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阴市区往南，到了云亭镇上澄鹿路往东，不远就能到华西村。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在初到华西村的日子里，往往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才能以平静代替惊愕：一栋栋别墅和员工宿舍楼散布在从前的田野上，杂乱地排列着，河南、安徽籍的农民不仅来这里打工，也来这里承包土地耕种，在街道上吆喝着做生意。 而华西村328米高的摩天大楼，重达1吨、耗资约3亿元的“金牛”，则给人留下“豪富”的印象。 山寨旅游业 提及华西村，人们首先能想到的是一些古怪的建筑、雕塑群。龙西湖里连成一排的各种名桥像歌曲大连唱一样结合在一起，龙砂山上微缩的悉尼歌剧院、凯旋门、天安门，幸福园里耶稣、孔子、董存瑞、刘胡兰莫名其妙地耸立一处，就连新建的摩天大楼，也是以迪拜塔为模板改造过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西村的那座摩天大楼。这座328米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还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做“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 苏南模式破灭以来，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大不如前，产业升级成了这里最重要的发展主题，对于致力于转型旅游和金融业的华西村来说，面临着新的抉择。搞旅游的事已经提了很多年，但真正操作起来还是2010年的事情，最大的问题不外乎：你让游客到村里来花钱看什么？ 只要在村子里走上一圈，你就会发现，这里除了像阅兵方阵一样整齐的别墅群稍具视觉冲击外，唯一值得看的无非是那些“山寨”的景点。这些建筑和雕塑缺乏想象力和灵魂，一切都循规蹈矩，让人想起张艺谋导演的某些武侠大片――华丽的空洞，宏大的苍白。 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的景点，还有村里那种奇怪的氛围，让人难忘，像无法感受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平时少报道，50年大庆集中报道”，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制定的宣传策略，显然，他们是在等摩天大楼的建成开业。 2011年10月，那座摩天大楼终于开业了，极尽繁华，那豪壮的庆典堪比春晚，正如老书记的计划那样，媒体上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评论，华西村又一次用他们的方式成功做了事件营销，用他们习惯的做法：引起你的争论，震慑你的眼球。 对于大力发展旅游的他们，懂得如何让你感到惊叹和不安，像中国人引起全世界的惊叹和不安一样，你无法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有钱，品位为何又如此拙劣。除了价值3亿的金牛，他们似乎牵不出别的东西。 家族式村庄经济 参观华西村的游客会发现，84岁的老书记吴仁宝仍旧忘我工作，每天都在礼堂为游客们演讲，用他诙谐的方言反复赞美着华西村的富足和领导们的远见卓识。 “北京的最高楼是328米，我们也是328米，我们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句看似玩笑的话里显示了他的生存智慧。 公开资料显示，他只上了几年私塾，他所凭借的只是勤奋和聪明，28岁的时候就做了模范生产队长，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他从山西参观回来万分感慨，那时候他就明白了在这个喜欢树典型以明确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形象以振奋国人的国家里，作为典型能获取到的资源和能量。 他深刻理解政策对于经营的重要性，征地并村、银行贷款、企业上市在内的各种便利，在其他村庄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也不是仅靠经营行为能做到的。 吴仁宝在做了48年书记之后，排挤走外姓的几个村干部，将权杖交给小儿子，自己做党政企总办主任，依然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影响力，他所创立的独特管理方式牢牢地将村民控制在村子里，村民们全年无休创造的产值以集体的名义掌握在被吴氏家族操控的华西集团。 据公开报道的资料显示，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的家族控制企业：吴仁宝的4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即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从行政权力来看，华西村党委的50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 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谈到华西村铺张的庆典和龙希大酒店的金碧辉煌，吴仁宝的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表示：“如果说这是炫富的话，那就是炫的是我们华西人民富起来了，炫的是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富起来了。” 不过，对于生活在华西村的人来说，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炫富”。笔者曾注意到，在华西村村民居住的别墅区外，通常都有围栏、岗亭，很少能看到“村外”的人。一道长廊很好地将别墅区与打工仔住的宿舍楼分开。 笔者曾和一位在华西村路边卖西瓜的大叔攀谈。他50岁上下，姓张，老家在安徽淮北。“这边好赚钱”，问及生意，他说，“我老家种地一亩补贴30元，这边补贴300元，当地人看不上种地，我就承包了11亩，专门种西瓜，也自己卖，每年能收入六七万，比老家划算多了。” 张大叔的儿子在附近工厂上班，“他是做模具的，我们全家都搬过来了，在这住了有10年了，这边老乡不少。” “那您觉得华西村怎么样？” “实话说，这边村子都不错，都有企业，前面的三房巷虽然没有华西村有名，实力也差不了多少，”他边说边用手沿着大路往东指，“华西村现在太大了，老村的人生活当然好，有车有别墅，合并村就差一些，最近因为土地纠纷还闹过事，像我们这些外地人在那干活，收入倒稳定，但只能做工人，干得再好也出不了头，干部都是有老村户口的人。” 张大叔的话语中既有欣羡，也有无奈，“这些年村里搞转型，说要搞旅游，钢厂、化纤厂效益不大好，我儿子他们很多人都离开了。”
从江阴市区往南，到了云亭镇上澄鹿路往东，不远就能到华西村。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在初到华西村的日子里，往往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才能以平静代替惊愕：一栋栋别墅和员工宿舍楼散布在从前的田野上，杂乱地排列着，河南、安徽籍的农民不仅来这里打工，也来这里承包土地耕种，在街道上吆喝着做生意。 而华西村328米高的摩天大楼，重达1吨、耗资约3亿元的“金牛”，则给人留下“豪富”的印象。 山寨旅游业 提及华西村，人们首先能想到的是一些古怪的建筑、雕塑群。龙西湖里连成一排的各种名桥像歌曲大连唱一样结合在一起，龙砂山上微缩的悉尼歌剧院、凯旋门、天安门，幸福园里耶稣、孔子、董存瑞、刘胡兰莫名其妙地耸立一处，就连新建的摩天大楼，也是以迪拜塔为模板改造过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华西村的那座摩天大楼。这座328米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还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做“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 苏南模式破灭以来，工业制造业的利润大不如前，产业升级成了这里最重要的发展主题，对于致力于转型旅游和金融业的华西村来说，面临着新的抉择。搞旅游的事已经提了很多年，但真正操作起来还是2010年的事情，最大的问题不外乎：你让游客到村里来花钱看什么？ 只要在村子里走上一圈，你就会发现，这里除了像阅兵方阵一样整齐的别墅群稍具视觉冲击外，唯一值得看的无非是那些“山寨”的景点。这些建筑和雕塑缺乏想象力和灵魂，一切都循规蹈矩，让人想起张艺谋导演的某些武侠大片――华丽的空洞，宏大的苍白。 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的景点，还有村里那种奇怪的氛围，让人难忘，像无法感受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平时少报道，50年大庆集中报道”，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制定的宣传策略，显然，他们是在等摩天大楼的建成开业。 2011年10月，那座摩天大楼终于开业了，极尽繁华，那豪壮的庆典堪比春晚，正如老书记的计划那样，媒体上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评论，华西村又一次用他们的方式成功做了事件营销，用他们习惯的做法：引起你的争论，震慑你的眼球。 对于大力发展旅游的他们，懂得如何让你感到惊叹和不安，像中国人引起全世界的惊叹和不安一样，你无法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有钱，品位为何又如此拙劣。除了价值3亿的金牛，他们似乎牵不出别的东西。 家族式村庄经济 参观华西村的游客会发现，84岁的老书记吴仁宝仍旧忘我工作，每天都在礼堂为游客们演讲，用他诙谐的方言反复赞美着华西村的富足和领导们的远见卓识。 “北京的最高楼是328米，我们也是328米，我们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句看似玩笑的话里显示了他的生存智慧。 公开资料显示，他只上了几年私塾，他所凭借的只是勤奋和聪明，28岁的时候就做了模范生产队长，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他从山西参观回来万分感慨，那时候他就明白了在这个喜欢树典型以明确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形象以振奋国人的国家里，作为典型能获取到的资源和能量。 他深刻理解政策对于经营的重要性，征地并村、银行贷款、企业上市在内的各种便利，在其他村庄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也不是仅靠经营行为能做到的。 吴仁宝在做了48年书记之后，排挤走外姓的几个村干部，将权杖交给小儿子，自己做党政企总办主任，依然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影响力，他所创立的独特管理方式牢牢地将村民控制在村子里，村民们全年无休创造的产值以集体的名义掌握在被吴氏家族操控的华西集团。 据公开报道的资料显示，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的家族控制企业：吴仁宝的4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即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从行政权力来看，华西村党委的50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 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谈到华西村铺张的庆典和龙希大酒店的金碧辉煌，吴仁宝的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表示：“如果说这是炫富的话，那就是炫的是我们华西人民富起来了，炫的是我们中国的农民也富起来了。” 不过，对于生活在华西村的人来说，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炫富”。笔者曾注意到，在华西村村民居住的别墅区外，通常都有围栏、岗亭，很少能看到“村外”的人。一道长廊很好地将别墅区与打工仔住的宿舍楼分开。 笔者曾和一位在华西村路边卖西瓜的大叔攀谈。他50岁上下，姓张，老家在安徽淮北。“这边好赚钱”，问及生意，他说，“我老家种地一亩补贴30元，这边补贴300元，当地人看不上种地，我就承包了11亩，专门种西瓜，也自己卖，每年能收入六七万，比老家划算多了。” 张大叔的儿子在附近工厂上班，“他是做模具的，我们全家都搬过来了，在这住了有10年了，这边老乡不少。” “那您觉得华西村怎么样？” “实话说，这边村子都不错，都有企业，前面的三房巷虽然没有华西村有名，实力也差不了多少，”他边说边用手沿着大路往东指，“华西村现在太大了，老村的人生活当然好，有车有别墅，合并村就差一些，最近因为土地纠纷还闹过事，像我们这些外地人在那干活，收入倒稳定，但只能做工人，干得再好也出不了头，干部都是有老村户口的人。” 张大叔的话语中既有欣羡，也有无奈，“这些年村里搞转型，说要搞旅游，钢厂、化纤厂效益不大好，我儿子他们很多人都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