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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呐喊》末尾提到一个关于“藏碗碟”的情节，许多相关的研究文章推理认为是闰土或者杨二嫂“藏碗碟”。但我在细读文本过程中，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推理是有问题的。我基于文本细读和相关学术研究，尝试对小说中“藏碗碟”这一情节的接受问题做一些解读。
从文本叙述内容来说，因为小说叙述者并非当事人，仅仅是听说（是由母亲转述杨二嫂的“发现”，而杨二嫂也非目击者，她的“发现”也仅仅是其一种怀疑而已），而这“怀疑”是由母亲转述给“我”的，根据下文“我”的心情变化，以及母亲的转述，“我”若就此相信碗碟是闰土所埋，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董炳月在《鲁迅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译后记中还就小说内容叙述先后顺序存在暗示，以及文末“我”的感发，推断是闰土藏的碗碟。[1]但是文本中的叙述顺序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事件的时间顺序，“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它自己去拣择”这句话并不一定发生在闰土下厨房炒饭以后，这里显然还是带有一种猜测意味。况且，以鲁迅的写作态度来说，单就“我”的心情变化（如“模糊”、“悲哀”等），作为针对“藏碗碟”的感发，那么这点事也是对不上这种沉重感的，或者说，至少不能单说是假定由闰土埋碗碟所引起的结果。这之间也不具有明显的关联。
再如文本开头也叙述道：“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眼见“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是一种整体的、朦胧的感发。连出来迎接“我”的母亲“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2]这样看，小说末尾的感发一定程度上是先于文本叙事的。而“我”回乡时的所见所感，无疑也加重了“我”这样的情绪感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闰土是在“我”回乡之前就收到了“我”母亲带给他的信。也就是说，闰土的此次行动是“我”和母亲与他的约定。我们搬迁这件事是彼此一个共识，信上也有可能提到送他东西，或者等他来到后，我们可能就当面嘱咐送他一些东西，这在情理上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再者，想到上文中“我”再次见到闰土时，闰土那声“老爷”的称呼，那种疏离感，似乎都隔了多少时代，似乎被主仆情节严严实实地给裹住了，这种遭遇生存重压的命运都迟钝到何种程度了，他会不经允许就藏碗碟吗？即使要拿，他除了可以在允许的条件下直接拿外，他当然也会考虑到当他不在的时候，碗碟等物件也会被别人拿走。文中提到，“我”回来不久，母亲说杨二嫂等几个女人多次来“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3]“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4]这在闰土大约也可能知道的。那么“藏碗碟”就存在风险。闰土会冒不经允许就“藏碗碟”和被别人拿走的双重风险吗？以及下文提到他经允许后，要了桌椅、香炉、烛台、抬秤和草灰。既然连草灰都要了，他又何须把碗碟埋在自己的东西里而不直接带出来呢？还有，认为闰土是在母亲允许他拿东西之前“藏碗碟”的，那么从“藏碗碟”之后到闰土回家再来，我们启程这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吃饭也可能会存在少碗碟或者没有碗碟的问题，这也可能是早在杨二嫂的“发见”之前就可能存在甚至被发现的问题。
回到文本，文中引述闰土与他爹替人管理西瓜地时，并不认为贼“偷”西瓜是“偷”[5]，而仅仅是一个口渴了顺道摘一个西瓜解渴而已，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能够理解和宽容的事，而非不道德或不被允许之事。这里似乎也有一种暗示，是“拿”而非“偷”。其实这在作者的其他小说里也有相似的叙述，如《孔乙己》、《社戏》等等。而且作者的笔墨对此都是轻描淡写，而非在细节事实上做文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过调适的道德观念是具有社会性的，也就不能就此把“藏碗碟”的行为加诸闰土或杨二嫂身上。
又如，在小说《呐喊》中，有一个叙述情节提到：因为碗被六斤碰破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一巴掌打倒了六斤”。[6]从六斤遭遇的这些情境看，也可见那时农村物质条件的艰难。不过，我此处引用的目的，仅仅是想强调碗碟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或社会底层来说，是关联到饮食的重要生活物件，所以这里也并非仅仅是针对对闰土来说的。
也有人可能会说，闰土也可能已经要得太多了，羞于开口，这似乎也与他木讷的气质相通。或者他也有一时的贪心，毕竟对他来说，这些碗碟的确是重要的生活物件，碗碟对他而言，还是有一定的诱惑性的。
就此我先想到一种观点，严家炎认为中年闰土屈服于命运的摆弄，已经形同槁木，对生活不再怀有希望，所以在经允许的情况下，只是拣选了一些诸如“旧桌椅、香炉和烛台”等无多大用处的物件，也就不会心存奢望去“藏碗碟”。况且闰土不经允许而行动（“藏碗碟”），“这种行为决不符合闰土的思想性格”。[7]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典型人物”论的色彩，还有一定的启蒙话语成分在内。不过问题关键还在于这种逻辑推理不过是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判断，简单排除闰土的嫌疑，做洗白工作，恰恰也忽略了《故乡》并非一个模仿论下来的“现实主义”文本，也忽略了小说对被叙述者作为个体应有的语境关照。“我”所看到的闰土“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像石像一般”，这样一个遭遇“多子，饥荒，苛税，兵，飞蝗，官，绅”重压的病苦形象，都已经“苦的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哪里还有选择或抗争的勇气（或能力）？再说，他面对的是自己的东家“老太太”和“老爷”，若投机“藏碗碟”，是否存在顾虑，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这并不就能说明闰土对生活不抱希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收到“我”回乡的信时，“实在喜欢的了不得”[8]，这还可见一点先前少年闰土一样的孩子气在。也就这句话来说，我个人觉得对理解闰土的内心世界非常重要。我们在小说下文看到中年闰土在“我”的叙述中（或者也可以说是观察中），他都是像一个类似枯木或“木偶”一般，显得没有多少生气。但这也可见作者在修辞上的严谨态度，每次描述时，无论是“石像”还是“木偶”，前面都有“仿佛像”、“像”等一类的限定词在；再者，这些叙述都是在闰土与作为他先前的“老爷”——“我”在空间上相互面对的时候来展开的，这个时候，在身份地位的比较之下，闰土又把自己调适到先前“用人”的位置上，回到现实伦理规范上来，不断包裹和压抑自己，自然会把自己放到一个矮化的地位，这里也就可以部分理解到，闰土与“我”见面时，出现他叫了一声“老爷”时的那种不自然状态。就闰土整个生活状态来说，“我”面前的这个中年“闰土”，此时此刻，至少部分属于他相对于日常状态而不自然的变态一面。而他一旦出离这个他自我感觉压抑的空间（或状态），回到他的私人空间，这种出于自我的本能一旦脱离受压抑的处境，回到相对游散的日常状态，就会转而进行自我释放和疏通，如在家接到我们带给他的信时，出现“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的情境，就显得自然多了，也就更接近他自我的生活常态。这也是我之所以肯定闰土还抱有生活希望，而并没有完全沦为石像或木偶的部分原因。当然，这样同下文的叙述相比，尤其是小说末尾“我”情绪上的强烈感发和反思来说，这里似乎也部分超出了作者叙述的控制，或者说是“我”并不相信这种出于本能的冲动还内涵“希望”的冲动。
又因“多子”，“总是吃不够”，这一方面是生存压力，但这对一个闰土这样的社会底层来说，多子大约也是多了一份生的希望。况且，文中提到许多家具被卖掉了，再说这些家具本也都是用过的，旧的。闰土要的东西实也不少。再者，人的生命并不是完全去“占有”，不能以占有多少或占有多好而去定性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人与物何异？
而对于闰土这样一个很难创造或直接追求希望的弱者来说，他虽很难自行获得精神疏导的通孔，不过，回到他的处境，“长桌、椅子”之类的物件是一种“需要”，“香炉和烛台”也是“需要”，还包括“草灰”，都基本是接近生存本能的需要。这些简单、低值的拣选，也恰恰还保留了一点朴素的生存希望在。从桌椅和草灰（关联“饮食”）到多子（关联“男女”）这种现实化的需要，再到“香炉和烛台”这种精神化的需要（这里自然也有对物质需要的动机），整体来看，这倒也微弱地显出闰土基于生存本能的希望在。这都多少可以看出闰土对生活并没有绝望，他并没有否定生活，况且他似乎还很难抵达这种深层、彻底拒绝希望的深层情感，他甚至都不是失望，或者不能失望，因为他的处境使他几乎只能接受或者忍受生活，命运于他没有太大回旋或选择的空间。
因此，简单否定闰土对生活抱有的希望，进而断定“藏碗碟”不是闰土所为就显得太过武断和观念化。况且，一个人具体的行为并不就与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吻合，这里除了逻辑推测外，还应为本能留出一个空间，也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留出一个空间，否则就很容易把论说带入自说自话或循环论证的假定语境中了。
对于《故乡》“藏碗碟”问题，在1955年，何善周在当时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用书中曾分析道，一是在文中，母亲对“我”说过：“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它自己去拣择。”以此推论说闰土没有必要藏碗碟。二是作品塑造的闰土虽然年龄和身体以及遭遇有变化，但“质朴”的品质“是完整统一的”，“硬把这件罪名加到闰土头上，便要破坏了这篇作品的艺术的完整性或思想的深刻性了”。[9]这种看法也是存在刻意拔高或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闰土藏不藏碗碟，与他的“质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正如说“好人不犯错”一样显得轻浮而虚假。闰土还是闰土，不能说藏个碗碟就变得不“质朴”而不是闰土了。我们不能排除论者的这种推测结论的可能性，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析问题的推论方式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刻板套用逻辑推理，忽视逻辑推理和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因为“没必要”并不就等于“没可能”。一方面也与论者所在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有关，总之，也恰恰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这样看，转述者杨二嫂何尝没有藏碗碟的动机（或者说她也可能是藏碗碟的嫌疑者之一）呢？小说前后多次叙述到杨二嫂世故爱占小便宜的心理。她是否也存在嫌疑，或者被人发现了，便“先声夺人”，转嫁责任说是闰土所为。当然，相对于闰土，杨二嫂是否存在嫉妒心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似乎也顺了对她世故圆滑的叙述。而且，文中还提到：“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而作为同是底层受苦大众一员，若是，她这一举动似乎也有“分一杯羹”的想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不过这里必须要警惕的是，我们在阅读时是否可以依凭“我”少年时经验的或母亲转述精明世故而爱占小便宜的杨二嫂的这种“前理解”，以及作者对杨二嫂再次出场在叙述上的讽刺甚至近乎嘲弄的意味，进而抱有“坏人做坏事”的态度来推测可能是杨二嫂所为（“藏碗碟”），这不仅可能会受到作者叙述的干扰，也存在接近“有罪推论”式的预设性误判。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既然杨二嫂都能随便进出的地方，其他亲戚邻居自然也可能进进出出拿东西。这在文本中也有提到，杨二嫂等人多次借买木器顺手拿走的细节。小说还叙述“我们”启程前，“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李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那么“藏碗碟”就不能定性为一个非“闰（闰土）”即“杨（杨二嫂）”的问题。若非杨二嫂所为，若杨二嫂又非目击者，她对闰土的“指控”，就同样存在误判的可能。没有目击者和其他可靠证据，推测说谁是作案者，或者谁不是，这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基于以上认识，这里还需要再次回到小说文本中一段存在争议的话，来做一点分析。文中由提到闰土小儿子水生对“我”的侄儿宏儿的邀约而提起闰土，这才带出了母亲转述杨二嫂的话：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10]
这里首先要看到母亲转述杨二嫂观点时的表述语气，“那”是一个具有远距离的指示性代词，而且不直接说是杨二嫂，还前缀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限定语——“豆腐西施”，“自从……本是……”一句，这里既可见杨二嫂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下文“居功”后顺手“便拿了那狗气杀”，小脚飞奔而跑，也可见母亲和“我”对其反感和不太信任的意味。
如果真如董炳月所说的，从叙述顺序导出时间上有暗示是闰土藏的碗碟，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回应，就是有关草木灰与“藏碗碟”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中确实叙述到闰土“又要所有的草灰”。再者，可能母亲和我已预感或知晓是闰土所为。而很明确的转述是杨二嫂的“发见”而非“看见”，还是经过“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这里似乎可以看出母亲和“我”其实并不确定“藏碗碟”是谁所为的问题。一个灰堆也要“掏”一下，可见其（杨二嫂）处处都是要收罗一番的。单就这个转述，就杨二嫂的“推定”来说，从情理上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依杨二嫂所言所行，“我”和母亲在情理上大约也不一定依其所是（当然，这里是否存在因为“我”和母亲对杨二嫂世故的反感，而干扰“我”在叙述上的冷静，以及因此造成作为接受者我们也会受到相应的叙述干扰问题，我在下文另说）。同时，认为碗碟是杨二嫂所藏的话，那么杨二嫂还需要“掏”吗？还洋洋得意，“自己很以为功”。难道杨二嫂真的是演技高手，自己“作案”被发现后，还能如此轻松自然的化解矛盾，转自己的恶行为“功德”去“邀功请赏”？若如此，这逢场作戏的手段实在是精明之致。由此也至少可以看出，就文本本身的内容来说，非“闰（闰土）”即“杨（杨二嫂）”的推定都是存在情理问题的。
“谁藏的碗碟”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引导性的问题。很容易把阅读者诱导向一个追问事实的知识问题，而忽略甚至回避了这个问题应是在《故乡》作为小说文本这个大前提下提出的。既然是小说，其问题就不单是一个知识问题，至少还应有审美或者伦理的价值考虑。我们对小说中的问题也当如是观，而不应单当作反映的事实来生硬分解。也就不应简单化为一个社会问题或者道德问题（比如前文引用到鲁迅小说中多次提到底层人对“偷”的理解）来考量。在此基础上，换个角度，还可以考虑“为什么要藏碗碟”这一问题。这才不至于把视角局限于区分谁对谁非这样简单的知识问题方向。
回过头来看，鲁迅的小说也并非意在为我们传达社会底层具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况，他更倾向于在这之上探察加诸受害者的伤害的原因及对受害者境遇总体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文本中，作者并没有就感发拘泥于这些日常的事件的认定中。自然，作者也并不单是在为我们记录回故乡一行的所见所感，也才不至于从反思病态社会的深层原因，滑向对简单的社会现象的技术性追问。面对经验，作者的笔法多是象征性的简笔，比如“我”离开老屋前后的所见，如对闰土的描写，一方面源于很多年后，所见的闰土在生存的艰难中，生命消耗几尽，与当初的充满生气的少年闰土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而这遭遇于闰土来说，多还是无意识的，还是重复了他父亲的老路。还如杨二嫂，多年后除了身形容貌的变化，还是一副善于投机的世故形象，但这并没改变她的境遇多少。似乎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重复和延续。他们又都被时代无形的大网压制、蚕食，人被食，却无意识。无论是如那些来拿东西的“来客”，还是如自以为“发见”而对闰土进行了“有罪推定”的杨二嫂，他们这种“争抢分食”又何尝不是人相食？另一方面，在“我”回乡过程中，眼前的“萧索”景象对“我”少年时“记忆”的吞噬，使得“我”的“希望”因现在的遭遇而变得“虚妄”起来。无论是闰土的“愿望切近”，还是“我的愿望茫远”，不过都是“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这里就深入到人的自食问题上来了。作者无意于具体的人事纠缠，而更多是从这广义的经验出发，深究社会遭遇病痛一族的原因和对人的命运在存在意义上的反思。也必须要有这个基于经验以上的认识，“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11]才可能超越启蒙视角，作者所谓“国民性”的看法才会有一定的超越时代的民族意义，也才不至于陷于具体而简单的人事感发。
另从小说结构上来看，小说首尾格调都显沉重，如果中间没有杨二嫂这么一个带有喜剧性的桥段出现作为过渡，那么整个小说从阅读的效果来看，就显得太沉重了，除了中间一部分对少年闰土略显轻快的回忆，以及杨二嫂戏剧性的出场在“我”叙述上产生的讽刺效果外，就到处是一片灰蒙蒙阴沉沉的景象了，就会出现几乎情绪一边沉的倾斜或失重，尽管在小说末尾“我”对水生和宏儿的将来寄予了希望。但这里的叙述分明又显得故作镇定，叙述有点出离作者一贯的节制叙述，与上下文的语调相比，显得不相一致，有些主观介入和尾大不掉。当然这里，作者大约也有像在小说《药》的末尾那样，为夏瑜的坟上添置花圈的接受用意。不过这又与前面叙述的水生不愿“给老爷磕头”和“打拱”，以及与宏儿自然地一起出去玩，也有些略显重复。
而正因为有杨二嫂再次出场这么一个桥段，也形成了双重的修辞效果，一方面会部分转移读者对闰土等底层的遭遇在具体情理上纠缠的视线，转向对他们“病苦”原因的深入整体关照，而不至于把视线局限于是谁“藏碗碟”这一局部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又达到了在情节上转换的效果，有这样一段内容的插入，既使小说从结构上多了一份变调，不至于前后情感基调显得倾斜而比例失重；又错开了“我”的反思与闰土等的遭遇在经验上的直接勾连（或碰撞），有此一“隔”，也使“我”的反思从因现实经验而发生、形成的因果链条上脱落，克制了因小说叙述好奇的欲望而产生的干扰和紧张，“我”的反思和言说才有自由，空间也更大。所以，我们在阅读小说《故乡》文本时，不应拘泥于叙述内容而作知识性信息接受，仅仅如此，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阅读和判断。这一定程度上也重合了作者意在“揭出”不幸者病苦的原因，而非好奇而叙述病苦本身，以为“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写作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12]
只是，就文本的结构来说，杨二嫂再次出现的这部分内容，从除了有上述阅读效果外，这里似乎也存在与上下相冲突的一面，因为，一方面，如果“我”并不清楚“藏碗碟”是谁所为，那么作者对杨二嫂再次出场的“叙述”，其讽刺意味与“我”回忆少年时对杨二嫂的“所见”，以及“我”回乡后见到杨二嫂时的“所见”接近，前后相比就显得有些“重复”，而这“重复”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也显得“我”与杨二嫂等人在态度上始终保有一致的距离。另一方面，如果“我”清楚“藏碗碟”的人，或者对此有自己的判断，那么这对被叙述者“杨二嫂”的那些又一次接近于嘲弄的讽刺叙述来说，就显得有些刻意而情绪化了。
也可能，“我”本就无意于这样谁是谁非的无聊问题。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直疑惑的是，如果说，“我”的叙述无意于纠缠“藏碗碟”这样的细节琐事，那么单以再次与闰土见面时彼此的隔膜而言，结合小说开头，我回乡时败坏的心情已经先入为主的情况，与文末“我”一再提到闰土而生发出的沉重感相比，这上下的“叙”与“感”之间有很大的错位而不协调。这里也可能会有如董炳月所言的：作者在文末的感发有所暗示。这样看起来，董炳月所言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若如此看，作者一直不直言，除了修辞上的用意，似乎也或多或少带有回避的意味，这种叙述上的克制似乎也可能带着对记忆中或想象中故乡及人事的惋惜之情。只是我觉得这样的回应相比整个文本结构上的修辞效果来说，显得有些偏弱。
这里是否还存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作者文末关联闰土而生发出来的感发呢？比如，因回乡所引起的美好记忆，而内心的记忆遭遇了眼前所见现实的依旧持续衰败，而出现记忆与期待之间的隔阂，使“我”的记忆从回想中中断了，回到现实，失去了重铸记忆制造“希望”的可能。这隔阂内含故乡的残破，以及闰土等人的病苦遭遇又重合了纠缠于“我”回乡前的凄凉心绪。那么这双重的遭遇在与此次回乡的现实交接中，闰土的遭遇无疑让“我”敏感，相对于记忆中的闰土来说，他重复着他父亲的命运，同时又与当初的少年闰土形象相比，命运似乎早已扼杀了他的生命力。我们当初情同兄弟或朋友的关系一转为悲凉的“主仆情结”，这种错位既含了命运的无情，也可见时局之恶，而这又何尝不是闰土这样生命不能自由而逆来顺受的生存处境的写照。“呐喊”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广大的社会底层群体，社会变迁也并不如先前“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13]的立论和想象，而因循时间的变化一天天变好。由此也带动了“我”的感发和反思。进而如我上文所分析的，杨二嫂再次出场所达到的结构上的修辞效果倒也显得合理。这也就不至于把一个小说接受中的审美问题（“藏碗碟”）逼问成一个简单的谁是谁非的知识或社会性道德问题。
最后要多说一句的是，这里同样需要持保留意见的是，我的上述分析是基于单纯的阅读小说文本来说的，很可能也存在部分误读问题。我这样的分析也仅仅是提供一些看待问题的视角，对于小说中“藏碗碟”这一问题在知识上，我并没有结论。作者没有明言，小说中也没有比较可靠的信息暗示，至于就具体“藏碗碟”的人来说，有无“作者”在叙述上的明知而回避的修辞策略，这是可以讨论的。也或者，作者本就意不在此，如我文中所言，但所有的分析都应从作为文学的小说文本出发。另一方面，对小说的理解，解读的手段和目的是不能混同的，手段目的化，或者为了预设目的而忽略论述的合理性，对小说文本来说，这都是不恰当的。虽说小说文本是开放的，但也必须在作为文学的文本基础上来解读，这也是解读作为小说文本的《故乡》，应有的最起码的边界意识，或者说底线意识。
（2015年12月定稿）
参考文献
[1] [日]藤井省三著 《鲁迅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2]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3]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
[4]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9页。
[5]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
[6] 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6页。
[7] 严家炎：《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的歧解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5页。
[8]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9] 转引自：[日]藤井省三著 ，董炳月译：《鲁迅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0]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9页。
[1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1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
[13] 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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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呐喊》末尾提到一个关于“藏碗碟”的情节，许多相关的研究文章推理认为是闰土或者杨二嫂“藏碗碟”。但我在细读文本过程中，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推理是有问题的。我基于文本细读和相关学术研究，尝试对小说中“藏碗碟”这一情节的接受问题做一些解读。
从文本叙述内容来说，因为小说叙述者并非当事人，仅仅是听说（是由母亲转述杨二嫂的“发现”，而杨二嫂也非目击者，她的“发现”也仅仅是其一种怀疑而已），而这“怀疑”是由母亲转述给“我”的，根据下文“我”的心情变化，以及母亲的转述，“我”若就此相信碗碟是闰土所埋，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董炳月在《鲁迅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译后记中还就小说内容叙述先后顺序存在暗示，以及文末“我”的感发，推断是闰土藏的碗碟。[1]但是文本中的叙述顺序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事件的时间顺序，“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它自己去拣择”这句话并不一定发生在闰土下厨房炒饭以后，这里显然还是带有一种猜测意味。况且，以鲁迅的写作态度来说，单就“我”的心情变化（如“模糊”、“悲哀”等），作为针对“藏碗碟”的感发，那么这点事也是对不上这种沉重感的，或者说，至少不能单说是假定由闰土埋碗碟所引起的结果。这之间也不具有明显的关联。
再如文本开头也叙述道：“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眼见“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是一种整体的、朦胧的感发。连出来迎接“我”的母亲“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2]这样看，小说末尾的感发一定程度上是先于文本叙事的。而“我”回乡时的所见所感，无疑也加重了“我”这样的情绪感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闰土是在“我”回乡之前就收到了“我”母亲带给他的信。也就是说，闰土的此次行动是“我”和母亲与他的约定。我们搬迁这件事是彼此一个共识，信上也有可能提到送他东西，或者等他来到后，我们可能就当面嘱咐送他一些东西，这在情理上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再者，想到上文中“我”再次见到闰土时，闰土那声“老爷”的称呼，那种疏离感，似乎都隔了多少时代，似乎被主仆情节严严实实地给裹住了，这种遭遇生存重压的命运都迟钝到何种程度了，他会不经允许就藏碗碟吗？即使要拿，他除了可以在允许的条件下直接拿外，他当然也会考虑到当他不在的时候，碗碟等物件也会被别人拿走。文中提到，“我”回来不久，母亲说杨二嫂等几个女人多次来“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3]“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4]这在闰土大约也可能知道的。那么“藏碗碟”就存在风险。闰土会冒不经允许就“藏碗碟”和被别人拿走的双重风险吗？以及下文提到他经允许后，要了桌椅、香炉、烛台、抬秤和草灰。既然连草灰都要了，他又何须把碗碟埋在自己的东西里而不直接带出来呢？还有，认为闰土是在母亲允许他拿东西之前“藏碗碟”的，那么从“藏碗碟”之后到闰土回家再来，我们启程这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吃饭也可能会存在少碗碟或者没有碗碟的问题，这也可能是早在杨二嫂的“发见”之前就可能存在甚至被发现的问题。
回到文本，文中引述闰土与他爹替人管理西瓜地时，并不认为贼“偷”西瓜是“偷”[5]，而仅仅是一个口渴了顺道摘一个西瓜解渴而已，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能够理解和宽容的事，而非不道德或不被允许之事。这里似乎也有一种暗示，是“拿”而非“偷”。其实这在作者的其他小说里也有相似的叙述，如《孔乙己》、《社戏》等等。而且作者的笔墨对此都是轻描淡写，而非在细节事实上做文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过调适的道德观念是具有社会性的，也就不能就此把“藏碗碟”的行为加诸闰土或杨二嫂身上。
又如，在小说《呐喊》中，有一个叙述情节提到：因为碗被六斤碰破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一巴掌打倒了六斤”。[6]从六斤遭遇的这些情境看，也可见那时农村物质条件的艰难。不过，我此处引用的目的，仅仅是想强调碗碟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或社会底层来说，是关联到饮食的重要生活物件，所以这里也并非仅仅是针对对闰土来说的。
也有人可能会说，闰土也可能已经要得太多了，羞于开口，这似乎也与他木讷的气质相通。或者他也有一时的贪心，毕竟对他来说，这些碗碟的确是重要的生活物件，碗碟对他而言，还是有一定的诱惑性的。
就此我先想到一种观点，严家炎认为中年闰土屈服于命运的摆弄，已经形同槁木，对生活不再怀有希望，所以在经允许的情况下，只是拣选了一些诸如“旧桌椅、香炉和烛台”等无多大用处的物件，也就不会心存奢望去“藏碗碟”。况且闰土不经允许而行动（“藏碗碟”），“这种行为决不符合闰土的思想性格”。[7]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典型人物”论的色彩，还有一定的启蒙话语成分在内。不过问题关键还在于这种逻辑推理不过是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判断，简单排除闰土的嫌疑，做洗白工作，恰恰也忽略了《故乡》并非一个模仿论下来的“现实主义”文本，也忽略了小说对被叙述者作为个体应有的语境关照。“我”所看到的闰土“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像石像一般”，这样一个遭遇“多子，饥荒，苛税，兵，飞蝗，官，绅”重压的病苦形象，都已经“苦的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哪里还有选择或抗争的勇气（或能力）？再说，他面对的是自己的东家“老太太”和“老爷”，若投机“藏碗碟”，是否存在顾虑，可能性似乎不大。
但这并不就能说明闰土对生活不抱希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收到“我”回乡的信时，“实在喜欢的了不得”[8]，这还可见一点先前少年闰土一样的孩子气在。也就这句话来说，我个人觉得对理解闰土的内心世界非常重要。我们在小说下文看到中年闰土在“我”的叙述中（或者也可以说是观察中），他都是像一个类似枯木或“木偶”一般，显得没有多少生气。但这也可见作者在修辞上的严谨态度，每次描述时，无论是“石像”还是“木偶”，前面都有“仿佛像”、“像”等一类的限定词在；再者，这些叙述都是在闰土与作为他先前的“老爷”——“我”在空间上相互面对的时候来展开的，这个时候，在身份地位的比较之下，闰土又把自己调适到先前“用人”的位置上，回到现实伦理规范上来，不断包裹和压抑自己，自然会把自己放到一个矮化的地位，这里也就可以部分理解到，闰土与“我”见面时，出现他叫了一声“老爷”时的那种不自然状态。就闰土整个生活状态来说，“我”面前的这个中年“闰土”，此时此刻，至少部分属于他相对于日常状态而不自然的变态一面。而他一旦出离这个他自我感觉压抑的空间（或状态），回到他的私人空间，这种出于自我的本能一旦脱离受压抑的处境，回到相对游散的日常状态，就会转而进行自我释放和疏通，如在家接到我们带给他的信时，出现“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的情境，就显得自然多了，也就更接近他自我的生活常态。这也是我之所以肯定闰土还抱有生活希望，而并没有完全沦为石像或木偶的部分原因。当然，这样同下文的叙述相比，尤其是小说末尾“我”情绪上的强烈感发和反思来说，这里似乎也部分超出了作者叙述的控制，或者说是“我”并不相信这种出于本能的冲动还内涵“希望”的冲动。
又因“多子”，“总是吃不够”，这一方面是生存压力，但这对一个闰土这样的社会底层来说，多子大约也是多了一份生的希望。况且，文中提到许多家具被卖掉了，再说这些家具本也都是用过的，旧的。闰土要的东西实也不少。再者，人的生命并不是完全去“占有”，不能以占有多少或占有多好而去定性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人与物何异？
而对于闰土这样一个很难创造或直接追求希望的弱者来说，他虽很难自行获得精神疏导的通孔，不过，回到他的处境，“长桌、椅子”之类的物件是一种“需要”，“香炉和烛台”也是“需要”，还包括“草灰”，都基本是接近生存本能的需要。这些简单、低值的拣选，也恰恰还保留了一点朴素的生存希望在。从桌椅和草灰（关联“饮食”）到多子（关联“男女”）这种现实化的需要，再到“香炉和烛台”这种精神化的需要（这里自然也有对物质需要的动机），整体来看，这倒也微弱地显出闰土基于生存本能的希望在。这都多少可以看出闰土对生活并没有绝望，他并没有否定生活，况且他似乎还很难抵达这种深层、彻底拒绝希望的深层情感，他甚至都不是失望，或者不能失望，因为他的处境使他几乎只能接受或者忍受生活，命运于他没有太大回旋或选择的空间。
因此，简单否定闰土对生活抱有的希望，进而断定“藏碗碟”不是闰土所为就显得太过武断和观念化。况且，一个人具体的行为并不就与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吻合，这里除了逻辑推测外，还应为本能留出一个空间，也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留出一个空间，否则就很容易把论说带入自说自话或循环论证的假定语境中了。
对于《故乡》“藏碗碟”问题，在1955年，何善周在当时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用书中曾分析道，一是在文中，母亲对“我”说过：“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它自己去拣择。”以此推论说闰土没有必要藏碗碟。二是作品塑造的闰土虽然年龄和身体以及遭遇有变化，但“质朴”的品质“是完整统一的”，“硬把这件罪名加到闰土头上，便要破坏了这篇作品的艺术的完整性或思想的深刻性了”。[9]这种看法也是存在刻意拔高或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闰土藏不藏碗碟，与他的“质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正如说“好人不犯错”一样显得轻浮而虚假。闰土还是闰土，不能说藏个碗碟就变得不“质朴”而不是闰土了。我们不能排除论者的这种推测结论的可能性，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析问题的推论方式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刻板套用逻辑推理，忽视逻辑推理和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因为“没必要”并不就等于“没可能”。一方面也与论者所在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有关，总之，也恰恰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这样看，转述者杨二嫂何尝没有藏碗碟的动机（或者说她也可能是藏碗碟的嫌疑者之一）呢？小说前后多次叙述到杨二嫂世故爱占小便宜的心理。她是否也存在嫌疑，或者被人发现了，便“先声夺人”，转嫁责任说是闰土所为。当然，相对于闰土，杨二嫂是否存在嫉妒心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似乎也顺了对她世故圆滑的叙述。而且，文中还提到：“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而作为同是底层受苦大众一员，若是，她这一举动似乎也有“分一杯羹”的想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不过这里必须要警惕的是，我们在阅读时是否可以依凭“我”少年时经验的或母亲转述精明世故而爱占小便宜的杨二嫂的这种“前理解”，以及作者对杨二嫂再次出场在叙述上的讽刺甚至近乎嘲弄的意味，进而抱有“坏人做坏事”的态度来推测可能是杨二嫂所为（“藏碗碟”），这不仅可能会受到作者叙述的干扰，也存在接近“有罪推论”式的预设性误判。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既然杨二嫂都能随便进出的地方，其他亲戚邻居自然也可能进进出出拿东西。这在文本中也有提到，杨二嫂等人多次借买木器顺手拿走的细节。小说还叙述“我们”启程前，“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李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那么“藏碗碟”就不能定性为一个非“闰（闰土）”即“杨（杨二嫂）”的问题。若非杨二嫂所为，若杨二嫂又非目击者，她对闰土的“指控”，就同样存在误判的可能。没有目击者和其他可靠证据，推测说谁是作案者，或者谁不是，这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基于以上认识，这里还需要再次回到小说文本中一段存在争议的话，来做一点分析。文中由提到闰土小儿子水生对“我”的侄儿宏儿的邀约而提起闰土，这才带出了母亲转述杨二嫂的话：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10]
这里首先要看到母亲转述杨二嫂观点时的表述语气，“那”是一个具有远距离的指示性代词，而且不直接说是杨二嫂，还前缀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限定语——“豆腐西施”，“自从……本是……”一句，这里既可见杨二嫂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下文“居功”后顺手“便拿了那狗气杀”，小脚飞奔而跑，也可见母亲和“我”对其反感和不太信任的意味。
如果真如董炳月所说的，从叙述顺序导出时间上有暗示是闰土藏的碗碟，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回应，就是有关草木灰与“藏碗碟”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中确实叙述到闰土“又要所有的草灰”。再者，可能母亲和我已预感或知晓是闰土所为。而很明确的转述是杨二嫂的“发见”而非“看见”，还是经过“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这里似乎可以看出母亲和“我”其实并不确定“藏碗碟”是谁所为的问题。一个灰堆也要“掏”一下，可见其（杨二嫂）处处都是要收罗一番的。单就这个转述，就杨二嫂的“推定”来说，从情理上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依杨二嫂所言所行，“我”和母亲在情理上大约也不一定依其所是（当然，这里是否存在因为“我”和母亲对杨二嫂世故的反感，而干扰“我”在叙述上的冷静，以及因此造成作为接受者我们也会受到相应的叙述干扰问题，我在下文另说）。同时，认为碗碟是杨二嫂所藏的话，那么杨二嫂还需要“掏”吗？还洋洋得意，“自己很以为功”。难道杨二嫂真的是演技高手，自己“作案”被发现后，还能如此轻松自然的化解矛盾，转自己的恶行为“功德”去“邀功请赏”？若如此，这逢场作戏的手段实在是精明之致。由此也至少可以看出，就文本本身的内容来说，非“闰（闰土）”即“杨（杨二嫂）”的推定都是存在情理问题的。
“谁藏的碗碟”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引导性的问题。很容易把阅读者诱导向一个追问事实的知识问题，而忽略甚至回避了这个问题应是在《故乡》作为小说文本这个大前提下提出的。既然是小说，其问题就不单是一个知识问题，至少还应有审美或者伦理的价值考虑。我们对小说中的问题也当如是观，而不应单当作反映的事实来生硬分解。也就不应简单化为一个社会问题或者道德问题（比如前文引用到鲁迅小说中多次提到底层人对“偷”的理解）来考量。在此基础上，换个角度，还可以考虑“为什么要藏碗碟”这一问题。这才不至于把视角局限于区分谁对谁非这样简单的知识问题方向。
回过头来看，鲁迅的小说也并非意在为我们传达社会底层具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况，他更倾向于在这之上探察加诸受害者的伤害的原因及对受害者境遇总体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文本中，作者并没有就感发拘泥于这些日常的事件的认定中。自然，作者也并不单是在为我们记录回故乡一行的所见所感，也才不至于从反思病态社会的深层原因，滑向对简单的社会现象的技术性追问。面对经验，作者的笔法多是象征性的简笔，比如“我”离开老屋前后的所见，如对闰土的描写，一方面源于很多年后，所见的闰土在生存的艰难中，生命消耗几尽，与当初的充满生气的少年闰土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而这遭遇于闰土来说，多还是无意识的，还是重复了他父亲的老路。还如杨二嫂，多年后除了身形容貌的变化，还是一副善于投机的世故形象，但这并没改变她的境遇多少。似乎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重复和延续。他们又都被时代无形的大网压制、蚕食，人被食，却无意识。无论是如那些来拿东西的“来客”，还是如自以为“发见”而对闰土进行了“有罪推定”的杨二嫂，他们这种“争抢分食”又何尝不是人相食？另一方面，在“我”回乡过程中，眼前的“萧索”景象对“我”少年时“记忆”的吞噬，使得“我”的“希望”因现在的遭遇而变得“虚妄”起来。无论是闰土的“愿望切近”，还是“我的愿望茫远”，不过都是“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这里就深入到人的自食问题上来了。作者无意于具体的人事纠缠，而更多是从这广义的经验出发，深究社会遭遇病痛一族的原因和对人的命运在存在意义上的反思。也必须要有这个基于经验以上的认识，“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11]才可能超越启蒙视角，作者所谓“国民性”的看法才会有一定的超越时代的民族意义，也才不至于陷于具体而简单的人事感发。
另从小说结构上来看，小说首尾格调都显沉重，如果中间没有杨二嫂这么一个带有喜剧性的桥段出现作为过渡，那么整个小说从阅读的效果来看，就显得太沉重了，除了中间一部分对少年闰土略显轻快的回忆，以及杨二嫂戏剧性的出场在“我”叙述上产生的讽刺效果外，就到处是一片灰蒙蒙阴沉沉的景象了，就会出现几乎情绪一边沉的倾斜或失重，尽管在小说末尾“我”对水生和宏儿的将来寄予了希望。但这里的叙述分明又显得故作镇定，叙述有点出离作者一贯的节制叙述，与上下文的语调相比，显得不相一致，有些主观介入和尾大不掉。当然这里，作者大约也有像在小说《药》的末尾那样，为夏瑜的坟上添置花圈的接受用意。不过这又与前面叙述的水生不愿“给老爷磕头”和“打拱”，以及与宏儿自然地一起出去玩，也有些略显重复。
而正因为有杨二嫂再次出场这么一个桥段，也形成了双重的修辞效果，一方面会部分转移读者对闰土等底层的遭遇在具体情理上纠缠的视线，转向对他们“病苦”原因的深入整体关照，而不至于把视线局限于是谁“藏碗碟”这一局部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又达到了在情节上转换的效果，有这样一段内容的插入，既使小说从结构上多了一份变调，不至于前后情感基调显得倾斜而比例失重；又错开了“我”的反思与闰土等的遭遇在经验上的直接勾连（或碰撞），有此一“隔”，也使“我”的反思从因现实经验而发生、形成的因果链条上脱落，克制了因小说叙述好奇的欲望而产生的干扰和紧张，“我”的反思和言说才有自由，空间也更大。所以，我们在阅读小说《故乡》文本时，不应拘泥于叙述内容而作知识性信息接受，仅仅如此，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阅读和判断。这一定程度上也重合了作者意在“揭出”不幸者病苦的原因，而非好奇而叙述病苦本身，以为“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写作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12]
只是，就文本的结构来说，杨二嫂再次出现的这部分内容，从除了有上述阅读效果外，这里似乎也存在与上下相冲突的一面，因为，一方面，如果“我”并不清楚“藏碗碟”是谁所为，那么作者对杨二嫂再次出场的“叙述”，其讽刺意味与“我”回忆少年时对杨二嫂的“所见”，以及“我”回乡后见到杨二嫂时的“所见”接近，前后相比就显得有些“重复”，而这“重复”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也显得“我”与杨二嫂等人在态度上始终保有一致的距离。另一方面，如果“我”清楚“藏碗碟”的人，或者对此有自己的判断，那么这对被叙述者“杨二嫂”的那些又一次接近于嘲弄的讽刺叙述来说，就显得有些刻意而情绪化了。
也可能，“我”本就无意于这样谁是谁非的无聊问题。我在阅读过程中一直疑惑的是，如果说，“我”的叙述无意于纠缠“藏碗碟”这样的细节琐事，那么单以再次与闰土见面时彼此的隔膜而言，结合小说开头，我回乡时败坏的心情已经先入为主的情况，与文末“我”一再提到闰土而生发出的沉重感相比，这上下的“叙”与“感”之间有很大的错位而不协调。这里也可能会有如董炳月所言的：作者在文末的感发有所暗示。这样看起来，董炳月所言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若如此看，作者一直不直言，除了修辞上的用意，似乎也或多或少带有回避的意味，这种叙述上的克制似乎也可能带着对记忆中或想象中故乡及人事的惋惜之情。只是我觉得这样的回应相比整个文本结构上的修辞效果来说，显得有些偏弱。
这里是否还存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作者文末关联闰土而生发出来的感发呢？比如，因回乡所引起的美好记忆，而内心的记忆遭遇了眼前所见现实的依旧持续衰败，而出现记忆与期待之间的隔阂，使“我”的记忆从回想中中断了，回到现实，失去了重铸记忆制造“希望”的可能。这隔阂内含故乡的残破，以及闰土等人的病苦遭遇又重合了纠缠于“我”回乡前的凄凉心绪。那么这双重的遭遇在与此次回乡的现实交接中，闰土的遭遇无疑让“我”敏感，相对于记忆中的闰土来说，他重复着他父亲的命运，同时又与当初的少年闰土形象相比，命运似乎早已扼杀了他的生命力。我们当初情同兄弟或朋友的关系一转为悲凉的“主仆情结”，这种错位既含了命运的无情，也可见时局之恶，而这又何尝不是闰土这样生命不能自由而逆来顺受的生存处境的写照。“呐喊”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广大的社会底层群体，社会变迁也并不如先前“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13]的立论和想象，而因循时间的变化一天天变好。由此也带动了“我”的感发和反思。进而如我上文所分析的，杨二嫂再次出场所达到的结构上的修辞效果倒也显得合理。这也就不至于把一个小说接受中的审美问题（“藏碗碟”）逼问成一个简单的谁是谁非的知识或社会性道德问题。
最后要多说一句的是，这里同样需要持保留意见的是，我的上述分析是基于单纯的阅读小说文本来说的，很可能也存在部分误读问题。我这样的分析也仅仅是提供一些看待问题的视角，对于小说中“藏碗碟”这一问题在知识上，我并没有结论。作者没有明言，小说中也没有比较可靠的信息暗示，至于就具体“藏碗碟”的人来说，有无“作者”在叙述上的明知而回避的修辞策略，这是可以讨论的。也或者，作者本就意不在此，如我文中所言，但所有的分析都应从作为文学的小说文本出发。另一方面，对小说的理解，解读的手段和目的是不能混同的，手段目的化，或者为了预设目的而忽略论述的合理性，对小说文本来说，这都是不恰当的。虽说小说文本是开放的，但也必须在作为文学的文本基础上来解读，这也是解读作为小说文本的《故乡》，应有的最起码的边界意识，或者说底线意识。
（2015年12月定稿）
参考文献
[1] [日]藤井省三著 《鲁迅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2]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3]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
[4]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9页。
[5]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
[6] 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6页。
[7] 严家炎：《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的歧解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5页。
[8]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9] 转引自：[日]藤井省三著 ，董炳月译：《鲁迅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10]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9页。
[1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1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
[13] 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