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祥陈燕
世界经济文汇 2000年09期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道路的长期性决定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过程。就此做以回顾性的考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促进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能够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是纪念建国50周年的一种好形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的概念与表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与途径、研究转型问题的方法等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方面被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予以了探索。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初步思考
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初，我国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由于受当时“一穷二白”国情制约和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影响，走上了主要靠投资新建工业企业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必然在实践中暴露出忽视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弱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1956年，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其力主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名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之中分析传统体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不重视效率的弊病时批出：“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或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的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他在当时发表的另一篇名作《从“总产值”谈起》之中非常重视“通过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问题”，极力批评忽视技术更新和浪费严重的做法，要求“随时算一算投资的效果”，算一算劳动节约与否，算一算新建项目和改建原企业哪一个合算。他认为，“还是改建省力，花钱少而见效快”。这些结论虽然包含在批评旧经济体制、力图依据价值规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之中，但实际上也说明了旧发展路子的弊病，论及了改变粗放型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与方法，成为当时思索这一问题的代表。
如果说50年代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思考仅仅算做思想萌芽，那末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认识则有了明显的变化。50年代中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把经济速度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强调“以钢为纲”，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导致了资源极大浪费，比例严重失调的恶果。沉痛的教训迫使人们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60年代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事求是作风也开始恢复，这都推动理论界敞开思想、阐发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当时，从前苏联传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前苏东国家经济学界从分析本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出发就外延增长方式的弊端和向内涵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也为我国直接思考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提供了启示。这一时期的研讨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步讨论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
理论界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论述讨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否也应做此划分、划分标志以及二者关系等问题。尽管对怎样划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有着争议，但就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应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关于这两种方式的含义，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数量，是由于劳动量的增加而扩大，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扩大，就是内涵扩大再生产。
2.初步指出了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必要性。
学术界还研讨了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的主次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最能鲜明地表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特点的形式，自然首推采取新建和扩建基本建设的外延形式。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忽视利用外延的因素来扩大社会生产的规模，但是由于在一定时期可以投入生产的新增劳动力资源不能不受限制，因此“内涵的因素，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依靠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才能实现。尽管当时还存在争议，并且强调内涵扩大再生产重要的观点在论证上还比较简单，显示出当时的需求和从理论出发的痕迹，但是毕竟已提出了要把内涵扩大再生产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学术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学界在1959年至1963年展开了关于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的大讨论。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就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甚至使用了经济效益的概念。很多学者论证了讲求全面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客观经济规律。这里实际上也论及了要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
3.初步论及了实现扩大再生产非积累因素。
60年代初，学术界讨论了积累是否为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问题。有的认为是唯一源泉，但更多的学者予以否认，认为要防止把积累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绝对化，无条件地把积累当作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否则会导致一提扩大再生产就强调增加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事实上，一些非积累因素也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如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约利用劳动对象；加速资金的周转，降低株材料、燃料的消耗等。这里不仅从防止盲目追求高投入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并且从加强管理的方面论及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生产的具体途径。此外，在关于讲求经济效果的讨论中，不少专家论及了降低劳动耗费、提高投资和新技术的经济效果等问题，也丰富了这方面的探讨。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研讨看，学术界已经在总结建国初国期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接触到了有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范畴，开始认识到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生产的重要地位及其某些途径。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短，这时的思考还往往以学术争论的一个派别的观点来出现，不仅认识还较浮浅，而且即使成为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观点，也未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从60年代初的实践看，国家也曾通过制定《工业七十条》、加强工业企业管理、改革流通体制、组织“托拉斯”式大企业等措施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作为该时期负责这些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加强企业管理的观点，但这些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思想和做法却在“十年浩劫”中受到否定和中断。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正式提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等问题，1979 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什。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推动现代化建设，1979年6 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现有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等四个组，集中了一批有相当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国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980年12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1981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198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上。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决策又进一步推动了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途径的深入研讨，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演进发生了划阶段的变化。
1.指明了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粗放经营为主转上集约经营为主。
70年代末，陈云同志提出扩大再生产要坚持“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原则。他针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指出：“该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到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党的十二大报告在阐述80年代初至世纪末的经济建设战略目标、重点、步骤之后进一步强调要“把全部工作转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值得说明的是，正由于走上以重视效益为基本要求的新发展路子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状况决定了这并非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而党和国家在80年代作出经济发展重要决策时，一直注意就此给予不同程度的强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列出了“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三个就是：“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时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资产和速度的关系，”认为“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闪全国代表大会在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奋斗目标时，就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说明。会议认为，实现到本世界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和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奋斗目标，既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与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其基本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2.论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途径从外延方式或粗放方式为主逐步走向以内涵方式或集约方式为主。
如果说，60年代初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讨论还属于一个影响面不大的学术问题，那么在80年代初，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因时代的要求而被更加重视。许多学者基于国情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在探讨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的关系时，主张并论证了应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的有关分析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作。
值得肯定的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界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之间关系上长期存在的痼疾和出现发展速度大起大落、通货膨胀等问题其弊病，多次较深入研讨了国民经济成长与经济增长模式等问题。众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提出并论证要变“数量型”经济为“质量型”经济、变“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结构型增长模式”、实现从“消耗型”增长模式向“效率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一些论文还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描述和剖析。尽管表述与概括各不相同，却都深化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的认识。
3.阐述了转向新发展路子的条件与途径。
作为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的经济结构组的调研成果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就此做了较早和有代表性的说明。作者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基于从实际出发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果好的要求，对如何全面改善经济结构提出了建议。将改善经济结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并就此做出全面分析，是该书的重大影响所在。另外，书中专门提出，为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因为“单纯用行政命令、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建立万事不求人的门类尽可能齐全的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体制。
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理论界不再限于一般的经济结构研究，而是突出了产业结构的思考。十来年中多位学者发表大量论著，注意吸收国外发展经济学的有益研究成果，认真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性、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此外，80年代末，理论界还就量否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些都丰富了如何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路子的理论。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系统形成
9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现代化建设在“八五”期间开创了新局面，但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定，需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国际国内条件与发展趋势，提出这一时期的新发展思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1.明确阐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并高度评价了实现转型的地位。
1994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命题，要求努力提高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这次会议通过的《关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勾画了主要奋斗目标之后说明，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上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及其涵义的首次概括，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地位的更高评价，从而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我国基于特殊国情，需要有专门指导本国实现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的较完善和成形的理论。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命题的明确提出准确概括了我国这一重要经济发展理论，标志其进入了形成阶段。其次，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型视为实现我国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发展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性转变之一，置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同一层次，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思路的地位，为该理论朝着系统化、纵深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
2.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基本理论，并广泛运用了各种方法。
自1995年初期，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多个国家职能部门和研究单位参加的课题组开始工作，并取得较高水平成果开始，特别是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经济学界形成了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高潮。学术界召开了一些高层次研讨会，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在广泛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概念来源、类型划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区分及其标志，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等问题。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这种基础性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研究形成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在探讨中，许多研究人员不仅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更为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理论，而且开始重视比较研究方法，介绍国外有关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分析有代表性国家的典型经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促进了我国此领域的理论发展。
3.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实现转型的途径与对策。
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研究高潮高度重视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就此做了全方位的深入思考。主要表现在：第一，针对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病、90年代末和下世纪初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挑战、国内资源条件等情况，论证了我国实现转轨的战略意义与紧迫性。第二，总结我国长期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历史经验，探究了原因与制约因素，梳理了解决问题的重点思路。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形成三种机制，向四方面要效益的概括既从高层次又突出重点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第三，结合我国现阶段实践，分析了实现转变的具体对策。其中不仅包括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企业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和不同地区的转型思路，劳动就业，教育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而且讨论了实现转变的突破口、改革思维方式及转变观念等。内容跨越了经济学科，相当全面和深入，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以上就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阶段发表了我们的不成熟看法。从学术界看，就此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尚属个别，意见也不相同。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或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学术界最初研究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粗放与集约经营受到了前苏联经济学界的一定影响，但是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轨迹看，无论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的较早思考，还是80年代初期的正式提出和90年代中期的系统形成，均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其内在需要为背景。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走过了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的道路，并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做出分析，但是我国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的条件下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决不可能搬用国外经验与理论，只能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理论并运用其指导实践。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决定了这方面理论必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建国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结晶。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凝结了众多学者的心血与贡献。这一理论正式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所倡导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为内容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这一理论发挥了催生作用并提供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常常在重要时刻，就走上讲效益、讲质量的新发展路子，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作出许多把握方向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阐明了有关理论并对实践做出了部署。作为邓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同样非常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直接阐发了这一理论，推动了理论的系统形成。这些表明，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今后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继续推进这一理论还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众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研究的贡献。从年事已高的著名专家到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投身于理论研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构筑了理论基础与框架，写成了大量创新之作。其中体现的以研究我国重大实践问题为已任、追求真理、不畏艰难、刻若钻研的精神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继续发展的不竭力量。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需要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90年代中期形成的研究高潮虽然已经下降，但是理论探索无止境，我国在面临跨世纪、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等条件下克服现有困难，实现发展目标同样急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取得新的飞跃。因此，已经探讨的问题需要深化，研究的广度需要拓宽。如怎样依靠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经受加入WTO的考验、 解决启动内需的课题，如何加强法制建设来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何运用比较方法更全面研究不同国家和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等。在新形势和新需求情况下促进理论的发展，才是考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发展历程所应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作者：李家祥陈燕
世界经济文汇 2000年09期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道路的长期性决定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过程。就此做以回顾性的考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促进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能够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是纪念建国50周年的一种好形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包括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的概念与表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与途径、研究转型问题的方法等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方面被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予以了探索。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初步思考
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的最初思考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初，我国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由于受当时“一穷二白”国情制约和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影响，走上了主要靠投资新建工业企业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必然在实践中暴露出忽视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弱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1956年，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其力主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名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之中分析传统体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不重视效率的弊病时批出：“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或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发展生产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在于如何用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办法，使少数落后的企业劳动消耗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的中间企业向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他在当时发表的另一篇名作《从“总产值”谈起》之中非常重视“通过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来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问题”，极力批评忽视技术更新和浪费严重的做法，要求“随时算一算投资的效果”，算一算劳动节约与否，算一算新建项目和改建原企业哪一个合算。他认为，“还是改建省力，花钱少而见效快”。这些结论虽然包含在批评旧经济体制、力图依据价值规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之中，但实际上也说明了旧发展路子的弊病，论及了改变粗放型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与方法，成为当时思索这一问题的代表。
如果说50年代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思考仅仅算做思想萌芽，那末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认识则有了明显的变化。50年代中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把经济速度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强调“以钢为纲”，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导致了资源极大浪费，比例严重失调的恶果。沉痛的教训迫使人们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60年代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实事求是作风也开始恢复，这都推动理论界敞开思想、阐发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当时，从前苏联传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前苏东国家经济学界从分析本国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出发就外延增长方式的弊端和向内涵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也为我国直接思考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提供了启示。这一时期的研讨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步讨论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
理论界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论述讨论了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否也应做此划分、划分标志以及二者关系等问题。尽管对怎样划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有着争议，但就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应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关于这两种方式的含义，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数量，是由于劳动量的增加而扩大，就是外延扩大再生产，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扩大，就是内涵扩大再生产。
2.初步指出了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必要性。
学术界还研讨了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的主次关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最能鲜明地表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特点的形式，自然首推采取新建和扩建基本建设的外延形式。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忽视利用外延的因素来扩大社会生产的规模，但是由于在一定时期可以投入生产的新增劳动力资源不能不受限制，因此“内涵的因素，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有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依靠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才能实现。尽管当时还存在争议，并且强调内涵扩大再生产重要的观点在论证上还比较简单，显示出当时的需求和从理论出发的痕迹，但是毕竟已提出了要把内涵扩大再生产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学术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学界在1959年至1963年展开了关于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的大讨论。有的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就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甚至使用了经济效益的概念。很多学者论证了讲求全面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客观经济规律。这里实际上也论及了要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
3.初步论及了实现扩大再生产非积累因素。
60年代初，学术界讨论了积累是否为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问题。有的认为是唯一源泉，但更多的学者予以否认，认为要防止把积累对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绝对化，无条件地把积累当作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否则会导致一提扩大再生产就强调增加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事实上，一些非积累因素也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如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约利用劳动对象；加速资金的周转，降低株材料、燃料的消耗等。这里不仅从防止盲目追求高投入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性，并且从加强管理的方面论及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生产的具体途径。此外，在关于讲求经济效果的讨论中，不少专家论及了降低劳动耗费、提高投资和新技术的经济效果等问题，也丰富了这方面的探讨。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的研讨看，学术界已经在总结建国初国期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接触到了有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范畴，开始认识到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或集约型生产的重要地位及其某些途径。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短，这时的思考还往往以学术争论的一个派别的观点来出现，不仅认识还较浮浅，而且即使成为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观点，也未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从60年代初的实践看，国家也曾通过制定《工业七十条》、加强工业企业管理、改革流通体制、组织“托拉斯”式大企业等措施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作为该时期负责这些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提出了试办“托拉斯”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加强企业管理的观点，但这些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思想和做法却在“十年浩劫”中受到否定和中断。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正式提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存在严重比例失调等问题，1979 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什。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推动现代化建设，1979年6 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现有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等四个组，集中了一批有相当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国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980年12月召开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1981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198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上。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决策又进一步推动了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途径的深入研讨，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演进发生了划阶段的变化。
1.指明了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粗放经营为主转上集约经营为主。
70年代末，陈云同志提出扩大再生产要坚持“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原则。他针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指出：“该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过去一说到要增加多少产量，就要新建多少厂，这个办法不一定好。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党的十二大报告在阐述80年代初至世纪末的经济建设战略目标、重点、步骤之后进一步强调要“把全部工作转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值得说明的是，正由于走上以重视效益为基本要求的新发展路子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状况决定了这并非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而党和国家在80年代作出经济发展重要决策时，一直注意就此给予不同程度的强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列出了“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三个就是：“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时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资产和速度的关系，”认为“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闪全国代表大会在决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奋斗目标时，就此作出更进一步的说明。会议认为，实现到本世界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和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奋斗目标，既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与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其基本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2.论证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途径从外延方式或粗放方式为主逐步走向以内涵方式或集约方式为主。
如果说，60年代初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讨论还属于一个影响面不大的学术问题，那么在80年代初，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因时代的要求而被更加重视。许多学者基于国情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在探讨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的关系时，主张并论证了应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的有关分析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作。
值得肯定的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界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之间关系上长期存在的痼疾和出现发展速度大起大落、通货膨胀等问题其弊病，多次较深入研讨了国民经济成长与经济增长模式等问题。众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提出并论证要变“数量型”经济为“质量型”经济、变“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结构型增长模式”、实现从“消耗型”增长模式向“效率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一些论文还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描述和剖析。尽管表述与概括各不相同，却都深化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性的认识。
3.阐述了转向新发展路子的条件与途径。
作为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的经济结构组的调研成果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就此做了较早和有代表性的说明。作者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基于从实际出发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果好的要求，对如何全面改善经济结构提出了建议。将改善经济结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并就此做出全面分析，是该书的重大影响所在。另外，书中专门提出，为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必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因为“单纯用行政命令、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建立万事不求人的门类尽可能齐全的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体制。
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理论界不再限于一般的经济结构研究，而是突出了产业结构的思考。十来年中多位学者发表大量论著，注意吸收国外发展经济学的有益研究成果，认真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性、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此外，80年代末，理论界还就量否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些都丰富了如何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路子的理论。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系统形成
9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现代化建设在“八五”期间开创了新局面，但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制定，需要认真分析和把握国际国内条件与发展趋势，提出这一时期的新发展思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1.明确阐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并高度评价了实现转型的地位。
1994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命题，要求努力提高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这次会议通过的《关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勾画了主要奋斗目标之后说明，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上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概念及其涵义的首次概括，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地位的更高评价，从而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我国基于特殊国情，需要有专门指导本国实现由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的较完善和成形的理论。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命题的明确提出准确概括了我国这一重要经济发展理论，标志其进入了形成阶段。其次，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型视为实现我国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发展目标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关键性转变之一，置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同一层次，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思路的地位，为该理论朝着系统化、纵深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
2.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的基本理论，并广泛运用了各种方法。
自1995年初期，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多个国家职能部门和研究单位参加的课题组开始工作，并取得较高水平成果开始，特别是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经济学界形成了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高潮。学术界召开了一些高层次研讨会，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在广泛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概念来源、类型划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区分及其标志，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等问题。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这种基础性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研究形成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在探讨中，许多研究人员不仅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更为注意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理论，而且开始重视比较研究方法，介绍国外有关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分析有代表性国家的典型经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促进了我国此领域的理论发展。
3.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并重点探讨了实现转型的途径与对策。
9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研究高潮高度重视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就此做了全方位的深入思考。主要表现在：第一，针对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病、90年代末和下世纪初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挑战、国内资源条件等情况，论证了我国实现转轨的战略意义与紧迫性。第二，总结我国长期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历史经验，探究了原因与制约因素，梳理了解决问题的重点思路。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形成三种机制，向四方面要效益的概括既从高层次又突出重点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途径。第三，结合我国现阶段实践，分析了实现转变的具体对策。其中不仅包括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企业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和不同地区的转型思路，劳动就业，教育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而且讨论了实现转变的突破口、改革思维方式及转变观念等。内容跨越了经济学科，相当全面和深入，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以上就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阶段发表了我们的不成熟看法。从学术界看，就此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尚属个别，意见也不相同。即使如此，我们仍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或启示。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学术界最初研究外延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粗放与集约经营受到了前苏联经济学界的一定影响，但是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发展轨迹看，无论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的较早思考，还是80年代初期的正式提出和90年代中期的系统形成，均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其内在需要为背景。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走过了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的道路，并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做出分析，但是我国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的条件下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决不可能搬用国外经验与理论，只能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理论并运用其指导实践。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决定了这方面理论必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建国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结晶。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凝结了众多学者的心血与贡献。这一理论正式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所倡导的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为内容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这一理论发挥了催生作用并提供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常常在重要时刻，就走上讲效益、讲质量的新发展路子，重视内涵扩大再生产作出许多把握方向性的直接或间接的论述。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阐明了有关理论并对实践做出了部署。作为邓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同样非常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直接阐发了这一理论，推动了理论的系统形成。这些表明，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今后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继续推进这一理论还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众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研究的贡献。从年事已高的著名专家到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极投身于理论研讨，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构筑了理论基础与框架，写成了大量创新之作。其中体现的以研究我国重大实践问题为已任、追求真理、不畏艰难、刻若钻研的精神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继续发展的不竭力量。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需要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90年代中期形成的研究高潮虽然已经下降，但是理论探索无止境，我国在面临跨世纪、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等条件下克服现有困难，实现发展目标同样急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取得新的飞跃。因此，已经探讨的问题需要深化，研究的广度需要拓宽。如怎样依靠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经受加入WTO的考验、 解决启动内需的课题，如何加强法制建设来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何运用比较方法更全面研究不同国家和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等。在新形势和新需求情况下促进理论的发展，才是考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发展历程所应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