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工作中整理一组照片时，其中有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从右至左，叶剑英、毛泽东、陈云、邓小平、陈叔通、林伯渠等六人站在北京西郊机场上，都面带笑容地遥望同一个方向，看神情应该是在等待迎接谁的到来；身后还站着另一群人，因为太远而辨认不出人和面部表情。照片最右边一人的脸只露出一半，由此可见，同时站在机场等候迎接的还有其他人，只是照片拍摄者当时只选择了这六个人的范围。在《陈云画传》中，我找到了这张照片，注解里这样写道：“1955年6月25日，陈云在北京西郊机场。右起：叶剑英、毛泽东、陈云、邓小平、陈叔通、林伯渠。”
《陈云画传》里的照片一般都会注明时间、人物、地点及事件内容，但这张照片却没有提示相关的活动内容。在查阅了《毛泽东画传》、《邓小平画传》、《陈云年谱》和《邓小平年谱》等相关资料后，查到这样一条相关记录：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主席带领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195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这样报道：“应邀来我国作正式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二十五日乘专机到达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飞机场来欢迎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的贵宾们。由此可以推测这张照片很可能与此事相关。
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2日宣告成立，1950年1月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时隔五年之后，胡志明主席才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这一次访问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治目的，不管是此前，还是此后，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进程都与当时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陈云与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带领下夺得“八月革命”的胜利，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时隔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又开始了漫长的抗法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为越南革命提供了支持和援助，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提供援助的规模和数量自然受到限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陈云出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开始主持恢复国民经济，国家经济慢慢好转。1950年中越两国正式建交以后，中国在物质上为越南夺取抗法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更有力、更大规模的支援，自1950年至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量和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1]除了武器装备之外，中国政府和人民还尽力为越南提供粮食、油料、医药等其他方面的物质援助。中国不仅供给大量的军用物资，而且还要把这些援助物资包送到越南军队手中。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1954年越南取得对法关键战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等西方国家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最终赢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但好景不常，1954年8月开始，美国一面向南越当局提供援助，一面由中央情报局安排当时流亡到纽约州的吴庭艳返回南越，扶植其成立越南共和国政府，南北越的统一又成为胡志明政府面临的难题。经过抗法斗争，越南国内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经济濒临崩溃，工厂寥寥无几，各种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人民群众一贫如洗；交通几乎瘫痪，越南北部90%的铁路、73%的公路和152座桥梁受到破坏；缺乏武器装备，越南自己不会生产现代武器弹药，也无外汇购买。要坚持抵抗美国的侵略、实现南北越统一，只能寄希望于当时的中国和苏联。带着这样的政治目的，1955年6月22日凌晨五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带队，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阮维祯、越南民主共和国工商部长潘英、农林部长严春庵、财政部长黎文献、教育部长阮文萱、外交部副部长翁文谦、卫生部副部长范玉石等一行从河内启程，前往中国和苏联访问。
二、陈云接待1955年访华的越南政府代表团
1955年6月25日中午，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所乘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主席带领我国一批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照片中所拍摄的正是毛泽东等人等候越南政府代表团到来的情景。胡志明等一行人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十三天的访问，期间，陈云参与了中方与越方的很多重大活动。27日晚上，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宾馆会见胡志明等越南政府代表团成员；28日晚，前往北京饭店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为胡志明一行访华举行的宴会；7月1日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北京市委在中山公园为庆祝“七一”并欢迎胡志明和越南代表团而举行的游园晚会；3日晚，出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的会谈；7日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宴会之后，参加中越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2]7月2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苏联以后归国途中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一批国家党政领导人到机场欢迎。21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一批国家党政领导人在机场将越南代表团送离北京。至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行程圆满结束。
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此次访华的重要成果之一，即中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合作将有助于两国人民为和平建设的努力。为了协助越南人民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用上述款项协助越南修复铁路，修复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纱、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双方并一致协议，两国在技术方面将进行充分合作。对于越南认为需要修复和新建的工厂、铁路、公路、桥梁等，中国将帮助进行设计、施工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同时，越南将派遣工人前来中国某些生产部门进行实习。为了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双方又同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逐步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为了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进一步扩大合作、交流经验和互相学习，双方一致同意互相进行文化访问，互派留学生，交换图书、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将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赠送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用品和仪器以协助越南人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3]
三、陈云与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之后
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此次访华，在外交上具有重大意义，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堂堂正正地走上了国际舞台。根据联合公报的约定，中国政府开始对越南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援助。这些经济援助的实现，离不开当时主管国家经济的副总理陈云的部署安排，其时，他正带领全国上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我国经济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于1956年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并提前完成，为援助越南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以重量计算，在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岁月里，中国每年向越南提供100多万吨的援助物资。援越物资可分为两大类，即经援物资和军援物资。经援物资包括品种众多的越南人民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例如农机、化肥、各种机器设备及小麦、玉米、白面、大米、猪、牛、鸡、鸭、鱼、蚊帐、搪瓷碗、布匹、衣服、鞋子、袜子、肥皂、罐头、饼干、味精、酱油、白糖、虾酱等等。军援物资包括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1956年4月1日至6日，应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邀请，陈云去越南进行为期5天的不公开访问。4月1日下午四时四十分，陈云抵达河内，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热烈欢迎。胡志明主席亲自将一束鲜花献给陈云，同陈云拥抱。当晚，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宴会后，陈云与胡志明进行了交谈。在越南访问期间，陈云同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五次会谈，并应邀单独同越南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他们向陈云提出了九个有关财经工作方面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陈云就中国建设的经验，为其解答了前面三个，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一、关于工业化建设问题。就越南现有资金、技术、干部的条件来说，只能选择走先轻后重的道路，先搞轻工业，为将来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进一步解决城市职工的就业问题。二、关于农业增产措施和合作化问题。从中国的经验看，农业合作化是中国短时间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至于合作化的速度，那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由越南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代出主意。三、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问题，我们也像对农业的改造一样，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到公私合营，最后到国有化，实现全面所有制。陈云特别提到，根据中国经验，对私营工商业一定要改造，也一定要给他们饭吃，两条不能缺一条，否则就会出乱子。陈云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在中越关系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此后，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曾多次会见陈云、交谈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
1950年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越两国开始有大量的经济往来，尤其是中国政府给越南提供了长期的、大量的经济援助，相继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了抗法斗争、抗美斗争的胜利，并援助其进行战后经济恢复。作为新中国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陈云，这一系列经济援助的实现，他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郭明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陈云年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年版
[3]《中越关系史研究辑稿》，黄铮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古小松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5]《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郭明主编，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6]《陈云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年版
最近在工作中整理一组照片时，其中有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从右至左，叶剑英、毛泽东、陈云、邓小平、陈叔通、林伯渠等六人站在北京西郊机场上，都面带笑容地遥望同一个方向，看神情应该是在等待迎接谁的到来；身后还站着另一群人，因为太远而辨认不出人和面部表情。照片最右边一人的脸只露出一半，由此可见，同时站在机场等候迎接的还有其他人，只是照片拍摄者当时只选择了这六个人的范围。在《陈云画传》中，我找到了这张照片，注解里这样写道：“1955年6月25日，陈云在北京西郊机场。右起：叶剑英、毛泽东、陈云、邓小平、陈叔通、林伯渠。”
《陈云画传》里的照片一般都会注明时间、人物、地点及事件内容，但这张照片却没有提示相关的活动内容。在查阅了《毛泽东画传》、《邓小平画传》、《陈云年谱》和《邓小平年谱》等相关资料后，查到这样一条相关记录：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主席带领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195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这样报道：“应邀来我国作正式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二十五日乘专机到达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飞机场来欢迎胡志明主席和代表团的贵宾们。由此可以推测这张照片很可能与此事相关。
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2日宣告成立，1950年1月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时隔五年之后，胡志明主席才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这一次访问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治目的，不管是此前，还是此后，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进程都与当时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陈云与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带领下夺得“八月革命”的胜利，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时隔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又开始了漫长的抗法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为越南革命提供了支持和援助，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提供援助的规模和数量自然受到限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陈云出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开始主持恢复国民经济，国家经济慢慢好转。1950年中越两国正式建交以后，中国在物质上为越南夺取抗法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更有力、更大规模的支援，自1950年至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量和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1]除了武器装备之外，中国政府和人民还尽力为越南提供粮食、油料、医药等其他方面的物质援助。中国不仅供给大量的军用物资，而且还要把这些援助物资包送到越南军队手中。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1954年越南取得对法关键战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等西方国家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最终赢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但好景不常，1954年8月开始，美国一面向南越当局提供援助，一面由中央情报局安排当时流亡到纽约州的吴庭艳返回南越，扶植其成立越南共和国政府，南北越的统一又成为胡志明政府面临的难题。经过抗法斗争，越南国内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经济濒临崩溃，工厂寥寥无几，各种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人民群众一贫如洗；交通几乎瘫痪，越南北部90%的铁路、73%的公路和152座桥梁受到破坏；缺乏武器装备，越南自己不会生产现代武器弹药，也无外汇购买。要坚持抵抗美国的侵略、实现南北越统一，只能寄希望于当时的中国和苏联。带着这样的政治目的，1955年6月22日凌晨五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带队，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阮维祯、越南民主共和国工商部长潘英、农林部长严春庵、财政部长黎文献、教育部长阮文萱、外交部副部长翁文谦、卫生部副部长范玉石等一行从河内启程，前往中国和苏联访问。
二、陈云接待1955年访华的越南政府代表团
1955年6月25日中午，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所乘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主席带领我国一批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照片中所拍摄的正是毛泽东等人等候越南政府代表团到来的情景。胡志明等一行人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十三天的访问，期间，陈云参与了中方与越方的很多重大活动。27日晚上，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前往宾馆会见胡志明等越南政府代表团成员；28日晚，前往北京饭店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为胡志明一行访华举行的宴会；7月1日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北京市委在中山公园为庆祝“七一”并欢迎胡志明和越南代表团而举行的游园晚会；3日晚，出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的会谈；7日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宴会之后，参加中越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2]7月2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苏联以后归国途中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一批国家党政领导人到机场欢迎。21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一批国家党政领导人在机场将越南代表团送离北京。至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行程圆满结束。
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此次访华的重要成果之一，即中越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合作将有助于两国人民为和平建设的努力。为了协助越南人民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以人民币八亿元无偿地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用上述款项协助越南修复铁路，修复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纱、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双方并一致协议，两国在技术方面将进行充分合作。对于越南认为需要修复和新建的工厂、铁路、公路、桥梁等，中国将帮助进行设计、施工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同时，越南将派遣工人前来中国某些生产部门进行实习。为了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双方又同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逐步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为了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进一步扩大合作、交流经验和互相学习，双方一致同意互相进行文化访问，互派留学生，交换图书、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将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赠送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用品和仪器以协助越南人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3]
三、陈云与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之后
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此次访华，在外交上具有重大意义，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堂堂正正地走上了国际舞台。根据联合公报的约定，中国政府开始对越南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援助。这些经济援助的实现，离不开当时主管国家经济的副总理陈云的部署安排，其时，他正带领全国上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我国经济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于1956年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国民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并提前完成，为援助越南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以重量计算，在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岁月里，中国每年向越南提供100多万吨的援助物资。援越物资可分为两大类，即经援物资和军援物资。经援物资包括品种众多的越南人民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例如农机、化肥、各种机器设备及小麦、玉米、白面、大米、猪、牛、鸡、鸭、鱼、蚊帐、搪瓷碗、布匹、衣服、鞋子、袜子、肥皂、罐头、饼干、味精、酱油、白糖、虾酱等等。军援物资包括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1956年4月1日至6日，应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邀请，陈云去越南进行为期5天的不公开访问。4月1日下午四时四十分，陈云抵达河内，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热烈欢迎。胡志明主席亲自将一束鲜花献给陈云，同陈云拥抱。当晚，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宴会后，陈云与胡志明进行了交谈。在越南访问期间，陈云同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五次会谈，并应邀单独同越南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他们向陈云提出了九个有关财经工作方面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陈云就中国建设的经验，为其解答了前面三个，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一、关于工业化建设问题。就越南现有资金、技术、干部的条件来说，只能选择走先轻后重的道路，先搞轻工业，为将来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进一步解决城市职工的就业问题。二、关于农业增产措施和合作化问题。从中国的经验看，农业合作化是中国短时间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至于合作化的速度，那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由越南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代出主意。三、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问题，我们也像对农业的改造一样，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到公私合营，最后到国有化，实现全面所有制。陈云特别提到，根据中国经验，对私营工商业一定要改造，也一定要给他们饭吃，两条不能缺一条，否则就会出乱子。陈云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在中越关系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此后，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曾多次会见陈云、交谈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
1950年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越两国开始有大量的经济往来，尤其是中国政府给越南提供了长期的、大量的经济援助，相继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了抗法斗争、抗美斗争的胜利，并援助其进行战后经济恢复。作为新中国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陈云，这一系列经济援助的实现，他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郭明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陈云年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年版
[3]《中越关系史研究辑稿》，黄铮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古小松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5]《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郭明主编，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
[6]《陈云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