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当今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他长年在野外工作，用“脚底板”发现植物，时常遭遇危险，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 他形容《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而《中国植物志》全套的出版完成，标志着我国31142种植物有了“户口簿”。 他的人生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吴征镒。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意思是“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号召大家要遵循这种精神。而这位潜心植物学研究70年，提出一系列创新观点，形成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耄耋之年仍为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这一恢弘巨著不懈耕耘的老人，为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注解。 家中芜园植物启蒙 在2006年4月出版的《吴征镒文集》里的《九十自述》中，吴征镒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的新版，1919年商务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扬州芜园是吴道台府第的私家花园，占地15亩，芜园中种满了李树、石榴、桃树、竹、松、柏、桑、榆等各种植物。另外园内有一长方形池塘，池内植有青莲。池塘边上种有玉兰、绣球、紫薇、丁香、牡荆、凌宵等木本花卉。色彩纷呈、形态各异的树木花朵吸引着年幼的吴征镒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读中学的吴征镒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术。高一时，教生物的老师看到了吴征镒前二三年所采集的标本，大为赞赏，在班上为他开了一个展览会。这批标本约有一百多种，都由吴征镒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写上中文名和学名，并由吴征镒当时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的二哥吴征鉴请其同事焦启源先生正式鉴定过。这件事对吴征镒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坚定了投考大学生物系的志向，而不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建筑、交通等专业。从扬州中学毕业后，年仅17岁的吴征镒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列全榜第十三名。 烽火联大醉心考证 吴征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时，师从吴韫珍教授，随着学业日益长进，他对植物的热爱日益深厚。1937年，刚刚走出清华校门的吴征镒便赶上了抗日的烽火，几经周折，他被恩师吴韫珍召到新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任助教，教授生物学。1938年，由于时局变动，当时在长沙驻扎的临时联合大学决定尽快把学校迁往昆明。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共320余人组成“步行团”从长沙前往昆明，吴征镒便是步行团11名教师中的一位。 在艰难的步行跋涉期间，吴征镒和同事依然不忘科考工作。当时正值冬末春初，正是湘西和贵州“天无三日晴”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赶路，不方便带标本夹，吴征镒就背了一个方方的硬纸小盒，里面可以装一些小标本。但是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到了昆明以后，这些标本都已经烂掉了。后来回忆起此事，吴征镒依然无限遗憾。不过这次路途让吴征镒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植被分布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与判断，并有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湘西桃源的桃源洞他们采到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后，查出来是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的植物。 1938年4月28日，西南联大步行团抵达昆明，尚未完全洗去疲惫，吴征镒就和其他联大师生一起，开始了战时的科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吴征镒写道：“6月初，我就和清华八级同学熊秉信同行，雇一头驴，驮着行军床和工作用具，绕昆明郊区各村镇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考察地质矿产，我采集植物标本，实行着科学救国。”为了考察更多的植物物种，吴征镒从昆明乘坐用木炭做燃料的“汽车”，经过3天颠簸，到大理下关，对鸡足山和苍山进行植物考察。1938年底吴征镒又赴滇西考察荒地，调查植被，采集标本，其结果曾于1946年投华西边疆学报刊出，这是吴征镒解放前的第一篇论文。1942年，因大理县编县志，吴征镒与助教刘德仪第二次赴大理。此次所采集和鉴定的标本大都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标本室中，编号用的是“西南联大RN(登记号)”，现在昆明植物所也保存有一小部分。 从1942年到1945年，吴征镒和4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匡可任、简焯坡、蔡德惠、钟补勤——在昆明郊区一座土庙里，费时3年，出版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的《滇南本草图谱》。其中的植物绘本一丝不苟，文字全部为手写抄录，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该图谱对包括云南白药金铁锁在内的我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 在西南联大生物系任教期间，吴征镒还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简陋的标本室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吴征镒默默无闻地抄录、整理了秦仁昌先生等从国外带回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并将文献以及这些植物的世界分布和用途记录在3万多张卡片上。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工整地将各个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性的依据。 由于云南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热带、亚热带和高山寒带的植被类型应有尽有，迄今云南发现的高等植物有1.7万多种，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深深吸引着吴征镒，让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在学识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向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加上参加步行团时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和湘、黔、滇一路的感受，他更准备进一步弄清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问题。由此，吴征镒坚定了立足云南、放眼全国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彩云之南壮怀激烈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在吴征镒的努力下，钱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学煜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被请出山，新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按照既定的轨迹，吴征镒本可以一路加官进爵，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然而，对植物学研究的迷恋让吴征镒决然地在1958年举家迁往云南，从此开始他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
他是当今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他长年在野外工作，用“脚底板”发现植物，时常遭遇危险，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 他形容《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完成的。而《中国植物志》全套的出版完成，标志着我国31142种植物有了“户口簿”。 他的人生与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吴征镒。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被众多植物学研究者奉若圭臬，意思是“陈说山川之原本，尽名草木之所出”。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号召大家要遵循这种精神。而这位潜心植物学研究70年，提出一系列创新观点，形成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耄耋之年仍为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这一恢弘巨著不懈耕耘的老人，为这八个字做了最好的注解。 家中芜园植物启蒙 在2006年4月出版的《吴征镒文集》里的《九十自述》中，吴征镒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家塾时，已因‘强记’，‘于书无所不读’，从父亲的小书房中得见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的新版，1919年商务版)和牧野富大郎以前的《日本植物图鉴》，‘看图识字’地在家中对面的‘芜园’中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初步奠定了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扬州芜园是吴道台府第的私家花园，占地15亩，芜园中种满了李树、石榴、桃树、竹、松、柏、桑、榆等各种植物。另外园内有一长方形池塘，池内植有青莲。池塘边上种有玉兰、绣球、紫薇、丁香、牡荆、凌宵等木本花卉。色彩纷呈、形态各异的树木花朵吸引着年幼的吴征镒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读中学的吴征镒学会了采集制作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植物学入门技术。高一时，教生物的老师看到了吴征镒前二三年所采集的标本，大为赞赏，在班上为他开了一个展览会。这批标本约有一百多种，都由吴征镒参阅《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写上中文名和学名，并由吴征镒当时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的二哥吴征鉴请其同事焦启源先生正式鉴定过。这件事对吴征镒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坚定了投考大学生物系的志向，而不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建筑、交通等专业。从扬州中学毕业后，年仅17岁的吴征镒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列全榜第十三名。 烽火联大醉心考证 吴征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时，师从吴韫珍教授，随着学业日益长进，他对植物的热爱日益深厚。1937年，刚刚走出清华校门的吴征镒便赶上了抗日的烽火，几经周折，他被恩师吴韫珍召到新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任助教，教授生物学。1938年，由于时局变动，当时在长沙驻扎的临时联合大学决定尽快把学校迁往昆明。闻一多等教授带领学生共320余人组成“步行团”从长沙前往昆明，吴征镒便是步行团11名教师中的一位。 在艰难的步行跋涉期间，吴征镒和同事依然不忘科考工作。当时正值冬末春初，正是湘西和贵州“天无三日晴”的时候。因为每天都要赶路，不方便带标本夹，吴征镒就背了一个方方的硬纸小盒，里面可以装一些小标本。但是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到了昆明以后，这些标本都已经烂掉了。后来回忆起此事，吴征镒依然无限遗憾。不过这次路途让吴征镒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植被分布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与判断，并有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湘西桃源的桃源洞他们采到一种大花、单叶的十字花科植物，到昆明以后，查出来是最早由法国神父在贵州发现的“堇叶芥”，是中国特有的植物。 1938年4月28日，西南联大步行团抵达昆明，尚未完全洗去疲惫，吴征镒就和其他联大师生一起，开始了战时的科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吴征镒写道：“6月初，我就和清华八级同学熊秉信同行，雇一头驴，驮着行军床和工作用具，绕昆明郊区各村镇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考察地质矿产，我采集植物标本，实行着科学救国。”为了考察更多的植物物种，吴征镒从昆明乘坐用木炭做燃料的“汽车”，经过3天颠簸，到大理下关，对鸡足山和苍山进行植物考察。1938年底吴征镒又赴滇西考察荒地，调查植被，采集标本，其结果曾于1946年投华西边疆学报刊出，这是吴征镒解放前的第一篇论文。1942年，因大理县编县志，吴征镒与助教刘德仪第二次赴大理。此次所采集和鉴定的标本大都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标本室中，编号用的是“西南联大RN(登记号)”，现在昆明植物所也保存有一小部分。 从1942年到1945年，吴征镒和4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匡可任、简焯坡、蔡德惠、钟补勤——在昆明郊区一座土庙里，费时3年，出版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的《滇南本草图谱》。其中的植物绘本一丝不苟，文字全部为手写抄录，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该图谱对包括云南白药金铁锁在内的我国传统中草药进行了学名的考订。 在西南联大生物系任教期间，吴征镒还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简陋的标本室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从1938年到1948年这10年间，吴征镒默默无闻地抄录、整理了秦仁昌先生等从国外带回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并将文献以及这些植物的世界分布和用途记录在3万多张卡片上。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一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工整地将各个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为后来《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提供了基础性的依据。 由于云南的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热带、亚热带和高山寒带的植被类型应有尽有，迄今云南发现的高等植物有1.7万多种，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深深吸引着吴征镒，让这位年轻的植物学家在学识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向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加上参加步行团时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和湘、黔、滇一路的感受，他更准备进一步弄清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问题。由此，吴征镒坚定了立足云南、放眼全国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彩云之南壮怀激烈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在吴征镒的努力下，钱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学煜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被请出山，新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按照既定的轨迹，吴征镒本可以一路加官进爵，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然而，对植物学研究的迷恋让吴征镒决然地在1958年举家迁往云南，从此开始他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