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福恩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02期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就不可能领导好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在这篇重要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理论层面上看，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三者，最为关键的是权力观。权力观是人们对权力性质、归属及本质的理性认识，权力观是指导权力主体对权力的使用和运行。人们所掌握的权力决定着其地位和利益，没有权力无从谈到地位和利益。从“三观”的制约关系看，领导干部权力观问题解决了，地位观、利益观随之也会得到较好的解决。从实践层面看，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等英模之所以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在根本上说就是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做到了权为民所用，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不是以权谋私。而腐败分子所作所为与这些英模人物恰恰相反，是以扭曲、错误的权力观指引权力运行，立党为私，以权谋私，权力观发生了扭曲和癌变，结果走上了与人民犯罪的道路。李真在狱中已对自己有个清醒的结论：错误的权力观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领导干部扭曲的权力观进行归绺和分析，对人们也是一种警示和教育，有利于推进反腐败斗争。
一、在权力性质上：本末错位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这是权力的性质和所属。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这一根本性质更为明显。执政的共产党人，唯有从这个视角认识、把握权力，才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利用权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郑培民同志所说，权力属于人民，我没有理由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但有的人偏离了“权力源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末错位而错误地认为自己掌握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归人民所有的，不是人民赋予的，反而理直气壮地认为权力是上级任命的，是自己的能力、水平所理应得到的，是自己多年奋斗的结果，是自己能力的表现。还有的腐败分子认为自己祖宗有德，自己能力超过别人，自己天生就是掌权的人，就是权力的化身。结果错误的、扭曲的权力观葬送了这些人。王怀忠、李嘉廷等人在悔过书中，就是这样认识权力、运用权力的，在权力性质上本末错位，头脑中根本没权力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的观念。特别是一些买官者还认为是某某人帮忙的结果，是自身用钱买到的“商品”，他不感谢党、不感谢人民群众，当然在运用权力时不能以权为人民服务，反而千方百计维护其上级，唯上是从，唯上是听，使权力偏离健康的公共运行轨道。因此领导干部在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理念指引下、其必然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种对权力性质的本末颠倒和错位，正是偏离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在实践中必然要导致权力异化，权力主体自然成为腐败分子。
二、在权力主体与群众关系上：主仆移位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所以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就是服务。对这种主仆关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做了精彩的论述。因此，领导干部应把握这一理论，摆正这个位置，时刻不忘自己的仆人角色，铭记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领导干部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服务于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这种主仆关系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及权力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种主仆关系并没有在世界观上扎根，几千年的“官本位”文化及官主民仆的传统文化积淀，使之不可能一朝一夕所克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个“主”就使主仆移位。应该说当官不为民服务，还不如回家卖红薯。有些人口头上讲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灵魂深处、在行动上却是主仆地位倒置，在运用权力的理念上仍是“为民做主”、“父母官”，把自己当成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官”，视人民群众为“子民”、“草芥”。腐败分子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作为牟取个人利益的资本和筹码，为自己争名、争利、追求享乐，在权力争取上就是不甘心，官多大也嫌小，钱多多也嫌少，就不想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原市委书记时，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谁不给他送礼，就看不上谁，就不提拔谁。1999年春节，因为基层的县市领导到其所住大院送礼，造成了市委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的阻塞，经交警疏导几个小时才通行。这种典型的主仆错位造成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在扭曲的主仆关系中迷失了自我，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不归路。谁忘记甚至无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要否定他、抛弃他。
三、在权力的阶级属性上：本位颠倒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告诉我们，权力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权力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中，权力属于剥削阶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权力的阶级性也十分鲜明，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因而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理所当然地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少数领导干部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本位”意识的毒害，缺乏民本位的理念，没有认识共产党执政权力的阶级属性，甚至错误地认识到权力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背离共产党人权力观“民本位”的阶级属性。所以在权力运行中，便利用党交给的权力，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立志做大事，而是立志做大官，掌握大权，光宗耀祖、谋取私利，谋大财。在现实中的“59岁现象”，其实质就是没有看到权力属于广大劳动阶级，把权力当成私有财产加以运用，这是“官本位”的典型表现。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人称平民市长就是被“59思想”拉下马。他说：“特别是在快退下来的时候，‘59思想’比较严重。”“官本位”实质就是“权本位”，崇尚官位，迷信权力，有官则有权，有权则有钱。正如：福建省原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所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些腐败分子入党当官的动机不纯，是想混入共产党的队伍中，利用党和人民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有些人没有当官时非常平易近人，为人也和气，一旦当上官就产生了“官气”、“霸气”、“颐气”，把“一把手”变成“一霸主”、“一支笔”、“一言堂”。马德在克山县一个镇当公务员时，非常有人情味，会来事，常常给领导做饭，打洗脚水，剃头，满身的“奴气”和“媚气”。当上专员和市委书记后，有了权力，特别是当上“一把手”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捞个人私利。他任市委书记22个月，平均每个月索贿受贿102万元，平均每天3.5万元。河北巨贪李友灿一次索贿1640万元，平均每天7.8万元。由于他们在运用权力时偏离了以民为本的理念，造成了权力的本位背离和颠倒，错误的权力观葬送了权力主体。
四、在权力的价值导向上：导向变异
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因而权力在运行中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共产党人权力观运行的最为根本的价值导向。郑培民、牛玉儒等人之所以利用手中握有的重权、大权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其坚持了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取向。有些腐败分子却不是这样，而是理想缺位、道德错位、价值观移位，权力观扭曲，价值观变异，私欲膨胀，把人民的权力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利用权力吃、拿、卡、要，拼命敛财，聚财、谋财，中饱私囊。特别是在一些煤炭大省，有些官员到煤矿中入“干股”，即权力股，用权力得到收益，用权力维护黑心矿主的私利。因此致使煤矿事故不断发生，一起接一起，使煤不是黑的，而成为“红”的。所以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规定到2005年9月22日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要从中撤出。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李毅中同志说，据贵州、湖南、河南等9个省的不完全统计，至25日，共有497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煤矿中撤出投资。这说明这些领导干部在权力的价值导向上是变异、变质，而且问题这么严重。有的领导干部在错误的价值观指使下，遵循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态和腐朽没落意识，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结果晚节不保，大节不要，最终成为历史罪人。最近北京市查处的原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就是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引下，心态扭曲，权力异化，不利用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而是把权力私有化，为己谋私，把公家的钱当成自己的，给洗脚小姐小费就20万元。他认为权力就要为自己及全家追逐利益服务，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是共产党人权力观的变异。毕玉玺这样认为，其妻子王学荣、儿子毕波都是这样认识，结果全家都触犯了法律。
五、在权力的使用上：权责脱节
合理的权力结构是权力、责任、利益相统一的。有的政治学者把权力划分成权、责、利相等的等边三角形。可见，权力就是权力、责任、利益的三者统一体。权力是属于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行使权力就应该向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由于现实中权力结构不够合理，又加之干部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使有些领导干部忘记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道理。在权力的使用上把权力肢解化，当了官有了权，就抓了权力，丢掉了责任，或把权力的等边三角形变成权力、利益这两条边长，责任这条边短的畸形权力。有的领导干部就是把权力与责任、利益割裂开，在权责分离的理念指引下，追求无责任的权力，以权谋私利，沦为了腐败分子。还有的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掩盖下，堂而皇之地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搭个人升迁的平台，破坏生态环境，吃子孙饭，做劳民伤财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向人民负责任，追求个人的所谓政绩。在刚闭幕的“21世纪论坛”上，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把矛头指向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损耗极大，政绩工程比比皆是。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经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以“国际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事实上这不可能，是某些领导人在制造政绩工程。如王怀忠在阜阳任市委书记时，他一次酒后对一个县委书记说：“能上在政绩，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王怀中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阜阳“九五”期间全市GDP增长只有4.7％，上报却是22％。到2000年全市GDP上报209亿元，财政实际收入17.8亿元，人均全省倒数第一。纵观腐败分子的权力观，共性的误区在追逐权力时，既要权力也要利益，在运用权力时却是把权与责分割开来，千方百计地追逐权力，甚至是“买官”，但就是不承担权力相应的责任，但要权力带来的利益，甚至把利益扩大到几十倍、几万倍，远远超出了权力本身，进而使权力出现扭曲与变异，腐败分子就这样出现了。
六、权力运行过程中：用权失控
中央新近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只有在有效的监督中才能沿着公共的轨道运行，不出现权力异化，不导致权力主体的腐败，党内也不会出现或少出现腐败。在现实中，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在监督上有四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上级监督——太远，管不到、管不住；二是同级监督——太软，无法监督、没有能力监督；三是下级监督——太难，在目前的权力格局下，下级无法监督上级；四是法制监督——太滞，法律监督不健全，严重滞后，因此在有些环节出现了权力的失控。这表现为，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搞权与官、权与色、权与票，权与钱、权与物的交换，隐藏期较长，有的长达10年之久。如果监督到位，出现问题就能及时发现，不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有些腐败分子在悔过书中都说是权力的失控，使之走上犯罪之路。胡建学就说，“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无人能管住我了，谁敢说我。”李嘉廷也说，我当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后，没有参加一次党的民主生活，也没有人说我、批评我。有些领导干部在权力运行中缺乏大局意识，把国家权力部门化，把部门利益个人化，为部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曲解中央政策精神，为我所需，强调本地区和本单位利益的特殊性，违背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的领导干部组织观念淡薄，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结党营私，我就代表党，反对我就是反党，监督我的权力就是不相信党。有的领导干部在重大项目决策中不进行科学论证，主观臆断，拍脑袋决定，既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又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恶剧”理论。意思是，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一定会增加更多的牲畜。这样“公共牧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地放牧中走向毁灭。在政府机构，公共权力及由此产生的公共资源，成了有些握有公共权力的人的公共牧场，如果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就将导致执掌公共权力的“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无节制地毁坏“公共牧场”，最终导致腐败的蔓延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由此可见，权力在运行中失去党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特别是失去制度和机制的制约，特别是舆论监督，其必然造成公共权力在运行中的失控，由此导致权力主体的腐败。
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现实看，凡是腐败都是权力的腐败，是领导干部权力观的扭曲与癌变，由此可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何等的重要。作者曾多次到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监狱去搞过调查，一些已判刑的职务罪犯，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中都强调树立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性、必要性，从这些沉痛的教训中已说明了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于反对腐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树立共产党人的权力观，确保权力不异化。
作者介绍：祝福恩，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者：祝福恩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02期
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就不可能领导好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在这篇重要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理论层面上看，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三者，最为关键的是权力观。权力观是人们对权力性质、归属及本质的理性认识，权力观是指导权力主体对权力的使用和运行。人们所掌握的权力决定着其地位和利益，没有权力无从谈到地位和利益。从“三观”的制约关系看，领导干部权力观问题解决了，地位观、利益观随之也会得到较好的解决。从实践层面看，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等英模之所以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在根本上说就是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做到了权为民所用，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不是以权谋私。而腐败分子所作所为与这些英模人物恰恰相反，是以扭曲、错误的权力观指引权力运行，立党为私，以权谋私，权力观发生了扭曲和癌变，结果走上了与人民犯罪的道路。李真在狱中已对自己有个清醒的结论：错误的权力观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领导干部扭曲的权力观进行归绺和分析，对人们也是一种警示和教育，有利于推进反腐败斗争。
一、在权力性质上：本末错位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这是权力的性质和所属。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这一根本性质更为明显。执政的共产党人，唯有从这个视角认识、把握权力，才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利用权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郑培民同志所说，权力属于人民，我没有理由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但有的人偏离了“权力源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末错位而错误地认为自己掌握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归人民所有的，不是人民赋予的，反而理直气壮地认为权力是上级任命的，是自己的能力、水平所理应得到的，是自己多年奋斗的结果，是自己能力的表现。还有的腐败分子认为自己祖宗有德，自己能力超过别人，自己天生就是掌权的人，就是权力的化身。结果错误的、扭曲的权力观葬送了这些人。王怀忠、李嘉廷等人在悔过书中，就是这样认识权力、运用权力的，在权力性质上本末错位，头脑中根本没权力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的观念。特别是一些买官者还认为是某某人帮忙的结果，是自身用钱买到的“商品”，他不感谢党、不感谢人民群众，当然在运用权力时不能以权为人民服务，反而千方百计维护其上级，唯上是从，唯上是听，使权力偏离健康的公共运行轨道。因此领导干部在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理念指引下、其必然不可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种对权力性质的本末颠倒和错位，正是偏离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在实践中必然要导致权力异化，权力主体自然成为腐败分子。
二、在权力主体与群众关系上：主仆移位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所以邓小平同志说领导就是服务。对这种主仆关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做了精彩的论述。因此，领导干部应把握这一理论，摆正这个位置，时刻不忘自己的仆人角色，铭记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领导干部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服务于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这种主仆关系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及权力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有些领导干部对这种主仆关系并没有在世界观上扎根，几千年的“官本位”文化及官主民仆的传统文化积淀，使之不可能一朝一夕所克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一个“主”就使主仆移位。应该说当官不为民服务，还不如回家卖红薯。有些人口头上讲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灵魂深处、在行动上却是主仆地位倒置，在运用权力的理念上仍是“为民做主”、“父母官”，把自己当成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官”，视人民群众为“子民”、“草芥”。腐败分子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作为牟取个人利益的资本和筹码，为自己争名、争利、追求享乐，在权力争取上就是不甘心，官多大也嫌小，钱多多也嫌少，就不想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原市委书记时，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谁不给他送礼，就看不上谁，就不提拔谁。1999年春节，因为基层的县市领导到其所住大院送礼，造成了市委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的阻塞，经交警疏导几个小时才通行。这种典型的主仆错位造成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在扭曲的主仆关系中迷失了自我，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不归路。谁忘记甚至无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要否定他、抛弃他。
三、在权力的阶级属性上：本位颠倒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告诉我们，权力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权力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中，权力属于剥削阶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权力的阶级性也十分鲜明，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因而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理所当然地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少数领导干部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本位”意识的毒害，缺乏民本位的理念，没有认识共产党执政权力的阶级属性，甚至错误地认识到权力是自己的私人财产，背离共产党人权力观“民本位”的阶级属性。所以在权力运行中，便利用党交给的权力，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立志做大事，而是立志做大官，掌握大权，光宗耀祖、谋取私利，谋大财。在现实中的“59岁现象”，其实质就是没有看到权力属于广大劳动阶级，把权力当成私有财产加以运用，这是“官本位”的典型表现。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人称平民市长就是被“59思想”拉下马。他说：“特别是在快退下来的时候，‘59思想’比较严重。”“官本位”实质就是“权本位”，崇尚官位，迷信权力，有官则有权，有权则有钱。正如：福建省原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所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些腐败分子入党当官的动机不纯，是想混入共产党的队伍中，利用党和人民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有些人没有当官时非常平易近人，为人也和气，一旦当上官就产生了“官气”、“霸气”、“颐气”，把“一把手”变成“一霸主”、“一支笔”、“一言堂”。马德在克山县一个镇当公务员时，非常有人情味，会来事，常常给领导做饭，打洗脚水，剃头，满身的“奴气”和“媚气”。当上专员和市委书记后，有了权力，特别是当上“一把手”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捞个人私利。他任市委书记22个月，平均每个月索贿受贿102万元，平均每天3.5万元。河北巨贪李友灿一次索贿1640万元，平均每天7.8万元。由于他们在运用权力时偏离了以民为本的理念，造成了权力的本位背离和颠倒，错误的权力观葬送了权力主体。
四、在权力的价值导向上：导向变异
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因而权力在运行中要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共产党人权力观运行的最为根本的价值导向。郑培民、牛玉儒等人之所以利用手中握有的重权、大权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其坚持了共产党人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取向。有些腐败分子却不是这样，而是理想缺位、道德错位、价值观移位，权力观扭曲，价值观变异，私欲膨胀，把人民的权力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利用权力吃、拿、卡、要，拼命敛财，聚财、谋财，中饱私囊。特别是在一些煤炭大省，有些官员到煤矿中入“干股”，即权力股，用权力得到收益，用权力维护黑心矿主的私利。因此致使煤矿事故不断发生，一起接一起，使煤不是黑的，而成为“红”的。所以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规定到2005年9月22日投资入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要从中撤出。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李毅中同志说，据贵州、湖南、河南等9个省的不完全统计，至25日，共有497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煤矿中撤出投资。这说明这些领导干部在权力的价值导向上是变异、变质，而且问题这么严重。有的领导干部在错误的价值观指使下，遵循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态和腐朽没落意识，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结果晚节不保，大节不要，最终成为历史罪人。最近北京市查处的原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就是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引下，心态扭曲，权力异化，不利用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而是把权力私有化，为己谋私，把公家的钱当成自己的，给洗脚小姐小费就20万元。他认为权力就要为自己及全家追逐利益服务，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是共产党人权力观的变异。毕玉玺这样认为，其妻子王学荣、儿子毕波都是这样认识，结果全家都触犯了法律。
五、在权力的使用上：权责脱节
合理的权力结构是权力、责任、利益相统一的。有的政治学者把权力划分成权、责、利相等的等边三角形。可见，权力就是权力、责任、利益的三者统一体。权力是属于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行使权力就应该向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由于现实中权力结构不够合理，又加之干部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使有些领导干部忘记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道理。在权力的使用上把权力肢解化，当了官有了权，就抓了权力，丢掉了责任，或把权力的等边三角形变成权力、利益这两条边长，责任这条边短的畸形权力。有的领导干部就是把权力与责任、利益割裂开，在权责分离的理念指引下，追求无责任的权力，以权谋私利，沦为了腐败分子。还有的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掩盖下，堂而皇之地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搭个人升迁的平台，破坏生态环境，吃子孙饭，做劳民伤财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向人民负责任，追求个人的所谓政绩。在刚闭幕的“21世纪论坛”上，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把矛头指向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损耗极大，政绩工程比比皆是。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经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以“国际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事实上这不可能，是某些领导人在制造政绩工程。如王怀忠在阜阳任市委书记时，他一次酒后对一个县委书记说：“能上在政绩，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王怀中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阜阳“九五”期间全市GDP增长只有4.7％，上报却是22％。到2000年全市GDP上报209亿元，财政实际收入17.8亿元，人均全省倒数第一。纵观腐败分子的权力观，共性的误区在追逐权力时，既要权力也要利益，在运用权力时却是把权与责分割开来，千方百计地追逐权力，甚至是“买官”，但就是不承担权力相应的责任，但要权力带来的利益，甚至把利益扩大到几十倍、几万倍，远远超出了权力本身，进而使权力出现扭曲与变异，腐败分子就这样出现了。
六、权力运行过程中：用权失控
中央新近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只有在有效的监督中才能沿着公共的轨道运行，不出现权力异化，不导致权力主体的腐败，党内也不会出现或少出现腐败。在现实中，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在监督上有四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上级监督——太远，管不到、管不住；二是同级监督——太软，无法监督、没有能力监督；三是下级监督——太难，在目前的权力格局下，下级无法监督上级；四是法制监督——太滞，法律监督不健全，严重滞后，因此在有些环节出现了权力的失控。这表现为，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搞权与官、权与色、权与票，权与钱、权与物的交换，隐藏期较长，有的长达10年之久。如果监督到位，出现问题就能及时发现，不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有些腐败分子在悔过书中都说是权力的失控，使之走上犯罪之路。胡建学就说，“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无人能管住我了，谁敢说我。”李嘉廷也说，我当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后，没有参加一次党的民主生活，也没有人说我、批评我。有些领导干部在权力运行中缺乏大局意识，把国家权力部门化，把部门利益个人化，为部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曲解中央政策精神，为我所需，强调本地区和本单位利益的特殊性，违背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的领导干部组织观念淡薄，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结党营私，我就代表党，反对我就是反党，监督我的权力就是不相信党。有的领导干部在重大项目决策中不进行科学论证，主观臆断，拍脑袋决定，既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又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恶剧”理论。意思是，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一定会增加更多的牲畜。这样“公共牧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地放牧中走向毁灭。在政府机构，公共权力及由此产生的公共资源，成了有些握有公共权力的人的公共牧场，如果没有对权力的约束，就将导致执掌公共权力的“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无节制地毁坏“公共牧场”，最终导致腐败的蔓延和政府公信力的损害。由此可见，权力在运行中失去党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特别是失去制度和机制的制约，特别是舆论监督，其必然造成公共权力在运行中的失控，由此导致权力主体的腐败。
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现实看，凡是腐败都是权力的腐败，是领导干部权力观的扭曲与癌变，由此可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何等的重要。作者曾多次到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监狱去搞过调查，一些已判刑的职务罪犯，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中都强调树立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性、必要性，从这些沉痛的教训中已说明了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对于反对腐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树立共产党人的权力观，确保权力不异化。
作者介绍：祝福恩，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