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 纳 英 华 莫 非 情 性
——毛泽东诗词风格鉴赏及其它
幸克坚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 要：毛泽东作为经天纬地的一代历史巨人，其诗词具有雄视古今、独步百代的伟人气魄，这种气魄是由其志向所决定的。正是这种气魄，造就了他的雄才大略，使得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举手投足都是大手笔，这种大手笔导致正面的功绩是巨大的，但一旦有失误，其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毛泽东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都是我党和我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研究、借鉴、学习毛泽东，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指导现实的行动。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风格；气魄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9—3583（2001）04—
Success aud Failur Depend on the Ambition and Daring
——on the style of Maozedong's ponms and Beyond
(Zunyi , Guizhou , Zunyi Normal colleye , 563002)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historical giants , Maozedong expressed his unique ambition and daring in his poems which looked into the passed and future days . It was his ambition and daring that led to his great success . but his ambition and daring also resulted in his disastrous failure . So researching ,using and studying Maozedong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make our current policies .
Key words: Maozedong , poems , style , daring .
毛泽东是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的一代历史巨人，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还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一生从事的都是伟人事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胜千难万险，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功绩是巨大的；但他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又犯了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过失也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压制，对毛泽东的一切只能用一个腔调唱赞歌，根本不能客观地予以评价。直至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尤其是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之后，这种评价才成为可能。
毛泽东之所以“伟”，就在于具有常人难以具备的“伟人素质”，他在德、识、才、学、体等方面都具有相当优异的素质，特别是其胆识和气魄尤为拔类超群。西方有人夸张地────
─────────── 收稿日期：2001—08—25 作者简介：幸克坚（1954—），男，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数学教育 与研究 说，毛泽东是“一代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1]。笔者特别欣赏毛泽东诗词中那种雄视古今、独步百代的伟人气魄，并且认为：毛泽东这种伟人气魄，是由其天赋、经历与学识树立的志向所形成的，正是这种气魄，塑造了他的雄才大略、满腔豪气，在几十年
革命生涯中举手投足都是大手笔。本文拟从对毛泽东诗词气魄的鉴赏入手，尝试结合毛泽东
青少年时期即人格塑造阶段的人生和斗争经历，试析其这种气魄的成因及与其功过的联系。 １．雄浑、豪放——毛泽东诗词的风格特征
所谓雄浑、豪放：“雄者，刚也，至大至刚之谓。浑者，全也，浑成自然也。就是必须有大才力、大学问，才能随处触发，成为真诗；豪放者，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2]。毛泽东诗词的风格正如斯。柳亚子称“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余词场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终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1]。在毛泽东诗词中，处处可感受到他那种帝王之气，王者风范，处处堪比朱元璋“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杆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钩挂，称我江山有几多？”之气魄。
余以为，毛泽东诗词的风格与气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１ 大处着眼 气势恢宏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诗词具有气吞山河、旋转乾坤、笼罩古今之力，他不喜欢小桥流水、春花秋月、涓涓细流，善于在博大、辽阔、雄伟这种广袤无垠的时空境界里挥洒自如地表现自己的恢宏气势。例如：“欲与天公试比高”、“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倚天抽宝剑”、“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真是“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3]。而且惯用数字来表现宏大：万水千山、万丈长缨、万马战犹酣„„甚至在《沁园春·长沙》中连用了万山红遍、万类霜天、万户侯三个万字而不使人感到呆滞刻板。最能表现毛泽东这种气势的，恐要数堪称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代表作《沁园春·雪》：“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搅动山城文化风云，令世人刮目相看共产党领袖，使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委员长”蒋介石黯然失色，成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使得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党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言谈时，“略输文采”的一方首先从人格魅力上败下阵来，毛泽东则无须谈判，提前从精神、气势与人心向背、舆论倾向上战胜了对手。这首词中，人们多叹服其“秦皇汉武”句，余以为此句乃上阕的必然结果，试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山舞、原驰”，一句囊括了半个中国，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冰封”、“雪飘”，一静一动，真是一派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广袤无垠的莽莽乾坤，令人胸中顿生一股在空间与时间上急剧扩张的浩然之气，激动得人心大有包容宇宙之感。于是乎，下阕将以雄才大略著称的中国历代“圣主明君”文治武功的缺憾轻松几笔荡过并推出风流人物舍我其谁当属极为自然的事。王静庵先生《人间词话》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也”[4]。若老先生不那么早自沉于昆明湖，能目睹毛泽东的这些豪言壮语，又将作何评价？ １．２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物无可羁乎我”
触景生情，情随景迁，人之常情概莫能外。试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仲淹，尚随“霪雨霏霏”而“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以豪放著称，高吟“大江东去”的苏轼，也有“雪泥鸿爪”的慨叹和“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凄戚。但毛泽东的伟人气魄却丝毫不受任何恶劣环境的影响，在革命进程中任何艰苦的阶段，毛泽东都从未在恶劣的环境、激烈的斗争、繁冗的工作面前表现消沉、焦急和疲惫，而是潇洒超脱、运筹帷幄，不失“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的风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永远是那样豪迈自信。甚至在逆境中也没有意志消沉、情绪低落，而是意志更坚、斗志更强，象一盘倔强的弹簧——外力越大，弹性越强。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毛泽东在战争岁月所作的诗词，就数量与气魄而言，均胜过和平年代。
如《菩萨蛮·黄鹤楼》作于一九二七年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右倾路线的影响下革命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茫茫”、“沉沉”、“莽苍苍”，这种阴沉黑暗的自然景象，诗人“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体现的是一种成熟的深思，没有凄戚和悲伤。这里，同时酹江，苏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是何等的颓废？同是登高怀古，崔颢令诗仙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的只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戚；王勃的千古名句“槛外长江空自流”是何等的无奈；王安石“寒烟衰草凝绿”、孙髯翁“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都是那么凄凉感伤。我想，他们面临的处境应该不至于比毛泽东当时更差吧？而毛泽东不但“有景”就敢于“道”，并且其“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现的更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充满斗志。
王静庵先生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4]。比之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将有何感？
《卜算子·咏梅》和《七律·冬云》作于一九六二年，正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之际：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贷款；台湾在美帝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印尼疯狂迫害华侨；国内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天大反华”、“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真是凄风楚雨“送春归”。但在凛冽的风刀霜剑中，毛泽东坚信“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如傲寒的梅花，面对“已是悬崖百丈冰”，回答是“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同是处乱不惊，在逆境中充满斗志和乐观。
从这两首逆境中产生的诗词还联想到，除梅花之外，毛泽东几乎没写过其它花卉，这表明他独爱梅，这正体现了他的个性和风格。林和靖“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王冕“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只是表现了一种清高。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毛泽东喜爱梅花顶霜傲雪卓然怒放的斗争性格，所以在他笔下：“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5]。这就是毛泽东本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性格的寄寓和写照。
就季节而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秋”是肃杀萧疏的季节，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悲秋情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所以才有“自古逢秋悲寂寥”（刘禹锡）的慨叹；才有“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西厢记》）的秋色别情；才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秋思》）的惆怅；才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病翼惊秋的感受；连“先忧后乐”的范仲淹面对“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苍凉之景都难免产生“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乡愁。然而，即使在这种季节，毛泽东笔下依然是一派欣欣向荣：“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战地黄花分外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红旗漫卷西风”、“万木霜天红烂漫”、“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作者博大的心胸和山水的壮观浑然一体，笔下呈现的是一派壮丽景色，无丝毫悲秋的凄凉感。
即便是铁血男儿，内心都有一块不可触摸的柔软，它象一株含羞草，一经磕碰，便嗒然若丧，钩沉出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百结柔肠。如苏子瞻有他的“大江东去”，也有“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辛稼轩有他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也有“也应随分瘦，忍旧觅残红”；李易安有她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有其婉约的时候如“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稍都是恨，热泪欲零还往„„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思考问题总是不立意于
“悲”而着眼于“雄”，甚至连写这样的离愁别恨也用“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5]这种豪放之语作为结句，类似的还有“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以豪壮之语写生离死别，抒离怨别恨，别开生面，令人悲而不伤，有一种悲壮的美。这种婉约之中见豪放的风格，于柔美凄婉之中表现出非凡的气
度，更突出体现了毛泽东“雄”、“豪”的气魄和他以豪壮为基调的艺术追求。 １．３ 现实主义兼浪漫主义 诗人气质的充分表现
毛泽东是写实的，他没有闲情逸致去品评风花雪月、没有功夫和兴趣去领略曲水流觞或作那些吊古伤今、无病呻吟的纯抒情诗词，总是以几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程为背景言情达志。其诗词是其斗争经历的真实写照，既表达了诗人宏大的抱负，又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一部毛泽东诗词集俨然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诗人生动逼真的描写，唤起了我们清晰的回忆与丰富的想象，从而在头脑里产生了栩栩如生的视觉形象，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画卷。然而毛泽东又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在诗词中思维活跃、联想丰富、纵横驰骋，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引经据典、浑然天成，咫尺具万丈之势而又不露雕琢之痕。如“横空出世，莽昆仑”，“横”、“空”——一动一宾、一偏一正，产生一种巨大的、气势磅礴的动感，多么雄伟、多么壮观、多么浪漫；然而究其实，莽莽昆仑又确实横亘在青藏高原之上，又是多么现实。浪漫主义的实质是自由美，即要达到庄子“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毛泽东诗词的浪漫精神表现了政治家强大的内驱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我相忘”、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种似乎不经意的描述，在“指点江山”上的效果，比“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更为自信、更为轻松、更富于浪漫色彩，使人感受到世界仿佛是按照诗人自己的意志发展的。 １．４ 强烈的主体意识 张扬的个性色彩
毛泽东诗词中处处体现了“主沉浮”的强烈主体意识和张扬的个性色彩。描写史实时，是俯瞰式的和纵览式的，从不囿于史实的樊篱或仅从旁观者的角度作“漫嗟荣辱”式的品评。总是以历史的参与者和主宰的姿态，挥洒自如泼墨而作。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狂飙为我从天落”、“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毛泽东这种主体意识体现了敢于“以奴仆命风月”(王国维《人间词话》)，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俨然是一种压倒一切、不容商量、不由分说的气势。
就以《沁园春·长沙》为例：从“独立寒秋”到“谁主沉浮”，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深秋季节，一位伟人傲然屹立在“桔子洲”之“头”——时代的浪尖，居高临下，俯瞰着这红“遍”的山、碧“透”的水、“尽”染的林、“争”流的舸„„好一派浓墨重彩、竞争激烈的“万类霜天”。这哪里只是眼前的立体秋色图，分明暗喻纷纭复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千世界„„站得高、看得透、想得更远。此时，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声貌似凝重，实则充满自信的设问：“怅 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然而生。这还用问吗，当然非我莫属。这里的“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独，而是卓尔不群、逆世忤俗的殊世独立，是独领风骚、独占鳌头的“独”。这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体现的是惟我独尊、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由这种主体意识，在令蒋介石汗颜的《沁园春·雪》中出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句则极为自然了。 ２．毛泽东诗词的气魄成因试析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这种伟人气魄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
这与其天赋、时代背景、经历、学识所形成的志向有直接的关系。 ２．１ 叛逆性格和宏图大志的雏型——人看从小 天赋使然
毛泽东幼时，不必为其家庭生计而奔波，除在家务农外，有条件在私塾当小学生。自幼富于叛逆精神和一腔正气：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管教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私塾屡有不服管教的造反行为；在家族中曾为民请命大闹毛家祠堂。自幼胸有大志：面对塾师的处罚，他用“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以示抗议；离家外出求学时，用“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5]向父亲明志；到东山学堂后，面对县城富家子弟的蔑视，用“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5]蔑视他们的蔑视。小小年纪，口吐珠玑，气魄非凡。 ２．２ 时势造英雄——经历与环境使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面是悲，一部近代史悲惨得让人不忍卒读——战祸离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一面是壮——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而探索奋斗，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激荡起中华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毛泽东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之中，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求学与斗争：十七岁前如上所述，十七岁外出求学，在东山小学堂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花岗起义时节到长沙，即投入火热的学生斗争；武昌起义时，马上投笔从戎；之后到长沙第一师范，专攻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特别是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他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并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如冬泳、冷浴、露宿等，多是常人不敢为，因此，在全校学生的人物互选中，德智体综合票数为第一。在校期间主持学友会、创办工人夜校、在军阀混战长沙空虚时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五·四”之后，投入并领导长沙的斗争，主编《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领导“驱张”运动，推动湖南自治„„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提高了他的自信[6]。
除了自身经历之外，毛泽东还得益于结交了好的师友：杨昌济、蔡和森、李大钊、陈独秀„„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志同道合的师友好学深思，互相促进，知行结合，标新立异，这对塑造毛泽东的人格个性特点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２．３ 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识使然
毛泽东自幼好学深思，幼时，种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倒背如流。屡屡犯规而塾师考不住他，是因为塾师所教的不够他学。六年师范，不但消化了幼时所记，而且吸收了更多内容，从国学（经史子集）到诗文、历史、哲学甚至包括《天演论》等西方典籍。毛泽东平生很喜爱曹操、唐代三李、刘禹锡、白居易、宋代苏、辛、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作品。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学功底的奠定和爱好倾向对毛泽东诗词的水平和气魄的影响是极大的。从他所喜爱的诗人及作品中，可以窥见其风格基础的渊源——继承了历代文学大家豪壮的基调，结合了他的天赋、所处的时代及经历，使之能从更高的层次、更恢宏的气势上得以表现，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楚湘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谭嗣同、黄兴等革命者都出生在湖南。
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济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之风，影响颇大；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虽然从镇压农民革命来看是血腥的刽子手，但从安邦治国来看仍是一代名臣，集传教与事功一生，其“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截然不同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构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湖南人精神”，对毛泽东影响至深。 ２．４ 立德立功立言的和谐统一 ——角色使然
中国历代文人都崇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盛事，首先以建功立业即立德立功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取向，以期博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辉煌和后世的荣耀。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能遂心愿立德立功、在政治上施展其才能抱负者毕竟寥寥可数，于是绝大多数文人在政治功名无从获致的无奈中退而求其次，以立言的形式去实现立德立功的人生夙愿，期翼在心灵的家园获得政治价值失落后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所以才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3]之观点。因此，与屈原、唐代三李、宋代苏、辛这些毛泽东所喜欢的文采斐然、气势雄放的诗人相比较而言，这些诗人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其豪放只是个性情怀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意志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压抑后的倾泻。正因为如此，“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苏轼在“故国神游”之后，发出的只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辛弃疾面对漠北雄风，虽有过“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豪气，也不免留下“可怜白发生”的叹息。由于毛泽东既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又是革命实践的领袖，因此，其豪放是胜利者的个性意志通过自己的经历实践使理想抱负逐步得以实现中的自然抒发，是时代风口浪尖“风流人物”的自信与自豪，是由衷的“文以载道”。这种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和谐统一，使其在气势上必然胜过历代铜琶铁板之士。
综上所述，毛泽东天赋的叛逆性格和宏图大志、深厚的国学根基及传统文化积累、丰富的经历阅历，塑造了他特别倔强的性格和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善于独立思考，尤好自行其事，多谋善断，决断专行[6]。意志坚定，好斗好胜，敢于为人所不敢为，“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他的幽默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7]；他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天地唯有动而已”，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他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是因遇地势之阻抗而增益其强猛，人世间则“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因此，他信奉“造反有理”，喜欢“梅花香自苦寒来”。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6]。他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6]。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扫除一切障碍、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志之所在[6]。正是这种志向决定了他恢宏的气魄：毛泽东的宏图大志，不是依附于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那一种层次，而是“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追求，所以“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有第一等襟报、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晬语》）
[8]。就其浪漫气质而言，正是：“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柔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4]。正由于此，毛泽东诗词才能体现出“诗有体裁，思无定位”，不拘一格、自由驰骋，达到“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的境界。这种风格所表达的顽强、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可以使我们通过感受其豪气而开阔心胸。
总而言之，从毛泽东上述志向来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气魄，正所谓“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能达柳亚子所言“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确系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也！ ３．由毛泽东的气魄成因所想到的
也正由于毛泽东这种显著的个人精神主义和运动、抗争、求异的人生哲学和其经历、学识，造就的恢宏磅礴之气势，集中体现了他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军事家的豪壮率直、革命家的恢宏气魄、思想家的深邃明智、艺术家的才情锐敏。除艺术地浓缩于其诗词中，形成其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征之外，还处处自然而顽强地出现在他毕生的言行之中，处处表现为其雄才大略的大手笔。常常能看到、想到、做出一般人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出的事情：只有他才能带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星火燎原的革命斗争中，通过血与火的探索，从实践到理论，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主张并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统一战线、提倡实事求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是他独具慧眼而看到和提出的；在中国革命的几个紧要关头，正是基于他这种气魄，才作出了英明果断的决策，使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取道偏僻地区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和持久战、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顶住多方压力反对划江而治从而夺取全国胜利、果断地派兵赴朝与美军直接对抗„„总之，依靠这种气势和斗争哲学所建立的功绩是卓著的。
但事物往往都带有辨证的两重性。也正是这种气势带来的大手笔，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也是严重的：基于这种斗争哲学，从延安整风扩大化起，就开了党内争论无限上纲的先河，创造了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解决思想问题的错误模式。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频频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犯了不少错误。“邓小平认为，1957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1957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6]：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会议从原拟纠左逆转为反右倾，开展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作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9]，“首先，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压制和打击了党内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情况、讲真话的同志，支持了浮夸和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其次，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继续走1958年‘大跃进’的路子，促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三，这场错误的斗争，使党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了”[10]。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错误造成的七分人祸加三分天灾，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年严重困难；“社教”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9]。从根本上看，毛泽东的错误表现为两方面：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9]。
当然，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
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同样如此：建国以后，由于资本主义阵营视新中国为洪水猛兽，竭尽扼杀封锁之能事，国际环境相当恶劣，基于毛泽东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使他形成了更为锋芒毕露的斗争理论。而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基本上没有再走弯路，顺利地取得了从长征到建立新中国直至“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胜利，使得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日益显赫。再结合他那种强烈的“个人精神主义”和“主沉浮”观念，使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9]。加上康生、林彪、“四人帮”之流在个人崇拜上别有用心地推波助澜和曲意逢迎，什么“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使得毛泽东表现出惟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历次运动又使人们噤若寒蝉，便丧失了听取正确意见改正错误的机会，最终越陷越深地铸成了其晚年的错误，在其人生历史的末页留下了难以改正的败笔，最终留下了他早年“吾确然有以自完”之愿望没能达到的遗憾。
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巨人，他率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革命事业正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继承下得到不断发展，他的思想和胆识，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里闪耀着熠熠光辉，将作为我们民族和我党的骄傲而永垂青史。但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任何伟人都难免存在其缺点，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与错误的教训，都是我党及我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借鉴毛泽东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导现实的行动，在今后的事业中更为顺利地取得胜利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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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 纳 英 华 莫 非 情 性
——毛泽东诗词风格鉴赏及其它
幸克坚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 要：毛泽东作为经天纬地的一代历史巨人，其诗词具有雄视古今、独步百代的伟人气魄，这种气魄是由其志向所决定的。正是这种气魄，造就了他的雄才大略，使得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举手投足都是大手笔，这种大手笔导致正面的功绩是巨大的，但一旦有失误，其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毛泽东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都是我党和我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研究、借鉴、学习毛泽东，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指导现实的行动。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风格；气魄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9—3583（2001）04—
Success aud Failur Depend on the Ambition and Daring
——on the style of Maozedong's ponms and Beyond
(Zunyi , Guizhou , Zunyi Normal colleye , 563002)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historical giants , Maozedong expressed his unique ambition and daring in his poems which looked into the passed and future days . It was his ambition and daring that led to his great success . but his ambition and daring also resulted in his disastrous failure . So researching ,using and studying Maozedong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make our current policies .
Key words: Maozedong , poems , style , daring .
毛泽东是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的一代历史巨人，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还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一生从事的都是伟人事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胜千难万险，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功绩是巨大的；但他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又犯了错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过失也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压制，对毛泽东的一切只能用一个腔调唱赞歌，根本不能客观地予以评价。直至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尤其是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之后，这种评价才成为可能。
毛泽东之所以“伟”，就在于具有常人难以具备的“伟人素质”，他在德、识、才、学、体等方面都具有相当优异的素质，特别是其胆识和气魄尤为拔类超群。西方有人夸张地────
─────────── 收稿日期：2001—08—25 作者简介：幸克坚（1954—），男，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数学教育 与研究 说，毛泽东是“一代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1]。笔者特别欣赏毛泽东诗词中那种雄视古今、独步百代的伟人气魄，并且认为：毛泽东这种伟人气魄，是由其天赋、经历与学识树立的志向所形成的，正是这种气魄，塑造了他的雄才大略、满腔豪气，在几十年
革命生涯中举手投足都是大手笔。本文拟从对毛泽东诗词气魄的鉴赏入手，尝试结合毛泽东
青少年时期即人格塑造阶段的人生和斗争经历，试析其这种气魄的成因及与其功过的联系。 １．雄浑、豪放——毛泽东诗词的风格特征
所谓雄浑、豪放：“雄者，刚也，至大至刚之谓。浑者，全也，浑成自然也。就是必须有大才力、大学问，才能随处触发，成为真诗；豪放者，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2]。毛泽东诗词的风格正如斯。柳亚子称“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余词场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终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1]。在毛泽东诗词中，处处可感受到他那种帝王之气，王者风范，处处堪比朱元璋“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杆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钩挂，称我江山有几多？”之气魄。
余以为，毛泽东诗词的风格与气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１ 大处着眼 气势恢宏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诗词具有气吞山河、旋转乾坤、笼罩古今之力，他不喜欢小桥流水、春花秋月、涓涓细流，善于在博大、辽阔、雄伟这种广袤无垠的时空境界里挥洒自如地表现自己的恢宏气势。例如：“欲与天公试比高”、“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倚天抽宝剑”、“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真是“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3]。而且惯用数字来表现宏大：万水千山、万丈长缨、万马战犹酣„„甚至在《沁园春·长沙》中连用了万山红遍、万类霜天、万户侯三个万字而不使人感到呆滞刻板。最能表现毛泽东这种气势的，恐要数堪称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代表作《沁园春·雪》：“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搅动山城文化风云，令世人刮目相看共产党领袖，使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委员长”蒋介石黯然失色，成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使得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党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言谈时，“略输文采”的一方首先从人格魅力上败下阵来，毛泽东则无须谈判，提前从精神、气势与人心向背、舆论倾向上战胜了对手。这首词中，人们多叹服其“秦皇汉武”句，余以为此句乃上阕的必然结果，试看“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山舞、原驰”，一句囊括了半个中国，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冰封”、“雪飘”，一静一动，真是一派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广袤无垠的莽莽乾坤，令人胸中顿生一股在空间与时间上急剧扩张的浩然之气，激动得人心大有包容宇宙之感。于是乎，下阕将以雄才大略著称的中国历代“圣主明君”文治武功的缺憾轻松几笔荡过并推出风流人物舍我其谁当属极为自然的事。王静庵先生《人间词话》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也”[4]。若老先生不那么早自沉于昆明湖，能目睹毛泽东的这些豪言壮语，又将作何评价？ １．２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物无可羁乎我”
触景生情，情随景迁，人之常情概莫能外。试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仲淹，尚随“霪雨霏霏”而“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以豪放著称，高吟“大江东去”的苏轼，也有“雪泥鸿爪”的慨叹和“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凄戚。但毛泽东的伟人气魄却丝毫不受任何恶劣环境的影响，在革命进程中任何艰苦的阶段，毛泽东都从未在恶劣的环境、激烈的斗争、繁冗的工作面前表现消沉、焦急和疲惫，而是潇洒超脱、运筹帷幄，不失“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的风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永远是那样豪迈自信。甚至在逆境中也没有意志消沉、情绪低落，而是意志更坚、斗志更强，象一盘倔强的弹簧——外力越大，弹性越强。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毛泽东在战争岁月所作的诗词，就数量与气魄而言，均胜过和平年代。
如《菩萨蛮·黄鹤楼》作于一九二七年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右倾路线的影响下革命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茫茫”、“沉沉”、“莽苍苍”，这种阴沉黑暗的自然景象，诗人“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体现的是一种成熟的深思，没有凄戚和悲伤。这里，同时酹江，苏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是何等的颓废？同是登高怀古，崔颢令诗仙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的只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悲戚；王勃的千古名句“槛外长江空自流”是何等的无奈；王安石“寒烟衰草凝绿”、孙髯翁“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都是那么凄凉感伤。我想，他们面临的处境应该不至于比毛泽东当时更差吧？而毛泽东不但“有景”就敢于“道”，并且其“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现的更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充满斗志。
王静庵先生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4]。比之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将有何感？
《卜算子·咏梅》和《七律·冬云》作于一九六二年，正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之际：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贷款；台湾在美帝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印尼疯狂迫害华侨；国内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天大反华”、“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真是凄风楚雨“送春归”。但在凛冽的风刀霜剑中，毛泽东坚信“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如傲寒的梅花，面对“已是悬崖百丈冰”，回答是“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同是处乱不惊，在逆境中充满斗志和乐观。
从这两首逆境中产生的诗词还联想到，除梅花之外，毛泽东几乎没写过其它花卉，这表明他独爱梅，这正体现了他的个性和风格。林和靖“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王冕“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只是表现了一种清高。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毛泽东喜爱梅花顶霜傲雪卓然怒放的斗争性格，所以在他笔下：“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5]。这就是毛泽东本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性格的寄寓和写照。
就季节而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秋”是肃杀萧疏的季节，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悲秋情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所以才有“自古逢秋悲寂寥”（刘禹锡）的慨叹；才有“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西厢记》）的秋色别情；才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秋思》）的惆怅；才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病翼惊秋的感受；连“先忧后乐”的范仲淹面对“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苍凉之景都难免产生“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乡愁。然而，即使在这种季节，毛泽东笔下依然是一派欣欣向荣：“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战地黄花分外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红旗漫卷西风”、“万木霜天红烂漫”、“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作者博大的心胸和山水的壮观浑然一体，笔下呈现的是一派壮丽景色，无丝毫悲秋的凄凉感。
即便是铁血男儿，内心都有一块不可触摸的柔软，它象一株含羞草，一经磕碰，便嗒然若丧，钩沉出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百结柔肠。如苏子瞻有他的“大江东去”，也有“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辛稼轩有他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也有“也应随分瘦，忍旧觅残红”；李易安有她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有其婉约的时候如“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稍都是恨，热泪欲零还往„„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思考问题总是不立意于
“悲”而着眼于“雄”，甚至连写这样的离愁别恨也用“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5]这种豪放之语作为结句，类似的还有“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以豪壮之语写生离死别，抒离怨别恨，别开生面，令人悲而不伤，有一种悲壮的美。这种婉约之中见豪放的风格，于柔美凄婉之中表现出非凡的气
度，更突出体现了毛泽东“雄”、“豪”的气魄和他以豪壮为基调的艺术追求。 １．３ 现实主义兼浪漫主义 诗人气质的充分表现
毛泽东是写实的，他没有闲情逸致去品评风花雪月、没有功夫和兴趣去领略曲水流觞或作那些吊古伤今、无病呻吟的纯抒情诗词，总是以几十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程为背景言情达志。其诗词是其斗争经历的真实写照，既表达了诗人宏大的抱负，又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一部毛泽东诗词集俨然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诗人生动逼真的描写，唤起了我们清晰的回忆与丰富的想象，从而在头脑里产生了栩栩如生的视觉形象，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画卷。然而毛泽东又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在诗词中思维活跃、联想丰富、纵横驰骋，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引经据典、浑然天成，咫尺具万丈之势而又不露雕琢之痕。如“横空出世，莽昆仑”，“横”、“空”——一动一宾、一偏一正，产生一种巨大的、气势磅礴的动感，多么雄伟、多么壮观、多么浪漫；然而究其实，莽莽昆仑又确实横亘在青藏高原之上，又是多么现实。浪漫主义的实质是自由美，即要达到庄子“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毛泽东诗词的浪漫精神表现了政治家强大的内驱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我相忘”、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种似乎不经意的描述，在“指点江山”上的效果，比“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更为自信、更为轻松、更富于浪漫色彩，使人感受到世界仿佛是按照诗人自己的意志发展的。 １．４ 强烈的主体意识 张扬的个性色彩
毛泽东诗词中处处体现了“主沉浮”的强烈主体意识和张扬的个性色彩。描写史实时，是俯瞰式的和纵览式的，从不囿于史实的樊篱或仅从旁观者的角度作“漫嗟荣辱”式的品评。总是以历史的参与者和主宰的姿态，挥洒自如泼墨而作。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狂飙为我从天落”、“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毛泽东这种主体意识体现了敢于“以奴仆命风月”(王国维《人间词话》)，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俨然是一种压倒一切、不容商量、不由分说的气势。
就以《沁园春·长沙》为例：从“独立寒秋”到“谁主沉浮”，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深秋季节，一位伟人傲然屹立在“桔子洲”之“头”——时代的浪尖，居高临下，俯瞰着这红“遍”的山、碧“透”的水、“尽”染的林、“争”流的舸„„好一派浓墨重彩、竞争激烈的“万类霜天”。这哪里只是眼前的立体秋色图，分明暗喻纷纭复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千世界„„站得高、看得透、想得更远。此时，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声貌似凝重，实则充满自信的设问：“怅 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然而生。这还用问吗，当然非我莫属。这里的“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独，而是卓尔不群、逆世忤俗的殊世独立，是独领风骚、独占鳌头的“独”。这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体现的是惟我独尊、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由这种主体意识，在令蒋介石汗颜的《沁园春·雪》中出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句则极为自然了。 ２．毛泽东诗词的气魄成因试析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这种伟人气魄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
这与其天赋、时代背景、经历、学识所形成的志向有直接的关系。 ２．１ 叛逆性格和宏图大志的雏型——人看从小 天赋使然
毛泽东幼时，不必为其家庭生计而奔波，除在家务农外，有条件在私塾当小学生。自幼富于叛逆精神和一腔正气：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管教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私塾屡有不服管教的造反行为；在家族中曾为民请命大闹毛家祠堂。自幼胸有大志：面对塾师的处罚，他用“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以示抗议；离家外出求学时，用“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5]向父亲明志；到东山学堂后，面对县城富家子弟的蔑视，用“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5]蔑视他们的蔑视。小小年纪，口吐珠玑，气魄非凡。 ２．２ 时势造英雄——经历与环境使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面是悲，一部近代史悲惨得让人不忍卒读——战祸离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一面是壮——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而探索奋斗，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激荡起中华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毛泽东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之中，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求学与斗争：十七岁前如上所述，十七岁外出求学，在东山小学堂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花岗起义时节到长沙，即投入火热的学生斗争；武昌起义时，马上投笔从戎；之后到长沙第一师范，专攻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特别是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他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并以此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如冬泳、冷浴、露宿等，多是常人不敢为，因此，在全校学生的人物互选中，德智体综合票数为第一。在校期间主持学友会、创办工人夜校、在军阀混战长沙空虚时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五·四”之后，投入并领导长沙的斗争，主编《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领导“驱张”运动，推动湖南自治„„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提高了他的自信[6]。
除了自身经历之外，毛泽东还得益于结交了好的师友：杨昌济、蔡和森、李大钊、陈独秀„„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志同道合的师友好学深思，互相促进，知行结合，标新立异，这对塑造毛泽东的人格个性特点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２．３ 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识使然
毛泽东自幼好学深思，幼时，种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传》等能倒背如流。屡屡犯规而塾师考不住他，是因为塾师所教的不够他学。六年师范，不但消化了幼时所记，而且吸收了更多内容，从国学（经史子集）到诗文、历史、哲学甚至包括《天演论》等西方典籍。毛泽东平生很喜爱曹操、唐代三李、刘禹锡、白居易、宋代苏、辛、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作品。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学功底的奠定和爱好倾向对毛泽东诗词的水平和气魄的影响是极大的。从他所喜爱的诗人及作品中，可以窥见其风格基础的渊源——继承了历代文学大家豪壮的基调，结合了他的天赋、所处的时代及经历，使之能从更高的层次、更恢宏的气势上得以表现，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楚湘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谭嗣同、黄兴等革命者都出生在湖南。
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济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之风，影响颇大；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虽然从镇压农民革命来看是血腥的刽子手，但从安邦治国来看仍是一代名臣，集传教与事功一生，其“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截然不同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构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湖南人精神”，对毛泽东影响至深。 ２．４ 立德立功立言的和谐统一 ——角色使然
中国历代文人都崇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盛事，首先以建功立业即立德立功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取向，以期博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辉煌和后世的荣耀。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能遂心愿立德立功、在政治上施展其才能抱负者毕竟寥寥可数，于是绝大多数文人在政治功名无从获致的无奈中退而求其次，以立言的形式去实现立德立功的人生夙愿，期翼在心灵的家园获得政治价值失落后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所以才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3]之观点。因此，与屈原、唐代三李、宋代苏、辛这些毛泽东所喜欢的文采斐然、气势雄放的诗人相比较而言，这些诗人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其豪放只是个性情怀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意志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压抑后的倾泻。正因为如此，“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苏轼在“故国神游”之后，发出的只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辛弃疾面对漠北雄风，虽有过“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豪气，也不免留下“可怜白发生”的叹息。由于毛泽东既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又是革命实践的领袖，因此，其豪放是胜利者的个性意志通过自己的经历实践使理想抱负逐步得以实现中的自然抒发，是时代风口浪尖“风流人物”的自信与自豪，是由衷的“文以载道”。这种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和谐统一，使其在气势上必然胜过历代铜琶铁板之士。
综上所述，毛泽东天赋的叛逆性格和宏图大志、深厚的国学根基及传统文化积累、丰富的经历阅历，塑造了他特别倔强的性格和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善于独立思考，尤好自行其事，多谋善断，决断专行[6]。意志坚定，好斗好胜，敢于为人所不敢为，“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他的幽默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7]；他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天地唯有动而已”，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他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是因遇地势之阻抗而增益其强猛，人世间则“事态百变，人才辈出”。因此，他信奉“造反有理”，喜欢“梅花香自苦寒来”。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6]。他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6]。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舍我其谁”？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扫除一切障碍、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志之所在[6]。正是这种志向决定了他恢宏的气魄：毛泽东的宏图大志，不是依附于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那一种层次，而是“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追求，所以“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有第一等襟报、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晬语》）
[8]。就其浪漫气质而言，正是：“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柔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4]。正由于此，毛泽东诗词才能体现出“诗有体裁，思无定位”，不拘一格、自由驰骋，达到“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的境界。这种风格所表达的顽强、潇洒、乐观的人生态度，可以使我们通过感受其豪气而开阔心胸。
总而言之，从毛泽东上述志向来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气魄，正所谓“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能达柳亚子所言“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确系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也！ ３．由毛泽东的气魄成因所想到的
也正由于毛泽东这种显著的个人精神主义和运动、抗争、求异的人生哲学和其经历、学识，造就的恢宏磅礴之气势，集中体现了他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军事家的豪壮率直、革命家的恢宏气魄、思想家的深邃明智、艺术家的才情锐敏。除艺术地浓缩于其诗词中，形成其雄浑、豪放的风格特征之外，还处处自然而顽强地出现在他毕生的言行之中，处处表现为其雄才大略的大手笔。常常能看到、想到、做出一般人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出的事情：只有他才能带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星火燎原的革命斗争中，通过血与火的探索，从实践到理论，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主张并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统一战线、提倡实事求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都是他独具慧眼而看到和提出的；在中国革命的几个紧要关头，正是基于他这种气魄，才作出了英明果断的决策，使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取道偏僻地区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和持久战、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顶住多方压力反对划江而治从而夺取全国胜利、果断地派兵赴朝与美军直接对抗„„总之，依靠这种气势和斗争哲学所建立的功绩是卓著的。
但事物往往都带有辨证的两重性。也正是这种气势带来的大手笔，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也是严重的：基于这种斗争哲学，从延安整风扩大化起，就开了党内争论无限上纲的先河，创造了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解决思想问题的错误模式。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频频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犯了不少错误。“邓小平认为，1957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1957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6]：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会议从原拟纠左逆转为反右倾，开展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作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9]，“首先，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压制和打击了党内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情况、讲真话的同志，支持了浮夸和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其次，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继续走1958年‘大跃进’的路子，促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三，这场错误的斗争，使党在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了”[10]。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错误造成的七分人祸加三分天灾，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年严重困难；“社教”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9]。从根本上看，毛泽东的错误表现为两方面：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9]。
当然，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
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同样如此：建国以后，由于资本主义阵营视新中国为洪水猛兽，竭尽扼杀封锁之能事，国际环境相当恶劣，基于毛泽东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使他形成了更为锋芒毕露的斗争理论。而遵义会议以后，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基本上没有再走弯路，顺利地取得了从长征到建立新中国直至“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系列胜利，使得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日益显赫。再结合他那种强烈的“个人精神主义”和“主沉浮”观念，使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9]。加上康生、林彪、“四人帮”之流在个人崇拜上别有用心地推波助澜和曲意逢迎，什么“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使得毛泽东表现出惟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历次运动又使人们噤若寒蝉，便丧失了听取正确意见改正错误的机会，最终越陷越深地铸成了其晚年的错误，在其人生历史的末页留下了难以改正的败笔，最终留下了他早年“吾确然有以自完”之愿望没能达到的遗憾。
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巨人，他率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革命事业正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继承下得到不断发展，他的思想和胆识，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里闪耀着熠熠光辉，将作为我们民族和我党的骄傲而永垂青史。但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任何伟人都难免存在其缺点，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与错误的教训，都是我党及我国革命史上的宝贵财富。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借鉴毛泽东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导现实的行动，在今后的事业中更为顺利地取得胜利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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