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际，随着传统古玩市场的发展与日臻成熟，有诸多书画、器玩充斥的街肆、市廛成为此间士人群体在为官、为学之余流连与往来之地。市肆游艺成为晚清士人寻购玩物的主要途径之一，推动着晚清古物鉴藏史的发展。嘉道已降的清中晚社会，尽管政治统治危机不断，但受康乾盛世以来文化余绪的深远影响，金石与考据学大兴，古物鉴藏活动盛行，世人“好古”渐成风尚。以帝都琉璃厂为代表的古玩市肆更是举国闻名，不仅身居京城的士子、大夫热衷于穿梭其中，就连由外地进京的士官或每到京城游历的儒生们也多到此一游。北京之外的中原、江南、岭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或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古物市肆也多集中存在。无论是鳞次栉比的店肆，还是错杂铺陈的摊点，其所设之古物，如掘盗出土的三代器物、辗转流散的庋藏书画、因故变卖的文玩雅器，乃至以假乱真的古董赝品等，无不吸引着众多好事之士于其间或“玩”或“易”。上至王公大夫，下至普通士儒，均对游走古董市肆乐此不疲。他们或因娱乐精神而附庸风雅，或因研究著说而搜访古物，或因嗜古而雅游，或因求学访问而登门，抑或为积攒古董、买办官路而至此开销。士人纷纷从朝堂、书斋走进市肆，淘换古董文玩，形象地勾勒出一幅晚清特有的士人好古的历史画面，促动了晚清社会士人玩古风尚的起兴。 晚清士人玩古风的盛行与当时官场的积习和士人的喜好关系紧密，因出现在古董市肆的士人有如下几类：一类是热衷官场钻营的官吏。由于政治腐败，晚清官员之间的“潜规则”花样百出，一些士子为了混迹仕途，不得不随波逐流。时人曾做“十字令”讥讽当时的官场风气：“一日红，二日圆融，三日路路通，四日认识古董，五日不怕大亏空……”为官的大夫若想在官场吃得开，“认识古董”反成必备条件之一。在江南的吴、苏之地，也素有“缙绅有三好：日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的反映世态现实的言语。且不论这是对当时官场行贿手段的暗讽，还是对官宦附庸风雅的嘲谑，这些被传唱的俗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士大夫们于古董玩器的喜好已达到空前。这使得一大批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不断接触古董市肆，借“玩古”纳贿而平步青云。第二类则是真正深嗜书画、金石、考据研究的文士。这些文士是促成晚清社会玩古风尚的中坚，他们或因著说之需，或借政治选调之便经常在古董市肆中出没，不断搜罗古物。如笃好金石的吴云，为搜集阮元等江南金石大家散落在民间的吉金藏品，“往往于市肆中物色得之，不惜解衣质钱以买”，用抵押衣服换钱买古物、金石，足见当时的士大夫在为学、嗜古道路上的执著。金石学家刘喜海在赴四川任职之时，也不：岳到当地市肆搜罗所钟爱的南宋铁钱，并在其亲历访求基础上写成《三巴金石苑》。发现甲骨文字的王懿荣“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值后，必阅市”，当时像他一样在结束一日办公后而赴市肆搜罗、寻访古物士大夫，已渐以此为习尚。晚清藏书家叶德辉曾记道：“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职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第三种是一些晚清官场中自知廉耻、心怀天下的臣子，但因难以施展政治抱负而移情于诗文、玩物的士人也大有人在，他们迫于现实的无奈而“吉金娱我生”，且“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成为古玩市肆的常客。此外，那些虽不是专精研究金石书画的在朝权臣，但因其对吉金、玩器的雅兴，也多于肆市寻访或偶遇。光绪年间，张之洞进京入朝之余，偶游琉璃厂见到一个刻有篆籀文字的大瓮，随心生爱意，玩不忍释，以两千金购得，后“命榻工印数百张，分赠僚友”，却发现所购买之大瓮竞为赝品。 从以上士人游历市肆的几种情形，可以看出晚清时候通过游历市肆而“玩古”的潮流，已在士人群体间变得普遍。而透过他们在市肆中所易购之古物，或可窥探当时士人玩古习尚之一斑。这期间士人藏、玩的古物种类不断扩充，除传统书画外，在金石学影响下的其他古董玩物日渐成为士人的“玩物”。总的来看，主要有名家书画、碑帖、古籍善本、青铜器、铜镜、砖瓦、奇石、古玉、瓷器、陶器、泉币、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封泥等诸多门类。 士人购藏书画最为常见，在晚清琉璃厂等市肆上，各代书画作品真伪陈杂。时人有言：“琉璃厂多鬻字画，晰、宋、元、明真迹不少，而�者殊多，每入一店，披览竟日，尚不能尽其十之一二”，可见当时书画买卖气象之盛。古董市肆上的书画作品，往往吸引着众多士人的驻足赏鉴与买卖，远及唐宋、近到元明的历代名家作品，都成为士人倾囊的对象。钱泳在笔记中写道：“近时收藏书画者，辄日宋元，宋元岂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册、条幅，又为海内士大夫家珍秘，反不如降格相从，收取明人之易为力耳”，言语之间流露出当时士人在购藏书画时所持有的扬古抑今的心理。书画之外，士人对于古籍、善本、碑帖之类也喜好非凡。晚清藏书风尚也在士人之间尤为流行，特别是在同光以后“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而市肆中的“善本旧书，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一些王公贵胄的藏书，在流散民间之后也多为士大夫所得。同治时的“赞襄政务王大臣”端华在被以狂悖诛杀后，其旧藏书籍被有收藏古书嗜好的杨绍和、翁同稣、潘祖荫、朱学勤等从民间搜集收购。那时候古籍、旧书买卖的定价标准也已形成，如宋椠本，按页码酬值，每页达到三至五钱；“殿板书”按册计价，每册一到二两；另外，新刻板书则按照板纸的精粗、路途的远近定价。晚清时候古籍善本的藏易情况由此可窥知一二。 在金石器玩方面，晚清土人对铜器、砖瓦等玩物的痴爱，以及对此类藏品易购的热衷程度达到历代之最。时人作略带戏谑的“开门七事”对联：“夏商周秦汉唐器，柴米油盐酱醋人”多少反映了士人的玩古风气。当时“嗜古成癖，每遇古人金石墨迹，不惜以重资购之”的士人颇多。而以陈介祺、吴大潋、端方、翁同�、吴式芬、潘祖荫、王懿荣等诸多名流为代表的士大夫，也都喜藏、易金石。他们大多出于对吉金文字、碑版的研究之需，而广纳金石玩物，也正迎合了那时“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将诸集录证之”的世风。士人购藏的金石种类，其“金”包括钟鼎彝樽等三代青铜古器、汉唐青铜镜、铜印、宣德炉、宣德铜盘等铜器；其“石”又涵盖秦砖、汉瓦、古陶器、钱范等。士人在购买金石之物时出手也颇阔绰，为心仪之物而不惜钱财。刘喜海借钱数十万购得一枚“汉兴钱”，张之洞两千金购得一个陶瓮等，诸如此例不一而足。而由易购金石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即是金石拓片、碑版拓本的藏易于此间也格外兴盛。士人易购以及士人之间交换、馈赠拓印、碑版也渐成风尚。陶器收藏大家陈介祺用京钱二十千购得《表忠观碑册》，将文字拓印之本赠与吴大潋、王懿荣等，互作交流。吴大潋对此慨叹道：“亟求赐寄全拓，单得细读而详释之，无以为报，当释其文而付诸梓，以副传古之意”，从他的言语中或可感知当时士人易购金
石之后在训诂、为学方面的理想与追求。 此外，由于士人群体自身文化学养积淀与受时代风气之影响，他们大多不再仅仅拘泥于对某一古物的爱好，在精专于某一类器物的同时，很多士人将兴趣点投放他物。这或可从晚清士人的室中陈设状况来管窥士人好古之尚。作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叔雅的室中陈设即为一列，其“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有数古琴，值千金、数百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也花”。此段描述，虽不能尽显那时候士人易藏古物种类之全貌，但已展现出晚清士人的博古情趣。包括玉器、瓷器、紫砂、古泉、古砚、笺纸、镇纸、墨、封泥、鼻烟壶，甲骨、古琴一类等，都成为了士人们在市肆中或易、或藏、或玩的对象。诸多士人对古泉、古砚的易购与藏鉴尤为珍重，如藏易古钱被士人视为“以其文字年号足与经史相证”，因此特别推崇。当时的儒士戴熙、刘喜海、朱彭寿等均好藏、易古泉，其中刘喜海还亲到蜀地市肆购求南宋铁钱，而对于所收古泉，士人大多“或纪钱值，或志藏人，或借拓本传摹，或举家珍互易”，其中之趣由此可见。而砚台因是文人必备文具，历来文人大夫藏砚、易砚从未终止，晚清士人在砚台易藏方面则更有过之。所易购砚台涵盖古今，且材质更加丰富，石砚、瓦砚、瓷砚、玉砚等均成易购之物。嘉道时期的金石家陈履和曾在北京市肆中购得“岳忠武砚”，道咸间文士倪鸿在其所著《桐阴清话》中记下他在“咸丰丁巳八月六日，予于羊城小市，购得古砚一方”的过程；曾国荃也曾“于广陵市上，得一砚，系坡公题墨妙亭诗”等。士人所藏易玩器品种的多样化，直接反映了“玩古”风习在士人群体中的深入，而这种深入的结果，又直接促使了市肆之中古物藏易品种的不断丰富，二者互依互存，彼此不断推进、不断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晚清士人以市肆游艺的形式，在展现其“玩古”的同时，也成为当时鉴藏活动的重要呈现。尽管晚清之际“人物、学术、士风都沉寂在细碎之中日趋而日益委靡”，但由于当时士人阶层对古董玩物的推崇，甚至颇有系统的研究，以及不乏“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之人，最终将这一时期的玩古风尚推向新的巅峰。除却一些以借考据吉金文字、金石器物等从而致力于以物证史、扎根古学的士人外，其他诸多以玩、鉴、易为名的士人，他们在对待古董玩物时所表露出的如痴如醉的个人癖好，也为历代士子所莫及，在士人中酝酿并形成的复古、怀古思潮，最终影响到整个晚清社会风尚的成型。当时的一些“玩物慰闲居”之士，以“朱子亦爱金石碑版，此《论语》所谓游于艺，非玩物丧志”之类言说，用自欺式的自我安慰为其“玩物”开脱。于是士人阶层中“嗜古成癖”的现象成一时之风，而他们当中因“恋书画、器玩不能合”，以致在强寇入侵时竞以身“殉玩物”的执著士人也多有存在，从其近似疯癫与极端的恋物、尚古的行径中，也可窥知晚清士人扭曲的崇古心理之一斑，由此便不难理解当时士人出入古玩市肆、争相易藏与赏鉴古董玩物的世风，而这又与晚清士人的格古、著说一道，共同构筑出了晚清士人在古物鉴、易、藏、玩等方面的特有时代风貌。 (责任编辑：辛欣)
晚清之际，随着传统古玩市场的发展与日臻成熟，有诸多书画、器玩充斥的街肆、市廛成为此间士人群体在为官、为学之余流连与往来之地。市肆游艺成为晚清士人寻购玩物的主要途径之一，推动着晚清古物鉴藏史的发展。嘉道已降的清中晚社会，尽管政治统治危机不断，但受康乾盛世以来文化余绪的深远影响，金石与考据学大兴，古物鉴藏活动盛行，世人“好古”渐成风尚。以帝都琉璃厂为代表的古玩市肆更是举国闻名，不仅身居京城的士子、大夫热衷于穿梭其中，就连由外地进京的士官或每到京城游历的儒生们也多到此一游。北京之外的中原、江南、岭南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或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规模不等、形式各异的古物市肆也多集中存在。无论是鳞次栉比的店肆，还是错杂铺陈的摊点，其所设之古物，如掘盗出土的三代器物、辗转流散的庋藏书画、因故变卖的文玩雅器，乃至以假乱真的古董赝品等，无不吸引着众多好事之士于其间或“玩”或“易”。上至王公大夫，下至普通士儒，均对游走古董市肆乐此不疲。他们或因娱乐精神而附庸风雅，或因研究著说而搜访古物，或因嗜古而雅游，或因求学访问而登门，抑或为积攒古董、买办官路而至此开销。士人纷纷从朝堂、书斋走进市肆，淘换古董文玩，形象地勾勒出一幅晚清特有的士人好古的历史画面，促动了晚清社会士人玩古风尚的起兴。 晚清士人玩古风的盛行与当时官场的积习和士人的喜好关系紧密，因出现在古董市肆的士人有如下几类：一类是热衷官场钻营的官吏。由于政治腐败，晚清官员之间的“潜规则”花样百出，一些士子为了混迹仕途，不得不随波逐流。时人曾做“十字令”讥讽当时的官场风气：“一日红，二日圆融，三日路路通，四日认识古董，五日不怕大亏空……”为官的大夫若想在官场吃得开，“认识古董”反成必备条件之一。在江南的吴、苏之地，也素有“缙绅有三好：日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的反映世态现实的言语。且不论这是对当时官场行贿手段的暗讽，还是对官宦附庸风雅的嘲谑，这些被传唱的俗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士大夫们于古董玩器的喜好已达到空前。这使得一大批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不断接触古董市肆，借“玩古”纳贿而平步青云。第二类则是真正深嗜书画、金石、考据研究的文士。这些文士是促成晚清社会玩古风尚的中坚，他们或因著说之需，或借政治选调之便经常在古董市肆中出没，不断搜罗古物。如笃好金石的吴云，为搜集阮元等江南金石大家散落在民间的吉金藏品，“往往于市肆中物色得之，不惜解衣质钱以买”，用抵押衣服换钱买古物、金石，足见当时的士大夫在为学、嗜古道路上的执著。金石学家刘喜海在赴四川任职之时，也不：岳到当地市肆搜罗所钟爱的南宋铁钱，并在其亲历访求基础上写成《三巴金石苑》。发现甲骨文字的王懿荣“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值后，必阅市”，当时像他一样在结束一日办公后而赴市肆搜罗、寻访古物士大夫，已渐以此为习尚。晚清藏书家叶德辉曾记道：“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职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第三种是一些晚清官场中自知廉耻、心怀天下的臣子，但因难以施展政治抱负而移情于诗文、玩物的士人也大有人在，他们迫于现实的无奈而“吉金娱我生”，且“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成为古玩市肆的常客。此外，那些虽不是专精研究金石书画的在朝权臣，但因其对吉金、玩器的雅兴，也多于肆市寻访或偶遇。光绪年间，张之洞进京入朝之余，偶游琉璃厂见到一个刻有篆籀文字的大瓮，随心生爱意，玩不忍释，以两千金购得，后“命榻工印数百张，分赠僚友”，却发现所购买之大瓮竞为赝品。 从以上士人游历市肆的几种情形，可以看出晚清时候通过游历市肆而“玩古”的潮流，已在士人群体间变得普遍。而透过他们在市肆中所易购之古物，或可窥探当时士人玩古习尚之一斑。这期间士人藏、玩的古物种类不断扩充，除传统书画外，在金石学影响下的其他古董玩物日渐成为士人的“玩物”。总的来看，主要有名家书画、碑帖、古籍善本、青铜器、铜镜、砖瓦、奇石、古玉、瓷器、陶器、泉币、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封泥等诸多门类。 士人购藏书画最为常见，在晚清琉璃厂等市肆上，各代书画作品真伪陈杂。时人有言：“琉璃厂多鬻字画，晰、宋、元、明真迹不少，而�者殊多，每入一店，披览竟日，尚不能尽其十之一二”，可见当时书画买卖气象之盛。古董市肆上的书画作品，往往吸引着众多士人的驻足赏鉴与买卖，远及唐宋、近到元明的历代名家作品，都成为士人倾囊的对象。钱泳在笔记中写道：“近时收藏书画者，辄日宋元，宋元岂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册、条幅，又为海内士大夫家珍秘，反不如降格相从，收取明人之易为力耳”，言语之间流露出当时士人在购藏书画时所持有的扬古抑今的心理。书画之外，士人对于古籍、善本、碑帖之类也喜好非凡。晚清藏书风尚也在士人之间尤为流行，特别是在同光以后“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而市肆中的“善本旧书，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一些王公贵胄的藏书，在流散民间之后也多为士大夫所得。同治时的“赞襄政务王大臣”端华在被以狂悖诛杀后，其旧藏书籍被有收藏古书嗜好的杨绍和、翁同稣、潘祖荫、朱学勤等从民间搜集收购。那时候古籍、旧书买卖的定价标准也已形成，如宋椠本，按页码酬值，每页达到三至五钱；“殿板书”按册计价，每册一到二两；另外，新刻板书则按照板纸的精粗、路途的远近定价。晚清时候古籍善本的藏易情况由此可窥知一二。 在金石器玩方面，晚清土人对铜器、砖瓦等玩物的痴爱，以及对此类藏品易购的热衷程度达到历代之最。时人作略带戏谑的“开门七事”对联：“夏商周秦汉唐器，柴米油盐酱醋人”多少反映了士人的玩古风气。当时“嗜古成癖，每遇古人金石墨迹，不惜以重资购之”的士人颇多。而以陈介祺、吴大潋、端方、翁同�、吴式芬、潘祖荫、王懿荣等诸多名流为代表的士大夫，也都喜藏、易金石。他们大多出于对吉金文字、碑版的研究之需，而广纳金石玩物，也正迎合了那时“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将诸集录证之”的世风。士人购藏的金石种类，其“金”包括钟鼎彝樽等三代青铜古器、汉唐青铜镜、铜印、宣德炉、宣德铜盘等铜器；其“石”又涵盖秦砖、汉瓦、古陶器、钱范等。士人在购买金石之物时出手也颇阔绰，为心仪之物而不惜钱财。刘喜海借钱数十万购得一枚“汉兴钱”，张之洞两千金购得一个陶瓮等，诸如此例不一而足。而由易购金石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即是金石拓片、碑版拓本的藏易于此间也格外兴盛。士人易购以及士人之间交换、馈赠拓印、碑版也渐成风尚。陶器收藏大家陈介祺用京钱二十千购得《表忠观碑册》，将文字拓印之本赠与吴大潋、王懿荣等，互作交流。吴大潋对此慨叹道：“亟求赐寄全拓，单得细读而详释之，无以为报，当释其文而付诸梓，以副传古之意”，从他的言语中或可感知当时士人易购金
石之后在训诂、为学方面的理想与追求。 此外，由于士人群体自身文化学养积淀与受时代风气之影响，他们大多不再仅仅拘泥于对某一古物的爱好，在精专于某一类器物的同时，很多士人将兴趣点投放他物。这或可从晚清士人的室中陈设状况来管窥士人好古之尚。作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叔雅的室中陈设即为一列，其“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有数古琴，值千金、数百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也花”。此段描述，虽不能尽显那时候士人易藏古物种类之全貌，但已展现出晚清士人的博古情趣。包括玉器、瓷器、紫砂、古泉、古砚、笺纸、镇纸、墨、封泥、鼻烟壶，甲骨、古琴一类等，都成为了士人们在市肆中或易、或藏、或玩的对象。诸多士人对古泉、古砚的易购与藏鉴尤为珍重，如藏易古钱被士人视为“以其文字年号足与经史相证”，因此特别推崇。当时的儒士戴熙、刘喜海、朱彭寿等均好藏、易古泉，其中刘喜海还亲到蜀地市肆购求南宋铁钱，而对于所收古泉，士人大多“或纪钱值，或志藏人，或借拓本传摹，或举家珍互易”，其中之趣由此可见。而砚台因是文人必备文具，历来文人大夫藏砚、易砚从未终止，晚清士人在砚台易藏方面则更有过之。所易购砚台涵盖古今，且材质更加丰富，石砚、瓦砚、瓷砚、玉砚等均成易购之物。嘉道时期的金石家陈履和曾在北京市肆中购得“岳忠武砚”，道咸间文士倪鸿在其所著《桐阴清话》中记下他在“咸丰丁巳八月六日，予于羊城小市，购得古砚一方”的过程；曾国荃也曾“于广陵市上，得一砚，系坡公题墨妙亭诗”等。士人所藏易玩器品种的多样化，直接反映了“玩古”风习在士人群体中的深入，而这种深入的结果，又直接促使了市肆之中古物藏易品种的不断丰富，二者互依互存，彼此不断推进、不断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晚清士人以市肆游艺的形式，在展现其“玩古”的同时，也成为当时鉴藏活动的重要呈现。尽管晚清之际“人物、学术、士风都沉寂在细碎之中日趋而日益委靡”，但由于当时士人阶层对古董玩物的推崇，甚至颇有系统的研究，以及不乏“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之人，最终将这一时期的玩古风尚推向新的巅峰。除却一些以借考据吉金文字、金石器物等从而致力于以物证史、扎根古学的士人外，其他诸多以玩、鉴、易为名的士人，他们在对待古董玩物时所表露出的如痴如醉的个人癖好，也为历代士子所莫及，在士人中酝酿并形成的复古、怀古思潮，最终影响到整个晚清社会风尚的成型。当时的一些“玩物慰闲居”之士，以“朱子亦爱金石碑版，此《论语》所谓游于艺，非玩物丧志”之类言说，用自欺式的自我安慰为其“玩物”开脱。于是士人阶层中“嗜古成癖”的现象成一时之风，而他们当中因“恋书画、器玩不能合”，以致在强寇入侵时竞以身“殉玩物”的执著士人也多有存在，从其近似疯癫与极端的恋物、尚古的行径中，也可窥知晚清士人扭曲的崇古心理之一斑，由此便不难理解当时士人出入古玩市肆、争相易藏与赏鉴古董玩物的世风，而这又与晚清士人的格古、著说一道，共同构筑出了晚清士人在古物鉴、易、藏、玩等方面的特有时代风貌。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