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山是济南的骨骼，水就是它的灵魂了。至刚至柔，这就是济南。诗人孔孚《泉城山色》只有三句，“绿得有些倦/现一些忧郁/思念着雨”。何来忧郁？那是因为山与泉历经了太多的人间苦痛。
我一个人早早地坐了公交车，颠簸三个小时，去济南的历下看泉。在历下的小巷里，顺着幽幽的泉水曲曲折折地走。然后，再去大明湖畔寻一个僻静处，半日半日地发呆，走神。这样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个人来，想起那个对济南的山与水爱得无以复加、也是至刚至柔的人。
这个人就是老舍。人走了，他的文字与留在文字上的生命，便如这清幽而婉转的泉水，不竭不涸。
想起他几乎是带点儿幸福感的话：“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在济南住过四载（实际是四年又三个月）。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收在《赶集》里的那十几个短篇……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吊济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殆的时候，日寇入侵，内乱不已，民不聊生。所幸的是，受着压迫与凌辱的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双双觉醒，合力反抗。在这觉醒与反抗的知识分子队伍里，有两个劳作最力最勤的写家，上海的鲁迅与济南的老舍。
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九个月零十九天里，先生有八个月在重病之中，胃扩张、肠驰缓、肺结核、肋膜炎、支气管炎、气胸、心脏病。但在这最后的九个月又十九天里，先生却出版了《故事新编》、《药用植物》、《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集》；编校成书的有《海上述林》两卷，编好的有《苏联作家七人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平均每个月有一本书出版。十月十六日（死前三天），先生写下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一文；十七日，先生勉力写出未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记下当天的日记；十八日晨，已无力说话，还不满足于许广平的报告，还要亲自看过报纸，关心着刊物和青年们的文章。这是民国二十五年，鲁迅的1936年。
济南的老舍呢？那时他在齐鲁大学任教，假期便成了他创作的正日。胡挈青女士在《旧居》一文里这样记载：“就在那样的盛暑中，就在这个闷热难当的小院里，老舍一天也没敢歇着。他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动手写作，头上缠着湿毛巾，肘腕子下面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就这样每天至少赶出两千字来。一个暑假，他‘拼’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离婚》。”这是民国二十一年，老舍的1932年暑假，一个热死了许多卖苦力者的酷暑。
民国也是党国，这就更加加重了民族与民众的苦难。
民族与民众的苦难，也就为鲁迅与老舍的文字铺下了灰暗而又感伤、悲苦而又愤怒的底色。只是鲁迅的文字，是带火的讽刺；而老舍的，则是含泪的幽默。
老舍的《大明湖》就是写的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大明湖》焚毁于战火之中，老舍又将这部长篇小说里最精彩的部分，重写成一部可以列于世界经典之林的中篇小说《月牙儿》。
近八十年过去了，我于晚春的暮霭里流连于济南历下旧巷的泉水边，似乎老舍与他的月牙儿，都还在汩汩的清流里晃动。出身寒苦的老舍如这泉水般，将大地上野草一样的底层民众的苦难含蕴在自己的笔下。那是个将没有一点生途的母女俩、渐次逼入妓女境地的社会。那个女子悲凉的呻吟——我每每读时都读到对于这两个美丽生命无望凋零的无限怜惜，和对于那个非人社会的无尽的控诉——“我心中的苦处假若可以用个形状比喻起来，必是个月牙儿形的。它无依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我还不如一条狗，狗有个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却不准我躺着。”那个吃人的社会，终于将妓女的女儿逼进监狱，这个酷爱着月牙儿的女子，竟“不再想出去了”，因为“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
老舍是在最后时刻才不得不离开济南的。直到济南北面的黄河桥被炸了，日寇的铁蹄已经逼近济南，他才提起那个早已收拾好的箱子，“挨个看看极幼小的孩子们”，踏上了八年的抗战路。他不是北京的周作人，绝不可能留下来侍奉敌伪政权。他那文人的脊梁，是如济南的华不注山一样，硬且峭拔。
我们都知道老舍名篇《济南的冬天》。其实济南的春夏秋冬，他都饱蘸着深爱，一一写过。他与济南匆匆作别在秋意阑珊之时，其后的岁月里，他的梦境中当会皴染起济南的秋意吧——“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早在老舍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在对学生们的讲演中说过这样的话：耶稣只负起一个十字架，而我们却应该准备牺牲自己，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旧世界，另一个是建立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老舍不仅盼来了，还用自己勤勉的双手，为它的长大添砖加瓦。但是这个名“舒庆春”、字“舍予”的老舍，到底还是为了这个“新世界”舍身而去了，1966年8月24日，投太平湖而死。他的儿子舒乙先生，曾经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父亲的重要文章《父亲最后的两天》，文中谈到父亲死时的情形：“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他心上更是遍体鳞伤，只是比体表上的更重更深。
有一点世人还从来没有说到：老舍舍身前在太平湖独自面对那个白天和夜晚的时候，一定想到了济南，想到了济南的山与泉水吧？那些山是不会低头的，却是慈爱的：“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而那些泉水，则更是不会低头的，它们简直就是舍身而出的！地底深处的黑暗久久地包围着它们，而冰冷的石头在狠狠地压迫着它们。但是它们从不臣服，百里千里、千年万年地寻找着能够自由呼吸的出口。终于冲出迫压着、包围着它们的强大的地层，让自己的生命在济南的人间开成自由的花朵。这从地底冲破包围而解放了的泉水，又是最为干净甜爽的。不要说它们惠泽于济南的百姓，那个因飞机失事而辞世的诗人，也是被运回济南，用这些干净的泉水清洗一新的。
两个老舍，就如雕塑一般立在历史的烟云间——曾经，在最热的八月的济南，这个勤苦的人，头上缠着湿毛巾、肘腕子下面垫着吸墨纸，正进入在忘我的劳动之中；而在这个最热的八月的北京，他却心冷如冰、绝望如崖、决绝舍身。
《茶馆》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撒着纸钱，自悼自祭，茶馆老板王利发则在这种自悼自祭的悲怆里解下腰带进屋自尽。
这位敢于舍身的人，特别喜爱鲁迅的文字，说“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并评价鲁迅与他的文字“这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文艺建设”。只是，等到他最后一怒舍身的时候，却是连一个字也写不出了。
“上善若水”，“逝者如斯”，老子与孔子虽然说的是水，又是在说人。我每次来到济南，亲近着万古常新的泉水，总会想起老舍与老舍的那些写着济南的文字。我相信，一世一世的后人来到济南，亲近着这些常流常新的泉水，仍会想起老舍与老舍的那些写着济南的文字。
如果山是济南的骨骼，水就是它的灵魂了。至刚至柔，这就是济南。诗人孔孚《泉城山色》只有三句，“绿得有些倦/现一些忧郁/思念着雨”。何来忧郁？那是因为山与泉历经了太多的人间苦痛。
我一个人早早地坐了公交车，颠簸三个小时，去济南的历下看泉。在历下的小巷里，顺着幽幽的泉水曲曲折折地走。然后，再去大明湖畔寻一个僻静处，半日半日地发呆，走神。这样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个人来，想起那个对济南的山与水爱得无以复加、也是至刚至柔的人。
这个人就是老舍。人走了，他的文字与留在文字上的生命，便如这清幽而婉转的泉水，不竭不涸。
想起他几乎是带点儿幸福感的话：“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在济南住过四载（实际是四年又三个月）。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收在《赶集》里的那十几个短篇……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吊济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殆的时候，日寇入侵，内乱不已，民不聊生。所幸的是，受着压迫与凌辱的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双双觉醒，合力反抗。在这觉醒与反抗的知识分子队伍里，有两个劳作最力最勤的写家，上海的鲁迅与济南的老舍。
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九个月零十九天里，先生有八个月在重病之中，胃扩张、肠驰缓、肺结核、肋膜炎、支气管炎、气胸、心脏病。但在这最后的九个月又十九天里，先生却出版了《故事新编》、《药用植物》、《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集》；编校成书的有《海上述林》两卷，编好的有《苏联作家七人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平均每个月有一本书出版。十月十六日（死前三天），先生写下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一文；十七日，先生勉力写出未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记下当天的日记；十八日晨，已无力说话，还不满足于许广平的报告，还要亲自看过报纸，关心着刊物和青年们的文章。这是民国二十五年，鲁迅的1936年。
济南的老舍呢？那时他在齐鲁大学任教，假期便成了他创作的正日。胡挈青女士在《旧居》一文里这样记载：“就在那样的盛暑中，就在这个闷热难当的小院里，老舍一天也没敢歇着。他抢在太阳出来之前起床动手写作，头上缠着湿毛巾，肘腕子下面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就这样每天至少赶出两千字来。一个暑假，他‘拼’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离婚》。”这是民国二十一年，老舍的1932年暑假，一个热死了许多卖苦力者的酷暑。
民国也是党国，这就更加加重了民族与民众的苦难。
民族与民众的苦难，也就为鲁迅与老舍的文字铺下了灰暗而又感伤、悲苦而又愤怒的底色。只是鲁迅的文字，是带火的讽刺；而老舍的，则是含泪的幽默。
老舍的《大明湖》就是写的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大明湖》焚毁于战火之中，老舍又将这部长篇小说里最精彩的部分，重写成一部可以列于世界经典之林的中篇小说《月牙儿》。
近八十年过去了，我于晚春的暮霭里流连于济南历下旧巷的泉水边，似乎老舍与他的月牙儿，都还在汩汩的清流里晃动。出身寒苦的老舍如这泉水般，将大地上野草一样的底层民众的苦难含蕴在自己的笔下。那是个将没有一点生途的母女俩、渐次逼入妓女境地的社会。那个女子悲凉的呻吟——我每每读时都读到对于这两个美丽生命无望凋零的无限怜惜，和对于那个非人社会的无尽的控诉——“我心中的苦处假若可以用个形状比喻起来，必是个月牙儿形的。它无依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我还不如一条狗，狗有个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却不准我躺着。”那个吃人的社会，终于将妓女的女儿逼进监狱，这个酷爱着月牙儿的女子，竟“不再想出去了”，因为“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许多”。
老舍是在最后时刻才不得不离开济南的。直到济南北面的黄河桥被炸了，日寇的铁蹄已经逼近济南，他才提起那个早已收拾好的箱子，“挨个看看极幼小的孩子们”，踏上了八年的抗战路。他不是北京的周作人，绝不可能留下来侍奉敌伪政权。他那文人的脊梁，是如济南的华不注山一样，硬且峭拔。
我们都知道老舍名篇《济南的冬天》。其实济南的春夏秋冬，他都饱蘸着深爱，一一写过。他与济南匆匆作别在秋意阑珊之时，其后的岁月里，他的梦境中当会皴染起济南的秋意吧——“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早在老舍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在对学生们的讲演中说过这样的话：耶稣只负起一个十字架，而我们却应该准备牺牲自己，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旧世界，另一个是建立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老舍不仅盼来了，还用自己勤勉的双手，为它的长大添砖加瓦。但是这个名“舒庆春”、字“舍予”的老舍，到底还是为了这个“新世界”舍身而去了，1966年8月24日，投太平湖而死。他的儿子舒乙先生，曾经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父亲的重要文章《父亲最后的两天》，文中谈到父亲死时的情形：“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他心上更是遍体鳞伤，只是比体表上的更重更深。
有一点世人还从来没有说到：老舍舍身前在太平湖独自面对那个白天和夜晚的时候，一定想到了济南，想到了济南的山与泉水吧？那些山是不会低头的，却是慈爱的：“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而那些泉水，则更是不会低头的，它们简直就是舍身而出的！地底深处的黑暗久久地包围着它们，而冰冷的石头在狠狠地压迫着它们。但是它们从不臣服，百里千里、千年万年地寻找着能够自由呼吸的出口。终于冲出迫压着、包围着它们的强大的地层，让自己的生命在济南的人间开成自由的花朵。这从地底冲破包围而解放了的泉水，又是最为干净甜爽的。不要说它们惠泽于济南的百姓，那个因飞机失事而辞世的诗人，也是被运回济南，用这些干净的泉水清洗一新的。
两个老舍，就如雕塑一般立在历史的烟云间——曾经，在最热的八月的济南，这个勤苦的人，头上缠着湿毛巾、肘腕子下面垫着吸墨纸，正进入在忘我的劳动之中；而在这个最热的八月的北京，他却心冷如冰、绝望如崖、决绝舍身。
《茶馆》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撒着纸钱，自悼自祭，茶馆老板王利发则在这种自悼自祭的悲怆里解下腰带进屋自尽。
这位敢于舍身的人，特别喜爱鲁迅的文字，说“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并评价鲁迅与他的文字“这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文艺建设”。只是，等到他最后一怒舍身的时候，却是连一个字也写不出了。
“上善若水”，“逝者如斯”，老子与孔子虽然说的是水，又是在说人。我每次来到济南，亲近着万古常新的泉水，总会想起老舍与老舍的那些写着济南的文字。我相信，一世一世的后人来到济南，亲近着这些常流常新的泉水，仍会想起老舍与老舍的那些写着济南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