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海峰
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 2010年08期
文学处于困境，文学面临危机，文学已经衰落……这类言论可谓老生常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文学的真实境况。困境与顺境、危机与生机、衰落与繁荣通常是交替或并存的，从古至今，文学不断地自我调整、改良，有很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生命力，何曾沦落到消亡（终结）的地步？文学消亡论令人不爽，作为热门话题，却也体现了人们对文学未来的关注和对文学命运的担忧。这个话题，在台湾、香港早有论及，在国外则由来已久。
一
1992年9月3日，台湾《联合文学》月刊主办“文学的未来”座谈会，有几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到会，对文学的未来加以预测，提出一些悲观或乐观的看法，没有直接得出文学消亡的结论。① 1992年9月12至14日，台湾《联合报》刊出以“文学又死了吗”为题的座谈纪实，“文学会不会死亡”是与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1992年11月3日，香港岭南学院召开“文学的将来及华文文学的前途”讨论会，议题包括“文学会不会死亡”，有几篇发言稿陆续发表在《香港文学》1993年1月号、5月号，《香港文学》的几位读者也撰文参与讨论。《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猜测道：文学会死，也不会死。他明知这种讲法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却仍担忧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他对“文学会被电视淘汰”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电视既然不能淘汰电影，电视、电影也不会淘汰文学，他担心文学可能会被文学淘汰。也就是说，严肃文学可能会被垃圾文学淘汰。他忧虑地说，严肃文学已被逼在壁角，这种情形要是不改变的话，严肃文学终有一天会死亡，到那时，文学商品就会戴上文学的假面具，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② 刘以鬯的猜测使内地读者刘介民颇有感触，他想起韦勒克（Wellek）提到的“文学末日”、“文学之死”、“文化穷途”等语，在批评现代社会淫靡虚浮、价值颠倒、是非混淆的弊端时，他乐观地指出：商品文学、低级庸俗文学不能替代严肃的纯文学，文学商品也不会带上文学的假面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对文学受到现代科技、影视的冲击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影视不会代替文学。③
对严肃的纯文学的未来，我们不乏乐观的理由，但这不是盲目或无条件的，因为严肃文学或许到了需要人们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时候，不能任其在危机中自生自灭。刘以鬯所担忧的文学会死，也就是严肃文学会死。这种担忧既不必过度，也难以消除。香港学者黄维樑在《信报》上强调文学不但受到影视媒体的威胁，还受到其他文化活动的威胁，他说：“虽然文学仍然存在于文学史、文化史，存在于图书馆、大学讲堂，存在于书店，存在于还存在的文学期刊；不过，社会愈富裕，读文学的人就愈少，已成为现代的一条定律了。”④ 早年在香港生活和写作的“沙爹诗人”原甸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的诗死了／死在电视机前／死在‘功夫’的拳头下／死在造爱的镜头边／死在武侠小说的剑锋上／死在言情小说的泪水和唇膏里／死在新潮音乐的噪声中……”⑤ 据说近年香港的情况是，纯文学的读者不多，批评家更是少之又少，商品化的社会使纯文学的作品走向绝境，因为香港的读者大多都被影视艺术和漫画作品吸引过去了，即使还有的话，也热衷于通俗文学或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或钻研于实用书籍如家庭实用知识这类读物，或沉迷于垃圾文学如诲淫诲盗、渲染色情暴力的劳什子，还有狗经马经这类当代必不可少的都市文化。⑥ 显然，加强创作力量，提高作品魅力，培养读者群，是严肃文学的当务之急，这需要很多人、很多部门长期不懈的努力。
香港作家王一桃对刘以鬯“文学会死，也不会死”的猜测作出回应，他说：如果社会见死不救，作家坐以待斃，文学就会死；相反，如果社会和作家都正视问题，面对现实，努力摆脱目前香港“严肃”文学的困境，文学就不会死；今天在“文学死亡说”此起彼伏之际，只要大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重视面临的困境，又藐视死亡的威胁，就会无往而不胜；在“严肃”文学“将死”而未死之际，作家尤其要自信、自爱和自重。⑦ 评论家和理论家不应纷纷疏离严肃文学，不应“见死不救”，不应为文学消亡论推波助澜。
通俗文学不等于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学，它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之间的界线历来是相对的。我们不应夸大或人为地制造两者之间的壁垒。严肃文学不应孤芳自赏、作茧自缚或固步自封，可以达到清远而务实、内敛而开放的状态。在台湾，有论者预测说，未来的文学——如果它还存在，会以许多其他的形式存在，比如跨界性题材的创作，把政治、商业、军事的题材，作现象或内在的探讨，甚至虚构化。也有人说，未来文学趋势之一是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的两极化，纪实报道文学加入成为文学的主流，而虚构的文学则朝更虚幻的方向走。⑧ 这两种预测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兼有分化与融合的态势，可谓并行不悖。文学的商业性、市场价值与思想性、艺术性之间纵然矛盾重重，却并非水火不相容。文学作为大族群，品类繁盛，谱系完备，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其中的各个成员既有适者生存的竞争，又有相互依存的机缘。通俗文学中固然不乏垃圾，严肃文学中也不全是精品，两者都有清扫垃圾、提升品质的义务。两者的优劣不取决于媒介、读者数量和唯利是图的商业标准。一方热闹，热闹中夹杂着喧嚣与浮躁；一方寂寞，而寂寞不等于落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者可以是互惠互利、前呼后应的，与其同室操戈或同病相怜，不如扬长避短、共渡难关，以免唇亡齿寒。这样，严肃文学即便不能全面复兴，却也不至于众叛亲离、萎靡不振甚或濒临灭绝。文学界应避免窝里斗（内讧、内耗），批评家在为大众化的通俗文学摇旗呐喊时，不要忘了为严肃文学的精英主义辩护。崇尚精品，抵制假冒伪劣，应是全社会的共识。
二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外就不乏文学消亡的言论。在1934年出版的《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一书中，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以惯常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青年作家的口吻发一番牢骚：文学，我们所干的这一行，是靠它的伟大的过去而活着的，“使我们感动的象征，爱情、生离死别的伟大主题都已经用过，而且枯竭了。所有一切似乎都已经说过，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新的主题呢？文学已把全世界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由于缺乏营养，它正在逐渐死亡”。⑨ 他们起初只得去写边缘经验和反常事件，要不然就只得用自己的巧妙的、辩解的手法把人家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考利的牢骚虽有几分夸张，却也是真情实感。文学的遗产越积越多，文章最忌随人后，作家不能重复前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创新和超越是文学的宿命，而创新越来越难。这使后世作家总是处于渴望创新而又难以创新的困境中。创新性（或原创性）决定着文学的活力或生命力，关系到文学的生死。“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经历了战争和经济衰退，有在欧洲的文学流浪生涯，他们勤于读书写作，富有探索精神，幸运的是，在1920年代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他们使美国文学令人刮目相看。海明威等人的创新业绩可谓有目共睹。当今的文学在某些方面面临世界性的衰退，很难说创新的余地和契机究竟有多大。
文学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诸多类型、文体的兴衰存亡。很多宣扬文学消亡论的人所说的文学通常不是总体上或宽泛意义上的文学，而主要是指文学的某些类型、文体。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探讨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他说，作为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神话的那种对自然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⑩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初版于1942年）中援引布吕芮蒂耶的话说，文学类型一旦达到了某种极致的阶段，就必然要枯萎、凋谢，最后消失掉。(11) 作者不赞成布吕芮蒂耶的观点，认为文学作为一个变化的整体在不断增长着，应该抛弃在文学的发展和从生到死的封闭进化过程之间作生物学的类比的观点。诚然，文学富于增长点。但布吕芮蒂耶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不能不为小说的前途担忧，生怕它像希腊神话、史诗那样失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川端康成在1924年所写的文章《思想·生活·小说》中指出：有人说，有思想的作品、问题文艺、倾向文艺很快就会衰亡；广津和郎也列举了日本作家的种种例子说，有“诗情”的作家是会很快衰亡的。(12) 他在1925年说，正如东京两三位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的文坛文学濒临危险。(13) 他在1933年说，有人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在19世纪产生过伟大的作家，以后一直走下坡路。(14) 可见，在那个年代，文学衰亡论屡见不鲜。川端康成对种种悲观的论点不以为然，他不相信纯文学的精神已经沉滞低落到必须激励的程度，不喜欢把一种艺术与别的艺术混同起来谈论它们的盛衰兴亡。在他看来，优秀的艺术被少数人玩耍得每况愈下最终破败灭亡的例子绝非少数，大作家为数甚少也许是今天各国共同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轻率地断言文学本身已过发展的顶峰，或者说意味着小说这种形式走进了死胡同；想到束缚电影创作者的种种清规戒律，看来纯文学所占据的优越地位还不至于一下子坠落下去；“认为纯文学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仅仅是从新闻业的角度看待问题，不过是发表的版面缩小，作家的生活陷于困顿而已。这固然不能掉以轻心，但自作聪明地以此断定纯文学的精神已经衰微，更是一种粗暴的态度”。(15) 他在《纯文学的精神》（1933年）一文中阐述纯文学的处境和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依存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只要社会存在，纯文学的精神就不会灭亡。
川端康成为纯文学所作的辩护不乏说服力和先见之明，但他的乐观态度仍被困惑和忧虑所压倒。1951年，他说，现代小说后来颓废了、衰落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之后，可以认为小说是颓废了、衰落了。(16) 1960年，他说：“依我之见，西方近代小说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达到了发达和成熟，如今不是正走向颓废和崩溃吗？”(17) 即便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以后，1969年他在夏威夷的一次公开讲演《美的存在与发现》中说：“我主要是写小说，然而我怀疑：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小说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文学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了吗？即使读今日的西方小说，我也有这样的疑团。”(18) 许多时候，优秀的艺术作品是在一种文化成熟到迈一步就倾向颓废的情况下产生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所有发明创造中最奇异的伟大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可以看出，川端康成在矛盾困惑难以化解的同时，对文学怀有信念并寄予厚望。
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自由的想象》（发表于1950年）一书中归纳出他认为是当时流行的三种由那些相信小说已经消亡的人提出的解释：第一种解释简单地认为这种形式已然枯竭，就像被挖开的矿脉一样被挖尽了。第二种解释说小说的发展是与一定的文化状况相对应的，而这种特定文化不存在了。第三种解释说小说所对应的这一文化状况确实还存在，但是我们抑或没有力量利用这种形式，抑或不能在小说提供的答案中找到它应有的价值。(19) 照此说来，小说的处境可谓内忧外患，它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创新的余地，它得以幸存的特定文化状况也出了问题。
此后，很多人仍从内因、外因入手评估小说的处境。1956年，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感叹道：19世纪的长篇小说死亡了，主要是因为，打个譬喻说，长篇小说想同“社会档案”，从而同照相、新闻、科学调查比个高低，“这些作为文献和证明的媒体今天所取得的成效，已使得长篇小说以及它的虚构性和假定性显得毫无裨益和令人厌恶”。(20) 在1956年发表的《未来小说之路》一文中，法国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指出，小说这门艺术已经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整个批评界都承认并讨论过这一点），很难想象，这样一门艺术如果不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它还能维持多久，很多人以为它正在走向消亡，“这并不确实。若干年后，历史将会回答，那些被记录下来的阵阵痉挛究竟是死亡的征兆，还是新生时的阵痛”。(21) 在1960年代的美国，一些对文学怀有热情的先锋派人士，如约翰·巴斯、唐·巴塞尔姆、苏姗·桑塔格等人，曾对文学的未来流露悲观情绪，认为实验小说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小说已经走到极限或终结。(22)
悲观情绪早已由小说蔓延到整个文学领域。1951年，麦克卢汉指出，现代传播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似乎是文学的下挫，许多迹象表明，文学已经走上穷途末路。(23) 如何与视听传播的新媒介相处，是文学的一大重要问题。大约在20年前，埃尔文·科南出版《文学的消亡》一书，他认为，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已经被完全推翻，作家的身份被降格了，权威也被剥夺了，电视和电子娱乐文化也正侵蚀着文学的存在，而语言组成的作品慢慢地被推到了悬崖边上，“文学能否在社会的知识树上继续保留下去，我们还需拭目以待”。(24) 受其影响，美国学者斯文·伯克茨在《读书的挽歌——从纸质书到电子书》（1994年版）一书中承认他看到的是灰色的一面，他担心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文明但却肤浅的世界，他严肃、真诚地谈论“文学的消亡”，希望文学能够证明关于它已经消亡的说法是夸大其辞的，“因为语言是灵魂的臭氧层，如果我们使它变得稀薄就等于自寻毁灭。”(25) 他使我们看到的不单是灰色的一面，他使我们的思索广泛、具体而深邃。
文学消亡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于1828-1829年间在其美学讲演录中提出几个命题：希腊艺术的辉煌以及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都已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一切方面来看，就艺术的最高职能来说，它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已不再把艺术看作体现真实的最高方式；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此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尔诺等人加入到相关话题的讨论中。在马尔库塞所处的时代，艺术终结（或消亡）已经成为一个熟悉的口号了。有人误以为黑格尔说的是艺术在死亡的意义上结束了，消亡了。其实，黑格尔从未说过艺术将会消失或退出历史舞台。与此相近，很多人在谈论文学的消亡、终结的时候，在概念上常有自觉不自觉的模糊性、含混性，从而引发不少歧义或误解。
文学消亡论与艺术终结论有很大差别。作为艺术（文艺）大家族中的一员，文学的处境比较特殊。在电子媒介时代，视觉艺术或图像网络文化的繁盛从很多方面加重了文学的危机，很多人在有意无意间以二元对立的眼光夸大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矛盾，忽视了文学与其他艺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误以为文学在危机中渐失生机。其实，作为语言艺术，文学有其他艺术难以替代的特色和优势，可谓和而不同，对此，人们早已达成共识。而在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依存关系上，也可能说是利大于弊，安德烈·莫洛亚曾说，将伟大的小说搬上银幕可带来使人们在深层意义上重新阅读这些小说的幸运的后果，仅仅一个《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广告便使好几家出版社决定印刷几十万套这部小说并将其全部销售了出去。(26)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电影和文学是一种不和睦的联姻：既不能共同生活也不能分开生活。(27) 巴尔加斯·略萨指出，电视可以补充文学，而非代替文学，二者可以很好地共存。(28) 他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书籍，对图书传播的巨大损害意味着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贫困化。2004年，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中美两国同步出版新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在他看来，对图像媒介和声音媒介的指控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飘》、《教父》等电影激发了与其同名小说的互惠关系，对那些过去不承认书面词语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人，罗琳的《哈利·波特》是最好的警示。(29) 上述观点既是雄辩又符合事实。
三
在中国内地，1986年，薛华出版《黑格尔与艺术难题》(30) 一书，其中很大篇幅讲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世界文学》1994年第1期刊出章国锋的文章《文艺的衰亡——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讨论》，文章说，德国《文学科学与语言学》杂志1993年第1期以全部篇幅介绍总结了1990年代初德国关于文艺衰亡问题展开的讨论，并刊登了一组代表性文章。薛华和章国锋的论著所评介的论点在国内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引发文学消亡论在国内成为热点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米勒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开篇即引述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米勒的观点由此展开。2001年以前，国内学界对文学消亡论似乎不太在意，反应比较迟钝。而此后，学界的反应似乎有些过敏或过热，参与讨论、争鸣的学术文章在几年间数量大增。恕我直言，米勒及其引述的德里达的观点可谓老调重弹，几乎没有多少新意。米勒的近作《论文学》（On Literature，2002年原版）的中文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译者或出版商有意把书名改为《文学死了吗》，尽管文学死亡与否的话题仅占全书的一小部分。在米勒那里，文学现在行将终结主要是就新媒体逐渐取代印刷书籍而言的，“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31) 米勒的自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学及其处境的悖论。德里达的含糊其辞也许是出于无奈，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不等于说文学将不复存在。这就为文学消亡论及文学的未来留下很大的重新解读的空间。
总之，文学消亡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繁盛于特定时期的文学类型或文体的消亡，文学的活力或原创性的枯竭，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等等。对形形色色的文学消亡论的是非，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文学消亡论由来已久，文学的消亡却并非指日可待，文学既有依然固我的本色，又有脱胎换骨的潜能。
注释：
①⑧ 参见《文学的未来》，《联合文学》第96期，1992年10月。
② 参见刘以鬯：《文学的将来》，《香港文学》第97期，1993年1月。
③ 参见刘介民：《文学会死吗》，《香港文学》，第100期，1993年4月。
④ 参见黄维樑：《文学的危机和生机》，香港《信报》，1993年3月20日。
⑤⑥⑦ 参见王一桃：《香港“严肃”文学的困境与出路》（上），《香港文学》，第104期，1993年8月，第105期；1993年9月；第106期，1993年10月。
⑨ 参见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⑩ 参见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11) 参见韦勒克、沃论：《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5页。
(12)(13)(14)(15)(16)(17)(18) 参见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叶渭渠、郑民钦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第107页，第133页，第133页，第32页，第35页，第64页。
(19)(24)(25) 参见斯文·伯克茨：《读书的挽歌——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吕世生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98页，第211页，第149页。
(20) 转引自杨守森：《数字化生存与文学前景》，《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21) 参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
(22) 参见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3) 参见麦克罗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26) 参见安德烈·莫洛亚：《艺术与生活——莫洛亚箴言和对话集》，郑冰梅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8页。
(27) 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28) 参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29) 参见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30) 参见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1)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作者：崔海峰
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 2010年08期
文学处于困境，文学面临危机，文学已经衰落……这类言论可谓老生常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文学的真实境况。困境与顺境、危机与生机、衰落与繁荣通常是交替或并存的，从古至今，文学不断地自我调整、改良，有很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生命力，何曾沦落到消亡（终结）的地步？文学消亡论令人不爽，作为热门话题，却也体现了人们对文学未来的关注和对文学命运的担忧。这个话题，在台湾、香港早有论及，在国外则由来已久。
一
1992年9月3日，台湾《联合文学》月刊主办“文学的未来”座谈会，有几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到会，对文学的未来加以预测，提出一些悲观或乐观的看法，没有直接得出文学消亡的结论。① 1992年9月12至14日，台湾《联合报》刊出以“文学又死了吗”为题的座谈纪实，“文学会不会死亡”是与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1992年11月3日，香港岭南学院召开“文学的将来及华文文学的前途”讨论会，议题包括“文学会不会死亡”，有几篇发言稿陆续发表在《香港文学》1993年1月号、5月号，《香港文学》的几位读者也撰文参与讨论。《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猜测道：文学会死，也不会死。他明知这种讲法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却仍担忧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他对“文学会被电视淘汰”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电视既然不能淘汰电影，电视、电影也不会淘汰文学，他担心文学可能会被文学淘汰。也就是说，严肃文学可能会被垃圾文学淘汰。他忧虑地说，严肃文学已被逼在壁角，这种情形要是不改变的话，严肃文学终有一天会死亡，到那时，文学商品就会戴上文学的假面具，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② 刘以鬯的猜测使内地读者刘介民颇有感触，他想起韦勒克（Wellek）提到的“文学末日”、“文学之死”、“文化穷途”等语，在批评现代社会淫靡虚浮、价值颠倒、是非混淆的弊端时，他乐观地指出：商品文学、低级庸俗文学不能替代严肃的纯文学，文学商品也不会带上文学的假面填补严肃文学留下的空位，对文学受到现代科技、影视的冲击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影视不会代替文学。③
对严肃的纯文学的未来，我们不乏乐观的理由，但这不是盲目或无条件的，因为严肃文学或许到了需要人们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时候，不能任其在危机中自生自灭。刘以鬯所担忧的文学会死，也就是严肃文学会死。这种担忧既不必过度，也难以消除。香港学者黄维樑在《信报》上强调文学不但受到影视媒体的威胁，还受到其他文化活动的威胁，他说：“虽然文学仍然存在于文学史、文化史，存在于图书馆、大学讲堂，存在于书店，存在于还存在的文学期刊；不过，社会愈富裕，读文学的人就愈少，已成为现代的一条定律了。”④ 早年在香港生活和写作的“沙爹诗人”原甸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的诗死了／死在电视机前／死在‘功夫’的拳头下／死在造爱的镜头边／死在武侠小说的剑锋上／死在言情小说的泪水和唇膏里／死在新潮音乐的噪声中……”⑤ 据说近年香港的情况是，纯文学的读者不多，批评家更是少之又少，商品化的社会使纯文学的作品走向绝境，因为香港的读者大多都被影视艺术和漫画作品吸引过去了，即使还有的话，也热衷于通俗文学或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或钻研于实用书籍如家庭实用知识这类读物，或沉迷于垃圾文学如诲淫诲盗、渲染色情暴力的劳什子，还有狗经马经这类当代必不可少的都市文化。⑥ 显然，加强创作力量，提高作品魅力，培养读者群，是严肃文学的当务之急，这需要很多人、很多部门长期不懈的努力。
香港作家王一桃对刘以鬯“文学会死，也不会死”的猜测作出回应，他说：如果社会见死不救，作家坐以待斃，文学就会死；相反，如果社会和作家都正视问题，面对现实，努力摆脱目前香港“严肃”文学的困境，文学就不会死；今天在“文学死亡说”此起彼伏之际，只要大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重视面临的困境，又藐视死亡的威胁，就会无往而不胜；在“严肃”文学“将死”而未死之际，作家尤其要自信、自爱和自重。⑦ 评论家和理论家不应纷纷疏离严肃文学，不应“见死不救”，不应为文学消亡论推波助澜。
通俗文学不等于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学，它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之间的界线历来是相对的。我们不应夸大或人为地制造两者之间的壁垒。严肃文学不应孤芳自赏、作茧自缚或固步自封，可以达到清远而务实、内敛而开放的状态。在台湾，有论者预测说，未来的文学——如果它还存在，会以许多其他的形式存在，比如跨界性题材的创作，把政治、商业、军事的题材，作现象或内在的探讨，甚至虚构化。也有人说，未来文学趋势之一是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的两极化，纪实报道文学加入成为文学的主流，而虚构的文学则朝更虚幻的方向走。⑧ 这两种预测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兼有分化与融合的态势，可谓并行不悖。文学的商业性、市场价值与思想性、艺术性之间纵然矛盾重重，却并非水火不相容。文学作为大族群，品类繁盛，谱系完备，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其中的各个成员既有适者生存的竞争，又有相互依存的机缘。通俗文学中固然不乏垃圾，严肃文学中也不全是精品，两者都有清扫垃圾、提升品质的义务。两者的优劣不取决于媒介、读者数量和唯利是图的商业标准。一方热闹，热闹中夹杂着喧嚣与浮躁；一方寂寞，而寂寞不等于落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者可以是互惠互利、前呼后应的，与其同室操戈或同病相怜，不如扬长避短、共渡难关，以免唇亡齿寒。这样，严肃文学即便不能全面复兴，却也不至于众叛亲离、萎靡不振甚或濒临灭绝。文学界应避免窝里斗（内讧、内耗），批评家在为大众化的通俗文学摇旗呐喊时，不要忘了为严肃文学的精英主义辩护。崇尚精品，抵制假冒伪劣，应是全社会的共识。
二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国外就不乏文学消亡的言论。在1934年出版的《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一书中，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以惯常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青年作家的口吻发一番牢骚：文学，我们所干的这一行，是靠它的伟大的过去而活着的，“使我们感动的象征，爱情、生离死别的伟大主题都已经用过，而且枯竭了。所有一切似乎都已经说过，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新的主题呢？文学已把全世界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由于缺乏营养，它正在逐渐死亡”。⑨ 他们起初只得去写边缘经验和反常事件，要不然就只得用自己的巧妙的、辩解的手法把人家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考利的牢骚虽有几分夸张，却也是真情实感。文学的遗产越积越多，文章最忌随人后，作家不能重复前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创新和超越是文学的宿命，而创新越来越难。这使后世作家总是处于渴望创新而又难以创新的困境中。创新性（或原创性）决定着文学的活力或生命力，关系到文学的生死。“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经历了战争和经济衰退，有在欧洲的文学流浪生涯，他们勤于读书写作，富有探索精神，幸运的是，在1920年代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他们使美国文学令人刮目相看。海明威等人的创新业绩可谓有目共睹。当今的文学在某些方面面临世界性的衰退，很难说创新的余地和契机究竟有多大。
文学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诸多类型、文体的兴衰存亡。很多宣扬文学消亡论的人所说的文学通常不是总体上或宽泛意义上的文学，而主要是指文学的某些类型、文体。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探讨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他说，作为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神话的那种对自然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⑩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初版于1942年）中援引布吕芮蒂耶的话说，文学类型一旦达到了某种极致的阶段，就必然要枯萎、凋谢，最后消失掉。(11) 作者不赞成布吕芮蒂耶的观点，认为文学作为一个变化的整体在不断增长着，应该抛弃在文学的发展和从生到死的封闭进化过程之间作生物学的类比的观点。诚然，文学富于增长点。但布吕芮蒂耶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不能不为小说的前途担忧，生怕它像希腊神话、史诗那样失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川端康成在1924年所写的文章《思想·生活·小说》中指出：有人说，有思想的作品、问题文艺、倾向文艺很快就会衰亡；广津和郎也列举了日本作家的种种例子说，有“诗情”的作家是会很快衰亡的。(12) 他在1925年说，正如东京两三位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的文坛文学濒临危险。(13) 他在1933年说，有人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在19世纪产生过伟大的作家，以后一直走下坡路。(14) 可见，在那个年代，文学衰亡论屡见不鲜。川端康成对种种悲观的论点不以为然，他不相信纯文学的精神已经沉滞低落到必须激励的程度，不喜欢把一种艺术与别的艺术混同起来谈论它们的盛衰兴亡。在他看来，优秀的艺术被少数人玩耍得每况愈下最终破败灭亡的例子绝非少数，大作家为数甚少也许是今天各国共同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轻率地断言文学本身已过发展的顶峰，或者说意味着小说这种形式走进了死胡同；想到束缚电影创作者的种种清规戒律，看来纯文学所占据的优越地位还不至于一下子坠落下去；“认为纯文学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仅仅是从新闻业的角度看待问题，不过是发表的版面缩小，作家的生活陷于困顿而已。这固然不能掉以轻心，但自作聪明地以此断定纯文学的精神已经衰微，更是一种粗暴的态度”。(15) 他在《纯文学的精神》（1933年）一文中阐述纯文学的处境和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依存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只要社会存在，纯文学的精神就不会灭亡。
川端康成为纯文学所作的辩护不乏说服力和先见之明，但他的乐观态度仍被困惑和忧虑所压倒。1951年，他说，现代小说后来颓废了、衰落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之后，可以认为小说是颓废了、衰落了。(16) 1960年，他说：“依我之见，西方近代小说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达到了发达和成熟，如今不是正走向颓废和崩溃吗？”(17) 即便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以后，1969年他在夏威夷的一次公开讲演《美的存在与发现》中说：“我主要是写小说，然而我怀疑：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小说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文学的时代不是正在过去了吗？即使读今日的西方小说，我也有这样的疑团。”(18) 许多时候，优秀的艺术作品是在一种文化成熟到迈一步就倾向颓废的情况下产生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所有发明创造中最奇异的伟大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可以看出，川端康成在矛盾困惑难以化解的同时，对文学怀有信念并寄予厚望。
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自由的想象》（发表于1950年）一书中归纳出他认为是当时流行的三种由那些相信小说已经消亡的人提出的解释：第一种解释简单地认为这种形式已然枯竭，就像被挖开的矿脉一样被挖尽了。第二种解释说小说的发展是与一定的文化状况相对应的，而这种特定文化不存在了。第三种解释说小说所对应的这一文化状况确实还存在，但是我们抑或没有力量利用这种形式，抑或不能在小说提供的答案中找到它应有的价值。(19) 照此说来，小说的处境可谓内忧外患，它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创新的余地，它得以幸存的特定文化状况也出了问题。
此后，很多人仍从内因、外因入手评估小说的处境。1956年，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感叹道：19世纪的长篇小说死亡了，主要是因为，打个譬喻说，长篇小说想同“社会档案”，从而同照相、新闻、科学调查比个高低，“这些作为文献和证明的媒体今天所取得的成效，已使得长篇小说以及它的虚构性和假定性显得毫无裨益和令人厌恶”。(20) 在1956年发表的《未来小说之路》一文中，法国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指出，小说这门艺术已经陷入严重的停滞状态（整个批评界都承认并讨论过这一点），很难想象，这样一门艺术如果不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它还能维持多久，很多人以为它正在走向消亡，“这并不确实。若干年后，历史将会回答，那些被记录下来的阵阵痉挛究竟是死亡的征兆，还是新生时的阵痛”。(21) 在1960年代的美国，一些对文学怀有热情的先锋派人士，如约翰·巴斯、唐·巴塞尔姆、苏姗·桑塔格等人，曾对文学的未来流露悲观情绪，认为实验小说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小说已经走到极限或终结。(22)
悲观情绪早已由小说蔓延到整个文学领域。1951年，麦克卢汉指出，现代传播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似乎是文学的下挫，许多迹象表明，文学已经走上穷途末路。(23) 如何与视听传播的新媒介相处，是文学的一大重要问题。大约在20年前，埃尔文·科南出版《文学的消亡》一书，他认为，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已经被完全推翻，作家的身份被降格了，权威也被剥夺了，电视和电子娱乐文化也正侵蚀着文学的存在，而语言组成的作品慢慢地被推到了悬崖边上，“文学能否在社会的知识树上继续保留下去，我们还需拭目以待”。(24) 受其影响，美国学者斯文·伯克茨在《读书的挽歌——从纸质书到电子书》（1994年版）一书中承认他看到的是灰色的一面，他担心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文明但却肤浅的世界，他严肃、真诚地谈论“文学的消亡”，希望文学能够证明关于它已经消亡的说法是夸大其辞的，“因为语言是灵魂的臭氧层，如果我们使它变得稀薄就等于自寻毁灭。”(25) 他使我们看到的不单是灰色的一面，他使我们的思索广泛、具体而深邃。
文学消亡论在某种程度上源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于1828-1829年间在其美学讲演录中提出几个命题：希腊艺术的辉煌以及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都已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一切方面来看，就艺术的最高职能来说，它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已不再把艺术看作体现真实的最高方式；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此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尔诺等人加入到相关话题的讨论中。在马尔库塞所处的时代，艺术终结（或消亡）已经成为一个熟悉的口号了。有人误以为黑格尔说的是艺术在死亡的意义上结束了，消亡了。其实，黑格尔从未说过艺术将会消失或退出历史舞台。与此相近，很多人在谈论文学的消亡、终结的时候，在概念上常有自觉不自觉的模糊性、含混性，从而引发不少歧义或误解。
文学消亡论与艺术终结论有很大差别。作为艺术（文艺）大家族中的一员，文学的处境比较特殊。在电子媒介时代，视觉艺术或图像网络文化的繁盛从很多方面加重了文学的危机，很多人在有意无意间以二元对立的眼光夸大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矛盾，忽视了文学与其他艺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误以为文学在危机中渐失生机。其实，作为语言艺术，文学有其他艺术难以替代的特色和优势，可谓和而不同，对此，人们早已达成共识。而在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依存关系上，也可能说是利大于弊，安德烈·莫洛亚曾说，将伟大的小说搬上银幕可带来使人们在深层意义上重新阅读这些小说的幸运的后果，仅仅一个《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广告便使好几家出版社决定印刷几十万套这部小说并将其全部销售了出去。(26)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电影和文学是一种不和睦的联姻：既不能共同生活也不能分开生活。(27) 巴尔加斯·略萨指出，电视可以补充文学，而非代替文学，二者可以很好地共存。(28) 他认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书籍，对图书传播的巨大损害意味着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贫困化。2004年，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中美两国同步出版新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在他看来，对图像媒介和声音媒介的指控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飘》、《教父》等电影激发了与其同名小说的互惠关系，对那些过去不承认书面词语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人，罗琳的《哈利·波特》是最好的警示。(29) 上述观点既是雄辩又符合事实。
三
在中国内地，1986年，薛华出版《黑格尔与艺术难题》(30) 一书，其中很大篇幅讲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终结的论点。《世界文学》1994年第1期刊出章国锋的文章《文艺的衰亡——九十年代初的一次讨论》，文章说，德国《文学科学与语言学》杂志1993年第1期以全部篇幅介绍总结了1990年代初德国关于文艺衰亡问题展开的讨论，并刊登了一组代表性文章。薛华和章国锋的论著所评介的论点在国内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引发文学消亡论在国内成为热点问题的是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米勒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开篇即引述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米勒的观点由此展开。2001年以前，国内学界对文学消亡论似乎不太在意，反应比较迟钝。而此后，学界的反应似乎有些过敏或过热，参与讨论、争鸣的学术文章在几年间数量大增。恕我直言，米勒及其引述的德里达的观点可谓老调重弹，几乎没有多少新意。米勒的近作《论文学》（On Literature，2002年原版）的中文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译者或出版商有意把书名改为《文学死了吗》，尽管文学死亡与否的话题仅占全书的一小部分。在米勒那里，文学现在行将终结主要是就新媒体逐渐取代印刷书籍而言的，“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31) 米勒的自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学及其处境的悖论。德里达的含糊其辞也许是出于无奈，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不等于说文学将不复存在。这就为文学消亡论及文学的未来留下很大的重新解读的空间。
总之，文学消亡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繁盛于特定时期的文学类型或文体的消亡，文学的活力或原创性的枯竭，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等等。对形形色色的文学消亡论的是非，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文学消亡论由来已久，文学的消亡却并非指日可待，文学既有依然固我的本色，又有脱胎换骨的潜能。
注释：
①⑧ 参见《文学的未来》，《联合文学》第96期，1992年10月。
② 参见刘以鬯：《文学的将来》，《香港文学》第97期，1993年1月。
③ 参见刘介民：《文学会死吗》，《香港文学》，第100期，1993年4月。
④ 参见黄维樑：《文学的危机和生机》，香港《信报》，1993年3月20日。
⑤⑥⑦ 参见王一桃：《香港“严肃”文学的困境与出路》（上），《香港文学》，第104期，1993年8月，第105期；1993年9月；第106期，1993年10月。
⑨ 参见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⑩ 参见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11) 参见韦勒克、沃论：《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95页。
(12)(13)(14)(15)(16)(17)(18) 参见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叶渭渠、郑民钦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第107页，第133页，第133页，第32页，第35页，第64页。
(19)(24)(25) 参见斯文·伯克茨：《读书的挽歌——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吕世生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98页，第211页，第149页。
(20) 转引自杨守森：《数字化生存与文学前景》，《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
(21) 参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
(22) 参见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3) 参见麦克罗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26) 参见安德烈·莫洛亚：《艺术与生活——莫洛亚箴言和对话集》，郑冰梅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8页。
(27) 参见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28) 参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29) 参见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30) 参见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1) 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