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然
徐然是作家杨沫的长女，在这本书里，收录了徐然在不同时期回
忆杨沫的文章。本书内容的主体是发表杨沫写给徐然的163封书信以及
徐然对一些重要的信件所作的“解注”，此处摘录的三节都是出自徐
然所作的这些“解注”。
杨沫与白杨：因《青春之歌》而起纠葛
我母亲是兄妹四人，因为我的二姨妈不足20岁去世，与母亲相伴
今生的便只有我的舅舅杨高岱和三姨妈白杨了。
母亲有一封写于1980年5月的信，提及她到达上海，住在了白杨
姨妈家中。这并不是母亲首次居住在白杨姨妈处，50年代初，母亲身
体不好，就曾久居上海，吃、住、医疗都受到胞妹照顾。而且解放初
期，三姨在北京北池子附近买了一个院落，立刻就把她的哥哥姐姐—
——我的舅舅和我们一家安排住进了这所整齐舒适的四合院。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一阔脸就变。对这点，想必凡来人世走一
回的，必定各有见识。是的，有的人一成名、一发财、一得势，何止
是不认旧友四邻？连“六亲”都不认者，也不罕见呢！而三姨白杨，
30年代就因主演《十字街头》而一举成名，成名了的她却从未忘记手
足之情。
母亲多次说到她与妹妹间的姐妹深情。
“七七”事变后，母亲投奔姨妈去往上海，上海也响起抗日的炮
声时，母亲决定回我父亲的老家河北，寻找已到达抗日根据地的丈夫。
临行时三姨帮母亲打点，钱、路费，自然也是三姨资助。母亲后来这
样对我叙说她离开上海的情景：“我真傻！你三姨给我的钱，大部分
我都打在行李里办了托运，只抱着你，提着一包尿布。火车开到南京，
行李却没有到，我天天到车站打听行李到了没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
炸，有一回在火车站差点把咱们炸死！我知道不能再等行李了，钱，
珍贵的照片，什么都丢了……”
是从妈妈这些本意并非描绘白杨姨妈的叙说里，我才知道，是因
为得到白杨姨妈的帮助，母亲才能北上参加抗日战争的。虽然三姨给
的钱大部分丢失了，那却依然是姐妹情深的明证。
据我所知，虽然母亲和白杨姨妈是相亲相依的同胞姐妹，但她们
之间也并非全无矛盾，她们矛盾的起因是因为电影《青春之歌》。
1958年末，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由有关部门确定推
上银幕。三姨得到《青春之歌》将拍电影的消息，曾数次来到北京，
争取饰演该片的女主角林道静。众所周知一部片子的演员取舍，决定
权在导演。而著名电影导演崔嵬先生（任《青春之歌》导演）认为，
林道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而白杨的年龄偏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姨希望作为原著兼编剧的姐姐杨沫，能够施加影响，给她以帮助。
据我所知，母亲确曾做过努力，向方方面面反映了白杨的希望，然而
她的努力没能奏效。以后，她又曾给白杨姨妈出主意，让姨妈去找找
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三姨是否听从母亲的意见？是否找过文化部
门的领导同志？我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白杨
姨妈未能在电影《青春之歌》一片中担任主角。《青春之歌》于共和
国建国十周年时公映，由于崔嵬先生成功的导演，和影片优秀的演员、
摄影阵容，以及女主角谢芳女士的成功表演，这部电影获得一致好评，
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影片之一。
只是，知道三姨曾热切盼望出演《青春之歌》的内幕，我的内心
就有着久久的遗憾和遐思：1958年，三姨还不到40岁，还记得那段日
子她一次次到北京来的情景，姨妈梳着带刘海的马尾独辫，白皙的面
容，优雅的身姿，我眼中的她，还是那样的美丽年轻。她若饰演林道
静，谁知道会创造出怎样的一个林道静呢？也许曾经历过30年代又了
解作者———姐姐杨沫的她，也能塑造出一个有魅力的林道静来？
就是这件事，白杨姨妈伤心了，一个时期她曾怪怨姐姐没有为之
尽力。母亲曾神色黯然地对我说过：“你三姨来北京了，都不来看我
……”
当然，因为深深的姐妹亲情，最终三姨还是和母亲言归于好。90
年代后，母亲和姨妈渐渐步入高龄，她们先后都坐上了轮椅。有时姨
妈来到北京，却因为同卧病榻，而无法相见。作为母亲的女儿，我便
常常成为她们的联络员。
1995年12月10日上午10时许，弥留之际的母亲急切地向我表述着
某个要求，她挤眼、努嘴，摇头，却说不出。守在病榻前的我安慰母
亲说：“你是不是想见三姨？她来过了，你当时没有醒……”这时，
久已不言的妈妈忽然迸出一句：“没有！”
是的，白杨姨妈没能和姐姐做最后的诀别，姨妈因为脑血栓这时
已瘫痪在床，母亲辞世9个月后的1996年9月，姨妈长逝于上海。
关于老舍和邓拓
母亲曾经深情地对我谈及老舍先生，悲痛地忆及他的去世。老舍
先生1966年时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这就使他成为“造反派”们的首
选打击目标。1966年8月23日，老舍、萧军、骆宾基等二三十个人被
“揪出来”批斗。
那一天，母亲还没有被“揪出来”，但是她必须表现出参加运动
的热情———她不能离开这“斗争的前线”。那天直到深夜11点，她
才拖着疲惫已极的身心，返回家中。
拨乱反正后的1981年，母亲与老舍夫人胡青女士同参加一次会
议时，胡青向母亲补叙了母亲所不知道的那个1966年8月23日夜的
后来：那一夜的1点多钟，胡青接到市文联什么人的电话，说老舍
被送到了西长安街六部口派出所了。胡青赶到那个派出所，看到了
憔悴受伤的老舍先生。他们回到家，老舍先生倒在床上，没有多说话。
第二天一早，老舍起床，没有吃早饭，只对夫人说：“……我到单位
去了。”夫人劝他不要去了，他却昂然迈步走出了家门。
老舍先生从此没有回家。
使我对母亲所叙述深深不能忘怀的，还有妈妈与胡青在那一次
相聚一室时的几句对话。那一次妈妈告诉老舍夫人：“听当时革命委
员会的人说，是怕红卫兵把老舍先生打坏了，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
把他送到派出所保护起来……”听到妈妈的话，胡青睁大眼睛说：
“要是他知道真相是这样，他也许不会……送他上派出所，他可真受
不了呀！他不能理解，他这个堂堂正正的人民作家，竟要像流氓小偷
一样给送派出所！”
根据母亲所言，我一直以为导致老舍先生愤而离世的直接导火索，
或许还不是白天红卫兵的批斗，使他真正觉得绝望的，应该是被送派
出所———也许那是某些人的好意？但是他们忘记了“士可杀，不可
辱”的这一句中国老话。因为挨批斗的毕竟是多个作家，而送派出所
的却是老舍先生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自尊、自爱、倔强的一代
文豪老舍先生以死来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那时，妈妈不得不烧毁了老舍先生赠送她的一幅诗作，以及邓拓
先生送给母亲的数幅对联和条幅。这是妈妈心头永远的遗憾。老舍先
生的诗比较长，是亲笔写在一张宣纸上，母亲得到后，裱好，珍重地
挂在了自己卧室的墙上。邓拓先生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解放战
争时期，我父亲母亲与邓拓先生曾同在《人民日报》的前身———《
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所以，早已是老友。邓拓是不可多得的才子，
母亲得到他的墨宝，是珍重无比的。然而，两位人杰相继辞世，他们
的名字在当时是有多么可怕。因此，父母亲不得不烧掉了这些珍迹，
而且一再地为和老舍、邓拓的这些交往写着检查，交待与他们这些人
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母亲在自己的作品中、话语里，一再表示着
为自己未能保存下来这些诗幅而心痛。
您无需再为贫穷而心酸
90年代初，我忽然想到整理一下往日存放的大量信件，这其中自
然就翻出了妈妈写给我的数百封信件。妈妈得知后，说想看看以前写
给我的那些信。
后来，当她把这些信交还给我时，若有所思地说：“不知怎么的，
读这些信，我很心酸！那些年代，咱们国家真穷呵！咱们家还算好的，
还过的是那样的日子，一般老百姓该有多难！……”
整个六七十年代物资的匮乏，是人所共知的，但有人总以为杨沫
是大作家，有稿费，穷不到她。比如，有个读者曾写信给母亲说：“
您的钱有如西江之水，流淌无尽，请能分我一小瓢……”其实并不是
这样，有那么一段时期，父母亲的存款被查封，工资也曾被停发，母
亲耍了个“小心眼儿”，她把手头仅有的1000元钱，让一位亲人埋在
了家中院落的一角。后来母亲给放回家，再去寻找这1000元人民币时，
钱却已经不翼而飞了。
也还记得，妈妈对我说到她年轻时代的“穷”。那是30年代后期，
她和爸爸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就靠爸爸在《世界日报》做掩护身份的
小职员的一点收入维持生计。恰巧刚出生的我又生了病，他们没钱给
孩子看病，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当时的30块钱。周围的人因此奚
落我母亲：“还给她看什么病！小点点月子孩子就借钱看病，命好不
了！”父母亲并没有力量归还房东这30块钱。不久他们离开北平，到
解放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9年再进北京，妈妈几经寻觅，终
于找到柱子妈，才归还了这一笔欠款。
在我长大成人后，母亲提及这件事，依然颇有感触，她说：“幸
亏借了那30块钱，你才长了这么大，我要听那些人的话，就没你啦！”
还是这件事，母亲还曾悄悄问我：“我给了柱子妈30万块钱（合现在
的人民币300元），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你说给人家的是不是还
是少了点儿？……”
是在欠债还钱以后，善良的母亲还有着这样的忐忑不安，那么，
在奔波抗战的十余年间，背负着30块钱的欠债母亲，心头又该有着怎
样沉沉的歉疚？！
妈妈五年前辞世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月工资千元。她已经很满
意，很知足。我却十分地遗憾———妈妈没能看到2000年共和国的今
天，这是怎样突飞猛进的共和国的五年呀！此刻，我家的每一间卧室
都放置着大型彩色电视机，我们的楼前楼后停满了私家汽车，我的刚
刚大学毕业的小儿，月工资是3000元……
妈妈，请您安息，您无需再为祖国母亲的贫穷而心酸。
摘自《爱也温柔爱也冷酷———〈青春之歌〉背后的杨沫》辽宁
人民出版社二000年八月第一版
徐然
徐然是作家杨沫的长女，在这本书里，收录了徐然在不同时期回
忆杨沫的文章。本书内容的主体是发表杨沫写给徐然的163封书信以及
徐然对一些重要的信件所作的“解注”，此处摘录的三节都是出自徐
然所作的这些“解注”。
杨沫与白杨：因《青春之歌》而起纠葛
我母亲是兄妹四人，因为我的二姨妈不足20岁去世，与母亲相伴
今生的便只有我的舅舅杨高岱和三姨妈白杨了。
母亲有一封写于1980年5月的信，提及她到达上海，住在了白杨
姨妈家中。这并不是母亲首次居住在白杨姨妈处，50年代初，母亲身
体不好，就曾久居上海，吃、住、医疗都受到胞妹照顾。而且解放初
期，三姨在北京北池子附近买了一个院落，立刻就把她的哥哥姐姐—
——我的舅舅和我们一家安排住进了这所整齐舒适的四合院。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一阔脸就变。对这点，想必凡来人世走一
回的，必定各有见识。是的，有的人一成名、一发财、一得势，何止
是不认旧友四邻？连“六亲”都不认者，也不罕见呢！而三姨白杨，
30年代就因主演《十字街头》而一举成名，成名了的她却从未忘记手
足之情。
母亲多次说到她与妹妹间的姐妹深情。
“七七”事变后，母亲投奔姨妈去往上海，上海也响起抗日的炮
声时，母亲决定回我父亲的老家河北，寻找已到达抗日根据地的丈夫。
临行时三姨帮母亲打点，钱、路费，自然也是三姨资助。母亲后来这
样对我叙说她离开上海的情景：“我真傻！你三姨给我的钱，大部分
我都打在行李里办了托运，只抱着你，提着一包尿布。火车开到南京，
行李却没有到，我天天到车站打听行李到了没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
炸，有一回在火车站差点把咱们炸死！我知道不能再等行李了，钱，
珍贵的照片，什么都丢了……”
是从妈妈这些本意并非描绘白杨姨妈的叙说里，我才知道，是因
为得到白杨姨妈的帮助，母亲才能北上参加抗日战争的。虽然三姨给
的钱大部分丢失了，那却依然是姐妹情深的明证。
据我所知，虽然母亲和白杨姨妈是相亲相依的同胞姐妹，但她们
之间也并非全无矛盾，她们矛盾的起因是因为电影《青春之歌》。
1958年末，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由有关部门确定推
上银幕。三姨得到《青春之歌》将拍电影的消息，曾数次来到北京，
争取饰演该片的女主角林道静。众所周知一部片子的演员取舍，决定
权在导演。而著名电影导演崔嵬先生（任《青春之歌》导演）认为，
林道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而白杨的年龄偏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姨希望作为原著兼编剧的姐姐杨沫，能够施加影响，给她以帮助。
据我所知，母亲确曾做过努力，向方方面面反映了白杨的希望，然而
她的努力没能奏效。以后，她又曾给白杨姨妈出主意，让姨妈去找找
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三姨是否听从母亲的意见？是否找过文化部
门的领导同志？我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白杨
姨妈未能在电影《青春之歌》一片中担任主角。《青春之歌》于共和
国建国十周年时公映，由于崔嵬先生成功的导演，和影片优秀的演员、
摄影阵容，以及女主角谢芳女士的成功表演，这部电影获得一致好评，
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影片之一。
只是，知道三姨曾热切盼望出演《青春之歌》的内幕，我的内心
就有着久久的遗憾和遐思：1958年，三姨还不到40岁，还记得那段日
子她一次次到北京来的情景，姨妈梳着带刘海的马尾独辫，白皙的面
容，优雅的身姿，我眼中的她，还是那样的美丽年轻。她若饰演林道
静，谁知道会创造出怎样的一个林道静呢？也许曾经历过30年代又了
解作者———姐姐杨沫的她，也能塑造出一个有魅力的林道静来？
就是这件事，白杨姨妈伤心了，一个时期她曾怪怨姐姐没有为之
尽力。母亲曾神色黯然地对我说过：“你三姨来北京了，都不来看我
……”
当然，因为深深的姐妹亲情，最终三姨还是和母亲言归于好。90
年代后，母亲和姨妈渐渐步入高龄，她们先后都坐上了轮椅。有时姨
妈来到北京，却因为同卧病榻，而无法相见。作为母亲的女儿，我便
常常成为她们的联络员。
1995年12月10日上午10时许，弥留之际的母亲急切地向我表述着
某个要求，她挤眼、努嘴，摇头，却说不出。守在病榻前的我安慰母
亲说：“你是不是想见三姨？她来过了，你当时没有醒……”这时，
久已不言的妈妈忽然迸出一句：“没有！”
是的，白杨姨妈没能和姐姐做最后的诀别，姨妈因为脑血栓这时
已瘫痪在床，母亲辞世9个月后的1996年9月，姨妈长逝于上海。
关于老舍和邓拓
母亲曾经深情地对我谈及老舍先生，悲痛地忆及他的去世。老舍
先生1966年时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这就使他成为“造反派”们的首
选打击目标。1966年8月23日，老舍、萧军、骆宾基等二三十个人被
“揪出来”批斗。
那一天，母亲还没有被“揪出来”，但是她必须表现出参加运动
的热情———她不能离开这“斗争的前线”。那天直到深夜11点，她
才拖着疲惫已极的身心，返回家中。
拨乱反正后的1981年，母亲与老舍夫人胡青女士同参加一次会
议时，胡青向母亲补叙了母亲所不知道的那个1966年8月23日夜的
后来：那一夜的1点多钟，胡青接到市文联什么人的电话，说老舍
被送到了西长安街六部口派出所了。胡青赶到那个派出所，看到了
憔悴受伤的老舍先生。他们回到家，老舍先生倒在床上，没有多说话。
第二天一早，老舍起床，没有吃早饭，只对夫人说：“……我到单位
去了。”夫人劝他不要去了，他却昂然迈步走出了家门。
老舍先生从此没有回家。
使我对母亲所叙述深深不能忘怀的，还有妈妈与胡青在那一次
相聚一室时的几句对话。那一次妈妈告诉老舍夫人：“听当时革命委
员会的人说，是怕红卫兵把老舍先生打坏了，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
把他送到派出所保护起来……”听到妈妈的话，胡青睁大眼睛说：
“要是他知道真相是这样，他也许不会……送他上派出所，他可真受
不了呀！他不能理解，他这个堂堂正正的人民作家，竟要像流氓小偷
一样给送派出所！”
根据母亲所言，我一直以为导致老舍先生愤而离世的直接导火索，
或许还不是白天红卫兵的批斗，使他真正觉得绝望的，应该是被送派
出所———也许那是某些人的好意？但是他们忘记了“士可杀，不可
辱”的这一句中国老话。因为挨批斗的毕竟是多个作家，而送派出所
的却是老舍先生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自尊、自爱、倔强的一代
文豪老舍先生以死来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那时，妈妈不得不烧毁了老舍先生赠送她的一幅诗作，以及邓拓
先生送给母亲的数幅对联和条幅。这是妈妈心头永远的遗憾。老舍先
生的诗比较长，是亲笔写在一张宣纸上，母亲得到后，裱好，珍重地
挂在了自己卧室的墙上。邓拓先生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解放战
争时期，我父亲母亲与邓拓先生曾同在《人民日报》的前身———《
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所以，早已是老友。邓拓是不可多得的才子，
母亲得到他的墨宝，是珍重无比的。然而，两位人杰相继辞世，他们
的名字在当时是有多么可怕。因此，父母亲不得不烧掉了这些珍迹，
而且一再地为和老舍、邓拓的这些交往写着检查，交待与他们这些人
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母亲在自己的作品中、话语里，一再表示着
为自己未能保存下来这些诗幅而心痛。
您无需再为贫穷而心酸
90年代初，我忽然想到整理一下往日存放的大量信件，这其中自
然就翻出了妈妈写给我的数百封信件。妈妈得知后，说想看看以前写
给我的那些信。
后来，当她把这些信交还给我时，若有所思地说：“不知怎么的，
读这些信，我很心酸！那些年代，咱们国家真穷呵！咱们家还算好的，
还过的是那样的日子，一般老百姓该有多难！……”
整个六七十年代物资的匮乏，是人所共知的，但有人总以为杨沫
是大作家，有稿费，穷不到她。比如，有个读者曾写信给母亲说：“
您的钱有如西江之水，流淌无尽，请能分我一小瓢……”其实并不是
这样，有那么一段时期，父母亲的存款被查封，工资也曾被停发，母
亲耍了个“小心眼儿”，她把手头仅有的1000元钱，让一位亲人埋在
了家中院落的一角。后来母亲给放回家，再去寻找这1000元人民币时，
钱却已经不翼而飞了。
也还记得，妈妈对我说到她年轻时代的“穷”。那是30年代后期，
她和爸爸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就靠爸爸在《世界日报》做掩护身份的
小职员的一点收入维持生计。恰巧刚出生的我又生了病，他们没钱给
孩子看病，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当时的30块钱。周围的人因此奚
落我母亲：“还给她看什么病！小点点月子孩子就借钱看病，命好不
了！”父母亲并没有力量归还房东这30块钱。不久他们离开北平，到
解放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9年再进北京，妈妈几经寻觅，终
于找到柱子妈，才归还了这一笔欠款。
在我长大成人后，母亲提及这件事，依然颇有感触，她说：“幸
亏借了那30块钱，你才长了这么大，我要听那些人的话，就没你啦！”
还是这件事，母亲还曾悄悄问我：“我给了柱子妈30万块钱（合现在
的人民币300元），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你说给人家的是不是还
是少了点儿？……”
是在欠债还钱以后，善良的母亲还有着这样的忐忑不安，那么，
在奔波抗战的十余年间，背负着30块钱的欠债母亲，心头又该有着怎
样沉沉的歉疚？！
妈妈五年前辞世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月工资千元。她已经很满
意，很知足。我却十分地遗憾———妈妈没能看到2000年共和国的今
天，这是怎样突飞猛进的共和国的五年呀！此刻，我家的每一间卧室
都放置着大型彩色电视机，我们的楼前楼后停满了私家汽车，我的刚
刚大学毕业的小儿，月工资是3000元……
妈妈，请您安息，您无需再为祖国母亲的贫穷而心酸。
摘自《爱也温柔爱也冷酷———〈青春之歌〉背后的杨沫》辽宁
人民出版社二000年八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