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道“物以稀为贵”,对于人们的眼球来说,似乎也是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影视作品《精武门》、《射雕英雄传》曾产生过使许多青年男女推却应酬、耐着性子、一睹为快的空前盛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渴望》尽管情节单调、人物定格,也还是让许多人产生了非看个究竟不可的渴望。“本是平常一段事”却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过去未来共斟酌”,非想弄明白“是对还是错”、“究竟为什么”不可。 斗转星移之际,电视剧与时俱进的脚步令人叹为观止,很快便呈现出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电视剧作品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电视剧的雷同追风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虽然堪称精品的也有,但能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生发联想,以至于回过头来再三观看的却为数寥寥。快餐真是个快餐,个中三昧耐人寻思。 人是环境的产物。生活在信息时代里,不知不觉之间耳濡目染,已深深地为时代所同化。最为明显的,便是养成了触摸电视机遥控器的爱好,这固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在―――欲寻好电视而不得,使得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平生若许烦恼,于是乎遥控器便成了出气包;同时也不言而喻地证明自己已为电视剧所吸引,心灵深处的空虚需要电视剧来填充―――于是才有了手握遥控器的不断追寻。“永远达不到,永远要追求”,本来是哲学的语言,如今延伸到热心观众的电视需求上来了。 笔者无意评论时下的电视剧,且以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春兰秋菊,各冠一时”,“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我是一名观众,却未必能代表观众。我想要表白的只是这样一层明白不过的意思:电视剧和电影、戏剧、图书、杂志一样,如果能在休闲愉悦之中开启人们尘封已久的心灵,引起人们精神的震撼,才会备受人们的珍视。 数月之前,胡军主演的《朱元璋》在电视剧黄金时段热播,时断时续地看过几回之后,产生了系统地看它一遍的冲动。于是破天荒地想买一套VCD来充饥。但零售商告诉我,目前胡军主演的《朱元璋》尚未出盘,连盗版的也没有。―――看来,该剧制片人很有商业头脑。没办法耐着性子等了二十多天,才把盘拿到手里。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股冲动。于相对平静之中,时断时续地看完了全剧。 再看之后,我把《明史》翻了出来,置诸案头、床头,把《本纪》中的朱元璋部分,《后妃》中马皇后部分,《列传》中关于刘基、徐达、李善长、汤和、蓝玉以及关于奸臣胡惟庸的章节仔细通读,然后进行对应翻阅,力图有所发现,有所体会。想要引申几句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真是一种享受,许多资料,只要你有核查阅读的兴趣,你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优惠远不止于此,文化领域里的一呼百应更是让人惊叹不已,随着电视剧《朱元璋》在央视热播,关于朱明王朝的图书立马出版了许多。翻阅着这些似乎是应我之需而写的图书,品味着我所想要体会的事体,享受着唯有这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享受,一种莫名的乐趣油然而生。因此之故,尽管我想要钻研参悟的课题太过沉重,还是想先来表白一番这份好心情。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某种改变。比如相声小品中一些令人会心一笑的言词,常常被人们以各种形式挪用到实际生活中,远的如“领导,冒号”,近的如“太有才了”、“有点乱,捋一捋”等等。一个格言、俗语的广泛引用,是因为其抓住了事情某一方面的要害或曰真谛。不然,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法子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的。 走近朱元璋,分析朱元璋,参悟朱元璋,看似一桩相对简单的事体,其实不然。朱元璋之为朱元璋,不仅是因为他那“放牛小子坐天下”的传奇人生,不仅是因为他为大明帝国钦定的典章制度内外规矩,不仅是因为他刚愎雄猜屠戮功臣的空前绝后,不仅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讲堪称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只颇具代表性的麻雀,还因为他的心理世界之丰富复杂矛盾阴暗,不唯独步当时,而且仿效者代有其人。从这个视角看我惊奇地发现,作为历史人物的朱元璋,同时竟然又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物,明明是一具封建僵尸,却于乔装打扮之后魂还人间,不能不让人多少有点怵惕。 “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当你凭着一时的兴趣走近朱元璋,凭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看电视,读明史,查资料,一个原本只不过是个概念符号而已的简单的大明开国皇帝,便在你面前开始展现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帝王。头绪是如此纷繁复杂,让人头脑为之膨胀,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此时此际,“捋一捋”这零乱,便成了一件首要的工作。为此,我冥思苦想了好多天。 任何杰出的或者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当中,不难找到人们所要寻找的答案。从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因素中分析把握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乃是一个常识。问题在于,朱元璋是历史政治人物中的“这一个”,他的文治武功,他的刚愎雄猜,他的凶残暴虐,他的处心积虑,他的一切一切,是如此的耐人寻味,如此地发人深思。理解朱元璋,参悟朱元璋,首先在于认识他念念在兹的那个心结。 作为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结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帝王心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的心结皆由此八字而来。做了皇帝的人拥有了当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能否拥有未来,却是个未知数。故而古往今来凡有作为的帝王皆不满足当下的“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皆有一种对于未来的忧虑,换句话说就是对江山社稷的终极关怀。 早在朱元璋出生的一千多年前,凭借强大的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了中国的秦王嬴政,建立了大秦王朝,自命为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此人把皇、帝二字联在了一起,在他之前,三皇、五帝,皇、帝分称。集皇帝二字于一身,而名之为始皇帝,其用心良苦显而易见。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为帝王的意志所左右,秦王朝历二世而亡,远未传及万世,但后世经改朝换代而登上九五之尊的匆匆过客,几乎谁也没有忽略这个关乎江山社稷的问题。可以说,在帝王的心目中,“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汉武帝刘彻或许算个例外,刘彻的文治武功殊堪称道,其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他却和秦始皇有同样的爱好:做了皇帝想成仙,追求起了个人的长生不老。 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子坐了天下之后,内忧外患不断。他在位三十一年,几乎长期生活在忧患之中,没有汉武帝生活得那么潇洒,个人也没有去追求什么长生不老。他的心结只有一个,这就是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这个心结之大,大得无以复加。一个当世的皇帝要管身后几辈子的天下大事,普天之下还有哪桩事体比这更大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从来都是行不通的。但帝王之为帝王,在主观喜好与客观现实之间,总是不肯向现实低头。无限膨胀了的主观意愿不唯使帝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极端的手段。朱元璋正是如此。为了达到把一个政通人和的天下交给太子朱标,让其做一个太平天子的目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整肃,从淮西勋贵、骄兵悍将到任何一个他认为可能对他的后人构成威胁的权臣,纷纷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常人不忍心的事他做得出来,常人下不了手的事他下得了手。电视剧借刘伯温之口总结得好:在帝王眼里“只有需要,没有感情”。 把握、理解、参悟朱元璋,要抓住朱元璋的这个心结。从这个心结进入朱元璋的内心世界,曲径通幽,对其所作所为便豁然而悟,知其所为进而知其所以为。电视剧中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解释他的苦心时有一个精妙无比的镜头:朱皇帝拔了一根荆条,让朱标把荆条上的刺捋掉,朱标面有难色。朱皇帝自己两手用力捋掉了上面的刺,然后将荆条交给了朱标。朱皇帝想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情节是对朱皇帝心结的生动注脚,是对朱皇帝是非功过的精彩阐释。
二 刘基字伯温,与朱元璋同时代。他博通经史,擅长诗文,尤精天文和兵法。不仅对于明王朝而言,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刘基都是一位可与张良、诸葛亮齐名的不世出的智囊式的人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刘基远不如刘伯温叫得响亮。刘伯温留给后人的,不仅有一部百看不厌的《郁离子》,这是元朝末年他避祸在浙江青田家乡时所作,还有一部后人把著作权硬加到他身上的《烧饼歌》。一曲《烧饼歌》使刘伯温成了深不可测的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预言大师。惜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现实生活中的刘伯温晚景凄凉,不唯终日犹如临深履薄,而且命丧奸臣之手。或许正是由于刘伯温的名声所致,电视剧《朱元璋》中有意夸大了刘伯温的戏份,对朱皇帝与刘军师的微妙关系作了细腻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不真实的描绘。 电视剧为了剧情的需要,常有随意剪裁的陋病。因此之故,刘伯温在明代任职时间延长了。据《明史•本纪第二》载,洪武四年春丁未,“诚意伯刘基致仕”。《明史•列传第十六》亦载,刘基于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但在电视剧里,不唯赐归之期后延,而且将朱皇帝首创的锦衣卫的鹰犬功能描绘得有鼻子有眼。又如,刘伯温的死因或云与奸相胡惟庸有关。在《明史》里的记载是:“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胡惟庸案发,“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见《明史•列传第十六》)但在电视剧中则颠倒了先后次序,说成是刘伯温先得了不治之症,腹中有物如拳石,请旨乞归。奉旨探望的胡惟庸乘机赐药,毒死了刘基。甚至刘伯温的年龄也被随意更改:《明史》载,刘伯温死于洪武八年,享年六十有五;李善长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享年七十有七。显然,刘伯温长李善长三岁。但电视剧里李善长却言之凿凿,称他年长刘伯温九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无关宏旨,亦足以误导懒得翻书的看客。 刘伯温确实是有大智慧的国师,应邀到朱元璋帐下后,出谋划策,迭有建树,与朱元璋君臣相得。“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列传第十六》)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对刘伯温信任有加,可以由以下几件事看得出来:一是修改税量,参考宋代的制度每亩加征五合,唯有青田不加税。朱元璋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二是追赠刘伯温的祖父和父亲皆为永嘉郡公,这无疑是莫大的恩典。朱元璋还几次“欲进基爵”,因刘基“固辞不受”而作罢。三是诚心诚意地想让刘伯温当丞相。小心谨慎的刘伯温坚辞不就,并一再进言说李善长是国家勋旧,善于调和文臣武将。以至于朱元璋都为刘基抱不平,说道:他数次想害你,你为何要再三为他说好话呢?! 刘伯温是明初开国功臣中少有的深得韬晦之术的高人,在功名利禄面前,他不像别人一样趋之若鹜,而是避之犹恐不及,辞爵位、辞相位的举止,决非一般人所能为。低调为人的刘伯温只想远离官场,遁迹山林,回青田老家颐养天年。甚至在回到家乡后唯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刘伯温的所作所为,在明初国家重臣当中,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堪称人臣楷模。但朱皇帝却不这么认识。 首先,“古来材大难为用”,像刘伯温这样的旷世大才,更是如此。朱元璋十分倚重刘伯温,一再想让他担当大任,既有大才大用的因素在,也有朝中权力制衡的用意在。刘伯温的一再推辞,很难使朱元璋不心生疑窦。在帝王眼里,任何旷世大才,都必须为我所用,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对手和敌人。朱皇帝一再给刘伯温出难题,意在使其屈从皇帝的意志,逼其上套。而看透了朱皇帝机心的刘伯温既然不想“两利相权取其重”,不想让自己置身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只有“两害相衡取其轻”,一再乞求朱元璋恩准其归养。如此,君臣之间便无法不产生隔阂,彼此猜忌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刘伯温怀才且遇,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又“性刚嫉恶,与物多忤”。一位深得朱皇帝倚重的权臣身上的这些优点在为刘伯温带来光环的同时也必然会给他带来麻烦,招来同僚的猜忌,甚至成为他们非议攻讦的目标。作为朱皇帝手中的一个玩偶,饶是刘伯温足智多谋,韬光养晦,仍然避免不了成为宫廷政治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事实上,刘伯温也的确是明初朝廷政治角逐的牺牲品。刘伯温致仕后被权臣胡惟庸找了个借口,指使他人参了一本。朱皇帝则以此为借口,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然后又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致使刘伯温“忧愤疾作”,怀憾而终。 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明史》秉承为尊者讳的宗旨,一再描绘朱、刘君臣相得,而把责任推到奸臣胡惟庸身上。然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以朱元璋的精明和对刘伯温的了解,不会不清楚夺俸的处分对刘伯温是何等的不公道,不会不清楚胡惟庸在其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刘伯温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权奸胡惟庸的中伤,不如说是死于圣君朱元璋的冷漠;与其说是死于自个鞍前马后为其奉献了一生的朱皇帝的阴暗心理,不如说是死于自己的旷世才华。张良功成身退,范蠡泛舟五湖,而刘基含冤而去。同为旷世高人,结局迥然而异。究竟是制度使然,抑或是性格使然?思念及此,岂能不扼腕长叹! 三 与刘伯温一样,李善长同是朱元璋的股肱之臣。《明史》载,朱元璋视刘伯温为汉之张良,视李善长为汉之萧何。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年长朱元璋几岁,很早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有句老话叫做“得附骥尾,而至千里”。李善长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这位元朝的落第秀才,因为出道早又跟对了人,过人的才干得以施展,很快成为朱元璋集团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伴随着朱元璋南征北讨的金戈铁马之声,李善长顺风顺水,水涨船高,官越做越大,权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巩固,朱家王朝里的“萧何”几乎成为时人的共识。朱元璋为大元帅时,李善长任帅府都事。朱元璋改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参议。朱元璋为吴王后,李善长官拜相国,封宣国公。其时官尚右,李为右相国。后尚左,旋改为左相国。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大明王朝立国之初,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封韩国公,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岁禄四千石,位居六位国公之首。朱元璋当众称赞说:“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封爵的制词中把李善长“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李善长和朱元璋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交情,朱视李为师为兄为友,信任有加,一时无人可与之并肩。无怪乎当朱元璋意图更换丞相而动员刘伯温履新时,刘伯温惶恐备至,坚辞不就。但就是这么一位共事多年的老臣,就是这么一位朱元璋称之为“厚道人”的权臣,也未能赢得朱皇帝的长期信任。 李善长和刘伯温都是读书人,但这两个读书人却有着诸多不同。刘伯温心存厚道而廉洁自守,性情高傲而不偏不党,长于谋略而烦于琐务,嫉恶如仇而不谋私利,但求自保而淡泊名利。李善长则不然,他读书不多但计谋过人,精于法家学说而长于操作,热衷于权力而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外表宽和而内多忮刻”,是一个心机很深,非常老辣的官油子。从李善长这个官场上老到奸猾的政客身上,既可以看到智慧、经验、成熟、练达、圆滑,又可以看到阴险、狡诈、权谋、恶毒、贪婪。端详观瞻,会让人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般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位腐朽了几百年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活脱脱地生活在现实当中,在我们所熟悉的人物中,总能找到他的影子。旧官场的恶习一旦形成且持续蔓延几千年,其如鬼如魅般的影响力是决然不可低估的。
就是这位李相国,一生算计了许多人。有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人如刘伯温,他处心积虑地算计中伤;稍稍有侵权之嫌的下属同僚如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等人,一旦对他稍有不敬,他就宽容不得,一律砸了人家的饭碗子。他充分利用自己协调阴阳的独特地位,充分利用自己淮西勋旧的独特身份,笼络了一个庞大的班底,以此来巩固自个儿的权位。对其主子朱元璋,他也敢寻找借口敷衍、应付、欺瞒。如此一来,朱元璋开始厌烦他了。 朱皇帝是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对于臣下的心思他揣摩得比谁都准,尤其是对那几位位高权重的柱国重臣。李善长身为淮西勋贵之首,当朝一品,虽然没有刘伯温在清流士子当中那么高的威望,但在官场上的影响力却是举足轻重的。李善长若是在朝中挑动个什么事,他朱皇帝也不好应付。于是,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年老多疾为由,致仕归养了。 毕竟李善长身份显赫,与众不同。在李善长致仕之后,朱元璋与李善长这对老冤家的交情又延续了近二十年。在此后的日子里,李善长继续享受着朱皇帝各种各样的恩宠,弟弟、子侄相继入朝为官,又与朱皇帝结了儿女亲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杀罪被诛,这个朝野震动、牵连甚广、三万人为之丧命的大案,使得不少人为李善长担心,因为他是胡惟庸步入权力中枢的举荐人,且与胡惟庸过从甚密。但他仍旧安然无恙。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老人才被朱皇帝以“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并被害。 对李善长出如此重手处置,确实是参悟朱皇帝内心世界的一个关节点。两个曾经沧海的对手,一个是君,一个是臣,相互揣摩了几十年,谁也欺瞒不过谁。生性贪权的李善长被迫致仕归养离开权力中心后,对朱皇帝有成见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加之他不安于本分,不良于行,与朝廷及各地官员特别是昔日的淮西权贵们继续交往接触。而这些人因为朱皇帝要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被迫萌生异志而向他这位“带头大哥”倾诉,以借用他的影响力、号召力也完全有可能。不过,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作为一位老辣的政客,李善长是不会糊涂到不计利害去趟这浑水的。然而,出于对冷酷狠毒的朱皇帝的恶感,李善长也不会全力劝阻,更不会向朱皇帝报告揭发。“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明史•列传第十五》),当是乃翁心态的真实写照。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里的话来说乃是:胡惟庸决意谋反时曾派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的亲弟、太仆寺丞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好个“依违其间”,寥寥四字,入木三分,李善长的丑恶心态跃然纸上。 朱元璋当然清楚李善长与图谋造反者的特殊关系,使他受到震撼的,不是李善长会造反,而是李善长虽然归养多年,其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觑;伤他最重的,则是追随他多年的柱国大臣竟然对他不忠,和他离心离德,已经成为朱明王朝事实上的危险的对手和敌人。为了永绝后患,朱皇帝断然使用霹雳手段,将垂暮之臣李善长及其家人统统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刘伯温是因其身怀旷世才华却不肯尽心竭力地为朱皇帝做事而晚景凄凉,那么,李善长则是因为他精心编织的官场关系网络及其独特的官场影响力而把自己和家人送上了刑场。古人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李善长自身已然是洗不尽撇不清了呢? 李善长死后的一年,有一个名叫王国用的虞部郎中上书朱皇帝,为李善长鸣不平,写得很有意思。《明史》在《列传第十五•李善长》一章的末尾把卫国用的奏折节录下来,当有引发后世思考的深意在。这里照转如下:“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王国用的这个奏折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是雄辩的,只不过有所忽略,还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朱皇帝为何要这样做。书生议论,看似理直气壮,其实仅是执其一端,故往往失之空泛耳。还好,或许是王郎中的这个奏折使朱元璋良心发现,或许是朱皇帝体会臣下的初衷,或许是朱元璋懒得多说,反正,在看了这份奏折后,朱元璋没有加罪王国用,使他逃过了一劫并得以因这份奏折而名垂青史。 不过,由于这份奏折写得丝丝入扣,文采飞扬,又发生了一个著作权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这份奏折是大才子解缙写好后具名王国用递呈的。(参见吕景琳著:《洪武大帝朱元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不论作者为何人,此份奏折是注定与日月同辉了。 四 朱元璋在位期间,办了两个大案:一个是胡惟庸谋逆案,时间长达十余年,从朝廷到地方,许多官员卷入其中,李善长即是其中的一位。此案坐诛者三万余人。朱元璋专门编写了一本《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为这件大案的谋主胡惟庸是当朝左丞相,牵连到的同党中又有开国左丞相李善长,故而大案之后,朱元璋乘机废除了沿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此后终有明一朝,未再设丞相。有史家认为此案的实质是皇权与相权之争,而以相权败给皇权终结。朝中没有了宰相,皇帝集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威权较之从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大概至少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一个大胜利,是保证朱家江山社稷千秋万代安然永固的重大举措。 另一个是蓝玉谋逆案。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于1934年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对胡案考证后指出,“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是朱元璋有计划实施的系列大屠杀。按照朱皇帝的逻辑,此案实际上是前案的延续和发展。许多淮西勋贵尤其是武将们牵连进此案当中。被诛杀的人很多,朱皇帝公布的数字是“万五千人”,而有资料则认为不下两万余人。蓝玉案办理完毕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列传第二十》),朱元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与胡案的善后相似,朱元璋下令编写了《逆臣录》。 胡惟庸、蓝玉都是淮西子弟。胡惟庸经李善长举荐提携以才干超人受到朱元璋赏识,于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政知事。洪武六年拜右丞相,后进左丞相直至洪武十三年案发。蓝玉是明朝开平王大将军常遇春的小舅子,打仗勇敢,军功卓著,明朝立国后蓝玉常年领兵南征北伐,多有建树。朱元璋曾把蓝玉比作汉武帝时的大将军卫青和唐朝开国时的大将李靖,一再加官晋爵。洪武二十一年封为凉国公。洪武二十六年以谋反罪下狱。 胡案和蓝案的罪名大得怕人,在古代谋逆是要诛杀九族的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之罪。有关资料显示,胡惟庸和蓝玉都不是什么有操守知廉耻的人,都是野心勃勃的赌徒。胡惟庸在《明史》中被列入《列传•奸臣》篇,在朱元璋时代的文臣当中,只有胡惟庸享受了这种待遇。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是否真的犯有谋反之罪,从案发时便有非议存疑之声,一直此后数百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研究考证,认为谋逆罪名不能成立的大有人在。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成了一个铁律。“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由于地位的变化,昔日的海誓山盟会变得一钱不值,昔日的铁哥兄弟会反目成仇变成最大的竞争对手。做皇帝的,自古以来奉行的准则是“以朕为中心”,是“家天下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三国时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曹操曾直言不讳地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其他做了帝王的嘴上不这么说,心里却这么想,实际都这么做。朱元璋便是如此,谁对他的家天下具有潜在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对谁下手;谁对他的家天下构成的可能的威胁大,他出手一定会更狠,一定会斩尽杀绝,以除后患。就胡惟庸和蓝玉以及受到牵连的包括李善长在内的一干权贵而言,他们相互之间拉帮结派,互为朋党,欺上瞒下,骄横不法,不把朱明王朝的典章制度放在眼里,种种劣迹,早已一一纳入了朱元璋的视野。不要忘了朱元璋是锦衣卫特务制度的首创者,他豢养着这批鹰犬就是为了把可能出现的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就是为了不让大小官吏们欺瞒朝廷,就是为了把对手的一切都置于自个儿的掌握之中。无论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主观上是否真的打算造反,抑或是否要把谋逆提上日程,客观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在朝着那个可怕的方向发展。因此,在朱元璋那里,解决他们仅仅是个时机问题、方法问题而已。 朱元璋揭胡惟庸案盖子的手法颇为高明。先是借胡惟庸草菅人命为由头逼胡惟庸暴露。当时,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闹市,不慎坠死于车下。胡惟庸闻讯大怒,不由分说,活活打死了车夫。消息传开后,朱元璋大怒,下令让胡惟庸偿命。胡惟庸多年擅权,怙宠骄横,朱皇帝的严令并未引起他的警惕,面见朱皇帝时,没有请罪,只是提出赔钱抵命。朱元璋不答应。胡惟庸这才为之恐惧,与亲信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并设法告诉了各地和军中的同党。随后,朱元璋借占城国使来京未向他报告为由,把胡惟庸下到大牢。然后调查取证,以谋逆罪名置胡惟庸于万劫不复之地。 胡案查明的问题让朱元璋对李善长、蓝玉等人动了杀机,于是便有了后来一连串的屠戮。 “聪明不过帝王”。在信息不对称的官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拥有臣下无法拥有的资源,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取臣下的信息,拥有锦衣卫这样一支特殊队伍的朱元璋更是具有这种不可比拟的便利条件,因此也就易于掌握出招的主动权,而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确实是聪明神武的象征,是胜利者、成功者、征服者。但祸福相倚,利弊相伴,长时间的专注捕杀屠戮,也使朱元璋于浑然不觉之中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变态,在他眼里忠奸难辨,是非难分,谁都不敢相信,谁都不肯信任了。如此一来,屠刀必然砍向最忠诚的人。在他的患难夫妻马皇后和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栽培的太子朱标去世之后,他自己只能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凄凉之中。他的手中握有着一切,他的心中却永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欢乐,只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孤家寡人。 五 设若朱元璋天良未泯,他最为愧疚的应当是无法面对大将军徐达。 徐达,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人。与朱元璋从小在一起割草放牛,是不折不扣的布衣兄弟。朱元璋的发迹之路,随处都有徐达的汗水,他也因此被朱元璋视为心腹,引为知己,委以重任。在朱元璋的队伍里,徐达长期手握重兵,拥有很大的军权,在群雄逐鹿时如此,在明朝立国后仍然如此。翻开《明史》观看写朱元璋的《本纪•第一、第二、第三》,几乎总能看到徐达的身影,有明一代,徐达是公认的开国第一大功臣。早在朱元璋当吴王时,徐达便被封为左相国、信国公。朱元璋即皇帝位后,拜徐达为右丞相、太子太傅。是年春节,朱元璋心血来潮,御赐徐达春联一副:“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授徐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要知道,当时一同封为国公的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岁禄也只有四千石。 徐达天生就是个做大将军的材料,他和常遇春是一对老搭档,徐正常副,两人各有所长,配合默契,身后皆受封为王。徐达为中山王,常遇春为开平王。《明史•列传第十三》赞曰:“明太祖奋自滁阳,戡定四方,虽曰天授,盖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徐达带兵打仗不仅以有勇有谋见长,尤以不擅权、不妄杀、不自伐,关心士卒而深得军心民心。朱元璋曾称赞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明史•列传第十三》)这个评价应该是从朱元璋的心里淌溢出来的。 常年统兵的大将军,最容易让做皇帝的放心不下。徐达却能让机心很重的朱元璋睡得踏踏实实,一点也不起疑心。由于战事频仍,徐达几乎年年春天奉命出征,到冬天奉召还京。徐达谨守做人臣的本分,每次还师,都要首先交还上将军印。如此,朱元璋开心之余经常宴请徐达。但徐达并不因此而稍有懈怠,朱皇帝愈是称他兄弟,他愈是明白自个儿是朱皇帝的臣民,说话行事愈是谦恭谨慎。 虽然徐达个人不弄权不恋权,不矜不伐,但他长年重权在握,与朱皇帝布衣相交,许多人纷纷想结识他,讨好他,巴结他,而徐达从不结党,在朝中只管军旅之事,绝口不谈政事,不搅浑水。同是淮西人的胡惟庸拜相以来,凭着皇帝的宠信,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阴有所图,徐达是他想套近乎的重要人物,为此他们动了不少心思,但徐达不为所动,他从心里看不起这个狗仗人势野心勃勃的小人。出于对朱明王朝的忠诚,徐达很策略地几次提醒朱元璋。据说朱元璋下定决心解决胡惟庸,消除这个隐患,与徐达的几次提醒不无关系。 朱元璋曾多次从不同角度试探过徐达的忠诚。一次,朱元璋很诚恳地对徐达说:“徐兄功大,而至今尚未有一处宽敞些的宅第,把我做吴王时的旧宅赐你吧。”徐达闻言大惊,以皇帝居住过的龙潜之地,决非臣下所敢居为由相辞。相隔不久,朱元璋请徐达到皇宫来饮酒,席间朱元璋借故而去,让人把徐达灌醉后扶到朱元璋的内宫安寝。徐达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睡在皇帝的寝宫里,惊恐万分,急忙走出来伏地请死。在一旁偷看的朱元璋看到了徐达的惶恐之状,龙颜为之欣慰。 朱元璋和徐达还是儿女亲家,结拜兄弟加上儿女姻亲,在世人眼里,徐达乃是朱元璋的第一心腹、第一红人。但徐达在处理与朱元璋的关系时始终是摆正自个儿是臣子、朱元璋是皇帝的位置,始终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在徐达那里,朱元璋的雷霆雨露,都被视作莫大的皇恩。谨言慎行的徐达以简单(忠心事主)对复杂(刚愎雄猜),在岁月的流逝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似乎可以过关了,但灾难仍然不期而至。 洪武十七年,镇守在北平的徐达很不幸地得了背疽之病。奉召回到南京后,终日为此疾所累,苦不堪言。面对病染沉疴的好兄弟,朱皇帝百感交集,多次亲往榻前探望。徐达身染不治之症,让朱元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个功勋卓著、威望崇高、忠义仁厚、智勇双全的布衣兄弟大限将至,无疑了结了朱元璋的一块心病。可惜徐达的病时好时坏。翌年元宵节,徐达竟能离开病榻兴致勃勃地观看院内的花灯焰火。朱元璋听说后,一颗本已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出手了。于是御赐蒸鹅,送这位交心过命的布衣兄弟走上了不归之路。 在朱元璋时代,最有威望的两个大臣无疑是刘伯温与徐达。对于他们共同的主人朱元璋,刘伯温或许因骨子里有若许读书人的清高与孤傲,使得土包子出身的朱元璋心生自卑,认为刘伯温看不起自己,不肯把全部聪明智慧能力性命贡献给朱明王朝。而徐达则不然,他和朱元璋的友谊无人可以比拟,对朱皇帝,他是忠心耿耿毕恭毕敬,从内心到外表,从言论到行动,全然无可挑剔。
与和徐达比肩为臣的李善长相比,李善长“外表宽和而内多忮刻”,徐达则宅心仁厚而胸怀坦荡;李善长玩权弄术,徐达则不偏不党;李善长倚老卖老贪权恋位,徐达则不矜不伐功成身退;李善长对朱元璋阳示忠诚而心生贰志,徐达对朱元璋则以简单对复杂而忠贞不渝。至于胡惟庸、蓝玉之流,结党营私,汲汲于功名利禄,根本无法与徐达相提并论。在徐达这座巍峨的高山面前,他们不过是一�尘土而已。 徐达之死,死于自己的卓越功绩与天下人共同景仰的崇高威望。“功高震主”乃其祸胎。在封建的家天下里,作为一名臣子,无论你的德、能、勤、绩、廉如何完美,无论你的口碑如何好,只要你让那个至高无上的主人不放心,你就注定会从那个人的视野里消失。太过聪明的刘伯温企图抽身而退,主动从朱皇帝的视野中消失而未能如愿,宅心仁厚的徐达力图隐于朝而未能独善其身。隐于野与隐于朝,途虽殊而归则同,不亦悲乎! 毕竟是徐达未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的事,毕竟赐鹅之举问心有愧,徐达死后,朱元璋在处理这位把兄弟的后事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厚,赐葬于中山之阴,并亲自为徐达撰写了情真意切令人读来为之感动的诰词,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武宁,配享太庙。“其以上三世皆封侯,妣皆封卫夫人。”(《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或许是朱皇帝把对徐达的这份愧疚传给了自己的子孙,或许是徐达的后人仍然像徐达一样一心一意地忠于大明王朝,徐达的子孙中有两位国公,分居两京。终有明一代,徐达的子孙们世享荣宠。但《明史》的撰者并未将这一切说成是朱皇帝的隆恩,而是借朱元璋之口,归功于徐达本人:“为将不妄杀人,岂惟国家之利,尔子孙实受其福。”(《明史•列传第十三》)由此看来,为人一世,不论景况如何,失意得意,都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 六 在追随朱元璋举义的淮西子弟中,汤和与朱元璋同乡,又长朱元璋三岁,是朱元璋的大哥。谁也不会想到,在与朱元璋共事的众多文臣武将中,汤和能够相安无事,成为最后一位与朱元璋手拉手的布衣兄弟。 史称汤和“沉敏多智数,颇有酒过”(《明史•列传第十四》)。在朱元璋最为信赖的几位布衣兄弟如徐达、常遇春、邓愈等当中,汤和由于酒后失言,很早便引起了朱元璋的嫉恨。远在与张士诚相对峙的时候,汤和以统军元帅、枢密院同佥的身份奉命镇守常州时,因事请示朱元璋未获批准,心里不满意,醉酒以后口出怨言:“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汤和的这几句话非同寻常,让朱元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汤和的仕途也因此而总是磕磕绊绊,不大顺畅。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人们都以为凭汤和的赫赫战功,应当封为国公,与徐达、常遇春等并列,汤和也视公爵为囊中之物。谁知,别的兄弟封了国公,如愿以偿,唯独他仅封了个中山侯,岁禄也只有一千五百石。汤和心中不快,又被朱元璋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洪武四年,汤和奉命以征西将军的身份攻打四川。战事结束后,副将傅友德、廖永忠受到奖赏,作为军中主帅的汤和得到的却是一通训斥。汤和心里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仍然生他守常州时那几句话的气,不肯放他一马。此前,汤和对朱元璋的不公道心怀怨恨,认为他这位当年的放牛娃兄弟不够意思,这回他想明白了,他面对的已不是昔日的放牛娃,而是八面威风的朱皇帝,自己的小辫子让人家揪在手里,随时都有可能新账老账一起算,让自己身首异处。于是,他当即向朱皇帝承认自己有罪:“陛下嘱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机缓事,死有余责。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诛,臣已过望,何敢再希重赏。”(《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此后,尽管汤和常年鞍马劳顿,不敢丝毫懈怠,但朱元璋还是时不时地找个机会就要教育他一番。直到洪武十一年,才把信国公的封号赏赐给了汤和,但在御制的敕封诰词中仍然将他守卫常州的过失提了出来,并铸之铁券,传之子孙。试想,朱元璋对汤和的这个态度,能不影响到以察言观色、投主子所好为能事的大小官吏文臣武将们吗?汤和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能不大打折扣吗? 俗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汤和早早地犯了一个大过失,让朱元璋耿耿于怀,一直抓着这根小辫子不放,使得他惕厉惊心,循规蹈矩,不得越雷池一步。多年的磕磕绊绊,使得汤和比别人更深刻地领会到了朱皇帝的天威,使他明白了在朱皇帝手下为臣子,保全性命比其他任何索求更重要。“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一切,对于戎马一生战功显赫的汤和走好余生之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洪武十九年,徐达去世不久,对朱元璋的心思一清二楚的汤和找了个机会,以年老多病、不堪驱使为由头,诚恳地提出了告老归养的请求。看见汤和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口的话,朱元璋十分高兴,当即允准,并赐钞五万锭,传旨工部,立即在中都凤阳为汤和营造府第,并同时为诸公侯在家乡营造府第。朱元璋的本意是借此启发其他公侯勋贵们群起效仿,一举解决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岂料想浮名浮利浓于酒,朝廷内外的达官勋贵们根本没人响应汤和的举动。这在令朱元璋感慨万千的同时,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汤和这位老兄弟的好感。 致仕归养后的汤和确实比从前更乖了,他在老家言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与人交谈,从不涉及朝政,对国家大事更是一语不敢外泄。见惯了官场险恶的汤和不爱钱财,朝廷的奖赏,大半被他拿去分给了乡里乡亲们,终日与小时候的故交在一起把酒言欢,其乐陶陶。耳目无处不在的朱元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布衣仁兄彻底放心了。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汤和从家乡赶往南京参加朝贺之后,单独觐见朱元璋,并向朱元璋讲了一件事:李善长在老家兴建新宅时,曾向他借用三百卫卒,他以为不妥,便谢绝了。说完此事,汤和心中十分不安,他知道李善长正开始走背字,此举似有落井下石之嫌。但他深知自己这位把兄弟的厉害,如果不向他报告此事,说不定会被他作为一个把柄,置自己于死地。 此后不久,汤和便病倒在京城,失音哑巴了。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在杀光了他心目中的所有对手之后,回首当年,感慨万端,于是派人把失语的汤和从家乡请到他的皇宫中,拉着汤和的手话说当年。此时的朱元璋与此时的汤和,讲话的和聆听的,大笑的和咧嘴的,清楚的和糊涂的,勾画出一副空前绝后的官场写真大结局图景。 电视剧《朱元璋》主题歌的几句歌词写得既浅显又饱含深意:“童年我们是朋友,一年一岁手拉着手,曾经有一个小心愿:人生路上一起走。”心愿虽小实现难,朱元璋和他的结义兄弟们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汤和病逝,享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汤和在朱元璋的手中得以保全,既是个例外,又合乎朱元璋的逻辑:谁对朱家天下不构成威胁,谁就可以平平安安活到老死。 理解朱元璋,不可以忽略汤和这个词条。 附带说一句,电视剧《朱元璋》把汤和在第一次受封时的委屈演绎得淋漓尽致,但理由却说成是因为汤和借兵卒给李善长建宅第。我苦思不解,为何要如此移花接木。近日看电视讲座,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周思源先生讲授《新解水浒传》时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心情为之开朗。周先生讲:“小说人物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小说家。除了上帝厉害就是小说家厉害。”这里也可以套用一下:历史人物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剧作家,除了上帝厉害就是剧作家厉害。 七 参悟朱元璋,似可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跳出朱元璋生活的圈子,来个“合并同类项”,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观照。 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是和朱元璋最为相近的“同类项”。 考其籍贯,朱元璋是安徽人,刘邦是江苏人,二人出生地相邻。考其经历,均来自社会底层。朱元璋更苦些,典型的贫雇农,十几岁的时候因生活所迫去寺庙里当了和尚;刘邦的境况要好些,年轻的时候混了个亭长的差事,是个相当于里长大小的基层干部。考其先人,二人做了皇帝后其母亲都被说成是与神有过一段风流韵事。朱元璋的母亲梦神以药丸相授,吞之而口余香气,生下朱元璋时,红光满堂,以后一连几日夜里数有光起。刘邦的母亲刘媪与神交媾以后生了刘邦。各自的祥异均被载入本纪。
做了皇帝之后,二人同样大封功臣。不同的是刘邦既封同姓王,也封异姓王,而朱元璋因有前车之鉴,只封其子为王,一同打天下的异姓功臣们只封公、侯,不封异姓王,至多是死后封王。两个人大封功臣之后的做法也如出一辙,相继以各种借口对心怀二志的功臣大打出手。刘邦时代功臣们的爵位高,权力大,有的甚至公然造反,于是刘邦多措并举,或拘禁,或贬职,或征讨,或诱捕,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相继落网;朱元璋时代功臣们并没有公然造反,甚至反迹并不明显,也被朱元璋用种种借口大兴狱案,诛杀殆尽。 两人的关注点略有不同。最能反映刘邦心态的是他做皇帝后重回故里,即兴而作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刘邦最为担心的是身前,是当下亟待应对的棘手之事。朱元璋虽也思考边境安宁问题,但似乎并不担心人才缺乏,他最为担心的是身后,是如何把江山打理好,交给后世之君。这种差异,或许和他们在位时间的长短有关。刘邦从公元前202年打败项羽正式建立汉朝即位起到公元前195年去世止,仅当了不到八年的皇帝,而朱元璋则做了近三十一年的大明开国皇帝,在位时间比刘邦长出二十多年,思考的问题更长远些,也在情理之中。 两人都比较节俭。公元前199年汉高祖讨伐叛逆韩王信返回京城,看见丞相萧何为他营造的未央宫甚为壮观,一下子怒不可遏,责问萧何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巧妙地回答:“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威重,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认可了此事。(参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朱元璋做的比刘邦还要到位一些。贫苦出身的他立志要做一个节俭皇帝,并为之进行了不少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把节俭作为其施政方略的一大内容:“节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为了节俭,他大大压缩了官员们的俸禄,以至于使明朝成为历朝历代官员俸禄最低的朝代。 朱元璋高出刘邦的地方,在于他为老百姓作出的努力。汉王朝和明王朝都是在连年征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在位的几年中,几乎年年忙着打仗平叛,还未来得及考虑其他,便匆匆忙忙地去世了。明王朝建立之后,虽然同样年年要打仗,但朱元璋已把安定百姓、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提上了日程,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深得民心的举措。比如,洪武元年三月山东平定后,诏令免除三年赋税;洪武二年三月平定陕西后,值关中闹饥荒,诏令调粮赈灾;平定元大都后,发布大赦天下诏,提出“田野辟,户口增”的六字方针,推动恢复生产;洪武六年,大规模组织移民屯垦;实行军屯制、商屯制等等。如此持续的努力,带来了生产的迅速恢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国力的大为增强。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使百姓相对富足,是朱元璋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电视剧《朱元璋》借刘伯温的遗奏,指出了朱元璋当政时的四大遗憾,即刚愎雄猜、严刑峻法、吏治太苛和藩王可虑。这是很诚恳的批评意见。在明朝之前,宋代是官员待遇最厚的朝代,宋代的统治者力图以厚俸杜贪,起初有效,但行诸不远,贪污又成了社会风气。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以宋史为鉴,反其道而行之,企图通过严刑峻法以奏其功。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轻的也要充军或罚作苦役,有的贪官甚至被处以剥皮的极刑。他还发布大诰,支持受到贪官污吏欺压的百姓上京告状。严刑峻法之下,官吏们的贪枉之心虽然有所收敛,但治标不治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元璋和刘邦都是土包子,对文人士子都有过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态。刘邦蔑视文人最极端的表现是把文人的冠帽当做溺器,往里边洒小便。朱元璋对儒学的轻蔑则是公然贬抑历朝历代文人士子视为亚圣的孟子,将《孟子》清出必读书目。他这样做的真实理由,只是因为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里包含了他这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民本思想。不过,这两个皇帝后来都对文人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刘邦对文人的尊重是自孙叔通制定礼仪让他体会到了皇帝的威严始,朱元璋则被史书称为“能礼至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武定祸乱,文治太平”(《明史•本纪第三》)。不过大老粗出身的朱元璋仍然自外于文人士子,认为文人士子在骨子里看不起他。 他们两个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所封的同姓王到后来都成了自家王朝最不稳定的因素。西汉王朝同姓王的祸乱经史家的渲染尽人皆知,于此无须赘言。明王朝在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即位不久,燕王朱棣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夺取了乃侄朱允�的天下。九泉之下的朱元璋,目睹这一幕骨肉相残的史实,他这个始作俑者不知作何感想? 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追逐,是专制体制下一个永远也无法消除的难题,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一般,朱元璋把它不放心的功臣勋贵屠戮殆尽,只不过是消灭了一伙现存的对手而已,而他自认为最信赖的自己的几个儿子马上转变成了现实的对手,而燕王朱棣起兵造反时,打的正是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赐予他们的“清君侧”的旗号。本来预先放置的石头是用来砸对手的,却砸了自己的脚;本来大封诸子为王是想让王子们与皇帝互为犄角的,却出现了同室操戈的惨烈一幕;本来苦心孤诣地为未来的千年基业设计好了一切,却被一场疾风暴雨冲得一塌糊涂。想象中的成了泡影,不想见到的竟成了残忍的真实。倘若刘邦在彼岸世界神游时偶遇朱元璋,联想起这一档子事,一定会不假颜色地嘲笑他枉自晚生了一千多年,枉自站立在先人的肩膀上,枉自徒劳无益地竹篮打水,枉自纠缠着什么不值一钱的心结理想! 是的,刘邦老爷子是有资格这么嘲弄朱元璋徒子徒孙的,尽管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同样不高明,但他对未来的预言足以证明他的知人之明比起朱元璋来,简直如同在九天之上俯视九地之下。 《史记•汉高祖本纪第八》载:高祖病危,吕后至榻前问:相国萧何之后谁来继任相位?刘邦答曰可让曹参继任。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刘邦的眼光的确看得很深很远,看准的几个人都不错,特别是对周勃的认识,更是让后人佩服不已。刘邦死后,吕氏弄权,汉家天下几至倾颓,正是周勃、陈平等人齐心合力挽狂澜于既倒,刘家天下才得以危而复安。相形之下,朱元璋仅仅从一己私心出发,以杀尽功臣勋贵为能事,在他身后未给幼帝朱允�留下像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这样的梯次结构的治国俊才,实在是失之心胸褊狭、目光短浅啊。 责任编辑 洛 齐
自古道“物以稀为贵”,对于人们的眼球来说,似乎也是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影视作品《精武门》、《射雕英雄传》曾产生过使许多青年男女推却应酬、耐着性子、一睹为快的空前盛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渴望》尽管情节单调、人物定格,也还是让许多人产生了非看个究竟不可的渴望。“本是平常一段事”却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过去未来共斟酌”,非想弄明白“是对还是错”、“究竟为什么”不可。 斗转星移之际,电视剧与时俱进的脚步令人叹为观止,很快便呈现出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电视剧作品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电视剧的雷同追风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虽然堪称精品的也有,但能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生发联想,以至于回过头来再三观看的却为数寥寥。快餐真是个快餐,个中三昧耐人寻思。 人是环境的产物。生活在信息时代里,不知不觉之间耳濡目染,已深深地为时代所同化。最为明显的,便是养成了触摸电视机遥控器的爱好,这固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在―――欲寻好电视而不得,使得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平生若许烦恼,于是乎遥控器便成了出气包;同时也不言而喻地证明自己已为电视剧所吸引,心灵深处的空虚需要电视剧来填充―――于是才有了手握遥控器的不断追寻。“永远达不到,永远要追求”,本来是哲学的语言,如今延伸到热心观众的电视需求上来了。 笔者无意评论时下的电视剧,且以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春兰秋菊,各冠一时”,“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我是一名观众,却未必能代表观众。我想要表白的只是这样一层明白不过的意思:电视剧和电影、戏剧、图书、杂志一样,如果能在休闲愉悦之中开启人们尘封已久的心灵,引起人们精神的震撼,才会备受人们的珍视。 数月之前,胡军主演的《朱元璋》在电视剧黄金时段热播,时断时续地看过几回之后,产生了系统地看它一遍的冲动。于是破天荒地想买一套VCD来充饥。但零售商告诉我,目前胡军主演的《朱元璋》尚未出盘,连盗版的也没有。―――看来,该剧制片人很有商业头脑。没办法耐着性子等了二十多天,才把盘拿到手里。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股冲动。于相对平静之中,时断时续地看完了全剧。 再看之后,我把《明史》翻了出来,置诸案头、床头,把《本纪》中的朱元璋部分,《后妃》中马皇后部分,《列传》中关于刘基、徐达、李善长、汤和、蓝玉以及关于奸臣胡惟庸的章节仔细通读,然后进行对应翻阅,力图有所发现,有所体会。想要引申几句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真是一种享受,许多资料,只要你有核查阅读的兴趣,你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优惠远不止于此,文化领域里的一呼百应更是让人惊叹不已,随着电视剧《朱元璋》在央视热播,关于朱明王朝的图书立马出版了许多。翻阅着这些似乎是应我之需而写的图书,品味着我所想要体会的事体,享受着唯有这个时代才可能有的享受,一种莫名的乐趣油然而生。因此之故,尽管我想要钻研参悟的课题太过沉重,还是想先来表白一番这份好心情。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某种改变。比如相声小品中一些令人会心一笑的言词,常常被人们以各种形式挪用到实际生活中,远的如“领导,冒号”,近的如“太有才了”、“有点乱,捋一捋”等等。一个格言、俗语的广泛引用,是因为其抓住了事情某一方面的要害或曰真谛。不然,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法子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的。 走近朱元璋,分析朱元璋,参悟朱元璋,看似一桩相对简单的事体,其实不然。朱元璋之为朱元璋,不仅是因为他那“放牛小子坐天下”的传奇人生,不仅是因为他为大明帝国钦定的典章制度内外规矩,不仅是因为他刚愎雄猜屠戮功臣的空前绝后,不仅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讲堪称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只颇具代表性的麻雀,还因为他的心理世界之丰富复杂矛盾阴暗,不唯独步当时,而且仿效者代有其人。从这个视角看我惊奇地发现,作为历史人物的朱元璋,同时竟然又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物,明明是一具封建僵尸,却于乔装打扮之后魂还人间,不能不让人多少有点怵惕。 “由简入繁易,由繁入简难。”当你凭着一时的兴趣走近朱元璋,凭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看电视,读明史,查资料,一个原本只不过是个概念符号而已的简单的大明开国皇帝,便在你面前开始展现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帝王。头绪是如此纷繁复杂,让人头脑为之膨胀,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此时此际,“捋一捋”这零乱,便成了一件首要的工作。为此,我冥思苦想了好多天。 任何杰出的或者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时代当中,不难找到人们所要寻找的答案。从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军事的、政治的诸多因素中分析把握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乃是一个常识。问题在于,朱元璋是历史政治人物中的“这一个”,他的文治武功,他的刚愎雄猜,他的凶残暴虐,他的处心积虑,他的一切一切,是如此的耐人寻味,如此地发人深思。理解朱元璋,参悟朱元璋,首先在于认识他念念在兹的那个心结。 作为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结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帝王心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的心结皆由此八字而来。做了皇帝的人拥有了当今,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能否拥有未来,却是个未知数。故而古往今来凡有作为的帝王皆不满足当下的“富有四海,贵为天子”,皆有一种对于未来的忧虑,换句话说就是对江山社稷的终极关怀。 早在朱元璋出生的一千多年前,凭借强大的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了中国的秦王嬴政,建立了大秦王朝,自命为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此人把皇、帝二字联在了一起,在他之前,三皇、五帝,皇、帝分称。集皇帝二字于一身,而名之为始皇帝,其用心良苦显而易见。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为帝王的意志所左右,秦王朝历二世而亡,远未传及万世,但后世经改朝换代而登上九五之尊的匆匆过客,几乎谁也没有忽略这个关乎江山社稷的问题。可以说,在帝王的心目中,“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汉武帝刘彻或许算个例外,刘彻的文治武功殊堪称道,其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他却和秦始皇有同样的爱好:做了皇帝想成仙,追求起了个人的长生不老。 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子坐了天下之后,内忧外患不断。他在位三十一年,几乎长期生活在忧患之中,没有汉武帝生活得那么潇洒,个人也没有去追求什么长生不老。他的心结只有一个,这就是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这个心结之大,大得无以复加。一个当世的皇帝要管身后几辈子的天下大事,普天之下还有哪桩事体比这更大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从来都是行不通的。但帝王之为帝王,在主观喜好与客观现实之间,总是不肯向现实低头。无限膨胀了的主观意愿不唯使帝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极端的手段。朱元璋正是如此。为了达到把一个政通人和的天下交给太子朱标,让其做一个太平天子的目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整肃,从淮西勋贵、骄兵悍将到任何一个他认为可能对他的后人构成威胁的权臣,纷纷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常人不忍心的事他做得出来,常人下不了手的事他下得了手。电视剧借刘伯温之口总结得好:在帝王眼里“只有需要,没有感情”。 把握、理解、参悟朱元璋,要抓住朱元璋的这个心结。从这个心结进入朱元璋的内心世界,曲径通幽,对其所作所为便豁然而悟,知其所为进而知其所以为。电视剧中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解释他的苦心时有一个精妙无比的镜头:朱皇帝拔了一根荆条,让朱标把荆条上的刺捋掉,朱标面有难色。朱皇帝自己两手用力捋掉了上面的刺,然后将荆条交给了朱标。朱皇帝想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情节是对朱皇帝心结的生动注脚,是对朱皇帝是非功过的精彩阐释。
二 刘基字伯温,与朱元璋同时代。他博通经史,擅长诗文,尤精天文和兵法。不仅对于明王朝而言,而且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刘基都是一位可与张良、诸葛亮齐名的不世出的智囊式的人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刘基远不如刘伯温叫得响亮。刘伯温留给后人的,不仅有一部百看不厌的《郁离子》,这是元朝末年他避祸在浙江青田家乡时所作,还有一部后人把著作权硬加到他身上的《烧饼歌》。一曲《烧饼歌》使刘伯温成了深不可测的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的预言大师。惜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现实生活中的刘伯温晚景凄凉,不唯终日犹如临深履薄,而且命丧奸臣之手。或许正是由于刘伯温的名声所致,电视剧《朱元璋》中有意夸大了刘伯温的戏份,对朱皇帝与刘军师的微妙关系作了细腻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不真实的描绘。 电视剧为了剧情的需要,常有随意剪裁的陋病。因此之故,刘伯温在明代任职时间延长了。据《明史•本纪第二》载,洪武四年春丁未,“诚意伯刘基致仕”。《明史•列传第十六》亦载,刘基于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但在电视剧里,不唯赐归之期后延,而且将朱皇帝首创的锦衣卫的鹰犬功能描绘得有鼻子有眼。又如,刘伯温的死因或云与奸相胡惟庸有关。在《明史》里的记载是:“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胡惟庸案发,“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见《明史•列传第十六》)但在电视剧中则颠倒了先后次序,说成是刘伯温先得了不治之症,腹中有物如拳石,请旨乞归。奉旨探望的胡惟庸乘机赐药,毒死了刘基。甚至刘伯温的年龄也被随意更改:《明史》载,刘伯温死于洪武八年,享年六十有五;李善长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享年七十有七。显然,刘伯温长李善长三岁。但电视剧里李善长却言之凿凿,称他年长刘伯温九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虽无关宏旨,亦足以误导懒得翻书的看客。 刘伯温确实是有大智慧的国师,应邀到朱元璋帐下后,出谋划策,迭有建树,与朱元璋君臣相得。“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列传第十六》)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对刘伯温信任有加,可以由以下几件事看得出来:一是修改税量,参考宋代的制度每亩加征五合,唯有青田不加税。朱元璋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二是追赠刘伯温的祖父和父亲皆为永嘉郡公,这无疑是莫大的恩典。朱元璋还几次“欲进基爵”,因刘基“固辞不受”而作罢。三是诚心诚意地想让刘伯温当丞相。小心谨慎的刘伯温坚辞不就,并一再进言说李善长是国家勋旧,善于调和文臣武将。以至于朱元璋都为刘基抱不平,说道:他数次想害你,你为何要再三为他说好话呢?! 刘伯温是明初开国功臣中少有的深得韬晦之术的高人,在功名利禄面前,他不像别人一样趋之若鹜,而是避之犹恐不及,辞爵位、辞相位的举止,决非一般人所能为。低调为人的刘伯温只想远离官场,遁迹山林,回青田老家颐养天年。甚至在回到家乡后唯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刘伯温的所作所为,在明初国家重臣当中,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堪称人臣楷模。但朱皇帝却不这么认识。 首先,“古来材大难为用”,像刘伯温这样的旷世大才,更是如此。朱元璋十分倚重刘伯温,一再想让他担当大任,既有大才大用的因素在,也有朝中权力制衡的用意在。刘伯温的一再推辞,很难使朱元璋不心生疑窦。在帝王眼里,任何旷世大才,都必须为我所用,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对手和敌人。朱皇帝一再给刘伯温出难题,意在使其屈从皇帝的意志,逼其上套。而看透了朱皇帝机心的刘伯温既然不想“两利相权取其重”,不想让自己置身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只有“两害相衡取其轻”,一再乞求朱元璋恩准其归养。如此,君臣之间便无法不产生隔阂,彼此猜忌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刘伯温怀才且遇,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又“性刚嫉恶,与物多忤”。一位深得朱皇帝倚重的权臣身上的这些优点在为刘伯温带来光环的同时也必然会给他带来麻烦,招来同僚的猜忌,甚至成为他们非议攻讦的目标。作为朱皇帝手中的一个玩偶,饶是刘伯温足智多谋,韬光养晦,仍然避免不了成为宫廷政治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事实上,刘伯温也的确是明初朝廷政治角逐的牺牲品。刘伯温致仕后被权臣胡惟庸找了个借口,指使他人参了一本。朱皇帝则以此为借口,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然后又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致使刘伯温“忧愤疾作”,怀憾而终。 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明史》秉承为尊者讳的宗旨,一再描绘朱、刘君臣相得,而把责任推到奸臣胡惟庸身上。然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以朱元璋的精明和对刘伯温的了解,不会不清楚夺俸的处分对刘伯温是何等的不公道,不会不清楚胡惟庸在其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刘伯温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权奸胡惟庸的中伤,不如说是死于圣君朱元璋的冷漠;与其说是死于自个鞍前马后为其奉献了一生的朱皇帝的阴暗心理,不如说是死于自己的旷世才华。张良功成身退,范蠡泛舟五湖,而刘基含冤而去。同为旷世高人,结局迥然而异。究竟是制度使然,抑或是性格使然?思念及此,岂能不扼腕长叹! 三 与刘伯温一样,李善长同是朱元璋的股肱之臣。《明史》载,朱元璋视刘伯温为汉之张良,视李善长为汉之萧何。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年长朱元璋几岁,很早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有句老话叫做“得附骥尾,而至千里”。李善长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这位元朝的落第秀才,因为出道早又跟对了人,过人的才干得以施展,很快成为朱元璋集团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伴随着朱元璋南征北讨的金戈铁马之声,李善长顺风顺水,水涨船高,官越做越大,权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巩固,朱家王朝里的“萧何”几乎成为时人的共识。朱元璋为大元帅时,李善长任帅府都事。朱元璋改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参议。朱元璋为吴王后,李善长官拜相国,封宣国公。其时官尚右,李为右相国。后尚左,旋改为左相国。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大明王朝立国之初,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封韩国公,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岁禄四千石,位居六位国公之首。朱元璋当众称赞说:“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封爵的制词中把李善长“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李善长和朱元璋是同甘苦共患难的交情,朱视李为师为兄为友,信任有加,一时无人可与之并肩。无怪乎当朱元璋意图更换丞相而动员刘伯温履新时,刘伯温惶恐备至,坚辞不就。但就是这么一位共事多年的老臣,就是这么一位朱元璋称之为“厚道人”的权臣,也未能赢得朱皇帝的长期信任。 李善长和刘伯温都是读书人,但这两个读书人却有着诸多不同。刘伯温心存厚道而廉洁自守,性情高傲而不偏不党,长于谋略而烦于琐务,嫉恶如仇而不谋私利,但求自保而淡泊名利。李善长则不然,他读书不多但计谋过人,精于法家学说而长于操作,热衷于权力而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外表宽和而内多忮刻”,是一个心机很深,非常老辣的官油子。从李善长这个官场上老到奸猾的政客身上,既可以看到智慧、经验、成熟、练达、圆滑,又可以看到阴险、狡诈、权谋、恶毒、贪婪。端详观瞻,会让人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般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位腐朽了几百年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活脱脱地生活在现实当中,在我们所熟悉的人物中,总能找到他的影子。旧官场的恶习一旦形成且持续蔓延几千年,其如鬼如魅般的影响力是决然不可低估的。
就是这位李相国,一生算计了许多人。有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人如刘伯温,他处心积虑地算计中伤;稍稍有侵权之嫌的下属同僚如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等人,一旦对他稍有不敬,他就宽容不得,一律砸了人家的饭碗子。他充分利用自己协调阴阳的独特地位,充分利用自己淮西勋旧的独特身份,笼络了一个庞大的班底,以此来巩固自个儿的权位。对其主子朱元璋,他也敢寻找借口敷衍、应付、欺瞒。如此一来,朱元璋开始厌烦他了。 朱皇帝是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对于臣下的心思他揣摩得比谁都准,尤其是对那几位位高权重的柱国重臣。李善长身为淮西勋贵之首,当朝一品,虽然没有刘伯温在清流士子当中那么高的威望,但在官场上的影响力却是举足轻重的。李善长若是在朝中挑动个什么事,他朱皇帝也不好应付。于是,洪武四年,李善长便以年老多疾为由,致仕归养了。 毕竟李善长身份显赫,与众不同。在李善长致仕之后,朱元璋与李善长这对老冤家的交情又延续了近二十年。在此后的日子里,李善长继续享受着朱皇帝各种各样的恩宠,弟弟、子侄相继入朝为官,又与朱皇帝结了儿女亲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杀罪被诛,这个朝野震动、牵连甚广、三万人为之丧命的大案,使得不少人为李善长担心,因为他是胡惟庸步入权力中枢的举荐人,且与胡惟庸过从甚密。但他仍旧安然无恙。直到洪武二十三年,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老人才被朱皇帝以“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并被害。 对李善长出如此重手处置,确实是参悟朱皇帝内心世界的一个关节点。两个曾经沧海的对手,一个是君,一个是臣,相互揣摩了几十年,谁也欺瞒不过谁。生性贪权的李善长被迫致仕归养离开权力中心后,对朱皇帝有成见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加之他不安于本分,不良于行,与朝廷及各地官员特别是昔日的淮西权贵们继续交往接触。而这些人因为朱皇帝要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被迫萌生异志而向他这位“带头大哥”倾诉,以借用他的影响力、号召力也完全有可能。不过,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作为一位老辣的政客,李善长是不会糊涂到不计利害去趟这浑水的。然而,出于对冷酷狠毒的朱皇帝的恶感,李善长也不会全力劝阻,更不会向朱皇帝报告揭发。“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明史•列传第十五》),当是乃翁心态的真实写照。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里的话来说乃是:胡惟庸决意谋反时曾派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的亲弟、太仆寺丞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好个“依违其间”,寥寥四字,入木三分,李善长的丑恶心态跃然纸上。 朱元璋当然清楚李善长与图谋造反者的特殊关系,使他受到震撼的,不是李善长会造反,而是李善长虽然归养多年,其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仍然不可小觑;伤他最重的,则是追随他多年的柱国大臣竟然对他不忠,和他离心离德,已经成为朱明王朝事实上的危险的对手和敌人。为了永绝后患,朱皇帝断然使用霹雳手段,将垂暮之臣李善长及其家人统统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刘伯温是因其身怀旷世才华却不肯尽心竭力地为朱皇帝做事而晚景凄凉,那么,李善长则是因为他精心编织的官场关系网络及其独特的官场影响力而把自己和家人送上了刑场。古人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李善长自身已然是洗不尽撇不清了呢? 李善长死后的一年,有一个名叫王国用的虞部郎中上书朱皇帝,为李善长鸣不平,写得很有意思。《明史》在《列传第十五•李善长》一章的末尾把卫国用的奏折节录下来,当有引发后世思考的深意在。这里照转如下:“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王国用的这个奏折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是雄辩的,只不过有所忽略,还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朱皇帝为何要这样做。书生议论,看似理直气壮,其实仅是执其一端,故往往失之空泛耳。还好,或许是王郎中的这个奏折使朱元璋良心发现,或许是朱皇帝体会臣下的初衷,或许是朱元璋懒得多说,反正,在看了这份奏折后,朱元璋没有加罪王国用,使他逃过了一劫并得以因这份奏折而名垂青史。 不过,由于这份奏折写得丝丝入扣,文采飞扬,又发生了一个著作权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这份奏折是大才子解缙写好后具名王国用递呈的。(参见吕景琳著:《洪武大帝朱元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不论作者为何人,此份奏折是注定与日月同辉了。 四 朱元璋在位期间,办了两个大案:一个是胡惟庸谋逆案,时间长达十余年,从朝廷到地方,许多官员卷入其中,李善长即是其中的一位。此案坐诛者三万余人。朱元璋专门编写了一本《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为这件大案的谋主胡惟庸是当朝左丞相,牵连到的同党中又有开国左丞相李善长,故而大案之后,朱元璋乘机废除了沿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此后终有明一朝,未再设丞相。有史家认为此案的实质是皇权与相权之争,而以相权败给皇权终结。朝中没有了宰相,皇帝集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威权较之从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大概至少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一个大胜利,是保证朱家江山社稷千秋万代安然永固的重大举措。 另一个是蓝玉谋逆案。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于1934年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对胡案考证后指出,“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是朱元璋有计划实施的系列大屠杀。按照朱皇帝的逻辑,此案实际上是前案的延续和发展。许多淮西勋贵尤其是武将们牵连进此案当中。被诛杀的人很多,朱皇帝公布的数字是“万五千人”,而有资料则认为不下两万余人。蓝玉案办理完毕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列传第二十》),朱元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与胡案的善后相似,朱元璋下令编写了《逆臣录》。 胡惟庸、蓝玉都是淮西子弟。胡惟庸经李善长举荐提携以才干超人受到朱元璋赏识,于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政知事。洪武六年拜右丞相,后进左丞相直至洪武十三年案发。蓝玉是明朝开平王大将军常遇春的小舅子,打仗勇敢,军功卓著,明朝立国后蓝玉常年领兵南征北伐,多有建树。朱元璋曾把蓝玉比作汉武帝时的大将军卫青和唐朝开国时的大将李靖,一再加官晋爵。洪武二十一年封为凉国公。洪武二十六年以谋反罪下狱。 胡案和蓝案的罪名大得怕人,在古代谋逆是要诛杀九族的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之罪。有关资料显示,胡惟庸和蓝玉都不是什么有操守知廉耻的人,都是野心勃勃的赌徒。胡惟庸在《明史》中被列入《列传•奸臣》篇,在朱元璋时代的文臣当中,只有胡惟庸享受了这种待遇。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是否真的犯有谋反之罪,从案发时便有非议存疑之声,一直此后数百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研究考证,认为谋逆罪名不能成立的大有人在。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成了一个铁律。“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由于地位的变化,昔日的海誓山盟会变得一钱不值,昔日的铁哥兄弟会反目成仇变成最大的竞争对手。做皇帝的,自古以来奉行的准则是“以朕为中心”,是“家天下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三国时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曹操曾直言不讳地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其他做了帝王的嘴上不这么说,心里却这么想,实际都这么做。朱元璋便是如此,谁对他的家天下具有潜在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对谁下手;谁对他的家天下构成的可能的威胁大,他出手一定会更狠,一定会斩尽杀绝,以除后患。就胡惟庸和蓝玉以及受到牵连的包括李善长在内的一干权贵而言,他们相互之间拉帮结派,互为朋党,欺上瞒下,骄横不法,不把朱明王朝的典章制度放在眼里,种种劣迹,早已一一纳入了朱元璋的视野。不要忘了朱元璋是锦衣卫特务制度的首创者,他豢养着这批鹰犬就是为了把可能出现的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就是为了不让大小官吏们欺瞒朝廷,就是为了把对手的一切都置于自个儿的掌握之中。无论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主观上是否真的打算造反,抑或是否要把谋逆提上日程,客观上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在朝着那个可怕的方向发展。因此,在朱元璋那里,解决他们仅仅是个时机问题、方法问题而已。 朱元璋揭胡惟庸案盖子的手法颇为高明。先是借胡惟庸草菅人命为由头逼胡惟庸暴露。当时,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闹市,不慎坠死于车下。胡惟庸闻讯大怒,不由分说,活活打死了车夫。消息传开后,朱元璋大怒,下令让胡惟庸偿命。胡惟庸多年擅权,怙宠骄横,朱皇帝的严令并未引起他的警惕,面见朱皇帝时,没有请罪,只是提出赔钱抵命。朱元璋不答应。胡惟庸这才为之恐惧,与亲信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并设法告诉了各地和军中的同党。随后,朱元璋借占城国使来京未向他报告为由,把胡惟庸下到大牢。然后调查取证,以谋逆罪名置胡惟庸于万劫不复之地。 胡案查明的问题让朱元璋对李善长、蓝玉等人动了杀机,于是便有了后来一连串的屠戮。 “聪明不过帝王”。在信息不对称的官场上,至高无上的皇帝拥有臣下无法拥有的资源,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取臣下的信息,拥有锦衣卫这样一支特殊队伍的朱元璋更是具有这种不可比拟的便利条件,因此也就易于掌握出招的主动权,而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确实是聪明神武的象征,是胜利者、成功者、征服者。但祸福相倚,利弊相伴,长时间的专注捕杀屠戮,也使朱元璋于浑然不觉之中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变态,在他眼里忠奸难辨,是非难分,谁都不敢相信,谁都不肯信任了。如此一来,屠刀必然砍向最忠诚的人。在他的患难夫妻马皇后和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栽培的太子朱标去世之后,他自己只能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凄凉之中。他的手中握有着一切,他的心中却永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欢乐,只能做一个货真价实的孤家寡人。 五 设若朱元璋天良未泯,他最为愧疚的应当是无法面对大将军徐达。 徐达,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人。与朱元璋从小在一起割草放牛,是不折不扣的布衣兄弟。朱元璋的发迹之路,随处都有徐达的汗水,他也因此被朱元璋视为心腹,引为知己,委以重任。在朱元璋的队伍里,徐达长期手握重兵,拥有很大的军权,在群雄逐鹿时如此,在明朝立国后仍然如此。翻开《明史》观看写朱元璋的《本纪•第一、第二、第三》,几乎总能看到徐达的身影,有明一代,徐达是公认的开国第一大功臣。早在朱元璋当吴王时,徐达便被封为左相国、信国公。朱元璋即皇帝位后,拜徐达为右丞相、太子太傅。是年春节,朱元璋心血来潮,御赐徐达春联一副:“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授徐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要知道,当时一同封为国公的中书左丞相李善长,岁禄也只有四千石。 徐达天生就是个做大将军的材料,他和常遇春是一对老搭档,徐正常副,两人各有所长,配合默契,身后皆受封为王。徐达为中山王,常遇春为开平王。《明史•列传第十三》赞曰:“明太祖奋自滁阳,戡定四方,虽曰天授,盖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徐达带兵打仗不仅以有勇有谋见长,尤以不擅权、不妄杀、不自伐,关心士卒而深得军心民心。朱元璋曾称赞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明史•列传第十三》)这个评价应该是从朱元璋的心里淌溢出来的。 常年统兵的大将军,最容易让做皇帝的放心不下。徐达却能让机心很重的朱元璋睡得踏踏实实,一点也不起疑心。由于战事频仍,徐达几乎年年春天奉命出征,到冬天奉召还京。徐达谨守做人臣的本分,每次还师,都要首先交还上将军印。如此,朱元璋开心之余经常宴请徐达。但徐达并不因此而稍有懈怠,朱皇帝愈是称他兄弟,他愈是明白自个儿是朱皇帝的臣民,说话行事愈是谦恭谨慎。 虽然徐达个人不弄权不恋权,不矜不伐,但他长年重权在握,与朱皇帝布衣相交,许多人纷纷想结识他,讨好他,巴结他,而徐达从不结党,在朝中只管军旅之事,绝口不谈政事,不搅浑水。同是淮西人的胡惟庸拜相以来,凭着皇帝的宠信,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阴有所图,徐达是他想套近乎的重要人物,为此他们动了不少心思,但徐达不为所动,他从心里看不起这个狗仗人势野心勃勃的小人。出于对朱明王朝的忠诚,徐达很策略地几次提醒朱元璋。据说朱元璋下定决心解决胡惟庸,消除这个隐患,与徐达的几次提醒不无关系。 朱元璋曾多次从不同角度试探过徐达的忠诚。一次,朱元璋很诚恳地对徐达说:“徐兄功大,而至今尚未有一处宽敞些的宅第,把我做吴王时的旧宅赐你吧。”徐达闻言大惊,以皇帝居住过的龙潜之地,决非臣下所敢居为由相辞。相隔不久,朱元璋请徐达到皇宫来饮酒,席间朱元璋借故而去,让人把徐达灌醉后扶到朱元璋的内宫安寝。徐达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睡在皇帝的寝宫里,惊恐万分,急忙走出来伏地请死。在一旁偷看的朱元璋看到了徐达的惶恐之状,龙颜为之欣慰。 朱元璋和徐达还是儿女亲家,结拜兄弟加上儿女姻亲,在世人眼里,徐达乃是朱元璋的第一心腹、第一红人。但徐达在处理与朱元璋的关系时始终是摆正自个儿是臣子、朱元璋是皇帝的位置,始终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在徐达那里,朱元璋的雷霆雨露,都被视作莫大的皇恩。谨言慎行的徐达以简单(忠心事主)对复杂(刚愎雄猜),在岁月的流逝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似乎可以过关了,但灾难仍然不期而至。 洪武十七年,镇守在北平的徐达很不幸地得了背疽之病。奉召回到南京后,终日为此疾所累,苦不堪言。面对病染沉疴的好兄弟,朱皇帝百感交集,多次亲往榻前探望。徐达身染不治之症,让朱元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个功勋卓著、威望崇高、忠义仁厚、智勇双全的布衣兄弟大限将至,无疑了结了朱元璋的一块心病。可惜徐达的病时好时坏。翌年元宵节,徐达竟能离开病榻兴致勃勃地观看院内的花灯焰火。朱元璋听说后,一颗本已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出手了。于是御赐蒸鹅,送这位交心过命的布衣兄弟走上了不归之路。 在朱元璋时代,最有威望的两个大臣无疑是刘伯温与徐达。对于他们共同的主人朱元璋,刘伯温或许因骨子里有若许读书人的清高与孤傲,使得土包子出身的朱元璋心生自卑,认为刘伯温看不起自己,不肯把全部聪明智慧能力性命贡献给朱明王朝。而徐达则不然,他和朱元璋的友谊无人可以比拟,对朱皇帝,他是忠心耿耿毕恭毕敬,从内心到外表,从言论到行动,全然无可挑剔。
与和徐达比肩为臣的李善长相比,李善长“外表宽和而内多忮刻”,徐达则宅心仁厚而胸怀坦荡;李善长玩权弄术,徐达则不偏不党;李善长倚老卖老贪权恋位,徐达则不矜不伐功成身退;李善长对朱元璋阳示忠诚而心生贰志,徐达对朱元璋则以简单对复杂而忠贞不渝。至于胡惟庸、蓝玉之流,结党营私,汲汲于功名利禄,根本无法与徐达相提并论。在徐达这座巍峨的高山面前,他们不过是一�尘土而已。 徐达之死,死于自己的卓越功绩与天下人共同景仰的崇高威望。“功高震主”乃其祸胎。在封建的家天下里,作为一名臣子,无论你的德、能、勤、绩、廉如何完美,无论你的口碑如何好,只要你让那个至高无上的主人不放心,你就注定会从那个人的视野里消失。太过聪明的刘伯温企图抽身而退,主动从朱皇帝的视野中消失而未能如愿,宅心仁厚的徐达力图隐于朝而未能独善其身。隐于野与隐于朝,途虽殊而归则同,不亦悲乎! 毕竟是徐达未做过任何对不起自己的事,毕竟赐鹅之举问心有愧,徐达死后,朱元璋在处理这位把兄弟的后事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厚,赐葬于中山之阴,并亲自为徐达撰写了情真意切令人读来为之感动的诰词,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武宁,配享太庙。“其以上三世皆封侯,妣皆封卫夫人。”(《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或许是朱皇帝把对徐达的这份愧疚传给了自己的子孙,或许是徐达的后人仍然像徐达一样一心一意地忠于大明王朝,徐达的子孙中有两位国公,分居两京。终有明一代,徐达的子孙们世享荣宠。但《明史》的撰者并未将这一切说成是朱皇帝的隆恩,而是借朱元璋之口,归功于徐达本人:“为将不妄杀人,岂惟国家之利,尔子孙实受其福。”(《明史•列传第十三》)由此看来,为人一世,不论景况如何,失意得意,都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 六 在追随朱元璋举义的淮西子弟中,汤和与朱元璋同乡,又长朱元璋三岁,是朱元璋的大哥。谁也不会想到,在与朱元璋共事的众多文臣武将中,汤和能够相安无事,成为最后一位与朱元璋手拉手的布衣兄弟。 史称汤和“沉敏多智数,颇有酒过”(《明史•列传第十四》)。在朱元璋最为信赖的几位布衣兄弟如徐达、常遇春、邓愈等当中,汤和由于酒后失言,很早便引起了朱元璋的嫉恨。远在与张士诚相对峙的时候,汤和以统军元帅、枢密院同佥的身份奉命镇守常州时,因事请示朱元璋未获批准,心里不满意,醉酒以后口出怨言:“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汤和的这几句话非同寻常,让朱元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汤和的仕途也因此而总是磕磕绊绊,不大顺畅。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人们都以为凭汤和的赫赫战功,应当封为国公,与徐达、常遇春等并列,汤和也视公爵为囊中之物。谁知,别的兄弟封了国公,如愿以偿,唯独他仅封了个中山侯,岁禄也只有一千五百石。汤和心中不快,又被朱元璋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洪武四年,汤和奉命以征西将军的身份攻打四川。战事结束后,副将傅友德、廖永忠受到奖赏,作为军中主帅的汤和得到的却是一通训斥。汤和心里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仍然生他守常州时那几句话的气,不肯放他一马。此前,汤和对朱元璋的不公道心怀怨恨,认为他这位当年的放牛娃兄弟不够意思,这回他想明白了,他面对的已不是昔日的放牛娃,而是八面威风的朱皇帝,自己的小辫子让人家揪在手里,随时都有可能新账老账一起算,让自己身首异处。于是,他当即向朱皇帝承认自己有罪:“陛下嘱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机缓事,死有余责。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诛,臣已过望,何敢再希重赏。”(《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此后,尽管汤和常年鞍马劳顿,不敢丝毫懈怠,但朱元璋还是时不时地找个机会就要教育他一番。直到洪武十一年,才把信国公的封号赏赐给了汤和,但在御制的敕封诰词中仍然将他守卫常州的过失提了出来,并铸之铁券,传之子孙。试想,朱元璋对汤和的这个态度,能不影响到以察言观色、投主子所好为能事的大小官吏文臣武将们吗?汤和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能不大打折扣吗? 俗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汤和早早地犯了一个大过失,让朱元璋耿耿于怀,一直抓着这根小辫子不放,使得他惕厉惊心,循规蹈矩,不得越雷池一步。多年的磕磕绊绊,使得汤和比别人更深刻地领会到了朱皇帝的天威,使他明白了在朱皇帝手下为臣子,保全性命比其他任何索求更重要。“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一切,对于戎马一生战功显赫的汤和走好余生之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洪武十九年,徐达去世不久,对朱元璋的心思一清二楚的汤和找了个机会,以年老多病、不堪驱使为由头,诚恳地提出了告老归养的请求。看见汤和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口的话,朱元璋十分高兴,当即允准,并赐钞五万锭,传旨工部,立即在中都凤阳为汤和营造府第,并同时为诸公侯在家乡营造府第。朱元璋的本意是借此启发其他公侯勋贵们群起效仿,一举解决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岂料想浮名浮利浓于酒,朝廷内外的达官勋贵们根本没人响应汤和的举动。这在令朱元璋感慨万千的同时,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汤和这位老兄弟的好感。 致仕归养后的汤和确实比从前更乖了,他在老家言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与人交谈,从不涉及朝政,对国家大事更是一语不敢外泄。见惯了官场险恶的汤和不爱钱财,朝廷的奖赏,大半被他拿去分给了乡里乡亲们,终日与小时候的故交在一起把酒言欢,其乐陶陶。耳目无处不在的朱元璋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布衣仁兄彻底放心了。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汤和从家乡赶往南京参加朝贺之后,单独觐见朱元璋,并向朱元璋讲了一件事:李善长在老家兴建新宅时,曾向他借用三百卫卒,他以为不妥,便谢绝了。说完此事,汤和心中十分不安,他知道李善长正开始走背字,此举似有落井下石之嫌。但他深知自己这位把兄弟的厉害,如果不向他报告此事,说不定会被他作为一个把柄,置自己于死地。 此后不久,汤和便病倒在京城,失音哑巴了。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在杀光了他心目中的所有对手之后,回首当年,感慨万端,于是派人把失语的汤和从家乡请到他的皇宫中,拉着汤和的手话说当年。此时的朱元璋与此时的汤和,讲话的和聆听的,大笑的和咧嘴的,清楚的和糊涂的,勾画出一副空前绝后的官场写真大结局图景。 电视剧《朱元璋》主题歌的几句歌词写得既浅显又饱含深意:“童年我们是朋友,一年一岁手拉着手,曾经有一个小心愿:人生路上一起走。”心愿虽小实现难,朱元璋和他的结义兄弟们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汤和病逝,享年七十。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汤和在朱元璋的手中得以保全,既是个例外,又合乎朱元璋的逻辑:谁对朱家天下不构成威胁,谁就可以平平安安活到老死。 理解朱元璋,不可以忽略汤和这个词条。 附带说一句,电视剧《朱元璋》把汤和在第一次受封时的委屈演绎得淋漓尽致,但理由却说成是因为汤和借兵卒给李善长建宅第。我苦思不解,为何要如此移花接木。近日看电视讲座,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周思源先生讲授《新解水浒传》时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心情为之开朗。周先生讲:“小说人物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小说家。除了上帝厉害就是小说家厉害。”这里也可以套用一下:历史人物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剧作家,除了上帝厉害就是剧作家厉害。 七 参悟朱元璋,似可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跳出朱元璋生活的圈子,来个“合并同类项”,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观照。 在中国历史上,刘邦是和朱元璋最为相近的“同类项”。 考其籍贯,朱元璋是安徽人,刘邦是江苏人,二人出生地相邻。考其经历,均来自社会底层。朱元璋更苦些,典型的贫雇农,十几岁的时候因生活所迫去寺庙里当了和尚;刘邦的境况要好些,年轻的时候混了个亭长的差事,是个相当于里长大小的基层干部。考其先人,二人做了皇帝后其母亲都被说成是与神有过一段风流韵事。朱元璋的母亲梦神以药丸相授,吞之而口余香气,生下朱元璋时,红光满堂,以后一连几日夜里数有光起。刘邦的母亲刘媪与神交媾以后生了刘邦。各自的祥异均被载入本纪。
做了皇帝之后,二人同样大封功臣。不同的是刘邦既封同姓王,也封异姓王,而朱元璋因有前车之鉴,只封其子为王,一同打天下的异姓功臣们只封公、侯,不封异姓王,至多是死后封王。两个人大封功臣之后的做法也如出一辙,相继以各种借口对心怀二志的功臣大打出手。刘邦时代功臣们的爵位高,权力大,有的甚至公然造反,于是刘邦多措并举,或拘禁,或贬职,或征讨,或诱捕,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相继落网;朱元璋时代功臣们并没有公然造反,甚至反迹并不明显,也被朱元璋用种种借口大兴狱案,诛杀殆尽。 两人的关注点略有不同。最能反映刘邦心态的是他做皇帝后重回故里,即兴而作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刘邦最为担心的是身前,是当下亟待应对的棘手之事。朱元璋虽也思考边境安宁问题,但似乎并不担心人才缺乏,他最为担心的是身后,是如何把江山打理好,交给后世之君。这种差异,或许和他们在位时间的长短有关。刘邦从公元前202年打败项羽正式建立汉朝即位起到公元前195年去世止,仅当了不到八年的皇帝,而朱元璋则做了近三十一年的大明开国皇帝,在位时间比刘邦长出二十多年,思考的问题更长远些,也在情理之中。 两人都比较节俭。公元前199年汉高祖讨伐叛逆韩王信返回京城,看见丞相萧何为他营造的未央宫甚为壮观,一下子怒不可遏,责问萧何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巧妙地回答:“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威重,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认可了此事。(参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朱元璋做的比刘邦还要到位一些。贫苦出身的他立志要做一个节俭皇帝,并为之进行了不少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把节俭作为其施政方略的一大内容:“节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为了节俭,他大大压缩了官员们的俸禄,以至于使明朝成为历朝历代官员俸禄最低的朝代。 朱元璋高出刘邦的地方,在于他为老百姓作出的努力。汉王朝和明王朝都是在连年征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在位的几年中,几乎年年忙着打仗平叛,还未来得及考虑其他,便匆匆忙忙地去世了。明王朝建立之后,虽然同样年年要打仗,但朱元璋已把安定百姓、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提上了日程,为此他采取了许多深得民心的举措。比如,洪武元年三月山东平定后,诏令免除三年赋税;洪武二年三月平定陕西后,值关中闹饥荒,诏令调粮赈灾;平定元大都后,发布大赦天下诏,提出“田野辟,户口增”的六字方针,推动恢复生产;洪武六年,大规模组织移民屯垦;实行军屯制、商屯制等等。如此持续的努力,带来了生产的迅速恢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国力的大为增强。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使百姓相对富足,是朱元璋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政绩。 电视剧《朱元璋》借刘伯温的遗奏,指出了朱元璋当政时的四大遗憾,即刚愎雄猜、严刑峻法、吏治太苛和藩王可虑。这是很诚恳的批评意见。在明朝之前,宋代是官员待遇最厚的朝代,宋代的统治者力图以厚俸杜贪,起初有效,但行诸不远,贪污又成了社会风气。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以宋史为鉴,反其道而行之,企图通过严刑峻法以奏其功。凡贪官污吏,重则处死,轻的也要充军或罚作苦役,有的贪官甚至被处以剥皮的极刑。他还发布大诰,支持受到贪官污吏欺压的百姓上京告状。严刑峻法之下,官吏们的贪枉之心虽然有所收敛,但治标不治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元璋和刘邦都是土包子,对文人士子都有过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态。刘邦蔑视文人最极端的表现是把文人的冠帽当做溺器,往里边洒小便。朱元璋对儒学的轻蔑则是公然贬抑历朝历代文人士子视为亚圣的孟子,将《孟子》清出必读书目。他这样做的真实理由,只是因为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里包含了他这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民本思想。不过,这两个皇帝后来都对文人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刘邦对文人的尊重是自孙叔通制定礼仪让他体会到了皇帝的威严始,朱元璋则被史书称为“能礼至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武定祸乱,文治太平”(《明史•本纪第三》)。不过大老粗出身的朱元璋仍然自外于文人士子,认为文人士子在骨子里看不起他。 他们两个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所封的同姓王到后来都成了自家王朝最不稳定的因素。西汉王朝同姓王的祸乱经史家的渲染尽人皆知,于此无须赘言。明王朝在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即位不久,燕王朱棣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夺取了乃侄朱允�的天下。九泉之下的朱元璋,目睹这一幕骨肉相残的史实,他这个始作俑者不知作何感想? 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追逐,是专制体制下一个永远也无法消除的难题,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一般,朱元璋把它不放心的功臣勋贵屠戮殆尽,只不过是消灭了一伙现存的对手而已,而他自认为最信赖的自己的几个儿子马上转变成了现实的对手,而燕王朱棣起兵造反时,打的正是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赐予他们的“清君侧”的旗号。本来预先放置的石头是用来砸对手的,却砸了自己的脚;本来大封诸子为王是想让王子们与皇帝互为犄角的,却出现了同室操戈的惨烈一幕;本来苦心孤诣地为未来的千年基业设计好了一切,却被一场疾风暴雨冲得一塌糊涂。想象中的成了泡影,不想见到的竟成了残忍的真实。倘若刘邦在彼岸世界神游时偶遇朱元璋,联想起这一档子事,一定会不假颜色地嘲笑他枉自晚生了一千多年,枉自站立在先人的肩膀上,枉自徒劳无益地竹篮打水,枉自纠缠着什么不值一钱的心结理想! 是的,刘邦老爷子是有资格这么嘲弄朱元璋徒子徒孙的,尽管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同样不高明,但他对未来的预言足以证明他的知人之明比起朱元璋来,简直如同在九天之上俯视九地之下。 《史记•汉高祖本纪第八》载:高祖病危,吕后至榻前问:相国萧何之后谁来继任相位?刘邦答曰可让曹参继任。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刘邦的眼光的确看得很深很远,看准的几个人都不错,特别是对周勃的认识,更是让后人佩服不已。刘邦死后,吕氏弄权,汉家天下几至倾颓,正是周勃、陈平等人齐心合力挽狂澜于既倒,刘家天下才得以危而复安。相形之下,朱元璋仅仅从一己私心出发,以杀尽功臣勋贵为能事,在他身后未给幼帝朱允�留下像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这样的梯次结构的治国俊才,实在是失之心胸褊狭、目光短浅啊。 责任编辑 洛 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