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次热潮
近代中国人留学外国的历史轨迹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些在百年中国出现的逾10万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曾雄跨世界东方近二百年的大清帝国急速地推到了灭亡的境地。同时，也惊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素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向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有识之士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强国御辱、救亡图存之道，于是，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内的30名幼童乘船离上海赴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成为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锋。
其实，早在与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有的官员就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统治之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未办。直到1868年，经曾出任中国使臣率团出访欧美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之手，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报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向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选派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又与李鸿章磋商，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最终，才于1872、1873、1874、1875年分四批各30名幼童赴美留学。
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廷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一部分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一部分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877年3月，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生、严复等在内的留英、留法学生顺利成行。几年后，大多留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严复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刘步蟾、方伯谦、林永生、刘冠雄等则成为海军的指挥骨干。中国的“西学”向西方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有些官员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得利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清政府也想企图通过向日本派遣学生，造就通才，富民强国以挽回颓势。“以强敌为师”、以“求学如求医”的精神，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成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再加上到日本路近、省钱、文字相近、交流方便。在这种背景下，在1896年派出第一批13名留日学生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据统计，1901年为280人，1902年9月为614人，1903年增至1300人，到1906年11月猛增至8000多人。数万留学生中，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之外，也不乏老翁、幼童和女子。因为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股热潮，所以大多学的是军事、政治等课程。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许多留学生如秋瑾、章太炎等，在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熏陶下，逐渐走到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旗帜下，“导致一种民族精神的出现，以后又转变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运动”，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主体，“为中国重新开启出一条光明之路”，涌现了一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
近代第一批留美幼童对近代历史的影响
清政府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送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就是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后, 留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其中有19世纪末的赴英、法、德留学热潮, 有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高潮。许多热血男儿远渡重洋,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洗礼。回国后, 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过: “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 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 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一
清政府自认为是 “天朝上国”，此时派遣留学生向 “蛮夷之国”学习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一是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向 “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华文明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走向了衰落。但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还沉浸在“泱泱大国”的迷梦之中，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好梦，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于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外国武器的先进，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武器的落后，因此，他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率先吹响了学习西方的号角。魏源继承并且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把这一思想付诸现实兴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科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是洋务运动发展的现实需要。洋务运动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需要大批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与各国情况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也需要大批掌握先进科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派遣留学生就是较好的方式之一。1863年有人向清政府上条陈指出:“闻日本派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以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亦宜行之”。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诉也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只是 “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三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外交条件已经具备。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确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 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从而为中美两国互派留学生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美国公使1871年春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同他商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希望他转达本国，美国公使欣然答应。
二
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最有名的奠基人，被称为“留学生之父”，他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容闳，1828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47年在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的帮助到美国留学。185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回到祖国后，容闳就开始筹划派遣留学生
的计划。他通过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其中心是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他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尽管容闳对派遣留学生一事考虑得比较详细、周到，也较为切实可行，但是丁日昌所递条陈的时机不好，本想通过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不料文祥因母亲病逝而退职居丧这一教育计划因此而被搁置。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随行翻译，他充分地利用了机会，再三鼓励同往的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遣留学生出国。由于容闳的留学计划符合曾国藩“求强”的意愿，可以解决洋务运动中各类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因此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上奏下，清政府最终于1870年冬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拟定了具体的留学生赴美章程。至此，容闳奔走呼号了十几年的留学生赴美计划终于实现了第一步，容闳为此兴奋不已。1872年夏季，第一批留学生30人，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直到1875年，共有120名幼童先后抵美开始学习。这批幼童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美国报纸评论这些幼童“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我们都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他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从生活到学习到思想都在逐步地“美化”着。清政府顽固派无法容忍这种变化，当时负责留学事务的陈兰彬和后任吴子登都大为不满，多次奏陈李鸿章:“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其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 福。”一时间清廷内外保守人士纷纷指责赴美留学生“数典忘祖”、“丧失德性”、“违背圣贤之道”。然而，容闳的个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8月留学幼童被迫中断学业，94人(26人未归) 分三批回国。至此容闳经过， 16年长期酝酿，10年苦心经营的梦想最终还是变成了泡沫。
三
容闳的梦虽然破了，但是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壮举给历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94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 从事海军者20人，海军将领14人; 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 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 从事商业者7人; 从医者3人。其中詹天佑和唐绍仪是代表人物。詹天佑1894年设计、施工、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化桥梁
滦河大桥，当时在英、德、日等国工程师施工多次失败 的情况下，詹天佑独立地完成了设计和施工任务，填补 了我国历史的一项空白; 他还修建了京张铁路，施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修建经费较之外国人修建预算节约了白银28万两。唐绍仪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英国殖民者1903年与达赖、班禅签订了《拉萨条约》，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英国谈判，他据理力争并且巧妙地利用英国内阁更迭之机，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
的阴谋。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中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第二，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自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根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记载，在869名科学家中,1949年之前有留学经历的626人，占总数的72%，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当时，留学生把高校作为他们传播科学的主阵地，把西方的一些新兴学科(比如说人文科学方面的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等) 移植到国内来。他们在大学里设置系，开设课程，创办学术刊物，组织学术团体，使新兴学科很快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他们介绍和引进现代的教育思想，谋划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例如五四后的“六三三四学制”则取法于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教育活动，如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也都与留学生有关。
第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为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知名人士在写给清总督衙门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 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 “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欢洽之地 位。”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众所周知，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是容闳博士。1847年，19岁的容闳经过9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纽约，后往耶鲁大学留学。1854年毕业后，为了说服清政府向美国派留学生，他放弃在美国可以从事优越工作的机会，返回中国。经过18年的辛苦奔波，才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帮助下，于1872年到1875年率领120名10～15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如果每年都向国外派遣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坚持100年，则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就可以解决，古老的旧中国就可以慢慢变为美国那样强盛的新中国。但是，坚持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对待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其统治。当留美幼童开始出现“西化”倾向的时候，就不计成本毫不犹豫地于1881年将幼童中途撤回，不但容闳百年派遣留学生的远大理想化作泡影，连最初确定的幼童留美15年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这些幼童归国后几乎被看作“政治犯”，不予重用。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后来的辉煌成果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清政府在派留美幼童的同时，还往欧洲派遣了80多名留学生，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在广大民众乃至知识界，留学生也不被看重。留美幼童在招生时就曾遇到极大的困难，人们宁愿让孩子读八股、考科举，
也拒绝送子女到美国读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出现了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热烈场面。甚至有父子、母女、爷孙乃至全家留学日本的感人情景。日本友人为了给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其他基础知识，开办了20多所新学校。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000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2万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的一条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重要通道。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无疑改变着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与世界的联系。而“留日热”最显著的政治功效就是为孙中山创立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业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抹上了亮丽的一笔。
当然，这股“留日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诸如：1、政府主导地位缺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2、出国没有严格的考试，无法保证留学的质量；3、学习科目过于宽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4、留学管理无力，问题时常发生；5、数量可观，成才较少。总之，带有起步阶段的许多不成熟。
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次热潮
近代中国人留学外国的历史轨迹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些在百年中国出现的逾10万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曾雄跨世界东方近二百年的大清帝国急速地推到了灭亡的境地。同时，也惊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素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向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有识之士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强国御辱、救亡图存之道，于是，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内的30名幼童乘船离上海赴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成为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锋。
其实，早在与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有的官员就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统治之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未办。直到1868年，经曾出任中国使臣率团出访欧美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之手，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报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向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选派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又与李鸿章磋商，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最终，才于1872、1873、1874、1875年分四批各30名幼童赴美留学。
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廷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一部分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一部分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877年3月，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生、严复等在内的留英、留法学生顺利成行。几年后，大多留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严复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刘步蟾、方伯谦、林永生、刘冠雄等则成为海军的指挥骨干。中国的“西学”向西方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有些官员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得利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清政府也想企图通过向日本派遣学生，造就通才，富民强国以挽回颓势。“以强敌为师”、以“求学如求医”的精神，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成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再加上到日本路近、省钱、文字相近、交流方便。在这种背景下，在1896年派出第一批13名留日学生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据统计，1901年为280人，1902年9月为614人，1903年增至1300人，到1906年11月猛增至8000多人。数万留学生中，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之外，也不乏老翁、幼童和女子。因为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股热潮，所以大多学的是军事、政治等课程。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许多留学生如秋瑾、章太炎等，在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熏陶下，逐渐走到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旗帜下，“导致一种民族精神的出现，以后又转变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运动”，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主体，“为中国重新开启出一条光明之路”，涌现了一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
近代第一批留美幼童对近代历史的影响
清政府从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选送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就是近代中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后, 留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其中有19世纪末的赴英、法、德留学热潮, 有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五四”运动前后的留法高潮。许多热血男儿远渡重洋,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洗礼。回国后, 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过: “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 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 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一
清政府自认为是 “天朝上国”，此时派遣留学生向 “蛮夷之国”学习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一是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向 “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华文明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走向了衰落。但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前还沉浸在“泱泱大国”的迷梦之中，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好梦，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于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亲眼目睹了外国武器的先进，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武器的落后，因此，他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率先吹响了学习西方的号角。魏源继承并且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把这一思想付诸现实兴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科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是洋务运动发展的现实需要。洋务运动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需要大批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与各国情况的翻译人才和外交人才，也需要大批掌握先进科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派遣留学生就是较好的方式之一。1863年有人向清政府上条陈指出:“闻日本派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以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亦宜行之”。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奕诉也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只是 “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三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外交条件已经具备。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确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 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从而为中美两国互派留学生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美国公使1871年春路过天津时，李鸿章同他商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希望他转达本国，美国公使欣然答应。
二
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最有名的奠基人，被称为“留学生之父”，他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容闳，1828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47年在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的帮助到美国留学。185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回到祖国后，容闳就开始筹划派遣留学生
的计划。他通过好友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其中心是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他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12～14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尽管容闳对派遣留学生一事考虑得比较详细、周到，也较为切实可行，但是丁日昌所递条陈的时机不好，本想通过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不料文祥因母亲病逝而退职居丧这一教育计划因此而被搁置。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随行翻译，他充分地利用了机会，再三鼓励同往的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遣留学生出国。由于容闳的留学计划符合曾国藩“求强”的意愿，可以解决洋务运动中各类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因此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联名上奏下，清政府最终于1870年冬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拟定了具体的留学生赴美章程。至此，容闳奔走呼号了十几年的留学生赴美计划终于实现了第一步，容闳为此兴奋不已。1872年夏季，第一批留学生30人，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直到1875年，共有120名幼童先后抵美开始学习。这批幼童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美国报纸评论这些幼童“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我们都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他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从生活到学习到思想都在逐步地“美化”着。清政府顽固派无法容忍这种变化，当时负责留学事务的陈兰彬和后任吴子登都大为不满，多次奏陈李鸿章:“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其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 福。”一时间清廷内外保守人士纷纷指责赴美留学生“数典忘祖”、“丧失德性”、“违背圣贤之道”。然而，容闳的个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1881年7月清政府最终决定将赴美留学幼童全部撤回，8月留学幼童被迫中断学业，94人(26人未归) 分三批回国。至此容闳经过， 16年长期酝酿，10年苦心经营的梦想最终还是变成了泡沫。
三
容闳的梦虽然破了，但是清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壮举给历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94名留学生回国后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在铁路部门工作的16人，有5人是铁路局长；从事矿务的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的有21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的外交官12人，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 从事海军者20人，海军将领14人; 从事教育、新闻和法律工作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 从事电报工作者17人，其中3人任过电信局长; 从事商业者7人; 从医者3人。其中詹天佑和唐绍仪是代表人物。詹天佑1894年设计、施工、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化桥梁
滦河大桥，当时在英、德、日等国工程师施工多次失败 的情况下，詹天佑独立地完成了设计和施工任务，填补 了我国历史的一项空白; 他还修建了京张铁路，施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修建经费较之外国人修建预算节约了白银28万两。唐绍仪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英国殖民者1903年与达赖、班禅签订了《拉萨条约》，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英国谈判，他据理力争并且巧妙地利用英国内阁更迭之机，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
的阴谋。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中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第二，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自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根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记载，在869名科学家中,1949年之前有留学经历的626人，占总数的72%，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当时，留学生把高校作为他们传播科学的主阵地，把西方的一些新兴学科(比如说人文科学方面的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等) 移植到国内来。他们在大学里设置系，开设课程，创办学术刊物，组织学术团体，使新兴学科很快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他们介绍和引进现代的教育思想，谋划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例如五四后的“六三三四学制”则取法于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教育活动，如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也都与留学生有关。
第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为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知名人士在写给清总督衙门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 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 “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欢洽之地 位。”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众所周知，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是容闳博士。1847年，19岁的容闳经过98天的海上颠簸来到了纽约，后往耶鲁大学留学。1854年毕业后，为了说服清政府向美国派留学生，他放弃在美国可以从事优越工作的机会，返回中国。经过18年的辛苦奔波，才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帮助下，于1872年到1875年率领120名10～15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如果每年都向国外派遣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坚持100年，则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就可以解决，古老的旧中国就可以慢慢变为美国那样强盛的新中国。但是，坚持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对待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其统治。当留美幼童开始出现“西化”倾向的时候，就不计成本毫不犹豫地于1881年将幼童中途撤回，不但容闳百年派遣留学生的远大理想化作泡影，连最初确定的幼童留美15年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这些幼童归国后几乎被看作“政治犯”，不予重用。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后来的辉煌成果完全是他们自我奋斗的结果。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打开了出国留学的大门，清政府在派留美幼童的同时，还往欧洲派遣了80多名留学生，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相当落后的，即使在广大民众乃至知识界，留学生也不被看重。留美幼童在招生时就曾遇到极大的困难，人们宁愿让孩子读八股、考科举，
也拒绝送子女到美国读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出现了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热烈场面。甚至有父子、母女、爷孙乃至全家留学日本的感人情景。日本友人为了给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其他基础知识，开办了20多所新学校。1905年留日学生猛增到8000多人，1906年又上升到1万多人。整个20世纪初年，留日学生有2万多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有少量的留美生、留欧生出国。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的一条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重要通道。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无疑改变着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与世界的联系。而“留日热”最显著的政治功效就是为孙中山创立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业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共和国的旗帜上抹上了亮丽的一笔。
当然，这股“留日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诸如：1、政府主导地位缺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2、出国没有严格的考试，无法保证留学的质量；3、学习科目过于宽泛，造成不必要的浪费；4、留学管理无力，问题时常发生；5、数量可观，成才较少。总之，带有起步阶段的许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