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于连性格的复杂性
陈运兴
内容提要：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塑造了一个因才华出众而高傲、自负，又因出身卑微而深度自卑；一个虚伪而又纯真，成熟世故却又天真无邪的于连这一人物形象,同时也描述了于连畸形的恋爱历程。卑微者企图以一己之力去反抗时代和命运的不公，终只是徒劳伤嗟，留下唏嘘不已的自白经久之后发人深省。
关键词：于连 复杂性格 剖析
作者简介：陈运兴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学生
一
从最广阔的意义上说，文学乃是一种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心理学，它所揭示的不只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内容，而且是广阔的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心理的深层结构的一种揭示。简言之，文学可谓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司汤达自诩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认为只有人的心灵才是最真实的，而他也被称之为是近代心理小说的先驱。《红与黑》一书亦被认为是具有超前意义的小说。正是作家从人性心理构成的角度去理解和塑造人物，从人物的内心出发，根据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原则，安排了小城维里埃；森严恐怖、钳制自由思想的贝尚松神学院；以及阴谋伪善的中心，弥漫着紧张气氛的巴黎木尔侯爵府第这三个典型环境。其中又由德·瑞那市长、福利莱神父、彼拉神父、瓦列诺、木尔侯爵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全书的内在联系，而这些都是通过于连将这些零落的环节有机地串联统一起来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对于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将“人”的学说与反封建的革命意识融合在一起，熔铸成《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他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深度理解和坚定信念注入于连的头脑，将自己强烈的爱憎和自己敏锐的判断力赋予于连的灵魂。总之，他成功的
使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成了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反映着法国社会新旧交替时代的观念更新，甚至可以说理解了于连这一人物就等于理解了法国大革命。勿庸讳言，于连这一人物高度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是那个时期作家在典型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
作为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是被排斥在中小资产阶级之外的“才智之士”的代表，他们有幸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仍不能凭借才智分配到应有的地位，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功绩所鼓舞，早在心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标准，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和毅力之上大大优于在惰性、虚荣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出于出身卑微而只得处在受人歧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而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到上流社会的角斗场。而《红与黑》中于连·索莱尔正是这一阶层的典型形象。作为典型，他有着这一阶层的性格共性，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物他有着自身的人际交往，特殊的人生际遇，这又造就了于连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
他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为求得自身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他寻觅各种机遇，要和压制他的社会争一日之短长。但他却又自甘堕落，生性正直又常常说谎欺骗。他有时勇敢，有时卑怯，有时热情，有时冷酷，有时天真，有时又老谋深算。这一切在他的性格逻辑中得到了难以想象的统一。然而，这一切复杂性格，从作者所言及的人性心理构成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后天的环境对于连的性格形成和演变有着不可小窥的力量。
二
在中国的〈〈三字经〉〉中，开篇便写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难看出，人的天性是纯真善良的，然而，人具有社会属性，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正是与社会接触及对社会的认知造就了不同的性格迥异的人。又有“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可以想象，环境之于人的影响有多大。于连自少年时代
便抱定了出人头地的决心，也曾做过无数有关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凭借身佩的长剑摆脱贫穷的地位，三十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或凭借某个美妇人的推荐而能挤身上流社会。然而，于连不幸生不逢时，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甚至没有穿上军服的可能，唯一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可能就只有当教士了。于连十四岁时，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就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这使他对军戎生活所能创造的价值的认识为之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从此，他便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转而发奋攻读神学了。他想：“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治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神父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①
从此，他便深埋自己的理想，因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不允许他有理想，贵族阶级容不下拿破仑的追崇者，为了隐埋自己的抱负，他甚至可以让诋毁拿坡仑的话溢于言表。于连厌恶跟仆人一起吃饭，因为他憎恨自己的阶级，他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深感自卑，正基于此，自己不能凭借自身才华分配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为了飞黄腾达，他可以做令人痛苦得多的事情，他的这种痛苦来之于卢梭的《忏悔录》，他全靠这本书来想象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看出他的前途取决于年长的本堂神甫谢郎，他也熟悉《教皇论》，虽然这两本书他都不相信。渐渐地，他学会了虚伪和伪装。
于连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对自己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他周围，充斥着的是平庸无能之流，他厌恶和鄙视他们，形容他们是怎样的一群蠢人、恶人啊！这些人的平庸无能映衬出他的才华出众，亦让他具有恃才傲物的极度高傲的个性。然而，深度自信者，必有深度的自卑，他对自己的卑微出身和社会地位深为不满，甚至不能容忍和仆人一起吃饭，他认为自己向上流社会出卖灵魂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钱和他们的权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和他们打交道的是我的贫穷，而我的心高高在上。”他所接触的上流社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使他想起自己的出身来，自卑和自信这一对矛盾不可调和地存在于于连的性格之中，它们像天平的砝码，左右上下波动，而在于连身上却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奔腾撞击。
②
由于受野心的驱使，他不得不生活在一连串矛盾之中。他总是挣扎在谎言边缘，譬如他为了拒绝爱丽莎而对神父撒谎，良心深感不安，而为了出人头地，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不需要真实，真实只会让自己深陷窘境，而要获得荣誉和地位只能靠虚伪和欺骗，你越希望向上爬就必须越懂得虚伪的艺术，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则成了伪装自己的必须。对于一个阴谋家来说虚伪对于隐藏自己是多么的必要，正如在贝尚松神学院时，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于连只好隐藏自己的才华而不招人嫉恨。
在于连的性格之中还存在一种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妥协性的交织。对于贵族社会中按照身份划分得极为周全的礼貌，谈吐中冷淡轻蔑的表情，餐桌上自己的末席地位……种种无形的刺激，只能加深于连的痛苦和嫉恨。他批判排斥他的集团，拼命掩藏自己的平民意识，他遵循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原则，开始变得虚伪，隐藏自己的信仰，一切都只为自己的理想。于连是一个真真切切的那个社会的人，他用自己的虚伪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的感情屈辱出发，在对统治阶级的特权表示愤慨时，并非不想分享他们特权的一部分，在斥责官场腐败时，自己却不知不觉地仿效他们的行径；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所想到的是“我当遵照给勋章的政府的意志行动”。当他为父亲谋求官职而损害了一个正直的人的利益时，他想：“这不算什么，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出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来。”为了野心，他可以泯灭自己的良知，失去正直，是贵族阶级渐渐满足了他的虚荣，并使他一步步走向自己所憎恶过的虚伪和狡诈，也是这一点点的荣誉和地位的满足成就了他的成熟世故老谋深算，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内心的极端利己主义使他在批判整个社会的同时也就具备了妥协性。 ④③
三
在谈及于连的复杂性格时，不少避免地要言及他的情感经历。在于连的一生中爱情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而在《红与黑》中，作者更是成功地展示了于连的畸形爱情观下的情感经历，正是《红与黑》中对于连情感纠
葛的描写，使司汤达的心理描写更为全面，更显深邃，更加透辟。
于连畸形的爱情观应该始于童年时代，由于自幼丧母，童年时的他便生活在一个对自己横加打骂的父亲与两个粗鲁的哥哥之间。于连从小缺少母爱，他对女性的认知只限于从《圣赫拿岛回忆录》中的描述中得到，他看到拿破仑能借助贵妇之力而挤身上流社会，也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那样得到上流社会的赏识。然而他对女性一无所知，他对女性的认识一开始便是功利性的。以至于他第一次接触女性——德·瑞那夫人时便用了“征服”这一邪恶的字眼，他是为了满足自己可怜的自尊，为的是让这个美丽的妇人能够对自己轻蔑的眼光减轻一点点。他可以肮脏地大胆地去吻这个美丽人儿的手，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心底的自卑，这是于连的第一次对女性征服的战斗，也是他畸形的爱情经历的开始。这个人竟用战斗来形容和女性的交往，爱情被认为是一次次的战斗，一种征服的过程。“认为和女人在一起总有一种责任要履行，想到若做不到就会成为笑柄或招致一种自卑感，他心中的快乐便会烟消云散。”他充分利用才华去吸引女性的目光。从平凡的阿芒达（省会贝尚松的一个小咖啡馆老板）身上，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外貌举止的讨人喜欢，而当他进入木尔侯爵府，他的才华及高傲自负的性格吸引了玛蒂尔德小姐的目光，两个同样高傲自负的人用同样的高傲冷漠牵引住了对方的目光。而于连此时早已在情场历练过一番，他的“不屑一顾”让玛蒂尔德小姐大伤自尊，他善于思考、冷静、不将喜怒形之于色，终于促使玛蒂尔德主动追求于他。然而，于连的出身让这场爱情几次反复，如果说于连和德·瑞那夫人之间尚有一丝一毫的感性冲动的话，而和玛蒂尔德的爱情着实是一场征服的战斗，于连着实煞费苦心，还特地向科拉索夫亲王（于连在伦敦结识的贵族朋友）求教，讨得了五十三封编了号的情书，为了得到玛蒂尔德小姐的芳心，他卑鄙地利用了元帅夫人的感情来刺激玛蒂尔德。在这场爱情角斗中，于连先生完美收场，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身份和地位。
虽然，于连得到了众人之爱，但并不因此而得到了爱情，在他的头脑中，一切都比不上名誉与地位，爱情只为理想而铺路，他和女性的爱情中⑦⑥⑤
大多只有征服后自尊心的满足和随之而来的地位与荣耀，那其中的一点儿纯真的感动和激情在他看来微不足道。而真正的爱是无功利可言的，是付出而不求回报，他的爱情观受到了利己主义原则的影响，也是功利的、畸形的。而在畸形的爱情观下是不可能蕴育真正的爱情的。
四
在于连不断拼搏攀升的一生中，他用征服玛蒂尔德的办法实现了自己的野心。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扶摇直上之际，贵族阶级和教会狼狈为奸，设下圈套，引诱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信，侯爵因此取消了他和玛蒂尔德的婚约，而他苦心隐藏的出身也因此昭告天下，自己像一个剽窃贵族出身的剽窃者被剥光了伪装，于光天化日之下沦为笑柄，这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他无法容忍自己曾经征服了的那么深爱着自己的人背叛自己，毁了自己辛辛苦苦才获得的一切。一种被背叛的羞辱和失望袭上心头，于连于激忿之下，向正在祈祷的市长夫人开枪，市长夫人虽未致命，他却因此深陷囹圄，最后上了断头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在于连深陷囹圄的日子里，他善思的灵魂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程。起初，于连是想到过逃跑的，然而，他不屑和看守商讨，更不耐于听其絮叨，在想到向法官企求开释时他则清楚地知道审判他的阶级是多么的不能容忍他的存在而使他们的身份地位、权利受到亵渎。他回忆了在维里埃的种种美好，开始想念起德·瑞那夫人来，那是他的第一份感情，虽然始于征服，却也有过许多纯真的投入。（如在神学院即将去巴黎之前冒险进入德·瑞那夫人的卧室，这与进入玛蒂尔德的卧室完全不一样，见德·瑞那夫人是因为想和她一诉衷肠，而见玛蒂尔德却是为了证明自己勇敢而不懦弱。）
他仔细地审视了自己奋斗的一生，他恨透了整个社会及它的不公和伪善，厌倦了虚伪的奋斗生活。在这里，属于他自身本质的一切认知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人性的复苏使他不再野心勃勃、满怀心机，同时唤起了他对德·瑞那夫人真诚、强烈的爱，这些皆始于他不再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感情而转变的。
当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时，他深深地责备和羞辱自己，他知
道自己终将被统治阶级所排斥，不得不于绝望中公开地与统治阶级决裂。他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我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他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对待他，只是为了使那些出身卑贱，但有幸受到良好教育的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在司汤达的《自我中心者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句话：“社会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于连的奋斗史和最终灭亡正是作者这段话的绝好证明。
于连死前对自己说：“我在这个监狱里是孤独的，但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曾有那个有力的责任的信念。我为自己规定的责任，无论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好比一个坚强的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依靠，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个人……但是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⑨⑧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作出的总结。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拒绝向整个黑暗的社会企求恩赦，毅然走上断头台，使他的形象耀出最后一抹光彩，可谓是他平民意识复苏后的最后爆发，有着极强的穿透力。
于连的悲剧是对卑鄙落后的王政复辟时代的控诉，但是这样的悲剧同样也从客观上否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即坚持以自身为中心的英雄主义，用孤立的个人行动来和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相抗衡，只有以失败告终。同时，它也提出了个人发展和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让人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司汤达 《红与黑》 郑译林/编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11 P158②同上《红与黑》P85
③同上《红与黑》P250
④同上《红与黑》P354
⑤同上《红与黑》 P46
⑥同上《红与黑》上部第二十四章——省会P145——P150 ⑦同上《红与黑》下部第七章——痛风病发作P247——P250⑧摘自司汤达《自我中心者回忆》P31⑨同上《红与黑》P449
参考文献：
司汤达 《红与黑》
郑译林/编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11
试析于连性格的复杂性
陈运兴
内容提要：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塑造了一个因才华出众而高傲、自负，又因出身卑微而深度自卑；一个虚伪而又纯真，成熟世故却又天真无邪的于连这一人物形象,同时也描述了于连畸形的恋爱历程。卑微者企图以一己之力去反抗时代和命运的不公，终只是徒劳伤嗟，留下唏嘘不已的自白经久之后发人深省。
关键词：于连 复杂性格 剖析
作者简介：陈运兴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学院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学生
一
从最广阔的意义上说，文学乃是一种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心理学，它所揭示的不只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内容，而且是广阔的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心理的深层结构的一种揭示。简言之，文学可谓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司汤达自诩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认为只有人的心灵才是最真实的，而他也被称之为是近代心理小说的先驱。《红与黑》一书亦被认为是具有超前意义的小说。正是作家从人性心理构成的角度去理解和塑造人物，从人物的内心出发，根据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原则，安排了小城维里埃；森严恐怖、钳制自由思想的贝尚松神学院；以及阴谋伪善的中心，弥漫着紧张气氛的巴黎木尔侯爵府第这三个典型环境。其中又由德·瑞那市长、福利莱神父、彼拉神父、瓦列诺、木尔侯爵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全书的内在联系，而这些都是通过于连将这些零落的环节有机地串联统一起来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对于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将“人”的学说与反封建的革命意识融合在一起，熔铸成《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他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深度理解和坚定信念注入于连的头脑，将自己强烈的爱憎和自己敏锐的判断力赋予于连的灵魂。总之，他成功的
使他笔下的这个人物成了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反映着法国社会新旧交替时代的观念更新，甚至可以说理解了于连这一人物就等于理解了法国大革命。勿庸讳言，于连这一人物高度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是那个时期作家在典型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典型人物。
作为社会典型，于连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是被排斥在中小资产阶级之外的“才智之士”的代表，他们有幸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仍不能凭借才智分配到应有的地位，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这类人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为拿破仑的功绩所鼓舞，早在心中粉碎了封建等级的权威，而将个人才智视为分配社会权力的唯一标准，他们大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在智力和毅力之上大大优于在惰性、虚荣环境中长大的贵族青年，只是出于出身卑微而只得处在受人歧视的仆役地位。对自身地位的不满，激起这个阶层对社会的憎恨，而对荣誉和财富的渴望，又引诱他们到上流社会的角斗场。而《红与黑》中于连·索莱尔正是这一阶层的典型形象。作为典型，他有着这一阶层的性格共性，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物他有着自身的人际交往，特殊的人生际遇，这又造就了于连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
他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为求得自身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他寻觅各种机遇，要和压制他的社会争一日之短长。但他却又自甘堕落，生性正直又常常说谎欺骗。他有时勇敢，有时卑怯，有时热情，有时冷酷，有时天真，有时又老谋深算。这一切在他的性格逻辑中得到了难以想象的统一。然而，这一切复杂性格，从作者所言及的人性心理构成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后天的环境对于连的性格形成和演变有着不可小窥的力量。
二
在中国的〈〈三字经〉〉中，开篇便写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难看出，人的天性是纯真善良的，然而，人具有社会属性，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正是与社会接触及对社会的认知造就了不同的性格迥异的人。又有“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可以想象，环境之于人的影响有多大。于连自少年时代
便抱定了出人头地的决心，也曾做过无数有关英雄伟人的美梦。他幻想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凭借身佩的长剑摆脱贫穷的地位，三十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赫的将军；或凭借某个美妇人的推荐而能挤身上流社会。然而，于连不幸生不逢时，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甚至没有穿上军服的可能，唯一能够通向上层社会的可能就只有当教士了。于连十四岁时，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聊的纠纷中被一个小小的教士所击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就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这使他对军戎生活所能创造的价值的认识为之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从此，他便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转而发奋攻读神学了。他想：“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治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神父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①
从此，他便深埋自己的理想，因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不允许他有理想，贵族阶级容不下拿破仑的追崇者，为了隐埋自己的抱负，他甚至可以让诋毁拿坡仑的话溢于言表。于连厌恶跟仆人一起吃饭，因为他憎恨自己的阶级，他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深感自卑，正基于此，自己不能凭借自身才华分配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为了飞黄腾达，他可以做令人痛苦得多的事情，他的这种痛苦来之于卢梭的《忏悔录》，他全靠这本书来想象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看出他的前途取决于年长的本堂神甫谢郎，他也熟悉《教皇论》，虽然这两本书他都不相信。渐渐地，他学会了虚伪和伪装。
于连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对自己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他周围，充斥着的是平庸无能之流，他厌恶和鄙视他们，形容他们是怎样的一群蠢人、恶人啊！这些人的平庸无能映衬出他的才华出众，亦让他具有恃才傲物的极度高傲的个性。然而，深度自信者，必有深度的自卑，他对自己的卑微出身和社会地位深为不满，甚至不能容忍和仆人一起吃饭，他认为自己向上流社会出卖灵魂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钱和他们的权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和他们打交道的是我的贫穷，而我的心高高在上。”他所接触的上流社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使他想起自己的出身来，自卑和自信这一对矛盾不可调和地存在于于连的性格之中，它们像天平的砝码，左右上下波动，而在于连身上却是两个不同的极端，奔腾撞击。
②
由于受野心的驱使，他不得不生活在一连串矛盾之中。他总是挣扎在谎言边缘，譬如他为了拒绝爱丽莎而对神父撒谎，良心深感不安，而为了出人头地，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不需要真实，真实只会让自己深陷窘境，而要获得荣誉和地位只能靠虚伪和欺骗，你越希望向上爬就必须越懂得虚伪的艺术，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则成了伪装自己的必须。对于一个阴谋家来说虚伪对于隐藏自己是多么的必要，正如在贝尚松神学院时，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于连只好隐藏自己的才华而不招人嫉恨。
在于连的性格之中还存在一种对社会的批判性和妥协性的交织。对于贵族社会中按照身份划分得极为周全的礼貌，谈吐中冷淡轻蔑的表情，餐桌上自己的末席地位……种种无形的刺激，只能加深于连的痛苦和嫉恨。他批判排斥他的集团，拼命掩藏自己的平民意识，他遵循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原则，开始变得虚伪，隐藏自己的信仰，一切都只为自己的理想。于连是一个真真切切的那个社会的人，他用自己的虚伪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的感情屈辱出发，在对统治阶级的特权表示愤慨时，并非不想分享他们特权的一部分，在斥责官场腐败时，自己却不知不觉地仿效他们的行径；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所想到的是“我当遵照给勋章的政府的意志行动”。当他为父亲谋求官职而损害了一个正直的人的利益时，他想：“这不算什么，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出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来。”为了野心，他可以泯灭自己的良知，失去正直，是贵族阶级渐渐满足了他的虚荣，并使他一步步走向自己所憎恶过的虚伪和狡诈，也是这一点点的荣誉和地位的满足成就了他的成熟世故老谋深算，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内心的极端利己主义使他在批判整个社会的同时也就具备了妥协性。 ④③
三
在谈及于连的复杂性格时，不少避免地要言及他的情感经历。在于连的一生中爱情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而在《红与黑》中，作者更是成功地展示了于连的畸形爱情观下的情感经历，正是《红与黑》中对于连情感纠
葛的描写，使司汤达的心理描写更为全面，更显深邃，更加透辟。
于连畸形的爱情观应该始于童年时代，由于自幼丧母，童年时的他便生活在一个对自己横加打骂的父亲与两个粗鲁的哥哥之间。于连从小缺少母爱，他对女性的认知只限于从《圣赫拿岛回忆录》中的描述中得到，他看到拿破仑能借助贵妇之力而挤身上流社会，也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那样得到上流社会的赏识。然而他对女性一无所知，他对女性的认识一开始便是功利性的。以至于他第一次接触女性——德·瑞那夫人时便用了“征服”这一邪恶的字眼，他是为了满足自己可怜的自尊，为的是让这个美丽的妇人能够对自己轻蔑的眼光减轻一点点。他可以肮脏地大胆地去吻这个美丽人儿的手，同时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心底的自卑，这是于连的第一次对女性征服的战斗，也是他畸形的爱情经历的开始。这个人竟用战斗来形容和女性的交往，爱情被认为是一次次的战斗，一种征服的过程。“认为和女人在一起总有一种责任要履行，想到若做不到就会成为笑柄或招致一种自卑感，他心中的快乐便会烟消云散。”他充分利用才华去吸引女性的目光。从平凡的阿芒达（省会贝尚松的一个小咖啡馆老板）身上，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外貌举止的讨人喜欢，而当他进入木尔侯爵府，他的才华及高傲自负的性格吸引了玛蒂尔德小姐的目光，两个同样高傲自负的人用同样的高傲冷漠牵引住了对方的目光。而于连此时早已在情场历练过一番，他的“不屑一顾”让玛蒂尔德小姐大伤自尊，他善于思考、冷静、不将喜怒形之于色，终于促使玛蒂尔德主动追求于他。然而，于连的出身让这场爱情几次反复，如果说于连和德·瑞那夫人之间尚有一丝一毫的感性冲动的话，而和玛蒂尔德的爱情着实是一场征服的战斗，于连着实煞费苦心，还特地向科拉索夫亲王（于连在伦敦结识的贵族朋友）求教，讨得了五十三封编了号的情书，为了得到玛蒂尔德小姐的芳心，他卑鄙地利用了元帅夫人的感情来刺激玛蒂尔德。在这场爱情角斗中，于连先生完美收场，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身份和地位。
虽然，于连得到了众人之爱，但并不因此而得到了爱情，在他的头脑中，一切都比不上名誉与地位，爱情只为理想而铺路，他和女性的爱情中⑦⑥⑤
大多只有征服后自尊心的满足和随之而来的地位与荣耀，那其中的一点儿纯真的感动和激情在他看来微不足道。而真正的爱是无功利可言的，是付出而不求回报，他的爱情观受到了利己主义原则的影响，也是功利的、畸形的。而在畸形的爱情观下是不可能蕴育真正的爱情的。
四
在于连不断拼搏攀升的一生中，他用征服玛蒂尔德的办法实现了自己的野心。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扶摇直上之际，贵族阶级和教会狼狈为奸，设下圈套，引诱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信，侯爵因此取消了他和玛蒂尔德的婚约，而他苦心隐藏的出身也因此昭告天下，自己像一个剽窃贵族出身的剽窃者被剥光了伪装，于光天化日之下沦为笑柄，这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他无法容忍自己曾经征服了的那么深爱着自己的人背叛自己，毁了自己辛辛苦苦才获得的一切。一种被背叛的羞辱和失望袭上心头，于连于激忿之下，向正在祈祷的市长夫人开枪，市长夫人虽未致命，他却因此深陷囹圄，最后上了断头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在于连深陷囹圄的日子里，他善思的灵魂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程。起初，于连是想到过逃跑的，然而，他不屑和看守商讨，更不耐于听其絮叨，在想到向法官企求开释时他则清楚地知道审判他的阶级是多么的不能容忍他的存在而使他们的身份地位、权利受到亵渎。他回忆了在维里埃的种种美好，开始想念起德·瑞那夫人来，那是他的第一份感情，虽然始于征服，却也有过许多纯真的投入。（如在神学院即将去巴黎之前冒险进入德·瑞那夫人的卧室，这与进入玛蒂尔德的卧室完全不一样，见德·瑞那夫人是因为想和她一诉衷肠，而见玛蒂尔德却是为了证明自己勇敢而不懦弱。）
他仔细地审视了自己奋斗的一生，他恨透了整个社会及它的不公和伪善，厌倦了虚伪的奋斗生活。在这里，属于他自身本质的一切认知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人性的复苏使他不再野心勃勃、满怀心机，同时唤起了他对德·瑞那夫人真诚、强烈的爱，这些皆始于他不再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感情而转变的。
当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时，他深深地责备和羞辱自己，他知
道自己终将被统治阶级所排斥，不得不于绝望中公开地与统治阶级决裂。他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我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他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对待他，只是为了使那些出身卑贱，但有幸受到良好教育的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在司汤达的《自我中心者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句话：“社会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于连的奋斗史和最终灭亡正是作者这段话的绝好证明。
于连死前对自己说：“我在这个监狱里是孤独的，但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曾有那个有力的责任的信念。我为自己规定的责任，无论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好比一个坚强的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依靠，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个人……但是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⑨⑧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作出的总结。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拒绝向整个黑暗的社会企求恩赦，毅然走上断头台，使他的形象耀出最后一抹光彩，可谓是他平民意识复苏后的最后爆发，有着极强的穿透力。
于连的悲剧是对卑鄙落后的王政复辟时代的控诉，但是这样的悲剧同样也从客观上否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即坚持以自身为中心的英雄主义，用孤立的个人行动来和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相抗衡，只有以失败告终。同时，它也提出了个人发展和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让人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司汤达 《红与黑》 郑译林/编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11 P158②同上《红与黑》P85
③同上《红与黑》P250
④同上《红与黑》P354
⑤同上《红与黑》 P46
⑥同上《红与黑》上部第二十四章——省会P145——P150 ⑦同上《红与黑》下部第七章——痛风病发作P247——P250⑧摘自司汤达《自我中心者回忆》P31⑨同上《红与黑》P449
参考文献：
司汤达 《红与黑》
郑译林/编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