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自问世以来影响巨大，争议不断，本文在对其作大致客观的描述和整合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得出一种中立的、较为合理的观点，即语言与思维（思想、逻辑、理性）至少不是平行时空下两条互不相交的直线，而是以一种至今还未明朗的关系紧紧交织在一起，语言并不仅仅是思维的附属工具，彼此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 关键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相对论 语言 思维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前世今生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基础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是普遍论，二是相对论。前者认为，尽管语言存在差别，思维却是普遍的和同一的，换句话说，语言的差异并不影响思维的一致性。后者认为，语言的差别导致思维的差异，因为思维受语言的影响。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逐步发展成当今的语言普遍论和语言相对论。 无论是语言普遍论还是语言相对论，其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的初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们的思维受到风俗习惯（包括语言）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话语是思想符号，虽然不同文化的话语包括口头和书面话语都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普遍的，如同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是一致的和普遍的那样。到了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语言”。这种“精神语言”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之外。例如，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声称，概念名称超越所有语言，仅存于人们的大脑之中，并不通过说话而外现。13世纪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有过论述。他有一句经常为人引用的名言，充分表达了普遍论的观点：“所有语言基本上有一种一致的语法，虽然偶尔有些差异。”[1]然而，经过对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和希伯来语的比较研究，培根相信语言能表达说话人的文化特质。他发现，由于人们长期使用某些熟悉的词语，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与事物的真实相距甚远的理念。培根的这一发现，实际上是现代语言相对论的基本观点。 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提出了“文化相对论”。维科认为，不同文化的成员对同样的人和事物看法是不同的，这就是当今语言相对论假设的雏形。[2]当该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一整套先验论的时候，欧洲一些哲学家从维科的文化相对论出发，批判康德的先验论，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例如，海曼指出，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而是在语言指引下的一个能动的联想过程。这一时期为语言相对论假设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赫伯。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思想就不能思考，如果我们真的主要通过言词学会思考的话，那么语言必定为人类知识给出它的基本局限和轮廓。于是，他得出结论：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赫伯还指出，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世界的解读、经验以及主观意识间理解不断积累的历史。因此，每一个民族怎么思考就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就怎么思考。 但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影响最深的还是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洪堡特认为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个性体现，都展现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心理特征。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语言形成世界观，词会借助自身附带的意义而重新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语言的是同型的主观，所以世界上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造出语言，同时又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洪堡特受到康德认识论的影响，认为人具有一种接纳感受经验的先天能力，能将外界杂乱无章的东西编入一定的关系，纳进特定的秩序，赋予他们一定的形式。然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形式，人们看世界就像生来戴着一副永远摘不掉的有色眼镜，眼中的万物很难再是本来的色彩。语言正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介于人与自然之间，人通过语言认识把握客观世界，记录和积累人对世界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理解。由于各民族在个性和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语言中蕴涵的世界观也就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而且，“一个民族的言语是该民族的精神，而该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言语”[3]。民族精神的特点与其语言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着，每种语言体系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对世界的认识受限于所使用的语言，持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永远拘囿于自己用来思维和交际的那种语言圈子中。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要内容 萨丕尔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语言强烈地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一切思索。人类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活动范围之中，而是深受那充当社会表达工具的特定语言的支配……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类社团的语言习惯之上的。没有两种语言会相似到能将它们看成是代表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乃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同一世界。”[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两个观点：A.语言强烈地制约着人对世界的认识；B.世界随着语言体系的不同而不同。 沃尔夫吸收了萨丕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思想，通过对大量印地安语言的研究得出结论：“我们的语言决定的思维世界不仅与我们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宗旨相对应，而且它甚至还把我们真正的下意识行为也包括到它的影响范围之内，并赋予这些行为以某些典型的特征。”[5]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的认知系统和意识背景，不同的系统和背景使各言语社团的世界观呈现出相对性。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语言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思索。 语言学界通常把这些重要思想归纳为三个部分，如布朗将其一分为三：（1）语言A的结构不同于语言B的结构；（2）文化A与文化B的行为结构差异同语言A与语言B的结构差异有关联；（3）语言A的结构决定文化A的行为结构，依此类推。[6]这就是所谓的沃尔夫假说三段论：“语言结构差异论”、“语言文化相关论”和“语言决定论”。[7]这个三段论的后两段，即被布朗称作“弱式”的“相关论”和“强式”的“决定论”，实际上透视了假说本身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思维行为。萨丕尔和沃尔夫将着眼点放在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上，通过它们的差异探讨人类群体行为结构的差异，与洪堡特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郝建军和华中科技大学汤小兵参照沃尔夫假说，认为方言差异决定的思维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域歧视”现象的重要原因。[8]北京交通大学高晓娟分析了英汉语境下亲属称谓不同的分类认知及对亲属关系的不同理解并阐明了其内在的语言相对论原理。[9]中国人民大学王亦高运用语言相对论解释了中英语言中不同的时空观现象。[10]厦门大学余朝国则运用语言相对论分析了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差异。[11]复旦大学凯丽比努提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要积极接受外来语言对母语的影响、把握和认识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区分两种语言系统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不倡导过早使用目的语思考的结论。[12]兰州商学院周舒怡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13]武汉科技大学黄朝恒、郝睿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要进入到对方的语言文化中去，并尊重各种语言间的差异和平等。[14]中国矿业大学李传馨结合沃尔夫假说提出了对于托福独立写作的建议。[15] 二、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褒扬 “沃尔夫假说无疑是本世纪语言研究一个极富魅力的语言人文主义课题。它吸引了众多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从人类思维与文化的各个角度探究语言的奥秘。文化学语言学在人类学的激励下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现实的探索境界。尽管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论还远远没有完结，但沃尔夫假说正在带给人们一种对待语言体系文化内涵的终极关切。这种关切具有跨世纪的意义。如果说19世纪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洪堡特世纪，那么20世纪将以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为其典范――这是萨丕尔-―沃尔夫的世纪。”[16] 如果没有萨丕尔和沃尔夫的人类学角度，语言学永远只从自身的逻辑和结构观点出发，也许永远不能追寻到语言背后真实而普遍的规律。长期浸淫在特定视野的语言格局内，人们常常会遮蔽了对其他文化存在的认识。借鉴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观点，我们或许有机会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反思每一个民族的独特语言，并以全新的眼光来描写和分析每一种文化。目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实际的学科和课题当中，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在无形中也证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三、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贬斥 林新华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语言缺乏历史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社会及其文化决定语言，客观的社会环境（包括文化和语言）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语言。除此以外，语言不能决定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决定人们的意识的首先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按其经济地位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语言真的可以决定世界观的话，世界上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也就自行消灭，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劳资的纷争。这种推论与现实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相容的。[17] 上述是反对这一假说的代表性观点之一，即认为客观现实存在决定了语言以及其他的思维。另外还有一种代表性观点是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皮亚杰认为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应该是思维决定语言而非语言决定思维。皮亚杰运用儿童语言习得逻辑运演过程证明了思维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婴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辨认出母亲，并能将所看到的图片进行分类，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语言的，只是会发出一些单独的声音，但是却能够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并且能够用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时期的儿童是有思想、有思维过程的，只是他们还没有能力用语言进行表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思维对语言起着主导作用，认知能力的发展应该是先于语言能力的发展的，认识要先于语言。因此，皮亚杰从认知角度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认识是基于思维的，所以可以说思维先于语言。 四、结语 在这样一篇篇幅短小的文章里，笔者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只能说语言与思维（思想、逻辑、理性）至少不是平行时空下两条互不相交的直线，而是以一种至今还未明朗的关系紧紧交织在一起，语言并不仅仅是思维的附属工具，彼此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的影响。 实际上，笔者认为要探讨这样的一个论题，根本就类似于探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由于人类语言和思维以及文化的复杂性，笔者决定先脱离人类社会，用动物语言和动物社会来打比方。比如有一只猩猩看到了危险，发出恐惧的叫声，引导同伴们从地上回到树上，对它本身而言，是先看到了危险而后发出了恐惧的叫声，但对它的同伴们而言，则是先听到了表示危险和恐惧的声音而后有了恐惧的思维（也许不能称其为思维），再作出规避危险的行为――上树。再往深处想，历史上第一只猩猩看到危险发出的声音，也许只是随意喊叫，这种喊叫在其他猩猩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随后每次有危险，那只猩猩都是这种叫声，其他猩猩便逐渐认为这种喊叫可以传递“有危险”的意思，这种喊叫便被所有猩猩所接纳和使用，并且专门用来表示“有危险接近，快上树”的意思。在猩猩社会里，这种喊叫被一代又一代猩猩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也许不能称其为语言）传给下一代猩猩，下一代猩猩即使还没有遇见过危险、不知道危险到底是什么，也学会了这种喊叫，并且明白了它的指示和警戒作用，一听到便自觉地上树，直到看到一只凶猛的狮子、饥饿的鳄鱼从树下踯躅走过，才明白“哦，原来危险就是这种东西”。这也许可以看作人类社会语言和思维发展的“动物减缩版”。 让我们再回到人类社会，沃尔夫曾举例说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他说英语中只有一个词来表示雪或下雪（snow），但爱斯基摩人却要区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状态的雪，有下完了的雪、正在下的雪、半融化的雪、像冰一样的雪等等，这是因为爱斯基摩人每天都在和雪打交道，每一种独特状态的雪都会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而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使用英语的人却不需要对雪作如此详细的区分。对此，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英语中虽然没有词汇对这些雪一一描述，但这并不代表说英语的人就没有区分、辨别这些不同的雪的思维能力，所以这不能算作语言决定思维的证明。笔者认为，这句话有一半道理。说英语的人，只要智商正常，的确应该有识别这些不同的雪的能力，但他们不需要去识别，因而也不会特别加以注意，这些不同的雪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大致相同的刺激源，引起不了爱斯基摩人那样各不相同的细微思维和反应。再者，雪是说英语的人比较熟悉的事物，要是他们不熟悉的事物，恐怕再多的词汇也只能引起一个或者为数不多的几个联想。比如阿拉伯语中有6000多个表示骆驼的词汇，比如中国古代各种表示不同年龄、性别、颜色、高矮、胖瘦的马的词汇。 针对皮亚杰用婴儿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婴儿固然不会说话，但这不代表他们与语言是完全脱离的。不说话只是没有输出，但从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间的第一秒，父母、亲人以及周围的所有人无一不在用语言影响着他，也就是说婴儿一直在接受着语言的输入。皮亚杰认为，4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辨认出母亲是因为思维的作用，但这也无法否定母亲的言语在婴儿思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总之，目前只能说思维和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对于它们之间的确切关系，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够弄清楚。 注释： [1]Ferguson，C.A.：《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UniversalsResearch》，Greenberg，Ferguson，& Moravscik：《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9. [2]Janney，R.W.&Arndt，H.：《Universality and Relativity in Cross-Cultural Politeness Research：A Historical Perspective》，Multilingua，1993，29. [3]申小龙：《语言的文化阐释》，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4]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5]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4页。 [6]Brown，R.L.：《Wilhelm Von Humboldt’s Concep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the Hague：Mouton，1967，11. [7]Gumperz，J.J.and Levinson，S.（eds.）：《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5. [8]郝建军，汤小兵：《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看中国之“地域歧视”》，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9]高晓娟：《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之下的汉英亲属称谓研究》，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2期。 [10]王亦高：《试论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视角下的中英文时空观为例》，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5期。 [11]余朝国：《文化意象视角下的语言相对主义》，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2期。 [12]凯丽比努：《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3]周舒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启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4]黄朝恒，郝睿：《小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与跨文化交际》，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5]李传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托福独立写作的影响》，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7期。 [16]申小龙：《人类文化的语言视界――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17]林新华：《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再认识》，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刘仪蒙 江苏扬州大学 225002）
摘 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自问世以来影响巨大，争议不断，本文在对其作大致客观的描述和整合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得出一种中立的、较为合理的观点，即语言与思维（思想、逻辑、理性）至少不是平行时空下两条互不相交的直线，而是以一种至今还未明朗的关系紧紧交织在一起，语言并不仅仅是思维的附属工具，彼此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 关键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相对论 语言 思维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前世今生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基础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是普遍论，二是相对论。前者认为，尽管语言存在差别，思维却是普遍的和同一的，换句话说，语言的差异并不影响思维的一致性。后者认为，语言的差别导致思维的差异，因为思维受语言的影响。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逐步发展成当今的语言普遍论和语言相对论。 无论是语言普遍论还是语言相对论，其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的初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们的思维受到风俗习惯（包括语言）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话语是思想符号，虽然不同文化的话语包括口头和书面话语都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普遍的，如同语言所表达的事物是一致的和普遍的那样。到了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语言”。这种“精神语言”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之外。例如，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声称，概念名称超越所有语言，仅存于人们的大脑之中，并不通过说话而外现。13世纪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有过论述。他有一句经常为人引用的名言，充分表达了普遍论的观点：“所有语言基本上有一种一致的语法，虽然偶尔有些差异。”[1]然而，经过对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和希伯来语的比较研究，培根相信语言能表达说话人的文化特质。他发现，由于人们长期使用某些熟悉的词语，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与事物的真实相距甚远的理念。培根的这一发现，实际上是现代语言相对论的基本观点。 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提出了“文化相对论”。维科认为，不同文化的成员对同样的人和事物看法是不同的，这就是当今语言相对论假设的雏形。[2]当该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提出一整套先验论的时候，欧洲一些哲学家从维科的文化相对论出发，批判康德的先验论，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例如，海曼指出，理智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而是在语言指引下的一个能动的联想过程。这一时期为语言相对论假设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赫伯。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真的没有思想就不能思考，如果我们真的主要通过言词学会思考的话，那么语言必定为人类知识给出它的基本局限和轮廓。于是，他得出结论：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赫伯还指出，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世界的解读、经验以及主观意识间理解不断积累的历史。因此，每一个民族怎么思考就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就怎么思考。 但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影响最深的还是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洪堡特认为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个性体现，都展现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心理特征。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语言形成世界观，词会借助自身附带的意义而重新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语言的是同型的主观，所以世界上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造出语言，同时又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洪堡特受到康德认识论的影响，认为人具有一种接纳感受经验的先天能力，能将外界杂乱无章的东西编入一定的关系，纳进特定的秩序，赋予他们一定的形式。然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形式，人们看世界就像生来戴着一副永远摘不掉的有色眼镜，眼中的万物很难再是本来的色彩。语言正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介于人与自然之间，人通过语言认识把握客观世界，记录和积累人对世界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理解。由于各民族在个性和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各民族语言中蕴涵的世界观也就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而且，“一个民族的言语是该民族的精神，而该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言语”[3]。民族精神的特点与其语言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着，每种语言体系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对世界的认识受限于所使用的语言，持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永远拘囿于自己用来思维和交际的那种语言圈子中。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要内容 萨丕尔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语言强烈地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一切思索。人类并非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活动范围之中，而是深受那充当社会表达工具的特定语言的支配……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地建立在人类社团的语言习惯之上的。没有两种语言会相似到能将它们看成是代表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乃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同一世界。”[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两个观点：A.语言强烈地制约着人对世界的认识；B.世界随着语言体系的不同而不同。 沃尔夫吸收了萨丕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思想，通过对大量印地安语言的研究得出结论：“我们的语言决定的思维世界不仅与我们的文化理想和文化宗旨相对应，而且它甚至还把我们真正的下意识行为也包括到它的影响范围之内，并赋予这些行为以某些典型的特征。”[5]不同的语言形式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的认知系统和意识背景，不同的系统和背景使各言语社团的世界观呈现出相对性。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语言制约着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变化的思索。 语言学界通常把这些重要思想归纳为三个部分，如布朗将其一分为三：（1）语言A的结构不同于语言B的结构；（2）文化A与文化B的行为结构差异同语言A与语言B的结构差异有关联；（3）语言A的结构决定文化A的行为结构，依此类推。[6]这就是所谓的沃尔夫假说三段论：“语言结构差异论”、“语言文化相关论”和“语言决定论”。[7]这个三段论的后两段，即被布朗称作“弱式”的“相关论”和“强式”的“决定论”，实际上透视了假说本身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思维行为。萨丕尔和沃尔夫将着眼点放在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上，通过它们的差异探讨人类群体行为结构的差异，与洪堡特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应用 华中师范大学郝建军和华中科技大学汤小兵参照沃尔夫假说，认为方言差异决定的思维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域歧视”现象的重要原因。[8]北京交通大学高晓娟分析了英汉语境下亲属称谓不同的分类认知及对亲属关系的不同理解并阐明了其内在的语言相对论原理。[9]中国人民大学王亦高运用语言相对论解释了中英语言中不同的时空观现象。[10]厦门大学余朝国则运用语言相对论分析了中西方文化意象的差异。[11]复旦大学凯丽比努提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要积极接受外来语言对母语的影响、把握和认识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区分两种语言系统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不倡导过早使用目的语思考的结论。[12]兰州商学院周舒怡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13]武汉科技大学黄朝恒、郝睿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要进入到对方的语言文化中去，并尊重各种语言间的差异和平等。[14]中国矿业大学李传馨结合沃尔夫假说提出了对于托福独立写作的建议。[15] 二、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褒扬 “沃尔夫假说无疑是本世纪语言研究一个极富魅力的语言人文主义课题。它吸引了众多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从人类思维与文化的各个角度探究语言的奥秘。文化学语言学在人类学的激励下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现实的探索境界。尽管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论还远远没有完结，但沃尔夫假说正在带给人们一种对待语言体系文化内涵的终极关切。这种关切具有跨世纪的意义。如果说19世纪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洪堡特世纪，那么20世纪将以美洲语言人文主义为其典范――这是萨丕尔-―沃尔夫的世纪。”[16] 如果没有萨丕尔和沃尔夫的人类学角度，语言学永远只从自身的逻辑和结构观点出发，也许永远不能追寻到语言背后真实而普遍的规律。长期浸淫在特定视野的语言格局内，人们常常会遮蔽了对其他文化存在的认识。借鉴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观点，我们或许有机会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反思每一个民族的独特语言，并以全新的眼光来描写和分析每一种文化。目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已经被应用到了一些实际的学科和课题当中，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在无形中也证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三、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贬斥 林新华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语言缺乏历史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社会及其文化决定语言，客观的社会环境（包括文化和语言）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语言。除此以外，语言不能决定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决定人们的意识的首先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按其经济地位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语言真的可以决定世界观的话，世界上就没有阶级，阶级斗争也就自行消灭，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劳资的纷争。这种推论与现实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相容的。[17] 上述是反对这一假说的代表性观点之一，即认为客观现实存在决定了语言以及其他的思维。另外还有一种代表性观点是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皮亚杰认为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应该是思维决定语言而非语言决定思维。皮亚杰运用儿童语言习得逻辑运演过程证明了思维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婴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辨认出母亲，并能将所看到的图片进行分类，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语言的，只是会发出一些单独的声音，但是却能够对事物进行抽象概括，并且能够用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个时期的儿童是有思想、有思维过程的，只是他们还没有能力用语言进行表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思维对语言起着主导作用，认知能力的发展应该是先于语言能力的发展的，认识要先于语言。因此，皮亚杰从认知角度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认识是基于思维的，所以可以说思维先于语言。 四、结语 在这样一篇篇幅短小的文章里，笔者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只能说语言与思维（思想、逻辑、理性）至少不是平行时空下两条互不相交的直线，而是以一种至今还未明朗的关系紧紧交织在一起，语言并不仅仅是思维的附属工具，彼此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的影响。 实际上，笔者认为要探讨这样的一个论题，根本就类似于探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由于人类语言和思维以及文化的复杂性，笔者决定先脱离人类社会，用动物语言和动物社会来打比方。比如有一只猩猩看到了危险，发出恐惧的叫声，引导同伴们从地上回到树上，对它本身而言，是先看到了危险而后发出了恐惧的叫声，但对它的同伴们而言，则是先听到了表示危险和恐惧的声音而后有了恐惧的思维（也许不能称其为思维），再作出规避危险的行为――上树。再往深处想，历史上第一只猩猩看到危险发出的声音，也许只是随意喊叫，这种喊叫在其他猩猩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随后每次有危险，那只猩猩都是这种叫声，其他猩猩便逐渐认为这种喊叫可以传递“有危险”的意思，这种喊叫便被所有猩猩所接纳和使用，并且专门用来表示“有危险接近，快上树”的意思。在猩猩社会里，这种喊叫被一代又一代猩猩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也许不能称其为语言）传给下一代猩猩，下一代猩猩即使还没有遇见过危险、不知道危险到底是什么，也学会了这种喊叫，并且明白了它的指示和警戒作用，一听到便自觉地上树，直到看到一只凶猛的狮子、饥饿的鳄鱼从树下踯躅走过，才明白“哦，原来危险就是这种东西”。这也许可以看作人类社会语言和思维发展的“动物减缩版”。 让我们再回到人类社会，沃尔夫曾举例说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他说英语中只有一个词来表示雪或下雪（snow），但爱斯基摩人却要区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状态的雪，有下完了的雪、正在下的雪、半融化的雪、像冰一样的雪等等，这是因为爱斯基摩人每天都在和雪打交道，每一种独特状态的雪都会对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而英国人、美国人或其他使用英语的人却不需要对雪作如此详细的区分。对此，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英语中虽然没有词汇对这些雪一一描述，但这并不代表说英语的人就没有区分、辨别这些不同的雪的思维能力，所以这不能算作语言决定思维的证明。笔者认为，这句话有一半道理。说英语的人，只要智商正常，的确应该有识别这些不同的雪的能力，但他们不需要去识别，因而也不会特别加以注意，这些不同的雪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大致相同的刺激源，引起不了爱斯基摩人那样各不相同的细微思维和反应。再者，雪是说英语的人比较熟悉的事物，要是他们不熟悉的事物，恐怕再多的词汇也只能引起一个或者为数不多的几个联想。比如阿拉伯语中有6000多个表示骆驼的词汇，比如中国古代各种表示不同年龄、性别、颜色、高矮、胖瘦的马的词汇。 针对皮亚杰用婴儿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婴儿固然不会说话，但这不代表他们与语言是完全脱离的。不说话只是没有输出，但从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间的第一秒，父母、亲人以及周围的所有人无一不在用语言影响着他，也就是说婴儿一直在接受着语言的输入。皮亚杰认为，4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够辨认出母亲是因为思维的作用，但这也无法否定母亲的言语在婴儿思维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总之，目前只能说思维和语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对于它们之间的确切关系，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够弄清楚。 注释： [1]Ferguson，C.A.：《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UniversalsResearch》，Greenberg，Ferguson，& Moravscik：《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9. [2]Janney，R.W.&Arndt，H.：《Universality and Relativity in Cross-Cultural Politeness Research：A Historical Perspective》，Multilingua，1993，29. [3]申小龙：《语言的文化阐释》，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4]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5]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4页。 [6]Brown，R.L.：《Wilhelm Von Humboldt’s Concep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the Hague：Mouton，1967，11. [7]Gumperz，J.J.and Levinson，S.（eds.）：《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5. [8]郝建军，汤小兵：《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看中国之“地域歧视”》，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9]高晓娟：《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之下的汉英亲属称谓研究》，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2期。 [10]王亦高：《试论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视角下的中英文时空观为例》，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5期。 [11]余朝国：《文化意象视角下的语言相对主义》，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2期。 [12]凯丽比努：《萨丕尔-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3]周舒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启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4]黄朝恒，郝睿：《小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与跨文化交际》，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5]李传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托福独立写作的影响》，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7期。 [16]申小龙：《人类文化的语言视界――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17]林新华：《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再认识》，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刘仪蒙 江苏扬州大学 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