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同于燕燕
学习与实践 2010年12期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0)07-0088-09
一、世界和平、发展主题与中日韩的战略地位
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全球化处境和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在地区合作、世界和平与发展议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
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00年联合国确立新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和平、发展和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再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议程的优先议题和战略目标。在“美国一强和多个区域中心”的宏观国际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在亚太地区区域交流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地区和平与发展、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韩国民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比重越来越大，中日韩三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如2007年，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5.87%，即占1/6弱。2000年，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贸易额合计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的13.95%，影响力显著；2006年，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贸易额合计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的16%，增长幅度较大；2007年，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贸易额合计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16.46%，增长趋势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虎”（中国台湾、香港、南韩和新加坡）呈现经济发展奇迹，以中、日、韩三国为主的“东亚福利模式”研究逐渐兴起，旨在探寻东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奥秘和规律，发现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社会根源与异同之处①。
二、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与宏观战略目标
社区福利体系是观察、理解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社会研究和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最佳视角。
首先，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社会单元，地位重要。其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与社区关系成为关键问题②。
其次，社区研究独特的“中观层面”优势是重要考虑，社区上接更加宏大复杂的社会体系，下连丰富多彩家庭和微观活跃的个体，是联结宏观与微观、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观视角③。
第三，社区福利体系是更为宏大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与社会政策框架的“缩影”和典型代表。
第四，社区党建、社区权力、社区自治、社区治理、社区经济、社区商业、社区就业、社区发展、社区环境保护、社区福利与社区服务、社区文化体育等诸多重大现实问题亟待研究④。
第五，长期以来，由于社区的综合性、系统性、典型性、代表性、中观性和现实性等优势特征，社区研究成为观察理解社会的最佳途径和视角，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研究价值巨大⑤。
第六，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社区福利与社区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系统、有影响的社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奠定了理论研究基础⑥。
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性质是开放性、应用性、系统性、连续性、地区性、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项目，是中日韩地区交流、经贸合作、人文外交、民间外交与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
开放性是指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目的意义、范围内容、参加人员、时间跨度均无限制性条件，只要有条件、机会、可能与人员，均能进行，并非局限于少数人、少数议题和限定性框架。
应用性是指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探讨东亚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性变迁规律，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服务于社会政策与社区福利政策。换言之，应用性可以理解为政策性，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服务政策框架设计与推动福利制度创新。
系统性是指全面、系统研究社区福利与相关现实、理论、政策议题，既不局限于某些议题，又不局限于某些方面，而是将社区福利放在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总体框架中全面研究。
连续性既是指时间跨度上的连续性，最终形成系列化研究成果，又是指研究工作的连续性，研究工作不是局限于某个时点上的活动和某次会议，而是有规划、有计划的长期性研究活动。
地区性是指研究对象的范围局限于中、日、韩三国和亚太地区社区福利制度与相关的议题。
跨学科是指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参与者专业背景不应是单纯的社会福利学家，而应包括哲学（福利哲学）、政治学（福利政治学）、政府福利部门官员（福利政治学与福利行政管理）、财政学与公共福利财政学（社区福利财政）、法学（社会福利立法）、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福利社会学）、文化学与人类学等，每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均可以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共同研究中、日、韩社区福利与相关议题。简言之，中日韩社区福利是个高层次、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的比较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宏观战略目标多样，涵盖现实、理论、政策和世界和平发展目标。首先，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针对三国社会发展、社区发展、社区福利与相关重大现实问题。其次，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重点是探索社区福利制度的发展规律、结构、过程、模式与特征，形成独具特色的中日韩社区福利理论体系、理论框架与理论视角，创造东亚的社会福利理论。第三，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重点是回应各国社区福利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创新社区福利政策，通过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祉制度建设，建立具有各国特色的社区福利政策框架与体系。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理论研究是手段，政策研究才是最终目的。最后，中日韩三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重要国家，对世界和平发展有重要贡献，通过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我们可为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东亚智慧。
三、中日韩社福利比较研究的思路与理论框架
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有八个方面，集中体现中国学者对此议题的认识与看法，希望为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提供共同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实质是研究设计、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研究目标的综合体现。
首先，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首要思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宏观研究与社区福利体系中观研究相结合，将社区福利体系议题放在国家宏观社会政策框架与福利制度框架之中研究，从宏观中透视中观和微观，从中观和微观中抽象概括宏观，为整个研究提供制度与理论基础。
其次，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思路是纵向历史发展过程与横向结构功能分析比较相结合，客观、全面描述、分析、梳理各国社区发展与社区福利发展历史进程、基本阶段与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从宏观社会环境与中观社区环境、社区组织结构、功能作用、角色地位等角度，全面、系统分析和比较各国社区发展、社区福利体系，从纵横交织与结构功能角度进行研究。
第三，基础理论研究、国家政策研究和政策倡导、行动取向研究相结合，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社区福利机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相互理解与影响，最终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与互动过程，改善各国社区福利政策框架，提高社区福利体系质量。
第四，深度定性访谈与大样本定量分析、文献回顾与抽样调查、内容分析与政策文本解读、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实地考察与参与观察、学术研究与服务实践相结合，全面系统和立体交叉地研究各国社区福利体系，从多方面收集资料，以客观、全面、系统描绘社区福利体系。
最后，中日韩社区福利体系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实践经验、理论总结、政策框架设计、制度创新、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与发展方向确立相结合，以发现各国社区福利体系发展规律，总结各国社区福利发展经验，探索各国社区福利体系的异同之处，丰富发展东亚福利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是决定研究结果、研究质量和研究方向的关键所在，集中体现研究设计的战略高度、研究广度、深度和理论视角。
总体来说，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立足、面向东亚三国社区福利服务实践与政策框架，但是最终目的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发现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模式与道路的异同之处，区分哪些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共同之处，哪些是中日韩三国社会发展的相似与差异之处。有鉴于此，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理论视角是社会福利与社会福祉学说，而不是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层次结构较低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理论，这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理念、性质、目标、对象、服务范围内容、方式本质不同⑦。从制度体系的内部结构与层次结构角度看，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是有高低层次的，社区福利服务通常与家庭、邻里、社区的非正式服务体系、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相互交织一起，有时候社区服务与家庭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就业服务的边界难以划分，尽管如此，我们应采纳广义和现代的社会福利理论，将社会福祉作为福利制度发展方向⑧。具体来说，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是多方面、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以便于发现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时代特征、普遍规律和异同之处。从比较研究角度看，我们建议从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价值观念与主流思想、社区政治与社区权力结构、发展目标与政策目标、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福利立法与专门法律、服务对象与界定标准、服务范围与主要内容、服务方式方法、服务机构与NGO角色、组织结构与机构管理、服务团队与社工角色、资金来源与福利财政体制、服务过程与服务标准、社区福利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社区自治与社区福利管理、社区福利服务效果与影响等层面去研究。不言而喻，共同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发现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体系的异同之处，加强相互理解。
四、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范围与主要议题
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范围内容与主要议题是个需要高度社会共识的基础性议题，主要回答研究什么和研究范围多大、研究内容多少的问题，实际是确定研究范围与优先领域。一般来说，划分研究范围内容与确定优先领域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核心概念的认识理解程度，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概念是中日韩三国、社区、社区福利三个核心概念。中国研究范围主要指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不属本研究范围。社区概念的理解至关重要。日本流行地域与地域福祉概念，中国盛行社区与社区福利等概念。福利是西方社会科学基本概念，比较容易与保障、福祉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内涵外延丰富⑨。因此，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首要议题是探索社区、福利、社区福利等核心概念在各国社会文化中的理解，人们思想认识的历史变化轨迹与过程，内涵外延的社会文化建构与要素，各国对核心概念认识理解的特征，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联系，各国理解差异之处，各国核心概念流行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制度环境，界定核心概念的主要取向和主导理论视角。简言之，探索各国对核心概念的社会文化建构与异同之处，这是本研究的首要条件与任务。
其次，各国社会政策框架、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与社区福利体系关系模式，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必须回答的基础性与制度背景性问题，目的是要将社区福利体制放置于国家宏观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全面考察，妥善处理宏观与中观、总体与局部的关系。
众所周知，地区或社区均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观性与局部性特征明显。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具备宏观战略、全面系统的眼光，才能深刻认识客观事物，否则可能出现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这意味我们只有在清晰描述各国宏观的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之后，才能科学准确地确定社区福利体系在国家发展与社会生活中所处地位、扮演角色与发挥作用，才能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社区福利体系的结构功能、地位作用与运行机制，才能更好认识社会生活与社区福利。简言之，要将社区福利体系置于宏观制度框架中考察，再通过社区福利体系反观国家制度框架。
第三，全面系统、客观描述、评价各国盛行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想和流行的社区理论、福利理论流派，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价值观念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与客观规律的认识状况，反映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目标，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与社会选择，影响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职能角色，地位重要，是一只真正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理论思想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价值观念、价值目标是思想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灵魂，反映思想理论的基本取向和目标。换言之，不同思想理论流派差异的实质是不同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的差异。价值决定理论。理论反映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状况。理论取向决定人们的认识、立场、观点、看法和态度。如中国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就业、社区经济和社区管理理论均带有极强时代烙印⑩。简言之，价值观念与思想理论演变脉络的梳理、区分、澄清和分析是件精细的理论研究工作。
第四，各国社会发展目标、社会政策目标、社会福利制度目标与社区福利目标体系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与优先领域，地位重要。
目前，世界各国发展实践与发展的经验教训说明，目标问题看似简单明了，实际存在诸多误区。例如，一般来说，发展目标应该是明确清晰的，实际上发展目标常常模糊不清，误导公众；发展目标应该是科学正确的，实际上发展目标常常是错误的，将发展实践引入穷途末路；价值目标、发展目标与福利政策目标之间应该是高度吻合一致的，实际上有时是高度分离的；目标定位和服务对象范围应该准确无误，但是实际上常常是目的与手段严重混淆(11)。
第五，地方自治、社区自治与公民社区参与的关系，这是社区福利的政治层面与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区政治生态、社区政治关系、社区权力结构、社区政治精英构成与特征、地方立法与社区立法、社区治理模式与决策模式等诸多重大政治、司法类议题的基本途径。不言而喻，社区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社区法律制度决定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体制。
中日韩近代化或现代化以来，地方政府、社区治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结构转型，地方社区政治体制、权威来源、法理基础、公民权利、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变(12)，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自治模式和社区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有益教训，值得总结提炼。
第六，中、日、韩财政体制，尤其是社会公共福利财政与地方财政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包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之一。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政府基本职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和追求社会公平的目标，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是国家财政承担提供物质福利与社会福利服务保障的责任，精髓是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再分配社会资源，反映国家政治意愿与福利责任的承担能力(13)。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是国家财税福利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关键是公共福利财政制度建设。因此，中日韩财税体制，尤其是地方财税和公共福利财税体制特征、发展规律是研究重点。
第七，地方经济、社区就业、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福利、和谐社区的关系，实质是地方社区层面上经济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市场与社区、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地方社区生活的主要部分，是社区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是地方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蒂特马斯国家福利典范”的影响下，国家与市场、市场与社区、经济与福利之间似乎毫无关系，二者之间社会边界划分得清清楚楚，市场似乎对福利没有积极贡献(14)。实际上，中日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均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社区福利的经济基础，地方财税政策、社区投资机制、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商业布局、社区就业机会、社区合作社等社区经贸活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社区生活尤其是社区福利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15)。简言之，我们需要总结、提炼中日韩“生产型福利或经济型福利”典范，探寻普遍规律(16)。
第八，地方组织、市民社会、社区为基础的NGO或NPO、社区型慈善公益福利机构的历史演变、宗旨使命、结构与功能、活动范围与服务领域、治理结构、生态布局、创设条件与审批程序、人员构成与专业特征、资金来源与筹资模式、运行机制与生存环境、社会影响与社会效果等诸多方面，核心是探讨NGO组织在社区福利与社区发展中的功能角色及地位作用。
众所周知，地方自治、市民社会、地方社会、地方社区、社区组织、NGO、慈善与公益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社区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尤其是国家、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关系密切，这是地方社区与社区福利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探寻中日韩地方发展与社区福利的最佳视角(17)。
第九，地方社会，尤其是社区结构与社区社会生活结构、社区群体构成、阶级阶层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资源动员模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别与城乡社区之间互动模式、社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结构和需要结构的历史发展与变化趋势，这些是发展社区福利体系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反映地方社区生活与社区结构发展规律(18)，实质是反映社区问题的性质类型、社区需要结构层次和社区回应社会问题机制的发展状况。需要强调的是，社区问题的最佳观察视角是社区需要研究(19)。社区需要结构体系研究是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体系设计、政策模式选择和运行监管的基础，是最能体现社区福利体系特色和社区福利文化特质的领域，也是最难以了解和认识的事务。
第十，社会福利文化，尤其是地方社区福利文化模式与传统，正式与非正式服务习俗，包括社区居民的社会观念、社区观念、公民权利意识、福利观念、安全保障观、求助关系、求助模式、国家形象、政府信任程度、取舍关系、给予和赠与行为、慈善公益和捐赠行为等，都是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文化研究范围，以发现社会福利行为模式的深层次文化规律(20)。简言之，社区福利观念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感觉情感和态度倾向是重要结构因素。
第十一，各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尤其是有关社区福利理论与政策的核心争论议题，争论议题出现的时间、背景，争论议题的性质、目标、类型，争论议题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争论议题反映的实质与关键问题，争论议题的社会影响、理论影响、政策影响和服务影响，包括谁首先提出争论议题，争论议题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与管理体制，争论议题反映的问题，这些是社会福利政策与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利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1)。令人遗憾的是，中日韩三国社会共同的文化特征是讲究面子、中庸之道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因此许多重大理论政策争论议题是以“内部话题”或纯粹“学术讨论”形式出现，缺乏公开讨论、争论和政论渠道，许多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题严重缺乏公共参与(22)。
第十二，中日韩三国社区工作，尤其是社区福利实务模式、社区福利服务过程与流程、社区福利服务标准与程序、社区福利服务运行机制与保障体制机制、社区实务模式基本类型，社区实务理论模式等议题是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反映社区福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专业成熟程度，是观察理解、比较和分析中日韩社区福利体系的重要视角(23)。从社会工作专业与社区工作模式角度看，社区工作实务模式是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学者罗斯曼提出著名的“地区发展、社会规划与社会行动”实务模式，并不能涵盖中日韩社区工作和社区福利实践，东亚国家创造诸多新型的社区福利实务模式(24)。例如中国的社区服务、社区组织与社区动员、社区建设，及日本的生活区与生活圈理论等。
第十三，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社区工作者与社区福利服务队伍建设议题，社区层面上不同行业、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专业技术人员的交流合作模式，社区工作者构成与特征，社会工作者专业教育培养、使用晋升、继续教育、任免奖励和专业组织协会、专业自主权与专业资格审查、专业伦理和专业价值观念的内化状况、专业人员职业压力与专业人员流失率、专业人员就业状况和职业福利待遇，社区工作者在社区福利服务队伍中的角色、地位、作用等，这些是社区福利研究应回答的问题，是观察社区福利体系异同和普遍规律的最佳角度(25)。
第十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功能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社区发展规划、社区政策、社区服务机构管理、社区管理模式、社区福利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社区项目评估研究等，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回答谁治理地方社区、如何治理地方社区、地方社区政策过程如何等管理类问题，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各国社会福利行政框架与体系奠定基础。在管理主义盛行和东亚威权国家政府宏观背景下，国家权威至高无上的影响格外突出(26)。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地区、部门、行业、领域、群体高度分隔的国家，条条与块块问题、条块结合与政府职能整合、政府间行政协调关系，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边界等管理类议题突出，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整合能力亟待提高，以降低社会成本。例如中国的卫生保健服务与狭义社会福利事业，由卫生部、民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等多个部门管理，行政管理效率和效果亟待提高，健康与福利整合成当务之急(27)。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新世纪尤其是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大结构调整，人类社会发展经验教训赋予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全新的内涵外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与英国贝弗里奇式古典福利国家、德国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险式福利国家、北欧社会民主与积极劳动市场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福利国家、美国市场与国家责任相结合的自由主义式福利国家、拉丁美洲中等发展水平福利国家相比，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福利模式创造了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家庭关系等方面，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实践超越蒂特马斯“公共福利、职业福利和财税福利”的经典分类(28)，创造了就业福利、市场福利、社区福利等新型福利类型，丰富了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内涵(29)。
在全球社会政策与全球公民理念盛行，世界金融危机和人类相互依赖的程度显著提高，尤其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与福利制度趋同的处境下，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恰逢其时(30)。总体来说，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战略目标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普遍规律，探索中日韩三国间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异同之处、发展经验教训和东亚福利模式特征，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社区、地方政府与地方社区的“宪法规则”(31)。
社区研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综合性、系统性、中观性、政策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相结合，社区是观察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最佳视角。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理论，典型反映国家政治意愿、决策模式、权力结构与公共财政制度特征(32)。社会福利制度关键是财税体制，实质是国家责任承担方式、范围与能力，精髓是责任社会划分，核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间的责任政治、法律划分和财税责任的社会划分(33)。
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范围广泛，内容繁多，基本研究思路是跳出社区看社区福利，将社区福利议题放在人类和平发展、东亚地区交流合作、中日韩社会与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与宏大战略格局中进行全面、系统、综合和比较研究。主要议题涉及社会福利哲学、福利政治学、福利经济学、公共福利财政、福利社会学、福利人类学和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等学科和领域，并非局限于狭义的社区福利议题本身，而是在全局中看局部，由局部推断总体，探寻总体与局部的相互关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东亚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角度，探索中日韩社区福利的历史变迁、发展规律、现存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未来发展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稳定和人类社会福祉贡献智慧。
具体来说，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首要议题是探索各国对社区、福利、社区福利与福祉等核心概念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理解，探索各国核心概念的异同之处，确定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其次是中日韩社会政策框架、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与社区福利体系的关系模式。
第三是中日韩三国盛行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想和流行的社区理论、福利理论流派与思想基础。
第四是中日韩发展目标、政策目标、福利制度目标与社区福利目标体系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特征。
第五是地方自治、地方社区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公民社区参与与地方社区生活状况的关系。
第六是中日韩财政体制，尤其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国家公共福利财政与地方财政制度的关系。
第七是地方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福利、和谐社区建设的关系，尤其是市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第八是地方社会、市民社会、社区为基础的NGO、地方经济发展与社区型慈善公益福利的关系。
第九是地方社区结构与社区生活结构、社区阶级阶层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间互动模式。
第十是社会福利文化，尤其是地方社区福利文化模式与传统，正式与非正式服务习俗的关系。
简言之，地方社区福利财政制度安排、社区福利核心理论、社区福利实务模式、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地方社区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核心议题。
注释：
①Goodman,R.,White,G.& Kwon,H.J.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London:Routledge,1998.
②刘继同：《从绝对依附到相对自主：国家、市场与社区关系模式的战略转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③刘继同：《中国社区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
④刘继同：《社区就业与社区福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方明、王颖：《观察社会的新视角——社区新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
⑥于燕燕（主编）：《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08～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⑦刘继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定的“国际惯例”及其中国版涵义》，《学术界》，2003年第2期。
⑧刘继同：《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战略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⑨（英）诺曼·巴里著，《福利》，储建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⑩刘继同：《社区建设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民政论坛》，1994年第2期。
(11)刘继同：《国家话语与社区实践：中国社区建设政策目标解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2)刘继同：《网络控制与基层组织体系建构：五十年代城市社区工作模式初探》，《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3)刘继同：《中国特色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与构建福利化和谐社会》，《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期。
(14)刘继同：《“蒂特马斯典范”与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理论综介》，《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15)刘继同：《街居经济与社区参与革命》，《民政论坛》，1995年第6期。
(16)（韩）金渊明：《超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韩国的经验》，载于杨团、张秀兰（主编）：《当代社会政策研究Ⅱ》，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17)刘继同：《社区型NGO与城市社区服务转型》，《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8)刘继同：《从身份社区到生活社区：中国社区福利模式的战略转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9)刘继同：《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佳“突破口”：社区需要研究》，《中国民政》，2002年第9期。
(20)刘继同：《组织性个人主义：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福利文化与理论框架》，《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1)刘继同：《中国城市社区健康服务政策状况与核心争论议题》，《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22)刘继同：《中国社会政策框架特征与社会工作发展战略》，《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3)刘继同：《中国城市社区实务模式研究：二十年来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学术论坛》，2003年第4期。
(24)（美）罗斯曼：《社区组织模式和宏观实践观点：它们的融合与阶段》，刘继同译，《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1期。
(25)刘继同：《中国乡村医生的未来与医务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工程》，《中国卫生人才》，2007年第3期。
(26)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27)刘继同：《世界各国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特征与组建“卫生福利部”的建议》，《东岳论丛》，2007年7第7期。
(28)（英）R.蒂特马斯著，刘继同译，《福利的社会划分：对追寻公平的一些反思》，《社会保障研究》，2007年第2期。
(29)刘继同、冯喜良（主编），《劳动市场与社会福利》，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30)新华社：《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确立》，《京华时报》，2008.12.14。
(31)肖滨：《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南方周末》，2006.4.6。
(32)朱丘祥：《分税与宪政》，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33)《新华社连发5篇评论 批土地财政及腐败推高房价》，《扬子晚报》，2010.4.4。
作者介绍：刘继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 北京 100191 于燕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191
作者：刘继同于燕燕
学习与实践 2010年12期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0)07-0088-09
一、世界和平、发展主题与中日韩的战略地位
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全球化处境和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在地区合作、世界和平与发展议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
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00年联合国确立新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和平、发展和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再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议程的优先议题和战略目标。在“美国一强和多个区域中心”的宏观国际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在亚太地区区域交流合作、区域经济发展、地区和平与发展、重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韩国民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比重越来越大，中日韩三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如2007年，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5.87%，即占1/6弱。2000年，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贸易额合计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的13.95%，影响力显著；2006年，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贸易额合计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的16%，增长幅度较大；2007年，中日韩三国货物出口贸易额合计占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16.46%，增长趋势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虎”（中国台湾、香港、南韩和新加坡）呈现经济发展奇迹，以中、日、韩三国为主的“东亚福利模式”研究逐渐兴起，旨在探寻东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奥秘和规律，发现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社会根源与异同之处①。
二、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与宏观战略目标
社区福利体系是观察、理解社会生活状况，进行社会研究和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最佳视角。
首先，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社会单元，地位重要。其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与社区关系成为关键问题②。
其次，社区研究独特的“中观层面”优势是重要考虑，社区上接更加宏大复杂的社会体系，下连丰富多彩家庭和微观活跃的个体，是联结宏观与微观、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观视角③。
第三，社区福利体系是更为宏大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与社会政策框架的“缩影”和典型代表。
第四，社区党建、社区权力、社区自治、社区治理、社区经济、社区商业、社区就业、社区发展、社区环境保护、社区福利与社区服务、社区文化体育等诸多重大现实问题亟待研究④。
第五，长期以来，由于社区的综合性、系统性、典型性、代表性、中观性和现实性等优势特征，社区研究成为观察理解社会的最佳途径和视角，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研究价值巨大⑤。
第六，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社区福利与社区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系统、有影响的社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奠定了理论研究基础⑥。
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性质是开放性、应用性、系统性、连续性、地区性、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项目，是中日韩地区交流、经贸合作、人文外交、民间外交与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
开放性是指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目的意义、范围内容、参加人员、时间跨度均无限制性条件，只要有条件、机会、可能与人员，均能进行，并非局限于少数人、少数议题和限定性框架。
应用性是指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直接目的是探讨东亚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性变迁规律，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服务于社会政策与社区福利政策。换言之，应用性可以理解为政策性，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服务政策框架设计与推动福利制度创新。
系统性是指全面、系统研究社区福利与相关现实、理论、政策议题，既不局限于某些议题，又不局限于某些方面，而是将社区福利放在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总体框架中全面研究。
连续性既是指时间跨度上的连续性，最终形成系列化研究成果，又是指研究工作的连续性，研究工作不是局限于某个时点上的活动和某次会议，而是有规划、有计划的长期性研究活动。
地区性是指研究对象的范围局限于中、日、韩三国和亚太地区社区福利制度与相关的议题。
跨学科是指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参与者专业背景不应是单纯的社会福利学家，而应包括哲学（福利哲学）、政治学（福利政治学）、政府福利部门官员（福利政治学与福利行政管理）、财政学与公共福利财政学（社区福利财政）、法学（社会福利立法）、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福利社会学）、文化学与人类学等，每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均可以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共同研究中、日、韩社区福利与相关议题。简言之，中日韩社区福利是个高层次、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相结合的比较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宏观战略目标多样，涵盖现实、理论、政策和世界和平发展目标。首先，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针对三国社会发展、社区发展、社区福利与相关重大现实问题。其次，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重点是探索社区福利制度的发展规律、结构、过程、模式与特征，形成独具特色的中日韩社区福利理论体系、理论框架与理论视角，创造东亚的社会福利理论。第三，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重点是回应各国社区福利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创新社区福利政策，通过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祉制度建设，建立具有各国特色的社区福利政策框架与体系。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研究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理论研究是手段，政策研究才是最终目的。最后，中日韩三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重要国家，对世界和平发展有重要贡献，通过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我们可为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东亚智慧。
三、中日韩社福利比较研究的思路与理论框架
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有八个方面，集中体现中国学者对此议题的认识与看法，希望为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提供共同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实质是研究设计、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研究目标的综合体现。
首先，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首要思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宏观研究与社区福利体系中观研究相结合，将社区福利体系议题放在国家宏观社会政策框架与福利制度框架之中研究，从宏观中透视中观和微观，从中观和微观中抽象概括宏观，为整个研究提供制度与理论基础。
其次，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思路是纵向历史发展过程与横向结构功能分析比较相结合，客观、全面描述、分析、梳理各国社区发展与社区福利发展历史进程、基本阶段与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从宏观社会环境与中观社区环境、社区组织结构、功能作用、角色地位等角度，全面、系统分析和比较各国社区发展、社区福利体系，从纵横交织与结构功能角度进行研究。
第三，基础理论研究、国家政策研究和政策倡导、行动取向研究相结合，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社区福利机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相互理解与影响，最终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与互动过程，改善各国社区福利政策框架，提高社区福利体系质量。
第四，深度定性访谈与大样本定量分析、文献回顾与抽样调查、内容分析与政策文本解读、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实地考察与参与观察、学术研究与服务实践相结合，全面系统和立体交叉地研究各国社区福利体系，从多方面收集资料，以客观、全面、系统描绘社区福利体系。
最后，中日韩社区福利体系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实践经验、理论总结、政策框架设计、制度创新、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与发展方向确立相结合，以发现各国社区福利体系发展规律，总结各国社区福利发展经验，探索各国社区福利体系的异同之处，丰富发展东亚福利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是决定研究结果、研究质量和研究方向的关键所在，集中体现研究设计的战略高度、研究广度、深度和理论视角。
总体来说，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立足、面向东亚三国社区福利服务实践与政策框架，但是最终目的是探寻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发现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模式与道路的异同之处，区分哪些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共同之处，哪些是中日韩三国社会发展的相似与差异之处。有鉴于此，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理论视角是社会福利与社会福祉学说，而不是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层次结构较低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理论，这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价值理念、性质、目标、对象、服务范围内容、方式本质不同⑦。从制度体系的内部结构与层次结构角度看，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是有高低层次的，社区福利服务通常与家庭、邻里、社区的非正式服务体系、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相互交织一起，有时候社区服务与家庭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就业服务的边界难以划分，尽管如此，我们应采纳广义和现代的社会福利理论，将社会福祉作为福利制度发展方向⑧。具体来说，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是多方面、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以便于发现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时代特征、普遍规律和异同之处。从比较研究角度看，我们建议从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价值观念与主流思想、社区政治与社区权力结构、发展目标与政策目标、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福利立法与专门法律、服务对象与界定标准、服务范围与主要内容、服务方式方法、服务机构与NGO角色、组织结构与机构管理、服务团队与社工角色、资金来源与福利财政体制、服务过程与服务标准、社区福利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社区自治与社区福利管理、社区福利服务效果与影响等层面去研究。不言而喻，共同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发现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体系的异同之处，加强相互理解。
四、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范围与主要议题
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范围内容与主要议题是个需要高度社会共识的基础性议题，主要回答研究什么和研究范围多大、研究内容多少的问题，实际是确定研究范围与优先领域。一般来说，划分研究范围内容与确定优先领域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核心概念的认识理解程度，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概念是中日韩三国、社区、社区福利三个核心概念。中国研究范围主要指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不属本研究范围。社区概念的理解至关重要。日本流行地域与地域福祉概念，中国盛行社区与社区福利等概念。福利是西方社会科学基本概念，比较容易与保障、福祉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内涵外延丰富⑨。因此，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首要议题是探索社区、福利、社区福利等核心概念在各国社会文化中的理解，人们思想认识的历史变化轨迹与过程，内涵外延的社会文化建构与要素，各国对核心概念认识理解的特征，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联系，各国理解差异之处，各国核心概念流行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制度环境，界定核心概念的主要取向和主导理论视角。简言之，探索各国对核心概念的社会文化建构与异同之处，这是本研究的首要条件与任务。
其次，各国社会政策框架、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与社区福利体系关系模式，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必须回答的基础性与制度背景性问题，目的是要将社区福利体制放置于国家宏观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全面考察，妥善处理宏观与中观、总体与局部的关系。
众所周知，地区或社区均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观性与局部性特征明显。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具备宏观战略、全面系统的眼光，才能深刻认识客观事物，否则可能出现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这意味我们只有在清晰描述各国宏观的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之后，才能科学准确地确定社区福利体系在国家发展与社会生活中所处地位、扮演角色与发挥作用，才能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社区福利体系的结构功能、地位作用与运行机制，才能更好认识社会生活与社区福利。简言之，要将社区福利体系置于宏观制度框架中考察，再通过社区福利体系反观国家制度框架。
第三，全面系统、客观描述、评价各国盛行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想和流行的社区理论、福利理论流派，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基础。
众所周知，价值观念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与客观规律的认识状况，反映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目标，决定人们的行为模式与社会选择，影响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职能角色，地位重要，是一只真正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理论思想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价值观念、价值目标是思想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与灵魂，反映思想理论的基本取向和目标。换言之，不同思想理论流派差异的实质是不同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的差异。价值决定理论。理论反映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状况。理论取向决定人们的认识、立场、观点、看法和态度。如中国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就业、社区经济和社区管理理论均带有极强时代烙印⑩。简言之，价值观念与思想理论演变脉络的梳理、区分、澄清和分析是件精细的理论研究工作。
第四，各国社会发展目标、社会政策目标、社会福利制度目标与社区福利目标体系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与优先领域，地位重要。
目前，世界各国发展实践与发展的经验教训说明，目标问题看似简单明了，实际存在诸多误区。例如，一般来说，发展目标应该是明确清晰的，实际上发展目标常常模糊不清，误导公众；发展目标应该是科学正确的，实际上发展目标常常是错误的，将发展实践引入穷途末路；价值目标、发展目标与福利政策目标之间应该是高度吻合一致的，实际上有时是高度分离的；目标定位和服务对象范围应该准确无误，但是实际上常常是目的与手段严重混淆(11)。
第五，地方自治、社区自治与公民社区参与的关系，这是社区福利的政治层面与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区政治生态、社区政治关系、社区权力结构、社区政治精英构成与特征、地方立法与社区立法、社区治理模式与决策模式等诸多重大政治、司法类议题的基本途径。不言而喻，社区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社区法律制度决定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体制。
中日韩近代化或现代化以来，地方政府、社区治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结构转型，地方社区政治体制、权威来源、法理基础、公民权利、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变(12)，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自治模式和社区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有益教训，值得总结提炼。
第六，中、日、韩财政体制，尤其是社会公共福利财政与地方财政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包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这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之一。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政府基本职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和追求社会公平的目标，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是国家财政承担提供物质福利与社会福利服务保障的责任，精髓是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再分配社会资源，反映国家政治意愿与福利责任的承担能力(13)。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是国家财税福利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关键是公共福利财政制度建设。因此，中日韩财税体制，尤其是地方财税和公共福利财税体制特征、发展规律是研究重点。
第七，地方经济、社区就业、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福利、和谐社区的关系，实质是地方社区层面上经济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市场与社区、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地方社区生活的主要部分，是社区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是地方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蒂特马斯国家福利典范”的影响下，国家与市场、市场与社区、经济与福利之间似乎毫无关系，二者之间社会边界划分得清清楚楚，市场似乎对福利没有积极贡献(14)。实际上，中日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均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是社区福利的经济基础，地方财税政策、社区投资机制、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商业布局、社区就业机会、社区合作社等社区经贸活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社区生活尤其是社区福利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15)。简言之，我们需要总结、提炼中日韩“生产型福利或经济型福利”典范，探寻普遍规律(16)。
第八，地方组织、市民社会、社区为基础的NGO或NPO、社区型慈善公益福利机构的历史演变、宗旨使命、结构与功能、活动范围与服务领域、治理结构、生态布局、创设条件与审批程序、人员构成与专业特征、资金来源与筹资模式、运行机制与生存环境、社会影响与社会效果等诸多方面，核心是探讨NGO组织在社区福利与社区发展中的功能角色及地位作用。
众所周知，地方自治、市民社会、地方社会、地方社区、社区组织、NGO、慈善与公益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社区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尤其是国家、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关系密切，这是地方社区与社区福利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探寻中日韩地方发展与社区福利的最佳视角(17)。
第九，地方社会，尤其是社区结构与社区社会生活结构、社区群体构成、阶级阶层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资源动员模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别与城乡社区之间互动模式、社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结构和需要结构的历史发展与变化趋势，这些是发展社区福利体系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反映地方社区生活与社区结构发展规律(18)，实质是反映社区问题的性质类型、社区需要结构层次和社区回应社会问题机制的发展状况。需要强调的是，社区问题的最佳观察视角是社区需要研究(19)。社区需要结构体系研究是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体系设计、政策模式选择和运行监管的基础，是最能体现社区福利体系特色和社区福利文化特质的领域，也是最难以了解和认识的事务。
第十，社会福利文化，尤其是地方社区福利文化模式与传统，正式与非正式服务习俗，包括社区居民的社会观念、社区观念、公民权利意识、福利观念、安全保障观、求助关系、求助模式、国家形象、政府信任程度、取舍关系、给予和赠与行为、慈善公益和捐赠行为等，都是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文化研究范围，以发现社会福利行为模式的深层次文化规律(20)。简言之，社区福利观念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感觉情感和态度倾向是重要结构因素。
第十一，各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尤其是有关社区福利理论与政策的核心争论议题，争论议题出现的时间、背景，争论议题的性质、目标、类型，争论议题的影响范围与程度，争论议题反映的实质与关键问题，争论议题的社会影响、理论影响、政策影响和服务影响，包括谁首先提出争论议题，争论议题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与管理体制，争论议题反映的问题，这些是社会福利政策与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利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1)。令人遗憾的是，中日韩三国社会共同的文化特征是讲究面子、中庸之道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因此许多重大理论政策争论议题是以“内部话题”或纯粹“学术讨论”形式出现，缺乏公开讨论、争论和政论渠道，许多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题严重缺乏公共参与(22)。
第十二，中日韩三国社区工作，尤其是社区福利实务模式、社区福利服务过程与流程、社区福利服务标准与程序、社区福利服务运行机制与保障体制机制、社区实务模式基本类型，社区实务理论模式等议题是中日韩三国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反映社区福利制度与社会服务体系专业成熟程度，是观察理解、比较和分析中日韩社区福利体系的重要视角(23)。从社会工作专业与社区工作模式角度看，社区工作实务模式是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集中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学者罗斯曼提出著名的“地区发展、社会规划与社会行动”实务模式，并不能涵盖中日韩社区工作和社区福利实践，东亚国家创造诸多新型的社区福利实务模式(24)。例如中国的社区服务、社区组织与社区动员、社区建设，及日本的生活区与生活圈理论等。
第十三，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社区工作者与社区福利服务队伍建设议题，社区层面上不同行业、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专业技术人员的交流合作模式，社区工作者构成与特征，社会工作者专业教育培养、使用晋升、继续教育、任免奖励和专业组织协会、专业自主权与专业资格审查、专业伦理和专业价值观念的内化状况、专业人员职业压力与专业人员流失率、专业人员就业状况和职业福利待遇，社区工作者在社区福利服务队伍中的角色、地位、作用等，这些是社区福利研究应回答的问题，是观察社区福利体系异同和普遍规律的最佳角度(25)。
第十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功能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社区发展规划、社区政策、社区服务机构管理、社区管理模式、社区福利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社区项目评估研究等，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回答谁治理地方社区、如何治理地方社区、地方社区政策过程如何等管理类问题，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各国社会福利行政框架与体系奠定基础。在管理主义盛行和东亚威权国家政府宏观背景下，国家权威至高无上的影响格外突出(26)。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地区、部门、行业、领域、群体高度分隔的国家，条条与块块问题、条块结合与政府职能整合、政府间行政协调关系，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边界等管理类议题突出，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整合能力亟待提高，以降低社会成本。例如中国的卫生保健服务与狭义社会福利事业，由卫生部、民政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等多个部门管理，行政管理效率和效果亟待提高，健康与福利整合成当务之急(27)。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新世纪尤其是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大结构调整，人类社会发展经验教训赋予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全新的内涵外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与英国贝弗里奇式古典福利国家、德国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险式福利国家、北欧社会民主与积极劳动市场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福利国家、美国市场与国家责任相结合的自由主义式福利国家、拉丁美洲中等发展水平福利国家相比，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福利模式创造了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家庭关系等方面，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实践超越蒂特马斯“公共福利、职业福利和财税福利”的经典分类(28)，创造了就业福利、市场福利、社区福利等新型福利类型，丰富了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内涵(29)。
在全球社会政策与全球公民理念盛行，世界金融危机和人类相互依赖的程度显著提高，尤其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与福利制度趋同的处境下，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恰逢其时(30)。总体来说，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战略目标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普遍规律，探索中日韩三国间社会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异同之处、发展经验教训和东亚福利模式特征，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社区、地方政府与地方社区的“宪法规则”(31)。
社区研究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综合性、系统性、中观性、政策性、宏观性与微观性相结合，社区是观察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最佳视角。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理论，典型反映国家政治意愿、决策模式、权力结构与公共财政制度特征(32)。社会福利制度关键是财税体制，实质是国家责任承担方式、范围与能力，精髓是责任社会划分，核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间的责任政治、法律划分和财税责任的社会划分(33)。
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范围广泛，内容繁多，基本研究思路是跳出社区看社区福利，将社区福利议题放在人类和平发展、东亚地区交流合作、中日韩社会与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与宏大战略格局中进行全面、系统、综合和比较研究。主要议题涉及社会福利哲学、福利政治学、福利经济学、公共福利财政、福利社会学、福利人类学和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等学科和领域，并非局限于狭义的社区福利议题本身，而是在全局中看局部，由局部推断总体，探寻总体与局部的相互关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东亚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角度，探索中日韩社区福利的历史变迁、发展规律、现存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未来发展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稳定和人类社会福祉贡献智慧。
具体来说，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首要议题是探索各国对社区、福利、社区福利与福祉等核心概念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理解，探索各国核心概念的异同之处，确定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其次是中日韩社会政策框架、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与社区福利体系的关系模式。
第三是中日韩三国盛行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想和流行的社区理论、福利理论流派与思想基础。
第四是中日韩发展目标、政策目标、福利制度目标与社区福利目标体系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特征。
第五是地方自治、地方社区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公民社区参与与地方社区生活状况的关系。
第六是中日韩财政体制，尤其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国家公共福利财政与地方财政制度的关系。
第七是地方社区经济发展与社区福利、和谐社区建设的关系，尤其是市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第八是地方社会、市民社会、社区为基础的NGO、地方经济发展与社区型慈善公益福利的关系。
第九是地方社区结构与社区生活结构、社区阶级阶层结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间互动模式。
第十是社会福利文化，尤其是地方社区福利文化模式与传统，正式与非正式服务习俗的关系。
简言之，地方社区福利财政制度安排、社区福利核心理论、社区福利实务模式、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地方社区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是中日韩社区福利比较研究的核心议题。
注释：
①Goodman,R.,White,G.& Kwon,H.J.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London:Routledge,1998.
②刘继同：《从绝对依附到相对自主：国家、市场与社区关系模式的战略转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③刘继同：《中国社区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
④刘继同：《社区就业与社区福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方明、王颖：《观察社会的新视角——社区新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
⑥于燕燕（主编）：《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08～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⑦刘继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定的“国际惯例”及其中国版涵义》，《学术界》，2003年第2期。
⑧刘继同：《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战略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⑨（英）诺曼·巴里著，《福利》，储建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⑩刘继同：《社区建设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民政论坛》，1994年第2期。
(11)刘继同：《国家话语与社区实践：中国社区建设政策目标解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2)刘继同：《网络控制与基层组织体系建构：五十年代城市社区工作模式初探》，《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3)刘继同：《中国特色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建设与构建福利化和谐社会》，《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期。
(14)刘继同：《“蒂特马斯典范”与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理论综介》，《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15)刘继同：《街居经济与社区参与革命》，《民政论坛》，1995年第6期。
(16)（韩）金渊明：《超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韩国的经验》，载于杨团、张秀兰（主编）：《当代社会政策研究Ⅱ》，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17)刘继同：《社区型NGO与城市社区服务转型》，《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8)刘继同：《从身份社区到生活社区：中国社区福利模式的战略转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9)刘继同：《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佳“突破口”：社区需要研究》，《中国民政》，2002年第9期。
(20)刘继同：《组织性个人主义：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福利文化与理论框架》，《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1)刘继同：《中国城市社区健康服务政策状况与核心争论议题》，《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22)刘继同：《中国社会政策框架特征与社会工作发展战略》，《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3)刘继同：《中国城市社区实务模式研究：二十年来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框架》，《学术论坛》，2003年第4期。
(24)（美）罗斯曼：《社区组织模式和宏观实践观点：它们的融合与阶段》，刘继同译，《国外社会学》，2003年第1期。
(25)刘继同：《中国乡村医生的未来与医务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工程》，《中国卫生人才》，2007年第3期。
(26)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27)刘继同：《世界各国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特征与组建“卫生福利部”的建议》，《东岳论丛》，2007年7第7期。
(28)（英）R.蒂特马斯著，刘继同译，《福利的社会划分：对追寻公平的一些反思》，《社会保障研究》，2007年第2期。
(29)刘继同、冯喜良（主编），《劳动市场与社会福利》，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30)新华社：《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确立》，《京华时报》，2008.12.14。
(31)肖滨：《在辩论中选择宪法规则——美国制宪会议为什么能成功？》，《南方周末》，2006.4.6。
(32)朱丘祥：《分税与宪政》，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33)《新华社连发5篇评论 批土地财政及腐败推高房价》，《扬子晚报》，2010.4.4。
作者介绍：刘继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 北京 100191 于燕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