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包括运用传播学视角、公共关系视角、公共管理视角、企业管理视角和信息管理等视角来研究危机传播问题。
2004年9月史安斌出版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将主体定位为政府部门，运用 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和理念框架，探讨 了全球化时代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信息交流和话语互动关系。结合国外危机理论提出 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理念，并在实践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传播策略和技巧。[zJ
西方危机传播理论的主要观点
从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来看，目前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一种是管理学取向，一种
是修辞学取向。管理学取向着力于研究危机传播中的传者环节，即组织自身的自主性、专 业性、决策能力等;修辞学取向则更多地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信息环节，旨在帮助组织运 用各种话语和符号资源来化解危机，挽回形象。
研究政府危机传播管理，要从政府危机管理说起。政府危机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课题，有关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最早始于美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它首先被用来预测政治形势，以及采取措施的后果和价值。在西方政府危机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主要有(美)罗森塔尔的《危机管理: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美)劳伦斯·巴顿所著的《组织危机管理》、(澳)罗伯特·希斯所著的《危机管理》及(美)威廉·L·沃的《应对危机四伏的生活:突发事件管理导论》等。这些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政治危机加以分析，包括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权的变更、政治冲突和战争等等事项，其目的在于探索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寻求应对政治危机、维护政治稳定的途径。
此外，国外学者在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的研究中，还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在危机传播模式的研究方面，比较系统的危机传播模式有：斯蒂文·芬克的“阶段分析理论”(Steven Fink，1986)。它系统研究了危机传播的基本规律性，并且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理念。芬克依据危机发生发展的“生命周期”，把危机的发生过程划分了四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这样，人们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危机产生之前、危机初始阶段、发展阶段、解决阶段和危机过后的评估阶段等危机的全过程包括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权的变更、政治冲突和战争。
1另一个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威廉·班尼特的“形象战略理论”(William Benoit，1995)。班尼特的形象战略理论首先假设个人或组织最重要的资产是他的声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危机对个人和组织声誉产生的威胁，重点指出了否认、逃避责任、减少错误行为传播的范围和程度、采取措施弥补、自责等五个战略，另外还提出了十四个战术来应对危机、减少负面影响。班尼的理论在各类组织处理危机时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实践中起到积极功效。
2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还有托马斯·伯克兰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提出的“焦点事件理论”(Thomas Birkland，1997)。伯克兰焦点事件理论把危机看成是一种焦点事件,他着眼对受众心理进行分析，认为危机事件作为社会焦点，更能够唤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政府所制定的相关公共政策也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他还认为在这种焦点事件中，媒体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够影响公众议题设置，对事件的解决和公共政策的推进也起着重要作用。
3另外，我国学者薛澜、张强等在四阶段论模式和五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阶段模式——危机潜伏期、危机持续期和危机恢复期。要求政府在危机潜伏期
进行监测及预警，在危机持续期要着力引导舆论，在危机恢复期要尽快恢复公众 理性等。
此外，从传播学角度，在《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一文中，学者秦志希和郭小平认为：“大众传媒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功能。”
危机管理的流派（胡百精）
系统的危机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强生公司遭遇了著名的“泰勒诺”胶囊投毒事件。大量学者加入到对这一事件的探讨和解读中来，并视之为现代危机管理研究的起点。
在1982年之前，全球公关界公认的权威刊物《公关杂志》只发表过40篇简单探讨危机管理技巧的文章，《公关评论》共刊载了三篇相关论文，《公关季刊》则一篇未见。1982年之后，危机管理研究日渐兴盛，并发展出所谓“管理的观点”和“传播的观点”两大流派。
“管理的观点”即宏观意义上的“危机管理”，包括应对策略的制定、专门组织的建立、技术方案的实行，以及法规政策的适用，主旨在于恢复常态、降低损害；“传播的观点”即“危机传播管理”，包括当事主体针对内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宣传、劝服与对话，以及对其他信息流通过程的控制，目的在于修复形象、重建共识。
“从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危机管理较偏向于“对事”，危机传播偏向于“对人”，两者的关照面并不相同。”在传播的观点来看，管理的观点所关心的事态控制属于技术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应急”、“救灾”并无本质差别，因而没有必要消耗太多研究精力；破坏力和不确定性的真正来源是危机之下的传播，表达困境才是危机带来的最大困境。
最近十年来，两个研究脉络大有合流之势，特别是管理的观点逐渐向传播的观点靠拢，美国学者鲍成特在总结危机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时说：管理的观点还处于婴儿期，因为它忽略了最重要的成长空间——传播。
在合流中，传播观点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危机公关与危机语艺。前者将20世纪的公关学术资源，诸如消息来源与框架理论、议程设置假说、双向均衡范式等应用于危机管理研究；后者则重振传承自古希腊的语艺理论，在危机情境——言说策略——可能效果的框架内寻找危机管理的最佳方案。
危机语艺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在班尼特、希斯、库姆斯、赫立特、舒尔兹和斯格等，其中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策略和库姆斯的危机沟通策略最为引人瞩目。班尼特发展了语艺理论中的辩解和挽回面子策略，提出形象修复的若干有效方式。
总体观之，持语艺观点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其焦点在于危机状态下组织的语言反应策略。希斯明确指出，危机管理策略就是一种叙事，涵盖了危机情境、关键要素和故事的连续性。这与传统公关的传播研究形成了明显差异。
在基本假设层面，危机公关认为对外沟通良好的组织比沟通不良的组织更能够承受危机，并因此相对减少危机损害；危机语艺认为，如果组织将符号资源发展为言说策略，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己全身而退，维护良好形象。
在理论来源层面，危机公关以系统论为指导，特别是卡特里普的双向开放系统论和格鲁尼格夫妇的双向均衡论；危机语艺则根植于符号互动论和社会责任论，特别是符号学、语言学中有关劝服的思想内容。与此相应，前者将危机管理定义为关系管理、沟通管理和冲突管理；后者则视之为一个精心修辞、建立共识、修复形象，通过劝服进行自我防卫的过程。
在策略选择层面，危机公关强调尽快、全面、双向沟通，着眼长远关系的建立；危机语艺主张见机行事，允许策略性的模糊表达，可以否认或者拒绝道歉，甚至可以隐藏真相，强调组
织对外的叙事或论述，而非双向、对等沟通。
在目标设定层面，危机公关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有效沟通，重新建立系统平衡；危机语艺则更关注是否有效挽回组织形象、是否实现预期效果。
相对而言，危机公关的学术视野更长远、周全，但也因其“系统考量”的复杂性和理想化，而必然在实践中显得效率偏低、主次不分；危机语艺研究则抓住当下、局部、看重辩解和劝服在具体危机情境中的有效性，但也因其单边倾向和一时之功；在笔者看来二者的整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遵循危机公关思想制定行动框架，依照危机语艺观点形成传播策略，前者聚焦于战略，后者发力于战术。
目前国内外危机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包括运用传播学视角、公共关系视角、公共管理视角、企业管理视角和信息管理等视角来研究危机传播问题。
2004年9月史安斌出版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将主体定位为政府部门，运用 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和理念框架，探讨 了全球化时代政府、媒体、公众三方的信息交流和话语互动关系。结合国外危机理论提出 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理念，并在实践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传播策略和技巧。[zJ
西方危机传播理论的主要观点
从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来看，目前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一种是管理学取向，一种
是修辞学取向。管理学取向着力于研究危机传播中的传者环节，即组织自身的自主性、专 业性、决策能力等;修辞学取向则更多地聚焦于危机传播中的信息环节，旨在帮助组织运 用各种话语和符号资源来化解危机，挽回形象。
研究政府危机传播管理，要从政府危机管理说起。政府危机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课题，有关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最早始于美国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它首先被用来预测政治形势，以及采取措施的后果和价值。在西方政府危机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主要有(美)罗森塔尔的《危机管理: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美)劳伦斯·巴顿所著的《组织危机管理》、(澳)罗伯特·希斯所著的《危机管理》及(美)威廉·L·沃的《应对危机四伏的生活:突发事件管理导论》等。这些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政治危机加以分析，包括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权的变更、政治冲突和战争等等事项，其目的在于探索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并寻求应对政治危机、维护政治稳定的途径。
此外，国外学者在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的研究中，还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在危机传播模式的研究方面，比较系统的危机传播模式有：斯蒂文·芬克的“阶段分析理论”(Steven Fink，1986)。它系统研究了危机传播的基本规律性，并且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理念。芬克依据危机发生发展的“生命周期”，把危机的发生过程划分了四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这样，人们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危机产生之前、危机初始阶段、发展阶段、解决阶段和危机过后的评估阶段等危机的全过程包括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权的变更、政治冲突和战争。
1另一个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威廉·班尼特的“形象战略理论”(William Benoit，1995)。班尼特的形象战略理论首先假设个人或组织最重要的资产是他的声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危机对个人和组织声誉产生的威胁，重点指出了否认、逃避责任、减少错误行为传播的范围和程度、采取措施弥补、自责等五个战略，另外还提出了十四个战术来应对危机、减少负面影响。班尼的理论在各类组织处理危机时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实践中起到积极功效。
2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还有托马斯·伯克兰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提出的“焦点事件理论”(Thomas Birkland，1997)。伯克兰焦点事件理论把危机看成是一种焦点事件,他着眼对受众心理进行分析，认为危机事件作为社会焦点，更能够唤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政府所制定的相关公共政策也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他还认为在这种焦点事件中，媒体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够影响公众议题设置，对事件的解决和公共政策的推进也起着重要作用。
3另外，我国学者薛澜、张强等在四阶段论模式和五阶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三阶段模式——危机潜伏期、危机持续期和危机恢复期。要求政府在危机潜伏期
进行监测及预警，在危机持续期要着力引导舆论，在危机恢复期要尽快恢复公众 理性等。
此外，从传播学角度，在《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一文中，学者秦志希和郭小平认为：“大众传媒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功能。”
危机管理的流派（胡百精）
系统的危机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强生公司遭遇了著名的“泰勒诺”胶囊投毒事件。大量学者加入到对这一事件的探讨和解读中来，并视之为现代危机管理研究的起点。
在1982年之前，全球公关界公认的权威刊物《公关杂志》只发表过40篇简单探讨危机管理技巧的文章，《公关评论》共刊载了三篇相关论文，《公关季刊》则一篇未见。1982年之后，危机管理研究日渐兴盛，并发展出所谓“管理的观点”和“传播的观点”两大流派。
“管理的观点”即宏观意义上的“危机管理”，包括应对策略的制定、专门组织的建立、技术方案的实行，以及法规政策的适用，主旨在于恢复常态、降低损害；“传播的观点”即“危机传播管理”，包括当事主体针对内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宣传、劝服与对话，以及对其他信息流通过程的控制，目的在于修复形象、重建共识。
“从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危机管理较偏向于“对事”，危机传播偏向于“对人”，两者的关照面并不相同。”在传播的观点来看，管理的观点所关心的事态控制属于技术问题，与一般意义上的“应急”、“救灾”并无本质差别，因而没有必要消耗太多研究精力；破坏力和不确定性的真正来源是危机之下的传播，表达困境才是危机带来的最大困境。
最近十年来，两个研究脉络大有合流之势，特别是管理的观点逐渐向传播的观点靠拢，美国学者鲍成特在总结危机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时说：管理的观点还处于婴儿期，因为它忽略了最重要的成长空间——传播。
在合流中，传播观点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危机公关与危机语艺。前者将20世纪的公关学术资源，诸如消息来源与框架理论、议程设置假说、双向均衡范式等应用于危机管理研究；后者则重振传承自古希腊的语艺理论，在危机情境——言说策略——可能效果的框架内寻找危机管理的最佳方案。
危机语艺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在班尼特、希斯、库姆斯、赫立特、舒尔兹和斯格等，其中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策略和库姆斯的危机沟通策略最为引人瞩目。班尼特发展了语艺理论中的辩解和挽回面子策略，提出形象修复的若干有效方式。
总体观之，持语艺观点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其焦点在于危机状态下组织的语言反应策略。希斯明确指出，危机管理策略就是一种叙事，涵盖了危机情境、关键要素和故事的连续性。这与传统公关的传播研究形成了明显差异。
在基本假设层面，危机公关认为对外沟通良好的组织比沟通不良的组织更能够承受危机，并因此相对减少危机损害；危机语艺认为，如果组织将符号资源发展为言说策略，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己全身而退，维护良好形象。
在理论来源层面，危机公关以系统论为指导，特别是卡特里普的双向开放系统论和格鲁尼格夫妇的双向均衡论；危机语艺则根植于符号互动论和社会责任论，特别是符号学、语言学中有关劝服的思想内容。与此相应，前者将危机管理定义为关系管理、沟通管理和冲突管理；后者则视之为一个精心修辞、建立共识、修复形象，通过劝服进行自我防卫的过程。
在策略选择层面，危机公关强调尽快、全面、双向沟通，着眼长远关系的建立；危机语艺主张见机行事，允许策略性的模糊表达，可以否认或者拒绝道歉，甚至可以隐藏真相，强调组
织对外的叙事或论述，而非双向、对等沟通。
在目标设定层面，危机公关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步骤，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有效沟通，重新建立系统平衡；危机语艺则更关注是否有效挽回组织形象、是否实现预期效果。
相对而言，危机公关的学术视野更长远、周全，但也因其“系统考量”的复杂性和理想化，而必然在实践中显得效率偏低、主次不分；危机语艺研究则抓住当下、局部、看重辩解和劝服在具体危机情境中的有效性，但也因其单边倾向和一时之功；在笔者看来二者的整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遵循危机公关思想制定行动框架，依照危机语艺观点形成传播策略，前者聚焦于战略，后者发力于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