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专业的眼光来看，《水浒传》中的地理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从头到尾错得彻彻底底、毫无商量余地——和宋公明那种打打再商量招安的半推半就策略，风格截然不同。
史进离开华阴县的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水浒传》第二回）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半个月后，史进却来到渭州。要知道，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平凉，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线距离280公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39页）而出发地华阴在延安南略偏东，两地直线距离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直线距离33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5页）。三地关系，以三角形作比，延安在顶点A，渭州在左点B，华阴在右点C。按照常理，史进应该采取CA线；但他实际上走了CBA的线。绕远得有点儿说不过去——渭州根本不在史进行程路线之内！
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阁（搁），有误事情”！戴宗因为还想到东京为押在大牢里的宋江走走门路，所以也是力求尽快赶路（《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但他竟然来到梁山泊边上的朱贵酒店里打尖！要知道梁山泊并不在江州去东京的线路上。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而且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1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5-46页）。三地又生出三角关系，而且是钝角三角形。假设：A东京，B江州，C梁山泊。戴宗当走BA线，实际上却是BCA线！
无为军，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的，“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宋史》卷八十八）无为军靠近长江，在江州的下游，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0页）。《水浒传》却告诉我们，“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而且无为军的闲通判黄文炳能一叶扁舟，三天两头地从无为军过江来频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说，江州与无为军之间这二三百公里的长江，在《水浒传》中给抹得干干净净，截断，扔掉了！
以上是梁山泊英雄招安前的一些地理问题。此后征辽、征王庆、平方腊，我们不暇一一列举。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水浒传对梁山附近地理描述是不正确的，归结为“为情节需要而随便改动”，或者“传抄错误”。（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载1998年第5期《济宁师专学报》）虽言之有理，但过于简略。
我们知道梁山泊英雄奔赴目的地时，和常人一样遵循就近原则，尽量走两地间的直线，避免曲折绕远。也就是说，《水浒传》暗示，他们并没有绕远，现实中看去之字路线，在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渭州，就在从华阴到延安之间的路上，是个必经的中间站。无为军就在江州的对岸，隔江相望，并没有二三百里的滚滚长江。
如何解释它与现实的牵连与纠结？对于诗文中的风物与现实中的风物不相吻合这一现象，钱锺书解释说：“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钱锺书著《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第154页）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怎能要求小说中的地理与现实毫厘不爽？这也可以解释《水浒传》中的地理学问题。但仍然有点儿笼统，好像袁中郎所谓“一个八寸三分的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与张幼宇书》）！
宋元时候，演义小说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作者才情。因为先出现的是七分真实三分虚的《三国演义》，它影响极大，效果强烈，所以，不知不觉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历史演义，都应该注重历史真实。人们对后出现的《水浒传》自然也这样要求。比如金圣叹就拼命把它和《左传》《史记》拉扯到一起，大谈历史的“精严”（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序三》）。其实，《水浒传》已经走上一条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儿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
其实，不光我们的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不合历史真实这样的非分责难，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都曾受到同样的非议。历史小说，为了和现实划清界限，不少小说家，为他的小说人物创造出完全的新世界作为活动空间，比如英国作家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美国作家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四部曲（A Song of Ice and Fire）。
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或者说，《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是真的（true），但不是实的（notreal），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只在《水浒传》设定的领域内具有有效性与正确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别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来是退烧的处方药，后来却作为非处方药，拿去降血压。但拿《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去到现实中用，是否会产生阿司匹林那么幸运的效果，可就难说了。还是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吧！
用非专业的眼光来看，《水浒传》中的地理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从头到尾错得彻彻底底、毫无商量余地——和宋公明那种打打再商量招安的半推半就策略，风格截然不同。
史进离开华阴县的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水浒传》第二回）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半个月后，史进却来到渭州。要知道，渭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平凉，在延安西南，渭州到延安直线距离280公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39页）而出发地华阴在延安南略偏东，两地直线距离240公里，华阴与渭州直线距离33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5页）。三地关系，以三角形作比，延安在顶点A，渭州在左点B，华阴在右点C。按照常理，史进应该采取CA线；但他实际上走了CBA的线。绕远得有点儿说不过去——渭州根本不在史进行程路线之内！
江州蔡九知府派神行太保戴宗到东京给他爹蔡京送生日礼物和家书，叮嘱戴宗“切不可沿途耽阁（搁），有误事情”！戴宗因为还想到东京为押在大牢里的宋江走走门路，所以也是力求尽快赶路（《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但他竟然来到梁山泊边上的朱贵酒店里打尖！要知道梁山泊并不在江州去东京的线路上。江州去梁山泊直线距离660公里，江州去东京600公里；东京在江州的北偏西；梁山泊在江州北；而且梁山泊又在东京的东北，两地120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45-46页）。三地又生出三角关系，而且是钝角三角形。假设：A东京，B江州，C梁山泊。戴宗当走BA线，实际上却是BCA线！
无为军，是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的，“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宋史》卷八十八）无为军靠近长江，在江州的下游，与江州的直线距离是252公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0页）。《水浒传》却告诉我们，“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而且无为军的闲通判黄文炳能一叶扁舟，三天两头地从无为军过江来频繁地探望江州蔡九知府（《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也就是说，江州与无为军之间这二三百公里的长江，在《水浒传》中给抹得干干净净，截断，扔掉了！
以上是梁山泊英雄招安前的一些地理问题。此后征辽、征王庆、平方腊，我们不暇一一列举。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水浒传对梁山附近地理描述是不正确的，归结为“为情节需要而随便改动”，或者“传抄错误”。（刘华亭《水浒传中梁山附近的地理描述》，载1998年第5期《济宁师专学报》）虽言之有理，但过于简略。
我们知道梁山泊英雄奔赴目的地时，和常人一样遵循就近原则，尽量走两地间的直线，避免曲折绕远。也就是说，《水浒传》暗示，他们并没有绕远，现实中看去之字路线，在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渭州，就在从华阴到延安之间的路上，是个必经的中间站。无为军就在江州的对岸，隔江相望，并没有二三百里的滚滚长江。
如何解释它与现实的牵连与纠结？对于诗文中的风物与现实中的风物不相吻合这一现象，钱锺书解释说：“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钱锺书著《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第154页）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怎能要求小说中的地理与现实毫厘不爽？这也可以解释《水浒传》中的地理学问题。但仍然有点儿笼统，好像袁中郎所谓“一个八寸三分的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与张幼宇书》）！
宋元时候，演义小说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作者才情。因为先出现的是七分真实三分虚的《三国演义》，它影响极大，效果强烈，所以，不知不觉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历史演义，都应该注重历史真实。人们对后出现的《水浒传》自然也这样要求。比如金圣叹就拼命把它和《左传》《史记》拉扯到一起，大谈历史的“精严”（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序三》）。其实，《水浒传》已经走上一条与《三国演义》截然不同的路子，《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儿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
其实，不光我们的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不合历史真实这样的非分责难，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都曾受到同样的非议。历史小说，为了和现实划清界限，不少小说家，为他的小说人物创造出完全的新世界作为活动空间，比如英国作家托尔金《指环王》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美国作家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四部曲（A Song of Ice and Fire）。
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或者说，《水浒传》中的地理学是真的（true），但不是实的（notreal），它和现实没有对应关系，只在《水浒传》设定的领域内具有有效性与正确性。一出界，它就失效了。如果一定要拿它做别的用途，那也是各人的自由，《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并不负有什么责任。就好比阿司匹林本来是退烧的处方药，后来却作为非处方药，拿去降血压。但拿《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去到现实中用，是否会产生阿司匹林那么幸运的效果，可就难说了。还是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