钵子和湖南的关系及来历
湖南这块土地历史悠久，在传说时代，有以神农氏、舜和大禹等为代表的中原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活动，考古学证明湖南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活动的活跃地区，已经具有相当先进的文明，这些文明和黄河文明关系不大，不过这些文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2000之间逐渐湮灭了。湖南的人种和文化都逐渐被南下的汉族先民所取代。在先秦时代，湖南大部分区域都是楚国的一部分，属于楚文化的边缘地带，湘西北的沅澧流域是楚文化的相对活跃地带。楚人来自于河南南部，本来是一个半华夏化的部族，在种族是自称为黄帝嫡胄。来到湖南后，他们对本来人数不多的原始居民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文明秩序，这就是史载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秦朝建立后，楚人受到致命打击，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明在湖南的楚人也几乎被消灭殆尽，目前湖南的秦代遗址都完全显露出秦文化的特征。怀王从湖南郴州起兵反秦，项羽、刘邦都可以称得上血统意义上的楚人，最终楚人刘邦消灭了暴秦，建立了汉朝，从此楚文化和楚的血统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主流，和其他汉朝遗址一样，马王堆遗址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痕迹。汉朝的湖南仍然是偏远的、荒凉的、经济落后的地区，但是中原不断的政治动乱使不少的中原人氏逐渐迁居湖南的深山老岭。湖南文化从中古开始就是完全从属于中原文化的。三国时期，湖南处于吴蜀争夺的战略要冲之上，最终归孙吴所有，但是孙吴的江东文化本质上仍然是中原文化的衣钵。
西晋的统治是短暂的，五胡乱华很快就破坏了中国短暂的统一，衣冠南渡，湖南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在湖南，原住汉族和不断东移的苗侗民族冲突日剧，汉族不断丢失在湘西沅水流域的居民点。在湘东，汉族士族参与了建康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长沙城多次血染成河。在中原，汉族大族通过拒娶胡女来维持自己的血统，但又通过不断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当权的鲜卑贵族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杨坚家族正是通过这一政治手腕夺取北方政权，并以自己的血统作为统一中国的最好借口很快荡平江南。隋唐时期的湖南仍然是萧条而冷落的地方，不但湘西的汉蛮矛盾日趋紧张，来自广西的瑶族也不断越过南岭进入湖南、广东。虽然两个有名的书法家是湖南出生的，但是在文化上湖南留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文人们被贬谪于此后游山玩水、发泄情绪的地方。中唐以后，长沙一带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主要是受一些定居于此的西亚商人影响，常德汉寿一带也有西亚商人定居。
唐朝灭亡以后，湖南的地方军阀马殷割据湖南，自称楚王，势力最盛的时候
跨过南岭，到达韶关，不过湘北部分属于荆南政权。由于马殷规格上仍是王国，道义上仍然臣附于北方正统政权，马殷给湖南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他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我们属于中国人（意指是中原人），现在天下大乱，暂为天子看守一方，一旦天下一统，王师南下，切勿抵抗。”可惜他的几个儿子不争气，马殷尸骨未寒，楚国就陷入了严重内乱，东边的南唐政权乘机消灭了楚国。
宋朝的经济发展很快，尽管在收复北方固有领土的军事行动中屡屡失利，但在南方排挤蛮族取得一些进展，一方面是侨居南方的汉民日益增多，另一方面蛮族对汉族的经济文化劣势日益明显，蛮族大有归附之势。进入南宋以后，这种趋势明显增快，靖康国耻之后，不屈服的先民到达湖南的就超过100万，几乎和湖南的原住汉民人数相等，80年后，湖南的人口总数达到500完人，南宋以前，湖南地区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100万。大理学家朱熹、张轼等在湖南传播文化，成为湖湘文化的启蒙祖师。
蒙古对湖南的入侵是相当致命的，一方面是蒙古人一贯的屠城政策，另一方面湖南人的抵抗显得尤其威武不屈。当蒙古铁蹄蹂躏之后，湖南地区剩下的人口足以数个数了。当初，新建立的元朝政府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设立了湖广行省，注意湖广的广字的含义不是指现在的两广，而是包含广大的意思，潜意识地道出了这一带地广人稀的现状。由于湖南地区的人口极其稀少，这里几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了。湖南的汉人以及蛮人受到种族歧视，并被归化为一类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湖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不过主要是一些汉人逃入苗侗山寨，以避乱世。宋末战争之后，一些江淮人和江西人迁入湖南，一些逃到深山的原住汉民回到家园，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离南宋的盛状已经相差万里了。
明太祖平定江南，传檄中原，一举克服中华。湖南人重新获得人格平等，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在南方军阀混战中，湖南仍旧受到过一次严重伤害，人口再次锐减。洪武朝对全国的人口分布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客观地说，湖南在异族入侵中受到的伤害并不是最严重的，在此之前，仅仅受到宋末战争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比不上四川、广东甚至是湖北，最严重的破坏在中原，河南一带是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一度人口致密，富甲天下，宋金战争之后，女真人的威胁使河南人大半南逃，中原遍地都是残垣断壁，不过即使这样，河南仍旧可以成为金王朝的统治中心，结果蒙金战争中由于河南的汉人支持女真人，蒙古人最后不但血洗中原，还将中原良田辟为牧场，使中原的生态受到万劫不复的破坏，开封一带第一次受到了沙漠化的威胁，河南的凋敝可想而知。
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知道明初大移民的历史背景：当务之急一是要充实中原，二是要巩固边疆。虽然湖南的人口稀少，也成了人口输出省。同时从江西涌入大量人口，很大程度改变了湖南的人口构成，湖南原住民目前仅见于湘中娄底一带，湘东的移民混合体构成了湖南文化的主体，这样形成了新湘语区和旧湘语区。在湘西、湘北、湘南，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由大量的军户构筑成一个个军事堡垒，这些军户的来源更加复杂，他们一般都操比较标准的官话或新形成的西南官话。
明代的湖南人口仍然较少，经济文化事业有所发展，出了李东阳、王夫之一些文化名人，但仍旧是一个思想闭塞、文化落后的地方，明代的湖南基本上形成了与今天相似的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天下承平长达两百多年，明末的湖南成为全国的商品粮输出地之一，老百姓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准，和东南沿海、运河沿线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相比，经济水平还相差甚远。在湘西，军户们逐渐蚕食了苗人的土地，并割断了他们的内部联系。在湘西的西边，更是屠杀了一个省的土司和苗人，设立了一个新的汉人省份。
厄运再次到来，由于内战导致国门失守，建州铁骑长驱直入奔袭李自成的部队，并顺利渡江攻克南都。何腾蛟总督率众督守湖南，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余部亦先后进入湖南合同官军参加抗战。湖南的战事不算最激烈，但何腾蛟死得最惨烈。随着湖南的全境沦陷，湘潭、长沙均被屠城，醴陵、湘乡、武冈、宝庆等地已是千里无人烟。唯有湘南山区和澧州一带受到的破坏较少。西南少数民族大部分站在明朝一边参与了抵抗运动，和汉族人民结成了血的感情。
满清定鼎北京以后，迁出部分湘南人、鄂西人和客家人充实四川，又迁部分江左流民进入湘中。到康熙年间，湖南人口飞快增长，遂从湖广省析出单独为一省，省会长沙。清代内陆人口剧增是在东南沿海日益凋敝的情势下实现的，人口剧增的省份不独湖南，更有湖北、四川、河南等。清代的湖南，形成了拥清和反清两大政治势力，拥清的大多是新的移民城市和八旗重点驻防城市，反清的主要是原住汉民。土著人普遍参加了天地会、哥老会，湖南一直是哥老会活跃的地区。太平天国的军队没有攻克长沙，但是给相当部分的湖南人警醒，一则让大家看到光复的希望，二则使大家产生了对孔教的怀疑，三则让湖南人进一步了解岭南大地正在发生什么。这三点都对后来的湖南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普天之下激烈反清的革命人士，湖南至少占了三分之一，激烈的反孔分子也出在其中……尽管是湖南人扑灭了天平天国，但是首先站出来批判曾国藩的也是湖南人，如谭嗣同等。真正激荡湖南人思想的是太平天国战士，而不是曾国藩。君不见后来湖南出来的新旧两代革命家、学问家无不把矛头都对准曾国藩，认为他是湖南人之耻，汉族人败类。客观评价，曾国藩还是有功劳的，他的眼界比朝廷里的那些八旗寄生败类自然宽阔得多，所做的实绩也不须我多说。
钵子和湖南的关系及来历
湖南这块土地历史悠久，在传说时代，有以神农氏、舜和大禹等为代表的中原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活动，考古学证明湖南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活动的活跃地区，已经具有相当先进的文明，这些文明和黄河文明关系不大，不过这些文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2000之间逐渐湮灭了。湖南的人种和文化都逐渐被南下的汉族先民所取代。在先秦时代，湖南大部分区域都是楚国的一部分，属于楚文化的边缘地带，湘西北的沅澧流域是楚文化的相对活跃地带。楚人来自于河南南部，本来是一个半华夏化的部族，在种族是自称为黄帝嫡胄。来到湖南后，他们对本来人数不多的原始居民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排挤，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文明秩序，这就是史载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秦朝建立后，楚人受到致命打击，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明在湖南的楚人也几乎被消灭殆尽，目前湖南的秦代遗址都完全显露出秦文化的特征。怀王从湖南郴州起兵反秦，项羽、刘邦都可以称得上血统意义上的楚人，最终楚人刘邦消灭了暴秦，建立了汉朝，从此楚文化和楚的血统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主流，和其他汉朝遗址一样，马王堆遗址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痕迹。汉朝的湖南仍然是偏远的、荒凉的、经济落后的地区，但是中原不断的政治动乱使不少的中原人氏逐渐迁居湖南的深山老岭。湖南文化从中古开始就是完全从属于中原文化的。三国时期，湖南处于吴蜀争夺的战略要冲之上，最终归孙吴所有，但是孙吴的江东文化本质上仍然是中原文化的衣钵。
西晋的统治是短暂的，五胡乱华很快就破坏了中国短暂的统一，衣冠南渡，湖南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在湖南，原住汉族和不断东移的苗侗民族冲突日剧，汉族不断丢失在湘西沅水流域的居民点。在湘东，汉族士族参与了建康朝廷激烈的政治斗争，长沙城多次血染成河。在中原，汉族大族通过拒娶胡女来维持自己的血统，但又通过不断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当权的鲜卑贵族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杨坚家族正是通过这一政治手腕夺取北方政权，并以自己的血统作为统一中国的最好借口很快荡平江南。隋唐时期的湖南仍然是萧条而冷落的地方，不但湘西的汉蛮矛盾日趋紧张，来自广西的瑶族也不断越过南岭进入湖南、广东。虽然两个有名的书法家是湖南出生的，但是在文化上湖南留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文人们被贬谪于此后游山玩水、发泄情绪的地方。中唐以后，长沙一带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主要是受一些定居于此的西亚商人影响，常德汉寿一带也有西亚商人定居。
唐朝灭亡以后，湖南的地方军阀马殷割据湖南，自称楚王，势力最盛的时候
跨过南岭，到达韶关，不过湘北部分属于荆南政权。由于马殷规格上仍是王国，道义上仍然臣附于北方正统政权，马殷给湖南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他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我们属于中国人（意指是中原人），现在天下大乱，暂为天子看守一方，一旦天下一统，王师南下，切勿抵抗。”可惜他的几个儿子不争气，马殷尸骨未寒，楚国就陷入了严重内乱，东边的南唐政权乘机消灭了楚国。
宋朝的经济发展很快，尽管在收复北方固有领土的军事行动中屡屡失利，但在南方排挤蛮族取得一些进展，一方面是侨居南方的汉民日益增多，另一方面蛮族对汉族的经济文化劣势日益明显，蛮族大有归附之势。进入南宋以后，这种趋势明显增快，靖康国耻之后，不屈服的先民到达湖南的就超过100万，几乎和湖南的原住汉民人数相等，80年后，湖南的人口总数达到500完人，南宋以前，湖南地区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100万。大理学家朱熹、张轼等在湖南传播文化，成为湖湘文化的启蒙祖师。
蒙古对湖南的入侵是相当致命的，一方面是蒙古人一贯的屠城政策，另一方面湖南人的抵抗显得尤其威武不屈。当蒙古铁蹄蹂躏之后，湖南地区剩下的人口足以数个数了。当初，新建立的元朝政府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设立了湖广行省，注意湖广的广字的含义不是指现在的两广，而是包含广大的意思，潜意识地道出了这一带地广人稀的现状。由于湖南地区的人口极其稀少，这里几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了。湖南的汉人以及蛮人受到种族歧视，并被归化为一类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湖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不过主要是一些汉人逃入苗侗山寨，以避乱世。宋末战争之后，一些江淮人和江西人迁入湖南，一些逃到深山的原住汉民回到家园，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离南宋的盛状已经相差万里了。
明太祖平定江南，传檄中原，一举克服中华。湖南人重新获得人格平等，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是在南方军阀混战中，湖南仍旧受到过一次严重伤害，人口再次锐减。洪武朝对全国的人口分布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客观地说，湖南在异族入侵中受到的伤害并不是最严重的，在此之前，仅仅受到宋末战争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比不上四川、广东甚至是湖北，最严重的破坏在中原，河南一带是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一度人口致密，富甲天下，宋金战争之后，女真人的威胁使河南人大半南逃，中原遍地都是残垣断壁，不过即使这样，河南仍旧可以成为金王朝的统治中心，结果蒙金战争中由于河南的汉人支持女真人，蒙古人最后不但血洗中原，还将中原良田辟为牧场，使中原的生态受到万劫不复的破坏，开封一带第一次受到了沙漠化的威胁，河南的凋敝可想而知。
说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知道明初大移民的历史背景：当务之急一是要充实中原，二是要巩固边疆。虽然湖南的人口稀少，也成了人口输出省。同时从江西涌入大量人口，很大程度改变了湖南的人口构成，湖南原住民目前仅见于湘中娄底一带，湘东的移民混合体构成了湖南文化的主体，这样形成了新湘语区和旧湘语区。在湘西、湘北、湘南，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由大量的军户构筑成一个个军事堡垒，这些军户的来源更加复杂，他们一般都操比较标准的官话或新形成的西南官话。
明代的湖南人口仍然较少，经济文化事业有所发展，出了李东阳、王夫之一些文化名人，但仍旧是一个思想闭塞、文化落后的地方，明代的湖南基本上形成了与今天相似的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天下承平长达两百多年，明末的湖南成为全国的商品粮输出地之一，老百姓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准，和东南沿海、运河沿线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相比，经济水平还相差甚远。在湘西，军户们逐渐蚕食了苗人的土地，并割断了他们的内部联系。在湘西的西边，更是屠杀了一个省的土司和苗人，设立了一个新的汉人省份。
厄运再次到来，由于内战导致国门失守，建州铁骑长驱直入奔袭李自成的部队，并顺利渡江攻克南都。何腾蛟总督率众督守湖南，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余部亦先后进入湖南合同官军参加抗战。湖南的战事不算最激烈，但何腾蛟死得最惨烈。随着湖南的全境沦陷，湘潭、长沙均被屠城，醴陵、湘乡、武冈、宝庆等地已是千里无人烟。唯有湘南山区和澧州一带受到的破坏较少。西南少数民族大部分站在明朝一边参与了抵抗运动，和汉族人民结成了血的感情。
满清定鼎北京以后，迁出部分湘南人、鄂西人和客家人充实四川，又迁部分江左流民进入湘中。到康熙年间，湖南人口飞快增长，遂从湖广省析出单独为一省，省会长沙。清代内陆人口剧增是在东南沿海日益凋敝的情势下实现的，人口剧增的省份不独湖南，更有湖北、四川、河南等。清代的湖南，形成了拥清和反清两大政治势力，拥清的大多是新的移民城市和八旗重点驻防城市，反清的主要是原住汉民。土著人普遍参加了天地会、哥老会，湖南一直是哥老会活跃的地区。太平天国的军队没有攻克长沙，但是给相当部分的湖南人警醒，一则让大家看到光复的希望，二则使大家产生了对孔教的怀疑，三则让湖南人进一步了解岭南大地正在发生什么。这三点都对后来的湖南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普天之下激烈反清的革命人士，湖南至少占了三分之一，激烈的反孔分子也出在其中……尽管是湖南人扑灭了天平天国，但是首先站出来批判曾国藩的也是湖南人，如谭嗣同等。真正激荡湖南人思想的是太平天国战士，而不是曾国藩。君不见后来湖南出来的新旧两代革命家、学问家无不把矛头都对准曾国藩，认为他是湖南人之耻，汉族人败类。客观评价，曾国藩还是有功劳的，他的眼界比朝廷里的那些八旗寄生败类自然宽阔得多，所做的实绩也不须我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