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文/彭治国 摄影/彭治国 部分图片提供/叶放 鸣谢/三智道商国学院 叶放 车前子
每个人去苏州都有他的理由。去看园林，去听昆曲，去会朋友，去花光身上的钞票，或者仅仅是随意地寻找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理由。
苏州吸引我的，是这座城市和文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盛产文人又成就文人的地方，有着与别处不同的文人气质：浪漫的情怀，对美的全身心投入，骨子里对体制的不信任或疏离、生活中对细节的热爱，知识的崇拜……
两千五百年来，苏州人一代又一代，到了今天。看不上似乎不像了，衣服不像，举止不像，但不知为何仍有几分优雅，他们依然对那些被称为“风雅”的事物痴情不改，念念不忘。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苏州变成了传统中国文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书藏苏州
苏州历史上书香盈人，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无论是规模恢弘的图书还是屹然矗立的藏书楼，以及在长期的藏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保护措施，都成为藏书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由此形成的习俗、风尚，又无不丰富着苏州文化的积淀。
一
2012年6月，南京图书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馆藏四分之三“过云楼藏书”的总体情况和专家鉴定评估意见。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形容这批藏书是“珍品纷披”。随着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2.16亿元的价格拍下另外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过云楼”的藏书终于合璧团圆。
过云楼为苏州专门收藏书画的私家藏书楼，由清代顾文彬营建，与怡园一起，均为顾家私产，内藏大量珍贵古籍善本、字画，老苏州誉之为“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
过云楼藏书的传承曾数历惊险。先是清末民初时，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在经济财阀支撑下，虎视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有得逞。抗战时期，为避战火，过云楼曾将八百余部藏书陆续转往沪上租界。“文革”浩劫中，顾氏过云楼亦被查抄，后查抄物归还了顾氏后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京图书馆购得顾家藏书共541种。如今，过云楼的诸多珍贵书籍与怡园都已捐献给了国家。
过云楼藏书古籍中，还包括了保存完整的传世孤本——800多岁的宋版《锦绣万花谷》。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相当于宋代“百科全书”，集成了当时的天文地理与人文风情等各类书籍，完整地传承着宋代文明。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曾评价：“书成锦绣万花谷，画出天龙八部图。”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不下200种宋本中，也拿不出这样单部就有40册的书刻完本。
今年84岁的顾笃璜，是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玄孙。在他印象中，家里的收藏氛围从他记事之后已经不浓厚了。过云楼盛况空前的文化活动，更多的是从父辈那里听到的。他还记得，小时候大人每年到一定季节，把大量的藏书拿出来晒。
二
事实上，与苏州有缘的藏书楼远不止过云楼一家。
明代是苏州私家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藏书家不断涌现，藏书楼日益增多，规模扩大。著名的藏书楼，有唐寅的“学圃堂”。
人们都把唐寅的字画视为珍宝，其实唐寅还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在桃花坞别墅内，不知有多少奇书异画和珍善古籍，令爱书人惊羡不已。一次文征明去唐寅家借书，感慨之余，写有《饮子畏小楼》诗：“君家在皋桥，喧阗井市区，何以掩市声，充栋古今书。”
到了清代，苏州著名的藏书楼有百宋一廛，这是黄丕烈的藏书楼，学者王颂蔚称其为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
黄丕烈自谓生平无他嗜好，却爱书成癖，特别是宋版书，只要见到，必竭力以得，可谓要书不要钱。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黄丕烈曾经收藏过的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是国宝级的图书。宋版书在明末清初已经是非常值钱了，甚至以页论买卖，黄丕烈为购宋刊《战国策》，竟花去八十两黄金。
苏州常熟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是清朝时期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江浙藏书家进呈家藏图书，瞿氏铁琴铜剑楼和宁波范氏天一阁最多，入选《四库全书》的也以这两家为最。
常熟瞿氏有一种藏书精神，值得赞佩。据史称：光绪帝爱好鉴赏古籍，了解到瞿氏的藏书多为宫内看不到的，便派人取来欣赏。曾有一本书被光绪看中，很想留下，就要赏瞿氏后裔三品高官，并发帑币三十万两，以换其书。瞿氏后人却说先朝颁有诏书，不可将书让人。光绪帝恪于祖训，竟无可奈何。
太平天国时，兵火动乱，邑中藏书大半损毁，唯独瞿氏后人不避艰险，将藏书载赴江北，使之免于兵火，后又运回常熟，虽有丢失损坏，但所有珍秘之本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无一丢失。瞿氏藏书，平日有人管理，每年拿出来晾晒一次，且有固定时间，保存与曝书得法，因此所藏书籍，多年不蠹不失。
瞿氏数代藏书，绵延二百多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950年1月7日，瞿济苍将其家藏善本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在苏州小巷里，弥散的是静谧、幽雅、深藏不露的书卷之气，而这书卷之气是从小巷藏书楼里珍藏着的古籍善本中飘逸而出。
藏书楼作为苏州文人读书、收藏、著述之所，同时又是他们的一方精神乐园。在这有限的空间内，他们或读书、或著述、或与二三知己倾茗畅饮，纵论古今，逍遥于最有味的卷中岁月。
三
在苏州历史上，刻书家大都兼有藏书家和学者的身份。
苏州知名作家、文化学者王稼句说，冯梦龙不仅是小说家，更是出版家。尤其是他编辑通俗小说的成就，在中国古代出版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冯梦龙一生编纂的图书流传至今的还有27部，其中以单行本、选编等形式流传的更难以统计。他编辑的图书遍及话本、章回小说、文言小说、剧本、曲谱、民歌、散曲、谜语、科考读物、方志、时事笔记、应用文、游艺等通俗文化的各个门类，简直无所不包。
没有哪个地方的水井有苏州这里的多
在苏州，没有两个一样的水井
冯梦龙搜集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他曾在自己一本书里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这个“茂苑野史氏”，据后来的学者考证就是冯梦龙本人，可见他家里是藏有大量通俗小说。
提起苏州名冠江南乃至全国的大藏书家和名刻书家，毛晋汲古阁是其中最著名者。
毛晋藏书很有特色，他如果得到一部善本秘籍，喜欢让别人来读来抄，而且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他得到秘籍的快乐，他还要把书刻印出来，向社会推广。
对于善本书籍，毛晋不遗余力地搜集。他甚至在家门口张榜：“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好友陈瑚诗中描述：“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当地甚至流传起了这样的谚语：“三百六十行，不如鬻书于毛氏。”
毛晋是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人。他刻有《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仅这三部书就达50776页，是名符其实的大部头。不少古籍的毛刻本是传世惟一的全本。
汲古阁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毛晋所刻之书多为宋元善本，而毛晋又曾以高薪聘请名士校戡书稿和书写版样，所印之书，无不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据说汲古阁印书所用纸张，都是在江西定做毛边、毛太纸。故当时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后之学人，受惠於“毛刻本”者极多。直到今天，除各图书馆外，流传于个人手中的“毛刻本”还有不少。
毛晋父亲是有名的地主，家有良田千顷，因为毛晋刻书耗资过多，家境逐渐衰落，为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等典籍，他不得不卖掉300亩良田。
四
王稼句说，苏州有镇，名曰“藏书”，是取自西汉朱买臣藏书之地的典故，这镇历史悠久，藏书家应该来苏州朝拜下。
朱买臣负薪读书的故事，同李密牛角挂书、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历来被作为古代读书人勤奋的四个生动例子。《三字经》中就有“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之句。至今，我们也还能在全国许多古建筑上的砖雕、石雕、木雕上，见到“买臣负薪”或“负薪行歌”的内容。
在藏书多达3万册的书房里，读书、编书、写书成了王稼句的日常生活。但他觉得自己作为藏书家不敢当，因为与前人比起来，他与一般文史学者的藏书大同小异，何以称“家”？
王稼句不想当藏书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甘心去做一个仅仅买买书、藏藏书、看看书的人，还想将书用起来，去做书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因此笔耕不辍，写了很多著作。
有人说读书辛苦，皓首穷经，坐冷板凳。王稼句却一直记得有句话叫，“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在他这里，读书强调的是趣味主义。一方面是做学问，一方面也是自得其乐。他在《看书琐记》中说“几乎每天午后，我常常拿一本书倚着软榻，随便翻翻，自己是当做休息的。特别是从天高云淡的凉秋，到那暖风烂漫的杏花天，晴朗的日子，看着看着也就有点迷迷糊糊，前人所说的负暄之乐，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
没有“必读书”的要求，也不需要应付体制内的规定动作，更无当专家学者的念头，至多就是想多知道一点什么。“因此，我的看书就来得随意了，有什么书看什么书，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看也就看了，有时一本厚书很快就翻完，有时一本小册竟消磨几个黄昏。知堂老人有个很好的比喻，说看书就像是吸烟，在我也是如此，有点小小的瘾头，既不讲究什么牌子，也不讲究什么场合，本来就是平常的事，只是借着书卷消遣罢了，与垂钓、下棋的意思是殊途同归的。”
王稼句说，因为没有单位管着他，他现在自由了，可以不想见的人不见，不想开的会不开，不想听的话不听，不想写的书不写。看来，书这件事，他是完全主动地了。
文蕴苏州
一
多个采访对象告诉我，苏州也曾是十分落后的蛮荒之地。
苏州阊门城内的专诸巷，传说是著名刺客专诸的葬身之地。这位“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用鱼肠剑刺死王僚而帮助公子光登上王位的勇士，被载入《史记·刺客列传》。
我走在专诸巷，有人在水井前洗衣，有人在慢慢走着，一片平安祥和。倒是午后的太阳毒辣无比，是这里唯一的暴徒。
苏州的雷霆万钧还可以从唐朝诗人李贺的诗中读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吴钩”是苏州的特产，就像它后来出产园林、昆曲一样。吴钩也成为精良兵器的代名词，可是，“把栏杆拍遍，吴钩看了，”谁人会“登临意”？
我去了虎丘，那最引人入胜的是传为吴王阖闾墓的剑池。方志记载，剑池下面是吴王阖闾埋葬的地方。之所以名为剑池，据说是吴王入葬时把他生前喜爱的“专诸”、“鱼肠”等三千宝剑作为殉葬品，同时埋在他的墓里。一池碧水之上，我们一群游客脑袋左看右看，不知道剑在哪里？
当时的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吴越之间频繁进行武力征战。先是越王勾践把吴王阖闾打死，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勾践。最后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利用计谋，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消灭了吴国，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
吴国所以能够称霸，恐怕跟精良的兵器和那时的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是三国时代，各路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场，作为军事中心的苏州，随着争霸格局的结束而消亡。于是，苏州，不再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它默默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
南宋时，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再一次带来了北方文化，这是苏州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文化大融合。这次融合无比重要，自此以后，苏州一改好剑尚武的风俗，成为了全国文化的中心。作为文人的苏州开始崛起。
在清代人的笔记中，曾记载学者汪琬所言：苏州土产只两样，一是梨园子弟，另一样为“状元”。据统计，明清时状元中，苏州状元占17%，状元之多全国第一。这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队伍，可以说是苏州作为传统文人渊薮的一个重要佐证。
二
苏州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桥一园，似乎都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吟唱过。
苏州几日，我都住乌鹊桥路。乌鹊桥是苏州一座古桥，据说建城之初，此处有吴王乌鹊馆，桥因馆而得名。白居易曾多次吟唱过这桥。我想象白居易见它时的美景。如今，这里已是繁华的商业街。
最著名的寒山寺，我一定要去的。那里因诗僧寒山在此修行而得名，也形成寒山寺诗文儒雅、观物识性的独特传统。寒山寺的出名，要感谢张继。他的一首《枫桥夜泊》使寒山寺名扬中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诗歌，是我小时就会背的句子。
其实，苏州何止一个寒山寺所能概括。
白居易写苏州，“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写的真是美啊，只有苏州才配得上这首诗。我在今天的苏州的老城区走来走去，走过的桥比走过的路还多。那桥，有的典雅，有的热闹，有的抒情，有的娇小，有的宽阔，像极了人的个性。我想，在白居易的时代，苏州的桥会更多，只会更美。
何止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人在苏州留下诗句。像唐朝的韦应物、刘禹锡，他们和白居易一样，都做过苏州刺史，这三人都是大诗人。韦应物更被称作“韦苏州”。所谓“苏州刺史例能诗”，这是不错的。
车前子说，“以前的诗人，不来苏州荡，不写苏州诗，就算不上出道，杜甫没来过苏州，着急啊，凑出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后，心情方好起来。”
在苏州，同古琴最有缘分的园林要数这怡园了
琴书
三
苏州为全国贡献出众多文人士子，他们是全国的榜样：像明代宰相申时行、王锡爵和清末的翁同龢。
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另外的人物。他们是贫士，是乡绅，风流倜傥，与世无争。这些民间的皎皎者，如唐寅、祝枝山、冯梦龙以及文征明等，成为中国绘画和文学的传道者和开拓者。这些才华横溢的文士几乎都是科举考试的落榜者。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但屡试不中。他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颇感兴趣，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并写下最著名的言情小说《三言》，这是最早期中国白话小说的代表作。
可惜，当时主流对这位通俗文学大家很不重视，在《明史》“文苑传”中找不到冯梦龙的名字。在《苏州府志》中仅有几句有关的记载：“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然后呢？没了。对冯梦龙在通俗小说上的成就，只字未提。
这就是苏州的文人。对于正统文化来说，他是不正统的，甚至边缘的，它不在所谓的主流之中。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是苏州人，也是狂放不羁的角色。他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又绝意仕进，只以读书著述为乐。后因苏州“哭庙案”被囚，被判处斩刑。
王铎受教于蔡德允
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中说：“字付大儿看，腌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憾矣。”真是颇幽默的绝笔。
刑场上，正值大雪纷飞，金圣叹面对屠刀笑道：“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
苏州还有位文人叫范成大，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四大诗人”。他在很多方面像他的前辈范仲淹。甚至在为官上，范成大也极似范仲淹，为人刚正不阿，视死如归。但因仕途不顺，他深感宦海疲惫，便上书乞归故里。
终于退休报告批下来后，赋闲在苏州石湖辟范村的范成大乐得自在，他赏梅、咏梅、记梅，可谓是梅的知音，并写下了一部梅的专著：《梅谱》。这是中国第一本梅花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梅花专著。
沈复也是苏州人。他在《浮生六记》中回忆了自己的妻子芸娘，也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美的女性人物。她也是苏州女人。林语堂说：“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生活中，看他们追求美丽，看他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折磨，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妒……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
宋徽宗《听琴图》局部
林语堂是懂苏州的。但这一切如此不合时宜。风流倜傥、放荡不羁、风雅浪漫、儿女情长，这似乎不是主流社会应该提倡的价值取向。
诗人、诗歌评论家李德武说，“从三国吴国被灭以后，吴国作为一个独立霸主的意识再也没有了。在那之后，苏州再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去和北方拼争过，始终处于中央集权的边缘。苏州的核心文化是非政治化的，非集权化的，它更像是一块飞地，一块自留地，而这块自留地对文人非常有吸引力。由于他的主导思想是非政治化的，所以他是生活化的。他重视人，重视人自身存在的需要。”
苏州，因此而与一切城市区别开来。
四
李德武说，苏州的美不是为某些个别人独享的，而是为大家分享的。
这让我想起作家陶文瑜的回忆文章。他说：“我的母亲就是苏州小巷里的家庭妇女，春天刚开始没多久，她就会去街上买回来二两碧螺春。碧螺春是平常人家的奢侈品，我的母亲情愿在其他地方省吃俭用，在苏州人心里，时令是不能辜负的。”
叶放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感慨，从前在苏州，知书达理人家，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喜欢栽几盆水仙花，作为“岁朝清供”的年花，这是一个品位。“你去打计程车，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如果有人放一朵白兰花，那说明他是个老苏州人，外地人是喷个香水，这样简单方便。但白兰花的香味是其他任何香水不能替代的。以前十里山塘七里香，就是说的这满街卖的白兰花。它很便宜，也就卖两三天。但他不仅是清新，也是一个文化记忆。”
作为一个外来人，东北人李德武的感慨更多。他说：“苏州人精通诗书，懂得礼仪，善于饲养花草，一不小心家里就藏着什么古董，没事他一定要喝喝茶，休闲时一定要找一个雅静处坐一坐，听听琴，这是苏州人的文化，一千多年他们就这么过来了。我曾见过一个老农用12年时间把家后面的池塘填平为了建一个假山，建一个花园，这个情调在其他城市是不存在的。还有一个老农没事在口袋里就放在一个金铃子的像蟋蟀的东西，没事要捅他玩。这里随便一个人书法都很有功底，这要换在北方就成书法家了。”
苏州对李德武改变很大，“在北方时，我和传统文化隔的很远。生活里，包括城市的格局里很难找到传统文化的影子了。在今天，在许多城市，我们看传统文化，无非就是看博物馆文化，看遗址文化，看墓葬文化；但在苏州，你能从老百姓身上看到这个城市对他们的影响。我在北方是一个很粗的人，现在我内心变得安静，细腻，对事物怀着敬畏，这城市两千多年了，随便一低头，一块石头年龄都比我大。”
李德武说，苏州真正的文化是，它的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和态度，而不是浮在表面，“诗文不过就像一个标牌，就像灯塔一样，但更多人内心是有光明的，你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形态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去了。”
叶放的“南皮石纪”
琴会苏州
一
吴门著名琴家，苏州人汪铎有些固执，当别人把琴弦换成金属的钢丝弦时，他依然用传统丝弦弹奏。他说，“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就传统古琴文化遗产而言，丝弦是不可缺少的。
我去洞庭西山拜访他的时候。他微笑着用蚕丝弦的古琴给我弹了一曲《潇湘水云》，琴声挑动了寂静的下午。汪铎弹得很轻，琴声悠远。我当时震撼于只有7根炫的古琴，却能发出让整个房间共鸣的奇妙声音。
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听古琴，但这持久深沉的乐音仍撼动心弦。
二
在湖南，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见过古琴。我只见过笛子、口琴、二胡、唢呐类似这样的乐器。后来，长大一点，到城市里，我见到钢琴。古琴是什么，不知道，我只见过一些有关它的成语，比如对牛弹琴。
再后来，到北京，我就见到真的古琴了。在拍卖会上，偶尔有它的身影，一旦出现，便是众人的焦点，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似乎还裹挟着旧时代梅花的苦香气，说不出的风雅。我肃然起敬，可是，它隔在玻璃柜里，而价格好高啊。
当时，它并没有打动我。
我在乐器店里看到有卖的便宜的琴，千元不等。一个朋友，某位从英国回来的海归，在30岁的某一天，他突然买了一张2000块钱的琴，下班回来就坐在家里对着琴谱弹。作为初学者，他弹得并不好，但他觉得“幸福和宁静”。我那时候才觉得古琴也可以安心啊。
三
汪铎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古琴的故事。传说东汉时期，蔡邕隐居吴地，一次有人烧火做饭，他听到灶台下有噼噼啪啪木材爆裂的声音。蔡邕精通音律，一听就知道那是好桐木，马上冲向灶台，从火里抢救出那根木头，可惜一段已经烧焦，后来做成的琴就叫做焦尾琴，称得上是千古名制，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并称四大名琴。
我不知道这是否在讲一个知己的故事。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而蔡邕所为，是否也在传达一个人和一块木头心有灵犀的感情。
汪铎讲的蔡邕，对苏州古琴的传播亦有贡献。他曾经“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地传授琴学十多年，弟子中顾雍，官至吴国丞相。
汪铎说，古琴在古代是必修课，文人都要会弹弹琴，最早它是祭祀的时候用的，祭祖、祭天，后来成为文人的必修课。
汪铎自小就拜舅舅吴兆基先生学习古琴。吴兆基是古琴大家，他的琴风形成了汪铎未来的琴道观念。吴兆基认为，现代一些琴家片面在技巧花招，华丽装饰上追求，形成哗众取宠的风气，这同古琴本身是不相符的。如今，汪铎要求学生学琴时，也要打消这种不好的心态。
汪铎主张弹琴乃琴人修身养性的过程，可以同太极拳气功相互联系起来。他说：“是要听众听他们的演奏呢，还是看他们这种表演？或是他们的琴音不足以吸引听众，而不得不加上表演呢？这是把古琴演奏流于江湖术士们的哗众取宠招式，同讲究琴道的传统文人琴是格格不入的。”
不止一个青年琴人告诉汪铎，开始接触古琴时，对现代演奏家们的华丽琴曲曾产生过兴趣，但不久就被老琴家们苍古恬静的琴音所替代了。
汪铎希望他的学生能把文人琴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光大。
四
苏州的常熟，对古琴的发展影响巨大。
言子是奠定常熟古琴艺术的先贤。言子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学生。他从孔子那学到了系统的儒家思想理论，领悟了“礼”、“乐”在治国德政中的核心地位和巨大作用，终于成为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之一。公元前446年，时年61岁的言子偕孙言丰及家人离开鲁国回到吴地，“弦歌话俗”，以琴代语，乐教百姓，润泽故国人文山水。
自唐以来，吴派人才辈出，古琴大师相继不断。唐代琴学大家赵耶利后来听到吴地古琴，曾大加赞许，“吴声清宛，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
在明代，常熟出现一位古琴高手，名叫严天池，他创立了虞山琴派，将中国的古琴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虞山琴派的影响辐射全国，甚至波及海外。苏州常熟，成为中国古琴艺术史上的一个制高点。
严天池出身名门，父亲是当朝重臣，权倾一时。但他不爱当官，更喜欢弹琴读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他的生活：“绝不闻户外嚣音，自翰墨外，辄取古琴，焚香一弄，悠然自得……间尝坐听，不觉竞心顿消，洋洋乎道澈之和平袭人。”
严天池一生为古琴做了影响深远的几件大事：组织“琴川社”，创立了虞山琴派；编定《松弦馆琴谱》，其中有流传民间的古琴曲和他自己创作的琴曲，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古琴曲谱。倡导“轻微淡远”、“博大平和”的虞山琴派被誉为“古音正宗”。当时的各路琴派，“以虞山为归，是犹百川之趋赴不一，而朝宗于海也”。而严天池对古琴艺术的开拓和贡献，被人誉为“古文中之韩昌黎、岐黄中之张仲景”。“一时知音翕然宗之”。
五
明清以来，琴人以琴会友，大都设在文人士大夫宅第花园的亭榭搂阁中。这是取私家园林环境的幽雅清静与古琴的内涵、琴人所倡导的琴道、琴德正相合谐。
因此吴门琴学与苏州园林历来有不解之缘。苏州古代造园家几乎无不要在园林中布置具有琴境的琴室、琴亭，透出丝丝琴韵。
在苏州园林中，与古琴艺术有内在联系的，以怡园为胜。怡园园主顾文彬工词章，善音律，对“高山流水觅知音”的高雅超逸的境界神往已久，因爱琴好石，在自己造园时，精心构筑了与琴有关的景点：坡仙琴馆。这座建筑内部分隔成两间，东侧有匾“坡仙琴馆”，西侧匾额“石听琴室”。
1919年8月，苏州盐公堂叶希邀集北京、长沙、扬州、上海、浙江、四川各地琴家33人，会琴于苏州怡园，研讨琴学。会上15位著名琴家相继抚琴。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分别弹奏了《梅花三弄》、《石上清流》等名曲。会后木板刊印专辑《怡园会琴实记》，著名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为这次琴会撰文。这是近代古琴家第一次全国性盛大集会。
自此，怡园琴会便成为琴友相聚的固定活动。1935年，琴家在怡园雅集，为大兴琴学，弘扬交流，琴家倡议成立“今虞琴社”。然而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怡园琴会渐渐消声哑音。
直到1992年，享誉国内外古琴界的著名古琴家、吴门琴派的代表人物吴兆基，著名古琴家徐中伟、叶名佩，及吴门琴社琴友十余人欣然应邀，再续怡园琴会，绝响多年的古琴声又在怡园回响，延绵至今。
苏州，因为琴会，而更见风雅。
六
苏州有吴景略、管平湖，他们被公认为上世纪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古琴大家之一。
先讲吴景略，可以说开创了新虞山派，一般说法，以虞山派琴风最为“清微淡远”，但吴景略的琴曲常常是根据内容需要，有的奔腾动荡、撼人心魄，有的优美华丽，美不胜收，还有的凄楚哀伤，令人神伤……
吴景略的弟子，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祥霆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唐代《琴诀》中，就有古琴‘可以观风数，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之说，一种连鬼神都能感动的音乐，它能是不感人的吗？”
而管平湖。美国太空探测器的金唱片上，就录有管平湖演奏的《流水》，向茫茫宇宙寻找新的“知音”。
“古琴像一个黑色的庭院，夜深了。”这是苏州诗人车前子听了管平湖先生的弹奏后最初的感受。他听出了管平湖先生在弹奏时候的变化，并把他的弹奏风格划分成三个阶段：早年——“夜深人不静”；中年——“夜深人静”；晚年——“夜深不见人”。
车前子说，“夜深人不静”和“夜深人静”，一般艺术家也能做到，而进入“夜深不见人”的堂奥，就不仅仅是性情与功夫了。
园林苏州
一
到苏州的那晚，我去南石皮弄找苏州国画院的画家叶放。
他从小就生活在园林里，后来离开了园林，却又难以忘怀。2001年，他与朋友用3年时间，把自己家设计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现代私家园林——南石皮记。走进去，南石皮记里自有幽静，灯红酒绿、人声鼎沸的十全街被甩在脑后。
叶放说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年过完春节，被长辈带到园子里折梅。大人告诉他们，梅花的枝条怎样才算造型独特，什么样的梅花剪下来才有可能因为造型美观夺冠。孩子们各自跑到园子里，寻找自己心里最美的那一枝梅花，拿来评比。评选上的花魁奖励就是可以把自己折的这一只梅花亲自插到楼上祖父的书房古花瓶里。
“有一年，我得了花魁，那是我第一次在早晨进入祖父的书房，当时，推开窗子，阳光从窗格里照进来，光影班驳地落在书桌上，落在我插的梅花上，那个景色我真是看呆了。”叶放说，现在，他也这样教他的孩子。
叶放讲如何做荷花茶。他在园子里种着一池荷花，夏天荷花初放时，把茶叶放到荷花里去制作“寄生”荷花茶，等夜晚荷花闭合翌日清晨荷花再打开时取出，泡出的茶叶有一种荷花的清香。
我想起自己曾经看沈复的《浮生六记》，里面就是这样的场景：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我有点激动，传统并没远离这座城市。
二
李德武有空的时候，就去园林里坐坐。
李德武认为，拙政园就是一幅山水画，是明代四大画家和吴门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画出来的，“他把自然当中的景色集中到一个园子里。四季都能在一个地方共享自然的美貌。文征明希望，生活之美就应该这样——生活中的美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回到画中去，像在画中那样活着。”
李德武喜欢用女子来比喻园林，园林里的诗文则被他看成是女人的口红。“如果不点口红，我觉得她太素淡了，如果一点口红，味道出来了。她一颦一笑，都能展现某种光彩。像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那个扇亭好像很简单，但你走进亭去，看到苏轼挂的那个对子——‘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你一下子觉得这个扇亭生动起来，给人以启示。”
李德武也不喜欢跟在一堆游客后面，听导游讲园林的各种轶闻趣事。他觉得，这远不是园林的内涵和魅力所在，要想感受苏州园林的韵味，他更愿意一人独自漫游，不走得太快，也不执迷于墙上已有的文字记载，而是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如同读一首诗。
李德武去狮子林。他看见那么多湖石假山，想起“狮子林”的来由：元代高僧天如禅师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狮子林”。
在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激动，他说，“无论有那些假山多么像狮子，或者有多少传奇的禅宗故事，但石头究竟是石头，他是死的，僵硬的。”但狮子林假山僻静处里处的一个小飞瀑给了他惊喜。特别是晚上游人少的时候，一下子感觉都来了，“那种以动衬静的感觉。没有禅宗的悟性，你什么都感受不到。那飞瀑落下时，正是人悟的妙处所在，”李德武说。
在苏州那么多园林里，李德武喜欢苏州诗人车前子的一个比喻，沧浪亭是水做的围墙。
沿着河畔慢慢走到那里，我有些明白李德武为什么喜欢这个比喻了。沧浪亭建自北宋，是苏州最早的园林，没有围墙，水把它和外界隔开，一座桥连接了彼此。车前子说，“这种以水为围墙为漏窗的别开生面，不要说在苏州独此一家，就是在中国也是别无分号的。”
车前子因此还大发诗人的感慨，“宋朝文人的心态是从容不迫的，他可以光着膀子在柳荫下睡个午觉，并不怕人看见。词在宋朝的发达，就与这一份从容有关。……宋朝文人不怕被人看见，看见他的柔软、敏感、细腻，甚至是纤弱。魏晋的文人也不怕被人看见，他不但光着膀子，还光着屁股在柳荫下睡午觉，因为人看他不见。……魏晋文人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人性深度的文人，宋朝的文人不深，但真从容。 只有从容不迫的时刻，才会出现以水为围墙为漏窗的园林。”
现在的人的心态是怎样的呢，他是否害怕被人看见？
三
苏州大学的教授周秦说，苏州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是一种“退隐文化”的体现。
他分析说，从苏州园林的题名中，一眼便能看出园主人造园的用意。居苏州园林之首的“拙政园”，是明代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后，归隐苏州所建，他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的意思，把筑室种树，浇园种菜说成是“拙者之为政也”。“拙者”就是自己，自己从此再也不问政治了，而是把浇园种菜当作自己的“政事”，所以把园子命名为“拙政园”。
吴江的“退思园”是任兰先罢官之后归乡所建，“退则思过”，故名“退思园”。“思过”是假，退隐却是真情。
坐落在苏州城南阔家头巷内的网师园，初为南宋官员史正志的私宅万卷堂的故址。清乾隆年间宋宗元退隐之后，在此间建园，取名网师园。网师者，渔翁之别称也，园主以此园名隐寓其渔隐之意。
苏州最早的园林“沧浪亭”，也是北宋诗人、文学家苏舜钦在一度不得意时买下的一片荒地而建成的，他要“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 而“沧浪”二字则来自《楚辞·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如今沧浪之水浊兮，也就退隐了吧。
苏舜钦还写过一篇《沧浪亭记》，那是古典名作，知道的人很多。他说自己，“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他是绝了仕途之念了，就在这里与风月相伴。
苏舜钦去后，此园数易其主，历经沧桑。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中秋夜，诗人沈复偕芸娘来到沧浪亭中，铺毡于地，烹茶赏月，“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这是苏州文人的生活情趣，与贫富无关，要的就是这份情怀。
而对月色而言，不管是谁，它并不区别对待。
四
对叶放而言，“南石皮记”不仅是一处私人园林，更是他心目中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
“南石皮记”里，越过池塘的水面，遥相呼应的是一个供客人看戏用的平台。这是戏台，供堂会所用，这里已经举行过多次“雅集”，如上演过昆剧《牡丹亭》。2005年一次家宴上，叶放甚至把昆曲专家白先勇的班子请来，在园子里演出了整版的《牡丹亭》。
叶放说，“园子造成之后，我发现发生在这个园子里的晨昏昼晓，每一个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光线在园子里的变化，朋友们在园子里相聚，这才是情境的艺术。和当初建这个园子的装置艺术不同，这个艺术融入了生活当中。现在园子反而成了道具和陪衬。生活才是主角。”
李德武说：“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苏州人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是苏州人的生活标准，苏州人的诗情画意。”
我走在苏州的街道上，想起李德武说的，想起叶放说的，想到所有这些天这些人告诉我的没告诉我的。我想起苏州园林和自然和文明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像街道上树叶的新绿，天空中落下的雨滴，河道里波光粼粼的一闪，园林里彼此亲切地相望……它似乎容易说清，但又十分艰难。
苏州的园林，恐怕逗留过无数的传统文人。即使你有再多的苦痛，只要踏进那园林，对着那尚未被遗忘的山水打开心扉，你就能重新与辽阔的自然世界面对面，重新赋予自己生的意义，你也就能寻找到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
我很怕写这个专题，没有哪次比这次更怕。
我要用文字来分析介绍苏州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还要分析介绍苏州和六百年昆曲的情缘，这是多么无聊的事情。
之前，我在苏州一个叫“吴风雅颂”的小楼里，看画家车前子和他的朋友们看似随意的绘画，也想自己画上几笔；在苏州昆曲博物馆，我还听一个老太太给一个年轻人认真地唱昆曲，那时候昆曲离自己多近；还有在苏州博物馆和其他地方，每当我看到那些出自唐伯虎、文征明、沈周、仇英等人的作品时，我总要多停留一会：那山水与花鸟似乎不只是文人的唯美，也是他们在世俗的不如意中对美的追求。
美，好近，也好远。昆曲、绘画，多么美的东西，就像之前介绍古琴、园林一样。但我真希望你——我亲爱的读者，你能走到它面前去，什么都不做，只让你的心静静停留一会。
喜欢一件绘画作品，最好的方式是献上这幅优美的画。解读昆曲，最好是你能听上一段昆曲，从最细节处感受声音的魔力。但我什么都没给予，只献上了这个专题。
所以，我不知道，也没有把握用准确的语言复活古老的情感，为读者搭起一座桥，走过最幽暗的文字的通道，走入苏州的风雅里。但如果你眼前豁然开朗，像走入另外一个灿烂、明亮、沉醉的世界里。那么，我只能说，这一切是苏州让你有如神助。
水墨苏州
明朝以后，苏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特别是丝织、刺绣等手工业经济非常发达。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互影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此地。其繁荣富庶的盛况，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多士大夫、文人、画家集散此地传播自己的政治观、人生观和美学观，他们的活动更刺激了一些与艺术有关的行业，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一定影响。艺术作品进一步商品化，贮藏书法、名画、古器物、珍本书籍，庭园营建，讲究服饰器用之风也很盛行。苏州一带成为各种艺术活动的集中区。明中期以后，吴门画派在此兴起。许多著名画家云集苏州，史料记载，当时苏州有150余人，占明代画家总数五分之一。
在吴门画派出现以前的明初期，苏州一带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山水画家，如王绂、马琬、王履、周臣等，他们精于传统，师法自然，对吴派画家有直接影响。明中期，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为代表的吴派完全成熟。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画派，史称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同他的学生文征明、唐寅，再加上仇英，合称“吴门四家”。
明代中期以后，“吴派”逐渐取代宫廷绘画和“浙派”的地位，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当中受到重现。
明代隆庆、万历及崇祯时期，是吴门画派最盛的时期。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创造性。他们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以及对意境的创造，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文征明《绿荫清话图》
一
沈周作为明代杰出的艺术家，他在诗文书画方面均有很高成就，绘画造诣尤深，是“明四家”之一（另三人为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画派”的领袖，在画史上影响深远。
沈周，出身于一个世儒之家，曾祖父是王蒙挚友，父亲沈恒吉、伯父沈贞吉都善画，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和当时的文人定期拜访，作诗填词，并以绘画、收藏为乐。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下长大，沈周自然从小就博览群书、能诗能文。
沈周一生没有做官，他在父亲过世后以奉养寡母为由，拒绝当官，他对自己的悠闲生活相当满意，以“石田”为字，也就是“无用”的意思（引自《左传》：“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他为人温雅宽厚，求其书画者经常是“屐满户外”。甚至有人作他的赝品，求他提款，也欣然应允。
一次，一名卖画为生的穷人，因为生活困窘，又要为母亲治病，无奈之下临摹了一张沈周的画作，前来要求他题上几个字并落款（这个要求还真过分），沈周问明情况后，怜其孝心可嘉，竟也欣然应允，将画稍作修改，题款盖章。
还有一次，苏州新上任了一位曹太守，新屋落成想找画匠作画，搜罗民间，把沈周也叫了去，朋友为他打抱不平说：“太守不知先生，何贱先生于此？渴贵游可勿往。”让他去找几个做官的朋友打声招呼。沈周却笑笑说：“往役义也，岂有贱哉？谒而求免，乃贱耳。”，意思说既然叫我做事，我就去做好了，有什么低贱的，去求达贵通路子开后门，才是低贱所为。
来找沈周求书的、求画的来往不断，他所建的有竹庄倒成了喧嚣扰攘的旅馆，书案和筐箧中堆满了纸张和绢素，有些索画者，和沈周并不相识，只拿一条丝巾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礼物，就要连索数幅作品，约定时间一过，就上门催债，让沈周烦不胜烦。他无奈地说：“吾在，此债不休；吾死，则已矣。”为了逃避这样的骚扰，沈周只能借居在偏僻的寺庙，求得短暂的安宁。但到后来，这样短暂的安宁也得不到，因为那些好事的人们，总在寺庙门前等着他的到来。
唐寅《事茗图》
面对这一切，沈周没有办法，他不生气，他天性就是个温和的人。
但有件事却让他痛心不已，没齿难忘。他收藏到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因当时画上没有名人题跋，沈周便把画交给一位朋友题跋，结果被朋友的儿子见利忘义，把画偷偷卖掉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他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却已经被人买走了。
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念念不忘这幅让他魂牵梦萦的画作，他愣是凭着记忆画出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他的仿作与原作在构图等方面都惊人的相似。现此幅作品与黄公望的真迹，同为国宝。
沈周是一个纯良的人。他的即兴小品很多，钓鱼、捉虾、吃饭、望月，心有所感，一切即刻就在画上呈现。他有一组写生册页，画了很多有趣的小动物。沈周一生潜心习画而得的绝技，使他成为“明四大家”的第一人，也是“吴门画派”公认的领袖。他活得高寿，八十三岁才辞别这个令他画不尽爱不完的人世。
苏州网师园一角
二
唐寅就是唐伯虎。
今天的人们一提到唐寅，就能联想到明朝那繁华的江南，以及在那繁华之地逍遥自在的风流才子，更会联想到他那或者是8个，或者是9个的“二奶”。何等惬意。但唐伯虎这人却是很穷的，自在或许是自在，却也是穷自在，老婆当然是有，但有且只有续弦一次。所以相对于别人，唐寅背着太多的黑锅。
比如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有一段唱——
“唉！我命苦啊！禀夫人，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骗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父他魂归天，为求葬老爹，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一面读书篇，从此唐寅诗集在身边，我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仇英《明妃出塞图》
但实际上，唐寅是一个个性自由、不受拘束的文人。他常常喝醉酒，在酒楼里和唱歌跳舞的女子一起玩乐，也不在意别人的批评。
他画很多女子的画，最著名的一幅是《仕女图》。在宋代以前，我们看到的仕女，基本上是宫廷贵族的妇女，在唐寅的图画里，我们看到的女子，都是民间的歌舞女子。她们生活在酒楼中，唱歌跳舞，和客人聊天，这是明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唐寅最喜欢的生活。
他非常聪明，考试考得很好，可是不愿意做官。他的诗文和书法都很好，被称为“才子”。他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却噩梦连连，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少年得志，晚年丧志，都集中体现在唐伯虎一人身上。
唐寅50岁给自己写的诗，好玩，他说：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日间眠。漫老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大家都会觉得他过得像神仙，可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权，也没有财富。
唐寅的诗歌颇多豪放意气，其《把酒对月歌》唱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楼”。尽显“江南风流第一才子”的傲骨。而另一首《桃花庵歌》，飘逸洒脱，更堪称千古绝唱。
沈周仿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细节）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间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贫贱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今日的苏州，我刚刚去过，桃花坞这个名字还是有的，那里却没看到什么桃花。不知唐寅当年在自己家是否种了无数的桃花。
唐寅说，“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成为自由而落魄的职业画家后，他四十岁时才与一位青楼女子结为眷属，这样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幸福，所以他日日与酒相伴，过着半醉半醒的糊涂日子。后来干脆到桃花庵皈依佛门，鲜问世事了。然而，暂时的逃遁，却无法平息满腔孤愤，这位旷世奇才在五十三岁时就匆匆离世。
但苏州人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他们还是喜欢把唐寅说成风流才子，一方面他们欣赏唐伯虎的画，另一方面因为唐伯虎曾刻有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加之他文采风流，刚正不阿，不攀权贵，便为他编造了一个三点秋香的故事，使之广为流传。
三
“吴门画派”明四家的出现，不仅打破了“院体”和“浙派”垄断画坛的局面，而且标志着明代绘画独立面貌的形成。
明四家及吴门画派的其他画家，活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他们以在野士大夫、文人学士的角色，“赋性疏朗、狂逸不羁”，有着不大受约束的生活、观念和情感。他们一方面与较多的社会阶层相联系，一方面能更自由地抒写自己的主观世界，进一步完善了文人画的艺术形式。
但作为文人画家，他们的艺术在观念、技法、形式等方面都共同体现出一种新倾向，这就是接近世俗生活。
在他们活脱的笔墨世界里蕴藉着不同于元人的萧疏、寒荒、冷寂世俗的审美趣味。在题材的选择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上都表现出他们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以及他们的美学观点和社会理想。日常生活题材（如园林、田园风光、家禽以及现实生活和下层人物）的采用，苍润秀雅的格调，诗一般意境，都有别于前代的文人画。
吴门四家中，沈周一生没有做官；文征明目睹官场腐败，厌弃了官场生活，一再乞归，57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潜心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唐寅更是绝意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以卖画为生。
而仇英，更是吴门画派中一个有益的少数。他年齿最小、出身最微、资历最浅、学养最低，名声人望与先后领袖江南画苑的沈周、文征明无法比肩，风流倜傥也远不如桃花庵里的唐伯虎，他所以能跻身于四大家之列，全凭其卓越的绘画技艺。
仇英，漆工出身，他的工作就是用油漆在家具上画画，这种工作使他的作品和文人画很不相同。据说他也为很多小说、戏曲画过版画插图，因此作品流传很广。
仇英的画，不被当时上流社会所重视，他也从来就不是一位能以书画为业的专业画家，他一生至死都没有离开漆工生活，在我国画坛上，他是一位终生靠体力谋生的画家。
到了近、现代，许多著名画家仍以仇英作为楷模而悉心研究。徐悲鸿的马，就是在反复认真研究了仇英的画马技巧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和风格的。
总而言之，吴门画派对当时、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他们影响，许多画家都是不乐仕进，而以栖身于林泉为高法、以笔墨为友的文坛名流。他们把书画称为“文人余事”，标榜“书画自娱”。
正是经过“吴门画派”的推波助澜，文人画艺术成为明中期以后画坛的强大潮流；其流变而为晚明的松江派，再变而为清初的以“四王”为代表的娄东派和虞山派（“四王”都是苏州人，故又称“江左四王”。其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又都是苏州太仓人，又有“太仓三王”之称），而“四王”倡导的绘画风格，创造出了另一种新风格。将中国画的笔墨水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州的昆曲往事
从元末明初昆山文人顾坚“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算起，昆曲在苏州已流传了约600年。在文人雅士的参与创作中，昆曲从一笛一箫的清唱，渐渐走上舞台成为演唱，并迈进皇宫，成为统领明朝中后期至晚清300余年的“官腔”。虽经沉寂，但生命力顽强，其幽谷之音在今天的苏州仍韵味悠扬。
一
吴中第一名胜不是城中那几处被贴上世界文化遗产牌子的私家园子，而是在城外西郊的虎丘山。北宋苏轼曾经去过，发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诚为憾事”的感叹。
虎丘是苏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处风景，颇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意思，而它还是昆曲兴盛的象征。
延续200年的苏州虎丘中秋曲会，是一年一度的苏州的节日，昆曲的节日。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如此规模宏大的虎丘曲会，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享有盛名，即便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
比张岱稍早一些的袁宏道在苏州做了两年官，他对苏州人唱曲的盛况也有精彩记录，他在《虎丘记》中这样渲染道：虎丘离苏州城不过七八里路，没有高山也没有幽谷，只不过因为靠近城市，因此奏着音乐的游船，没有一天不往那儿去。凡是有明月的夜晚，鲜花盛开的早晨，雪花飞舞的黄昏，游人来来往往穿梭不停。
清代乾隆年间，昆剧在苏州仍盛，在苏州一地同时有大小47个昆班之多，“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昆剧唱词，人们随口都会唱上几句。
1949年以前，苏州人闲暇之余吟唱昆剧是件极普遍的雅事，唱曲之风盛行，穿行于大街小巷，常能听到悠扬的笛声。互相约请同好，发起定期的集体会唱，叫做同期。
顾笃璜于1928年出生于苏州的名门望族，家里就曾举办同期，他年幼无知时，大人唱工尺谱“工工四尺上”，他和一帮顽童就在旁打趣学舌“婆婆六尺长”，耳朵里灌满了昆曲，只要听到悠扬婉转的“吁啼吁啼”之音，就知道昆曲要开唱了。
二
就其缘起与本性而论，昆曲原本并不属于那种大剧场商业演出的艺术形态，它更多地体现出文人的情怀和诗人的本性。
中国昆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周秦说，最初的昆曲，是没有戏台，没有演员的，一支竹笛，三五知己在大厅里，伴着悠悠的竹笛，座中的雅士轻击手掌，吟唱拍曲。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这几乎就是文人儒士生活中的昆曲，后人给它取了个“清曲”的名称。
周秦说，元末顾坚与他的文人朋友坐在苏州地区昆山首富顾阿瑛的花园之中，揣摩吟唱，饮酒把欢，基本就是那样的场面。史料关于顾坚的记载几乎是空白，也许这位被后世推崇的元末明初戏曲家、昆曲鼻祖、清曲大师，在当时除了他的朋友外，根本无人知道。魏良辅在谈到他的前辈时，也只用了几个很简洁的汉字来说明：“居千墩，精南辞，善古赋。他坚辞元人的招募，只与江南的名士杨铁笛倪云林等躲在园中高歌。”
虽然仅仅几十个字，但魏良辅还是为我们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无疑这是一个文人的小团体，他们追求的不是名声远播，而是一种游戏间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的背后，深藏着苦闷和悲凉。
龚自珍曾经说过：“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为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宴，剧曲为狎游，至严不相犯。”意思讲得非常明白，文人的心态也表露得异常明显。
周秦说，几百年里，真正融入文人生活的只是一首“清曲”，而没有今天竭力宣扬的舞台上的昆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门与音律关系密切的吟唱，和文人早先的琴棋书画一起，成为衡量一个读书人有无修养和才能的标尺，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妆点身份，标榜风雅之仪的重要象征。
周秦出生书香门弟，自幼便接触了这样的“清曲”，他擅长诗词，尤工吹笛度曲，即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期间，也曲不离口、笛不离手。
如今每年秋天，周秦为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开设昆曲艺术选修课，讲授昆曲发展史和曲律理论，教唱昆腔南北曲名段，并且继续传授曲笛。
当然这里的昆调与舞台上的昆曲有很大区别，舞台上因为人物或者剧情，演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或激昂或低缓，或哀怨或喜悦，拉近镜头，演唱者也许面色发红，喉间筋凸，手舞足蹈，如此的状态是绝不可以出现在清曲演唱的场面中的，试着想下，面对荷塘清风，声嘶力竭的模样，该是何等的煞风景。清曲的演唱只能够是“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犹如闲庭信步于花径间，手执纸扇看花吟诗。
在长达数百年的变迁中，清曲的歌唱标准以及相关的理论，无关乎舞台上的昆曲是红火兴旺，还是低迷冷清，庭院中的他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神态，处变不惊，潇洒自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相反舞台上的昆曲，却不断在汲取清唱昆曲的营养，无论是音律还是套曲，或者外在的语言、内在的思想。正是清曲的纯文化特质，才是文人儒士热衷她的缘由，也因为这样的文化特性，使得在昆曲衰亡几百年中，还有那么多家底学识丰厚的文化人，在他们的书斋里拍曲吟唱，让她虽濒临绝地，却依旧得以传承，并且延绵到今天。
三
公元 1543 年，是昆曲发展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魏良辅写成了《南词引正》 ，确立了昆曲的正声地位。同一年，苏州昆山人梁辰鱼创作完成了《浣纱记》，第一部专门为昆曲创作的传奇作品诞生。
昆曲传奇的问世，加速了昆曲作为一个剧种的形成。万历年间，家庭昆班开始大量涌现。 在江南园林中，一个个昆曲舞台一步步被搭建起来。点点滴滴的戏曲元素加入进来。配器由简单到齐备、 表演从无到有、 行当从少到多、 舞台从简陋到富丽堂皇， 昆曲最终“粉墨登场”。
自梁辰鱼编《浣纱记》开始，昆曲从曲坛清歌过渡到剧坛曼舞，昆腔从曲成了戏。既然是戏，当然少不了伶人戏子。文人纵有千般风情，也需靠戏子优伶的惟妙惟肖来展现。慢慢地，伶人成了昆曲演出的主力军，而文人，则不间断地行使着编剧、导演，甚至是艺术指导的使命。
世人皆知唐伯虎多情，也知其笔下有过不少个性十足的诗歌作品，但是细细翻阅《唐伯虎全集》，就可以发现这位风流才子的数十支曲。
其余者还有“好事近”、“桂枝香”、“香遍满”等“套数”曲十余套，唐伯虎的这些曲作其景绮丽其情细腻，特别是其中的小儿女之态，百转千回之间，上承宋词、元曲的意境，下启后来者，如张凤翼、梁辰鱼、汤显祖等昆曲作者。
包括唐伯虎在内的苏州文人对昆曲曲词创作的参与，使得昆曲登上舞台之初便具有了高雅的特性。伶人演戏，而文人编戏、看戏、品戏，很多文人家中更蓄养了家庭戏班。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里，有这样一段：“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皤然老妪了，着他们带领管理。”
周秦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养昆班都需要相当庞大的支出，“戏本考究，戏服精巧，这些都要很大的成本来维持”。他说，古代苏州织造府的戏班是用税银养的，为了给宫廷输送演员。
家班只属于士大夫阶层。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观剧的程度。
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当时苏州城里流行起一句话，叫“范祝发，申鲛绡” ，说的是城里最有名的两出戏， 也是最有名的两个家班。一个是范仲淹的子孙范常白家的《祝发记》 ，另一个就是申时行申宅里上演的《鲛绡记》。
演出《鲛绡记》教师是一位沈姓女子。她一生为伶，善度曲，十一二岁时进申府家班，一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从没离开过申府。申相国即是申时行，明嘉靖年间的进士第一，曾御笔钦点为状元郎，万历时的吏部尚书、大学士。
接替申府的第二位主人，即是钱岱。主人更替时，沈娘娘已六十有余，但她依然歌喉一出，音节嘹亮。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中人。
昆曲就这样完全融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 融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像没有琴棋书画一样，文人生活便单调许多。
四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也隐隐透露出昆曲与园林的密切关系。
苏州的那许多私人园林，与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昆曲便充实了园林内容的组成部分。苏州园林与昆曲内在精神的高雅和文人气，使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故事场景。
《牡丹亭》的爱情故事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导演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所以中国闻名的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苏州的许多园林，都会因为昆曲做特别的设计。作为中国四大名园和苏州园林中规模最大的代表作之一的拙政园，初为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所建。其中的西园北厅原是园主宴会、听戏、顾曲、品音之处。著名的拙政园鸳鸯厅戏台就位于鸳鸯厅的北半部，临荷池，向水景，上有卷棚顶，四角有耳房。在以水为基本布局特点的园中看戏，特别能够体现昆曲“ 水磨腔”的特点。
拙政园几经易主后，仍不改戏曲情韵。康熙年间的拙政园主曾为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他就在园中训练了一个较大的戏班。仅在拙政园的厅堂水面演戏还不过瘾，他还率领家班到上方山下石湖之畔，“连十巨轲为歌台，围以锦绣”，连演大戏，蔚为吴中之盛事，将园林艺术中的昆曲和湖山之中的昆曲，十分巧妙地衔接在一起了。
而今天，这种在园林里享受昆曲的风雅也被继承着。
2002 年，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网师园附近，多出了一个叫“南石皮记”的私家园林。 南石皮记的主人是苏州国画院高级画师叶放。“昆曲的情境绝大多数和园林有关。我就盖这么个园子，给朋友们提供听曲和交往的一个精致而奢侈的平台。”
南石皮记从建造好的那一天起，就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环境。昆曲演员们，平时就是在学校、剧团排练，再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但在南石皮记，他们站在了一个家庭的园林中，站在了中国人的山水意境中。
《红楼梦》里贾母曾说过曲子要借着水声慢慢地飘来才好听，叶放印证了这点。
《牡丹亭》曾在这里的雅集上演。柳梦梅拿着一段柳枝，仿佛刚刚从园中折下。“简直就是在这个情境中发生的事。”演员们情绪饱满了起来，很入戏，水还在一旁婉约地流淌着，观看者也很入戏。
叶放和朋友们喝着乌龙茶，吃着老制的豆腐干，先听昆曲，再聊演员的唱词。中国人的风雅生活在这里还原。
五
乾隆后期，中国戏曲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以徽班为代表的戏曲团体用花部乱弹这样新颖的唱腔、精彩的表演，给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此时的昆曲演出开始受到冷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苏州昆剧传习所所长顾笃璜说，“昆曲从来都是贵族的、小众的，从繁荣走向低谷，真正原因是大批文人去搞新文艺了，原来喜欢昆曲的大户人家也不玩了。慈禧也不听昆曲，听京剧了，整个风气都扭过来了，这和现在流行歌曲起来了，没人听京剧是一个道理。”
顾笃璜就是这样大户人家的子弟。他学的是话剧，却痴迷昆曲，几乎一辈子在和这个奢侈品打交道。
顾的父亲是无锡蠡园的主人，解放后把园林交给国家。被视为近代昆曲复兴三剂强心针“第一剂”的“昆剧传习所”，就是1921年由顾的伯父顾公可、贝家叔祖贝晋眉和拙政园主人张紫东等八个苏州人和另外两个昆山人共同发起的。“当时十个人每个人出资1000大洋，这样投入已经相当大了，但资金上后来还是有问题，传习所又过户给穆藕初，穆是当时江南纺织业的大亨，酷爱昆曲。”顾笃璜说。
“穆藕初接手昆曲传习所最开始的想法是把传习所的学生留在他的企业里，毕业后半工半艺，这样把昆曲养起来。”然而，没过几年，穆藕初破产，无力养活这些学生，不得已把传习所转手给他的两个资本家朋友，改由他们投资。
传习所成立后，昆曲最显赫的一次露面是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的公演。那次上海美琪大戏院一连四天上演昆曲，戏码贴的是《刺虎》、《思凡》、《断桥》，还有《游园惊梦》，俞振飞演柳梦梅，梅兰芳演杜丽娘，苏州昆山一带的有钱人都赶到上海去看戏，不光场场爆满，黑市票价炒到一根黄金一张。这次昆曲公演在白先勇幼时的记忆里留下过金碧辉煌、极度奢侈的印记，那一段“皂罗袍”的音乐，以及梅兰芳翩翩的身段，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1981年，苏州昆曲剧院原团长顾笃璜重建昆剧传习所，邀请“传字辈”艺人及其弟子向年轻演员授艺。而今，由“继”字辈和“承”字辈为主的演员组成了昆剧传习所教师剧团，在遍地改革创新和适应现代审美昆曲的包围中，他们一直坚持保护传统昆曲，传播古典审美。
顾笃璜说，“当然，毫无疑问，昆曲复兴同样是从贵族中开始。”
2001年，被称为中国“百戏之祖”的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项目之一。600岁的昆曲成为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从2004年开始至2011年年底，由苏州昆剧院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了整整200场，其足迹遍布国内高校、两岸三地、欧美诸国，为昆曲在新世纪的再一次复苏，酝酿着力量。
编辑&文/彭治国 摄影/彭治国 部分图片提供/叶放 鸣谢/三智道商国学院 叶放 车前子
每个人去苏州都有他的理由。去看园林，去听昆曲，去会朋友，去花光身上的钞票，或者仅仅是随意地寻找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理由。
苏州吸引我的，是这座城市和文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盛产文人又成就文人的地方，有着与别处不同的文人气质：浪漫的情怀，对美的全身心投入，骨子里对体制的不信任或疏离、生活中对细节的热爱，知识的崇拜……
两千五百年来，苏州人一代又一代，到了今天。看不上似乎不像了，衣服不像，举止不像，但不知为何仍有几分优雅，他们依然对那些被称为“风雅”的事物痴情不改，念念不忘。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魅力让苏州变成了传统中国文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书藏苏州
苏州历史上书香盈人，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无论是规模恢弘的图书还是屹然矗立的藏书楼，以及在长期的藏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保护措施，都成为藏书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由此形成的习俗、风尚，又无不丰富着苏州文化的积淀。
一
2012年6月，南京图书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馆藏四分之三“过云楼藏书”的总体情况和专家鉴定评估意见。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形容这批藏书是“珍品纷披”。随着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2.16亿元的价格拍下另外四分之一过云楼藏书，“过云楼”的藏书终于合璧团圆。
过云楼为苏州专门收藏书画的私家藏书楼，由清代顾文彬营建，与怡园一起，均为顾家私产，内藏大量珍贵古籍善本、字画，老苏州誉之为“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
过云楼藏书的传承曾数历惊险。先是清末民初时，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在经济财阀支撑下，虎视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有得逞。抗战时期，为避战火，过云楼曾将八百余部藏书陆续转往沪上租界。“文革”浩劫中，顾氏过云楼亦被查抄，后查抄物归还了顾氏后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京图书馆购得顾家藏书共541种。如今，过云楼的诸多珍贵书籍与怡园都已捐献给了国家。
过云楼藏书古籍中，还包括了保存完整的传世孤本——800多岁的宋版《锦绣万花谷》。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相当于宋代“百科全书”，集成了当时的天文地理与人文风情等各类书籍，完整地传承着宋代文明。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曾评价：“书成锦绣万花谷，画出天龙八部图。”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不下200种宋本中，也拿不出这样单部就有40册的书刻完本。
今年84岁的顾笃璜，是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玄孙。在他印象中，家里的收藏氛围从他记事之后已经不浓厚了。过云楼盛况空前的文化活动，更多的是从父辈那里听到的。他还记得，小时候大人每年到一定季节，把大量的藏书拿出来晒。
二
事实上，与苏州有缘的藏书楼远不止过云楼一家。
明代是苏州私家藏书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藏书家不断涌现，藏书楼日益增多，规模扩大。著名的藏书楼，有唐寅的“学圃堂”。
人们都把唐寅的字画视为珍宝，其实唐寅还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在桃花坞别墅内，不知有多少奇书异画和珍善古籍，令爱书人惊羡不已。一次文征明去唐寅家借书，感慨之余，写有《饮子畏小楼》诗：“君家在皋桥，喧阗井市区，何以掩市声，充栋古今书。”
到了清代，苏州著名的藏书楼有百宋一廛，这是黄丕烈的藏书楼，学者王颂蔚称其为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
黄丕烈自谓生平无他嗜好，却爱书成癖，特别是宋版书，只要见到，必竭力以得，可谓要书不要钱。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黄丕烈曾经收藏过的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是国宝级的图书。宋版书在明末清初已经是非常值钱了，甚至以页论买卖，黄丕烈为购宋刊《战国策》，竟花去八十两黄金。
苏州常熟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是清朝时期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江浙藏书家进呈家藏图书，瞿氏铁琴铜剑楼和宁波范氏天一阁最多，入选《四库全书》的也以这两家为最。
常熟瞿氏有一种藏书精神，值得赞佩。据史称：光绪帝爱好鉴赏古籍，了解到瞿氏的藏书多为宫内看不到的，便派人取来欣赏。曾有一本书被光绪看中，很想留下，就要赏瞿氏后裔三品高官，并发帑币三十万两，以换其书。瞿氏后人却说先朝颁有诏书，不可将书让人。光绪帝恪于祖训，竟无可奈何。
太平天国时，兵火动乱，邑中藏书大半损毁，唯独瞿氏后人不避艰险，将藏书载赴江北，使之免于兵火，后又运回常熟，虽有丢失损坏，但所有珍秘之本都得到很好的保护，无一丢失。瞿氏藏书，平日有人管理，每年拿出来晾晒一次，且有固定时间，保存与曝书得法，因此所藏书籍，多年不蠹不失。
瞿氏数代藏书，绵延二百多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950年1月7日，瞿济苍将其家藏善本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在苏州小巷里，弥散的是静谧、幽雅、深藏不露的书卷之气，而这书卷之气是从小巷藏书楼里珍藏着的古籍善本中飘逸而出。
藏书楼作为苏州文人读书、收藏、著述之所，同时又是他们的一方精神乐园。在这有限的空间内，他们或读书、或著述、或与二三知己倾茗畅饮，纵论古今，逍遥于最有味的卷中岁月。
三
在苏州历史上，刻书家大都兼有藏书家和学者的身份。
苏州知名作家、文化学者王稼句说，冯梦龙不仅是小说家，更是出版家。尤其是他编辑通俗小说的成就，在中国古代出版史和文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冯梦龙一生编纂的图书流传至今的还有27部，其中以单行本、选编等形式流传的更难以统计。他编辑的图书遍及话本、章回小说、文言小说、剧本、曲谱、民歌、散曲、谜语、科考读物、方志、时事笔记、应用文、游艺等通俗文化的各个门类，简直无所不包。
没有哪个地方的水井有苏州这里的多
在苏州，没有两个一样的水井
冯梦龙搜集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他曾在自己一本书里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这个“茂苑野史氏”，据后来的学者考证就是冯梦龙本人，可见他家里是藏有大量通俗小说。
提起苏州名冠江南乃至全国的大藏书家和名刻书家，毛晋汲古阁是其中最著名者。
毛晋藏书很有特色，他如果得到一部善本秘籍，喜欢让别人来读来抄，而且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他得到秘籍的快乐，他还要把书刻印出来，向社会推广。
对于善本书籍，毛晋不遗余力地搜集。他甚至在家门口张榜：“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好友陈瑚诗中描述：“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当地甚至流传起了这样的谚语：“三百六十行，不如鬻书于毛氏。”
毛晋是历代私家刻书最多的人。他刻有《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仅这三部书就达50776页，是名符其实的大部头。不少古籍的毛刻本是传世惟一的全本。
汲古阁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毛晋所刻之书多为宋元善本，而毛晋又曾以高薪聘请名士校戡书稿和书写版样，所印之书，无不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据说汲古阁印书所用纸张，都是在江西定做毛边、毛太纸。故当时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誉。后之学人，受惠於“毛刻本”者极多。直到今天，除各图书馆外，流传于个人手中的“毛刻本”还有不少。
毛晋父亲是有名的地主，家有良田千顷，因为毛晋刻书耗资过多，家境逐渐衰落，为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等典籍，他不得不卖掉300亩良田。
四
王稼句说，苏州有镇，名曰“藏书”，是取自西汉朱买臣藏书之地的典故，这镇历史悠久，藏书家应该来苏州朝拜下。
朱买臣负薪读书的故事，同李密牛角挂书、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历来被作为古代读书人勤奋的四个生动例子。《三字经》中就有“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之句。至今，我们也还能在全国许多古建筑上的砖雕、石雕、木雕上，见到“买臣负薪”或“负薪行歌”的内容。
在藏书多达3万册的书房里，读书、编书、写书成了王稼句的日常生活。但他觉得自己作为藏书家不敢当，因为与前人比起来，他与一般文史学者的藏书大同小异，何以称“家”？
王稼句不想当藏书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甘心去做一个仅仅买买书、藏藏书、看看书的人，还想将书用起来，去做书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因此笔耕不辍，写了很多著作。
有人说读书辛苦，皓首穷经，坐冷板凳。王稼句却一直记得有句话叫，“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在他这里，读书强调的是趣味主义。一方面是做学问，一方面也是自得其乐。他在《看书琐记》中说“几乎每天午后，我常常拿一本书倚着软榻，随便翻翻，自己是当做休息的。特别是从天高云淡的凉秋，到那暖风烂漫的杏花天，晴朗的日子，看着看着也就有点迷迷糊糊，前人所说的负暄之乐，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
没有“必读书”的要求，也不需要应付体制内的规定动作，更无当专家学者的念头，至多就是想多知道一点什么。“因此，我的看书就来得随意了，有什么书看什么书，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看也就看了，有时一本厚书很快就翻完，有时一本小册竟消磨几个黄昏。知堂老人有个很好的比喻，说看书就像是吸烟，在我也是如此，有点小小的瘾头，既不讲究什么牌子，也不讲究什么场合，本来就是平常的事，只是借着书卷消遣罢了，与垂钓、下棋的意思是殊途同归的。”
王稼句说，因为没有单位管着他，他现在自由了，可以不想见的人不见，不想开的会不开，不想听的话不听，不想写的书不写。看来，书这件事，他是完全主动地了。
文蕴苏州
一
多个采访对象告诉我，苏州也曾是十分落后的蛮荒之地。
苏州阊门城内的专诸巷，传说是著名刺客专诸的葬身之地。这位“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用鱼肠剑刺死王僚而帮助公子光登上王位的勇士，被载入《史记·刺客列传》。
我走在专诸巷，有人在水井前洗衣，有人在慢慢走着，一片平安祥和。倒是午后的太阳毒辣无比，是这里唯一的暴徒。
苏州的雷霆万钧还可以从唐朝诗人李贺的诗中读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吴钩”是苏州的特产，就像它后来出产园林、昆曲一样。吴钩也成为精良兵器的代名词，可是，“把栏杆拍遍，吴钩看了，”谁人会“登临意”？
我去了虎丘，那最引人入胜的是传为吴王阖闾墓的剑池。方志记载，剑池下面是吴王阖闾埋葬的地方。之所以名为剑池，据说是吴王入葬时把他生前喜爱的“专诸”、“鱼肠”等三千宝剑作为殉葬品，同时埋在他的墓里。一池碧水之上，我们一群游客脑袋左看右看，不知道剑在哪里？
当时的苏州，是吴国的首都。吴越之间频繁进行武力征战。先是越王勾践把吴王阖闾打死，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勾践。最后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利用计谋，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消灭了吴国，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
吴国所以能够称霸，恐怕跟精良的兵器和那时的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是三国时代，各路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场，作为军事中心的苏州，随着争霸格局的结束而消亡。于是，苏州，不再有问鼎天下的野心，它默默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
南宋时，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再一次带来了北方文化，这是苏州历史上第三次南北文化大融合。这次融合无比重要，自此以后，苏州一改好剑尚武的风俗，成为了全国文化的中心。作为文人的苏州开始崛起。
在清代人的笔记中，曾记载学者汪琬所言：苏州土产只两样，一是梨园子弟，另一样为“状元”。据统计，明清时状元中，苏州状元占17%，状元之多全国第一。这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队伍，可以说是苏州作为传统文人渊薮的一个重要佐证。
二
苏州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桥一园，似乎都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吟唱过。
苏州几日，我都住乌鹊桥路。乌鹊桥是苏州一座古桥，据说建城之初，此处有吴王乌鹊馆，桥因馆而得名。白居易曾多次吟唱过这桥。我想象白居易见它时的美景。如今，这里已是繁华的商业街。
最著名的寒山寺，我一定要去的。那里因诗僧寒山在此修行而得名，也形成寒山寺诗文儒雅、观物识性的独特传统。寒山寺的出名，要感谢张继。他的一首《枫桥夜泊》使寒山寺名扬中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诗歌，是我小时就会背的句子。
其实，苏州何止一个寒山寺所能概括。
白居易写苏州，“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写的真是美啊，只有苏州才配得上这首诗。我在今天的苏州的老城区走来走去，走过的桥比走过的路还多。那桥，有的典雅，有的热闹，有的抒情，有的娇小，有的宽阔，像极了人的个性。我想，在白居易的时代，苏州的桥会更多，只会更美。
何止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人在苏州留下诗句。像唐朝的韦应物、刘禹锡，他们和白居易一样，都做过苏州刺史，这三人都是大诗人。韦应物更被称作“韦苏州”。所谓“苏州刺史例能诗”，这是不错的。
车前子说，“以前的诗人，不来苏州荡，不写苏州诗，就算不上出道，杜甫没来过苏州，着急啊，凑出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后，心情方好起来。”
在苏州，同古琴最有缘分的园林要数这怡园了
琴书
三
苏州为全国贡献出众多文人士子，他们是全国的榜样：像明代宰相申时行、王锡爵和清末的翁同龢。
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另外的人物。他们是贫士，是乡绅，风流倜傥，与世无争。这些民间的皎皎者，如唐寅、祝枝山、冯梦龙以及文征明等，成为中国绘画和文学的传道者和开拓者。这些才华横溢的文士几乎都是科举考试的落榜者。
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但屡试不中。他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颇感兴趣，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并写下最著名的言情小说《三言》，这是最早期中国白话小说的代表作。
可惜，当时主流对这位通俗文学大家很不重视，在《明史》“文苑传”中找不到冯梦龙的名字。在《苏州府志》中仅有几句有关的记载：“冯梦龙，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崇祯时，以贡选寿宁知县”。然后呢？没了。对冯梦龙在通俗小说上的成就，只字未提。
这就是苏州的文人。对于正统文化来说，他是不正统的，甚至边缘的，它不在所谓的主流之中。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是苏州人，也是狂放不羁的角色。他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又绝意仕进，只以读书著述为乐。后因苏州“哭庙案”被囚，被判处斩刑。
王铎受教于蔡德允
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中说：“字付大儿看，腌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憾矣。”真是颇幽默的绝笔。
刑场上，正值大雪纷飞，金圣叹面对屠刀笑道：“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
苏州还有位文人叫范成大，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四大诗人”。他在很多方面像他的前辈范仲淹。甚至在为官上，范成大也极似范仲淹，为人刚正不阿，视死如归。但因仕途不顺，他深感宦海疲惫，便上书乞归故里。
终于退休报告批下来后，赋闲在苏州石湖辟范村的范成大乐得自在，他赏梅、咏梅、记梅，可谓是梅的知音，并写下了一部梅的专著：《梅谱》。这是中国第一本梅花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梅花专著。
沈复也是苏州人。他在《浮生六记》中回忆了自己的妻子芸娘，也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美的女性人物。她也是苏州女人。林语堂说：“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生活中，看他们追求美丽，看他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折磨，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妒……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
宋徽宗《听琴图》局部
林语堂是懂苏州的。但这一切如此不合时宜。风流倜傥、放荡不羁、风雅浪漫、儿女情长，这似乎不是主流社会应该提倡的价值取向。
诗人、诗歌评论家李德武说，“从三国吴国被灭以后，吴国作为一个独立霸主的意识再也没有了。在那之后，苏州再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去和北方拼争过，始终处于中央集权的边缘。苏州的核心文化是非政治化的，非集权化的，它更像是一块飞地，一块自留地，而这块自留地对文人非常有吸引力。由于他的主导思想是非政治化的，所以他是生活化的。他重视人，重视人自身存在的需要。”
苏州，因此而与一切城市区别开来。
四
李德武说，苏州的美不是为某些个别人独享的，而是为大家分享的。
这让我想起作家陶文瑜的回忆文章。他说：“我的母亲就是苏州小巷里的家庭妇女，春天刚开始没多久，她就会去街上买回来二两碧螺春。碧螺春是平常人家的奢侈品，我的母亲情愿在其他地方省吃俭用，在苏州人心里，时令是不能辜负的。”
叶放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感慨，从前在苏州，知书达理人家，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喜欢栽几盆水仙花，作为“岁朝清供”的年花，这是一个品位。“你去打计程车，差不多就是这个季节，如果有人放一朵白兰花，那说明他是个老苏州人，外地人是喷个香水，这样简单方便。但白兰花的香味是其他任何香水不能替代的。以前十里山塘七里香，就是说的这满街卖的白兰花。它很便宜，也就卖两三天。但他不仅是清新，也是一个文化记忆。”
作为一个外来人，东北人李德武的感慨更多。他说：“苏州人精通诗书，懂得礼仪，善于饲养花草，一不小心家里就藏着什么古董，没事他一定要喝喝茶，休闲时一定要找一个雅静处坐一坐，听听琴，这是苏州人的文化，一千多年他们就这么过来了。我曾见过一个老农用12年时间把家后面的池塘填平为了建一个假山，建一个花园，这个情调在其他城市是不存在的。还有一个老农没事在口袋里就放在一个金铃子的像蟋蟀的东西，没事要捅他玩。这里随便一个人书法都很有功底，这要换在北方就成书法家了。”
苏州对李德武改变很大，“在北方时，我和传统文化隔的很远。生活里，包括城市的格局里很难找到传统文化的影子了。在今天，在许多城市，我们看传统文化，无非就是看博物馆文化，看遗址文化，看墓葬文化；但在苏州，你能从老百姓身上看到这个城市对他们的影响。我在北方是一个很粗的人，现在我内心变得安静，细腻，对事物怀着敬畏，这城市两千多年了，随便一低头，一块石头年龄都比我大。”
李德武说，苏州真正的文化是，它的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和态度，而不是浮在表面，“诗文不过就像一个标牌，就像灯塔一样，但更多人内心是有光明的，你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化作为一个生活形态已经渗透到骨子里去了。”
叶放的“南皮石纪”
琴会苏州
一
吴门著名琴家，苏州人汪铎有些固执，当别人把琴弦换成金属的钢丝弦时，他依然用传统丝弦弹奏。他说，“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就传统古琴文化遗产而言，丝弦是不可缺少的。
我去洞庭西山拜访他的时候。他微笑着用蚕丝弦的古琴给我弹了一曲《潇湘水云》，琴声挑动了寂静的下午。汪铎弹得很轻，琴声悠远。我当时震撼于只有7根炫的古琴，却能发出让整个房间共鸣的奇妙声音。
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听古琴，但这持久深沉的乐音仍撼动心弦。
二
在湖南，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见过古琴。我只见过笛子、口琴、二胡、唢呐类似这样的乐器。后来，长大一点，到城市里，我见到钢琴。古琴是什么，不知道，我只见过一些有关它的成语，比如对牛弹琴。
再后来，到北京，我就见到真的古琴了。在拍卖会上，偶尔有它的身影，一旦出现，便是众人的焦点，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似乎还裹挟着旧时代梅花的苦香气，说不出的风雅。我肃然起敬，可是，它隔在玻璃柜里，而价格好高啊。
当时，它并没有打动我。
我在乐器店里看到有卖的便宜的琴，千元不等。一个朋友，某位从英国回来的海归，在30岁的某一天，他突然买了一张2000块钱的琴，下班回来就坐在家里对着琴谱弹。作为初学者，他弹得并不好，但他觉得“幸福和宁静”。我那时候才觉得古琴也可以安心啊。
三
汪铎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古琴的故事。传说东汉时期，蔡邕隐居吴地，一次有人烧火做饭，他听到灶台下有噼噼啪啪木材爆裂的声音。蔡邕精通音律，一听就知道那是好桐木，马上冲向灶台，从火里抢救出那根木头，可惜一段已经烧焦，后来做成的琴就叫做焦尾琴，称得上是千古名制，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并称四大名琴。
我不知道这是否在讲一个知己的故事。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而蔡邕所为，是否也在传达一个人和一块木头心有灵犀的感情。
汪铎讲的蔡邕，对苏州古琴的传播亦有贡献。他曾经“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地传授琴学十多年，弟子中顾雍，官至吴国丞相。
汪铎说，古琴在古代是必修课，文人都要会弹弹琴，最早它是祭祀的时候用的，祭祖、祭天，后来成为文人的必修课。
汪铎自小就拜舅舅吴兆基先生学习古琴。吴兆基是古琴大家，他的琴风形成了汪铎未来的琴道观念。吴兆基认为，现代一些琴家片面在技巧花招，华丽装饰上追求，形成哗众取宠的风气，这同古琴本身是不相符的。如今，汪铎要求学生学琴时，也要打消这种不好的心态。
汪铎主张弹琴乃琴人修身养性的过程，可以同太极拳气功相互联系起来。他说：“是要听众听他们的演奏呢，还是看他们这种表演？或是他们的琴音不足以吸引听众，而不得不加上表演呢？这是把古琴演奏流于江湖术士们的哗众取宠招式，同讲究琴道的传统文人琴是格格不入的。”
不止一个青年琴人告诉汪铎，开始接触古琴时，对现代演奏家们的华丽琴曲曾产生过兴趣，但不久就被老琴家们苍古恬静的琴音所替代了。
汪铎希望他的学生能把文人琴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光大。
四
苏州的常熟，对古琴的发展影响巨大。
言子是奠定常熟古琴艺术的先贤。言子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学生。他从孔子那学到了系统的儒家思想理论，领悟了“礼”、“乐”在治国德政中的核心地位和巨大作用，终于成为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之一。公元前446年，时年61岁的言子偕孙言丰及家人离开鲁国回到吴地，“弦歌话俗”，以琴代语，乐教百姓，润泽故国人文山水。
自唐以来，吴派人才辈出，古琴大师相继不断。唐代琴学大家赵耶利后来听到吴地古琴，曾大加赞许，“吴声清宛，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
在明代，常熟出现一位古琴高手，名叫严天池，他创立了虞山琴派，将中国的古琴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虞山琴派的影响辐射全国，甚至波及海外。苏州常熟，成为中国古琴艺术史上的一个制高点。
严天池出身名门，父亲是当朝重臣，权倾一时。但他不爱当官，更喜欢弹琴读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他的生活：“绝不闻户外嚣音，自翰墨外，辄取古琴，焚香一弄，悠然自得……间尝坐听，不觉竞心顿消，洋洋乎道澈之和平袭人。”
严天池一生为古琴做了影响深远的几件大事：组织“琴川社”，创立了虞山琴派；编定《松弦馆琴谱》，其中有流传民间的古琴曲和他自己创作的琴曲，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古琴曲谱。倡导“轻微淡远”、“博大平和”的虞山琴派被誉为“古音正宗”。当时的各路琴派，“以虞山为归，是犹百川之趋赴不一，而朝宗于海也”。而严天池对古琴艺术的开拓和贡献，被人誉为“古文中之韩昌黎、岐黄中之张仲景”。“一时知音翕然宗之”。
五
明清以来，琴人以琴会友，大都设在文人士大夫宅第花园的亭榭搂阁中。这是取私家园林环境的幽雅清静与古琴的内涵、琴人所倡导的琴道、琴德正相合谐。
因此吴门琴学与苏州园林历来有不解之缘。苏州古代造园家几乎无不要在园林中布置具有琴境的琴室、琴亭，透出丝丝琴韵。
在苏州园林中，与古琴艺术有内在联系的，以怡园为胜。怡园园主顾文彬工词章，善音律，对“高山流水觅知音”的高雅超逸的境界神往已久，因爱琴好石，在自己造园时，精心构筑了与琴有关的景点：坡仙琴馆。这座建筑内部分隔成两间，东侧有匾“坡仙琴馆”，西侧匾额“石听琴室”。
1919年8月，苏州盐公堂叶希邀集北京、长沙、扬州、上海、浙江、四川各地琴家33人，会琴于苏州怡园，研讨琴学。会上15位著名琴家相继抚琴。他们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分别弹奏了《梅花三弄》、《石上清流》等名曲。会后木板刊印专辑《怡园会琴实记》，著名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为这次琴会撰文。这是近代古琴家第一次全国性盛大集会。
自此，怡园琴会便成为琴友相聚的固定活动。1935年，琴家在怡园雅集，为大兴琴学，弘扬交流，琴家倡议成立“今虞琴社”。然而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怡园琴会渐渐消声哑音。
直到1992年，享誉国内外古琴界的著名古琴家、吴门琴派的代表人物吴兆基，著名古琴家徐中伟、叶名佩，及吴门琴社琴友十余人欣然应邀，再续怡园琴会，绝响多年的古琴声又在怡园回响，延绵至今。
苏州，因为琴会，而更见风雅。
六
苏州有吴景略、管平湖，他们被公认为上世纪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古琴大家之一。
先讲吴景略，可以说开创了新虞山派，一般说法，以虞山派琴风最为“清微淡远”，但吴景略的琴曲常常是根据内容需要，有的奔腾动荡、撼人心魄，有的优美华丽，美不胜收，还有的凄楚哀伤，令人神伤……
吴景略的弟子，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祥霆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唐代《琴诀》中，就有古琴‘可以观风数，可以摄心魄，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之说，一种连鬼神都能感动的音乐，它能是不感人的吗？”
而管平湖。美国太空探测器的金唱片上，就录有管平湖演奏的《流水》，向茫茫宇宙寻找新的“知音”。
“古琴像一个黑色的庭院，夜深了。”这是苏州诗人车前子听了管平湖先生的弹奏后最初的感受。他听出了管平湖先生在弹奏时候的变化，并把他的弹奏风格划分成三个阶段：早年——“夜深人不静”；中年——“夜深人静”；晚年——“夜深不见人”。
车前子说，“夜深人不静”和“夜深人静”，一般艺术家也能做到，而进入“夜深不见人”的堂奥，就不仅仅是性情与功夫了。
园林苏州
一
到苏州的那晚，我去南石皮弄找苏州国画院的画家叶放。
他从小就生活在园林里，后来离开了园林，却又难以忘怀。2001年，他与朋友用3年时间，把自己家设计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现代私家园林——南石皮记。走进去，南石皮记里自有幽静，灯红酒绿、人声鼎沸的十全街被甩在脑后。
叶放说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年过完春节，被长辈带到园子里折梅。大人告诉他们，梅花的枝条怎样才算造型独特，什么样的梅花剪下来才有可能因为造型美观夺冠。孩子们各自跑到园子里，寻找自己心里最美的那一枝梅花，拿来评比。评选上的花魁奖励就是可以把自己折的这一只梅花亲自插到楼上祖父的书房古花瓶里。
“有一年，我得了花魁，那是我第一次在早晨进入祖父的书房，当时，推开窗子，阳光从窗格里照进来，光影班驳地落在书桌上，落在我插的梅花上，那个景色我真是看呆了。”叶放说，现在，他也这样教他的孩子。
叶放讲如何做荷花茶。他在园子里种着一池荷花，夏天荷花初放时，把茶叶放到荷花里去制作“寄生”荷花茶，等夜晚荷花闭合翌日清晨荷花再打开时取出，泡出的茶叶有一种荷花的清香。
我想起自己曾经看沈复的《浮生六记》，里面就是这样的场景：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我有点激动，传统并没远离这座城市。
二
李德武有空的时候，就去园林里坐坐。
李德武认为，拙政园就是一幅山水画，是明代四大画家和吴门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画出来的，“他把自然当中的景色集中到一个园子里。四季都能在一个地方共享自然的美貌。文征明希望，生活之美就应该这样——生活中的美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回到画中去，像在画中那样活着。”
李德武喜欢用女子来比喻园林，园林里的诗文则被他看成是女人的口红。“如果不点口红，我觉得她太素淡了，如果一点口红，味道出来了。她一颦一笑，都能展现某种光彩。像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那个扇亭好像很简单，但你走进亭去，看到苏轼挂的那个对子——‘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你一下子觉得这个扇亭生动起来，给人以启示。”
李德武也不喜欢跟在一堆游客后面，听导游讲园林的各种轶闻趣事。他觉得，这远不是园林的内涵和魅力所在，要想感受苏州园林的韵味，他更愿意一人独自漫游，不走得太快，也不执迷于墙上已有的文字记载，而是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如同读一首诗。
李德武去狮子林。他看见那么多湖石假山，想起“狮子林”的来由：元代高僧天如禅师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狮子林”。
在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激动，他说，“无论有那些假山多么像狮子，或者有多少传奇的禅宗故事，但石头究竟是石头，他是死的，僵硬的。”但狮子林假山僻静处里处的一个小飞瀑给了他惊喜。特别是晚上游人少的时候，一下子感觉都来了，“那种以动衬静的感觉。没有禅宗的悟性，你什么都感受不到。那飞瀑落下时，正是人悟的妙处所在，”李德武说。
在苏州那么多园林里，李德武喜欢苏州诗人车前子的一个比喻，沧浪亭是水做的围墙。
沿着河畔慢慢走到那里，我有些明白李德武为什么喜欢这个比喻了。沧浪亭建自北宋，是苏州最早的园林，没有围墙，水把它和外界隔开，一座桥连接了彼此。车前子说，“这种以水为围墙为漏窗的别开生面，不要说在苏州独此一家，就是在中国也是别无分号的。”
车前子因此还大发诗人的感慨，“宋朝文人的心态是从容不迫的，他可以光着膀子在柳荫下睡个午觉，并不怕人看见。词在宋朝的发达，就与这一份从容有关。……宋朝文人不怕被人看见，看见他的柔软、敏感、细腻，甚至是纤弱。魏晋的文人也不怕被人看见，他不但光着膀子，还光着屁股在柳荫下睡午觉，因为人看他不见。……魏晋文人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人性深度的文人，宋朝的文人不深，但真从容。 只有从容不迫的时刻，才会出现以水为围墙为漏窗的园林。”
现在的人的心态是怎样的呢，他是否害怕被人看见？
三
苏州大学的教授周秦说，苏州园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是一种“退隐文化”的体现。
他分析说，从苏州园林的题名中，一眼便能看出园主人造园的用意。居苏州园林之首的“拙政园”，是明代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后，归隐苏州所建，他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的意思，把筑室种树，浇园种菜说成是“拙者之为政也”。“拙者”就是自己，自己从此再也不问政治了，而是把浇园种菜当作自己的“政事”，所以把园子命名为“拙政园”。
吴江的“退思园”是任兰先罢官之后归乡所建，“退则思过”，故名“退思园”。“思过”是假，退隐却是真情。
坐落在苏州城南阔家头巷内的网师园，初为南宋官员史正志的私宅万卷堂的故址。清乾隆年间宋宗元退隐之后，在此间建园，取名网师园。网师者，渔翁之别称也，园主以此园名隐寓其渔隐之意。
苏州最早的园林“沧浪亭”，也是北宋诗人、文学家苏舜钦在一度不得意时买下的一片荒地而建成的，他要“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 而“沧浪”二字则来自《楚辞·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如今沧浪之水浊兮，也就退隐了吧。
苏舜钦还写过一篇《沧浪亭记》，那是古典名作，知道的人很多。他说自己，“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他是绝了仕途之念了，就在这里与风月相伴。
苏舜钦去后，此园数易其主，历经沧桑。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中秋夜，诗人沈复偕芸娘来到沧浪亭中，铺毡于地，烹茶赏月，“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这是苏州文人的生活情趣，与贫富无关，要的就是这份情怀。
而对月色而言，不管是谁，它并不区别对待。
四
对叶放而言，“南石皮记”不仅是一处私人园林，更是他心目中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
“南石皮记”里，越过池塘的水面，遥相呼应的是一个供客人看戏用的平台。这是戏台，供堂会所用，这里已经举行过多次“雅集”，如上演过昆剧《牡丹亭》。2005年一次家宴上，叶放甚至把昆曲专家白先勇的班子请来，在园子里演出了整版的《牡丹亭》。
叶放说，“园子造成之后，我发现发生在这个园子里的晨昏昼晓，每一个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光线在园子里的变化，朋友们在园子里相聚，这才是情境的艺术。和当初建这个园子的装置艺术不同，这个艺术融入了生活当中。现在园子反而成了道具和陪衬。生活才是主角。”
李德武说：“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苏州人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是苏州人的生活标准，苏州人的诗情画意。”
我走在苏州的街道上，想起李德武说的，想起叶放说的，想到所有这些天这些人告诉我的没告诉我的。我想起苏州园林和自然和文明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像街道上树叶的新绿，天空中落下的雨滴，河道里波光粼粼的一闪，园林里彼此亲切地相望……它似乎容易说清，但又十分艰难。
苏州的园林，恐怕逗留过无数的传统文人。即使你有再多的苦痛，只要踏进那园林，对着那尚未被遗忘的山水打开心扉，你就能重新与辽阔的自然世界面对面，重新赋予自己生的意义，你也就能寻找到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
我很怕写这个专题，没有哪次比这次更怕。
我要用文字来分析介绍苏州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还要分析介绍苏州和六百年昆曲的情缘，这是多么无聊的事情。
之前，我在苏州一个叫“吴风雅颂”的小楼里，看画家车前子和他的朋友们看似随意的绘画，也想自己画上几笔；在苏州昆曲博物馆，我还听一个老太太给一个年轻人认真地唱昆曲，那时候昆曲离自己多近；还有在苏州博物馆和其他地方，每当我看到那些出自唐伯虎、文征明、沈周、仇英等人的作品时，我总要多停留一会：那山水与花鸟似乎不只是文人的唯美，也是他们在世俗的不如意中对美的追求。
美，好近，也好远。昆曲、绘画，多么美的东西，就像之前介绍古琴、园林一样。但我真希望你——我亲爱的读者，你能走到它面前去，什么都不做，只让你的心静静停留一会。
喜欢一件绘画作品，最好的方式是献上这幅优美的画。解读昆曲，最好是你能听上一段昆曲，从最细节处感受声音的魔力。但我什么都没给予，只献上了这个专题。
所以，我不知道，也没有把握用准确的语言复活古老的情感，为读者搭起一座桥，走过最幽暗的文字的通道，走入苏州的风雅里。但如果你眼前豁然开朗，像走入另外一个灿烂、明亮、沉醉的世界里。那么，我只能说，这一切是苏州让你有如神助。
水墨苏州
明朝以后，苏州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特别是丝织、刺绣等手工业经济非常发达。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互影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此地。其繁荣富庶的盛况，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多士大夫、文人、画家集散此地传播自己的政治观、人生观和美学观，他们的活动更刺激了一些与艺术有关的行业，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一定影响。艺术作品进一步商品化，贮藏书法、名画、古器物、珍本书籍，庭园营建，讲究服饰器用之风也很盛行。苏州一带成为各种艺术活动的集中区。明中期以后，吴门画派在此兴起。许多著名画家云集苏州，史料记载，当时苏州有150余人，占明代画家总数五分之一。
在吴门画派出现以前的明初期，苏州一带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山水画家，如王绂、马琬、王履、周臣等，他们精于传统，师法自然，对吴派画家有直接影响。明中期，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为代表的吴派完全成熟。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画派，史称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同他的学生文征明、唐寅，再加上仇英，合称“吴门四家”。
明代中期以后，“吴派”逐渐取代宫廷绘画和“浙派”的地位，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文人士大夫当中受到重现。
明代隆庆、万历及崇祯时期，是吴门画派最盛的时期。由于他们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创造性。他们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以及对意境的创造，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文征明《绿荫清话图》
一
沈周作为明代杰出的艺术家，他在诗文书画方面均有很高成就，绘画造诣尤深，是“明四家”之一（另三人为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画派”的领袖，在画史上影响深远。
沈周，出身于一个世儒之家，曾祖父是王蒙挚友，父亲沈恒吉、伯父沈贞吉都善画，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和当时的文人定期拜访，作诗填词，并以绘画、收藏为乐。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下长大，沈周自然从小就博览群书、能诗能文。
沈周一生没有做官，他在父亲过世后以奉养寡母为由，拒绝当官，他对自己的悠闲生活相当满意，以“石田”为字，也就是“无用”的意思（引自《左传》：“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他为人温雅宽厚，求其书画者经常是“屐满户外”。甚至有人作他的赝品，求他提款，也欣然应允。
一次，一名卖画为生的穷人，因为生活困窘，又要为母亲治病，无奈之下临摹了一张沈周的画作，前来要求他题上几个字并落款（这个要求还真过分），沈周问明情况后，怜其孝心可嘉，竟也欣然应允，将画稍作修改，题款盖章。
还有一次，苏州新上任了一位曹太守，新屋落成想找画匠作画，搜罗民间，把沈周也叫了去，朋友为他打抱不平说：“太守不知先生，何贱先生于此？渴贵游可勿往。”让他去找几个做官的朋友打声招呼。沈周却笑笑说：“往役义也，岂有贱哉？谒而求免，乃贱耳。”，意思说既然叫我做事，我就去做好了，有什么低贱的，去求达贵通路子开后门，才是低贱所为。
来找沈周求书的、求画的来往不断，他所建的有竹庄倒成了喧嚣扰攘的旅馆，书案和筐箧中堆满了纸张和绢素，有些索画者，和沈周并不相识，只拿一条丝巾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礼物，就要连索数幅作品，约定时间一过，就上门催债，让沈周烦不胜烦。他无奈地说：“吾在，此债不休；吾死，则已矣。”为了逃避这样的骚扰，沈周只能借居在偏僻的寺庙，求得短暂的安宁。但到后来，这样短暂的安宁也得不到，因为那些好事的人们，总在寺庙门前等着他的到来。
唐寅《事茗图》
面对这一切，沈周没有办法，他不生气，他天性就是个温和的人。
但有件事却让他痛心不已，没齿难忘。他收藏到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因当时画上没有名人题跋，沈周便把画交给一位朋友题跋，结果被朋友的儿子见利忘义，把画偷偷卖掉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他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却已经被人买走了。
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念念不忘这幅让他魂牵梦萦的画作，他愣是凭着记忆画出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他的仿作与原作在构图等方面都惊人的相似。现此幅作品与黄公望的真迹，同为国宝。
沈周是一个纯良的人。他的即兴小品很多，钓鱼、捉虾、吃饭、望月，心有所感，一切即刻就在画上呈现。他有一组写生册页，画了很多有趣的小动物。沈周一生潜心习画而得的绝技，使他成为“明四大家”的第一人，也是“吴门画派”公认的领袖。他活得高寿，八十三岁才辞别这个令他画不尽爱不完的人世。
苏州网师园一角
二
唐寅就是唐伯虎。
今天的人们一提到唐寅，就能联想到明朝那繁华的江南，以及在那繁华之地逍遥自在的风流才子，更会联想到他那或者是8个，或者是9个的“二奶”。何等惬意。但唐伯虎这人却是很穷的，自在或许是自在，却也是穷自在，老婆当然是有，但有且只有续弦一次。所以相对于别人，唐寅背着太多的黑锅。
比如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有一段唱——
“唉！我命苦啊！禀夫人，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骗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市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父他魂归天，为求葬老爹，唯有卖身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一面读书篇，从此唐寅诗集在身边，我铭记此仇不共戴天！”
仇英《明妃出塞图》
但实际上，唐寅是一个个性自由、不受拘束的文人。他常常喝醉酒，在酒楼里和唱歌跳舞的女子一起玩乐，也不在意别人的批评。
他画很多女子的画，最著名的一幅是《仕女图》。在宋代以前，我们看到的仕女，基本上是宫廷贵族的妇女，在唐寅的图画里，我们看到的女子，都是民间的歌舞女子。她们生活在酒楼中，唱歌跳舞，和客人聊天，这是明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唐寅最喜欢的生活。
他非常聪明，考试考得很好，可是不愿意做官。他的诗文和书法都很好，被称为“才子”。他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却噩梦连连，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少年得志，晚年丧志，都集中体现在唐伯虎一人身上。
唐寅50岁给自己写的诗，好玩，他说：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日间眠。漫老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大家都会觉得他过得像神仙，可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权，也没有财富。
唐寅的诗歌颇多豪放意气，其《把酒对月歌》唱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楼”。尽显“江南风流第一才子”的傲骨。而另一首《桃花庵歌》，飘逸洒脱，更堪称千古绝唱。
沈周仿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细节）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间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贫贱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今日的苏州，我刚刚去过，桃花坞这个名字还是有的，那里却没看到什么桃花。不知唐寅当年在自己家是否种了无数的桃花。
唐寅说，“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成为自由而落魄的职业画家后，他四十岁时才与一位青楼女子结为眷属，这样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幸福，所以他日日与酒相伴，过着半醉半醒的糊涂日子。后来干脆到桃花庵皈依佛门，鲜问世事了。然而，暂时的逃遁，却无法平息满腔孤愤，这位旷世奇才在五十三岁时就匆匆离世。
但苏州人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他们还是喜欢把唐寅说成风流才子，一方面他们欣赏唐伯虎的画，另一方面因为唐伯虎曾刻有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加之他文采风流，刚正不阿，不攀权贵，便为他编造了一个三点秋香的故事，使之广为流传。
三
“吴门画派”明四家的出现，不仅打破了“院体”和“浙派”垄断画坛的局面，而且标志着明代绘画独立面貌的形成。
明四家及吴门画派的其他画家，活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他们以在野士大夫、文人学士的角色，“赋性疏朗、狂逸不羁”，有着不大受约束的生活、观念和情感。他们一方面与较多的社会阶层相联系，一方面能更自由地抒写自己的主观世界，进一步完善了文人画的艺术形式。
但作为文人画家，他们的艺术在观念、技法、形式等方面都共同体现出一种新倾向，这就是接近世俗生活。
在他们活脱的笔墨世界里蕴藉着不同于元人的萧疏、寒荒、冷寂世俗的审美趣味。在题材的选择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上都表现出他们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以及他们的美学观点和社会理想。日常生活题材（如园林、田园风光、家禽以及现实生活和下层人物）的采用，苍润秀雅的格调，诗一般意境，都有别于前代的文人画。
吴门四家中，沈周一生没有做官；文征明目睹官场腐败，厌弃了官场生活，一再乞归，57岁辞归出京，放舟南下，回苏州定居，潜心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以戏墨弄翰自遣；唐寅更是绝意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以卖画为生。
而仇英，更是吴门画派中一个有益的少数。他年齿最小、出身最微、资历最浅、学养最低，名声人望与先后领袖江南画苑的沈周、文征明无法比肩，风流倜傥也远不如桃花庵里的唐伯虎，他所以能跻身于四大家之列，全凭其卓越的绘画技艺。
仇英，漆工出身，他的工作就是用油漆在家具上画画，这种工作使他的作品和文人画很不相同。据说他也为很多小说、戏曲画过版画插图，因此作品流传很广。
仇英的画，不被当时上流社会所重视，他也从来就不是一位能以书画为业的专业画家，他一生至死都没有离开漆工生活，在我国画坛上，他是一位终生靠体力谋生的画家。
到了近、现代，许多著名画家仍以仇英作为楷模而悉心研究。徐悲鸿的马，就是在反复认真研究了仇英的画马技巧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和风格的。
总而言之，吴门画派对当时、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他们影响，许多画家都是不乐仕进，而以栖身于林泉为高法、以笔墨为友的文坛名流。他们把书画称为“文人余事”，标榜“书画自娱”。
正是经过“吴门画派”的推波助澜，文人画艺术成为明中期以后画坛的强大潮流；其流变而为晚明的松江派，再变而为清初的以“四王”为代表的娄东派和虞山派（“四王”都是苏州人，故又称“江左四王”。其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又都是苏州太仓人，又有“太仓三王”之称），而“四王”倡导的绘画风格，创造出了另一种新风格。将中国画的笔墨水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苏州的昆曲往事
从元末明初昆山文人顾坚“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算起，昆曲在苏州已流传了约600年。在文人雅士的参与创作中，昆曲从一笛一箫的清唱，渐渐走上舞台成为演唱，并迈进皇宫，成为统领明朝中后期至晚清300余年的“官腔”。虽经沉寂，但生命力顽强，其幽谷之音在今天的苏州仍韵味悠扬。
一
吴中第一名胜不是城中那几处被贴上世界文化遗产牌子的私家园子，而是在城外西郊的虎丘山。北宋苏轼曾经去过，发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诚为憾事”的感叹。
虎丘是苏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处风景，颇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意思，而它还是昆曲兴盛的象征。
延续200年的苏州虎丘中秋曲会，是一年一度的苏州的节日，昆曲的节日。明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如此规模宏大的虎丘曲会，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享有盛名，即便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
比张岱稍早一些的袁宏道在苏州做了两年官，他对苏州人唱曲的盛况也有精彩记录，他在《虎丘记》中这样渲染道：虎丘离苏州城不过七八里路，没有高山也没有幽谷，只不过因为靠近城市，因此奏着音乐的游船，没有一天不往那儿去。凡是有明月的夜晚，鲜花盛开的早晨，雪花飞舞的黄昏，游人来来往往穿梭不停。
清代乾隆年间，昆剧在苏州仍盛，在苏州一地同时有大小47个昆班之多，“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昆剧唱词，人们随口都会唱上几句。
1949年以前，苏州人闲暇之余吟唱昆剧是件极普遍的雅事，唱曲之风盛行，穿行于大街小巷，常能听到悠扬的笛声。互相约请同好，发起定期的集体会唱，叫做同期。
顾笃璜于1928年出生于苏州的名门望族，家里就曾举办同期，他年幼无知时，大人唱工尺谱“工工四尺上”，他和一帮顽童就在旁打趣学舌“婆婆六尺长”，耳朵里灌满了昆曲，只要听到悠扬婉转的“吁啼吁啼”之音，就知道昆曲要开唱了。
二
就其缘起与本性而论，昆曲原本并不属于那种大剧场商业演出的艺术形态，它更多地体现出文人的情怀和诗人的本性。
中国昆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周秦说，最初的昆曲，是没有戏台，没有演员的，一支竹笛，三五知己在大厅里，伴着悠悠的竹笛，座中的雅士轻击手掌，吟唱拍曲。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这几乎就是文人儒士生活中的昆曲，后人给它取了个“清曲”的名称。
周秦说，元末顾坚与他的文人朋友坐在苏州地区昆山首富顾阿瑛的花园之中，揣摩吟唱，饮酒把欢，基本就是那样的场面。史料关于顾坚的记载几乎是空白，也许这位被后世推崇的元末明初戏曲家、昆曲鼻祖、清曲大师，在当时除了他的朋友外，根本无人知道。魏良辅在谈到他的前辈时，也只用了几个很简洁的汉字来说明：“居千墩，精南辞，善古赋。他坚辞元人的招募，只与江南的名士杨铁笛倪云林等躲在园中高歌。”
虽然仅仅几十个字，但魏良辅还是为我们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无疑这是一个文人的小团体，他们追求的不是名声远播，而是一种游戏间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的背后，深藏着苦闷和悲凉。
龚自珍曾经说过：“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为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宴，剧曲为狎游，至严不相犯。”意思讲得非常明白，文人的心态也表露得异常明显。
周秦说，几百年里，真正融入文人生活的只是一首“清曲”，而没有今天竭力宣扬的舞台上的昆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门与音律关系密切的吟唱，和文人早先的琴棋书画一起，成为衡量一个读书人有无修养和才能的标尺，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妆点身份，标榜风雅之仪的重要象征。
周秦出生书香门弟，自幼便接触了这样的“清曲”，他擅长诗词，尤工吹笛度曲，即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期间，也曲不离口、笛不离手。
如今每年秋天，周秦为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开设昆曲艺术选修课，讲授昆曲发展史和曲律理论，教唱昆腔南北曲名段，并且继续传授曲笛。
当然这里的昆调与舞台上的昆曲有很大区别，舞台上因为人物或者剧情，演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或激昂或低缓，或哀怨或喜悦，拉近镜头，演唱者也许面色发红，喉间筋凸，手舞足蹈，如此的状态是绝不可以出现在清曲演唱的场面中的，试着想下，面对荷塘清风，声嘶力竭的模样，该是何等的煞风景。清曲的演唱只能够是“闲雅整肃，清俊温润”，犹如闲庭信步于花径间，手执纸扇看花吟诗。
在长达数百年的变迁中，清曲的歌唱标准以及相关的理论，无关乎舞台上的昆曲是红火兴旺，还是低迷冷清，庭院中的他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神态，处变不惊，潇洒自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相反舞台上的昆曲，却不断在汲取清唱昆曲的营养，无论是音律还是套曲，或者外在的语言、内在的思想。正是清曲的纯文化特质，才是文人儒士热衷她的缘由，也因为这样的文化特性，使得在昆曲衰亡几百年中，还有那么多家底学识丰厚的文化人，在他们的书斋里拍曲吟唱，让她虽濒临绝地，却依旧得以传承，并且延绵到今天。
三
公元 1543 年，是昆曲发展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魏良辅写成了《南词引正》 ，确立了昆曲的正声地位。同一年，苏州昆山人梁辰鱼创作完成了《浣纱记》，第一部专门为昆曲创作的传奇作品诞生。
昆曲传奇的问世，加速了昆曲作为一个剧种的形成。万历年间，家庭昆班开始大量涌现。 在江南园林中，一个个昆曲舞台一步步被搭建起来。点点滴滴的戏曲元素加入进来。配器由简单到齐备、 表演从无到有、 行当从少到多、 舞台从简陋到富丽堂皇， 昆曲最终“粉墨登场”。
自梁辰鱼编《浣纱记》开始，昆曲从曲坛清歌过渡到剧坛曼舞，昆腔从曲成了戏。既然是戏，当然少不了伶人戏子。文人纵有千般风情，也需靠戏子优伶的惟妙惟肖来展现。慢慢地，伶人成了昆曲演出的主力军，而文人，则不间断地行使着编剧、导演，甚至是艺术指导的使命。
世人皆知唐伯虎多情，也知其笔下有过不少个性十足的诗歌作品，但是细细翻阅《唐伯虎全集》，就可以发现这位风流才子的数十支曲。
其余者还有“好事近”、“桂枝香”、“香遍满”等“套数”曲十余套，唐伯虎的这些曲作其景绮丽其情细腻，特别是其中的小儿女之态，百转千回之间，上承宋词、元曲的意境，下启后来者，如张凤翼、梁辰鱼、汤显祖等昆曲作者。
包括唐伯虎在内的苏州文人对昆曲曲词创作的参与，使得昆曲登上舞台之初便具有了高雅的特性。伶人演戏，而文人编戏、看戏、品戏，很多文人家中更蓄养了家庭戏班。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里，有这样一段：“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将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如今皆已皤然老妪了，着他们带领管理。”
周秦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养昆班都需要相当庞大的支出，“戏本考究，戏服精巧，这些都要很大的成本来维持”。他说，古代苏州织造府的戏班是用税银养的，为了给宫廷输送演员。
家班只属于士大夫阶层。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观剧的程度。
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当时苏州城里流行起一句话，叫“范祝发，申鲛绡” ，说的是城里最有名的两出戏， 也是最有名的两个家班。一个是范仲淹的子孙范常白家的《祝发记》 ，另一个就是申时行申宅里上演的《鲛绡记》。
演出《鲛绡记》教师是一位沈姓女子。她一生为伶，善度曲，十一二岁时进申府家班，一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从没离开过申府。申相国即是申时行，明嘉靖年间的进士第一，曾御笔钦点为状元郎，万历时的吏部尚书、大学士。
接替申府的第二位主人，即是钱岱。主人更替时，沈娘娘已六十有余，但她依然歌喉一出，音节嘹亮。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中人。
昆曲就这样完全融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 融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像没有琴棋书画一样，文人生活便单调许多。
四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也隐隐透露出昆曲与园林的密切关系。
苏州的那许多私人园林，与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昆曲便充实了园林内容的组成部分。苏州园林与昆曲内在精神的高雅和文人气，使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故事场景。
《牡丹亭》的爱情故事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导演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 所以中国闻名的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几百年来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苏州的许多园林，都会因为昆曲做特别的设计。作为中国四大名园和苏州园林中规模最大的代表作之一的拙政园，初为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所建。其中的西园北厅原是园主宴会、听戏、顾曲、品音之处。著名的拙政园鸳鸯厅戏台就位于鸳鸯厅的北半部，临荷池，向水景，上有卷棚顶，四角有耳房。在以水为基本布局特点的园中看戏，特别能够体现昆曲“ 水磨腔”的特点。
拙政园几经易主后，仍不改戏曲情韵。康熙年间的拙政园主曾为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他就在园中训练了一个较大的戏班。仅在拙政园的厅堂水面演戏还不过瘾，他还率领家班到上方山下石湖之畔，“连十巨轲为歌台，围以锦绣”，连演大戏，蔚为吴中之盛事，将园林艺术中的昆曲和湖山之中的昆曲，十分巧妙地衔接在一起了。
而今天，这种在园林里享受昆曲的风雅也被继承着。
2002 年，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网师园附近，多出了一个叫“南石皮记”的私家园林。 南石皮记的主人是苏州国画院高级画师叶放。“昆曲的情境绝大多数和园林有关。我就盖这么个园子，给朋友们提供听曲和交往的一个精致而奢侈的平台。”
南石皮记从建造好的那一天起，就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环境。昆曲演员们，平时就是在学校、剧团排练，再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演出。但在南石皮记，他们站在了一个家庭的园林中，站在了中国人的山水意境中。
《红楼梦》里贾母曾说过曲子要借着水声慢慢地飘来才好听，叶放印证了这点。
《牡丹亭》曾在这里的雅集上演。柳梦梅拿着一段柳枝，仿佛刚刚从园中折下。“简直就是在这个情境中发生的事。”演员们情绪饱满了起来，很入戏，水还在一旁婉约地流淌着，观看者也很入戏。
叶放和朋友们喝着乌龙茶，吃着老制的豆腐干，先听昆曲，再聊演员的唱词。中国人的风雅生活在这里还原。
五
乾隆后期，中国戏曲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以徽班为代表的戏曲团体用花部乱弹这样新颖的唱腔、精彩的表演，给剧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此时的昆曲演出开始受到冷落，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芒。
苏州昆剧传习所所长顾笃璜说，“昆曲从来都是贵族的、小众的，从繁荣走向低谷，真正原因是大批文人去搞新文艺了，原来喜欢昆曲的大户人家也不玩了。慈禧也不听昆曲，听京剧了，整个风气都扭过来了，这和现在流行歌曲起来了，没人听京剧是一个道理。”
顾笃璜就是这样大户人家的子弟。他学的是话剧，却痴迷昆曲，几乎一辈子在和这个奢侈品打交道。
顾的父亲是无锡蠡园的主人，解放后把园林交给国家。被视为近代昆曲复兴三剂强心针“第一剂”的“昆剧传习所”，就是1921年由顾的伯父顾公可、贝家叔祖贝晋眉和拙政园主人张紫东等八个苏州人和另外两个昆山人共同发起的。“当时十个人每个人出资1000大洋，这样投入已经相当大了，但资金上后来还是有问题，传习所又过户给穆藕初，穆是当时江南纺织业的大亨，酷爱昆曲。”顾笃璜说。
“穆藕初接手昆曲传习所最开始的想法是把传习所的学生留在他的企业里，毕业后半工半艺，这样把昆曲养起来。”然而，没过几年，穆藕初破产，无力养活这些学生，不得已把传习所转手给他的两个资本家朋友，改由他们投资。
传习所成立后，昆曲最显赫的一次露面是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的公演。那次上海美琪大戏院一连四天上演昆曲，戏码贴的是《刺虎》、《思凡》、《断桥》，还有《游园惊梦》，俞振飞演柳梦梅，梅兰芳演杜丽娘，苏州昆山一带的有钱人都赶到上海去看戏，不光场场爆满，黑市票价炒到一根黄金一张。这次昆曲公演在白先勇幼时的记忆里留下过金碧辉煌、极度奢侈的印记，那一段“皂罗袍”的音乐，以及梅兰芳翩翩的身段，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1981年，苏州昆曲剧院原团长顾笃璜重建昆剧传习所，邀请“传字辈”艺人及其弟子向年轻演员授艺。而今，由“继”字辈和“承”字辈为主的演员组成了昆剧传习所教师剧团，在遍地改革创新和适应现代审美昆曲的包围中，他们一直坚持保护传统昆曲，传播古典审美。
顾笃璜说，“当然，毫无疑问，昆曲复兴同样是从贵族中开始。”
2001年，被称为中国“百戏之祖”的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项目之一。600岁的昆曲成为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从2004年开始至2011年年底，由苏州昆剧院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了整整200场，其足迹遍布国内高校、两岸三地、欧美诸国，为昆曲在新世纪的再一次复苏，酝酿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