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国际政治的力量组合和国际关系的利益结构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自上世纪末期开始显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世界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在这一大背景下，要和平、谋稳定、促合作、求发展，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成为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
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世界格局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力量，经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与态势。世界格局的构成类型分为世界经济格局、军事格局和政治格局，基本内容包括实力分布和关系结构。国家之间的实力分布对于世界格局更具基础性，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对于世界格局的性质施加重要影响。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最早从理论上引入“极”的概念来区分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同类型。那些能够深刻影响国际事务的主要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国际政治中的“极”。在国际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中心的数量，决定着世界政治格局是单极体系、两极体系，还是多极体系。学者们把分析世界格局的这种方法称作“力量结构论”。依此而论，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两大阵营的形成、对峙和斗争，构成了那个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核心，即所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到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开始进入转换时期。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多极化就已经在两极格局中孕育和萌发。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与组合，带来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这不仅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而且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推动多极化趋势“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1]
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几大政治力量相对突出。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借重、互相制衡，而战略力量的对比十分不平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保持明显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坚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竭力推行单边主义，试图主导国际与地区的事务，受到其他国际力量的制约。欧盟作为当今世界联系最紧密的国家集团正在稳步扩大，其整体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在建成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货币体系之后，欧盟正在致力于政治上的联合。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深入，欧洲日益成长为在战略上独立于美国的国际政治力量中心。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在军事方面和科技方面拥有相当强的实力，仍然是世界上惟一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经济的复苏，也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日本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近年来，日本争做国际政治大国的愿望极为强烈。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其和平崛起的宏大姿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邓小平认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2-1]
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1-2]。发展中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多极化趋势健康发展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区域合作与国际合作抗衡超级大国，有力地制约了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倾向。
历史证明，不管是单极格局还是两极格局，归根到底都是霸权格局，都是少数国家对多数国家的操纵、控制和支配。靠武力来维持霸权格局，不能带来和平，并且是引发战争的一个源头。由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严重阻碍各国的普遍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一个根源。因此，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首先，世界格局多极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它有利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和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冲突。其次，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需要。它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便由世界各国来共同决定国际社会的事务。再次，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需要。它有利于各国人民实现共同意愿，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必须指出，我们主张“世界多极化，不是要重演历史上大国争霸和瓜分势力范围的旧剧，而是要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平等竞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繁荣。”[1-3]就是说，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和平等互利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和特定国家。作为力量中心的大国，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的重任，但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
世界多极化以世界多样性为基础
时至今日，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格局尚未建立起来。“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1-4]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实力优势在缩小，其他力量中心的实力在发展。一超多强并存竞争。单极与多极的较量，单极倾向可能一时占据上风。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造就各国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冷战时期阵线分明的敌友关系的消失，如俄罗斯是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手，现在却成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德国和法国是冷战时期美国坚定的同盟者，但在美伊战争中同俄罗斯和中国结成反战联盟，使得合作中的竞争与竞争中的合作成为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中的基调。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斗争中，综合国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中，经济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基础。拥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是决定一国或国家集团能否成为世界一“极”的根本条件。因此，当代各国都优先发展经济。各国竞争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技术的竞争。世界格局多极化能否成为现实，既取决于世界各大力量中心的经济能否迅速发展，也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腾飞。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斗争中，军事力量仍然是关键因素。世界上的大国强国，尤其是美国，都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抢占新的国际格局制高点的突破口。它们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军事调整。所谓“新军事变革”，其实质是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本国利益中的职能，谋求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深刻基础在于世界多样性。正如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进化一样，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一个世界。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流，交流促进发展。世界各国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差异。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方式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在交流中和谐相处、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不断丰富和发展。所以，“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3]
世界的多样性根本体现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大的文明单元至少有十几种，小的文明单元就更多了。在当今世界上，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传统，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是世界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1-5]
世界多样性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当代各国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国家还处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有的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甚至跨入了信息社会。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优先事项和社会整合方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发达国家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世界多样性也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在全球约200个国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君主制国家，又有共和制国家；既有权力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又有权力分散的联邦制国家。无论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程度，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是各国人民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更无权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4]，就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使“各种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6]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但世界多样化的发展状况不会改变。
世界多样性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我们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发展模式多样化，就是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题中之意。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都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和参与国际事务。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地区之内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谈判、平等协商的政治途径，才能求得解决。国际社会的事务，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扩大各国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
历史反复证明，世界发展的主体是各国人民。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集中智慧和力量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保障各个国家的主权平等、内政不受干涉和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的共同进步。
世界多极化有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
当今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未得到根本改善。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不仅是传统安全问题，而且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在走向多极化的世界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构想，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说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一理论构想深刻地指出，旧的国际秩序的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应当在国际社会公认的、被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衡量国际关系是非曲直的准绳，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为转移。建立国际新秩序，综合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2-2]，有力地指导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且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两极格局解体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江泽民深刻洞察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并且有效地付诸于中国外交的实践。最近，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点主张，表达了我国对此问题的建设性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赞许。
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要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各国通过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生产力创造出巨大财富，也加剧了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等。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成长。这是各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要求。应当指出，摆脱贫困已经成为新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消除贫困，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奋斗的目标，而且是发达国家理应负起的责任。发达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拿出诚意，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寻求全球性解决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贫困和恢复经济增长，跟上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实现共赢共存。目前，发达国家掌握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未从中受益，有些甚至被“边缘化”。面对国际竞争激烈、经济风险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的不利形势和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等长期制约发展的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遭遇严峻挑战。其源就在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真正建立。为此，国际社会将经济全球化的重点转向消除贫困，还有赖于各国携手排除经济关系中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做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贸、科技、人文的交流与合作。而解决生态恶化、贫困加剧、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也有赖于各国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密切协作。这同样是各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要求。
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5]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必须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和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我们主张普遍持久的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营造国际和平环境。各国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顺利地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争议，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存在领海争议的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三国，开始搁置争议，共商开发南中国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从而践行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解决这类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设想。这些案例为国际社会处理地区问题、谋求地区和平与稳定提供新鲜经验，不仅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倡导新安全观的楷模，而且具有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替代的。当前，联合国把发展问题摆到突出的位置，有利于平等地分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及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联合国把维和重点放在防止冲突的发生和蔓延上，必须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严格按照安理会的授权并在其监督下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制裁措施，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制裁造成的损失，并且适时地减轻或者取消制裁。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联合国的改革也应该充分反映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意志，特别要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根本利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长为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理应对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中国愿意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密切合作，为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而努力；愿意就联合国工作的有关问题与其他国家保持经常性磋商，视情况协调行动；愿意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巩固21世纪的集体安全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使国际社会走向和平、稳定、繁荣。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反对用“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来诋毁和践踏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建立国际新秩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考察近现代百年世界史可以看出，新秩序取代旧秩序通常有剧变和渐变两种途径。剧变的途径即通过战争方式进行国际新旧力量的较量，彻底颠覆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如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渐变的途径即大国通过相互调适，逐渐地改造现行国际秩序，最终实现新旧秩序的转变。为了实现国际秩序的渐变，国际社会中代表新旧秩序的不同力量必须共处于同一运行机制之下，经过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妥协，共同推动秩序的变革。历史发展的长波周期显示，渐变是常态，剧变是非常态。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所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剧变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身处其中的现行国际秩序，谋求在现行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中占据有利位置，维护与延伸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我们要尽快熟悉和有效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与国际规则的磋商、制定和多边外交活动，正确处理我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友好合作。
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人们应该而且能够通力合作，促进世界走向多极化，进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最终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国际政治的力量组合和国际关系的利益结构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自上世纪末期开始显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世界多样性的客观规律。在这一大背景下，要和平、谋稳定、促合作、求发展，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成为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
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世界格局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力量，经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与态势。世界格局的构成类型分为世界经济格局、军事格局和政治格局，基本内容包括实力分布和关系结构。国家之间的实力分布对于世界格局更具基础性，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对于世界格局的性质施加重要影响。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最早从理论上引入“极”的概念来区分世界政治格局的不同类型。那些能够深刻影响国际事务的主要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国际政治中的“极”。在国际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中心的数量，决定着世界政治格局是单极体系、两极体系，还是多极体系。学者们把分析世界格局的这种方法称作“力量结构论”。依此而论，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两大阵营的形成、对峙和斗争，构成了那个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核心，即所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到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开始进入转换时期。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多极化就已经在两极格局中孕育和萌发。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与组合，带来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这不仅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而且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推动多极化趋势“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1]
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几大政治力量相对突出。它们之间互相竞争、互相借重、互相制衡，而战略力量的对比十分不平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保持明显优势。冷战结束后，美国坚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竭力推行单边主义，试图主导国际与地区的事务，受到其他国际力量的制约。欧盟作为当今世界联系最紧密的国家集团正在稳步扩大，其整体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在建成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货币体系之后，欧盟正在致力于政治上的联合。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深入，欧洲日益成长为在战略上独立于美国的国际政治力量中心。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在军事方面和科技方面拥有相当强的实力，仍然是世界上惟一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核大国。经济的复苏，也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日本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近年来，日本争做国际政治大国的愿望极为强烈。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其和平崛起的宏大姿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邓小平认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2-1]
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1-2]。发展中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多极化趋势健康发展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区域合作与国际合作抗衡超级大国，有力地制约了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倾向。
历史证明，不管是单极格局还是两极格局，归根到底都是霸权格局，都是少数国家对多数国家的操纵、控制和支配。靠武力来维持霸权格局，不能带来和平，并且是引发战争的一个源头。由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严重阻碍各国的普遍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一个根源。因此，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首先，世界格局多极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它有利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和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冲突。其次，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需要。它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便由世界各国来共同决定国际社会的事务。再次，世界格局多极化是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需要。它有利于各国人民实现共同意愿，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也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必须指出，我们主张“世界多极化，不是要重演历史上大国争霸和瓜分势力范围的旧剧，而是要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平等竞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繁荣。”[1-3]就是说，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和平等互利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和特定国家。作为力量中心的大国，负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的重任，但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
世界多极化以世界多样性为基础
时至今日，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格局尚未建立起来。“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1-4]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实力优势在缩小，其他力量中心的实力在发展。一超多强并存竞争。单极与多极的较量，单极倾向可能一时占据上风。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造就各国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冷战时期阵线分明的敌友关系的消失，如俄罗斯是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手，现在却成为美国的反恐盟友；德国和法国是冷战时期美国坚定的同盟者，但在美伊战争中同俄罗斯和中国结成反战联盟，使得合作中的竞争与竞争中的合作成为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中的基调。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斗争中，综合国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中，经济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基础。拥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是决定一国或国家集团能否成为世界一“极”的根本条件。因此，当代各国都优先发展经济。各国竞争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技术的竞争。世界格局多极化能否成为现实，既取决于世界各大力量中心的经济能否迅速发展，也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否腾飞。
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斗争中，军事力量仍然是关键因素。世界上的大国强国，尤其是美国，都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抢占新的国际格局制高点的突破口。它们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军事调整。所谓“新军事变革”，其实质是增强军事实力，强化军事力量在维护和扩展本国利益中的职能，谋求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深刻基础在于世界多样性。正如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进化一样，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一个世界。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流，交流促进发展。世界各国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差异。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方式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在交流中和谐相处、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不断丰富和发展。所以，“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3]
世界的多样性根本体现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大的文明单元至少有十几种，小的文明单元就更多了。在当今世界上，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传统，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是世界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1-5]
世界多样性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当代各国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国家还处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有的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甚至跨入了信息社会。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优先事项和社会整合方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应当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交流、友好合作。发达国家应该采取切实措施，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世界多样性也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在全球约200个国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君主制国家，又有共和制国家；既有权力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又有权力分散的联邦制国家。无论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程度，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根据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是各国人民的主权。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更无权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4]，就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使“各种文明……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6]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但世界多样化的发展状况不会改变。
世界多样性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我们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发展模式多样化，就是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题中之意。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都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和参与国际事务。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地区之内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谈判、平等协商的政治途径，才能求得解决。国际社会的事务，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扩大各国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
历史反复证明，世界发展的主体是各国人民。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集中智慧和力量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共同发展，都要保障各个国家的主权平等、内政不受干涉和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的共同进步。
世界多极化有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
当今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未得到根本改善。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不仅是传统安全问题，而且更多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在走向多极化的世界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构想，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依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说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一理论构想深刻地指出，旧的国际秩序的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应当在国际社会公认的、被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衡量国际关系是非曲直的准绳，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为转移。建立国际新秩序，综合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2-2]，有力地指导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且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两极格局解体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江泽民深刻洞察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并且有效地付诸于中国外交的实践。最近，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点主张，表达了我国对此问题的建设性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赞许。
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要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迫切要求。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各国通过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生产力创造出巨大财富，也加剧了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等。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成长。这是各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要求。应当指出，摆脱贫困已经成为新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消除贫困，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奋斗的目标，而且是发达国家理应负起的责任。发达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拿出诚意，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寻求全球性解决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贫困和恢复经济增长，跟上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实现共赢共存。目前，发达国家掌握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未从中受益，有些甚至被“边缘化”。面对国际竞争激烈、经济风险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的不利形势和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等长期制约发展的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遭遇严峻挑战。其源就在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真正建立。为此，国际社会将经济全球化的重点转向消除贫困，还有赖于各国携手排除经济关系中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做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贸、科技、人文的交流与合作。而解决生态恶化、贫困加剧、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也有赖于各国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密切协作。这同样是各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要求。
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5]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必须彻底摈弃冷战思维和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我们主张普遍持久的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营造国际和平环境。各国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顺利地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争议，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存在领海争议的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三国，开始搁置争议，共商开发南中国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从而践行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解决这类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设想。这些案例为国际社会处理地区问题、谋求地区和平与稳定提供新鲜经验，不仅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倡导新安全观的楷模，而且具有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无法替代的。当前，联合国把发展问题摆到突出的位置，有利于平等地分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及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联合国把维和重点放在防止冲突的发生和蔓延上，必须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严格按照安理会的授权并在其监督下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制裁措施，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制裁造成的损失，并且适时地减轻或者取消制裁。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联合国的改革也应该充分反映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意志，特别要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根本利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长为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理应对国际事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中国愿意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密切合作，为提高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而努力；愿意就联合国工作的有关问题与其他国家保持经常性磋商，视情况协调行动；愿意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巩固21世纪的集体安全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使国际社会走向和平、稳定、繁荣。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我们反对用“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来诋毁和践踏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建立国际新秩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考察近现代百年世界史可以看出，新秩序取代旧秩序通常有剧变和渐变两种途径。剧变的途径即通过战争方式进行国际新旧力量的较量，彻底颠覆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如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渐变的途径即大国通过相互调适，逐渐地改造现行国际秩序，最终实现新旧秩序的转变。为了实现国际秩序的渐变，国际社会中代表新旧秩序的不同力量必须共处于同一运行机制之下，经过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妥协，共同推动秩序的变革。历史发展的长波周期显示，渐变是常态，剧变是非常态。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所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剧变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身处其中的现行国际秩序，谋求在现行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中占据有利位置，维护与延伸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我们要尽快熟悉和有效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与国际规则的磋商、制定和多边外交活动，正确处理我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友好合作。
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人们应该而且能够通力合作，促进世界走向多极化，进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最终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