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涵义及我国科技发展的若干思路

作者:周建中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6年07期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汇报时,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①]。此后,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研究成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系统科学、经济学、哲学以及其他众多理论领域的一大主题。与此同时,这一论断也逐步在成为众多实践环节的指南。经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了(尽管少量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不过,对这一论断应当怎样理解,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第一”怎样理解,还存在着不少模糊和分歧之处,要达到统一的认识尚有一定难度。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并就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第一”可以理解为“最重要”

  从字面上来看,既为“第一”,那就意味着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之中,还是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之中,没有哪一条在重要性方面能够比得上科学技术,要没有比它更重要的要素和条件存在。

  生产力的发展既由自身的内部结构所决定,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发展生产力的途径,无非是优化、调整内部结构和改善外部环境。由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发展生产力的途径也必然是很多的。从内部结构来看,增加人员的数量,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可以提高生产力;从外部条件来看,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些非科学技术因素或者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增加生产力;或者虽然以非线性方式(如指数式、二次曲线等方式)增加生产力,但必须以科学技术的介入为必要条件。这就使得它们对生产力的作用的直接性和重要程度远不如科学技术。以农业的发展为例,设土地的投入为X,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业的产出设为Y,则二者的关系为Y=aX,其中a为比例系数,具体说就是单产。显然,增加同等质量的土地投入△X,相应的产出增量为△Y=a△X。但是如果我们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结果就不一样了。科技投入的增加不是变更了X,而是改变了a,这就为系统产出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可能。不仅农业是如此,其他经济系统也是一样。笔者曾研究过一般的经济系统的情况。笔者的研究表明,在科技——经济复合系统中,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科技对经济存在着非线性的放大作用,增加系统的科技投入会导致产出的高倍加速增长[②],这是其他要素一般不具备的特征。因此,在现代生产中,没有什么要素比科学技术更重要,更能显著地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完全可作“最重要”来理解。

  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的解决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事物的优劣满足如下的传递性原则:

  〔传递性原则〕若A>B且B>C,则必有A>C。

  其中,A、B、C为被比较的对象,“>”为“优于”、“重要于”的标记符号。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些复杂系统,上述传递性原则有时不能简单地成立。这就是所谓克星循环现象。

  〔克星循环现象〕若A>B且B>C,但C≥A。形如此类的现象叫克星循环现象。

  上述克星循环现象是很常见的。在棋类、球类比赛中,在选举轮回投票中,在走兽棋中,在酒令儿中最为典型,在多目标决策问题中也经常碰到。

  在研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时候,将“第一”作“最重要”理解之后,稍不注意,也容易陷入此类“克星循环”。请看:与其他要素相比,科学技术最重要。同时,科学技术本身必受一定条件的制约。例如人的因素、场所、电力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于是这些要素比科学技术更重要、更基本。同时,这是条件要素本身又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结构或外部制约因素。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混乱,这里把它叫做“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下述α、β、Υ同时成立的现象叫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

  α、科学技术>其他要素;

  β、制约条件>科学技术;

  Υ、制约条件=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

  由于上述三个命题同时成立,由α,科学技术比生产力中其他要素重要;而由β、Υ则其他要素又比科学技术更重要。如果不加分析和辨别,很容易使人陷入逻辑上的困境。

  对于克星循环产生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国内已有研究[③]。不过,对上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目前尚无深入探究。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克星循环中,有一部分是不能解决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解决的。上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即属可解决的克星循环。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α、β和Υ三个命题。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对近300年来世界发展史尤其是经济发展史的总结,因而α是能够成立的。对此,笔者和其他同仁都有论述[④][⑤]。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一些必要的条件,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没有起码的条件,发展科技就是一句空话。于是β也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Υ的成立是有疑问的。我们只能说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其他条件被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所包含,而不能说二者是等同的。前者是影响科技发展的特定的其他要素,后者则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要素。两者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之中,从而也就无法在重要性方面进行比较,于是同等重要与否在提法上就是错误的了。这就是说,Υ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不仅不能标上“=”,而且也不能标上“>”或“<”。这里不存在要么“大于”、要么“小于”或“等于”的逻辑。这样一来,上述三个命题就只剩下了相互之间并不冲突的两个命题:

  α、科学技术>其他要素,在生产力层次;

  β、制约条件>科学技术,在科技发展层次。

  这两个命题是可以同时成立而并行不悖的,只是各有其适用范围。就发展生产力而言,科学技术最重要;就科技发展而言,首先要为科技发展创造和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政策、人才、资金、场所、物质等等。正因为两个命题层次不同,所以不存在比较的前提,冲突也就不会出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克星循环”就被解决了。

  三、无须纠缠“第二”、“第三”的问题

  有不少人认为,科学技术既然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就应当存在第二生产力和第三生产力。这些同志没有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本意。他们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把“第一”当成了一个序数词。实际上,这里的“第一”不是一个序数词,而是一个强调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形容词。作为序数词,有第一就必有第二、第三等等。作为形容词,有第一不一定有第二。这就好像我们形容某山有“万仞”之高一样,它不是一个确数,而是形容该山是一座挺拔的高山。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要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来一个排队,排出第一生产力、第二生产力,……,第N生产力。系统要素的排队是决策理论中的一大难题,至今仍未解决好。排队不仅理论上非常困难,而且操作上复杂,即使排出来实际价值也不大。读读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结构中的重大作用,引导人们在战略上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推进技术进步,依靠科学技术去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排下个优劣顺序的意思,因为那是繁琐的东西,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也不能离开了发展生产力、用科学技术去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这个现实的主题,去纠缠诸如“生产力结构中各要素的重要性的顺序”之类的经院哲学式的支节问题。

  另一方面,把科学技术列为“第一”,并不排斥其他要素的作用。“第一”并非“唯一”之意。何况,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是渗透性的,很难把它同其他要素割裂开来。离开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组织管理等要素,科学技术就必然是空泛的和无意义的。

  

  四、“第一”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有其相对性,有其成立的条件。离开了特定的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也是一样,其中的“第一”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适合于一定场合的真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绝对真理,但在不加限定时,它就成了相对真理。这一点也是在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所不容忽视的。

  在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尚未形成。那时不存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成立的条件。因此把这个论断搬到古代去是不可取的。不过,也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将现代的科技注入古代的社会,仍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人们还举例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尚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原始部落,当受到以科技为先导的现代文明的冲击的时候,其生产力水平不是得到了飞速提高吗?据此,人们就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古代之所以不是靠科技来提高生产力,而是靠诸如人力、土地等因素的投入的增加来提高生产力,并非科技不具备第一生产力的功能,而仅仅是因为科技太弱小,虽有高的放大倍数,但小量与大量相乘之后仍然是一个小量。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

  谈到这里,倒使我想起了相声故事《关公战秦琼》。汉代的关公要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唐将秦琼交锋。关公想不通,倒是秦琼道出了个中原因:“你不打来他就不管饭!”上述观点我觉得也有些勉强。不过已不是关公战秦琼,而是唐太宗比阿斗。唐太宗固然贤明,阿斗固然愚劣,但相隔近500年,如何比较得成?上述观点之所以会出错,原因在于把“第一”和“潜力最大”弄混了。前者是已经实现了的,后者是等待发挥的,不是同一回事情。如果潜力发挥出来了,它与“第一”就等同了,或者说就发展、上升到了“第一”,否则就需要等待潜力发挥出来再说。古代的科技是不发达的,它们对生产影响的潜力无疑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在古代生产力结构中,科技不仅不属第一的地位,而且甚至没有地位,在东方是“奇技淫巧”,在西方是神学的“婢女”。至于现代科技注入原始民族、部落、地区而使那里的面貌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那不仅不是古代科技的作用,而且恰恰是现代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谈论并不存在、并不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否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是无意义的。这是上面的论述得到的结论。不仅如此,即使在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还有它的相对性。在当今,虽然总的来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只是一种“统计平均”,是一种宏观结论。在具体的不同的地区和企业、车间班组,可以有特殊情况出现,并非“第一”重要的总是科学技术问题。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科学技术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和企业,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同那些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地区和企业一争高下,并且也不是全然没有取胜的希望的。这就同军队的战斗力一样,总的来讲,技术装备落后就要打败仗,船坚炮利易于取胜,但装备不精良的军队有时又可以打败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是因为战斗力由多种要素组成,而战斗力的发挥又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武器装备虽然是决定当今世界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士气、运筹决策、天时地利等都非常重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可能与武器装备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在科技上占了优势,而主要得益于人的谋划、人民和企业家的勤勉,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力相助。在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最具活力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以及闽南沿海。在这四个区域中,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是具备一定的科技优势的,而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闽南沿海并不具备科技优势。后者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另一方面,在华北、华中、西北这些地方,它们的科技实力也不弱,但这些区域却没有获得理想的经济增长。这也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由此看来,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地区和企业生产发展所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仍然是科技进步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和企业并非时时处处都显得最为突出。有时,一些国家、地区、企业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也许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之下,如何运筹、指挥、组织的问题,这是管理方面的问题。还有时第一位的问题表现为人们的团结、责任心、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都可以用科技的手段来解决的。

  这里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相对性,并非否定“第一”,恰恰是对“第一”的完整理解。如果否认“第一”的相对性,必然会不顾“第一”的成立条件,到处套用,反而不能使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导致对“第一”的否定。例如,在科技发展中,片面追求科研成果,不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必然会浪费科技资源,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从而使人们失去对科技的兴趣。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性,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真理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才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认识。

  五、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思考

  科学技术既然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必须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理论上,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实践上,这又是近现代世界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宝贵经验,并且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实践所证实。当前,如何实施这一基本国策呢?下面提出几点思考。

  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丝毫动摇和思想混乱。抓经济不抓科技,是舍本求末的目光短浅的行为,是粗放经济行为,其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思想混乱。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凡是紧紧抓住科技这个根本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发展的后劲就大,就有持续稳定的发展;凡是不肯在这个根本之所在花气力,一味铺摊子,赶浪潮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就必然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不稳定,容易出现起落。

  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切实尊重科技人才。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经说过:“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⑥]尊重人才,是为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尊重人才,一是要为人才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要造成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条件[⑦]。可惜的是,目前在我国,科技人才的待遇还很差,工作条件极为有限,压抑人才,甚至打击人才的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大兴尊重人才之风,切实为人才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全社会造成尊重人才的局面。在考核党政干部的政绩时,要把是否尊重人才,能否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和标准。

  把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动员全社会大办科技事业。应当看到,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科技管理部门的事情,它是一项社会事业。如果只是科技人员、科技管理部门闭上门来搞科技,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困难也必将越来越大。只有依靠全社会来办科技事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科技事业,我们的科技事业才有希望,科技才会成为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把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要制订具体的指标和措施。现在,一般很少有人说科学技术不重要,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什么往往又忽视这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呢?这里的原因很多,缺乏可执行的指标和措施保证是重要原因。没有指标的战略策略是不能贯彻的,没有措施支撑,指标也无法完成。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执行情况。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有非常具体的指标,并且有得力的措施保证。在发展科技方面,我们已经出台了《科技进步法》,还出台了一些其他法规,但它们比较空泛,而且缺乏实施这些法规的细则。这就要求我们完善和建立科技发展的指标和措施。例如投入问题,就应当至少规定一个下限,达不到这个下限就要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再如人才问题,现在只提尊重人才,但怎样叫尊重人才?怎样叫不尊重人才?对不尊重人才的人又怎么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建立一定的指标和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落空。总之,要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来抓科技工作,才能使科技真正扮演“第一生产力”的角色。

  把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必须加强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技素质。二次大战之后,日本采用了引进技术的战略,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内,经过消化、更新,变成自己的产品,然后推向全世界,从而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实施了类似的技术发展战略,引进了不少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派人出国学习或请外国人到国内来传授了不少先进的管理经验。但结果与日本的相去甚远。日本几乎总是超越了它引进的技术,使之更加完善化,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引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总是纷纷走样,难以发挥预期的效益。日本在起步之初,其技术产品也同我们目前一样,有“原装货”和“组装货”,但日本的“组装货”可以超过“原装货”。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组装货”一般比“原装货”差。中日两国实施引进战略的结果不同,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民素质的差异。战后的日本虽然与我们差不多一样穷,甚至比我们还要穷一些,但它的国民素质高,对先进科学技术容易接受,而且能够进行更新、综合和再创造。因此,国民科技素质的提高是不可小看的。现在,无论是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投入不足的问题都很突出,科技投入不足的弊端更为明显。但是,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却在大把大把地用公款和私款出入高级宾馆、饭店、歌厅、舞场、游乐城。这些企业家和领导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纯粹为了寻开心而进行挥霍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为了地区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不得不加入挥霍者的行列的。这里,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他们把拉拉扯扯、搞不正之风当成了第一生产力。这些人挥霍和浪费的钱财无计其数,全国每年仅有帐可查的用公款开销的浪费性支出即达数千亿元人民币,与财政收入属同一数量级。如果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增加科技投入,改善科研条件,那不就可以大大地解决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吗?这里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也有科技素质不高的问题。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用科技振兴经济,需要高科技素质的人来实现。设备是“硬件”,管理技术是“软件”,这些都可以引进。钱花出去了,东西就自然买进来了。但是国民科技素质的提高,能靠引进来完成吗?答案是否定的!必须扎扎实实地狠抓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科技素质低下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普及科技知识虽然重要,但普及科学方法,让按科学办事的原则深入人心更为重要。因为咱们中国人缺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注释:

  ①《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第174~175页。

  ②周建中《科学技术对经济系统影响的简单模型》,全国第二届科学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天津,1992年4月。

  ③王浣尘《克星循环》,见《科学决策与系统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第262~266页。

  ④周建中《用科技振兴经济的战略不能动摇》,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5卷,第1期。

  ⑤胡世禄《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几点思想》,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3卷,第5期、第6期。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09页。

作者:周建中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6年07期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汇报时,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①]。此后,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研究成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系统科学、经济学、哲学以及其他众多理论领域的一大主题。与此同时,这一论断也逐步在成为众多实践环节的指南。经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了(尽管少量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不过,对这一论断应当怎样理解,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第一”怎样理解,还存在着不少模糊和分歧之处,要达到统一的认识尚有一定难度。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并就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第一”可以理解为“最重要”

  从字面上来看,既为“第一”,那就意味着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之中,还是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之中,没有哪一条在重要性方面能够比得上科学技术,要没有比它更重要的要素和条件存在。

  生产力的发展既由自身的内部结构所决定,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发展生产力的途径,无非是优化、调整内部结构和改善外部环境。由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发展生产力的途径也必然是很多的。从内部结构来看,增加人员的数量,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可以提高生产力;从外部条件来看,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也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些非科学技术因素或者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增加生产力;或者虽然以非线性方式(如指数式、二次曲线等方式)增加生产力,但必须以科学技术的介入为必要条件。这就使得它们对生产力的作用的直接性和重要程度远不如科学技术。以农业的发展为例,设土地的投入为X,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农业的产出设为Y,则二者的关系为Y=aX,其中a为比例系数,具体说就是单产。显然,增加同等质量的土地投入△X,相应的产出增量为△Y=a△X。但是如果我们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结果就不一样了。科技投入的增加不是变更了X,而是改变了a,这就为系统产出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可能。不仅农业是如此,其他经济系统也是一样。笔者曾研究过一般的经济系统的情况。笔者的研究表明,在科技——经济复合系统中,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科技对经济存在着非线性的放大作用,增加系统的科技投入会导致产出的高倍加速增长[②],这是其他要素一般不具备的特征。因此,在现代生产中,没有什么要素比科学技术更重要,更能显著地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完全可作“最重要”来理解。

  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的解决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事物的优劣满足如下的传递性原则:

  〔传递性原则〕若A>B且B>C,则必有A>C。

  其中,A、B、C为被比较的对象,“>”为“优于”、“重要于”的标记符号。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些复杂系统,上述传递性原则有时不能简单地成立。这就是所谓克星循环现象。

  〔克星循环现象〕若A>B且B>C,但C≥A。形如此类的现象叫克星循环现象。

  上述克星循环现象是很常见的。在棋类、球类比赛中,在选举轮回投票中,在走兽棋中,在酒令儿中最为典型,在多目标决策问题中也经常碰到。

  在研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时候,将“第一”作“最重要”理解之后,稍不注意,也容易陷入此类“克星循环”。请看:与其他要素相比,科学技术最重要。同时,科学技术本身必受一定条件的制约。例如人的因素、场所、电力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于是这些要素比科学技术更重要、更基本。同时,这是条件要素本身又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结构或外部制约因素。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混乱,这里把它叫做“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下述α、β、Υ同时成立的现象叫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

  α、科学技术>其他要素;

  β、制约条件>科学技术;

  Υ、制约条件=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

  由于上述三个命题同时成立,由α,科学技术比生产力中其他要素重要;而由β、Υ则其他要素又比科学技术更重要。如果不加分析和辨别,很容易使人陷入逻辑上的困境。

  对于克星循环产生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国内已有研究[③]。不过,对上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目前尚无深入探究。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克星循环中,有一部分是不能解决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解决的。上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克星循环即属可解决的克星循环。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α、β和Υ三个命题。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对近300年来世界发展史尤其是经济发展史的总结,因而α是能够成立的。对此,笔者和其他同仁都有论述[④][⑤]。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一些必要的条件,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没有起码的条件,发展科技就是一句空话。于是β也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Υ的成立是有疑问的。我们只能说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其他条件被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所包含,而不能说二者是等同的。前者是影响科技发展的特定的其他要素,后者则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要素。两者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之中,从而也就无法在重要性方面进行比较,于是同等重要与否在提法上就是错误的了。这就是说,Υ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不仅不能标上“=”,而且也不能标上“>”或“<”。这里不存在要么“大于”、要么“小于”或“等于”的逻辑。这样一来,上述三个命题就只剩下了相互之间并不冲突的两个命题:

  α、科学技术>其他要素,在生产力层次;

  β、制约条件>科学技术,在科技发展层次。

  这两个命题是可以同时成立而并行不悖的,只是各有其适用范围。就发展生产力而言,科学技术最重要;就科技发展而言,首先要为科技发展创造和提供必要的条件,包括政策、人才、资金、场所、物质等等。正因为两个命题层次不同,所以不存在比较的前提,冲突也就不会出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克星循环”就被解决了。

  三、无须纠缠“第二”、“第三”的问题

  有不少人认为,科学技术既然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就应当存在第二生产力和第三生产力。这些同志没有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本意。他们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把“第一”当成了一个序数词。实际上,这里的“第一”不是一个序数词,而是一个强调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形容词。作为序数词,有第一就必有第二、第三等等。作为形容词,有第一不一定有第二。这就好像我们形容某山有“万仞”之高一样,它不是一个确数,而是形容该山是一座挺拔的高山。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要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来一个排队,排出第一生产力、第二生产力,……,第N生产力。系统要素的排队是决策理论中的一大难题,至今仍未解决好。排队不仅理论上非常困难,而且操作上复杂,即使排出来实际价值也不大。读读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结构中的重大作用,引导人们在战略上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推进技术进步,依靠科学技术去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排下个优劣顺序的意思,因为那是繁琐的东西,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我们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也不能离开了发展生产力、用科学技术去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这个现实的主题,去纠缠诸如“生产力结构中各要素的重要性的顺序”之类的经院哲学式的支节问题。

  另一方面,把科学技术列为“第一”,并不排斥其他要素的作用。“第一”并非“唯一”之意。何况,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是渗透性的,很难把它同其他要素割裂开来。离开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组织管理等要素,科学技术就必然是空泛的和无意义的。

  

  四、“第一”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真理都有其相对性,有其成立的条件。离开了特定的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也是一样,其中的“第一”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适合于一定场合的真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绝对真理,但在不加限定时,它就成了相对真理。这一点也是在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所不容忽视的。

  在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尚未形成。那时不存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成立的条件。因此把这个论断搬到古代去是不可取的。不过,也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将现代的科技注入古代的社会,仍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人们还举例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尚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原始部落,当受到以科技为先导的现代文明的冲击的时候,其生产力水平不是得到了飞速提高吗?据此,人们就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古代之所以不是靠科技来提高生产力,而是靠诸如人力、土地等因素的投入的增加来提高生产力,并非科技不具备第一生产力的功能,而仅仅是因为科技太弱小,虽有高的放大倍数,但小量与大量相乘之后仍然是一个小量。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

  谈到这里,倒使我想起了相声故事《关公战秦琼》。汉代的关公要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唐将秦琼交锋。关公想不通,倒是秦琼道出了个中原因:“你不打来他就不管饭!”上述观点我觉得也有些勉强。不过已不是关公战秦琼,而是唐太宗比阿斗。唐太宗固然贤明,阿斗固然愚劣,但相隔近500年,如何比较得成?上述观点之所以会出错,原因在于把“第一”和“潜力最大”弄混了。前者是已经实现了的,后者是等待发挥的,不是同一回事情。如果潜力发挥出来了,它与“第一”就等同了,或者说就发展、上升到了“第一”,否则就需要等待潜力发挥出来再说。古代的科技是不发达的,它们对生产影响的潜力无疑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在古代生产力结构中,科技不仅不属第一的地位,而且甚至没有地位,在东方是“奇技淫巧”,在西方是神学的“婢女”。至于现代科技注入原始民族、部落、地区而使那里的面貌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那不仅不是古代科技的作用,而且恰恰是现代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谈论并不存在、并不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否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是无意义的。这是上面的论述得到的结论。不仅如此,即使在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还有它的相对性。在当今,虽然总的来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只是一种“统计平均”,是一种宏观结论。在具体的不同的地区和企业、车间班组,可以有特殊情况出现,并非“第一”重要的总是科学技术问题。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科学技术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和企业,可以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同那些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地区和企业一争高下,并且也不是全然没有取胜的希望的。这就同军队的战斗力一样,总的来讲,技术装备落后就要打败仗,船坚炮利易于取胜,但装备不精良的军队有时又可以打败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是因为战斗力由多种要素组成,而战斗力的发挥又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武器装备虽然是决定当今世界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士气、运筹决策、天时地利等都非常重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可能与武器装备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在科技上占了优势,而主要得益于人的谋划、人民和企业家的勤勉,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力相助。在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最具活力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以及闽南沿海。在这四个区域中,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是具备一定的科技优势的,而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闽南沿海并不具备科技优势。后者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另一方面,在华北、华中、西北这些地方,它们的科技实力也不弱,但这些区域却没有获得理想的经济增长。这也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由此看来,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地区和企业生产发展所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仍然是科技进步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和企业并非时时处处都显得最为突出。有时,一些国家、地区、企业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也许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之下,如何运筹、指挥、组织的问题,这是管理方面的问题。还有时第一位的问题表现为人们的团结、责任心、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都可以用科技的手段来解决的。

  这里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相对性,并非否定“第一”,恰恰是对“第一”的完整理解。如果否认“第一”的相对性,必然会不顾“第一”的成立条件,到处套用,反而不能使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导致对“第一”的否定。例如,在科技发展中,片面追求科研成果,不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必然会浪费科技资源,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从而使人们失去对科技的兴趣。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性,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真理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才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认识。

  五、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思考

  科学技术既然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必须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理论上,这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实践上,这又是近现代世界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宝贵经验,并且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实践所证实。当前,如何实施这一基本国策呢?下面提出几点思考。

  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丝毫动摇和思想混乱。抓经济不抓科技,是舍本求末的目光短浅的行为,是粗放经济行为,其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思想混乱。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凡是紧紧抓住科技这个根本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发展的后劲就大,就有持续稳定的发展;凡是不肯在这个根本之所在花气力,一味铺摊子,赶浪潮的地方,那里的经济就必然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不稳定,容易出现起落。

  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切实尊重科技人才。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经说过:“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⑥]尊重人才,是为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尊重人才,一是要为人才解决实际问题,二是要造成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条件[⑦]。可惜的是,目前在我国,科技人才的待遇还很差,工作条件极为有限,压抑人才,甚至打击人才的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把用科技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大兴尊重人才之风,切实为人才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全社会造成尊重人才的局面。在考核党政干部的政绩时,要把是否尊重人才,能否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和标准。

  把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要动员全社会大办科技事业。应当看到,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科技管理部门的事情,它是一项社会事业。如果只是科技人员、科技管理部门闭上门来搞科技,路子就会越走越窄,困难也必将越来越大。只有依靠全社会来办科技事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科技事业,我们的科技事业才有希望,科技才会成为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把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要制订具体的指标和措施。现在,一般很少有人说科学技术不重要,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什么往往又忽视这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呢?这里的原因很多,缺乏可执行的指标和措施保证是重要原因。没有指标的战略策略是不能贯彻的,没有措施支撑,指标也无法完成。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执行情况。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有非常具体的指标,并且有得力的措施保证。在发展科技方面,我们已经出台了《科技进步法》,还出台了一些其他法规,但它们比较空泛,而且缺乏实施这些法规的细则。这就要求我们完善和建立科技发展的指标和措施。例如投入问题,就应当至少规定一个下限,达不到这个下限就要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再如人才问题,现在只提尊重人才,但怎样叫尊重人才?怎样叫不尊重人才?对不尊重人才的人又怎么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建立一定的指标和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落空。总之,要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来抓科技工作,才能使科技真正扮演“第一生产力”的角色。

  把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还必须加强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全民科技素质。二次大战之后,日本采用了引进技术的战略,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内,经过消化、更新,变成自己的产品,然后推向全世界,从而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实施了类似的技术发展战略,引进了不少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派人出国学习或请外国人到国内来传授了不少先进的管理经验。但结果与日本的相去甚远。日本几乎总是超越了它引进的技术,使之更加完善化,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引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总是纷纷走样,难以发挥预期的效益。日本在起步之初,其技术产品也同我们目前一样,有“原装货”和“组装货”,但日本的“组装货”可以超过“原装货”。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组装货”一般比“原装货”差。中日两国实施引进战略的结果不同,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民素质的差异。战后的日本虽然与我们差不多一样穷,甚至比我们还要穷一些,但它的国民素质高,对先进科学技术容易接受,而且能够进行更新、综合和再创造。因此,国民科技素质的提高是不可小看的。现在,无论是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投入不足的问题都很突出,科技投入不足的弊端更为明显。但是,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却在大把大把地用公款和私款出入高级宾馆、饭店、歌厅、舞场、游乐城。这些企业家和领导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纯粹为了寻开心而进行挥霍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为了地区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不得不加入挥霍者的行列的。这里,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他们把拉拉扯扯、搞不正之风当成了第一生产力。这些人挥霍和浪费的钱财无计其数,全国每年仅有帐可查的用公款开销的浪费性支出即达数千亿元人民币,与财政收入属同一数量级。如果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增加科技投入,改善科研条件,那不就可以大大地解决科技投入不足的问题吗?这里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也有科技素质不高的问题。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用科技振兴经济,需要高科技素质的人来实现。设备是“硬件”,管理技术是“软件”,这些都可以引进。钱花出去了,东西就自然买进来了。但是国民科技素质的提高,能靠引进来完成吗?答案是否定的!必须扎扎实实地狠抓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科技素质低下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普及科技知识虽然重要,但普及科学方法,让按科学办事的原则深入人心更为重要。因为咱们中国人缺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注释:

  ①《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第174~175页。

  ②周建中《科学技术对经济系统影响的简单模型》,全国第二届科学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天津,1992年4月。

  ③王浣尘《克星循环》,见《科学决策与系统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1990年版,第262~266页。

  ④周建中《用科技振兴经济的战略不能动摇》,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5卷,第1期。

  ⑤胡世禄《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几点思想》,见《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3卷,第5期、第6期。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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