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他遭受了近40年的排斥与冷遇,而他的国际家庭,亦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站在毛泽东右手边第二位的李立三,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巨大喜悦和欣慰中,他无论如何不会预知自己未来二十年间将面临的接连打击, 直至他被迫蒙冤走到人生终点那一刻。 他的苏联妻子李莎此刻也应邀在观礼台上目睹了盛典,和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站在一起,包括一些苏联贵宾在内。出席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苏共高层,而是文艺界知名人士,这反映了中苏关系的微妙。直到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苏联才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政府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父亲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冷热同步。” 现年67岁、仍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是李立三与李莎的长女,出生在莫斯科,并在莫斯科读完中学。2010年,乍暖还寒的北京,李英男在她的办公室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顾了父亲命运多舛的一生。遗憾的是她现年96岁的母亲李莎,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未能接受记者的访问。而此前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乐意向人谈起李立三,目的是希望自己口述的那些活生生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记住他。 因王明、康生策划,深陷“肃反”囹圄 1930年末,共产国际勒令李立三赴莫斯科“述职”。此后,他被留在莫斯科安排在列宁学校研究班,目的是继续接受批判。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人们对他避而远之,李立三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心灵负担,在悔过与孤独的阴影中度日如年。幸好在这时他遇到了俄罗斯姑娘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活泼开朗的她最终被这个中国革命者吸引。1936年, 22岁的她与37岁的李立三结婚,婚后名为李莎,从此两人就共同生活在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共产国际“留克斯”招待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在此期间,李立三主要负责编辑由共产国际出资并主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同时还秘密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通讯编制、译解密码。 当时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勋、红军将领等被戴上了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等帽子而锒铛入狱。留克斯招待所里的气氛也日趋紧张,夜间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邻居们神秘地一个个失踪了。1938年2月的某日凌晨,两名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内务部人员闯进室内逮捕了李立三。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开除了李立三党籍。 李莎坚信丈夫的清白。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李莎坚持不肯与丈夫划清界限,最后主持批判李莎会议的人威胁她,你是要你的李明(李立三的另一个化名)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她将团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扔,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会场。 而人一旦被抓走,苏联内务部是不会主动通知犯人家属的,如果自己不去找,有可能永远下落不明。李莎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监狱,在李立三被捕半年后,她来到塔岗卡监狱,惊喜地发现李立三被囚禁在那里。李立三当时被关在一个有几十名犯人的大牢房里,接到妻子转来的50卢布,久已绝望的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李立三挺过“肃反”高潮,终于获准出狱,但其被捕及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真相大白。苏联解体后,原内务部档案部分对外开放,李英男和母亲李莎开始赴俄罗斯查阅李立三档案,证实了李立三被捕是王明、康生一手策划的结果。其中一项罪名是李立三参与翻译和编辑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文献时,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从共产国际的档案看,王、康的指责是无中生有,把翻译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不同译法或文字修辞说成是“有意歪曲”“篡改原文”,例如李立三在审订时将文中的几处“恐怖主义”修改为“恐怖主义党派”,被认为是“把帮派说成党,有意美化抬高这些人身份”。 1993年,在俄罗斯卢边卡查阅档案时,俄罗斯官员曾问李莎,要不要替李立三开具一份正式的平反证明,李莎当场就谢绝了。在李莎眼里,俄方开出的所谓“平反证明”一点价值也没有。 再陷政治斗争 出狱后,共产国际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却没有撤销,同时不允许他回国,使得他在苏联沦为普通的中国侨民。194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通知李立三,中共“七大”将他再次选进中央委员会。对于当时连普通党员都不是的李立三而言,这简直不可思议。这种情况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李立三提名,使其最终顺利入选中央委员会。 1946年,李立三终于回国,这是中共中央向苏联交涉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他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一度享受副总理级待遇。此时李英男和母亲也从苏联辗转来到李立三身边。李英南那时还不到十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时期,“父亲很有信心,做了很多工作,日日夜夜几乎看不到他人,到各地视察开会”。 全心投入工作的李立三没有料到他将再次陷入风波。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出人意料地遭受了批判。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曾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结果毛泽东尖锐指出全国总工会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 李立三被解除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职务。谈到这段历史的起因,李英男认为:“在总工会期间,我父亲和刘少奇的主张一致,而高岗当时是工会的另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赞成高岗,但是我父亲始终不认为自己错误。后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会的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找到我父亲,让他代替刘少奇担当工会工作发生问题的全部责任。”就这样,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查,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该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是罢免了他的劳动部部长一职。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此前李立三不惜将自己作为“反面教员”,他准备了一个很长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在“八大”上,李立三从“立三路线”开始,坦率地进行了自我解剖,受到了好评。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曾著文记述,据说郭沫若听到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时,又把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并列,作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李立三写信给毛泽东,在他据理力争下,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李立三的名字被删去了。 李立三的另一大“罪状”来自于他的国际家庭。中苏蜜月期,李莎的身份尚不敏感,中苏关系恶化后,李莎的国籍问题就成了攻击李立三的靶子,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让李莎转入中国籍。李莎痛苦抉择,那个时候放弃苏联国籍无异于叛国,也意味着她将永离故土和亲人。待她终于下定决心,入籍中国的过程却又并非一帆风顺。李立三不得不求助于老朋友陈毅,才最终得到解决。 自杀之谜 李立三的处境日益危殆,特别是在揪斗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运动开始后。当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让他揭发刘少奇以便将功补过的时候,李立三坚称在他与刘少奇共事的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文革中各方也都来找李立三“要材料”,让他贡献老干部的“罪行”,因为李立三曾是中共党史上重要的人物,掌握很多情况,但是李立三坚持不做伪证。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此后揪斗李立三的风浪愈来愈猛烈。一个全国性组织“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成立。李立三有一次痛苦而绝望地说:“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李莎非常愤怒,也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告诉丈夫:“如果这些事发生在苏联,我们早就被投入监狱了。”看透事态发展的李立三默默看了她一阵,什么也没说。李英男告诉记者,文革开始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但他认为政治运动的规律就是一开始放手,后期就要甄别,“他心里总是希望到最后能给他正名”。李英男总结,父亲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是一个很有革命理想、并能从理想得到安慰和快乐的人。而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李立三曾明确对他人表示过自己绝对不会自杀。 1967年6月19日,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带走了李立三。李莎为他带上了他二十多年来未离开过的安眠药,但不超过三天的用量。同年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并说是他的“特务上级”李莎指使,意图灭口。 关于李立三自杀的经过一直存疑,直到1983年,有关部门还进行过追查,但都没有结果。医院检查证明李立三是服用大量安眠药致死,但当时安眠药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据说有人看到他服药,不过没有人制止。而他6月22日上午吞服安眠药,直到中午才被送到医院,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另外死亡记录上说,李立三身高1.65米,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了10公分。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不接受父亲“自杀”的结论,只同意“受迫害致死”的结论。 李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李莎被关进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8年的囚禁岁月。而包括李英男在内,李立三和李莎的两个女儿,以及李莎的好友赵洵、林利等都在“李立三特务集团”的罪名下相继被投入秦城监狱。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李立三当年在苏联的监狱里提高了俄语水准,李莎则在中国的监狱中提高了汉语水平。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本字典,除了写交代材料,也无法得到纸和笔,所以至今只能阅读,却没能够学会书写汉字。 李立三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登记表上写着“自杀者李明”。他的骨灰“无人招领”,和一些无名者以及盲流等人的骨灰一起埋在了北京东郊。 在胡耀邦的帮助和敦促下,1980年3月20日,李莎生日那一天,她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举行了“李立三同志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 平反后,李莎重返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一直坚持工作到82岁,成为中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并于1983年起,连续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以李莎为口述主角的纪录片《追寻爱情的远行》由外研社发行。年逾九旬、受尽磨难的李莎在片中表示,她不愿按下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光按钮,试图改变什么,“这是命运,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的这是最重要的。” 如今,中国公民李莎定居在北京,已在她的第二故乡生活了64年。★
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他遭受了近40年的排斥与冷遇,而他的国际家庭,亦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站在毛泽东右手边第二位的李立三,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巨大喜悦和欣慰中,他无论如何不会预知自己未来二十年间将面临的接连打击, 直至他被迫蒙冤走到人生终点那一刻。 他的苏联妻子李莎此刻也应邀在观礼台上目睹了盛典,和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站在一起,包括一些苏联贵宾在内。出席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苏共高层,而是文艺界知名人士,这反映了中苏关系的微妙。直到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苏联才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政府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父亲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冷热同步。” 现年67岁、仍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是李立三与李莎的长女,出生在莫斯科,并在莫斯科读完中学。2010年,乍暖还寒的北京,李英男在她的办公室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顾了父亲命运多舛的一生。遗憾的是她现年96岁的母亲李莎,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未能接受记者的访问。而此前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乐意向人谈起李立三,目的是希望自己口述的那些活生生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记住他。 因王明、康生策划,深陷“肃反”囹圄 1930年末,共产国际勒令李立三赴莫斯科“述职”。此后,他被留在莫斯科安排在列宁学校研究班,目的是继续接受批判。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人们对他避而远之,李立三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心灵负担,在悔过与孤独的阴影中度日如年。幸好在这时他遇到了俄罗斯姑娘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活泼开朗的她最终被这个中国革命者吸引。1936年, 22岁的她与37岁的李立三结婚,婚后名为李莎,从此两人就共同生活在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共产国际“留克斯”招待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在此期间,李立三主要负责编辑由共产国际出资并主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同时还秘密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通讯编制、译解密码。 当时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勋、红军将领等被戴上了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等帽子而锒铛入狱。留克斯招待所里的气氛也日趋紧张,夜间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邻居们神秘地一个个失踪了。1938年2月的某日凌晨,两名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内务部人员闯进室内逮捕了李立三。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开除了李立三党籍。 李莎坚信丈夫的清白。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李莎坚持不肯与丈夫划清界限,最后主持批判李莎会议的人威胁她,你是要你的李明(李立三的另一个化名)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她将团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扔,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会场。 而人一旦被抓走,苏联内务部是不会主动通知犯人家属的,如果自己不去找,有可能永远下落不明。李莎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监狱,在李立三被捕半年后,她来到塔岗卡监狱,惊喜地发现李立三被囚禁在那里。李立三当时被关在一个有几十名犯人的大牢房里,接到妻子转来的50卢布,久已绝望的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李立三挺过“肃反”高潮,终于获准出狱,但其被捕及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真相大白。苏联解体后,原内务部档案部分对外开放,李英男和母亲李莎开始赴俄罗斯查阅李立三档案,证实了李立三被捕是王明、康生一手策划的结果。其中一项罪名是李立三参与翻译和编辑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文献时,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从共产国际的档案看,王、康的指责是无中生有,把翻译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不同译法或文字修辞说成是“有意歪曲”“篡改原文”,例如李立三在审订时将文中的几处“恐怖主义”修改为“恐怖主义党派”,被认为是“把帮派说成党,有意美化抬高这些人身份”。 1993年,在俄罗斯卢边卡查阅档案时,俄罗斯官员曾问李莎,要不要替李立三开具一份正式的平反证明,李莎当场就谢绝了。在李莎眼里,俄方开出的所谓“平反证明”一点价值也没有。 再陷政治斗争 出狱后,共产国际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却没有撤销,同时不允许他回国,使得他在苏联沦为普通的中国侨民。194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通知李立三,中共“七大”将他再次选进中央委员会。对于当时连普通党员都不是的李立三而言,这简直不可思议。这种情况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李立三提名,使其最终顺利入选中央委员会。 1946年,李立三终于回国,这是中共中央向苏联交涉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他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一度享受副总理级待遇。此时李英男和母亲也从苏联辗转来到李立三身边。李英南那时还不到十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时期,“父亲很有信心,做了很多工作,日日夜夜几乎看不到他人,到各地视察开会”。 全心投入工作的李立三没有料到他将再次陷入风波。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出人意料地遭受了批判。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曾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结果毛泽东尖锐指出全国总工会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 李立三被解除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职务。谈到这段历史的起因,李英男认为:“在总工会期间,我父亲和刘少奇的主张一致,而高岗当时是工会的另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赞成高岗,但是我父亲始终不认为自己错误。后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会的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找到我父亲,让他代替刘少奇担当工会工作发生问题的全部责任。”就这样,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查,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该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是罢免了他的劳动部部长一职。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此前李立三不惜将自己作为“反面教员”,他准备了一个很长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在“八大”上,李立三从“立三路线”开始,坦率地进行了自我解剖,受到了好评。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曾著文记述,据说郭沫若听到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时,又把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并列,作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李立三写信给毛泽东,在他据理力争下,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李立三的名字被删去了。 李立三的另一大“罪状”来自于他的国际家庭。中苏蜜月期,李莎的身份尚不敏感,中苏关系恶化后,李莎的国籍问题就成了攻击李立三的靶子,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让李莎转入中国籍。李莎痛苦抉择,那个时候放弃苏联国籍无异于叛国,也意味着她将永离故土和亲人。待她终于下定决心,入籍中国的过程却又并非一帆风顺。李立三不得不求助于老朋友陈毅,才最终得到解决。 自杀之谜 李立三的处境日益危殆,特别是在揪斗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运动开始后。当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让他揭发刘少奇以便将功补过的时候,李立三坚称在他与刘少奇共事的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文革中各方也都来找李立三“要材料”,让他贡献老干部的“罪行”,因为李立三曾是中共党史上重要的人物,掌握很多情况,但是李立三坚持不做伪证。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此后揪斗李立三的风浪愈来愈猛烈。一个全国性组织“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成立。李立三有一次痛苦而绝望地说:“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李莎非常愤怒,也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告诉丈夫:“如果这些事发生在苏联,我们早就被投入监狱了。”看透事态发展的李立三默默看了她一阵,什么也没说。李英男告诉记者,文革开始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但他认为政治运动的规律就是一开始放手,后期就要甄别,“他心里总是希望到最后能给他正名”。李英男总结,父亲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是一个很有革命理想、并能从理想得到安慰和快乐的人。而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李立三曾明确对他人表示过自己绝对不会自杀。 1967年6月19日,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带走了李立三。李莎为他带上了他二十多年来未离开过的安眠药,但不超过三天的用量。同年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并说是他的“特务上级”李莎指使,意图灭口。 关于李立三自杀的经过一直存疑,直到1983年,有关部门还进行过追查,但都没有结果。医院检查证明李立三是服用大量安眠药致死,但当时安眠药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据说有人看到他服药,不过没有人制止。而他6月22日上午吞服安眠药,直到中午才被送到医院,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另外死亡记录上说,李立三身高1.65米,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了10公分。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不接受父亲“自杀”的结论,只同意“受迫害致死”的结论。 李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李莎被关进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8年的囚禁岁月。而包括李英男在内,李立三和李莎的两个女儿,以及李莎的好友赵洵、林利等都在“李立三特务集团”的罪名下相继被投入秦城监狱。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李立三当年在苏联的监狱里提高了俄语水准,李莎则在中国的监狱中提高了汉语水平。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本字典,除了写交代材料,也无法得到纸和笔,所以至今只能阅读,却没能够学会书写汉字。 李立三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登记表上写着“自杀者李明”。他的骨灰“无人招领”,和一些无名者以及盲流等人的骨灰一起埋在了北京东郊。 在胡耀邦的帮助和敦促下,1980年3月20日,李莎生日那一天,她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举行了“李立三同志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 平反后,李莎重返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一直坚持工作到82岁,成为中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并于1983年起,连续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以李莎为口述主角的纪录片《追寻爱情的远行》由外研社发行。年逾九旬、受尽磨难的李莎在片中表示,她不愿按下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光按钮,试图改变什么,“这是命运,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的这是最重要的。” 如今,中国公民李莎定居在北京,已在她的第二故乡生活了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