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与龙门山地震带的人文解读

   据历史数据资料显示,自1900年至2000年的100年间,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龙门山地震带,共发生过14次破环性地震,分别为1900年邛崃地震、1913年北川地震、1933年理县和茂县地震、1940年茂县地震、1941年康定地震、1949年康定地震、1952年的康定和汶川地震、1958年北川地震、1970年大邑地震和1999年绵竹地震等。   令人称奇的是,龙门山系飞来的山峰,年龄高达2亿岁,而被它压在身下的地层才1亿年左右。形成一种“孙子”背“爷爷”的世间自然奇观。    透过龙门山地震带,让我们去探寻仙山“飞来”的千古之谜。    “5・12”汶川惊天大地震,专家直指龙门山地震带。发震构造是龙门山构造带中央断裂带,在挤压应力作用下,由南西向北东逆冲运动。的确,此次地震龙门山系区域属重灾区。三年前,在专家的指引下,我曾专门就龙门山进行过全方位地考察,当时曾写下一篇文章诠释,介绍过龙门山奇特的地质构造情况。   1    我一贯赞美自然的神奇,科学的伟力,如今我痛恨自然的残酷,科技的无能,诅咒五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可耻的冲突,造就了今日的喜马拉雅山脉,扼杀无数海底的生命,只留下彻骨的寒冷,埋下今日苦难的根源;我谴责龙门断层的地壳,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辜负了多少生命的厚望。    汽车在蜿蜒如白蟒似玉带的路面上急驶,逶迤的群山徐徐向后挪移,鳞峋峻石在诉说着亿万年的历史,而映入眼帘的黛青碧绿,恍惚在映衬着生生不息的未来。   这是一个仲夏的午后。我为寻“飞来峰”而来,满眼的山峦起伏,满眼的山重水复,巨石上镌刻着8个醒目的大字――“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这个醒目的标识,成了我们的路线图。    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龙门山,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天然界线。龙门山古称茶坪山、湔山,又名龙山,是一座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天下名山。    “禹生石纽”。据悉,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位治水英雄――大禹就诞生于此。严格说来,龙门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山系。北东至广元,南西达泸定,全长约500公里,宽30-70公里。后人为纪念大禹“凿龙门,铸九鼎,治水患”的伟大功绩,名为龙门山。    龙门山构造带地域甚广,受造山运动的影响,形成由西北向东南推覆、滑覆的规模宏大的构造带。    举目望去,彭州的龙门山脉,大大小小分布着一连串特别的山峰,它们不是天生“土生土长”于此,而是从别处“飞”来的。    令人称奇的是,飞来的山峰,年龄高达2亿岁,而被它压在身下的地层才1亿年左右。形成一种“孙子”背“爷爷”的世间自然奇观。    地质专家考证,“飞来峰”为地质术语,意即外来岩块,最早于19世纪80年代发现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上世纪20年代末,我国地质学家首次在彭州发现“飞来峰”,认为它们是从50里以外的汶川、茂县“飞”来的,经众多中外地质学家研究确认,并录入地质教科书中。    在专家们眼里,龙门山推覆构造带是经历了多次地质构造而形成的,是继欧洲阿尔卑斯和北美科迪勒拉典型地质构造之后又一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类型的地质构造带。    就是在今天,这奇观之处尚存一处唤名“葛仙山”的景观。仰望着仙山,我带着虔诚之心,向奇迹之处进发。    集“雄、奇、刚、秀”于一身的葛仙山是龙门山的核心地带和风景带,一度成为宗教圣地。葛仙山门年代久远,颇有万夫莫开之势。从葛仙山门蜿蜒拾级而上,奇异风光尽收眼底,“满目青山夕照明”,仙风徐来,道骨飘然。    葛仙山镇带路的长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地质奇貌征服众多专家的故事,我听得入了迷,浑不知正向奇迹之地进发。来到一垭口处,复现一山峰,呈鹤发童颜状,再步行50米,便是有名的地质奇观“冰川漂砾”断层擦痕。抚摸着断层擦痕,像抚摸着祖辈的脊梁,敬畏感油然而生。   2    一切,缘于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整个青藏高原被厚约2000多米的冰雪覆盖,龙门山脉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大约在距今240至340万年前,地球史上出现了最后一次冰期。分布在汶川、茂县一带呈岩溶地貌的小山丘陵,在这次冰期中被厚厚冰盖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在此期间,冰雪层受着每年四季气温变化和降雪量及暴风雪等气候因素的影响,冰雪层的厚度时厚时薄(保持在1700至3000米之间)。当地球温度升高时,融化的冰雪就渗进石灰岩的裂隙中,并向裂隙处浸入;当地球温度降低时裂隙中的水又结成冰。由于水在结冰时体积增大,又扩大了裂隙的宽度和长度。如此经过几十万年的反复侵袭,石灰岩的裂隙越来越宽,石灰岩内部被支解。    200万年以后,也就是到了整个冰期的末期,气候转暖,青藏高原大冰盖开始溶解,大冰盖的东缘,即汶川、茂县一带,出现了大面积的整体由高向低,即由高原向盆地、由西向东的冰雪大滑坡,滑坡面积足有数百上千平方公里。    这些简单的“物理现象”借助专家的慧眼和描述得知的。想想:平均高度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大冰盖断裂成数百上千平方公里的一排冰山,从高处向海拔1000多米的汶川、茂县滑过来,其势足可吞山河!    在冰雪层包裹之中的石灰岩小山,随着冰川滑动。刚开始时,由于冰川融化较少,“身体”笨重,每年滑动距离不到1米。慢慢地,滑体底部的滑动面全面形成,气温也越来越高,冰川融化加速,滑动速度渐渐加快,冲击力可排山倒海!    许多万年以后,冰川溶化得所剩无几,雪水也流走,无力再带动被夹带的石灰岩小山时,这些小山便停留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眼中的“飞来之峰”。在八角大垭口的“冰川漂砾”遗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层由无数灰白、黄、褐、黑、灰等颜色的石块组成的断层。    登高望远,极目远眺,这里是绿色的海洋,森林密布,鸟语花香,这里是动物的乐园。可我们难以想象,在亿万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人间奇迹?    “蜀国有仙山,仙山有飞来”。如此浩大的“工程”,除了大自然,有谁能有如此神力能左右?    无疑,这是上苍赐予成都独特的“厚礼”。   3    站在葛仙山高处,望着山下蜿蜒沟壑和点点人影。我在想,奇特的大自然面前,渺小的人类在以怎样的形式生存?他们怎样以渺小的身影创下如此不朽的历史?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慨叹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想象空间?“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会是怎样一个漫长的岁月?    在地球面前,人类时代显然只是一个“婴儿时代”。当人们正在为“冰川漂砾”叹为观止的时候,站在21世纪的门坎上,龙门山脉大垭口转经楼山――狭窄溶洞内,发现了约1万年前就已绝迹的东方剑齿象的巨齿和若干古老动物骨头化石。    自古以来,动物的活动往往带动人的活动。万年前的东方剑齿象、毫猪、羊类等在龙门山脉生存的动物,为人类在此生存找到了极其充足的理由。    人类的任务似乎命定“为祖先立德,为民族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历史向前追溯。地处昆仑上都的古营盘山,成为自然奇观和文明奇观重要的参照物。    机会终于来了。2000年,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茂县博物馆等,在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5000年以上的营盘山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遗迹有大型广场、人殉坑、屋基等,出土石器、玉器、骨器、蚌器、陶器数千件,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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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调查范围遍及岷江上游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即黑水河、杂谷脑河两岸的河谷地带,所发现的82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多位于河岸台地之上。其中茂县营盘山遗址、松潘县东裕村遗址、汶川县高坎遗址、理县猛古村遗址、黑水县官纳若遗址等53处地点发现有文化堆积,可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茂县壳壳寨、汶川县布兰、理县四南大村、黑水县泽盖村等29处新石器时代遗物采集点。    与之遥遥相对的,是成都平原上诞生的宝墩遗址、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及紫竹遗址以及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形成了独特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营盘山遗址堪称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在素有“峭峰插汉多阴谷”之称的岷江上游这样的高山峡谷地区,如此大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聚落遗址是十分罕见的。   营盘山遗存与四川盆地文化中心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相比较,共同的文化因素则更为明显。    营盘山遗址周围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分布在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共同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群,这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    在距今5500-5000年的营盘山文化周围的岷江上游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这比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距今4500-3800年前的宝墩文化和距今3500-3200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早。    营盘山文化构成了古蜀文明的源头,它将巴蜀文明的历史渊源推进至6000年前。    历史一路走来。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蜀族南下”,蜀人自经松潘,茂县越过山岭进入成都平原时,早期就生活在湔江两岩的湔山一带。    蜀族得名于蜀山氏。蜀山氏族由来已久。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的第一句话就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即在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蜀人部落就已经形成了。由于活动地域在蜀山一带,名曰蜀山氏。    蜀山即岷山。蜀人很早就在岷山一带休养生息。   4    甲骨文中的“蜀”字有多种写法。20世纪30年代,孙海波在《甲骨文编》中列出20种;80年代初,高明在《古文字类编》中列出4种;80年代末,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列出9种。许慎《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诗曰:‘娟娟者蜀。’”    从其“蜀”字本身的释义不难看出,古蜀人的艰辛历程――    相传,古羌人到了岷江河谷,变成了用野蚕抽丝的蜀氏。而羌人来到岷江河谷,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受到先在那里定居的戈基人的反抗。这段史实,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诗《羌戈大战》和《嘎尔都》中。    羌、戈基人摆阵比武,比劈柴,比用石头和雪坨拚打, 比用木棍和麻秆打斗。三次交战,戈基人都失败了,羌人终于战胜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稳脚跟。从这首史诗双方使用的工具看(石、斧、石头、木棍),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石器时代。    戈基人、羌人称为“窑人”,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羌人的史诗《嘎尔都》说,“羌人战胜窑人(戈基人)之后,双方便歃血为盟,保证今后互不侵犯。”这样,两民族渐渐融合,于是就有了蜀人来自氐羌的说法。    羌人和氐人融合后,共同开发岷江河谷。发现野蚕的一支,才有了蜀的称谓。    古蜀文明时期共经历了五代蜀王:蚕丛氏长于养蚕,柏灌氏与鱼凫氏善于捕鱼,杜宇氏工于农耕,而因为后来的开明氏擅长治水。自此,古蜀国开始了延续达九代的繁荣的开明王朝时期。    好一个开明王朝,好一个开明时代。那是一个以知识为王的年代,王者们都是用技艺与知识引导民众走过蒙昧年代的先行者。    在与开明王朝同时代的古希腊的神话中,也出现了一位知识的先行者,他就是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他从天神那里为人间盗来智慧的火种,引导着民众走出混沌愚昧的暗夜。在三千多年前还相互完全隔绝的东、西方,人类对知识的认知和崇敬,却是惊人的相似。    世易时移。历史的车轮辗过无数岁月轨迹,留下一连串让后人去咀嚼的故事和传说。    眼前一曲无声的乐章:云无声,日无语,山野寂静。一幅美丽的图画:龙门山的阴阳迥异,福泽千秋:绿色的长着树,白色的长着矿。    这是上苍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更是自然奇观成为文明奇迹的人间神话。   5    相传,古蜀人是经天彭阙下山而进入成都平原的。那么,天彭阙在哪里呢?    天彭阙为古代蜀国的遗迹,它是指两座南北对峙的山及其中间的平地而言。据史书记载,四川有几处这样的天彭阙。    《元和郡县志》彭州条:“垂拱二年于此置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志云:“县北三十里丹景山,旧志以为山莳牡丹,春时红艳照人,故名。其前为彭门山,两山对峙,悬岩绝壁,相去数百步,如门,即天彭门也。”    天彭门不是一道门。天彭门即圣地,“云亡者悉过其中”,即意指人死后都要从天彭门经过,才能达到“昆仑”仙境,如中原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一样。    能称为圣地之地当然不一般。天彭门以北崇山峻岭,以南却一马平川。    循着这样的图景,我脑海忽地出现古先人下山路线图:湔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    古蜀人走出龙门山用了多长时间?他们为什么要向平原进发?这样的路线图说明了什么?他们为何要沿着这样既定路线行进?    带着种种疑问寻找答案,我似乎豁然开朗,又似乎陷入更深的谜团。    东临葛仙山40公里开外的新兴镇又名海窝子,被誉为“东方耶路撒冷”的阳平观,成为海窝子声誉鹊起的至高点。“二十四教之首”、“中央教区”等称谓足以让阳平观君临三山五狱,环山临江,湔江两岸峰峦相视,此乃古蜀国建都之所在。难怪连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也发出“蓬莱仙居,香城宝地”之喟叹。    三皇五帝时期,此观便立兴于世。可以说,阳平观不仅是中国道教的重地,也是古蜀文化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记》载,“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据悉,我们的祖先鱼凫率领他的部下,由此沿河而下,定居并建都,称之为“瞿上”。由于此地文风悠远,地灵人杰,镇上尚存一条名为“瞿上街”的街。历史相生相伴,或许是鱼凫之所佑?    就像一粒粒种子,古蜀先民迁徙路线,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后人的文明路线。    这些文明迁徙的路径图系中,小鱼洞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    据传,古蜀人自高山而下,在湔江河边落脚,以打猎采果为生,开始生活比较安稳,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山上的野物越猎越少,他们的生活又变得较艰难。为解决吃的问题,他们开始在湔江河捕鱼,湔江鱼多水大,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工具要捕到大量的鲜美的湔江河鱼必须要掌握河鱼的生活习性,湔江河鱼生活习性很有规律,位于湔江西侧的小鱼洞民间有“丙穴鱼七上、八下、九归团”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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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洞口周围的山川形似篆文的“丙”字,故小鱼洞又称为丙穴。每年九月以丙穴鱼(丙穴鱼,学名:裂腹鱼,在小鱼洞被称为蛰鱼、细鳞鱼,在雅安则被为雅鱼)为主的湔江河鱼都要回小鱼洞中过冬,来年三四月间鱼群闻惊雷从洞口游出。鱼群数量庞大,出洞常常在鱼洞河形成壮观的鱼潮和巨大的水浪。    只要善于水性,善于捕鱼就能得到部落人的推崇,于是乎鱼凫便应时而出。他不仅精于水性,而且掌握了湔江河鱼的生活习性,以致晋・左思《蜀都赋》云“嘉鱼出于丙穴”;唐・杜甫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对这种细鳞青尾鱼极为推崇。    每年在三四月份,缺少食物时就带领部落人到小鱼洞大量捕鱼,解决饥饿,固而获“鱼凫”美称,并被部落推选为领袖。   6    蚕丛、柏灌、鱼凫乃古蜀国早期三代“王”。《华阳国志・蜀志》载先民艰辛的历程:山地文明的先驱蚕丛羌翻岷山,沿雁门东岸,越玉垒,过九峰,进入四川盆地边沿。平坦肥沃的川西平原点燃了先民们在此耕作生息的渴望。    “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柏灌之名由此而来。    在历经柏灌王朝风霜雪雨的洗礼后,渴望土地的人们继续向四川盆地腹地进发,这支古羌族沿白水河、湔江顺流而下,至鸭子河源。    每至汛期,洪水滔天,古蜀先民至此揭开了长达三千余年与洪水争战的序幕。首领“鱼凫”,融合并取代蚕丛、柏灌部族,成为最先统一蜀国之人,进入夏商之际的古蜀渔猎时代。    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族的这一部分,是从雁门关东岸的安山乡,沿着小溪,翻越高达四千多米的九顶山,进入今彭州北部的。    彭州北端的大宝乡,正与汶川接壤。其间的白水河,从北向南,流入湔江。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当这支蜀族经过几代生息繁衍,人丁兴旺后,这些台地就显得太狭小了。暂时不能回到茂汶,就只能顺着地势向南前进,一直走到湔江中游,即彭州市小鱼洞一带。    《华阳国志》云:“鱼凫田于湔山”。这里的“田”应该用作捕猎之意。鱼凫作为古蜀部落领袖早期活动于彭州山区,后来才迁移到温江的万春镇。    当我高卷裤管,踏进如涌泉的小鱼洞口时,虽是盛夏,泉水仍然刺骨,清澈见底,掬一捧清泉放进嘴里,味道鲜美,沁人心脾。泉眼很大,股股清泉只听得哗哗直响,只有出口,不知道从何处流出来,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慨。据说这里的泉水常年恒温,冬暖夏凉,矿物质丰富,是上等的矿泉水,只憾没能喝上“小鱼洞牌”矿泉水。    小鱼洞的传说还有很多,最具诱惑力的就是矿泉水滋养下的细鳞青尾鱼,这里的青尾鱼与湔江对岸大鱼洞的红尾鱼成为一景,这是小鱼洞镇乃至彭州百姓最为津津乐道的。    几乎每一个“小鱼洞人”都会背出有关细鳞青尾鱼的历代诗词。前有晋・左思和唐・杜甫,后有清诗人李调元、王培荀,及当代诗人汪德嘉等等。李调元欲求小鱼洞之美味挥笔写出《咏小鱼洞》“四里坡而下,有泉水淙淙。转腹细若�,出口奔如龙。悬崖��处,喷薄溅蓊茸。散为百斛珠,如米跳自舂。坐令鱼误饵,逐队争�喁。谅无额可点,徒与乖供饔。我欲批其鳞,窟深不可踪,恐触餮饕怒,叹息姑尔容”诗句。    据传王培荀是个捉丙穴鱼的高手,在旅居小鱼洞时题诗《拙鱼》:“山丰风云涌怒雷,相衔入网那知回?源深疑接银河水,不向天孙乞巧来。”并在诗后留下注解“出彭县西北七十里小鱼洞,其源有山,名琅岐;空中,深邃莫测,即弥蒙水也。中多细鳞鱼,极肥美。每风雷将雨,衔接而出,得其首出者,续了取以千百计,大者径二尺余。首出者惊脱,则余不复出。土人谓之拙鱼”。    我是没有机缘见到小鱼洞的细鳞青尾鱼,钻进黑咕隆咚的大鱼洞,泉水也已枯竭。只能在诗意中感受其美味了。小鱼洞有一养殖场,专门用“小鱼洞牌”矿泉水饲养,据说品种极好,远销海外。    就这一点而言,古蜀人比我们今天的人要幸福得多了。    “湔江南麓,鸭子河源,大小二洞宛然,水清见底,青尾、红尾两种鱼儿悠游其中;洞外湔江宽缓,野鸭嬉戏,怡然自得”。这该是一幅怎样优美的世间田园风景画?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古蜀人自湔江顺流而下,向着文明靠拢,他们来到数十公里外的鸭子河畔。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地下沉睡千年,一醒震惊天下”的三星堆等辉煌的古蜀文明。   7    彭州市博物馆坐落于彭州市区内一处并不起眼之地,但这面陈列的一件件精美的文物,足可以震撼每一颗心,她们大多代表中国出国巡展。徜徉其间,你脑海里会崩出一个词――伟大。    “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元代诗人汪元量盛赞彭州的诗句,今天解读起来,或许另有一番意境。像成都一样,偏安一偶的彭州看似无足轻重,可古蜀文明的每一个细小的节点都与之藕断丝连。    古蜀遗址,衬映广汉三星;商周重器,印证交通关联;画像砖石,再现汉代光景;阳平化治,道教中央教区;唐宋佛塔,蜚声梵刹禅林……作为古蜀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彭州在四川古代历史文化发展史上可圈可点。    巍峨纹阜,横亘西北境;九曲湔水,流溢东南界。作为一个县级市有如此“拿得起放得下”的历史,市内省内国内都不多见。彭州看似无足轻重,实者举轻若重。    特别是二十世纪数十年来,彭州发现的窖藏文物,其时代上溯商末,下迄明清时期,纵观上下3000年历史,其窖藏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出土文物之精美,在中国亦属罕见。其宋代金银器窖藏被誉为“天下第一窖”。    专家们在作考证时,就是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辉煌,也不得不借助彭州的“窑藏文物”作重要参照。    青铜时代征战杀伐的社会演进历史中,兵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代表一个政权的军事力量及国家实力。蔚为壮观的中国古代武器库中,蜀式及巴蜀式兵器在借助中原与其他地区兵器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及独异的风格。    彭州竹瓦街西周窖除出土多件青铜器外,亦有不少颇具特色的青铜兵器。致和乡东周窖藏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兵器则更为引人注目,因其浸淫在特殊的防腐液体中,至今保存完美,历经2000多年仍光亮如新,凌厉兵锋,灿然可见。兵器及其他器物上的“巴蜀符号”,是迄今未能破译的千古之谜。    中国青铜时代,一些大型的盛酒器并非一般的生活物品,它们是当时国家政权的神器重宝,是重大国事活动中用于祭祀天地、礼敬百神、朝拜祖先的神圣“礼器”。    青铜礼器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产品。彭州窖藏所出之青铜礼器,其铸器年代在商末周初,埋藏时间或在西周末年,其与“望丛禅让”即蜀国政权的更替密切相关。硕大的形体、优美的造型与繁富的纹饰,反映出蜀地青铜器铸造的精湛工艺。    彭州窖藏金银器表现出宋代无名师匠精湛的艺术造诣和高超的制作水平。盛食器有金碗、银盘、银簋、银钵等,盛水器有银瓶、银盆等,还有金簪、金钗等妇女饰以及金瓜、银熏炉等生活用品。一些器物摹仿植物的形状惟妙惟肖,一些器物写真动物的图案栩栩如生。   8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何以出现这千古神奇,是谁将宝藏深埋地底?    宋末元初,横扫欧亚四十余国的蒙古骑兵,在巴山蜀水遇到了顽强抵抗,成都的官民们就是在这个七平方公里的云顶山城,与蒙古军队对峙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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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年,蒙古大军南下攻蜀,攻陷蜀边的若干南宋据点。次年秋,蒙古军50万大举入蜀,连陷兴元、大安、阳平关。蒙军两路南略成都,10月陷成都。又分兵四出,攻陷四川大部,大肆屠掠后,旋即撤军。但蜀道天险尽失,蒙古军经常出没成都平原。    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使成都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死于战乱。从此,四川开始了他第一次持续了数十年的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大移民。    彭州作为古蜀一个重要的通道,成为战乱时期逃难最佳路线。而埋藏金银财宝的风气,也发生在战乱年代。    1993年在天彭镇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迄今为止是全国发现的最大的金银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金银器300多件。堪称现代考古的重大成果,窖藏器物按类型与大小叠压套装,多用麻布裹缠,因保存手段高明,数百年之后,尤见金光灿烂,银光闪烁。    据彭州历史考察,南宋绍熙元年以后,彭州有能够足以令当地富人仓促出走、埋藏珍宝的事变,恐怕只有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占领四川成都附近的事变,这个事变是造成这个窖藏入埋的原因。    而彭州金银器的来源哪里?产地何处?以及拥有者是谁?又何以埋藏此地?很多还是团谜。    唐宋时期,是我国金银制品工艺发展的高峰期,宋代继承了前代的工艺并有所创新,在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之基础上,发展出了玲珑精致、奇巧俊美的特点。彭州金银器充分显示出这一特征。    国际史学界认为,从文化过渡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金属冶炼技术。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青铜文明,曾经不被国际史学界看重,直到成都平原的大型青铜雕像破士而出,吸引了整个世界的视线。巨大的青铜人像改写了中国的青铜文明史,令中国迈上了世界青铜文明的制高点。而彭州出土的窑藏青铜器物,无不使这一文明锦上添花。    因为大约距今5000年前,古巴比伦人便开始铸造青铜器,提前迈入了青铜文明,而这时候的古埃及、古印度乃至中国还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9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迁徙的历史。古蜀人从龙门山系沿湔江、鸭子河进入成都平原,在走过刀耕火种、游牧生活、农业文明和青铜文明过后,一步步走向繁荣和昌盛。    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不仅开国时扑簌迷离,每个王朝最后的去向,也无人能晓,只留下一点点零星的蛛丝马迹,任凭后人猜测。    顺着岷江,从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古人显然注意到了河流的走向,根据北偏西方向和成都平原上的史前遗址,我们似乎可以想象他们在成都平原上生活的一幕幕。尔后,城市出现了,自然还是顺着河流的走向。    从成都平原数千年前的几大遗址可以看出,每隔20多公里一座城邑,是最为科学的城市布局。    由于城市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把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社会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    就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几乎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在河套地区,在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都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起的最早的“城池”,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这意味着中国城市起源时代的来临。    世界“文明子宫”逐渐走入不孕期之际,位于四大文明古国的遥远的中华文明则产生了人类文明的“宫外孕”。    古蜀人在这个关键的孕期里,让中华文明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同时波及整个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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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历史数据资料显示,自1900年至2000年的100年间,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龙门山地震带,共发生过14次破环性地震,分别为1900年邛崃地震、1913年北川地震、1933年理县和茂县地震、1940年茂县地震、1941年康定地震、1949年康定地震、1952年的康定和汶川地震、1958年北川地震、1970年大邑地震和1999年绵竹地震等。   令人称奇的是,龙门山系飞来的山峰,年龄高达2亿岁,而被它压在身下的地层才1亿年左右。形成一种“孙子”背“爷爷”的世间自然奇观。    透过龙门山地震带,让我们去探寻仙山“飞来”的千古之谜。    “5・12”汶川惊天大地震,专家直指龙门山地震带。发震构造是龙门山构造带中央断裂带,在挤压应力作用下,由南西向北东逆冲运动。的确,此次地震龙门山系区域属重灾区。三年前,在专家的指引下,我曾专门就龙门山进行过全方位地考察,当时曾写下一篇文章诠释,介绍过龙门山奇特的地质构造情况。   1    我一贯赞美自然的神奇,科学的伟力,如今我痛恨自然的残酷,科技的无能,诅咒五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可耻的冲突,造就了今日的喜马拉雅山脉,扼杀无数海底的生命,只留下彻骨的寒冷,埋下今日苦难的根源;我谴责龙门断层的地壳,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辜负了多少生命的厚望。    汽车在蜿蜒如白蟒似玉带的路面上急驶,逶迤的群山徐徐向后挪移,鳞峋峻石在诉说着亿万年的历史,而映入眼帘的黛青碧绿,恍惚在映衬着生生不息的未来。   这是一个仲夏的午后。我为寻“飞来峰”而来,满眼的山峦起伏,满眼的山重水复,巨石上镌刻着8个醒目的大字――“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这个醒目的标识,成了我们的路线图。    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龙门山,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天然界线。龙门山古称茶坪山、湔山,又名龙山,是一座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天下名山。    “禹生石纽”。据悉,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位治水英雄――大禹就诞生于此。严格说来,龙门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山系。北东至广元,南西达泸定,全长约500公里,宽30-70公里。后人为纪念大禹“凿龙门,铸九鼎,治水患”的伟大功绩,名为龙门山。    龙门山构造带地域甚广,受造山运动的影响,形成由西北向东南推覆、滑覆的规模宏大的构造带。    举目望去,彭州的龙门山脉,大大小小分布着一连串特别的山峰,它们不是天生“土生土长”于此,而是从别处“飞”来的。    令人称奇的是,飞来的山峰,年龄高达2亿岁,而被它压在身下的地层才1亿年左右。形成一种“孙子”背“爷爷”的世间自然奇观。    地质专家考证,“飞来峰”为地质术语,意即外来岩块,最早于19世纪80年代发现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上世纪20年代末,我国地质学家首次在彭州发现“飞来峰”,认为它们是从50里以外的汶川、茂县“飞”来的,经众多中外地质学家研究确认,并录入地质教科书中。    在专家们眼里,龙门山推覆构造带是经历了多次地质构造而形成的,是继欧洲阿尔卑斯和北美科迪勒拉典型地质构造之后又一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类型的地质构造带。    就是在今天,这奇观之处尚存一处唤名“葛仙山”的景观。仰望着仙山,我带着虔诚之心,向奇迹之处进发。    集“雄、奇、刚、秀”于一身的葛仙山是龙门山的核心地带和风景带,一度成为宗教圣地。葛仙山门年代久远,颇有万夫莫开之势。从葛仙山门蜿蜒拾级而上,奇异风光尽收眼底,“满目青山夕照明”,仙风徐来,道骨飘然。    葛仙山镇带路的长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地质奇貌征服众多专家的故事,我听得入了迷,浑不知正向奇迹之地进发。来到一垭口处,复现一山峰,呈鹤发童颜状,再步行50米,便是有名的地质奇观“冰川漂砾”断层擦痕。抚摸着断层擦痕,像抚摸着祖辈的脊梁,敬畏感油然而生。   2    一切,缘于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整个青藏高原被厚约2000多米的冰雪覆盖,龙门山脉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大约在距今240至340万年前,地球史上出现了最后一次冰期。分布在汶川、茂县一带呈岩溶地貌的小山丘陵,在这次冰期中被厚厚冰盖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在此期间,冰雪层受着每年四季气温变化和降雪量及暴风雪等气候因素的影响,冰雪层的厚度时厚时薄(保持在1700至3000米之间)。当地球温度升高时,融化的冰雪就渗进石灰岩的裂隙中,并向裂隙处浸入;当地球温度降低时裂隙中的水又结成冰。由于水在结冰时体积增大,又扩大了裂隙的宽度和长度。如此经过几十万年的反复侵袭,石灰岩的裂隙越来越宽,石灰岩内部被支解。    200万年以后,也就是到了整个冰期的末期,气候转暖,青藏高原大冰盖开始溶解,大冰盖的东缘,即汶川、茂县一带,出现了大面积的整体由高向低,即由高原向盆地、由西向东的冰雪大滑坡,滑坡面积足有数百上千平方公里。    这些简单的“物理现象”借助专家的慧眼和描述得知的。想想:平均高度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大冰盖断裂成数百上千平方公里的一排冰山,从高处向海拔1000多米的汶川、茂县滑过来,其势足可吞山河!    在冰雪层包裹之中的石灰岩小山,随着冰川滑动。刚开始时,由于冰川融化较少,“身体”笨重,每年滑动距离不到1米。慢慢地,滑体底部的滑动面全面形成,气温也越来越高,冰川融化加速,滑动速度渐渐加快,冲击力可排山倒海!    许多万年以后,冰川溶化得所剩无几,雪水也流走,无力再带动被夹带的石灰岩小山时,这些小山便停留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眼中的“飞来之峰”。在八角大垭口的“冰川漂砾”遗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层由无数灰白、黄、褐、黑、灰等颜色的石块组成的断层。    登高望远,极目远眺,这里是绿色的海洋,森林密布,鸟语花香,这里是动物的乐园。可我们难以想象,在亿万年前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人间奇迹?    “蜀国有仙山,仙山有飞来”。如此浩大的“工程”,除了大自然,有谁能有如此神力能左右?    无疑,这是上苍赐予成都独特的“厚礼”。   3    站在葛仙山高处,望着山下蜿蜒沟壑和点点人影。我在想,奇特的大自然面前,渺小的人类在以怎样的形式生存?他们怎样以渺小的身影创下如此不朽的历史?李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慨叹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想象空间?“尔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烟”会是怎样一个漫长的岁月?    在地球面前,人类时代显然只是一个“婴儿时代”。当人们正在为“冰川漂砾”叹为观止的时候,站在21世纪的门坎上,龙门山脉大垭口转经楼山――狭窄溶洞内,发现了约1万年前就已绝迹的东方剑齿象的巨齿和若干古老动物骨头化石。    自古以来,动物的活动往往带动人的活动。万年前的东方剑齿象、毫猪、羊类等在龙门山脉生存的动物,为人类在此生存找到了极其充足的理由。    人类的任务似乎命定“为祖先立德,为民族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历史向前追溯。地处昆仑上都的古营盘山,成为自然奇观和文明奇观重要的参照物。    机会终于来了。2000年,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茂县博物馆等,在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5000年以上的营盘山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遗迹有大型广场、人殉坑、屋基等,出土石器、玉器、骨器、蚌器、陶器数千件,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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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调查范围遍及岷江上游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即黑水河、杂谷脑河两岸的河谷地带,所发现的82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多位于河岸台地之上。其中茂县营盘山遗址、松潘县东裕村遗址、汶川县高坎遗址、理县猛古村遗址、黑水县官纳若遗址等53处地点发现有文化堆积,可以确认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茂县壳壳寨、汶川县布兰、理县四南大村、黑水县泽盖村等29处新石器时代遗物采集点。    与之遥遥相对的,是成都平原上诞生的宝墩遗址、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及紫竹遗址以及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船棺墓葬遗址……形成了独特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营盘山遗址堪称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之一。在素有“峭峰插汉多阴谷”之称的岷江上游这样的高山峡谷地区,如此大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聚落遗址是十分罕见的。   营盘山遗存与四川盆地文化中心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相比较,共同的文化因素则更为明显。    营盘山遗址周围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分布在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共同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群,这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    在距今5500-5000年的营盘山文化周围的岷江上游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这比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距今4500-3800年前的宝墩文化和距今3500-3200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早。    营盘山文化构成了古蜀文明的源头,它将巴蜀文明的历史渊源推进至6000年前。    历史一路走来。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蜀族南下”,蜀人自经松潘,茂县越过山岭进入成都平原时,早期就生活在湔江两岩的湔山一带。    蜀族得名于蜀山氏。蜀山氏族由来已久。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蜀志》的第一句话就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即在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蜀人部落就已经形成了。由于活动地域在蜀山一带,名曰蜀山氏。    蜀山即岷山。蜀人很早就在岷山一带休养生息。   4    甲骨文中的“蜀”字有多种写法。20世纪30年代,孙海波在《甲骨文编》中列出20种;80年代初,高明在《古文字类编》中列出4种;80年代末,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列出9种。许慎《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诗曰:‘娟娟者蜀。’”    从其“蜀”字本身的释义不难看出,古蜀人的艰辛历程――    相传,古羌人到了岷江河谷,变成了用野蚕抽丝的蜀氏。而羌人来到岷江河谷,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受到先在那里定居的戈基人的反抗。这段史实,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诗《羌戈大战》和《嘎尔都》中。    羌、戈基人摆阵比武,比劈柴,比用石头和雪坨拚打, 比用木棍和麻秆打斗。三次交战,戈基人都失败了,羌人终于战胜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稳脚跟。从这首史诗双方使用的工具看(石、斧、石头、木棍),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石器时代。    戈基人、羌人称为“窑人”,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羌人的史诗《嘎尔都》说,“羌人战胜窑人(戈基人)之后,双方便歃血为盟,保证今后互不侵犯。”这样,两民族渐渐融合,于是就有了蜀人来自氐羌的说法。    羌人和氐人融合后,共同开发岷江河谷。发现野蚕的一支,才有了蜀的称谓。    古蜀文明时期共经历了五代蜀王:蚕丛氏长于养蚕,柏灌氏与鱼凫氏善于捕鱼,杜宇氏工于农耕,而因为后来的开明氏擅长治水。自此,古蜀国开始了延续达九代的繁荣的开明王朝时期。    好一个开明王朝,好一个开明时代。那是一个以知识为王的年代,王者们都是用技艺与知识引导民众走过蒙昧年代的先行者。    在与开明王朝同时代的古希腊的神话中,也出现了一位知识的先行者,他就是著名的普罗米修斯。他从天神那里为人间盗来智慧的火种,引导着民众走出混沌愚昧的暗夜。在三千多年前还相互完全隔绝的东、西方,人类对知识的认知和崇敬,却是惊人的相似。    世易时移。历史的车轮辗过无数岁月轨迹,留下一连串让后人去咀嚼的故事和传说。    眼前一曲无声的乐章:云无声,日无语,山野寂静。一幅美丽的图画:龙门山的阴阳迥异,福泽千秋:绿色的长着树,白色的长着矿。    这是上苍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更是自然奇观成为文明奇迹的人间神话。   5    相传,古蜀人是经天彭阙下山而进入成都平原的。那么,天彭阙在哪里呢?    天彭阙为古代蜀国的遗迹,它是指两座南北对峙的山及其中间的平地而言。据史书记载,四川有几处这样的天彭阙。    《元和郡县志》彭州条:“垂拱二年于此置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志云:“县北三十里丹景山,旧志以为山莳牡丹,春时红艳照人,故名。其前为彭门山,两山对峙,悬岩绝壁,相去数百步,如门,即天彭门也。”    天彭门不是一道门。天彭门即圣地,“云亡者悉过其中”,即意指人死后都要从天彭门经过,才能达到“昆仑”仙境,如中原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一样。    能称为圣地之地当然不一般。天彭门以北崇山峻岭,以南却一马平川。    循着这样的图景,我脑海忽地出现古先人下山路线图:湔江――鸭子河(三星堆)――成都(金沙)。    古蜀人走出龙门山用了多长时间?他们为什么要向平原进发?这样的路线图说明了什么?他们为何要沿着这样既定路线行进?    带着种种疑问寻找答案,我似乎豁然开朗,又似乎陷入更深的谜团。    东临葛仙山40公里开外的新兴镇又名海窝子,被誉为“东方耶路撒冷”的阳平观,成为海窝子声誉鹊起的至高点。“二十四教之首”、“中央教区”等称谓足以让阳平观君临三山五狱,环山临江,湔江两岸峰峦相视,此乃古蜀国建都之所在。难怪连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也发出“蓬莱仙居,香城宝地”之喟叹。    三皇五帝时期,此观便立兴于世。可以说,阳平观不仅是中国道教的重地,也是古蜀文化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记》载,“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据悉,我们的祖先鱼凫率领他的部下,由此沿河而下,定居并建都,称之为“瞿上”。由于此地文风悠远,地灵人杰,镇上尚存一条名为“瞿上街”的街。历史相生相伴,或许是鱼凫之所佑?    就像一粒粒种子,古蜀先民迁徙路线,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后人的文明路线。    这些文明迁徙的路径图系中,小鱼洞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    据传,古蜀人自高山而下,在湔江河边落脚,以打猎采果为生,开始生活比较安稳,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山上的野物越猎越少,他们的生活又变得较艰难。为解决吃的问题,他们开始在湔江河捕鱼,湔江鱼多水大,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工具要捕到大量的鲜美的湔江河鱼必须要掌握河鱼的生活习性,湔江河鱼生活习性很有规律,位于湔江西侧的小鱼洞民间有“丙穴鱼七上、八下、九归团”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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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洞口周围的山川形似篆文的“丙”字,故小鱼洞又称为丙穴。每年九月以丙穴鱼(丙穴鱼,学名:裂腹鱼,在小鱼洞被称为蛰鱼、细鳞鱼,在雅安则被为雅鱼)为主的湔江河鱼都要回小鱼洞中过冬,来年三四月间鱼群闻惊雷从洞口游出。鱼群数量庞大,出洞常常在鱼洞河形成壮观的鱼潮和巨大的水浪。    只要善于水性,善于捕鱼就能得到部落人的推崇,于是乎鱼凫便应时而出。他不仅精于水性,而且掌握了湔江河鱼的生活习性,以致晋・左思《蜀都赋》云“嘉鱼出于丙穴”;唐・杜甫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对这种细鳞青尾鱼极为推崇。    每年在三四月份,缺少食物时就带领部落人到小鱼洞大量捕鱼,解决饥饿,固而获“鱼凫”美称,并被部落推选为领袖。   6    蚕丛、柏灌、鱼凫乃古蜀国早期三代“王”。《华阳国志・蜀志》载先民艰辛的历程:山地文明的先驱蚕丛羌翻岷山,沿雁门东岸,越玉垒,过九峰,进入四川盆地边沿。平坦肥沃的川西平原点燃了先民们在此耕作生息的渴望。    “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柏灌之名由此而来。    在历经柏灌王朝风霜雪雨的洗礼后,渴望土地的人们继续向四川盆地腹地进发,这支古羌族沿白水河、湔江顺流而下,至鸭子河源。    每至汛期,洪水滔天,古蜀先民至此揭开了长达三千余年与洪水争战的序幕。首领“鱼凫”,融合并取代蚕丛、柏灌部族,成为最先统一蜀国之人,进入夏商之际的古蜀渔猎时代。    任乃强先生考证,蜀族的这一部分,是从雁门关东岸的安山乡,沿着小溪,翻越高达四千多米的九顶山,进入今彭州北部的。    彭州北端的大宝乡,正与汶川接壤。其间的白水河,从北向南,流入湔江。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当这支蜀族经过几代生息繁衍,人丁兴旺后,这些台地就显得太狭小了。暂时不能回到茂汶,就只能顺着地势向南前进,一直走到湔江中游,即彭州市小鱼洞一带。    《华阳国志》云:“鱼凫田于湔山”。这里的“田”应该用作捕猎之意。鱼凫作为古蜀部落领袖早期活动于彭州山区,后来才迁移到温江的万春镇。    当我高卷裤管,踏进如涌泉的小鱼洞口时,虽是盛夏,泉水仍然刺骨,清澈见底,掬一捧清泉放进嘴里,味道鲜美,沁人心脾。泉眼很大,股股清泉只听得哗哗直响,只有出口,不知道从何处流出来,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慨。据说这里的泉水常年恒温,冬暖夏凉,矿物质丰富,是上等的矿泉水,只憾没能喝上“小鱼洞牌”矿泉水。    小鱼洞的传说还有很多,最具诱惑力的就是矿泉水滋养下的细鳞青尾鱼,这里的青尾鱼与湔江对岸大鱼洞的红尾鱼成为一景,这是小鱼洞镇乃至彭州百姓最为津津乐道的。    几乎每一个“小鱼洞人”都会背出有关细鳞青尾鱼的历代诗词。前有晋・左思和唐・杜甫,后有清诗人李调元、王培荀,及当代诗人汪德嘉等等。李调元欲求小鱼洞之美味挥笔写出《咏小鱼洞》“四里坡而下,有泉水淙淙。转腹细若�,出口奔如龙。悬崖��处,喷薄溅蓊茸。散为百斛珠,如米跳自舂。坐令鱼误饵,逐队争�喁。谅无额可点,徒与乖供饔。我欲批其鳞,窟深不可踪,恐触餮饕怒,叹息姑尔容”诗句。    据传王培荀是个捉丙穴鱼的高手,在旅居小鱼洞时题诗《拙鱼》:“山丰风云涌怒雷,相衔入网那知回?源深疑接银河水,不向天孙乞巧来。”并在诗后留下注解“出彭县西北七十里小鱼洞,其源有山,名琅岐;空中,深邃莫测,即弥蒙水也。中多细鳞鱼,极肥美。每风雷将雨,衔接而出,得其首出者,续了取以千百计,大者径二尺余。首出者惊脱,则余不复出。土人谓之拙鱼”。    我是没有机缘见到小鱼洞的细鳞青尾鱼,钻进黑咕隆咚的大鱼洞,泉水也已枯竭。只能在诗意中感受其美味了。小鱼洞有一养殖场,专门用“小鱼洞牌”矿泉水饲养,据说品种极好,远销海外。    就这一点而言,古蜀人比我们今天的人要幸福得多了。    “湔江南麓,鸭子河源,大小二洞宛然,水清见底,青尾、红尾两种鱼儿悠游其中;洞外湔江宽缓,野鸭嬉戏,怡然自得”。这该是一幅怎样优美的世间田园风景画?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古蜀人自湔江顺流而下,向着文明靠拢,他们来到数十公里外的鸭子河畔。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地下沉睡千年,一醒震惊天下”的三星堆等辉煌的古蜀文明。   7    彭州市博物馆坐落于彭州市区内一处并不起眼之地,但这面陈列的一件件精美的文物,足可以震撼每一颗心,她们大多代表中国出国巡展。徜徉其间,你脑海里会崩出一个词――伟大。    “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元代诗人汪元量盛赞彭州的诗句,今天解读起来,或许另有一番意境。像成都一样,偏安一偶的彭州看似无足轻重,可古蜀文明的每一个细小的节点都与之藕断丝连。    古蜀遗址,衬映广汉三星;商周重器,印证交通关联;画像砖石,再现汉代光景;阳平化治,道教中央教区;唐宋佛塔,蜚声梵刹禅林……作为古蜀先民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彭州在四川古代历史文化发展史上可圈可点。    巍峨纹阜,横亘西北境;九曲湔水,流溢东南界。作为一个县级市有如此“拿得起放得下”的历史,市内省内国内都不多见。彭州看似无足轻重,实者举轻若重。    特别是二十世纪数十年来,彭州发现的窖藏文物,其时代上溯商末,下迄明清时期,纵观上下3000年历史,其窖藏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出土文物之精美,在中国亦属罕见。其宋代金银器窖藏被誉为“天下第一窖”。    专家们在作考证时,就是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辉煌,也不得不借助彭州的“窑藏文物”作重要参照。    青铜时代征战杀伐的社会演进历史中,兵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代表一个政权的军事力量及国家实力。蔚为壮观的中国古代武器库中,蜀式及巴蜀式兵器在借助中原与其他地区兵器制作工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及独异的风格。    彭州竹瓦街西周窖除出土多件青铜器外,亦有不少颇具特色的青铜兵器。致和乡东周窖藏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兵器则更为引人注目,因其浸淫在特殊的防腐液体中,至今保存完美,历经2000多年仍光亮如新,凌厉兵锋,灿然可见。兵器及其他器物上的“巴蜀符号”,是迄今未能破译的千古之谜。    中国青铜时代,一些大型的盛酒器并非一般的生活物品,它们是当时国家政权的神器重宝,是重大国事活动中用于祭祀天地、礼敬百神、朝拜祖先的神圣“礼器”。    青铜礼器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产品。彭州窖藏所出之青铜礼器,其铸器年代在商末周初,埋藏时间或在西周末年,其与“望丛禅让”即蜀国政权的更替密切相关。硕大的形体、优美的造型与繁富的纹饰,反映出蜀地青铜器铸造的精湛工艺。    彭州窖藏金银器表现出宋代无名师匠精湛的艺术造诣和高超的制作水平。盛食器有金碗、银盘、银簋、银钵等,盛水器有银瓶、银盆等,还有金簪、金钗等妇女饰以及金瓜、银熏炉等生活用品。一些器物摹仿植物的形状惟妙惟肖,一些器物写真动物的图案栩栩如生。   8    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何以出现这千古神奇,是谁将宝藏深埋地底?    宋末元初,横扫欧亚四十余国的蒙古骑兵,在巴山蜀水遇到了顽强抵抗,成都的官民们就是在这个七平方公里的云顶山城,与蒙古军队对峙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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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年,蒙古大军南下攻蜀,攻陷蜀边的若干南宋据点。次年秋,蒙古军50万大举入蜀,连陷兴元、大安、阳平关。蒙军两路南略成都,10月陷成都。又分兵四出,攻陷四川大部,大肆屠掠后,旋即撤军。但蜀道天险尽失,蒙古军经常出没成都平原。    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使成都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死于战乱。从此,四川开始了他第一次持续了数十年的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大移民。    彭州作为古蜀一个重要的通道,成为战乱时期逃难最佳路线。而埋藏金银财宝的风气,也发生在战乱年代。    1993年在天彭镇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迄今为止是全国发现的最大的金银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金银器300多件。堪称现代考古的重大成果,窖藏器物按类型与大小叠压套装,多用麻布裹缠,因保存手段高明,数百年之后,尤见金光灿烂,银光闪烁。    据彭州历史考察,南宋绍熙元年以后,彭州有能够足以令当地富人仓促出走、埋藏珍宝的事变,恐怕只有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占领四川成都附近的事变,这个事变是造成这个窖藏入埋的原因。    而彭州金银器的来源哪里?产地何处?以及拥有者是谁?又何以埋藏此地?很多还是团谜。    唐宋时期,是我国金银制品工艺发展的高峰期,宋代继承了前代的工艺并有所创新,在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艺术风格之基础上,发展出了玲珑精致、奇巧俊美的特点。彭州金银器充分显示出这一特征。    国际史学界认为,从文化过渡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金属冶炼技术。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青铜文明,曾经不被国际史学界看重,直到成都平原的大型青铜雕像破士而出,吸引了整个世界的视线。巨大的青铜人像改写了中国的青铜文明史,令中国迈上了世界青铜文明的制高点。而彭州出土的窑藏青铜器物,无不使这一文明锦上添花。    因为大约距今5000年前,古巴比伦人便开始铸造青铜器,提前迈入了青铜文明,而这时候的古埃及、古印度乃至中国还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9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迁徙的历史。古蜀人从龙门山系沿湔江、鸭子河进入成都平原,在走过刀耕火种、游牧生活、农业文明和青铜文明过后,一步步走向繁荣和昌盛。    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不仅开国时扑簌迷离,每个王朝最后的去向,也无人能晓,只留下一点点零星的蛛丝马迹,任凭后人猜测。    顺着岷江,从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古人显然注意到了河流的走向,根据北偏西方向和成都平原上的史前遗址,我们似乎可以想象他们在成都平原上生活的一幕幕。尔后,城市出现了,自然还是顺着河流的走向。    从成都平原数千年前的几大遗址可以看出,每隔20多公里一座城邑,是最为科学的城市布局。    由于城市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把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社会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    就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几乎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在河套地区,在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都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起的最早的“城池”,在长江下游地区,则出现了大型中心聚落。这意味着中国城市起源时代的来临。    世界“文明子宫”逐渐走入不孕期之际,位于四大文明古国的遥远的中华文明则产生了人类文明的“宫外孕”。    古蜀人在这个关键的孕期里,让中华文明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同时波及整个文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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