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高春芽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3)
摘 要: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奥尔森认为理性的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但他没有系统论述利他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过程的影响。关键词:奥尔森;理性人;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8)04-0016-03
作者简介:高春芽(1978-),男,江苏宿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尔森是一
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1](P3)奥尔森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冲击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还在于使用新型方法论,分析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托马斯·谢林认为,奥尔森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人假设。[2](Foreword)而奥尔森在《经济、行为和逻辑》中指出,他接受并使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自己并没有使用理性人假设。[3]如何评价理性人假设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经成为需要明确辨析的问题。
一、理性人的含义理性人(rationalman)是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行为模型,但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类行为进行理性分析并非始于公共选择学派。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与霍布斯在对市场交易和政府起源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具有自利性的个人能够理性地交换产品或签订社会契约。杜鲁门对此认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若隐若现地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被假设为运用着`理性选择',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独立行动着。”[4](P14)公共选择学派从经典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灵感,明确地提出并使用理性人模型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方法论革命。
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而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设定。唐斯认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P5)理性人总是采取有效的方法,力图在一定产出下使投入最小化,或在一定投入下使产出最大化。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研究者籍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分析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理性人假设仅在“逻辑上一致”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无须在在经验上加以反驳。[6](P160)
和理性人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人(econom-icman),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这两个概念被互换
使用。经济人是从对市场交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行为模型,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由于经济人具有物质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和现实中的社会人相距甚远,一些学者拒绝使用这个概念。唐斯就认为经济人已经“臭名昭彰”,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仿佛具有一个计算器似的大脑”。[5](P6-7)同经济人相比,理性人更有可能受到利他主义、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奥尔森的著作中,他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理性人而不是经济人。
二、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运用
奥尔森的研究方法源于经济学,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促进他具有的某种`利益'。”[6](P160)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早期发展为条件。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中运用和延伸。唐斯、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主要关注选举和立法过程等政治问题,奥尔森比他们更加广泛地使用了理性人假设,他将此方法延伸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领域,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参与理论。[7](P13)
(一)理性人与自利性
戴维·瑞兹曼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个是自利假定,另一个是计算理性(calculativerationality)。[8](P143)奥尔森对此并不予以承认,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3](P77)奥尔森试图回避自己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但这和他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分析并不相符。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命题就是,“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9](P873)回避理性人假设,将使集体行动理论缺少方法论支持。
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理性人假
收稿日期:2008-04-30
高春芽: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设在奥尔森对集体物品供给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从理性决策的角度,奥尔森论述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
“非市场集团中的个体必须考虑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从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总收益是否超过他为此付出的总成本。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愿意供给集体物品的话,那又该提供多少,答案当然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而非总成本和总收益之间的关系。”[6](P27)
集团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这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计算”的结果:“奥尔森假设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方式与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那就是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以后,不再参与集体行动。”[1](P2)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的计算决定是否贡献以及贡献多少集体物品,这是理性人的基本行为特征。①
有学者对奥尔森的理性人模型提出批评,认为他没有重视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是“自私自利的基本逻辑”。[7](P25)奥尔森把理性解释为:“不管人们的目标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他们都以有效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6](P23)理性人寻求实现预期目标的有效方式,而非专注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并不意味着自利,一个利他主义者同样可以是理性的。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心理目标。经济激励以外的性爱激励、心理激励和道德激励都可以成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6](P60)奥尔森曾经区分了理性利他主义和“康德式”利他主义,理性利他主义者采取有效的手段实现利他目的,而“康德式”利他主义者则不计后果地追求利他目的。[10](P19)奥尔森将各种极端利他行为视作非理性,理性人并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奥尔森认识到利他性对理性决策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理论分析一致性和简明性的需要,他在研究中并没有详细论述利他主义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当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发生冲突时,个人将如何取舍。奥尔森对小集团的论述提及了社会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由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关注大集团,非经济激励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奥尔森一方面指出,为获得集体物品而遵守道德准则、作出牺牲并没有和集体行动理论相冲突,另一方面他又诚恳地承认,自己没有用道德力量或道德激励解释集体行动:
“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事例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人的行为就会使理论无从验证。第二,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解释所要考察的集团行动。第三,大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争取自身利益,而非其他集团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6](P61-62)
这段引文准确地体现了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基本看法。奥尔森没有否认理性人可以采取利他行为,但他并没有将利他主义纳入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分析中。虽然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理论必须首先研
究影响个人自利行为的激励结构。[11](P117-119)政治学家莫指出,奥尔森在行文中常提及意识形态、社会压力和利他主义,“这造成所有价值因素都被纳入集体行动理论预设中的误导性印象”。[12](P24)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理性人首先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独立决策者。
(二)理性人与理性的限度
根据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观点,理性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弱理性和中等理性。[13](P68)对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中使用的理性人假设,一些学者从理性强度的视角展开了讨论。张伯伦指出,奥尔森假设个人对所有人的行为和集体物品的生产函数拥有充分信息,奥尔森假设的理性人具有“强理性”,能够对决策的成本和收益作出精确的计算。[14](P708)与此种观点有所不同,戴维·马什认为,奥尔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方法论“假定了最优决策条件的存在”,个人是拥有充分信息的理性人,但奥尔森在对小集团的讨论中,认为集体行动过程伴有策略性行为。集团成员并不拥有充分信息,他们将在预期其他人行为选择的前提下作出决策。[15](P266-267)
奥尔森明确指出,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个人并不拥有“充分的以至全面的信息”。[16](P62)奥尔森虽然将理性人作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但他认为人们的诸多判断并非出于精确的计算,而是依赖个人的习惯。奥尔森举例指出,一个走在水泥路上的人并没有怀疑脚下踩的不是水泥而是涂成水泥色的纸,这并非由于个人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计算,而是出于个人的日常习惯。他认为:“在我(奥尔森)的方法论中……一个人应该就其本身研究问题,并使用必需的假设和学科知识。我的方法论并非始于狂热或冰冷的理性。”[3](77)人们对于重要问题的决断会进行理性计算,而对于非重要问题则并非如此,人们会采取“理性无知”(rationalignorance)的态度,没有激励收集额外信息。奥尔森提出了有关理性选择的“临界值”理论:理性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存在一个临界点,在高于临界点之上,个人才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这就好比一个人承受了压力,在压力很小时个人不会采取反抗,只有当压力很大时才会作出反抗。[6](P164)西蒙认为,个人的理性受到生理、心理结构的内部约束和缺乏信息的外部约束,人们追求“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的结果。[17](P30)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奥尔森认为个人决策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或传统规则的限制,个人并不是一个“最大化者”而是一个“满意者”。[18](P99)个人常常依靠意识形态和习惯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决策者并不拥有无限理性。
奥尔森在提出理性人假设时意识到利他主义的存在,与此类似,他也意识到有限理性对个人决策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将有限理性融入集体行动理论,系统研究有限理性对集体选择的影响。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主要是大集团理论),他实际上假设个人拥有“充分信息”(fullinformation)。[19](P1337)唐斯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论述了意识形态对公共选择的影响,相比之下,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②中缺乏相应的分析。
①②
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奥尔森对小集团集体行动的论述并没有严格使用成本———收益的理性人分析框架,集团成员是根据利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奥尔森转入对制度僵化的研究,他开始重视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意识形态被操纵或公民存在
益的份额而非净收益的大小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
理性无知的条件下,分利集团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最终导致国家衰落。
高春芽: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三、理性人假设的局限
在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学者们尝试提出:“一体化或一般化的理论”,使用统一的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同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推广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领域都将采取理性行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方法论体现了这种研究趋势。[16](P38)为了在社会科学中使用统一的研究方法,奥尔森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包容经济学”(encompassingeconomics)的构想。奥尔森试图对一切社会行为进行经济分析,认为只要“一种行为在广义上是有目的的和一致的,理性人假设就适用。经济理论尤其是微观经济理论,从本质上更近似于理性行为理论而非物质产品理论,它可以用于对一切理性行为的研究”。[18](P99)有学者将经济学方法推广至其他学科的行为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奥尔森反对这一提法。他认为学科融合是自然的过程,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研究社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奥尔森把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主要理解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广经济学方法,并认为人们正生活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体化的时代。
奥尔森于1972年就“包容经济学”写过初稿,但他最终认为自己的构想尚未成熟而中止了写作。在构建“包容经济学”和提出社会科学统一研究方法过程中,奥尔森遭受了挫折,这或许可以说明经济学方法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理性人最初是经济学家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中提出的模型,在政治领域运用理性人假设面临诸多限制,因为公共选择同私人选择相比,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十分模糊。所以布坎南认为,“这种集体决策假设较之在严格规定的市场关系中的个人行为假设的价值要小得多。”[20](P113)奥尔森在对社会集团的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遇到了更加复杂的问题。在集团内部,人们之间除了经济上的交换之外,还可能形成各种非经济关系网络,这为对集团成员行为进行理性分析设置了障碍。奥尔森曾经声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利益集团,对于研究非经济集团“并不特别有用”。[6](P159-160)由此可见,理性人假设存在局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很难化约为经济分析中的理性人。
奥尔森曾经区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理想社会图景:经济学的理想社会由理性的个人组成,他们最大化所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而在社会学的理想社会中,人们自愿组成利益集团、珍视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追求最大化组织团结(institutionalintegration)。[18](P109-114)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人类本性的基本看法:经济学家强调人的自利性,而社会学家重视人的社会性。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方法论中,他试图融合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社会学分析方法,调和经济学中“理性人”与社会学中“社会人”之间的冲突。这种调和造成后果是:奥尔森使用了理性人假设,却又经常强调理性人并不意味着自利;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具有准确的成本收益计算能力,但理性人又受到习惯和观念的影响。奥尔森的方法论中包含了理性人假设,但他比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更复杂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这一概念。[21](P451)
结 语
在奥尔森依据理性人假设提出集体行动理论之后,围绕他的方法论等问题产生了一些争论。
有学者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形式化模型,使用理性人假设是为了保持逻辑推导的一致性,贬低奥尔森使用的理性人假设并没有多少理论意义。[22](P162-163)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理性人假设片面地突出个人的经济动机,他们从利他主义或超理性行为(extrarationalbehavior)的角度对奥尔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23](P22)这些批评试图说明,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并不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过程,而是深受非经济激励影响的社会过程。然而,对奥尔森方法论的批判存在一个误区,有些学者在回避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直接否定奥尔森的结论。强调利他主义行为和非经济激励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暴露了奥尔森方法论的局限,但它并不是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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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强)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高春芽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3)
摘 要: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奥尔森认为理性的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但他没有系统论述利他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过程的影响。关键词:奥尔森;理性人;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8)04-0016-03
作者简介:高春芽(1978-),男,江苏宿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尔森是一
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1](P3)奥尔森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冲击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还在于使用新型方法论,分析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托马斯·谢林认为,奥尔森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人假设。[2](Foreword)而奥尔森在《经济、行为和逻辑》中指出,他接受并使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自己并没有使用理性人假设。[3]如何评价理性人假设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经成为需要明确辨析的问题。
一、理性人的含义理性人(rationalman)是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行为模型,但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类行为进行理性分析并非始于公共选择学派。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与霍布斯在对市场交易和政府起源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具有自利性的个人能够理性地交换产品或签订社会契约。杜鲁门对此认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若隐若现地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被假设为运用着`理性选择',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独立行动着。”[4](P14)公共选择学派从经典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灵感,明确地提出并使用理性人模型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方法论革命。
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而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设定。唐斯认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P5)理性人总是采取有效的方法,力图在一定产出下使投入最小化,或在一定投入下使产出最大化。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研究者籍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分析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理性人假设仅在“逻辑上一致”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无须在在经验上加以反驳。[6](P160)
和理性人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人(econom-icman),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这两个概念被互换
使用。经济人是从对市场交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行为模型,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由于经济人具有物质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和现实中的社会人相距甚远,一些学者拒绝使用这个概念。唐斯就认为经济人已经“臭名昭彰”,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仿佛具有一个计算器似的大脑”。[5](P6-7)同经济人相比,理性人更有可能受到利他主义、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奥尔森的著作中,他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理性人而不是经济人。
二、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运用
奥尔森的研究方法源于经济学,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促进他具有的某种`利益'。”[6](P160)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早期发展为条件。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中运用和延伸。唐斯、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主要关注选举和立法过程等政治问题,奥尔森比他们更加广泛地使用了理性人假设,他将此方法延伸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领域,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参与理论。[7](P13)
(一)理性人与自利性
戴维·瑞兹曼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个是自利假定,另一个是计算理性(calculativerationality)。[8](P143)奥尔森对此并不予以承认,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3](P77)奥尔森试图回避自己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但这和他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分析并不相符。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命题就是,“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9](P873)回避理性人假设,将使集体行动理论缺少方法论支持。
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理性人假
收稿日期:2008-04-30
高春芽: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设在奥尔森对集体物品供给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从理性决策的角度,奥尔森论述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
“非市场集团中的个体必须考虑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从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总收益是否超过他为此付出的总成本。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愿意供给集体物品的话,那又该提供多少,答案当然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而非总成本和总收益之间的关系。”[6](P27)
集团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这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计算”的结果:“奥尔森假设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方式与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那就是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以后,不再参与集体行动。”[1](P2)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的计算决定是否贡献以及贡献多少集体物品,这是理性人的基本行为特征。①
有学者对奥尔森的理性人模型提出批评,认为他没有重视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是“自私自利的基本逻辑”。[7](P25)奥尔森把理性解释为:“不管人们的目标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他们都以有效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6](P23)理性人寻求实现预期目标的有效方式,而非专注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并不意味着自利,一个利他主义者同样可以是理性的。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心理目标。经济激励以外的性爱激励、心理激励和道德激励都可以成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6](P60)奥尔森曾经区分了理性利他主义和“康德式”利他主义,理性利他主义者采取有效的手段实现利他目的,而“康德式”利他主义者则不计后果地追求利他目的。[10](P19)奥尔森将各种极端利他行为视作非理性,理性人并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奥尔森认识到利他性对理性决策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理论分析一致性和简明性的需要,他在研究中并没有详细论述利他主义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当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发生冲突时,个人将如何取舍。奥尔森对小集团的论述提及了社会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由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关注大集团,非经济激励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奥尔森一方面指出,为获得集体物品而遵守道德准则、作出牺牲并没有和集体行动理论相冲突,另一方面他又诚恳地承认,自己没有用道德力量或道德激励解释集体行动:
“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事例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人的行为就会使理论无从验证。第二,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解释所要考察的集团行动。第三,大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争取自身利益,而非其他集团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6](P61-62)
这段引文准确地体现了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基本看法。奥尔森没有否认理性人可以采取利他行为,但他并没有将利他主义纳入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分析中。虽然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理论必须首先研
究影响个人自利行为的激励结构。[11](P117-119)政治学家莫指出,奥尔森在行文中常提及意识形态、社会压力和利他主义,“这造成所有价值因素都被纳入集体行动理论预设中的误导性印象”。[12](P24)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理性人首先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独立决策者。
(二)理性人与理性的限度
根据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观点,理性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弱理性和中等理性。[13](P68)对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中使用的理性人假设,一些学者从理性强度的视角展开了讨论。张伯伦指出,奥尔森假设个人对所有人的行为和集体物品的生产函数拥有充分信息,奥尔森假设的理性人具有“强理性”,能够对决策的成本和收益作出精确的计算。[14](P708)与此种观点有所不同,戴维·马什认为,奥尔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方法论“假定了最优决策条件的存在”,个人是拥有充分信息的理性人,但奥尔森在对小集团的讨论中,认为集体行动过程伴有策略性行为。集团成员并不拥有充分信息,他们将在预期其他人行为选择的前提下作出决策。[15](P266-267)
奥尔森明确指出,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个人并不拥有“充分的以至全面的信息”。[16](P62)奥尔森虽然将理性人作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但他认为人们的诸多判断并非出于精确的计算,而是依赖个人的习惯。奥尔森举例指出,一个走在水泥路上的人并没有怀疑脚下踩的不是水泥而是涂成水泥色的纸,这并非由于个人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计算,而是出于个人的日常习惯。他认为:“在我(奥尔森)的方法论中……一个人应该就其本身研究问题,并使用必需的假设和学科知识。我的方法论并非始于狂热或冰冷的理性。”[3](77)人们对于重要问题的决断会进行理性计算,而对于非重要问题则并非如此,人们会采取“理性无知”(rationalignorance)的态度,没有激励收集额外信息。奥尔森提出了有关理性选择的“临界值”理论:理性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存在一个临界点,在高于临界点之上,个人才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这就好比一个人承受了压力,在压力很小时个人不会采取反抗,只有当压力很大时才会作出反抗。[6](P164)西蒙认为,个人的理性受到生理、心理结构的内部约束和缺乏信息的外部约束,人们追求“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的结果。[17](P30)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奥尔森认为个人决策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或传统规则的限制,个人并不是一个“最大化者”而是一个“满意者”。[18](P99)个人常常依靠意识形态和习惯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决策者并不拥有无限理性。
奥尔森在提出理性人假设时意识到利他主义的存在,与此类似,他也意识到有限理性对个人决策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将有限理性融入集体行动理论,系统研究有限理性对集体选择的影响。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主要是大集团理论),他实际上假设个人拥有“充分信息”(fullinformation)。[19](P1337)唐斯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论述了意识形态对公共选择的影响,相比之下,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②中缺乏相应的分析。
①②
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奥尔森对小集团集体行动的论述并没有严格使用成本———收益的理性人分析框架,集团成员是根据利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奥尔森转入对制度僵化的研究,他开始重视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意识形态被操纵或公民存在
益的份额而非净收益的大小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
理性无知的条件下,分利集团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最终导致国家衰落。
高春芽: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三、理性人假设的局限
在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学者们尝试提出:“一体化或一般化的理论”,使用统一的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同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推广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领域都将采取理性行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方法论体现了这种研究趋势。[16](P38)为了在社会科学中使用统一的研究方法,奥尔森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包容经济学”(encompassingeconomics)的构想。奥尔森试图对一切社会行为进行经济分析,认为只要“一种行为在广义上是有目的的和一致的,理性人假设就适用。经济理论尤其是微观经济理论,从本质上更近似于理性行为理论而非物质产品理论,它可以用于对一切理性行为的研究”。[18](P99)有学者将经济学方法推广至其他学科的行为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奥尔森反对这一提法。他认为学科融合是自然的过程,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研究社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奥尔森把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主要理解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广经济学方法,并认为人们正生活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体化的时代。
奥尔森于1972年就“包容经济学”写过初稿,但他最终认为自己的构想尚未成熟而中止了写作。在构建“包容经济学”和提出社会科学统一研究方法过程中,奥尔森遭受了挫折,这或许可以说明经济学方法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理性人最初是经济学家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中提出的模型,在政治领域运用理性人假设面临诸多限制,因为公共选择同私人选择相比,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十分模糊。所以布坎南认为,“这种集体决策假设较之在严格规定的市场关系中的个人行为假设的价值要小得多。”[20](P113)奥尔森在对社会集团的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遇到了更加复杂的问题。在集团内部,人们之间除了经济上的交换之外,还可能形成各种非经济关系网络,这为对集团成员行为进行理性分析设置了障碍。奥尔森曾经声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利益集团,对于研究非经济集团“并不特别有用”。[6](P159-160)由此可见,理性人假设存在局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很难化约为经济分析中的理性人。
奥尔森曾经区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理想社会图景:经济学的理想社会由理性的个人组成,他们最大化所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而在社会学的理想社会中,人们自愿组成利益集团、珍视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追求最大化组织团结(institutionalintegration)。[18](P109-114)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人类本性的基本看法:经济学家强调人的自利性,而社会学家重视人的社会性。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方法论中,他试图融合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社会学分析方法,调和经济学中“理性人”与社会学中“社会人”之间的冲突。这种调和造成后果是:奥尔森使用了理性人假设,却又经常强调理性人并不意味着自利;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具有准确的成本收益计算能力,但理性人又受到习惯和观念的影响。奥尔森的方法论中包含了理性人假设,但他比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更复杂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这一概念。[21](P451)
结 语
在奥尔森依据理性人假设提出集体行动理论之后,围绕他的方法论等问题产生了一些争论。
有学者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形式化模型,使用理性人假设是为了保持逻辑推导的一致性,贬低奥尔森使用的理性人假设并没有多少理论意义。[22](P162-163)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理性人假设片面地突出个人的经济动机,他们从利他主义或超理性行为(extrarationalbehavior)的角度对奥尔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23](P22)这些批评试图说明,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并不是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过程,而是深受非经济激励影响的社会过程。然而,对奥尔森方法论的批判存在一个误区,有些学者在回避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直接否定奥尔森的结论。强调利他主义行为和非经济激励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作用,虽然暴露了奥尔森方法论的局限,但它并不是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否定,而是对其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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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