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一党执政的优越性
在大学的时候，一次和寝室学长夜聊时谈到了中国的民生问题，聊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人仇视社会，为报复社会，选择极端手段残害儿童的事件，聊到国内房价物价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仍然严重，官僚贪污腐败严重，很多地方出现强拆事件，食品安全无保障，医疗条件无保障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而讨论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当时师兄语重心长的说，如果中国实行多党执政，民生问题一定会得到改善，那时由于政党之间为了争取人民的选票就会真正为人民办事，从而使人们真正的获利，并且有了其他政党的监督，共产党才会完善自己，进而更加先进性。
虽然多党执政有这些好处，但社会中也将充斥着政客间的尔虞我诈、言语甚至是人身攻击。台湾是典型的由一党执政转变为多党制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利益增强了，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像表面那么光鲜。中国目前出现的这么多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造起的，而且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无法适应飞速的经济发展步伐，因此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会一步步得到解决的。而中国30多年来的骄人发展步伐，及能够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让世界都对中国刮目想看。归结这些成功的原因，就不得不归功到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一党制。下面就让我浅谈一下中国一党执政的优越性：
一、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中国一党执政，继而支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思想创新在政策、法规上演化为制度创新后，将新的制度、政策、法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全国之力来谋求全局发展或解决局部问题、困难，并形成了一种规范体系。从长江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到目前正在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经济特区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和各种区域规划；从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区到对口支援新疆，等等，中国在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而这些无一不是“举国体制”在发挥作用、在发挥优势。而这些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试想，如果在立法、行政机构对上述大工程进行无休止的辩论，而执政者又要考虑到选票的后果，其结果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夭折。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
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不仅在内政策不确定，在外交上也同样如此，小布什时代极力搞单边主义，而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每一次政策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就如日本，近几任首相可谓是走马灯似的更替，这样又怎会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在任期间做好工作让自己不下台就已经十分吃力了。而印度在过去几十年，对农民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因而对政党选票有利，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反而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的高效率。今年日本海啸事件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我们一方面对于日本灾民在震后表现出来的高素质表示钦佩，一方面又为日本政府所表现的差劲的救灾措施和策略而感到失望。与2008年汶川地震中中国政府表现的积极救援相比，我们很难在灾难当头找到日本政府救援的身影。512时，中国部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世界军事史上运送兵力的一个奇迹，而日本自卫队在气仙沼市火烧了一夜后的第二天早上10点才集结；汶川地震政府马上就进行交通管制，绝对保证向灾区运送物资的畅通，但是日本高速关闭，普通道路人满为患，陆地线几乎是断了的，在灾害发生一周后灾区仍面临食物短缺；在成都市内当时能够用的机场，民用的军用的训练用的全部开放，帐篷医药食品全部放进来，专业救援队和医疗队大量进来，及大规模伤员转运，通关手续等各种流程全部免除，而日本是在灾后快一周时由美军帮助才修复了仙台机场„„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法国、美国等国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也都相当混乱和低效，即使国内哀声遍野，领导人却还在享受着自己的假期，而中国却可以有温家宝总理亲自第一时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这才是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体现。
民主制度的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这对于一个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来说，很难做出中立和理性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这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是可怕的。
三、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异议，因为当前民众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最为不满，却为何一党执政能遏制腐败？因为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
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同样的时期。而且，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中国的廉洁程度要高于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同一进程的国家（《2005全球腐败排行榜》中中国廉洁排名第78位，印度排在88位，俄罗斯排在126位）。另外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这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即使发生权钱交易性质行为，由于其合法化，从而不属于腐败，这也就降低了腐败率，看来这样只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一党执政遏制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而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 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一党执政所带来的监管不力的弊端，并且也不断的在思想理论建设和制度改革方面进行着尝试和创新，以期做到自身先进性的延续。对于“反腐败”，中国推出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监督党政干部的制度建设方面正在向纵深推进。
四、可以建立更为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经常被冠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之称，但实际上一党执政却有比民主政治更高的廉洁度，并且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这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在民主国家，出现问题可以相互推诿，执政党可以指责在野党不配合，而在野党获得执政大权时，又将推卸责任为前者造成的。而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如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却成了半拉子工程，但是却没有人对损失负责，在中国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中国是高官问责制，官员不称职或失责、犯错，随时会被追责。但是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这样对于政府正确的决策有很大的伤害，并且多党之间无休无止的恶斗，会损耗国家相当大的精力，又怎能寄希望于不断纠缠的政策决定能够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意愿呢？
五、可以建立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
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而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因素太多，如相貌、宗教信仰、性别、种族、作秀才能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及政治裙带，而执政能力却被边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仅仅做过参议员的奥巴马，即使连一天市长都未当过就可以管理整个国家，因为美国人最喜欢创造奇迹、创造历史，第一位黑人总统加上出色的演讲作秀才能等等噱头，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这在中国可能出现吗？
并且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也导致整个国家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为几个部分，并随着政党共进退。如果站错了队，那十分抱歉，即使有再高的才华也有可能被闲置八年，人生又有几个八年。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而中国采用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六、可以真正地代表全民。多党执政体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这就会导致权力更替时政策的180度转变。而中共基本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舍，试点农村退休保障。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优点就会更加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中国的一党执政的成功，在于做到了保持政治的独立性，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从反面看，如果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实行西方的“多党执政”或“两党执政”，中国会是什么状况？简单设想：反对“改革开放”的或者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到影响的选民结成一个或多个反对党，受其选举战略、策略驱
使，或罢工罢市，或游行示威，轻者经济停滞，重者国家分裂，民无宁日、国无宁日。这不仅已经在我国“文化大革命”10年间由“保守派”和“造反派”反复上演过，并因此有过沉痛教训，而且，这也是使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难以摆脱的桎梏，并至今还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一个重要病根。
一党执政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尤其对于正处在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一党执政更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但要使这一制度创新长盛不衰，中国共产党也有如下部署：党的宗旨和目标的与时俱进，各级党政干部的培养、选拔和监管的制度、方法要有新的思路，一党执政下的各种类型、层次的选举制度的建设要推陈出新，要保证政府与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众和谐发展，等等。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过“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吸引着全世界经济学家、政治家们的眼球，并且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为国民和世界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浅谈一党执政的优越性
在大学的时候，一次和寝室学长夜聊时谈到了中国的民生问题，聊到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人仇视社会，为报复社会，选择极端手段残害儿童的事件，聊到国内房价物价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仍然严重，官僚贪污腐败严重，很多地方出现强拆事件，食品安全无保障，医疗条件无保障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而讨论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当时师兄语重心长的说，如果中国实行多党执政，民生问题一定会得到改善，那时由于政党之间为了争取人民的选票就会真正为人民办事，从而使人们真正的获利，并且有了其他政党的监督，共产党才会完善自己，进而更加先进性。
虽然多党执政有这些好处，但社会中也将充斥着政客间的尔虞我诈、言语甚至是人身攻击。台湾是典型的由一党执政转变为多党制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利益增强了，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像表面那么光鲜。中国目前出现的这么多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造起的，而且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无法适应飞速的经济发展步伐，因此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会一步步得到解决的。而中国30多年来的骄人发展步伐，及能够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让世界都对中国刮目想看。归结这些成功的原因，就不得不归功到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一党制。下面就让我浅谈一下中国一党执政的优越性：
一、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中国一党执政，继而支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思想创新在政策、法规上演化为制度创新后，将新的制度、政策、法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全国之力来谋求全局发展或解决局部问题、困难，并形成了一种规范体系。从长江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到目前正在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经济特区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再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区域和各种区域规划；从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区到对口支援新疆，等等，中国在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而这些无一不是“举国体制”在发挥作用、在发挥优势。而这些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试想，如果在立法、行政机构对上述大工程进行无休止的辩论，而执政者又要考虑到选票的后果，其结果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夭折。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
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不仅在内政策不确定，在外交上也同样如此，小布什时代极力搞单边主义，而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每一次政策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就如日本，近几任首相可谓是走马灯似的更替，这样又怎会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在任期间做好工作让自己不下台就已经十分吃力了。而印度在过去几十年，对农民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因而对政党选票有利，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反而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的高效率。今年日本海啸事件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我们一方面对于日本灾民在震后表现出来的高素质表示钦佩，一方面又为日本政府所表现的差劲的救灾措施和策略而感到失望。与2008年汶川地震中中国政府表现的积极救援相比，我们很难在灾难当头找到日本政府救援的身影。512时，中国部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世界军事史上运送兵力的一个奇迹，而日本自卫队在气仙沼市火烧了一夜后的第二天早上10点才集结；汶川地震政府马上就进行交通管制，绝对保证向灾区运送物资的畅通，但是日本高速关闭，普通道路人满为患，陆地线几乎是断了的，在灾害发生一周后灾区仍面临食物短缺；在成都市内当时能够用的机场，民用的军用的训练用的全部开放，帐篷医药食品全部放进来，专业救援队和医疗队大量进来，及大规模伤员转运，通关手续等各种流程全部免除，而日本是在灾后快一周时由美军帮助才修复了仙台机场„„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法国、美国等国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也都相当混乱和低效，即使国内哀声遍野，领导人却还在享受着自己的假期，而中国却可以有温家宝总理亲自第一时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这才是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体现。
民主制度的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这对于一个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来说，很难做出中立和理性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这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是可怕的。
三、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异议，因为当前民众对于中国的腐败问题最为不满，却为何一党执政能遏制腐败？因为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
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同样的时期。而且，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中国的廉洁程度要高于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同一进程的国家（《2005全球腐败排行榜》中中国廉洁排名第78位，印度排在88位，俄罗斯排在126位）。另外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这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即使发生权钱交易性质行为，由于其合法化，从而不属于腐败，这也就降低了腐败率，看来这样只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一党执政遏制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而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 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一党执政所带来的监管不力的弊端，并且也不断的在思想理论建设和制度改革方面进行着尝试和创新，以期做到自身先进性的延续。对于“反腐败”，中国推出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监督党政干部的制度建设方面正在向纵深推进。
四、可以建立更为负责任的政府。中国政府经常被冠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之称，但实际上一党执政却有比民主政治更高的廉洁度，并且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这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在民主国家，出现问题可以相互推诿，执政党可以指责在野党不配合，而在野党获得执政大权时，又将推卸责任为前者造成的。而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如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却成了半拉子工程，但是却没有人对损失负责，在中国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中国是高官问责制，官员不称职或失责、犯错，随时会被追责。但是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这样对于政府正确的决策有很大的伤害，并且多党之间无休无止的恶斗，会损耗国家相当大的精力，又怎能寄希望于不断纠缠的政策决定能够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意愿呢？
五、可以建立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
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而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因素太多，如相貌、宗教信仰、性别、种族、作秀才能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及政治裙带，而执政能力却被边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仅仅做过参议员的奥巴马，即使连一天市长都未当过就可以管理整个国家，因为美国人最喜欢创造奇迹、创造历史，第一位黑人总统加上出色的演讲作秀才能等等噱头，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这在中国可能出现吗？
并且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也导致整个国家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为几个部分，并随着政党共进退。如果站错了队，那十分抱歉，即使有再高的才华也有可能被闲置八年，人生又有几个八年。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而中国采用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六、可以真正地代表全民。多党执政体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这就会导致权力更替时政策的180度转变。而中共基本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舍，试点农村退休保障。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优点就会更加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中国的一党执政的成功，在于做到了保持政治的独立性，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从反面看，如果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实行西方的“多党执政”或“两党执政”，中国会是什么状况？简单设想：反对“改革开放”的或者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到影响的选民结成一个或多个反对党，受其选举战略、策略驱
使，或罢工罢市，或游行示威，轻者经济停滞，重者国家分裂，民无宁日、国无宁日。这不仅已经在我国“文化大革命”10年间由“保守派”和“造反派”反复上演过，并因此有过沉痛教训，而且，这也是使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难以摆脱的桎梏，并至今还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一个重要病根。
一党执政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尤其对于正处在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一党执政更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但要使这一制度创新长盛不衰，中国共产党也有如下部署：党的宗旨和目标的与时俱进，各级党政干部的培养、选拔和监管的制度、方法要有新的思路，一党执政下的各种类型、层次的选举制度的建设要推陈出新，要保证政府与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众和谐发展，等等。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说过“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吸引着全世界经济学家、政治家们的眼球，并且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为国民和世界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