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西域都护略论 http://www.xjass.com 2009年08月31日 13:51:38 稿源： 龟兹新闻网 作者： 李 大 龙
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王朝之一。西汉一代，自武帝刘彻始，历经昭、宣二帝，逐步完善了对西域的统治，为以后各朝治理西域奠定了基础，也为各朝治理边疆提供了经验。西汉王朝对西域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西域都护的设立就是其中之
一。由于史书记载欠详，目前尚鲜有人对西域都护的来源、职责及与西汉西域所设其它官职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论述。下面仅就所见史料，试图对有关西域都护的一些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一
西域都护的设置时间，《汉书》有三种不同的记载，《百官公卿表上》是“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宣帝纪》则是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为列侯”，明言神爵二年郑吉已是西域都护。《西域传上》则言，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日逐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后人治西域史者，多从其中一说，或认为西域都护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或认为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近有人又提出了两种新的不同见解：一
说认为西域都护初建号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而正式建置是在神爵三年1；另一说则认为西域都护的建立早于神爵二年，不迟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2。然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仍有可商榷之处。 《汉书》有关西域都护始置时间的不同记载，虽然互有矛盾，但也有相同之处，即都与郑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间不同是对郑吉的职务的不同记载所致，因而要想探明西域都护的始置时间，区分上述记载的正误，关键是要弄清楚郑吉的职务变化及其年代。郑吉的职务变化，据《汉书》本传载，郑吉“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遂将至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可见郑吉的职位变化是：郎——侍郎——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西域都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郎为郎中令（武帝时更名光禄勋）所属官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侍郎秩比四百石。但是，虽然郎官的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但同时由于郎官近皇帝，深得信赖，因而也常常由皇帝派往各地，参与地方行政或代表皇帝前往边疆地区去处理某些事务3。又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可证郑吉作为侍郎
率军屯田渠犁是在地节二年。但同书《西域传下》又载：“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千五百人往田。”按汉制，一校为五百人，千五百人当有三校尉，而此时郑吉是侍郎，秩比四百石，何以能率三校尉？疑郑吉是由皇帝派遣具有特殊使命的官员。又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三》，汉破大宛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4。此处校尉已有具体所指，郑吉即为使者当无疑问。可见侍郎郑吉地节二年是以使者的身份率军屯田渠犁的，且职位不是“骑都尉、谏大夫”，《百官公卿表上》关于地节二年初置的记载有误，证明西域都护初建号于地节二年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又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积，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掠其人民以降吉。”可见郑吉破车师是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与《汉书·匈奴传上》地节三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的记载正合。郑吉破车师后，迁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地节三年郑吉破车师后，遵从宣帝“田渠犁及车师”的指示，分“吏
卒三百人别田车师”5。但是，西汉在车师屯田遭到了匈奴的极力反对，多次出兵进行骚扰。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迫乌孙、西域。”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匈奴又遣左右奥鞬“各率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6。西汉“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7。西汉迁车师至渠犁后，郑吉的职务是否有变化，史书不见明确记载，但居延汉简中有一枚上书：“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宜建都□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至将车□发”8。值得注意的是“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和“使都护檄书”。“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当指郑吉无疑。“使都护檄书”，刘洪波先生在前注文中认为喻示着郑吉是“使都护”，而“使都护”的全称应该是“使西域都护”或“西域都护”。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欠妥。其一，如此时郑吉是西域都护，那么前面就不会有“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而应是如《汉书·宣帝纪》的说法“西域都护骑都尉郑吉”。其二，此时西汉虽迁车师国至渠犁，但仅是指车师一部，车师其它各部和山北诸国，以及车师故地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郑吉对车师及其周围诸国并没有控制权，称其为“都护”名不符实。因而笔者认为此时郑吉的身份应是“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这样与《汉书·西域传上》“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以校尉光禄大夫将兵迎日逐王降”的记载亦合。
据《汉书·匈奴传》载，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 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因“素与握衍朐 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归汉。”“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9，吉为安远侯。如前引《汉书·西域传上》的记载，郑吉、先贤掸受封是在神爵三年。查《汉书·景武帝昭宣元成功臣表》，郑吉受封是在“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可证郑吉迎日逐王是始于神爵二年，但整个事件的结束，即先贤掸、郑吉受封是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书·宣帝纪》把整个事件的处理全部放在了神爵二年，因而是错误的。 匈奴日逐王降西汉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10由此罢，故而郑吉得以护整个西域，是为西域都护，时间是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 二 西域都护的职责，据《汉书·西域传上》载，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后，“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始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 ，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
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明言西域都护职责有三：（1）并护南北两道；（2）管理屯田校尉；（3）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可是，查《汉书》有关各传对西域都护职责的记载，与上述记载颇异。《郑吉传》载：“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即指明西域都护是“镇抚诸国”，而非护南北两道，但诸国的范围没有进一步明载。《百官公卿表上》则载：西域都护加官，“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明言是“护西域三十六国。”西域都护的职责是护道还是护国，或二者兼有之；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还是“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由于上述各传记载不同，一直是史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西域都护是护国还是护道，古今学者多主护道，如师古在注《汉书·西域传上》中认为：“都犹总也，言总护南北之道。”后人亦多从之，如《民族词典》西域都护条即认为“其职务主要是保护和管理屯田并兼护南北二道。”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商榷之处。西汉经营西域的目的是“断匈奴右臂”，此策出自张骞。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击匈奴于幕北，河西一带空无匈奴，张骞因而建议武帝；“蛮夷蛮故地，又贪汉财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为外臣”11。可见“断匈奴右臂”是指联姻乌孙，
“招以东居故地”，并进而使“大夏之属”成为“西汉外臣”，而非只是开通保护西域通道。汉哀帝时黄门郎杨雄曾就西汉经营西域有过评论，他认为“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12。也明言西汉历代经营西域的目的在于“都护三十六国”而非护道。再者，以西域都护是护国而非护道来解释“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及“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等对西域都护职责的不同记载亦较合情理，只要西域诸国安定，西域之路也必畅通，此理甚明。 关于西域都护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还是“使护西域三十六国”，后人多主前说，然按笔者的分析，西域都护的职责应是“督察”乌孙、康居诸西域外围大国，“有变以闻”，而对西域三十六国则负有“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亦即《汉书·郑吉传》所载“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但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西域都护的职责也有所变化，“诸国”的范围有所扩大，其中主要是由“督察”乌孙，改为在使者的帮助下管理乌孙。 乌孙，据《汉书·西域传下》乌孙条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是西域大国之一，在西汉统一、统治西域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西汉与乌孙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以前双方联姻联盟时期和以后乌孙分裂，正式接受西汉统治时期。在前期，由于乌孙是西域强国，
且“本与大月氏共在郭煌间”13，因而成为西汉经营西域过程中首先争取的目标。元狩四年张骞携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十万钜”14，前往西域“厚赂”乌孙。元封年间，西汉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弥，“为右夫人”15。后细君公主死，汉又遣楚王戊之孙解忧公主再次远嫁乌孙昆弥，汉乌和亲。随着汉乌和亲的实现，双方在对待匈奴问题上结成了联盟。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乌联军共击匈奴，乌孙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合击匈奴。乌孙兵“至右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 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16。在西汉统一西域的过程中，乌孙军队也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常惠率军伐龟兹，其军队中即有“乌孙兵七千人”17。在这一时期，西汉同乌孙虽然实现了和亲、联盟，但双方关系一直是平等互助的，西汉对乌孙并无直接管辖权。神爵三年西域都护建立，标志着西汉统一西域的完成，同时也喻示着乌孙失去了原有的位置，特别是神爵二年西汉外孙元贵靡没能承袭乌孙昆弥位，而是由亲匈奴的泥靡即位，西汉开始感到乌孙强大是西汉统治西域的潜在危胁，下述解就公主与西汉使者合谋杀狂王（泥靡）即证明了这一点，因而西域都护负有“督察”乌孙，“有变以闻”，随时向西汉统治者汇报的职责也就不难理解了。 促使乌孙由西汉的同盟者转为被统治者的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西汉公主解忧和使者谋杀狂王及由此而引起的乌就屠反汉事件。甘露元年，由于乌孙昆弥狂王不甘心接受西汉王朝的控制，与西汉公
主解忧发生矛盾，西汉遣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以护送侍子为名，前来乌孙与公主合谋推翻狂王，但结果狂王负伤逃走，其子细沈瘦率军兵围西汉使者、公主于赤谷城中，“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18。但谋杀狂王事件引起了乌孙内乱，当时匈奴外孙乌就屠“与诸翕侯俱去”，拥兵北山，扬言匈奴大兵将至，谋杀了狂王而自立为乌孙昆弥，举起了反汉大旗。同年，西汉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万五千精兵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19。乌就屠面对西汉大军压境，加之解忧公主侍者冯嫽的劝诱，同意由元贵靡为大昆弥，自己为小昆弥。于是，西汉宣帝召回冯嫽问明情况。乃遣其为持节使，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前往册封，同时西汉派长罗侯常惠率军千五百人屯田赤谷，乌孙由此正式接受西汉统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西域都护郑吉在西汉公主及使者被围数月后方率兵前来解围，对乌就屠的公然反汉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而是由西汉派军队前来镇压，并且宣帝又“征冯夫人，自问状”，进而派使者前来处理乌就屠反汉事件，说明西域都护郑吉只有“督察”乌孙而无擅自处理乌孙事务的权力，因而笔者认为在前期西域都护对乌孙没有“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乌孙分裂为大、小昆弥两部后，尤其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2年）解忧公主返汉后，西域都护始有管理乌孙的权力，但管理是在使者的协助下进行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士卒百人送焉。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
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讨之。”再如同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小昆弥末振将“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粟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可证西域都护在使者的协助下管理乌孙事务。 康居，《汉书·西域传上》明载康居“不属都护”。但是在西域都护郭舜任职期间曾上书成帝，言：“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但成帝未接受郭舜的建议，“终羁縻而未绝”20。郭舜的建议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康居遣子侍汉；其二西域都护所属官吏经常前往康居。康居遣子侍汉，且西汉对康居采取的是“羁縻”政策，又经常派遣使者前往康居，并要求康居王拜汉使者，是否可以认为康居对西汉在政治上有某种依附关系？如果是，那么西域都护“吏至其国”，可以认为是西域都护在行使对康居的“督察”之责，且西域都护郭舜向西汉统治者汇报西汉使者、西域都护吏在康居的遭遇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与《汉书·西域传上》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的记载亦正合。既然西域都护具有“督察”康居的职责，那么是否也具有“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呢？笔者认为没有。查《汉书》各传，西汉西域都护发兵康居仅有一次，即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戊己校尉屯田兵及西域诸国兵入
康居诛郅支单于。对于此事，当时元帝曾下诏称其“擅兴师矫制而征之”21。可见西域都护对康居并无“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不然何以称之为“擅兴兵矫制“呢？ 基于上述，西域都护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国，“镇抚”西域三十六国，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镇抚”的范围扩大到了乌孙。 三 西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的前后，也设置了其它一些官职，如伊循都尉、戊已校尉、屯田校尉等，西域都护与它们的关系如何，由于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此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 伊循都尉 《汉书·西域传上》载：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杀楼兰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更其名为鄯善。尉屠耆即位后，因“前王有子在，恐为所诛”，要求西汉屯田“地肥美的”伊循城，以“得依其威重”。于是西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其后更置都尉”。明言伊循都尉的职责是“田伊循以镇抚”鄯善。 戊己校尉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又《汉书·西域传下》载：“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可见戊己校尉是负责车师屯田的官员。 屯田校尉 《汉书·西域传上》载：郑吉升任西域都护后，“于是徙
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可证汉在西域设有管理屯田的屯田校尉。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汉书》有关各传，记载较详细的是伊循、渠犁、车师故地及乌孙赤谷城。伊循、车师故地屯田已如上述。西汉在渠犁的屯田始于地节二年，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当时“凡三校尉屯田”，可知有三屯田校尉。乌孙赤谷屯田《汉书·西域传下》乌孙条：“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也有三屯田校尉。 如前述，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及渠犁、赤谷、北胥鞬等地均有屯田，而上引《汉书·西域传上》有“屯田校尉始属都护”的记载，是否喻示着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及各地的屯田校尉都在西域都护的统领之下，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都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级，类于西汉在周边各地所设属国都尉，不应归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据《汉书·陈汤传》载，建昭三年陈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西域都护也无调用戊己校尉的权力。赤谷屯田校尉，如前引史料明言由长罗侯常惠统领，也不应属都护。因而上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之屯田校尉应仅指西域都护治所附近和北胥鞬一带的屯田校尉，如渠犁屯田校尉和北胥鞬屯田校尉。 西域都护与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和赤谷屯田校尉，相互关系如何？笔者认为是主辅关系，即由西域都护行使对西域诸国的管理权，而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及赤谷屯田校尉负责保卫西域的安全，免遭外敌入
侵，同时由于上述诸官所管屯田属军屯，其屯田士卒有时也参与西域都护平定西域内乱。 这种关系是由诸官屯田之地的战略地位决定的。《汉书·西域传上》载，汉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鄯善、车师位于南北两道之要冲，是汉西出西域必经之路，且二地与匈奴右地地接，同时也为匈奴入西域的通道，因而在西汉图西域之始即为汉匈必争之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由于楼兰、姑师数劫杀汉使，“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武帝派遣赵破奴将兵数万击姑师、楼兰，“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匈奴遣楼兰质子回国，得立楼兰王，“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22。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受命刺杀楼兰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改其名为鄯善，为防止匈奴再夺鄯善，同时也为了加强对鄯善的统治，应尉屠耆的要求，西汉始在鄯善之伊循屯田，伊循都尉之设即缘于此。西汉在夺取楼兰后，目标转向车师。汉元封三年汉破姑师后，姑师分裂为车师前后及山北六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天汉二年、征和四年西汉两次发兵击车师，均为匈奴夺回。昭帝时，匈奴遣四千骑屯车师，至宣帝遣大军击匈奴，其屯田兵始撤回。地节二年，西汉遣郑吉率三校军卒屯田渠犁，再夺车师，后几经反复，终破车师，汉“分田车师地以实之”23。但遭到了匈奴频繁进攻，不久汉被迫徙车师国民于渠犁，放弃了车师故地。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汉始
又据车师地，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率军屯“车师故地”24以防备匈奴。 西汉屯田乌孙赤谷的起因是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25与大昆弥，且“众心心皆附小昆弥，”而西汉外孙大昆弥元贵靡力量弱小，为防止乌孙小昆弥在匈奴的支持下夺取乌孙，威胁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同时也为了扶持元贵靡，遣长罗侯常惠率三校屯田赤谷，以维护西汉对乌孙的控制。鄯善、车师和乌孙的归汉，不仅堵住了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且在三地屯田，设置官职，驻军防守，成为西域与匈奴间的一条防线，西域从匈奴的威胁之下解脱出来，西域都护全力实施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同时，上述三地的屯田士卒，尤其是戊己校尉屯田士卒，在皇帝的允许之下，西域都护亦可调动，或由西汉派遣使者统领，用于平定西域内部的叛乱。如前述陈汤即假借皇帝之命调戊己校尉兵平定郅支单于叛乱；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汉遣段会宗率戊己校尉兵西入乌孙，诛杀番丘26等。可见屯田士卒不仅保卫着西域且也是维持西域内部安定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综上所述，西域都护源于西汉最初向西域派遣管理屯田的使者，而使护鄯善以西使者改称西域都护是在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西域都护的职责是“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但“诸国”最初的范围是指西域三十六国，对乌孙、康居诸西域外围大国具有“督察”作用，后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西汉对乌孙力量的削弱，“诸国”的范围始含有乌孙在内。西域都护是西域的行政长官，其北部靠近匈奴的重要地区，如车师、鄯善、乌孙等地，西汉也委派有专职官员率军屯守，
首属中央，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边防军，负责保卫西域，同时有时也参加西域都护的平叛活动，西域都护与它们的关系是主辅关系，都护负责内政，上述诸官负责边防，共同维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
西汉西域都护略论 http://www.xjass.com 2009年08月31日 13:51:38 稿源： 龟兹新闻网 作者： 李 大 龙
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强盛的王朝之一。西汉一代，自武帝刘彻始，历经昭、宣二帝，逐步完善了对西域的统治，为以后各朝治理西域奠定了基础，也为各朝治理边疆提供了经验。西汉王朝对西域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西域都护的设立就是其中之
一。由于史书记载欠详，目前尚鲜有人对西域都护的来源、职责及与西汉西域所设其它官职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论述。下面仅就所见史料，试图对有关西域都护的一些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一
西域都护的设置时间，《汉书》有三种不同的记载，《百官公卿表上》是“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宣帝纪》则是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为列侯”，明言神爵二年郑吉已是西域都护。《西域传上》则言，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日逐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后人治西域史者，多从其中一说，或认为西域都护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或认为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近有人又提出了两种新的不同见解：一
说认为西域都护初建号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而正式建置是在神爵三年1；另一说则认为西域都护的建立早于神爵二年，不迟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2。然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仍有可商榷之处。 《汉书》有关西域都护始置时间的不同记载，虽然互有矛盾，但也有相同之处，即都与郑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时间不同是对郑吉的职务的不同记载所致，因而要想探明西域都护的始置时间，区分上述记载的正误，关键是要弄清楚郑吉的职务变化及其年代。郑吉的职务变化，据《汉书》本传载，郑吉“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遂将至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可见郑吉的职位变化是：郎——侍郎——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西域都护。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郎为郎中令（武帝时更名光禄勋）所属官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侍郎秩比四百石。但是，虽然郎官的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但同时由于郎官近皇帝，深得信赖，因而也常常由皇帝派往各地，参与地方行政或代表皇帝前往边疆地区去处理某些事务3。又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可证郑吉作为侍郎
率军屯田渠犁是在地节二年。但同书《西域传下》又载：“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千五百人往田。”按汉制，一校为五百人，千五百人当有三校尉，而此时郑吉是侍郎，秩比四百石，何以能率三校尉？疑郑吉是由皇帝派遣具有特殊使命的官员。又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三》，汉破大宛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4。此处校尉已有具体所指，郑吉即为使者当无疑问。可见侍郎郑吉地节二年是以使者的身份率军屯田渠犁的，且职位不是“骑都尉、谏大夫”，《百官公卿表上》关于地节二年初置的记载有误，证明西域都护初建号于地节二年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又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积，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归渠犁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掠其人民以降吉。”可见郑吉破车师是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与《汉书·匈奴传上》地节三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的记载正合。郑吉破车师后，迁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地节三年郑吉破车师后，遵从宣帝“田渠犁及车师”的指示，分“吏
卒三百人别田车师”5。但是，西汉在车师屯田遭到了匈奴的极力反对，多次出兵进行骚扰。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迫乌孙、西域。”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匈奴又遣左右奥鞬“各率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6。西汉“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7。西汉迁车师至渠犁后，郑吉的职务是否有变化，史书不见明确记载，但居延汉简中有一枚上书：“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副卫司马富昌丞庆都尉宜建都□乃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至将车□发”8。值得注意的是“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和“使都护檄书”。“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当指郑吉无疑。“使都护檄书”，刘洪波先生在前注文中认为喻示着郑吉是“使都护”，而“使都护”的全称应该是“使西域都护”或“西域都护”。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欠妥。其一，如此时郑吉是西域都护，那么前面就不会有“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而应是如《汉书·宣帝纪》的说法“西域都护骑都尉郑吉”。其二，此时西汉虽迁车师国至渠犁，但仅是指车师一部，车师其它各部和山北诸国，以及车师故地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郑吉对车师及其周围诸国并没有控制权，称其为“都护”名不符实。因而笔者认为此时郑吉的身份应是“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这样与《汉书·西域传上》“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以校尉光禄大夫将兵迎日逐王降”的记载亦合。
据《汉书·匈奴传》载，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 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因“素与握衍朐 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归汉。”“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9，吉为安远侯。如前引《汉书·西域传上》的记载，郑吉、先贤掸受封是在神爵三年。查《汉书·景武帝昭宣元成功臣表》，郑吉受封是在“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可证郑吉迎日逐王是始于神爵二年，但整个事件的结束，即先贤掸、郑吉受封是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书·宣帝纪》把整个事件的处理全部放在了神爵二年，因而是错误的。 匈奴日逐王降西汉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10由此罢，故而郑吉得以护整个西域，是为西域都护，时间是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 二 西域都护的职责，据《汉书·西域传上》载，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后，“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始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 ，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
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明言西域都护职责有三：（1）并护南北两道；（2）管理屯田校尉；（3）督察乌孙、康居诸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可是，查《汉书》有关各传对西域都护职责的记载，与上述记载颇异。《郑吉传》载：“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即指明西域都护是“镇抚诸国”，而非护南北两道，但诸国的范围没有进一步明载。《百官公卿表上》则载：西域都护加官，“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明言是“护西域三十六国。”西域都护的职责是护道还是护国，或二者兼有之；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还是“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由于上述各传记载不同，一直是史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西域都护是护国还是护道，古今学者多主护道，如师古在注《汉书·西域传上》中认为：“都犹总也，言总护南北之道。”后人亦多从之，如《民族词典》西域都护条即认为“其职务主要是保护和管理屯田并兼护南北二道。”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可商榷之处。西汉经营西域的目的是“断匈奴右臂”，此策出自张骞。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击匈奴于幕北，河西一带空无匈奴，张骞因而建议武帝；“蛮夷蛮故地，又贪汉财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为外臣”11。可见“断匈奴右臂”是指联姻乌孙，
“招以东居故地”，并进而使“大夏之属”成为“西汉外臣”，而非只是开通保护西域通道。汉哀帝时黄门郎杨雄曾就西汉经营西域有过评论，他认为“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12。也明言西汉历代经营西域的目的在于“都护三十六国”而非护道。再者，以西域都护是护国而非护道来解释“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及“使护西域三十六国”等对西域都护职责的不同记载亦较合情理，只要西域诸国安定，西域之路也必畅通，此理甚明。 关于西域都护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还是“使护西域三十六国”，后人多主前说，然按笔者的分析，西域都护的职责应是“督察”乌孙、康居诸西域外围大国，“有变以闻”，而对西域三十六国则负有“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亦即《汉书·郑吉传》所载“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但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西域都护的职责也有所变化，“诸国”的范围有所扩大，其中主要是由“督察”乌孙，改为在使者的帮助下管理乌孙。 乌孙，据《汉书·西域传下》乌孙条载“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是西域大国之一，在西汉统一、统治西域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西汉与乌孙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以前双方联姻联盟时期和以后乌孙分裂，正式接受西汉统治时期。在前期，由于乌孙是西域强国，
且“本与大月氏共在郭煌间”13，因而成为西汉经营西域过程中首先争取的目标。元狩四年张骞携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十万钜”14，前往西域“厚赂”乌孙。元封年间，西汉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弥，“为右夫人”15。后细君公主死，汉又遣楚王戊之孙解忧公主再次远嫁乌孙昆弥，汉乌和亲。随着汉乌和亲的实现，双方在对待匈奴问题上结成了联盟。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乌联军共击匈奴，乌孙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合击匈奴。乌孙兵“至右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 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16。在西汉统一西域的过程中，乌孙军队也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常惠率军伐龟兹，其军队中即有“乌孙兵七千人”17。在这一时期，西汉同乌孙虽然实现了和亲、联盟，但双方关系一直是平等互助的，西汉对乌孙并无直接管辖权。神爵三年西域都护建立，标志着西汉统一西域的完成，同时也喻示着乌孙失去了原有的位置，特别是神爵二年西汉外孙元贵靡没能承袭乌孙昆弥位，而是由亲匈奴的泥靡即位，西汉开始感到乌孙强大是西汉统治西域的潜在危胁，下述解就公主与西汉使者合谋杀狂王（泥靡）即证明了这一点，因而西域都护负有“督察”乌孙，“有变以闻”，随时向西汉统治者汇报的职责也就不难理解了。 促使乌孙由西汉的同盟者转为被统治者的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西汉公主解忧和使者谋杀狂王及由此而引起的乌就屠反汉事件。甘露元年，由于乌孙昆弥狂王不甘心接受西汉王朝的控制，与西汉公
主解忧发生矛盾，西汉遣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以护送侍子为名，前来乌孙与公主合谋推翻狂王，但结果狂王负伤逃走，其子细沈瘦率军兵围西汉使者、公主于赤谷城中，“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18。但谋杀狂王事件引起了乌孙内乱，当时匈奴外孙乌就屠“与诸翕侯俱去”，拥兵北山，扬言匈奴大兵将至，谋杀了狂王而自立为乌孙昆弥，举起了反汉大旗。同年，西汉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万五千精兵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19。乌就屠面对西汉大军压境，加之解忧公主侍者冯嫽的劝诱，同意由元贵靡为大昆弥，自己为小昆弥。于是，西汉宣帝召回冯嫽问明情况。乃遣其为持节使，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前往册封，同时西汉派长罗侯常惠率军千五百人屯田赤谷，乌孙由此正式接受西汉统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西域都护郑吉在西汉公主及使者被围数月后方率兵前来解围，对乌就屠的公然反汉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行动，而是由西汉派军队前来镇压，并且宣帝又“征冯夫人，自问状”，进而派使者前来处理乌就屠反汉事件，说明西域都护郑吉只有“督察”乌孙而无擅自处理乌孙事务的权力，因而笔者认为在前期西域都护对乌孙没有“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乌孙分裂为大、小昆弥两部后，尤其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2年）解忧公主返汉后，西域都护始有管理乌孙的权力，但管理是在使者的协助下进行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士卒百人送焉。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
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讨之。”再如同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小昆弥末振将“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雌粟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可证西域都护在使者的协助下管理乌孙事务。 康居，《汉书·西域传上》明载康居“不属都护”。但是在西域都护郭舜任职期间曾上书成帝，言：“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但成帝未接受郭舜的建议，“终羁縻而未绝”20。郭舜的建议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康居遣子侍汉；其二西域都护所属官吏经常前往康居。康居遣子侍汉，且西汉对康居采取的是“羁縻”政策，又经常派遣使者前往康居，并要求康居王拜汉使者，是否可以认为康居对西汉在政治上有某种依附关系？如果是，那么西域都护“吏至其国”，可以认为是西域都护在行使对康居的“督察”之责，且西域都护郭舜向西汉统治者汇报西汉使者、西域都护吏在康居的遭遇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与《汉书·西域传上》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的记载亦正合。既然西域都护具有“督察”康居的职责，那么是否也具有“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呢？笔者认为没有。查《汉书》各传，西汉西域都护发兵康居仅有一次，即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戊己校尉屯田兵及西域诸国兵入
康居诛郅支单于。对于此事，当时元帝曾下诏称其“擅兴师矫制而征之”21。可见西域都护对康居并无“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的职责，不然何以称之为“擅兴兵矫制“呢？ 基于上述，西域都护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国，“镇抚”西域三十六国，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镇抚”的范围扩大到了乌孙。 三 西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的前后，也设置了其它一些官职，如伊循都尉、戊已校尉、屯田校尉等，西域都护与它们的关系如何，由于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此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 伊循都尉 《汉书·西域传上》载：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杀楼兰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更其名为鄯善。尉屠耆即位后，因“前王有子在，恐为所诛”，要求西汉屯田“地肥美的”伊循城，以“得依其威重”。于是西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其后更置都尉”。明言伊循都尉的职责是“田伊循以镇抚”鄯善。 戊己校尉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又《汉书·西域传下》载：“其后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可见戊己校尉是负责车师屯田的官员。 屯田校尉 《汉书·西域传上》载：郑吉升任西域都护后，“于是徙
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可证汉在西域设有管理屯田的屯田校尉。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汉书》有关各传，记载较详细的是伊循、渠犁、车师故地及乌孙赤谷城。伊循、车师故地屯田已如上述。西汉在渠犁的屯田始于地节二年，据《汉书·西域传下》载当时“凡三校尉屯田”，可知有三屯田校尉。乌孙赤谷屯田《汉书·西域传下》乌孙条：“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也有三屯田校尉。 如前述，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及渠犁、赤谷、北胥鞬等地均有屯田，而上引《汉书·西域传上》有“屯田校尉始属都护”的记载，是否喻示着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及各地的屯田校尉都在西域都护的统领之下，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都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级，类于西汉在周边各地所设属国都尉，不应归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据《汉书·陈汤传》载，建昭三年陈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西域都护也无调用戊己校尉的权力。赤谷屯田校尉，如前引史料明言由长罗侯常惠统领，也不应属都护。因而上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之屯田校尉应仅指西域都护治所附近和北胥鞬一带的屯田校尉，如渠犁屯田校尉和北胥鞬屯田校尉。 西域都护与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和赤谷屯田校尉，相互关系如何？笔者认为是主辅关系，即由西域都护行使对西域诸国的管理权，而伊循都尉，戊己校尉及赤谷屯田校尉负责保卫西域的安全，免遭外敌入
侵，同时由于上述诸官所管屯田属军屯，其屯田士卒有时也参与西域都护平定西域内乱。 这种关系是由诸官屯田之地的战略地位决定的。《汉书·西域传上》载，汉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鄯善、车师位于南北两道之要冲，是汉西出西域必经之路，且二地与匈奴右地地接，同时也为匈奴入西域的通道，因而在西汉图西域之始即为汉匈必争之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由于楼兰、姑师数劫杀汉使，“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武帝派遣赵破奴将兵数万击姑师、楼兰，“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匈奴遣楼兰质子回国，得立楼兰王，“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22。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受命刺杀楼兰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改其名为鄯善，为防止匈奴再夺鄯善，同时也为了加强对鄯善的统治，应尉屠耆的要求，西汉始在鄯善之伊循屯田，伊循都尉之设即缘于此。西汉在夺取楼兰后，目标转向车师。汉元封三年汉破姑师后，姑师分裂为车师前后及山北六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天汉二年、征和四年西汉两次发兵击车师，均为匈奴夺回。昭帝时，匈奴遣四千骑屯车师，至宣帝遣大军击匈奴，其屯田兵始撤回。地节二年，西汉遣郑吉率三校军卒屯田渠犁，再夺车师，后几经反复，终破车师，汉“分田车师地以实之”23。但遭到了匈奴频繁进攻，不久汉被迫徙车师国民于渠犁，放弃了车师故地。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汉始
又据车师地，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率军屯“车师故地”24以防备匈奴。 西汉屯田乌孙赤谷的起因是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25与大昆弥，且“众心心皆附小昆弥，”而西汉外孙大昆弥元贵靡力量弱小，为防止乌孙小昆弥在匈奴的支持下夺取乌孙，威胁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同时也为了扶持元贵靡，遣长罗侯常惠率三校屯田赤谷，以维护西汉对乌孙的控制。鄯善、车师和乌孙的归汉，不仅堵住了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且在三地屯田，设置官职，驻军防守，成为西域与匈奴间的一条防线，西域从匈奴的威胁之下解脱出来，西域都护全力实施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同时，上述三地的屯田士卒，尤其是戊己校尉屯田士卒，在皇帝的允许之下，西域都护亦可调动，或由西汉派遣使者统领，用于平定西域内部的叛乱。如前述陈汤即假借皇帝之命调戊己校尉兵平定郅支单于叛乱；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汉遣段会宗率戊己校尉兵西入乌孙，诛杀番丘26等。可见屯田士卒不仅保卫着西域且也是维持西域内部安定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综上所述，西域都护源于西汉最初向西域派遣管理屯田的使者，而使护鄯善以西使者改称西域都护是在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西域都护的职责是“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但“诸国”最初的范围是指西域三十六国，对乌孙、康居诸西域外围大国具有“督察”作用，后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西汉对乌孙力量的削弱，“诸国”的范围始含有乌孙在内。西域都护是西域的行政长官，其北部靠近匈奴的重要地区，如车师、鄯善、乌孙等地，西汉也委派有专职官员率军屯守，
首属中央，是西汉在西域设置的边防军，负责保卫西域，同时有时也参加西域都护的平叛活动，西域都护与它们的关系是主辅关系，都护负责内政，上述诸官负责边防，共同维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