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末期斯托雷平改革述评
作者：俞杨阳 指导教师：查泉
（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2008级 安徽安庆 246011）
[摘要] 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内忧外患。贵族官僚斯托雷平试图对俄国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以改变俄
国落后、贫困的面貌和陈旧落后的管理体制。但改革遭到庞大的保守政治势力激烈反对和极力阻碍，最终
失败。但对于破坏村社制度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改革思想遗产不仅给俄罗斯留下
深刻的教训及正面价值，也给正处于改革开放之中的中国带来一些积极地启示。
[关键词] 帝俄；斯托雷平；改革
The narrations and the comments of stolypin' s reform in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sarist Russia
Author：Yu yangyang Director:Zha quan
(Grade 2008.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Anqing Normal College. Anqing, China. 246011)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ussia has been trapped in danger of
invas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s.meanwhile,stolypin,a noble bureaucrats,tries his best to do a
thorough reform in order to change the bad situation in Russia,which includes the poverty,the outdated system,and the weak.however,the reform is fiercely opposed by a huge numbers of
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oppositive political power.on the other hand,the re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the captalism of Russia.whats more,the thought upon the reform as a
heritage leaves us not only lessons and positive value,also precious enlightment that may bring us
more active experience during Chinese open time.
Key Words: Tsarist Russia ；stolypin；the reform
彼得· 阿尔卡季也维奇· 斯托雷平（1862—1911）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902 年被
任命为格罗德诺省省长，1903 年调萨拉托夫省任省长。1906 年4 月，他被任命为内政大
臣，同年7 月又担任大臣会议主席，成了沙皇俄国的政府首脑。同时开启了他在俄国历史
上著名的斯托雷平改革。20世纪初发生的斯托雷平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
[1]P103改革”,这次改革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的一种自我调节，通过这次改革扩大了沙皇政
权的阶级基础，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度。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
的发展。但随着斯托雷平的被刺身亡，也标志着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
一、斯托雷平改革背景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并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
1 作者简介：俞杨阳，（1988— ），男，安徽淮南人，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历史学。
[2]P433特别宣言。1861年改革使“资本主义代替了农奴制度”，力图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发
展的道路。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渐成长的阶级
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市场关系同时并存；
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
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
[3]P14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
农民构成了俄国人口的大部分，“据1897年统计，农民至少占人口的3/4。由1861年
[4]P399的7300多万增加到1917年的1.7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大变革”最主
要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特别是自从农奴获得自由，农民摆脱了国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
些奴役之后。但是变革后农民的状况仍然是俄国的一个最大和最严重的问题。“据俄1907
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发表的《1905年度地产统计》在欧俄28000个地主拥有大约6200万俄亩
的土地，每个地主平均占地达到2227 俄亩，其中的699个大地主平均占地高达3万俄亩。
而一般农民平均每户仅7俄亩左右，有的农户只有1俄亩的土地，还要养家糊口”。自1861
年改革以后，肥沃土地作为份地几乎全被地主占有，农民的土地一般都较差。农民为了生
存只得向地主租种土地，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当时的地租一般都要占到收成的一半以
上。十九世纪末每租种一亩土地要支出45至46个卢布，而每亩土地的平均收入不过45 .5
个卢布。再加农民缺少耕畜、农具，施肥情况也是每况愈下，农民耕种的土地迅速贫瘠，
以前没有发生过歉收的富庶省份，到19世纪末也经常出现歉收的年景。尽管当时俄国的食
总产仍占世界前列，但是单产量却远远落在其它国家后面。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贫困、农
业机械化程度的低下、农村资本主义经营的薄弱、国内市场的狭小 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依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9世纪末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5/6，因而农村的土
地问题是当时俄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他们纷纷提出各自
[5]的土地纲领，以求取得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
在政治领域，沙皇政府不能适应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的要
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沙
皇政府的高压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组织—“聚
谈”，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
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
翼的政治组织，其要求已不是仅仅要求沙皇一个宪法，而是要求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
由自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宪法。 因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滞后的
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
186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已经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无能。1900—1903年俄国
爆发经济危机，国社会矛盾迅速尖锐，沙皇专制制度仍企图利用场战争解决危机，1904 年
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被日本打败，进一步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日俄战争的失败，彻彻底底
地刺痛了俄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的自尊心。俄国的有识之士试图改革以扭转
[1]P103局面。亚历山大二世也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但严重
的社会危机终于酿成了1905 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士兵起义，
革命浪潮迅猛发展．据统计：“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从1904 年的25000人激增至1905 年的
[5]280万多人，有记载的农民斗争次数从1904 年的91次猛到1905的3228 次” 。革命的
浪潮使一部分贵族地主不得不思考对策。沙皇迫于形势而被迫进行改革。
二、斯托雷平改革内容
（一）土地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也是土地改革。农村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俄国最重要的社
会问题，1905年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不打破村社的状态，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所以斯托雷平上台伊始就进行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22日（俄历11月9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的命令，解散村社的工作全面铺开。从此开始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
1、“11月9日法令”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按照村社规定占有土地的每个农户
[5]主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他的那部分固定为自己的私产”。这个法令
还规定．“假如份地超过了村社规定的份额，农户主可以按照1861年改革时规定的售价赎买这多余部分的土地，农户主不但有权支配土地，而且还有权支配退出村社的庄园的全部财产，农民退出村社必须取得村社的同意，如果村社重新划分土地，份地的主人有权要求村社尽可
[6]P346能分给他在一个地方的土地，以代替分散的插花地等”。
2、把一部分皇室领地和国有领地低价卖给农民，废除某些限制农民权利的法令。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村社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整理同时进行。俄国村社的土地如同今日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一样，每户农民的份地是由分散多处的小块土地（即条田）构成。这是一种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改革法令，村社农民取得份地私有权后，必须把条田整理到一块，形成小有规模的农民农场。
3、1910年的法律中增加了对收购份地变为完全私有的财产作了数量上的限制，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规定。例如：规定在俄罗斯中部地区一个人收购不得超过6块指定的份地，在西南部限制为3块，在比萨拉比亚则限制为1块。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出现，保证土地小私有者数量的增长。
4、沙皇政府还在1906年法令的基础上于1911年6月11日政府又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条例中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即被宣布自动变为私产。为了让农民能够获得土地，沙皇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如通过农民土地银行向购买土地者发放贷款，农民土地银行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土地等。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村社的份地变成为农户的私产。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为了保障它并扩大土地私有者的队伍。正如维特在回忆录里写的那样，斯托雷平的想法就是“为了保障地主，即保障私有土地者。为了增加私有土地者的人数就得让许多农民变成私有土地者，这样的人应该不止上万个、上十万个，甚至上百万个。这样一来，农民就得同各个阶层的土地私有者作
[5]斗争，这些阶层包括贵族、资产阶级、私有农民。所以对农民来说斗争就要艰巨得多”。
斯托雷平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也概括了自己的这个目的，他写道：“当前政府的全部
[7]P851政府旨在于建立小私有制......小私有者是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实际上，在村社破
坏、村社土地转变为私产的过程中，只有富民才获得了土地，而大量贫苦农民不仅没有达到获取土地的要求，相反遭到了剥夺。许多地方一些贫苦农民虽也曾获得过一块成为“神圣的私有财产”的土地，但是在缺乏一切的情况下要在这么一小块土地上经营农业养家胡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到头来只有把它们廉价的出售，使自己最终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他们出售的土地往往就被同村的富有农民买进。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施“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
[7]P822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制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基础受到动摇，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
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主义原则的条件下，这仍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
[8]P337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
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
（二）移民政策
作为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行移民。就是把田少人多、土地不足、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极为尖锐地区的农民迁移到西伯利亚、远东、土尔克斯坦等拥有大量荒地的边远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垦荒定居。
移民是边疆开发的必要条件，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俄罗斯帝国边疆辽阔地跨欧亚，其边疆移民问题意义尤为重大。1905俄国历史自此进入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迫使沙皇政府放弃了限制移民的传统政策，转而采取自由的移民政策。根据1904年6月19日（俄历6月6日）公布的移民法令，任何人不受财产状况的限制都有迁徙的权利，同时放宽了对移民的优惠，增加乘车补助和医疗、食品援助及安置贷款，但该法令因日俄战争而中止实施。1905 年革命爆发后，为了缓和欧俄地区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沙皇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组织移民。1906年3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执行1904年移民法令的相应章程》允许从欧俄任何一个地方向边疆地区自由移民，移民可享受乘车优惠待遇并得到150卢布的资助。至此，东部移民运动由过去的零散、自发的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移民人数随之出现大幅度增长。在短短的1906—1910的4年间移民人数超过250 万，而1861—1905的44 年间，移民人数却不足200万。日俄战争充分暴露出俄国在远东地位的不稳固，也是
[9]俄国政府日后大力鼓励移民的一个动因。
移民运动的高涨与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土地改革政策一脉相承。1906年斯托雷平政府在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贵族联合会的授意下，开始在各省和县成立上地规划委员会，主持解散村社的工作。1906年11月22日（俄历11月9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 的命令，解散村社的工作全面铺开。1911年6月11 日政府又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实行上地规划的地方农民份地自动转为私产。截至1916年1月1日，共有200多万农户退出村社，占全俄村社农户总数的21.8％。其份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16.4％。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卖掉了自已的份地。11月9日法令意味着什么？梁赞省的农民一语道破了其实质，“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愚蠢或
[10]P643挥霍，只是因为倒霉”。国家通过农民土地银行，以优惠价格收购地主土地，并向殷
实农户发放贷款，资助他们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斯托雷平通过强行解散村社的手段培植富农，大批贫苦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只得出卖劳动力，或者背井离乡，将自己抛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听凭命运的摆布。俄国东部许多地区荒凉、偏僻、恶劣的气候时常叫人不寒而栗，此时此刻却成为成千上万农民的归宿。为驱使农民向东迁徙，政府作了许多夸大其词的宣传，说西伯利亚有大量闲置的空地，还许诺给移民提供各种优惠和贷款，但实际兑现的却相当少。据统计，1906—1916的10年间，移民总数达到307.8882 万人，年平均近28万人。可是，1896—1905的11年间，每年平均不足11万人。1906—1908年移民数量逐年递增，并呈大幅上升趋势。1908一1909年移民运动空前高涨，两年分别达到66.4777 万人61.932 万人。1911年西伯利亚出现大饥荒，移民人数骤然跌至18.9791 万人。1912一1914 年移民数量略有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移民事务几乎陷于停顿。1914年时尚
[9]有24万余人东迁到1916 竟降至1 万多人，其中还有一多半人返回了欧俄。
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导致了东部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富农经济迅速崛起，广大
平民贫困化不断加深，土地危机日益严重，雇佣劳动剥削盛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多数移民安家落户以后，份地越来越少或者根本得不到保障。
沙皇政府企图用把过剩的农村居民移到西伯利亚去的方式来缓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性。但是在农奴主的手中这个开发西伯利亚的巨大空间的本身是进步的。我们也应该看到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客观上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首先，广大移民开垦了大面积荒地，传播了亚麻、大麻等农作物新品种和施用厩肥、发展畜牧业方面的先进经验。其次，移民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俄国人口的合理流动，使欧俄地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上地高度集中的矛盾有所缓解，弥补了东部劳动力的匾乏，促进了东部落后地区的农业开发和资本主义发展。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移民地区的播种面积明显扩大。与1901—1905 年相比，1906—1910 年俄国中部地区主要大田作物的播种面积仅增长2.1% ，而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草原边区则分别增加22.7％、19.6％和21.1% ；1911—1915 年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草原边区增长率分别达
[9]到70.4％、46.9％和70.5% ，中部地区只增长6.4％。毫无疑问，移民措施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三）政治改革
史学界关于斯托雷平的研究侧重于他的土地改革，而事实上，斯托雷平的改革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历史学家V.S.迪亚金发现一份斯托雷平的文件，经档案学家考证，写于1907年初。文件阐述道：“革命时期必须改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是由于(国家)内部结构的缺陷所引起的。我们如果关注与革命作斗争，我们至多消除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将治好溃疡，但是受感染的坏血会产生新的溃疡。况且，已经顺利地宣布走改革的道路，建立了国家杜马，不可能回去了。(普鲁士、奥地利)镇压了革命，(在那些国家)，获得成功不仅仅是求助于暴力，而且还依靠前期制度改革力量的作用。一个政
[11]府把它所有创造性的力量投入警察措施——那是统治当局承认自己无能”。斯托雷平的改
革意识是相当清醒和明确的，作为年富力强的贵族官僚，他对俄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验。在亲自镇压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斯托雷平感受到了俄国国内积累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而所有矛盾的根源在于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封建官僚架构下俄国政府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必须对俄国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否则专制政权难以为继。为此，斯托雷平付出了平生的精力，甚至还包括他的身家性命。
斯托雷平当政后，指示各个部门制定改革提案，涉及国家内政的各个方面。1907年3月6日，斯托雷平参加杜马的第五次例会，这是他第一次到第二届杜马。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府的全部目标，简述了计划项目的纲要。1907年11月16日，斯托雷平到第三届杜马发表他的第一次讲演，他纲要性地陈述了自己关于改革的立法计划。斯托雷平雄心勃勃地许诺了许多方面的改革，虽然没有全部得以推行，但是对于重要的改革，斯托雷平竭尽全力进行推动。在国家政治层面，主要推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1、地方政府重组
1906年12月，斯托雷平在大臣会议上提出改革地方管理体制的设想。改革计划的最重要一点是设立地区总长，他将取代首席贵族和土地调解官的一部分职能，废除土地调解官。他由内务部任命。另外，由内务部任免的省督也将扩大职能。地区总长和省督成为地方最高权力代表。新的社区管理基本单位是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自治局，地方自治局选举人的数量扩大，财产资格限制保留下来，并扩大犹太人的权利。
对于乡区一级，管理机构将代表该地区的财产所有者和公社农民；其主要的管理机构由乡民大会选举产生；在大的乡区管理事务可以以执行局的形式让乡的长者协助；废除土地调解官，由新的附属于地区总长的官员代替，将按法律办事。
斯托雷平实际上是要把自治管理推行到乡村一级。他认识到了地方政府的现行体制完全陈旧，没有多大效用。这个结构中许多核心人物，即首席贵族，很少关心管理事务，把工作
交给他人代理。他们经常长期离开他们所负责的地区，很少有人能在那里待三个月以上。结果，地方事务得不到持续的管理；来自于财政、司法、邮政、林产等各个部的民政官员我行我素，有时还互相牵掣。进行地方政府重组，斯托雷平一是要使地方政府合理化，理清其头绪，使其更有效率，职能更清晰；二是要扩大其政治基础，使其更具代表性。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贵族已经只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它在分化而且有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一半贵族不是俄裔。
斯托雷平的改革提议将更改传统的地方管理体制，这就触及到地主贵族的现实地位和利益。在传统结构中，贵族在地方具有自治的地位，是乡村的管理者，通过贵族会议和自治局掌管着地方的民政和司法事务，具有特权和优势。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则要削弱贵族会议的管理职权，扩大自治局的政治基础，从而要降低财产资格限制，这必将提高其他阶层的地位；而建立乡区自治，将乡村长者提升为政府官员，从而使政府与农民直接联系，这废除了地主作为农民与政府的中间人的角色，使贵族们丧失政治优势地位，直接削弱他们的特权。因此，贵族特别反对废除地方土地调解官，要求保留他并维持他的全面管理和司法权。
地方贵族会议与自治局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早在1906年末，第二届贵族联席会议对首席大臣的改革趋向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907年4月2日，第三届贵族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明确表示不赞成改革。连斯托雷平妻子兄弟纳德加特也攻击政府的政策，认为“贵族确实不是一个政党，从来也不是：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层。但是一旦这一阶层的根本利益被触及，我们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爱俄国，我们要说，把贵族从地方生活中消除并不能消除任何社会阶层，而是消除俄国最珍贵的思想
[11]支柱——君主的支柱。”
政府把提案呈交到第三届杜马讨论，杜马对其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将其改成一个按财产和纳税原则建立的职能全面的地方自治政府。各党团意见分歧很大。立宪民主党要求完全民主化，废除财产原则；而右翼则坚决不同意。政府也反对杜马的修改。1908年3月，来自于34个地方自治局和12个城市杜马的代表参加了斯托雷平召集的地方经济会议，地方保守贵族强烈反对他的改革建议。斯托雷平虽然最终在地方经济委员会中为他的提案取得多数支持，但是主要是因为有政府官员参加，而很大部分省自治机构的代表仍然反对。争议一直持续下去，到1911年10月末，议案才送交国务会议，此时斯托雷平已经不在人世。政府对该问题也不太感兴趣了。国务会议又为此争论不休，直至一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1906年司法部提出了乡区法院的议案，主要是废除传统乡村以习惯法为主的做法，代之以正规的司法管理。该提案也是直到第三届杜马才开始得到认真讨论。第四届贵族联席会议对此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更改现有体制，而只须加以完善。1909年10月，杜马开始讨论议案，整个提案被各派的意见吞没。十月党主张司法完全独立，不同意政府提案中对新地方司法机构设置牵制的作法。右翼和民族主义分子完全反对改革。
政府的乡区法院提案在杜马中经过激烈争论，遭到了全面的修改，最后勉强获通过，进入国务会议。这时政府已经对该改革失去了信心，一是斯托雷平政府的改革意图被修改扭曲；二是在经过海军参谋部案后，对右翼势力堡垒的国务会议丧失了信任，无法相信它能让议案通过。在国务会议司法委员会上，谢格洛维托夫代表政府为提案辩护，斯托雷平也参加了，他宣布他并不打算彻底废除现有的乡法院。这样，斯托雷平实际是放弃了政府的改革设想，取得胜利的右翼即刻把议案变为完善原有乡村法院体制的议案。
2、中央政府重组
斯托雷平一开始担任内务大臣，就积极施政，特别是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后，他认为内政是一个互相制约的系统，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斯托雷平试图建立所有由首席大臣推荐的阁员都必须向主席负责的责任内阁制。特别是大臣向君主做的所有报告都必须先得到主席的同意。首席大臣因为无权干涉外交而使内政受到外交方面的严重影响，而外交是君主的特
权。斯托雷平主张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因为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导致军事冲突。根本法对于权力的界定不是很明确，这就使得各权力机构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特别是在立法机构与宫廷，立法机构与政府之间。这也为双方各自解释根本法创造了条件。杜马中的左派竭力按他们的宪政理想来解释根本法，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以沙皇为首的右翼势力则坚决维护君主特权。政府则有时与杜马争议特别权力，有时越权处理君主特权范围内的事务。海军参谋本部案则是杜马和政府联合触犯君主特权的事件。(1908年5月，古契科夫在杜马接连抨击海军部，要求海军部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参谋本部方面，清除无能的大公亲王。斯托雷平持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一方面维护沙皇，另一方面赞成杜马加强对军事决策的参与。1908年5月24日，海军部在杜马中介绍了参谋本部改革的两年计划，该计划获得通过。)杜马对海军部的批评和政府的海军参谋本部改革提案触犯了君主的军事特权。敏感的保守分子立即起来反对。极右翼分子普里什切维奇在杜马中回击古契科夫，不允许讨论俄国专制君主特权内的事情。海军参谋本部改革提案被呈交到国务会议。在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会议上，保守分子宣称该议案存在宪制缺陷，因为杜马不仅对它表决赞成，还自己制定新名单，这是违反根本法的，那种事务只由沙皇掌管。最后国务会议否决了该议案。
1908年末，政府重提议案，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在附加条件的基础上才同意通过，即要求不再有类似的违背根本法的事情。1909年3～4月，国务会议开始具体讨论提案。最后，在1909年3月19日，国务会议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对斯托雷平来说不是胜利。75个成员反对，87人赞成，但其中7个是内阁成员。斯托雷平非常惊讶，他立即进行反击，首先统一各大臣的意见，然后致书沙皇，否认关于政府削弱沙皇权力的指控，并指责国务会议成员中有人搞阴谋诡计。提案最后提交给沙皇裁决，当时沙皇没有立即作出决断。在这期间，圣彼得堡政治气候极不明朗，保守势力竭尽全力影响宫廷的决策。1909年4月25日。沙皇终于作出了决定，他告诉斯托雷平他不能接受海军参谋本部议案。这样，首席大臣斯托雷平不得不禀承君主的意志，放弃了改革提案。
由上可见，斯托雷平想要建立内阁负责制。沙皇对此很敏感，认为这是在架空君主，因此对首席大臣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西部地方自治问题提出后，对斯托雷平没有了好感。海军参谋本部案表明，右翼保皇分子坚决不允许对沙皇特权的些许侵犯，哪怕是利用根本法的模糊性。在这些方面，斯托雷平是有心无力的。
3、西部地方自治
早在科夫诺省的时候，斯托雷平就赞同在西部九省实行地方自治。斯托雷平要在西部九省建立自治机构，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除了民族原因外，还有阶层等级问题。在科夫诺、维尔诺和格罗德诺三个省，俄罗斯地主的力量太小，斯托雷平并不希望给没有土地的俄罗斯农民以支配性的政治发言权，于是不得不从计划中放弃这三个省。1910年1月，斯托雷平向杜马递交了一份复杂的立法提案，即关于在西部六省设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方案(两种选举团及其代表名额的分配，财产资格降低，限制农民数量，东正教教士的代表权，最后照旧以特别条款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虽然他们的人口都超过10％)。
1911年3月4日，国务会议表决，92票对68票否决了斯托雷平政府的提案，给斯托雷平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然而，斯托雷平不知道，在3月4日前夕，沙皇告诉特列波夫，右翼人士应当按其自由意志投票，这是特列波夫惟一渴望传达给他的同僚的信息。这一信息使投票表决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往常，右翼分子一般会按照宫廷意旨支持政府，但是这一次沙皇没有明确表示对斯托雷平的支持。尼古拉二世不能够抛弃忠于和维护自己的右翼力量而跟着首席大臣走。
国务会议的阻碍使斯托雷平感受到极其巨大的压力。他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当中，如果保守分子成功地阻断他的提案，就不会有可能去实现他的革新俄国的想法。1911年3月5日，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辞呈，并向沙皇指出了右翼反对派的阴谋行为。尼古拉二世没
有批准斯托雷平的辞职请求，因为他认为一届政府在立法机构中失败没有义务辞职，只有沙皇能迫使大臣离职。斯托雷平向沙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暂时中止立法会议，政府根据根本法第87款颁布紧急措施法令，同时放逐国务会议中的阴谋者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
1911年春，沙皇与斯托雷平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的考验。皇太后干预政治，支持斯托雷平，使皇帝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逼宫的做法，遭到了政治上层全面的反对。右翼分子惊恐不已，他们把斯托雷平比作法国的庇隆。斯托雷平迫使权威来源——沙皇，惩处专制统治原则最狂热的支持者，严重触犯了尼古拉二世的自尊心。
总之，斯托雷平在这次事件中社会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他的行为非常愤怒，质疑他的精神状态。斯托雷平严重动摇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政治地位岌岌可危。1911年9月1日，斯托雷平在基辅市大剧院被人刺杀，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斯托雷平在政治上有比较全面的改革动议，但是都遭到了强硬的反对和阻碍。他关于地方政府、乡村权力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为了提高地方管理的效率，适应俄国农村日益复杂的形势，将大大加强政权的稳固性。但是，地主贵族不愿意改变既有的让他们获得特权和优势的管理体制，拒绝了本阶层有识之士的改革之举，等于是慢性自杀。
斯托雷平是在有限君主立宪制体制下当政的，执政过程中他领悟到建立责任内阁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意无意地越权，甚至和立法机关合作夺取沙皇的专属特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管理和改革。斯托雷平的实践证明，从内部对专制皇权结构进行重组行不通。
在西部省份推行自治，其实也是一种地方管理改革，以改变西部少数民族省份管理混乱低效的局面。斯托雷平的改革提案已经充分照顾了东正教、俄罗斯族人和财产的问题，然而，东正教教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担心现状被打破，拒绝损害他们优势地位的改革。斯托雷平在西部六省实行地方自治虽然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是一种失败的“成功”，因为他是采用蛮横的政治手段来获得成功的。这种做法的危害性非常直接，就是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三、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总之，斯托雷平代表地主贵族的沙皇政权，在其他社会阶层觉醒和崛起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严峻的挑战，进行了土地、移民、政治等领域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实质上是俄国资本主义进程中的一次大的自我调节。通过这次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扩大和巩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但是就在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带来的严重后果抵销了由改革带来的生机。大战使俄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已经不是任何自我调节可以解决问题了，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正如行驶在汪洋中的一艘破旧不堪又正在不停渗水岌岌可危的船，斯托雷平是一位伟大的船长。而船长这时候能做的最多只是替这艘破船换上一个新的发动机让这艘船走的更远一些。但是它永远到达不了它该要停靠港湾，因为这艘船太过于陈旧。沙皇专制已经无可救药，任何伟大的船长在不彻底改造这艘破船的情况下都无法让它到达终点。或者正如列宁所述：“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在最后这条路上，在
[12]P329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
斯托雷平改革试图通过扶持富农打破村社制度发展俄国经济，政治上却没有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保留了专制制度。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政治上沙皇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而后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如今，中国的改革颇有当年俄国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子。反观今天中国的改革，同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但在
经济发展的背后同样的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局面。因此，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最终实现和谐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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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末期斯托雷平改革述评
作者：俞杨阳 指导教师：查泉
（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2008级 安徽安庆 246011）
[摘要] 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内忧外患。贵族官僚斯托雷平试图对俄国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以改变俄
国落后、贫困的面貌和陈旧落后的管理体制。但改革遭到庞大的保守政治势力激烈反对和极力阻碍，最终
失败。但对于破坏村社制度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改革思想遗产不仅给俄罗斯留下
深刻的教训及正面价值，也给正处于改革开放之中的中国带来一些积极地启示。
[关键词] 帝俄；斯托雷平；改革
The narrations and the comments of stolypin' s reform in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sarist Russia
Author：Yu yangyang Director:Zha quan
(Grade 2008.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Anqing Normal College. Anqing, China. 246011)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ussia has been trapped in danger of
invasion and internal conflicts.meanwhile,stolypin,a noble bureaucrats,tries his best to do a
thorough reform in order to change the bad situation in Russia,which includes the poverty,the outdated system,and the weak.however,the reform is fiercely opposed by a huge numbers of
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oppositive political power.on the other hand,the refor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the captalism of Russia.whats more,the thought upon the reform as a
heritage leaves us not only lessons and positive value,also precious enlightment that may bring us
more active experience during Chinese open time.
Key Words: Tsarist Russia ；stolypin；the reform
彼得· 阿尔卡季也维奇· 斯托雷平（1862—1911）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902 年被
任命为格罗德诺省省长，1903 年调萨拉托夫省任省长。1906 年4 月，他被任命为内政大
臣，同年7 月又担任大臣会议主席，成了沙皇俄国的政府首脑。同时开启了他在俄国历史
上著名的斯托雷平改革。20世纪初发生的斯托雷平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
[1]P103改革”,这次改革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的一种自我调节，通过这次改革扩大了沙皇政
权的阶级基础，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度。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
的发展。但随着斯托雷平的被刺身亡，也标志着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
一、斯托雷平改革背景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并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
1 作者简介：俞杨阳，（1988— ），男，安徽淮南人，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历史学。
[2]P433特别宣言。1861年改革使“资本主义代替了农奴制度”，力图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发
展的道路。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渐成长的阶级
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市场关系同时并存；
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
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
[3]P14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
农民构成了俄国人口的大部分，“据1897年统计，农民至少占人口的3/4。由1861年
[4]P399的7300多万增加到1917年的1.7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大变革”最主
要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特别是自从农奴获得自由，农民摆脱了国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
些奴役之后。但是变革后农民的状况仍然是俄国的一个最大和最严重的问题。“据俄1907
年中央统计委员会发表的《1905年度地产统计》在欧俄28000个地主拥有大约6200万俄亩
的土地，每个地主平均占地达到2227 俄亩，其中的699个大地主平均占地高达3万俄亩。
而一般农民平均每户仅7俄亩左右，有的农户只有1俄亩的土地，还要养家糊口”。自1861
年改革以后，肥沃土地作为份地几乎全被地主占有，农民的土地一般都较差。农民为了生
存只得向地主租种土地，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当时的地租一般都要占到收成的一半以
上。十九世纪末每租种一亩土地要支出45至46个卢布，而每亩土地的平均收入不过45 .5
个卢布。再加农民缺少耕畜、农具，施肥情况也是每况愈下，农民耕种的土地迅速贫瘠，
以前没有发生过歉收的富庶省份，到19世纪末也经常出现歉收的年景。尽管当时俄国的食
总产仍占世界前列，但是单产量却远远落在其它国家后面。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贫困、农
业机械化程度的低下、农村资本主义经营的薄弱、国内市场的狭小 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依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9世纪末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5/6，因而农村的土
地问题是当时俄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他们纷纷提出各自
[5]的土地纲领，以求取得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
在政治领域，沙皇政府不能适应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的要
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沙
皇政府的高压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组织—“聚
谈”，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
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
翼的政治组织，其要求已不是仅仅要求沙皇一个宪法，而是要求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
由自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宪法。 因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滞后的
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
186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已经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无能。1900—1903年俄国
爆发经济危机，国社会矛盾迅速尖锐，沙皇专制制度仍企图利用场战争解决危机，1904 年
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被日本打败，进一步暴露了专制制度的腐朽。日俄战争的失败，彻彻底底
地刺痛了俄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的自尊心。俄国的有识之士试图改革以扭转
[1]P103局面。亚历山大二世也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但严重
的社会危机终于酿成了1905 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士兵起义，
革命浪潮迅猛发展．据统计：“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从1904 年的25000人激增至1905 年的
[5]280万多人，有记载的农民斗争次数从1904 年的91次猛到1905的3228 次” 。革命的
浪潮使一部分贵族地主不得不思考对策。沙皇迫于形势而被迫进行改革。
二、斯托雷平改革内容
（一）土地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也是土地改革。农村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俄国最重要的社
会问题，1905年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不打破村社的状态，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所以斯托雷平上台伊始就进行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改革。1906年11月22日（俄历11月9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的命令，解散村社的工作全面铺开。从此开始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
1、“11月9日法令”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按照村社规定占有土地的每个农户
[5]主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要求将这块土地中应该归他的那部分固定为自己的私产”。这个法令
还规定．“假如份地超过了村社规定的份额，农户主可以按照1861年改革时规定的售价赎买这多余部分的土地，农户主不但有权支配土地，而且还有权支配退出村社的庄园的全部财产，农民退出村社必须取得村社的同意，如果村社重新划分土地，份地的主人有权要求村社尽可
[6]P346能分给他在一个地方的土地，以代替分散的插花地等”。
2、把一部分皇室领地和国有领地低价卖给农民，废除某些限制农民权利的法令。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村社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整理同时进行。俄国村社的土地如同今日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一样，每户农民的份地是由分散多处的小块土地（即条田）构成。这是一种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改革法令，村社农民取得份地私有权后，必须把条田整理到一块，形成小有规模的农民农场。
3、1910年的法律中增加了对收购份地变为完全私有的财产作了数量上的限制，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规定。例如：规定在俄罗斯中部地区一个人收购不得超过6块指定的份地，在西南部限制为3块，在比萨拉比亚则限制为1块。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出现，保证土地小私有者数量的增长。
4、沙皇政府还在1906年法令的基础上于1911年6月11日政府又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条例中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即被宣布自动变为私产。为了让农民能够获得土地，沙皇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如通过农民土地银行向购买土地者发放贷款，农民土地银行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土地等。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村社的份地变成为农户的私产。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为了保障它并扩大土地私有者的队伍。正如维特在回忆录里写的那样，斯托雷平的想法就是“为了保障地主，即保障私有土地者。为了增加私有土地者的人数就得让许多农民变成私有土地者，这样的人应该不止上万个、上十万个，甚至上百万个。这样一来，农民就得同各个阶层的土地私有者作
[5]斗争，这些阶层包括贵族、资产阶级、私有农民。所以对农民来说斗争就要艰巨得多”。
斯托雷平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也概括了自己的这个目的，他写道：“当前政府的全部
[7]P851政府旨在于建立小私有制......小私有者是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实际上，在村社破
坏、村社土地转变为私产的过程中，只有富民才获得了土地，而大量贫苦农民不仅没有达到获取土地的要求，相反遭到了剥夺。许多地方一些贫苦农民虽也曾获得过一块成为“神圣的私有财产”的土地，但是在缺乏一切的情况下要在这么一小块土地上经营农业养家胡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到头来只有把它们廉价的出售，使自己最终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他们出售的土地往往就被同村的富有农民买进。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施“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
[7]P822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制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基础受到动摇，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
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主义原则的条件下，这仍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
[8]P337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
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的。
（二）移民政策
作为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行移民。就是把田少人多、土地不足、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极为尖锐地区的农民迁移到西伯利亚、远东、土尔克斯坦等拥有大量荒地的边远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垦荒定居。
移民是边疆开发的必要条件，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俄罗斯帝国边疆辽阔地跨欧亚，其边疆移民问题意义尤为重大。1905俄国历史自此进入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迫使沙皇政府放弃了限制移民的传统政策，转而采取自由的移民政策。根据1904年6月19日（俄历6月6日）公布的移民法令，任何人不受财产状况的限制都有迁徙的权利，同时放宽了对移民的优惠，增加乘车补助和医疗、食品援助及安置贷款，但该法令因日俄战争而中止实施。1905 年革命爆发后，为了缓和欧俄地区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沙皇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组织移民。1906年3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执行1904年移民法令的相应章程》允许从欧俄任何一个地方向边疆地区自由移民，移民可享受乘车优惠待遇并得到150卢布的资助。至此，东部移民运动由过去的零散、自发的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移民人数随之出现大幅度增长。在短短的1906—1910的4年间移民人数超过250 万，而1861—1905的44 年间，移民人数却不足200万。日俄战争充分暴露出俄国在远东地位的不稳固，也是
[9]俄国政府日后大力鼓励移民的一个动因。
移民运动的高涨与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土地改革政策一脉相承。1906年斯托雷平政府在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贵族联合会的授意下，开始在各省和县成立上地规划委员会，主持解散村社的工作。1906年11月22日（俄历11月9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现行法令若干规定的补充》 的命令，解散村社的工作全面铺开。1911年6月11 日政府又公布了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实行上地规划的地方农民份地自动转为私产。截至1916年1月1日，共有200多万农户退出村社，占全俄村社农户总数的21.8％。其份地占全部村社份地的16.4％。在退出村社的农户中，60％左右的农户卖掉了自已的份地。11月9日法令意味着什么？梁赞省的农民一语道破了其实质，“使富裕农民有可能购买份地从而更加富裕，也使贫苦农民有可能出卖份地，因而从贫农变成穷光蛋，而这并不是因为愚蠢或
[10]P643挥霍，只是因为倒霉”。国家通过农民土地银行，以优惠价格收购地主土地，并向殷
实农户发放贷款，资助他们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斯托雷平通过强行解散村社的手段培植富农，大批贫苦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只得出卖劳动力，或者背井离乡，将自己抛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听凭命运的摆布。俄国东部许多地区荒凉、偏僻、恶劣的气候时常叫人不寒而栗，此时此刻却成为成千上万农民的归宿。为驱使农民向东迁徙，政府作了许多夸大其词的宣传，说西伯利亚有大量闲置的空地，还许诺给移民提供各种优惠和贷款，但实际兑现的却相当少。据统计，1906—1916的10年间，移民总数达到307.8882 万人，年平均近28万人。可是，1896—1905的11年间，每年平均不足11万人。1906—1908年移民数量逐年递增，并呈大幅上升趋势。1908一1909年移民运动空前高涨，两年分别达到66.4777 万人61.932 万人。1911年西伯利亚出现大饥荒，移民人数骤然跌至18.9791 万人。1912一1914 年移民数量略有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移民事务几乎陷于停顿。1914年时尚
[9]有24万余人东迁到1916 竟降至1 万多人，其中还有一多半人返回了欧俄。
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导致了东部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富农经济迅速崛起，广大
平民贫困化不断加深，土地危机日益严重，雇佣劳动剥削盛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多数移民安家落户以后，份地越来越少或者根本得不到保障。
沙皇政府企图用把过剩的农村居民移到西伯利亚去的方式来缓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性。但是在农奴主的手中这个开发西伯利亚的巨大空间的本身是进步的。我们也应该看到斯托雷平移民政策客观上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首先，广大移民开垦了大面积荒地，传播了亚麻、大麻等农作物新品种和施用厩肥、发展畜牧业方面的先进经验。其次，移民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俄国人口的合理流动，使欧俄地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上地高度集中的矛盾有所缓解，弥补了东部劳动力的匾乏，促进了东部落后地区的农业开发和资本主义发展。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移民地区的播种面积明显扩大。与1901—1905 年相比，1906—1910 年俄国中部地区主要大田作物的播种面积仅增长2.1% ，而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草原边区则分别增加22.7％、19.6％和21.1% ；1911—1915 年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草原边区增长率分别达
[9]到70.4％、46.9％和70.5% ，中部地区只增长6.4％。毫无疑问，移民措施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三）政治改革
史学界关于斯托雷平的研究侧重于他的土地改革，而事实上，斯托雷平的改革内容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历史学家V.S.迪亚金发现一份斯托雷平的文件，经档案学家考证，写于1907年初。文件阐述道：“革命时期必须改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是由于(国家)内部结构的缺陷所引起的。我们如果关注与革命作斗争，我们至多消除后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将治好溃疡，但是受感染的坏血会产生新的溃疡。况且，已经顺利地宣布走改革的道路，建立了国家杜马，不可能回去了。(普鲁士、奥地利)镇压了革命，(在那些国家)，获得成功不仅仅是求助于暴力，而且还依靠前期制度改革力量的作用。一个政
[11]府把它所有创造性的力量投入警察措施——那是统治当局承认自己无能”。斯托雷平的改
革意识是相当清醒和明确的，作为年富力强的贵族官僚，他对俄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验。在亲自镇压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斯托雷平感受到了俄国国内积累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而所有矛盾的根源在于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家和社会，以及封建官僚架构下俄国政府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必须对俄国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否则专制政权难以为继。为此，斯托雷平付出了平生的精力，甚至还包括他的身家性命。
斯托雷平当政后，指示各个部门制定改革提案，涉及国家内政的各个方面。1907年3月6日，斯托雷平参加杜马的第五次例会，这是他第一次到第二届杜马。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府的全部目标，简述了计划项目的纲要。1907年11月16日，斯托雷平到第三届杜马发表他的第一次讲演，他纲要性地陈述了自己关于改革的立法计划。斯托雷平雄心勃勃地许诺了许多方面的改革，虽然没有全部得以推行，但是对于重要的改革，斯托雷平竭尽全力进行推动。在国家政治层面，主要推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1、地方政府重组
1906年12月，斯托雷平在大臣会议上提出改革地方管理体制的设想。改革计划的最重要一点是设立地区总长，他将取代首席贵族和土地调解官的一部分职能，废除土地调解官。他由内务部任命。另外，由内务部任免的省督也将扩大职能。地区总长和省督成为地方最高权力代表。新的社区管理基本单位是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自治局，地方自治局选举人的数量扩大，财产资格限制保留下来，并扩大犹太人的权利。
对于乡区一级，管理机构将代表该地区的财产所有者和公社农民；其主要的管理机构由乡民大会选举产生；在大的乡区管理事务可以以执行局的形式让乡的长者协助；废除土地调解官，由新的附属于地区总长的官员代替，将按法律办事。
斯托雷平实际上是要把自治管理推行到乡村一级。他认识到了地方政府的现行体制完全陈旧，没有多大效用。这个结构中许多核心人物，即首席贵族，很少关心管理事务，把工作
交给他人代理。他们经常长期离开他们所负责的地区，很少有人能在那里待三个月以上。结果，地方事务得不到持续的管理；来自于财政、司法、邮政、林产等各个部的民政官员我行我素，有时还互相牵掣。进行地方政府重组，斯托雷平一是要使地方政府合理化，理清其头绪，使其更有效率，职能更清晰；二是要扩大其政治基础，使其更具代表性。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贵族已经只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它在分化而且有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一半贵族不是俄裔。
斯托雷平的改革提议将更改传统的地方管理体制，这就触及到地主贵族的现实地位和利益。在传统结构中，贵族在地方具有自治的地位，是乡村的管理者，通过贵族会议和自治局掌管着地方的民政和司法事务，具有特权和优势。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则要削弱贵族会议的管理职权，扩大自治局的政治基础，从而要降低财产资格限制，这必将提高其他阶层的地位；而建立乡区自治，将乡村长者提升为政府官员，从而使政府与农民直接联系，这废除了地主作为农民与政府的中间人的角色，使贵族们丧失政治优势地位，直接削弱他们的特权。因此，贵族特别反对废除地方土地调解官，要求保留他并维持他的全面管理和司法权。
地方贵族会议与自治局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早在1906年末，第二届贵族联席会议对首席大臣的改革趋向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907年4月2日，第三届贵族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明确表示不赞成改革。连斯托雷平妻子兄弟纳德加特也攻击政府的政策，认为“贵族确实不是一个政党，从来也不是：它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阶层。但是一旦这一阶层的根本利益被触及，我们就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爱俄国，我们要说，把贵族从地方生活中消除并不能消除任何社会阶层，而是消除俄国最珍贵的思想
[11]支柱——君主的支柱。”
政府把提案呈交到第三届杜马讨论，杜马对其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将其改成一个按财产和纳税原则建立的职能全面的地方自治政府。各党团意见分歧很大。立宪民主党要求完全民主化，废除财产原则；而右翼则坚决不同意。政府也反对杜马的修改。1908年3月，来自于34个地方自治局和12个城市杜马的代表参加了斯托雷平召集的地方经济会议，地方保守贵族强烈反对他的改革建议。斯托雷平虽然最终在地方经济委员会中为他的提案取得多数支持，但是主要是因为有政府官员参加，而很大部分省自治机构的代表仍然反对。争议一直持续下去，到1911年10月末，议案才送交国务会议，此时斯托雷平已经不在人世。政府对该问题也不太感兴趣了。国务会议又为此争论不休，直至一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1906年司法部提出了乡区法院的议案，主要是废除传统乡村以习惯法为主的做法，代之以正规的司法管理。该提案也是直到第三届杜马才开始得到认真讨论。第四届贵族联席会议对此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更改现有体制，而只须加以完善。1909年10月，杜马开始讨论议案，整个提案被各派的意见吞没。十月党主张司法完全独立，不同意政府提案中对新地方司法机构设置牵制的作法。右翼和民族主义分子完全反对改革。
政府的乡区法院提案在杜马中经过激烈争论，遭到了全面的修改，最后勉强获通过，进入国务会议。这时政府已经对该改革失去了信心，一是斯托雷平政府的改革意图被修改扭曲；二是在经过海军参谋部案后，对右翼势力堡垒的国务会议丧失了信任，无法相信它能让议案通过。在国务会议司法委员会上，谢格洛维托夫代表政府为提案辩护，斯托雷平也参加了，他宣布他并不打算彻底废除现有的乡法院。这样，斯托雷平实际是放弃了政府的改革设想，取得胜利的右翼即刻把议案变为完善原有乡村法院体制的议案。
2、中央政府重组
斯托雷平一开始担任内务大臣，就积极施政，特别是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后，他认为内政是一个互相制约的系统，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斯托雷平试图建立所有由首席大臣推荐的阁员都必须向主席负责的责任内阁制。特别是大臣向君主做的所有报告都必须先得到主席的同意。首席大臣因为无权干涉外交而使内政受到外交方面的严重影响，而外交是君主的特
权。斯托雷平主张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因为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导致军事冲突。根本法对于权力的界定不是很明确，这就使得各权力机构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特别是在立法机构与宫廷，立法机构与政府之间。这也为双方各自解释根本法创造了条件。杜马中的左派竭力按他们的宪政理想来解释根本法，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以沙皇为首的右翼势力则坚决维护君主特权。政府则有时与杜马争议特别权力，有时越权处理君主特权范围内的事务。海军参谋本部案则是杜马和政府联合触犯君主特权的事件。(1908年5月，古契科夫在杜马接连抨击海军部，要求海军部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参谋本部方面，清除无能的大公亲王。斯托雷平持两种相互矛盾的立场，一方面维护沙皇，另一方面赞成杜马加强对军事决策的参与。1908年5月24日，海军部在杜马中介绍了参谋本部改革的两年计划，该计划获得通过。)杜马对海军部的批评和政府的海军参谋本部改革提案触犯了君主的军事特权。敏感的保守分子立即起来反对。极右翼分子普里什切维奇在杜马中回击古契科夫，不允许讨论俄国专制君主特权内的事情。海军参谋本部改革提案被呈交到国务会议。在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会议上，保守分子宣称该议案存在宪制缺陷，因为杜马不仅对它表决赞成，还自己制定新名单，这是违反根本法的，那种事务只由沙皇掌管。最后国务会议否决了该议案。
1908年末，政府重提议案，国务会议财政委员会在附加条件的基础上才同意通过，即要求不再有类似的违背根本法的事情。1909年3～4月，国务会议开始具体讨论提案。最后，在1909年3月19日，国务会议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对斯托雷平来说不是胜利。75个成员反对，87人赞成，但其中7个是内阁成员。斯托雷平非常惊讶，他立即进行反击，首先统一各大臣的意见，然后致书沙皇，否认关于政府削弱沙皇权力的指控，并指责国务会议成员中有人搞阴谋诡计。提案最后提交给沙皇裁决，当时沙皇没有立即作出决断。在这期间，圣彼得堡政治气候极不明朗，保守势力竭尽全力影响宫廷的决策。1909年4月25日。沙皇终于作出了决定，他告诉斯托雷平他不能接受海军参谋本部议案。这样，首席大臣斯托雷平不得不禀承君主的意志，放弃了改革提案。
由上可见，斯托雷平想要建立内阁负责制。沙皇对此很敏感，认为这是在架空君主，因此对首席大臣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西部地方自治问题提出后，对斯托雷平没有了好感。海军参谋本部案表明，右翼保皇分子坚决不允许对沙皇特权的些许侵犯，哪怕是利用根本法的模糊性。在这些方面，斯托雷平是有心无力的。
3、西部地方自治
早在科夫诺省的时候，斯托雷平就赞同在西部九省实行地方自治。斯托雷平要在西部九省建立自治机构，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除了民族原因外，还有阶层等级问题。在科夫诺、维尔诺和格罗德诺三个省，俄罗斯地主的力量太小，斯托雷平并不希望给没有土地的俄罗斯农民以支配性的政治发言权，于是不得不从计划中放弃这三个省。1910年1月，斯托雷平向杜马递交了一份复杂的立法提案，即关于在西部六省设立地方自治机构的方案(两种选举团及其代表名额的分配，财产资格降低，限制农民数量，东正教教士的代表权，最后照旧以特别条款剥夺犹太人的选举权，虽然他们的人口都超过10％)。
1911年3月4日，国务会议表决，92票对68票否决了斯托雷平政府的提案，给斯托雷平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然而，斯托雷平不知道，在3月4日前夕，沙皇告诉特列波夫，右翼人士应当按其自由意志投票，这是特列波夫惟一渴望传达给他的同僚的信息。这一信息使投票表决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往常，右翼分子一般会按照宫廷意旨支持政府，但是这一次沙皇没有明确表示对斯托雷平的支持。尼古拉二世不能够抛弃忠于和维护自己的右翼力量而跟着首席大臣走。
国务会议的阻碍使斯托雷平感受到极其巨大的压力。他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当中，如果保守分子成功地阻断他的提案，就不会有可能去实现他的革新俄国的想法。1911年3月5日，斯托雷平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辞呈，并向沙皇指出了右翼反对派的阴谋行为。尼古拉二世没
有批准斯托雷平的辞职请求，因为他认为一届政府在立法机构中失败没有义务辞职，只有沙皇能迫使大臣离职。斯托雷平向沙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暂时中止立法会议，政府根据根本法第87款颁布紧急措施法令，同时放逐国务会议中的阴谋者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
1911年春，沙皇与斯托雷平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的考验。皇太后干预政治，支持斯托雷平，使皇帝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种逼宫的做法，遭到了政治上层全面的反对。右翼分子惊恐不已，他们把斯托雷平比作法国的庇隆。斯托雷平迫使权威来源——沙皇，惩处专制统治原则最狂热的支持者，严重触犯了尼古拉二世的自尊心。
总之，斯托雷平在这次事件中社会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他的行为非常愤怒，质疑他的精神状态。斯托雷平严重动摇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使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政治地位岌岌可危。1911年9月1日，斯托雷平在基辅市大剧院被人刺杀，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斯托雷平在政治上有比较全面的改革动议，但是都遭到了强硬的反对和阻碍。他关于地方政府、乡村权力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为了提高地方管理的效率，适应俄国农村日益复杂的形势，将大大加强政权的稳固性。但是，地主贵族不愿意改变既有的让他们获得特权和优势的管理体制，拒绝了本阶层有识之士的改革之举，等于是慢性自杀。
斯托雷平是在有限君主立宪制体制下当政的，执政过程中他领悟到建立责任内阁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意无意地越权，甚至和立法机关合作夺取沙皇的专属特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管理和改革。斯托雷平的实践证明，从内部对专制皇权结构进行重组行不通。
在西部省份推行自治，其实也是一种地方管理改革，以改变西部少数民族省份管理混乱低效的局面。斯托雷平的改革提案已经充分照顾了东正教、俄罗斯族人和财产的问题，然而，东正教教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担心现状被打破，拒绝损害他们优势地位的改革。斯托雷平在西部六省实行地方自治虽然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是一种失败的“成功”，因为他是采用蛮横的政治手段来获得成功的。这种做法的危害性非常直接，就是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三、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总之，斯托雷平代表地主贵族的沙皇政权，在其他社会阶层觉醒和崛起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严峻的挑战，进行了土地、移民、政治等领域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实质上是俄国资本主义进程中的一次大的自我调节。通过这次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扩大和巩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但是就在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带来的严重后果抵销了由改革带来的生机。大战使俄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已经不是任何自我调节可以解决问题了，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正如行驶在汪洋中的一艘破旧不堪又正在不停渗水岌岌可危的船，斯托雷平是一位伟大的船长。而船长这时候能做的最多只是替这艘破船换上一个新的发动机让这艘船走的更远一些。但是它永远到达不了它该要停靠港湾，因为这艘船太过于陈旧。沙皇专制已经无可救药，任何伟大的船长在不彻底改造这艘破船的情况下都无法让它到达终点。或者正如列宁所述：“斯托雷平企图旧皮囊里装新酒，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在最后这条路上，在
[12]P329沙皇制度最后可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
斯托雷平改革试图通过扶持富农打破村社制度发展俄国经济，政治上却没有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保留了专制制度。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政治上沙皇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而后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如今，中国的改革颇有当年俄国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子。反观今天中国的改革，同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但在
经济发展的背后同样的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局面。因此，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最终实现和谐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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