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金文书法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称。所以金文又称为钟鼎文。金文与甲骨文相比，已经减弱和简化了文字的象形意味，且与甲骨文笔道二头尖细、直笔偏多而带有方折已经有所不同。金文因为浇铸的缘故，所以其笔道肥粗，弯笔较多，并出现了局部的并笔和团块。
金文在商殷晚期业已成熟，如早期商代的《司母戊鼎》、《我方鼎》，其后西周的《大盂鼎》、《墙盘》、《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等，皆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清代碑学兴起以后，金文书法重新得到重视，吴大徵、曾熙、李瑞清等先生在临摹的基础上开辟了金书法的新天地。他们用审美的眼光发掘金文的内蕴，从中摸索和发展出一些新的笔墨技巧来表现金文书法的古拙奇肆、斑驳苍茫金石气，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它书体之中。吴昌硕、黄宾虹当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司母戊鼎》是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释作“后母戊”者。
《我方鼎》，甲骨文中刻成口形的“丁”字，在这里浇铸成了实心的块面。所有点线变得圆润起来了，结体也化方为圆。其中因粘并和锈蚀形成的金石气和点线面的对比，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构成关系。
《大盂鼎》，体势严谨，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点画保留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和尖笔特点。其特殊的肥笔和块面，强化了奇诡的别趣。其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墙盘》，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字形长方，转折多圆笔，呈现一种端庄而不呆板，活泼而不流媚的艺术风格。此外，其笔画粗细一致，笔势流畅，已有后世小篆的笔意。
《散氏盘》，是与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起圆收，中段饱满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妙趣横生，是金文中最具书写感的作品，故有“草篆”之誉。且其字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浇铸”
感很强烈，故愈显浓重朴厚的“金味”。
《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其结体长方匀称，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虢季子白盘》，此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为西周著名重器。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长篇铭文。其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组合形式有方有圆有三角，对比关系较为丰富，字距行间疏疏朗朗，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已具此后的《石鼓文》、《秦公簋》的韵致，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吴大徵、罗振玉等先生平生致力于古器物研究，为清著名金石考古学家。他们大多写得规矩整齐而显得太理智，甚至有些刻板了。
李瑞清、曾熙等先生是专业书法家，但由于过多的强调起伏跌宕，显得较为程式化而有失自然了。
吴昌硕、黄宾虹先生书画兼擅，以画入书，打破了专业书法家刻意为书的作气，且写得信手洒脱，极具抒情写意而个性强烈。吴昌硕苍茫浑厚，大气磅礴；黄宾虹娴雅灵动，柔中寓刚。
李瑞清先生认为金文是书法之祖，学习书法当从金文入手，并总结了金文书法的要点主要是：一者点画浑厚；二要参差错落；三是变化丰富；四则古朴大气。
尽管清代碑学兴起以后，金文书法复活了，但还没能来得及普及和深入。虽然因为摹仿斑驳苍茫而发展了用笔技巧，同时提高了汉字的奇古恣肆的造型趣味，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它书体之中，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但金文书法本身和甲骨文一样，仍处于探索阶段，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我觉得，金文书法可以立足个性特点，找正各自风格特征的对应关系，以此构建相应的笔墨技巧。此外，比如可以或篆或草、多体相参；或可借鉴画理印艺；或者从不同的形式、笔墨，不同的状态情感生发出各种不同的“新理异态”。如此，则金文书法出新的途径无数、可能正多，有待我们去探究和发现。
青铜器与金文书法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称。所以金文又称为钟鼎文。金文与甲骨文相比，已经减弱和简化了文字的象形意味，且与甲骨文笔道二头尖细、直笔偏多而带有方折已经有所不同。金文因为浇铸的缘故，所以其笔道肥粗，弯笔较多，并出现了局部的并笔和团块。
金文在商殷晚期业已成熟，如早期商代的《司母戊鼎》、《我方鼎》，其后西周的《大盂鼎》、《墙盘》、《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等，皆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清代碑学兴起以后，金文书法重新得到重视，吴大徵、曾熙、李瑞清等先生在临摹的基础上开辟了金书法的新天地。他们用审美的眼光发掘金文的内蕴，从中摸索和发展出一些新的笔墨技巧来表现金文书法的古拙奇肆、斑驳苍茫金石气，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它书体之中。吴昌硕、黄宾虹当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司母戊鼎》是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释作“后母戊”者。
《我方鼎》，甲骨文中刻成口形的“丁”字，在这里浇铸成了实心的块面。所有点线变得圆润起来了，结体也化方为圆。其中因粘并和锈蚀形成的金石气和点线面的对比，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构成关系。
《大盂鼎》，体势严谨，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点画保留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和尖笔特点。其特殊的肥笔和块面，强化了奇诡的别趣。其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墙盘》，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字形长方，转折多圆笔，呈现一种端庄而不呆板，活泼而不流媚的艺术风格。此外，其笔画粗细一致，笔势流畅，已有后世小篆的笔意。
《散氏盘》，是与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起圆收，中段饱满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妙趣横生，是金文中最具书写感的作品，故有“草篆”之誉。且其字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浇铸”
感很强烈，故愈显浓重朴厚的“金味”。
《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其结体长方匀称，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虢季子白盘》，此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为西周著名重器。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长篇铭文。其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组合形式有方有圆有三角，对比关系较为丰富，字距行间疏疏朗朗，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已具此后的《石鼓文》、《秦公簋》的韵致，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吴大徵、罗振玉等先生平生致力于古器物研究，为清著名金石考古学家。他们大多写得规矩整齐而显得太理智，甚至有些刻板了。
李瑞清、曾熙等先生是专业书法家，但由于过多的强调起伏跌宕，显得较为程式化而有失自然了。
吴昌硕、黄宾虹先生书画兼擅，以画入书，打破了专业书法家刻意为书的作气，且写得信手洒脱，极具抒情写意而个性强烈。吴昌硕苍茫浑厚，大气磅礴；黄宾虹娴雅灵动，柔中寓刚。
李瑞清先生认为金文是书法之祖，学习书法当从金文入手，并总结了金文书法的要点主要是：一者点画浑厚；二要参差错落；三是变化丰富；四则古朴大气。
尽管清代碑学兴起以后，金文书法复活了，但还没能来得及普及和深入。虽然因为摹仿斑驳苍茫而发展了用笔技巧，同时提高了汉字的奇古恣肆的造型趣味，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它书体之中，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但金文书法本身和甲骨文一样，仍处于探索阶段，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我觉得，金文书法可以立足个性特点，找正各自风格特征的对应关系，以此构建相应的笔墨技巧。此外，比如可以或篆或草、多体相参；或可借鉴画理印艺；或者从不同的形式、笔墨，不同的状态情感生发出各种不同的“新理异态”。如此，则金文书法出新的途径无数、可能正多，有待我们去探究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