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及测度*
周原田
摘要：城乡失衡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政治层面，从生态角度来看，城乡生态环境不平衡不对等，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城、乡之间的利益协调。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程度的量化表达对于认识城乡生态环境现状、促进城乡生态环境管理、保护和持续优化城乡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对失衡现象及失衡度的研究，结合城乡生态环境影响要素，提出以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REI）量化表达城、乡之间生态环境的偏离程度，构建包含3个要素、11项评价指标的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测度指标体系，并以上海市为例测度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结果表明：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明显，城市生态环境优于乡村生态环境；乡村环境质量优势逐年消失；近年来上海市污染控制及生态建设工作有一定成效。
关键词：城乡生态环境；城乡失衡；测度；生态环境失衡度
1．引言
“失衡”（imbalance）是指失去平衡，是事物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种不正常、不平衡的状态。失衡常用以描述一种现象，如全球经济失衡、生态失衡、文化失衡等；或诠释发展中的不对等不公平，如分配失衡、增长失衡、结构失衡等。
在城乡规划学科范畴内，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的许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城乡利益关系中，一方面，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占有大量的利益资源，另一方面，农村由于其天然弱势等诸多因素占有的利益资源较少，两者在利益关系的天平上完全失去了平衡（张红锋，2013），城乡失衡现象已逐渐凸显，对其研究探讨也不断深化。城乡失衡（urban—rural imbalance）是指在浓厚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现代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一进程在全国的所有地区展开，其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中只形成一些规模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分化，即“二元结构”，具体表现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关系的恶化（卢立昕，2011）。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 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课题（KY—2013—C02）。 ③②①
其分析、讨论，认为城乡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层面的（彭正辉，2004；Aynalem Adugna 等，2011），更有政治、文化、生态以及社会层面的失衡（Simmons等，2002；周纪昌，2007；方菲，2009；迟福林，2010；D. Parthasarathy，2013）。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urban—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balance）是城乡生态环境发展中的一种非正常状态，是城乡失衡的一种，同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2014年， 徐学庆指出城乡生态关系是城乡在资源、环境及区位层面的存在状况和联系状态。认为当前我国城乡生态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本应由城市企业承担的污染排放治理成本变成了社会成本和农业成本，农民的生态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二是在片面追求 GDP的政绩观驱动下，农业环境污染埋下隐患。三是缺少对“三农”生态利益的关怀，一旦遇到较大的生态问题，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居民的利益，较少关注“三农”的生态利益。沈清基（2012）认为我国城乡生态环境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化倾向，指城、乡在生态环境的结构、功能、质量等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及发展趋势。从生态学角度来说，城市与农村作为共生主体存在（冯周卓等，2013）。近年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态环境问题仍在加剧，并且在向农村蔓延，不断涉及到对农村的生态冲击；另一方面，对城市的盲目复制模仿破坏了乡村原有生态环境，同时过于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王克勤等，2010），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现象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且已引起各领域学者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程度如何？是否超过了城乡生态系统正常发展承受的临界状态？是否会出现重大生态环境危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一定程度上说，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测度已经成为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的一个紧迫问题，其研究有必要性。一般意义上讲，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具有明确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而是可测度的，有其可行性。然而，城乡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精准的测度有一定的困难性。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对其失衡度的量化表达更是空白，但相关学科及学者有关测度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李宝瑜（2009）提出判断经济失衡的标准及均衡值的判断方法，选取影响经济平衡状态的要素分别进行失衡度的计算，再利用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方法逐层综合，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失衡指数。吴阿娜等（2011）提出城市生态质量综合指数（CEI）针对上海城市生态特征及发展变化趋势从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四个方面综合评价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另外，在国内外相关测度研究中，还包括基尼系数（王家庭等，2009）、变差系数（梁进社等，1998）、3E协调度（刘志亭等，2005；李雨潼，2013），协调度模型（欧雄等，2007；张云⑥⑤④
峰等，2011）及时空综合模型（代明等，2009；Marco Vizzari，2011）也是常用的研究方法。
基于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实然以及分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现有失衡度及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本文试图构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体系，评估城乡生态环境现状，并以上海市为例，对上海中心城区及郊区生态环境失衡程度进行量化表达。
2．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概念及其表现
2.1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概念
本文所指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是指在城乡生态系统中，城市与乡村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政策制定、监管管理、环保投入等）的有机联系被割裂，长期较大幅度偏离均衡状态，从而导致城乡生态系统破坏、环境恶化、资源配置不合理，并可能诱发经济或社会危机的一种状态。
2.2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表现
2.2.1城乡生态系统破坏
城乡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王克勤等，2010），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断施加压力，同时改变了城乡生态系统原有的地域结构，城乡生态系统整体发生了不利于生物和人类生存的量变和质变。而相对滞后的反应体制难以维持其原有平衡位点，导致城乡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和障碍，系统稳定性下降，难以达到良性循环。
2.2.2城乡资源配置不均
表现在自然资源方面，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时空分布不均的国情下，城乡自然资源利用不平衡特征愈发明显。除众所周知的城市对资源的大量利用和高消耗外，乡村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利用等方面，对资源消耗也十分可观。仅2011年，我国农业用水总量为3743.6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61.3%，工业用水总量为1461.8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23.9%，仅为农业用水量的1/3。
社会公共资源方面，城乡公共事业投资相差悬殊，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缺位，乡村地区生态服务水平与质量与城市有明显的差距。以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为例，2010年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地区每千人拥有3人，城镇地区每千人拥有7人。乡村人均卫生费用为2315.48元，仅为城镇居民的1/4，农村卫生费用为4471.77亿元，乡村人口仅消耗了不到1/3的卫生总费用。 ⑧⑦
2.2.3城乡环境污染
一方面，城市生态环境压力不断转嫁给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环境的支持者，长期被认为是城市污染物的消纳方，在城市层面上的环境污染其干扰不断涉及到对乡村的生态冲击，乡村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乡村自身生产加重其环境压力，乡镇工业企业“三废”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致使乡村层面上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新、老污染交织（魏赛，2012）。目前全国农药使用量已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1.36亿亩；地膜使用量达63万吨，白色污染相当严重。化肥 、农药的施用已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流失的化肥、农药和随手扔掉的农药瓶，很容易造成水体和土壤的污染，从而加大了对农产品及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农村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⑨
2.2.4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割裂
具体到政策制定层面，政府长期存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政策偏向，一方面，乡村生态管理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严重滞后于城市，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另一方面，对乡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够全面，法律规范在乡村的具体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同时，城乡空间边界与法律边界错位（蒋莉，2011），乡村生态环境在既有环境立法框架中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监管管理层面，城市和工业的环保工作是各级环保机构的主要职责，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由县市级环保部门负责，县级以下政府基本没有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县一级环保局名义上是“综合管理部门”，但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环境涉及很少（刘黎丹，2009）。农村环境保护处于无管理或半管理状态，公共卫生设施缺乏，农村环境保护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
环保投入层面，城乡环保资金投入相差悬殊（见表1）。长期以来，在城乡相对独立的环境治理供给体制下，城市环境保护资金主要来自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及预算外资金；而农村环境保护资金则主要靠农民上缴税费自己承担，国家并没有专项费用用于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王雪，2011）。
表1 我国城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固定资产投资额比较
2005年
2008年
2010年 乡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76.4 1255.2 2493.9 城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6097.9 12279.1 22333.7 乡村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重(%) 2.81% 9.27% 7.46% ⑩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自绘
3.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
失衡度指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是对失衡状态的量化表达。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测度可通过建立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指标体系，量化城市与乡村的生态环境失衡程度，比较分析城市、乡村之间的失衡关系。
3.1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REI, Urban—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balance Index）是综合反映城乡生态环境各主要方面失衡程度的指数。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所包括的范围，应能较全面地反映影响城乡生态环境的各主要因素。
3.1.1 指标选择
指标选择是整个测度评价工作的基础，它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1）特征性：评价指标应体现生态环境失衡的主要生态特征，强调其在环境质量、污染控制、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协调。（2）系统性：应能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及结构性，充分反映生态环境失衡的整体特征及相互关系。（3）敏感性：评价指标应当选取重点的、代表性的指标，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较为敏感，既突出重点，又不以偏概全。（4）可操作性：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应能通过现有的环境监测、统计手段得到，使建立的指标体系简明清晰，具可操作性。（5）可能的最少原则。避免相同或含义相近的指标重复出现，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指标，尽可能做到简明、概括，避免指标过多、过滥（周国华，2002；吴阿娜，2011）。
遵循上述原则，在借鉴相关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3个要素11个指标构建生态环境失衡度体系（见表2）。根据测度指标与失衡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正向指标，即指数值越大，失衡度越大，以“+”表示；一类为负向指标，以“—”表示。
表2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
城
乡
生
态
环
境
失
衡污染控制失衡度（U2） 测度要素 环境质量失衡度（U1） 序号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测度指标 空气质量优良率失衡指数（—） 人均水资源量失衡指数（—）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失衡指数（+） 单位GDP 排放工业废气量失衡指数（+）单位GDP 排放工业废水量失衡指数（+）单位GDP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失衡指数（+） 污水集中处理失衡指数（—）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失衡指数（—） 反映水污染治理能力差异 反映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程度差异 综合反映单位创造经济价值的环境负荷大小差异 选择依据 综合反映大气质量失衡状况 综合反映水环境质量失衡状况 综合反映声环境质量失衡状况
度 生态建设失
衡度（U3） H9 H10
H11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失衡指数（—） 绿化覆盖率失衡指数（—） 环保投资占GDP 比例失衡指数（—） 综合反映绿化建设水平 反映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1.2 指标层次
如上表（表2）所示，依据城乡生态环境的影响要素，借鉴国内生态环境管理重点，将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从总体上分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测度要素、测度指标三个层次。
测度指标对测度要素进行细化分类，按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具体反映城乡生态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在定权中考虑到各项测度指标对测度要素的贡献基本一致，对要素层的评分可将其内部所有测度指标标准化后取其平均值。
测度要素中选取环境质量失衡度、污染控制失衡度和生态建设失衡度三个要素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是将各要素指标值乘以各自权重再进行加和。经资料查阅、专家咨询，考虑到环境质量、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三个要素对于城乡生态环境同等重要，为充分反映要素的协调性与全面性，对测度要素层进行均权处理。
3.2 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计算方法
3.2.1 指标表现形式
以比值数（小数）表示失衡度。本文所有测度指标、测度要素都以小数形式来表示其失衡程度。以城市生态环境各项指标值为比较值，将0看作均衡值，则若乡村生态环境优于城市，则该指标为负，反之，则为正。如污水集中处理率均衡值为0，若乡村处理率为70%，城市为80%，则失衡度为0.125；若乡村处理率为80%，城市为70%，则失衡度为—0.125。
3.2.2 失衡现象类型及判断标准
将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现象分为5种类型：（1）数量不对等；（2）比例不协调；（3）比重不适度；（4）偏离标准参照值；（5）偏离合理值。为保证测度的可行性，现将城市生态环境各指标作为比较值，将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测度定义为乡村生态环境偏离城市生态环境程度的量化表达，若出现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则该测度不等于0。
3.2.3 测度计算方法及步骤
（1）测度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测度指标的原始数据、类型及来源不尽相同，需根据测度要求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评价指标H i 如表2所示分为两类。
正向指标其标准化模型为： 负向指标其标准化模型为：
其中：Hi —指标标准化值；
X iu —城市该项指标现状值，即比较值；
X ir —乡村该项指标现状值，即测度值。
测度指标标准化值有正有负，其绝对值越大，则说明乡村生态环境偏离城市生态环境程度越大。但这种偏离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正值表示乡村该项指标优于城市，负值表示城市该项指标优于乡村。
（2）测度要素计算
认为测度指标对要素层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性，在指标体系中对要素层的评分是将各要
素层内测度指标加和后的算术平均值，其计算模型为：
其中：Ui —测度要素失衡度；Hi —指标标准化值；n—要素层内指标数。
（3）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计算
测度要素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的贡献大致相同，则其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UREI—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i —测度要素失衡度；n—测度要素数。
4. 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
上海郊区具体包括闵行、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浦东新区以及一个郊县崇明。其中闵行与宝山的部分区域已经城市化；而浦东新区内环区域与部分中环属于上海中心城区范围。上海的城乡地缘关系十分密切，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明显，生态环境的发展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上海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大量外来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明显不足，对上海市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在乡村地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大⑪
量流失、农业发展后继乏人，有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的深度、广度开发，最终可能导致上海农村的畸形发展。同时，农村要素的“人流地不流”结构失调，致使农村生态发展失衡，导致土地的荒芜或盲目开发等破坏农村生态的情况。再加上城市污染的农村转嫁，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失衡现象严重（刘小川，2008）。
根据失衡测度的基本原则，在确定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后，现选取上海市中心城区相关指标作为比较值，同时期郊区相关指标作为测度值，对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状态进行测度。
4.1 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
选取2006—2010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及郊区各区、县相关指标，将中心城区指标现状值作为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比较值。郊区各区、县指标现状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测度值。将各测度指标经上述步骤处理、计算后，得到2006—2012年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如下表（表3）：
表3 上海市2006—2012年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结果
年份 环境质量失衡度（U1） 污染控制失衡度（U2）
2006 0.15
2007 0.17
2008 0.19
2009 0.14
2010 0.09
2011 0.07
2012 0.08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27 —1.22 —1.18 —1.26 —1.08 —1.04 —1.11 生态建设失衡度（U3）—0.75 —0.84 —0.78 —0.45 —0.41 —0.34 —0.29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1.87 —1.89 —1.88 —1.42 —1.40 —1.31 —1.32 ⑪
4.2 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分析
由表3可见，2006—2012年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均为负值，即相对而言，整体上上海市中心城区生态环境优于乡村生态环境，其中环境质量失衡度为正值，说明乡村环境质量比中心城区较好；污染控制失衡度为负值，说明中心城区在污染物排放与治理上更为注重；生态建设失衡度为负值，说明中心城区生态环境建设环节较好。
由图1可见，就单项指标差异而论，环境质量失衡度虽保持正值，即乡村环境质量优于中心城区，但其绝对值较小，且逐年有减少的趋势，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环境质量不断受到干扰，与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差距缩小，乡村逐年失去其环境质量优势。污染控制失衡度维持负值状态，且绝对值较大，表明乡村在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方面与城市仍有一定的差距，然而随着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不断深化，其污染不断受到关注，近年来污染治理失衡
图1上海市2006—2010年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注：将各要素及失衡度取绝对值进行差异分析
度绝对值有所降低。生态建设失衡度同样处于负值，印证了生态建设重城轻乡的实际情况，但其绝对值有所波动，表明生态建设重点逐渐转移到乡村，城乡统筹建设有一定成效。
就失衡度综合差异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虽处于负值状态，但其绝对值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尤其2009年后有较大的波动。说明上海市乡村生态环境虽劣于中心城区，但与中心城区偏离度逐年降低。2009年，上海市开展2009—2011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加快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采取有效措施削减畜禽养殖污染，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以村庄改造为切入点，加大力度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逐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从失衡度测度结果来看，三年行动计划是颇有成效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主要内涵，全面推进全市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心城区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提高，有力推进中心城区生态环境质量与乡村有序协调。同年，《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结构规划》获得批准，清晰明确地划示了跨越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浦东的近郊生态绿环，充分体现中心城和近郊生态建设均衡发展的理念，城、乡之间生态建设失衡度差距进一步缩小。
⑪
5. 结语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其失衡度的测度不仅可以明确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现状，还可以了解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影响要素，同时，通过失衡度的测度可以评估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城、乡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环境建设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协调城乡利益，深化城乡统筹。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针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影响要素，提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REI），构建其指标体系，以期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及管理决策提供参考。对上海市的失衡度测算结果显示，UREI指数基本能
够反映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状况及其影响要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海市近年污染控制及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但由于借鉴研究有限、关注重点差异等，本研究在定权上考虑了均权方法，数据标准化方法仍有待优化。
注释
○1 现代汉语词典释意。
○2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失衡”见10841篇。
○3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城乡”+“失衡”见151篇。
○4 Aynalem Adugna认为城乡之间不均等的经济关系阻碍了农村的生计和城市的发展，指出“劳动力流动驱动”的城乡关系同样会影响城市与乡村之间功能与结构的分化。彭正辉指出城乡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首要表现。周纪昌从环境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分析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本质。方菲则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层面上探讨城乡二元分割的失衡化的实然状态。迟福林指出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失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从政策上入手。Assefa Hailemariam认为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引发了城乡人力资源的失衡，同时重新配置空间，土地短缺问题严重。D. Parthasarathy也从政策角度分析了印度城乡社会隔离问题。
○5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城乡”+“生态”见1705篇；“城乡生态环境”187篇；“生态”+“失衡”见316篇；“环境”+“失衡”108篇。
○6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城乡”+“生态”+“失衡”见4篇，与城乡规划学科直接相关的仅见1篇：《县域生态环境的城乡失衡与统筹研究》（王雪，2011）；“城乡”+“环境”+“失衡”见1篇：《失衡与制衡城乡环境公平的测度与对策》（王东升，2012）；“城乡生态环境”+“失衡”0篇；“生态”+“失衡度”0篇；“环境”+“失衡度”1篇：《基于GIS 的青岛市人口环境容量失衡度研究》（孙希华等，2005）。
○7 数据来源：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2
○8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报告， 2010
○9 资料来源：http://www.hnagri.gov.cn/web/hnagrizw/snzx/qsxxlb/sy/content_138659.html 10 截至2007年12月，我国涉及农村环境的规范性文件共88件，其中法律2件、行政法规12件、部○
门规章74件（高晓露，2009），而专门针对乡村环境问题的法律与条款几乎是空白。
11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85.htm ○
12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6—2013》，《闵行统计年鉴，2007—2013》，《上海经济年鉴，2007—2012》，《长江三角洲城市年鉴，2007—2010》，《上海环境年鉴，2008—2010》，《青浦年鉴，2009—2013》，《上海环境状况公报，2007—2013》，《宝山区统计年鉴，2007—2012》等。
13 资料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75e6b36f58fafab069dc02fc.html ○
参考文献
[1] Aynalem Adugna, Assefa Hailemariam.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M].Springer Netherlands.2011.
[2] D. Parthasarathy. Rural, Urban, and Regional: Re—spatializing Capital and Politics
in India[J].ARI — Springer Asia Series.2013(03).
[3] Marco Vizzari.Spatio—Temporal Analysis Using Urban—Rural Gradient Modelling and
Landscape Metrics[J].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11(6782).
[4] Simmons,Sorrensen,Walker.Urban rural linkag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Addressing the
human dynamics of urban ecologies[J].Urban Ecosystems.2001.
[5] 迟福林.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J].小城镇建设.2010(08).
[6] 代明,覃剑.西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与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02).
[7] 方菲.从失衡到均衡—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研究[J].理论探讨.2009(06).
[8] 冯周卓,高腾腾.城乡一体发展的生态化互补共生[J].上海城市管理,2013(01).
[9] 蒋莉.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法—基于对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的反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
文版),2011(04).
[10] 李宝瑜.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指数研究[J].统计研究.2009(10).
[11] 李雨潼.基于3E 协调度分析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J].求是学刊.2013(01).
[12] 梁进社,孔健.基尼系数和交差系数对区域不平衡性度量的差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1998(03).
[13] 刘黎丹.统筹城乡视角下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9.
[14] 刘志亭,孙福平.基于3E 协调度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评价[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5(06).
[15] 卢立昕.试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失衡现象[J].经营管理者.2011(04).
[16] 欧雄,冯长春,沈青云.协调度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的应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
学.2007(01).
[17] 彭正辉.中国城乡发展的失衡与统筹[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
[18] 沈清基.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探讨—基于生态效益的思考[J].城市规划,2012(12).
[19] 孙希华,蔡裕民,吕兰州.基于GIS 的青岛市人口环境容量失衡度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2005(03).
[20] 王东升.失衡与制衡城乡环境公平的测度与对策[J].商业时代.2012(10).
[21] 王家庭,唐袁.我国区域间城市化水平不平衡的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10).
[22] 王克勤,廖周瑜.城乡协同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3] 王雪.县域生态环境的城乡失衡与统筹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24] 魏赛.农业面源污染及其综合防控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25] 吴阿娜,汤琳,汪琴,张锦平.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
术.2011(S1).
[26] 徐学庆. 我国城乡关系的失衡及其调整[J]. 中州学刊.2014(4).
[27] 张红锋. 我国城乡利益失衡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3).
[28] 张云峰,陈洪全.江苏沿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量化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1(S1).
[29] 周国华,彭鹏,唐承丽,周海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测度及评价[J].
中国软科学.2002(10).
[30] 周纪昌.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博弈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7(06). 作者简介：周原田，研究生，同济大学。
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及测度*
周原田
摘要：城乡失衡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政治层面，从生态角度来看，城乡生态环境不平衡不对等，已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城、乡之间的利益协调。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程度的量化表达对于认识城乡生态环境现状、促进城乡生态环境管理、保护和持续优化城乡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对失衡现象及失衡度的研究，结合城乡生态环境影响要素，提出以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REI）量化表达城、乡之间生态环境的偏离程度，构建包含3个要素、11项评价指标的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测度指标体系，并以上海市为例测度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结果表明：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明显，城市生态环境优于乡村生态环境；乡村环境质量优势逐年消失；近年来上海市污染控制及生态建设工作有一定成效。
关键词：城乡生态环境；城乡失衡；测度；生态环境失衡度
1．引言
“失衡”（imbalance）是指失去平衡，是事物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种不正常、不平衡的状态。失衡常用以描述一种现象，如全球经济失衡、生态失衡、文化失衡等；或诠释发展中的不对等不公平，如分配失衡、增长失衡、结构失衡等。
在城乡规划学科范畴内，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的许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在我国目前城乡利益关系中，一方面，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占有大量的利益资源，另一方面，农村由于其天然弱势等诸多因素占有的利益资源较少，两者在利益关系的天平上完全失去了平衡（张红锋，2013），城乡失衡现象已逐渐凸显，对其研究探讨也不断深化。城乡失衡（urban—rural imbalance）是指在浓厚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现代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一进程在全国的所有地区展开，其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中只形成一些规模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导致现代与传统的分化，即“二元结构”，具体表现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关系的恶化（卢立昕，2011）。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 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课题（KY—2013—C02）。 ③②①
其分析、讨论，认为城乡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层面的（彭正辉，2004；Aynalem Adugna 等，2011），更有政治、文化、生态以及社会层面的失衡（Simmons等，2002；周纪昌，2007；方菲，2009；迟福林，2010；D. Parthasarathy，2013）。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urban—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balance）是城乡生态环境发展中的一种非正常状态，是城乡失衡的一种，同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2014年， 徐学庆指出城乡生态关系是城乡在资源、环境及区位层面的存在状况和联系状态。认为当前我国城乡生态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本应由城市企业承担的污染排放治理成本变成了社会成本和农业成本，农民的生态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二是在片面追求 GDP的政绩观驱动下，农业环境污染埋下隐患。三是缺少对“三农”生态利益的关怀，一旦遇到较大的生态问题，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居民的利益，较少关注“三农”的生态利益。沈清基（2012）认为我国城乡生态环境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化倾向，指城、乡在生态环境的结构、功能、质量等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及发展趋势。从生态学角度来说，城市与农村作为共生主体存在（冯周卓等，2013）。近年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态环境问题仍在加剧，并且在向农村蔓延，不断涉及到对农村的生态冲击；另一方面，对城市的盲目复制模仿破坏了乡村原有生态环境，同时过于关注经济发展而忽视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王克勤等，2010），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现象呈现出加剧的趋势，且已引起各领域学者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程度如何？是否超过了城乡生态系统正常发展承受的临界状态？是否会出现重大生态环境危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一定程度上说，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测度已经成为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的一个紧迫问题，其研究有必要性。一般意义上讲，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具有明确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而是可测度的，有其可行性。然而，城乡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精准的测度有一定的困难性。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对其失衡度的量化表达更是空白，但相关学科及学者有关测度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李宝瑜（2009）提出判断经济失衡的标准及均衡值的判断方法，选取影响经济平衡状态的要素分别进行失衡度的计算，再利用组合权重和层次分析方法逐层综合，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失衡指数。吴阿娜等（2011）提出城市生态质量综合指数（CEI）针对上海城市生态特征及发展变化趋势从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四个方面综合评价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另外，在国内外相关测度研究中，还包括基尼系数（王家庭等，2009）、变差系数（梁进社等，1998）、3E协调度（刘志亭等，2005；李雨潼，2013），协调度模型（欧雄等，2007；张云⑥⑤④
峰等，2011）及时空综合模型（代明等，2009；Marco Vizzari，2011）也是常用的研究方法。
基于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实然以及分析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现有失衡度及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本文试图构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体系，评估城乡生态环境现状，并以上海市为例，对上海中心城区及郊区生态环境失衡程度进行量化表达。
2．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概念及其表现
2.1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概念
本文所指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是指在城乡生态系统中，城市与乡村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政策制定、监管管理、环保投入等）的有机联系被割裂，长期较大幅度偏离均衡状态，从而导致城乡生态系统破坏、环境恶化、资源配置不合理，并可能诱发经济或社会危机的一种状态。
2.2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表现
2.2.1城乡生态系统破坏
城乡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王克勤等，2010），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断施加压力，同时改变了城乡生态系统原有的地域结构，城乡生态系统整体发生了不利于生物和人类生存的量变和质变。而相对滞后的反应体制难以维持其原有平衡位点，导致城乡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和障碍，系统稳定性下降，难以达到良性循环。
2.2.2城乡资源配置不均
表现在自然资源方面，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时空分布不均的国情下，城乡自然资源利用不平衡特征愈发明显。除众所周知的城市对资源的大量利用和高消耗外，乡村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利用等方面，对资源消耗也十分可观。仅2011年，我国农业用水总量为3743.6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61.3%，工业用水总量为1461.8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23.9%，仅为农业用水量的1/3。
社会公共资源方面，城乡公共事业投资相差悬殊，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缺位，乡村地区生态服务水平与质量与城市有明显的差距。以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为例，2010年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地区每千人拥有3人，城镇地区每千人拥有7人。乡村人均卫生费用为2315.48元，仅为城镇居民的1/4，农村卫生费用为4471.77亿元，乡村人口仅消耗了不到1/3的卫生总费用。 ⑧⑦
2.2.3城乡环境污染
一方面，城市生态环境压力不断转嫁给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环境的支持者，长期被认为是城市污染物的消纳方，在城市层面上的环境污染其干扰不断涉及到对乡村的生态冲击，乡村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乡村自身生产加重其环境压力，乡镇工业企业“三废”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致使乡村层面上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新、老污染交织（魏赛，2012）。目前全国农药使用量已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1.36亿亩；地膜使用量达63万吨，白色污染相当严重。化肥 、农药的施用已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流失的化肥、农药和随手扔掉的农药瓶，很容易造成水体和土壤的污染，从而加大了对农产品及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农村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⑨
2.2.4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割裂
具体到政策制定层面，政府长期存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政策偏向，一方面，乡村生态管理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严重滞后于城市，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另一方面，对乡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够全面，法律规范在乡村的具体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同时，城乡空间边界与法律边界错位（蒋莉，2011），乡村生态环境在既有环境立法框架中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监管管理层面，城市和工业的环保工作是各级环保机构的主要职责，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由县市级环保部门负责，县级以下政府基本没有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县一级环保局名义上是“综合管理部门”，但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环境涉及很少（刘黎丹，2009）。农村环境保护处于无管理或半管理状态，公共卫生设施缺乏，农村环境保护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
环保投入层面，城乡环保资金投入相差悬殊（见表1）。长期以来，在城乡相对独立的环境治理供给体制下，城市环境保护资金主要来自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及预算外资金；而农村环境保护资金则主要靠农民上缴税费自己承担，国家并没有专项费用用于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王雪，2011）。
表1 我国城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固定资产投资额比较
2005年
2008年
2010年 乡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76.4 1255.2 2493.9 城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6097.9 12279.1 22333.7 乡村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重(%) 2.81% 9.27% 7.46% ⑩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自绘
3.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
失衡度指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是对失衡状态的量化表达。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测度可通过建立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指标体系，量化城市与乡村的生态环境失衡程度，比较分析城市、乡村之间的失衡关系。
3.1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REI, Urban—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balance Index）是综合反映城乡生态环境各主要方面失衡程度的指数。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所包括的范围，应能较全面地反映影响城乡生态环境的各主要因素。
3.1.1 指标选择
指标选择是整个测度评价工作的基础，它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1）特征性：评价指标应体现生态环境失衡的主要生态特征，强调其在环境质量、污染控制、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协调。（2）系统性：应能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及结构性，充分反映生态环境失衡的整体特征及相互关系。（3）敏感性：评价指标应当选取重点的、代表性的指标，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较为敏感，既突出重点，又不以偏概全。（4）可操作性：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应能通过现有的环境监测、统计手段得到，使建立的指标体系简明清晰，具可操作性。（5）可能的最少原则。避免相同或含义相近的指标重复出现，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指标，尽可能做到简明、概括，避免指标过多、过滥（周国华，2002；吴阿娜，2011）。
遵循上述原则，在借鉴相关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3个要素11个指标构建生态环境失衡度体系（见表2）。根据测度指标与失衡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正向指标，即指数值越大，失衡度越大，以“+”表示；一类为负向指标，以“—”表示。
表2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
城
乡
生
态
环
境
失
衡污染控制失衡度（U2） 测度要素 环境质量失衡度（U1） 序号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测度指标 空气质量优良率失衡指数（—） 人均水资源量失衡指数（—）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失衡指数（+） 单位GDP 排放工业废气量失衡指数（+）单位GDP 排放工业废水量失衡指数（+）单位GDP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失衡指数（+） 污水集中处理失衡指数（—）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失衡指数（—） 反映水污染治理能力差异 反映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程度差异 综合反映单位创造经济价值的环境负荷大小差异 选择依据 综合反映大气质量失衡状况 综合反映水环境质量失衡状况 综合反映声环境质量失衡状况
度 生态建设失
衡度（U3） H9 H10
H11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失衡指数（—） 绿化覆盖率失衡指数（—） 环保投资占GDP 比例失衡指数（—） 综合反映绿化建设水平 反映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1.2 指标层次
如上表（表2）所示，依据城乡生态环境的影响要素，借鉴国内生态环境管理重点，将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从总体上分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测度要素、测度指标三个层次。
测度指标对测度要素进行细化分类，按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具体反映城乡生态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在定权中考虑到各项测度指标对测度要素的贡献基本一致，对要素层的评分可将其内部所有测度指标标准化后取其平均值。
测度要素中选取环境质量失衡度、污染控制失衡度和生态建设失衡度三个要素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是将各要素指标值乘以各自权重再进行加和。经资料查阅、专家咨询，考虑到环境质量、污染控制和生态建设三个要素对于城乡生态环境同等重要，为充分反映要素的协调性与全面性，对测度要素层进行均权处理。
3.2 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计算方法
3.2.1 指标表现形式
以比值数（小数）表示失衡度。本文所有测度指标、测度要素都以小数形式来表示其失衡程度。以城市生态环境各项指标值为比较值，将0看作均衡值，则若乡村生态环境优于城市，则该指标为负，反之，则为正。如污水集中处理率均衡值为0，若乡村处理率为70%，城市为80%，则失衡度为0.125；若乡村处理率为80%，城市为70%，则失衡度为—0.125。
3.2.2 失衡现象类型及判断标准
将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现象分为5种类型：（1）数量不对等；（2）比例不协调；（3）比重不适度；（4）偏离标准参照值；（5）偏离合理值。为保证测度的可行性，现将城市生态环境各指标作为比较值，将城乡生态环境的失衡测度定义为乡村生态环境偏离城市生态环境程度的量化表达，若出现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则该测度不等于0。
3.2.3 测度计算方法及步骤
（1）测度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测度指标的原始数据、类型及来源不尽相同，需根据测度要求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评价指标H i 如表2所示分为两类。
正向指标其标准化模型为： 负向指标其标准化模型为：
其中：Hi —指标标准化值；
X iu —城市该项指标现状值，即比较值；
X ir —乡村该项指标现状值，即测度值。
测度指标标准化值有正有负，其绝对值越大，则说明乡村生态环境偏离城市生态环境程度越大。但这种偏离并不一定是负面的：正值表示乡村该项指标优于城市，负值表示城市该项指标优于乡村。
（2）测度要素计算
认为测度指标对要素层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性，在指标体系中对要素层的评分是将各要
素层内测度指标加和后的算术平均值，其计算模型为：
其中：Ui —测度要素失衡度；Hi —指标标准化值；n—要素层内指标数。
（3）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计算
测度要素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的贡献大致相同，则其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UREI—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i —测度要素失衡度；n—测度要素数。
4. 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
上海郊区具体包括闵行、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浦东新区以及一个郊县崇明。其中闵行与宝山的部分区域已经城市化；而浦东新区内环区域与部分中环属于上海中心城区范围。上海的城乡地缘关系十分密切，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明显，生态环境的发展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上海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大量外来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明显不足，对上海市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在乡村地区，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大⑪
量流失、农业发展后继乏人，有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的深度、广度开发，最终可能导致上海农村的畸形发展。同时，农村要素的“人流地不流”结构失调，致使农村生态发展失衡，导致土地的荒芜或盲目开发等破坏农村生态的情况。再加上城市污染的农村转嫁，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失衡现象严重（刘小川，2008）。
根据失衡测度的基本原则，在确定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指标体系后，现选取上海市中心城区相关指标作为比较值，同时期郊区相关指标作为测度值，对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状态进行测度。
4.1 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
选取2006—2010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及郊区各区、县相关指标，将中心城区指标现状值作为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比较值。郊区各区、县指标现状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测度值。将各测度指标经上述步骤处理、计算后，得到2006—2012年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如下表（表3）：
表3 上海市2006—2012年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结果
年份 环境质量失衡度（U1） 污染控制失衡度（U2）
2006 0.15
2007 0.17
2008 0.19
2009 0.14
2010 0.09
2011 0.07
2012 0.08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27 —1.22 —1.18 —1.26 —1.08 —1.04 —1.11 生态建设失衡度（U3）—0.75 —0.84 —0.78 —0.45 —0.41 —0.34 —0.29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1.87 —1.89 —1.88 —1.42 —1.40 —1.31 —1.32 ⑪
4.2 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分析
由表3可见，2006—2012年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均为负值，即相对而言，整体上上海市中心城区生态环境优于乡村生态环境，其中环境质量失衡度为正值，说明乡村环境质量比中心城区较好；污染控制失衡度为负值，说明中心城区在污染物排放与治理上更为注重；生态建设失衡度为负值，说明中心城区生态环境建设环节较好。
由图1可见，就单项指标差异而论，环境质量失衡度虽保持正值，即乡村环境质量优于中心城区，但其绝对值较小，且逐年有减少的趋势，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环境质量不断受到干扰，与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差距缩小，乡村逐年失去其环境质量优势。污染控制失衡度维持负值状态，且绝对值较大，表明乡村在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治理方面与城市仍有一定的差距，然而随着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不断深化，其污染不断受到关注，近年来污染治理失衡
图1上海市2006—2010年城乡生态环境失衡测度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注：将各要素及失衡度取绝对值进行差异分析
度绝对值有所降低。生态建设失衡度同样处于负值，印证了生态建设重城轻乡的实际情况，但其绝对值有所波动，表明生态建设重点逐渐转移到乡村，城乡统筹建设有一定成效。
就失衡度综合差异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虽处于负值状态，但其绝对值有逐年降低的趋势，尤其2009年后有较大的波动。说明上海市乡村生态环境虽劣于中心城区，但与中心城区偏离度逐年降低。2009年，上海市开展2009—2011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加快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采取有效措施削减畜禽养殖污染，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以村庄改造为切入点，加大力度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逐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从失衡度测度结果来看，三年行动计划是颇有成效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主要内涵，全面推进全市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心城区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提高，有力推进中心城区生态环境质量与乡村有序协调。同年，《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结构规划》获得批准，清晰明确地划示了跨越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浦东的近郊生态绿环，充分体现中心城和近郊生态建设均衡发展的理念，城、乡之间生态建设失衡度差距进一步缩小。
⑪
5. 结语
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其失衡度的测度不仅可以明确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现状，还可以了解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影响要素，同时，通过失衡度的测度可以评估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城、乡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环境建设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协调城乡利益，深化城乡统筹。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针对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的影响要素，提出城乡生态环境失衡度（UREI），构建其指标体系，以期为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及管理决策提供参考。对上海市的失衡度测算结果显示，UREI指数基本能
够反映上海市城乡生态环境失衡状况及其影响要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海市近年污染控制及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但由于借鉴研究有限、关注重点差异等，本研究在定权上考虑了均权方法，数据标准化方法仍有待优化。
注释
○1 现代汉语词典释意。
○2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失衡”见10841篇。
○3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城乡”+“失衡”见151篇。
○4 Aynalem Adugna认为城乡之间不均等的经济关系阻碍了农村的生计和城市的发展，指出“劳动力流动驱动”的城乡关系同样会影响城市与乡村之间功能与结构的分化。彭正辉指出城乡人均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首要表现。周纪昌从环境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分析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本质。方菲则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层面上探讨城乡二元分割的失衡化的实然状态。迟福林指出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失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从政策上入手。Assefa Hailemariam认为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引发了城乡人力资源的失衡，同时重新配置空间，土地短缺问题严重。D. Parthasarathy也从政策角度分析了印度城乡社会隔离问题。
○5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城乡”+“生态”见1705篇；“城乡生态环境”187篇；“生态”+“失衡”见316篇；“环境”+“失衡”108篇。
○6 截止至2014年5月20日，在CNKI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高级检索（题名）：“城乡”+“生态”+“失衡”见4篇，与城乡规划学科直接相关的仅见1篇：《县域生态环境的城乡失衡与统筹研究》（王雪，2011）；“城乡”+“环境”+“失衡”见1篇：《失衡与制衡城乡环境公平的测度与对策》（王东升，2012）；“城乡生态环境”+“失衡”0篇；“生态”+“失衡度”0篇；“环境”+“失衡度”1篇：《基于GIS 的青岛市人口环境容量失衡度研究》（孙希华等，2005）。
○7 数据来源：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2
○8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报告， 2010
○9 资料来源：http://www.hnagri.gov.cn/web/hnagrizw/snzx/qsxxlb/sy/content_138659.html 10 截至2007年12月，我国涉及农村环境的规范性文件共88件，其中法律2件、行政法规12件、部○
门规章74件（高晓露，2009），而专门针对乡村环境问题的法律与条款几乎是空白。
11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85.htm ○
12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6—2013》，《闵行统计年鉴，2007—2013》，《上海经济年鉴，2007—2012》，《长江三角洲城市年鉴，2007—2010》，《上海环境年鉴，2008—2010》，《青浦年鉴，2009—2013》，《上海环境状况公报，2007—2013》，《宝山区统计年鉴，2007—2012》等。
13 资料来源：http://wenku.baidu.com/view/75e6b36f58fafab069dc02fc.html ○
参考文献
[1] Aynalem Adugna, Assefa Hailemariam.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M].Springer Netherlands.2011.
[2] D. Parthasarathy. Rural, Urban, and Regional: Re—spatializing Capital and Politics
in India[J].ARI — Springer Asia Series.2013(03).
[3] Marco Vizzari.Spatio—Temporal Analysis Using Urban—Rural Gradient Modelling and
Landscape Metrics[J].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11(6782).
[4] Simmons,Sorrensen,Walker.Urban rural linkag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Addressing the
human dynamics of urban ecologies[J].Urban Ecosystems.2001.
[5] 迟福林.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J].小城镇建设.2010(08).
[6] 代明,覃剑.西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与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02).
[7] 方菲.从失衡到均衡—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研究[J].理论探讨.2009(06).
[8] 冯周卓,高腾腾.城乡一体发展的生态化互补共生[J].上海城市管理,2013(01).
[9] 蒋莉.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法—基于对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的反思[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
文版),2011(04).
[10] 李宝瑜.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指数研究[J].统计研究.2009(10).
[11] 李雨潼.基于3E 协调度分析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J].求是学刊.2013(01).
[12] 梁进社,孔健.基尼系数和交差系数对区域不平衡性度量的差异[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1998(03).
[13] 刘黎丹.统筹城乡视角下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9.
[14] 刘志亭,孙福平.基于3E 协调度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评价[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5(06).
[15] 卢立昕.试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失衡现象[J].经营管理者.2011(04).
[16] 欧雄,冯长春,沈青云.协调度模型在城市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的应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
学.2007(01).
[17] 彭正辉.中国城乡发展的失衡与统筹[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
[18] 沈清基.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探讨—基于生态效益的思考[J].城市规划,2012(12).
[19] 孙希华,蔡裕民,吕兰州.基于GIS 的青岛市人口环境容量失衡度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2005(03).
[20] 王东升.失衡与制衡城乡环境公平的测度与对策[J].商业时代.2012(10).
[21] 王家庭,唐袁.我国区域间城市化水平不平衡的测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9(10).
[22] 王克勤,廖周瑜.城乡协同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3] 王雪.县域生态环境的城乡失衡与统筹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24] 魏赛.农业面源污染及其综合防控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25] 吴阿娜,汤琳,汪琴,张锦平.上海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
术.2011(S1).
[26] 徐学庆. 我国城乡关系的失衡及其调整[J]. 中州学刊.2014(4).
[27] 张红锋. 我国城乡利益失衡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3).
[28] 张云峰,陈洪全.江苏沿海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量化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1(S1).
[29] 周国华,彭鹏,唐承丽,周海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测度及评价[J].
中国软科学.2002(10).
[30] 周纪昌.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博弈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7(06). 作者简介：周原田，研究生，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