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农村、送到县城去，希望农村教育能将孩子改造成一个学会吃苦，自立自强的人。
对于父母的决定，孩子一定赞成吗？被父母送到农村读书的14岁男生李强（化名）近日就表示：“谁愿意放弃优越的生活去那种破地方！”
李强所讲的“破地方”指的是甘肃的国家扶贫困县会宁。“苦甲天下”的会宁，是甘肃远近闻名的“状元县”。截至2006年，会宁累计向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优秀毕业生四万名，近两百人获得博士学位，一千多人获硕士学位。
会宁的“教育神话”让不少家长慕名而来，主动把孩子送到会宁接受“苦教育”。尤其是那些家境好孩子问题又多的家长，“强制”或“半强制”地把孩子送到了会宁。李强是他们中的一个。
据会宁一中学老师估计，在他们学校，“这样的孩子一个班有一两个。”而全会宁县城，少说也有两百多个。“这一动向是从2003年前后开始的。”
会宁一中学校办主任掌握不少内幕消息，他概括来自省城的孩子有三类，一类是会宁籍的孩子，爷爷奶奶或亲戚在会宁；一类是家长慕会宁教育之名，主动送来接受“苦教育”的；更多的一类则是城市的“问题孩子”，家长想尽办法、托关系、走门路送来接受“改造”的。
《中国青年报》调查后发现，同样的现象在甘肃其他地方也已出现，只是密度不同。家长们选择的方向大多是市（州）所在地的县一中或条件相对艰苦而教学质量好的地方。
“问题孩子”在县城
张静怡也是被父母“下放”的孩子之一。在会宁孩子眼中，张静怡“人很好，很调皮，很聪明”。在好朋友刘蓉的记忆里，刚来时的张静怡给人以“高人一等”的感觉，不过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和张静怡的迅速融入不同，在会宁一中读高一的马浩伟被同学们贴上了“傲得很，没什么了不起”的标签。在不少同学的眼中，马浩伟是那种“凭着父母的几个钱，到会宁一中来丢面子”的学生。而马浩伟觉得同学们对自己有偏见，不友善，老是拿一些诸如“西瓜长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让他下不了台。
但同学们又常借他的小灵通玩游戏，这让他很为难，“不借，别人会说我小气”，对班上同学借钱他向来是“有求必应”，因为他觉得会宁的孩子很讲信用。
三十平方米的集体宿舍，满满当当住了十二个学生。马浩伟说他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景象时“心里很难受”。一瞬间，马浩伟觉得自己的条件太优越了，悄悄收起了MP3，渴时只喝矿泉水，“饮料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
这样受触动的经历李强也有：“他们竟然拿方便面桶内的酱抹在馍馍上吃，一包牛奶五个人喝，早餐能吃到0.5元钱的方便面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家长用心良苦
对于此举，前来“探营”的家长说，这样的场景更加坚定了全家送孩子到会宁的决心。张静怡的母亲张会计就是这样的家长。在张会计的印象里，孩子的学习不是很差，但总不够努力，每次考试净是五十至其实分。
“环境对人影响太大了，总有孩子找静怡玩，让她无法安心。”张会计决心效仿“孟母三迁”，考虑过给孩子租房或买房让她单独过，也考虑过送孩子上贵族学校，但都被自己否决了。一次偶然的会宁之行，让她铁了心，决定送静怡到会宁读书。
李强母亲的想法和张静怡母亲多少是相似的。在察觉出孩子有早恋倾向后，李强妈妈就决心把他放到环境艰苦、教育氛围好的会宁去读书，让他远离以前的“女朋友”，“把心收到学习上”。
李强说，他们班五十个同学，十五对在谈恋爱。在兰州时，李强每逢周末都会呼朋唤友去酒吧或迪厅、KTV。
“问题孩子”变化知多少
让张会计感到高兴的是，“女儿比以前懂事了，知道生活的艰辛了”。以前只有在跳舞时穿的黑布鞋，现在孩子主动提出买上平时穿，回兰州也不提吃肯德基了，因为她看到会宁的孩子时常是干馒头就着咸菜吃。
李强的母亲也很欣慰：“有一次我腿疼，孩子把我从一楼背到了五楼。他懂得体谅和关心家长了。”
尽管和报考的高中差了整整一百分，“自己也没有学到会宁孩子的苦学精神”，但李强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变化。会宁的学校学习时间很长，在兰州时6点10分起床，在会宁上学时每天5点半就得起床，吃过早饭就去上学，中午吃饭也就一个多小时，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周末也只有半个下午可以支配。“呆着没事干，也只能学习。”李强说。
兰州孩子到会宁，首先要面对的是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学习，让张静怡感到反差很大的是“兰州的孩子7点多上课还喊累”，会宁的孩子6点就开始早读了。很多家长担心的第一件事也是长时间学习，条件又艰苦，孩子能适应吗？
对于会宁普遍学习时间长的问题，兰州来的孩子大多“慢慢习惯了”，据悉，有部分孩子因适应不了会宁式的“苦教育”，被学校劝退了。
让张会计吃了一颗宽心丸的是张静怡在会师中学的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三名。张会计更加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张静怡现在有了自己新的目标——考上会宁一中的“宏志班”。会宁一中“宏志班”的同学，2006年高考平均分达到了甘肃省的本科录取线。
枝阳中学张老师的家中就寄宿着两个来自省城的孩子。他说，一般来会宁的孩子都是城市的“问题学生”，基础薄，浮躁、好动，学习上也不如会宁孩子刻苦。他表示，他已经带过很多像李强一样从省城来的“问题孩子”，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在会宁“改造”得非常成功的孩子。“即便是有进步，也和家长的期望值有很大的距离”。
马浩伟的班主任孙老师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马浩伟还和以前一样贪玩，注意力不够集中，学习也只能停留在中等偏下的水平。”
把孩子推向艰苦地区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城市的“问题孩子”在农村的苦环境中能否得到改造这一话题，家长、老师和专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大凡送孩子去的家长，态度是肯定的：城市诱惑太多，不利于孩子读书。苦环境，尤其是教育质量好的苦地方，可以让孩子受到环境的熏陶，可以让孩子更多地懂得生活的艰辛，学会自立，学会克服自身的缺点。
但兰州五中的许金辉老师并不赞成家长们的这种做法：“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苦环境’接受‘苦教育’，大多抱着冒险和赌一把的心态，是对城市现行教育的逃避，不一定能如愿。对‘苦环境’中‘苦教育’的效果，要综合、理性地看待。让孩子接受‘苦教育’，首先要孩子能接纳这种苦学的方式才行，否则适得其反。”
许老师尖锐地指出，城市“问题孩子”的产生，其根源不少在家长、在家庭，是“问题家长”、“问题家庭”造成的。家长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把孩子推向艰苦的农村接受“苦教育”，寄希望于在苦环境中实现对他们的“改造”，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他同时强调，家长不能把对孩子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学校，“这不符合教育的规律，学校永远无法替代家庭。”
对于来自省城的孩子，会宁二中的张神明校长明确表示自己可能有偏见，二中基本不接受来自省城的孩子。“我很担心这些‘问题孩子’会对会宁的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同在会宁的枝阳中学校长张福则认为，省城的孩子，哪怕是“问题孩子”，到了会宁也能受到良好教育氛围的影响，产生一种“火炉效应”：就像煤炭一样，以前还没达到燃点，在大环境中达到燃点后，自然会燃烧。
长期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王嘉毅提请注意一种现象：“问题孩子”到了农村，家长更加鞭长莫及，容易失控，如果孩子和当地的孩子相处不好，会出大事。他就知道有一来自宁夏的孩子，在甘肃的某个教育强县，因为承受不了学习的压力，又感到孤独，自杀了。
王嘉毅本人是很赞同城市孩子多到农村去的。“城市信息资源是丰富，但有一部分东西，比如个人体验，是互联网、手机短信替代不了的。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信息爆炸的环境里，不去思考，反思能力在减弱。”
他坚持认为，一个人在成长期吃点苦，到苦环境中去生活一段时间，有利于自立意识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这种效应是长久的。
“但是不是城市的孩子出了问题，就要送到农村去呢？我看不一定。”王嘉毅说，这要具体分析。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家长的问题。当我们大的社会环境一时无法改变时，家长要思考在现有环境中如何教育孩子。否则，今天我们把孩子送到会宁，明天会宁经济发达了，也变得像兰州一样繁华，一样充满诱惑，我们又把孩子送到哪里去？
王嘉毅说，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农村、送到县城去，说明我们的城市教育，至少是城市现实的教育出了问题。这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如何能做到在物质条件相对丰富、信息多元的环境里，实现对孩子有效的教育，让他们一样学会吃苦，一样自立、自强，一样心智健康？
由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农村、送到县城去，希望农村教育能将孩子改造成一个学会吃苦，自立自强的人。
对于父母的决定，孩子一定赞成吗？被父母送到农村读书的14岁男生李强（化名）近日就表示：“谁愿意放弃优越的生活去那种破地方！”
李强所讲的“破地方”指的是甘肃的国家扶贫困县会宁。“苦甲天下”的会宁，是甘肃远近闻名的“状元县”。截至2006年，会宁累计向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优秀毕业生四万名，近两百人获得博士学位，一千多人获硕士学位。
会宁的“教育神话”让不少家长慕名而来，主动把孩子送到会宁接受“苦教育”。尤其是那些家境好孩子问题又多的家长，“强制”或“半强制”地把孩子送到了会宁。李强是他们中的一个。
据会宁一中学老师估计，在他们学校，“这样的孩子一个班有一两个。”而全会宁县城，少说也有两百多个。“这一动向是从2003年前后开始的。”
会宁一中学校办主任掌握不少内幕消息，他概括来自省城的孩子有三类，一类是会宁籍的孩子，爷爷奶奶或亲戚在会宁；一类是家长慕会宁教育之名，主动送来接受“苦教育”的；更多的一类则是城市的“问题孩子”，家长想尽办法、托关系、走门路送来接受“改造”的。
《中国青年报》调查后发现，同样的现象在甘肃其他地方也已出现，只是密度不同。家长们选择的方向大多是市（州）所在地的县一中或条件相对艰苦而教学质量好的地方。
“问题孩子”在县城
张静怡也是被父母“下放”的孩子之一。在会宁孩子眼中，张静怡“人很好，很调皮，很聪明”。在好朋友刘蓉的记忆里，刚来时的张静怡给人以“高人一等”的感觉，不过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和张静怡的迅速融入不同，在会宁一中读高一的马浩伟被同学们贴上了“傲得很，没什么了不起”的标签。在不少同学的眼中，马浩伟是那种“凭着父母的几个钱，到会宁一中来丢面子”的学生。而马浩伟觉得同学们对自己有偏见，不友善，老是拿一些诸如“西瓜长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让他下不了台。
但同学们又常借他的小灵通玩游戏，这让他很为难，“不借，别人会说我小气”，对班上同学借钱他向来是“有求必应”，因为他觉得会宁的孩子很讲信用。
三十平方米的集体宿舍，满满当当住了十二个学生。马浩伟说他第一眼看到这样的景象时“心里很难受”。一瞬间，马浩伟觉得自己的条件太优越了，悄悄收起了MP3，渴时只喝矿泉水，“饮料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
这样受触动的经历李强也有：“他们竟然拿方便面桶内的酱抹在馍馍上吃，一包牛奶五个人喝，早餐能吃到0.5元钱的方便面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家长用心良苦
对于此举，前来“探营”的家长说，这样的场景更加坚定了全家送孩子到会宁的决心。张静怡的母亲张会计就是这样的家长。在张会计的印象里，孩子的学习不是很差，但总不够努力，每次考试净是五十至其实分。
“环境对人影响太大了，总有孩子找静怡玩，让她无法安心。”张会计决心效仿“孟母三迁”，考虑过给孩子租房或买房让她单独过，也考虑过送孩子上贵族学校，但都被自己否决了。一次偶然的会宁之行，让她铁了心，决定送静怡到会宁读书。
李强母亲的想法和张静怡母亲多少是相似的。在察觉出孩子有早恋倾向后，李强妈妈就决心把他放到环境艰苦、教育氛围好的会宁去读书，让他远离以前的“女朋友”，“把心收到学习上”。
李强说，他们班五十个同学，十五对在谈恋爱。在兰州时，李强每逢周末都会呼朋唤友去酒吧或迪厅、KTV。
“问题孩子”变化知多少
让张会计感到高兴的是，“女儿比以前懂事了，知道生活的艰辛了”。以前只有在跳舞时穿的黑布鞋，现在孩子主动提出买上平时穿，回兰州也不提吃肯德基了，因为她看到会宁的孩子时常是干馒头就着咸菜吃。
李强的母亲也很欣慰：“有一次我腿疼，孩子把我从一楼背到了五楼。他懂得体谅和关心家长了。”
尽管和报考的高中差了整整一百分，“自己也没有学到会宁孩子的苦学精神”，但李强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大变化。会宁的学校学习时间很长，在兰州时6点10分起床，在会宁上学时每天5点半就得起床，吃过早饭就去上学，中午吃饭也就一个多小时，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周末也只有半个下午可以支配。“呆着没事干，也只能学习。”李强说。
兰州孩子到会宁，首先要面对的是每天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学习，让张静怡感到反差很大的是“兰州的孩子7点多上课还喊累”，会宁的孩子6点就开始早读了。很多家长担心的第一件事也是长时间学习，条件又艰苦，孩子能适应吗？
对于会宁普遍学习时间长的问题，兰州来的孩子大多“慢慢习惯了”，据悉，有部分孩子因适应不了会宁式的“苦教育”，被学校劝退了。
让张会计吃了一颗宽心丸的是张静怡在会师中学的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三名。张会计更加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张静怡现在有了自己新的目标——考上会宁一中的“宏志班”。会宁一中“宏志班”的同学，2006年高考平均分达到了甘肃省的本科录取线。
枝阳中学张老师的家中就寄宿着两个来自省城的孩子。他说，一般来会宁的孩子都是城市的“问题学生”，基础薄，浮躁、好动，学习上也不如会宁孩子刻苦。他表示，他已经带过很多像李强一样从省城来的“问题孩子”，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在会宁“改造”得非常成功的孩子。“即便是有进步，也和家长的期望值有很大的距离”。
马浩伟的班主任孙老师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马浩伟还和以前一样贪玩，注意力不够集中，学习也只能停留在中等偏下的水平。”
把孩子推向艰苦地区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城市的“问题孩子”在农村的苦环境中能否得到改造这一话题，家长、老师和专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大凡送孩子去的家长，态度是肯定的：城市诱惑太多，不利于孩子读书。苦环境，尤其是教育质量好的苦地方，可以让孩子受到环境的熏陶，可以让孩子更多地懂得生活的艰辛，学会自立，学会克服自身的缺点。
但兰州五中的许金辉老师并不赞成家长们的这种做法：“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苦环境’接受‘苦教育’，大多抱着冒险和赌一把的心态，是对城市现行教育的逃避，不一定能如愿。对‘苦环境’中‘苦教育’的效果，要综合、理性地看待。让孩子接受‘苦教育’，首先要孩子能接纳这种苦学的方式才行，否则适得其反。”
许老师尖锐地指出，城市“问题孩子”的产生，其根源不少在家长、在家庭，是“问题家长”、“问题家庭”造成的。家长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把孩子推向艰苦的农村接受“苦教育”，寄希望于在苦环境中实现对他们的“改造”，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他同时强调，家长不能把对孩子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学校，“这不符合教育的规律，学校永远无法替代家庭。”
对于来自省城的孩子，会宁二中的张神明校长明确表示自己可能有偏见，二中基本不接受来自省城的孩子。“我很担心这些‘问题孩子’会对会宁的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同在会宁的枝阳中学校长张福则认为，省城的孩子，哪怕是“问题孩子”，到了会宁也能受到良好教育氛围的影响，产生一种“火炉效应”：就像煤炭一样，以前还没达到燃点，在大环境中达到燃点后，自然会燃烧。
长期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王嘉毅提请注意一种现象：“问题孩子”到了农村，家长更加鞭长莫及，容易失控，如果孩子和当地的孩子相处不好，会出大事。他就知道有一来自宁夏的孩子，在甘肃的某个教育强县，因为承受不了学习的压力，又感到孤独，自杀了。
王嘉毅本人是很赞同城市孩子多到农村去的。“城市信息资源是丰富，但有一部分东西，比如个人体验，是互联网、手机短信替代不了的。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信息爆炸的环境里，不去思考，反思能力在减弱。”
他坚持认为，一个人在成长期吃点苦，到苦环境中去生活一段时间，有利于自立意识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这种效应是长久的。
“但是不是城市的孩子出了问题，就要送到农村去呢？我看不一定。”王嘉毅说，这要具体分析。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家长的问题。当我们大的社会环境一时无法改变时，家长要思考在现有环境中如何教育孩子。否则，今天我们把孩子送到会宁，明天会宁经济发达了，也变得像兰州一样繁华，一样充满诱惑，我们又把孩子送到哪里去？
王嘉毅说，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农村、送到县城去，说明我们的城市教育，至少是城市现实的教育出了问题。这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如何能做到在物质条件相对丰富、信息多元的环境里，实现对孩子有效的教育，让他们一样学会吃苦，一样自立、自强，一样心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