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 南方都市报2015年09月13日AA17版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渐形成了天皇-军部-内阁的三角格局。在这个三角格局中，军部居于优先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天皇复位来自于地方军人的支持和“还政”；另一方面在政府框架内军部并非由文官内阁来控制，而是形成了军部可以要挟和凌驾内阁的局面。
史照镜鉴
●唐昊 大学教授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渐形成了天皇-军部-内阁的三角格局。在这个三角格局中，军部居于优先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天皇复位来自于地方军人的支持和“还政”；另一方面在政府框架内军部并非由文官内阁来控制，而是形成了军部可以要挟和凌驾内阁的局面。例如内阁中两个重要职位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不是由首相任命，而是由军部来决定。如果军部迟迟不派出这两位大臣，内阁连成立都困难。同时不经选举产生的，充满军国主义迷思的贵族院也掌握着比出自选举的众议院更大的权力。诸如此类的安排，是形成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化的政治体制基础。
在军部和军国主义势力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之后，以武力来解决问题成为日本处理对外事务的准则。军部和贵族院并有能力迫使文官内阁听从这一战略。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军部支持战争--战争获胜--军部权力扩张———下一场战争”。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使日本逐渐成为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战争机器，不受到外力的打击绝停不下来。而当这台自我运行的战争机器马力开到最大之时，甚至连军部也难以驾驭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并非出于军部的授意，而是军国主义思想最为严重的“关东军”中下级军官为挑动中日战争而违反军令发起的。而且，“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孤立和偶然事件，同时期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上海、北平、内蒙古。受到军国主义蛊惑的日本中下级军官不止一次地试图将两国拖入全面战争，为此甚至不惜自我牺牲。
这几次挑衅行为发生的时候，日本在事件发生地的驻军都远远少于中国驻军。如“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在关外驻军超过20万，而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上海“一二八”事变，北平“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军队数量都处于绝对劣势。以这种军队数量对比，一旦冲突，如果中方不自我克制的话，正常的结果应该是日军被大部歼灭。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向数量远超于己的中国军队主动挑衅呢？日本少壮派军官的逻辑是：既然军部和内阁不愿对华全面开战，那么唯有军队自己先投入战争，只要战端一开，军部必不会坐视在华日军的存亡，只有进行增援，而战争也必由此扩大为全面战争。那时就是军队大显身手、日本称霸世界的时机。应该说，以后事态的发展基本上全在这些少壮派军官的意料之中，除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完全不抵抗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 关东军本来认为张学良还是会抵抗一下的。
不断的挑衅成功，以及其后的战争胜利，等于是为这台战争机器一次又一次地加油。“军国主义势力挑起战争———战争获胜———军国主义势力扩张———挑起下一次战争”这个恶性循环是无法自我终结的。直到另外一台更强大的战争机器登场，将日本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
而美国在占领日本后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朝鲜战争爆发前)致力于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包括审判战犯、废除日本的常备军和军部、天皇虚位、以民选文官内阁主政、解散支持战争的垄断财阀、土地再分配、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等等。除了靖国神社因为被解释为私人产业而戏剧性地逃过清除外，其他与军国主义有关的机构和个人都得到了处理和清算。至于让军国主义发展壮大的“铁三角”和“战争恶性循环”，随着军部被废、贵族院由选举产生，也告完全终止。这些核心指标的变化，说明这台法西斯战争机器已被拆毁，而日本也终于在大部分意义上成了一个“正常国家”。
当然，这个进程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美国需要在太平洋地区寻找一个新的盟友，以替代原有的盟友中华民国，以对抗“共产主义扩张”，也急需日本工业恢复以为在朝美军提供后勤支持，因而一度停止。特别是垄断性财阀仅仅解散了1/3，成为日本经济的长久痼疾；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未得到彻底清除，成为今日右翼势力的理念和情感渊源。不仅如此，在今天竟然形成了新的“外交恶性循环”：每当右翼分子挑衅时，中方必然做出激烈反应，从而刺激日本国内对中国的不满，而使得右翼势力进一步上升，从而为下一次挑衅埋下伏笔。形成了“右翼挑衅——— 中日关系紧张——— 日本社会对中国反弹——— 右翼势力上升——— 中日关系再次紧张”的新的“外交-内政恶性循环”。
当然，在安倍上台之前，这种恶性循环始终是以民间右翼势力为主体。但在安倍上台和政府右翼化之后已经开始转化为政府行为，说明此种恶性循环正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在这种“外交-内政恶性循环”中，政治家的选择不是变大，而是变小：在安倍政府之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主动出击购买钓鱼岛对政府施压；当时的野田内阁对右翼势力增长无办法，只能妥协，最后变为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安倍内阁上台后更加全面拥抱右翼主张。现在随着安倍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变化，日本右翼从民间走上政坛，引发体制变化，如《宪法》的修改动议、《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出台，更是日本政坛右翼化的明证。在此内政右倾的趋势下，日本未来的国家行为深可忧虑。
但话说回来，和德国一样，日本当初的法西斯战争机器确实已被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摧毁。虽然军国主义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残留，但如今的右翼势力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和当年的“关东军”相比，参与右翼活动的也更多的是老年人而非年轻人。这说明，无论在德国还是日本，有效的民主制度才是对付法西斯战争机器的最有力武器。
唐昊 南方都市报2015年09月13日AA17版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渐形成了天皇-军部-内阁的三角格局。在这个三角格局中，军部居于优先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天皇复位来自于地方军人的支持和“还政”；另一方面在政府框架内军部并非由文官内阁来控制，而是形成了军部可以要挟和凌驾内阁的局面。
史照镜鉴
●唐昊 大学教授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渐形成了天皇-军部-内阁的三角格局。在这个三角格局中，军部居于优先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天皇复位来自于地方军人的支持和“还政”；另一方面在政府框架内军部并非由文官内阁来控制，而是形成了军部可以要挟和凌驾内阁的局面。例如内阁中两个重要职位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就不是由首相任命，而是由军部来决定。如果军部迟迟不派出这两位大臣，内阁连成立都困难。同时不经选举产生的，充满军国主义迷思的贵族院也掌握着比出自选举的众议院更大的权力。诸如此类的安排，是形成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化的政治体制基础。
在军部和军国主义势力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之后，以武力来解决问题成为日本处理对外事务的准则。军部和贵族院并有能力迫使文官内阁听从这一战略。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军部支持战争--战争获胜--军部权力扩张———下一场战争”。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使日本逐渐成为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战争机器，不受到外力的打击绝停不下来。而当这台自我运行的战争机器马力开到最大之时，甚至连军部也难以驾驭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并非出于军部的授意，而是军国主义思想最为严重的“关东军”中下级军官为挑动中日战争而违反军令发起的。而且，“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孤立和偶然事件，同时期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上海、北平、内蒙古。受到军国主义蛊惑的日本中下级军官不止一次地试图将两国拖入全面战争，为此甚至不惜自我牺牲。
这几次挑衅行为发生的时候，日本在事件发生地的驻军都远远少于中国驻军。如“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在关外驻军超过20万，而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上海“一二八”事变，北平“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军队数量都处于绝对劣势。以这种军队数量对比，一旦冲突，如果中方不自我克制的话，正常的结果应该是日军被大部歼灭。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向数量远超于己的中国军队主动挑衅呢？日本少壮派军官的逻辑是：既然军部和内阁不愿对华全面开战，那么唯有军队自己先投入战争，只要战端一开，军部必不会坐视在华日军的存亡，只有进行增援，而战争也必由此扩大为全面战争。那时就是军队大显身手、日本称霸世界的时机。应该说，以后事态的发展基本上全在这些少壮派军官的意料之中，除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完全不抵抗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 关东军本来认为张学良还是会抵抗一下的。
不断的挑衅成功，以及其后的战争胜利，等于是为这台战争机器一次又一次地加油。“军国主义势力挑起战争———战争获胜———军国主义势力扩张———挑起下一次战争”这个恶性循环是无法自我终结的。直到另外一台更强大的战争机器登场，将日本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
而美国在占领日本后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朝鲜战争爆发前)致力于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包括审判战犯、废除日本的常备军和军部、天皇虚位、以民选文官内阁主政、解散支持战争的垄断财阀、土地再分配、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等等。除了靖国神社因为被解释为私人产业而戏剧性地逃过清除外，其他与军国主义有关的机构和个人都得到了处理和清算。至于让军国主义发展壮大的“铁三角”和“战争恶性循环”，随着军部被废、贵族院由选举产生，也告完全终止。这些核心指标的变化，说明这台法西斯战争机器已被拆毁，而日本也终于在大部分意义上成了一个“正常国家”。
当然，这个进程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美国需要在太平洋地区寻找一个新的盟友，以替代原有的盟友中华民国，以对抗“共产主义扩张”，也急需日本工业恢复以为在朝美军提供后勤支持，因而一度停止。特别是垄断性财阀仅仅解散了1/3，成为日本经济的长久痼疾；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未得到彻底清除，成为今日右翼势力的理念和情感渊源。不仅如此，在今天竟然形成了新的“外交恶性循环”：每当右翼分子挑衅时，中方必然做出激烈反应，从而刺激日本国内对中国的不满，而使得右翼势力进一步上升，从而为下一次挑衅埋下伏笔。形成了“右翼挑衅——— 中日关系紧张——— 日本社会对中国反弹——— 右翼势力上升——— 中日关系再次紧张”的新的“外交-内政恶性循环”。
当然，在安倍上台之前，这种恶性循环始终是以民间右翼势力为主体。但在安倍上台和政府右翼化之后已经开始转化为政府行为，说明此种恶性循环正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而在这种“外交-内政恶性循环”中，政治家的选择不是变大，而是变小：在安倍政府之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主动出击购买钓鱼岛对政府施压；当时的野田内阁对右翼势力增长无办法，只能妥协，最后变为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安倍内阁上台后更加全面拥抱右翼主张。现在随着安倍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变化，日本右翼从民间走上政坛，引发体制变化，如《宪法》的修改动议、《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出台，更是日本政坛右翼化的明证。在此内政右倾的趋势下，日本未来的国家行为深可忧虑。
但话说回来，和德国一样，日本当初的法西斯战争机器确实已被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摧毁。虽然军国主义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残留，但如今的右翼势力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和当年的“关东军”相比，参与右翼活动的也更多的是老年人而非年轻人。这说明，无论在德国还是日本，有效的民主制度才是对付法西斯战争机器的最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