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几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老师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讲解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既神圣又有些抽象的名词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不论有多少纷纭繁杂的学说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使人类真正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推动人类意识实现了大觉醒，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马克思的名字始终和工人阶级的事业紧紧相连，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晨曦照在古老的东方，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使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走向自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它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日出东方，开天辟地，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的耀眼光辉和巨大威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崇敬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就产生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同，结果大不同。
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的呢?他在自己理论活动的初期就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他终生站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最前线，但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斗争指手划脚。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尽管他对公社的事业十分关注，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但他始终认为，身居伦敦，对巴黎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发号施令是根本不行的。他终生注视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根据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立者恩格斯，同样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
恩格斯撰写的《反社林论》——这部被马克思誉为他和恩格斯理论的“百科全书”——发表八年后，恩格斯在新版序言中说，本书有许多地方是应该修改的，例如“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恩格斯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去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许可以用列宁的两句话做出概括：“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已经不适合“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从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并成功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关键性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表明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同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我们这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上了几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老师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讲解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既神圣又有些抽象的名词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不论有多少纷纭繁杂的学说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使人类真正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推动人类意识实现了大觉醒，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马克思的名字始终和工人阶级的事业紧紧相连，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晨曦照在古老的东方，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使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走向自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它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日出东方，开天辟地，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的耀眼光辉和巨大威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崇敬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也就产生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同，结果大不同。
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的呢?他在自己理论活动的初期就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他终生站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最前线，但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斗争指手划脚。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尽管他对公社的事业十分关注，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但他始终认为，身居伦敦，对巴黎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发号施令是根本不行的。他终生注视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根据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立者恩格斯，同样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
恩格斯撰写的《反社林论》——这部被马克思誉为他和恩格斯理论的“百科全书”——发表八年后，恩格斯在新版序言中说，本书有许多地方是应该修改的，例如“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恩格斯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去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许可以用列宁的两句话做出概括：“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已经不适合“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从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并成功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关键性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表明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同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我们这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