文化战役早已打响。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但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   中国文化界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   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已经提出很长时间了,但是怎样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呢?   第一,文化自觉意味着对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妖魔化加以肃清。我们要清醒地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形象如何被西方作家所想象、夸饰和曲解,探索“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的西方观”形成过程和规律,进而对其社会心理背景及深层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中国形象”的位移和重建的可能性。   第二,文化自觉表现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或者关注中国文化复兴时,要注意西方现代性对东方文化的后殖民企图,应避免再次落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第三,文化自觉还表现在不盲目认为经济崛起文化必然崛起。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经济成为全球首富却遭受灭国之难:南宋时中国是GDP最高的国家,经济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富国不等于大国,大国不等于强国,强国不等于霸权之国。南宋的GDP虽然很高,但是被元朝灭亡了;明朝的GDP也很高,但是清朝入关又被灭了;康乾盛世以后中国的GDP又一度很高,但不久就被英国打败,并且是败仗不断。一个富国在丛林法则的狼群战术中是更危险的,一个真正击不败的民族,必定是精神强悍,而不是只有财富盈门。中国今天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国策并落实到微观的战略实施中,中国的文化气象将在复兴之后而获更新。   第四,坚持文化自觉必须注重“大国软实力”,强调“中国文化创新”。“北京精神”提出“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四条核心价值,值得称道,这其中无疑包蕴着“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两千多年前的《大学》开篇提出三大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明德”与“厚德”一脉相承,“亲民”与“创新”内在相关,而“止于至善”与“爱国”精神相连。这使我们所关注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承找到了历史依据,为“中国精神”的提出拓展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作为大国的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而应花大力气切实做好翻译中国经典,输出中国文化著作的迫切工作,吸引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   我认为东方的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的战争精神。在人类遭遇生态失衡的海啸以及地缘战争威胁的今天,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东方应在制度和文化方面对处于现代性弊端中的西方有新的启迪!从现在开始,中国人更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中国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   文化身份厘定是文化创新的前提   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的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   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踩空,就会丧失深度。当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有三种立场,一是对西方仰视,即全盘西化、无限憧憬;二是对西方鄙视和俯视,甚至坚决打倒;三是与西方平视对话,这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中国立场的凸显。没有立场的思考,就是在犯错误,就是纵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识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时间。如果一代中国学者只是模仿西方,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身份,那么在学术谱系中将没有创造性思想能传承下去,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曾经超越这个时代去思考,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   本世纪中国学者要承担起真正思考中国问题的使命,去思考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不仅中国学者,世界学者也会正视这个问题。在我与西方教授们的对话中,发现他们比中国学者更加具有创新意识,对于东方文明的信心也更强烈,他们提出儒学必须要后现代,而且儒学根本不应管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东西方学者对后现代理解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受了建设性的后现代宗教的影响,而我们只是据此提出入思的权利――作为边缘、弱势群体思考并言说的合法性。这个最起码的“合法性”问题对中国而言却是如此重要和艰难。   中国身份和立场的重新确立意味着,研究世界问题必须从中国具体的文化场景出发,去分析介绍翻译西学,最终是从中国人的立场的翻译,文化过滤和文化透视非常必要。在我看来,中国立场是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场。在介绍、挪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也变成引起他者思考的东西。   提出中国身份和立场的同时,必须将其落实为中国文化输出。文化输出首先是对强势的西方表明东方不可遗忘,所以我们应该给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中国学者大都会说英语,但少有人会说柬埔寨语或古巴语,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在我们眼中同样是边缘的。提倡中国文化输出并不是宣扬民族主义,今天的美国当然不会采用东方的生活方式,但多民族文化可以并存而不相害。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该去思考如何让西方来尊重东方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文化思想也不会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或者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依靠背后强大无比的帝国向西方输出,而只是要将差异性显示给西方。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个世纪,新世纪重要的工作是中国文化经验的世界化。   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学界思考了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的弊端,进而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在世界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节点上,中国文化应该扬弃其僵化的元素,发扬其美丽的精神,创新人类新价值,为人类的幸福指数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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