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总第1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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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徐
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但对其表达方式和排列顺序的演变过程,学术界的了解并不全面。经过系统梳理史料,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东汉时期,在《太平经》
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民国时期,“天地君亲师”又衍变出“天地国亲师”和“天地圣亲师”两种形式。 [关键词] 天地君亲师;天地国亲师;天地圣亲师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6)02-0099-08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穹苍、大地的感恩,对于国家、社稷的尊重,对于父母、恩师的深情;表现了中国人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这几个字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安顿之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伦理道德取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它们就像柱石一样,支撑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厦。它们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识字的穷苦大众,都将它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它们对广大人民的教育,比任何法令经典都更有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舜徽先生认为:“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
P587)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1](
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2]
(P89)
有的还在香火牌位或条幅两旁,挂上一幅“天
高地厚君恩重,祖德宗功师范长”的对联,说明尊崇“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以引起人们的敬畏。这种情
形,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和人家依然如此;不仅汉族是这样,许多少数民族也是如此。
再进一步来看,这五个字的书写也十分讲究。“天地”二字写得很宽,取天宽地阔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须封严,谓君王一言九鼎,口不乱开;“亲”(親)字中的“目”不能封严,谓亲不闭目;师字不写左边上方之短撇,谓师不当撇(撇开)。()
此外,还有所谓“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的说法。
但是,“天地君亲师”这一耳熟能详的说法和司空见惯的牌位,人们并不知道它源于何时,更不清楚它发展演变的情况。张毕来先生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关于`天地君亲师'这个名单,我没有很好地研究过,现在是`三问三不知'。第一问,古人讲人伦,讲朋友而不讲师生,其故安在?答曰:`不知'。第二问,历来讲人伦既然不讲老师,后来老师
“天地君亲师”既是无形的精神信仰,也是有形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旧时在我国民间,民居厅堂正中壁上或神龛上,往往在黑色木牌上用金字漆书或用大幅红纸书写这五个字,也有的装裱成卷轴悬挂起来。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曾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
[收稿日期] 2006-02-16
[作者简介] 徐梓(1962-),男,湖北省京山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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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师,而没有涉及天和地。中国古代以天为至上神,主宰一切,又以地配天,化育万物,天地往往被看作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前提。《国语》提出了“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的说法,最早将君、亲、师并列,看作是百姓万民的根本,认为要将这三者同等对待。而注重天人关系、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天和地,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完整的思想内容。
《荀子》之后,相同的说法屡见于各种文献,如《史记》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0]
(P1167)
为什么又跑到香火牌位上去了。他在那里同天地一起排队,人们烧香时,他端坐不动,其尊严如君如父。这又是什么缘故?答曰:`不知'。第三问,`天地君亲师'这个排列次序始于何时?由谁开始?谁
P25-26)
拍板定案的?答曰:`不知'。”[3](不仅是张
毕来先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学人都对这些问题同样是“三问三不知”。严元章先生在《中国教育思想源流》的开篇就说到:“从前旧社会一些家庭里,摆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随便看过去,那好像是民间对于统治权力的牵强附会;然而,就思路上推敲,把`君亲师'作单方面的那样尊重,那就很可能是阴阳家的礼教作品之一。只是,由于来历不明,资料缺
P1)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不好判断了。”[4](这
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天地君亲师”的源流作一梳理。
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大戴礼
记》,也有基本相同的说法:“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
P17)
师,是礼之三本也。”[11](《礼记》的说法虽然有
一、思想渊源
“天地君亲师”的观念起源很早,学者们一般把它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钱穆先生曾指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
P9)
追溯到荀子。”[6](
[5](P242)
所不同,但也说及这五者:“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
P604-605)
过之地也。”[12](由这些材料看来,对天地
李泽厚
先生也说:“`天地君亲师'从内容和文字上可一直
《荀子》中关于“天地君亲师”的论述,见于《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
P347)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7](
君亲师的尊崇,在西汉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并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东汉章帝时,在班固等人整理编纂的《白虎通义》中,也强调了君、父、师的重要性:“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
P131)
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13](
二、排序定型
无论是《国语》和《荀子》,还是《史记》和《大戴礼记》,都只是分别说明了天、地、君、亲、师的重要,为“天地君亲师”这一排列次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却没有把这五者连在一起。将天地君亲师连在一起,形成一种整齐而简明的序列,是在东汉时期。
东汉顺帝时出现的《太平经》,是一部道教经典,但它同时继承了儒家的旨趣,极力宣扬天、地、君、父、师的重要。如它反复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书中还多次提及“君父师”,并有“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五四时期那位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而立。”[8]
(P111)
现代学者也多赞同这样的说法,认为《荀子》
中的记载,是“天地君亲师”这一说法的始祖。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学者。实际上,有关“天地君亲师”的渊源,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春秋末期。在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晋语》中,有这样的说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
P251)
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9](《国语》的这一记
载,,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P135)
理之人也”[14](的说法。这里最早将天地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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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序列还不是很完整,或许是考虑到俞文豹还在不遗余力地提倡,余英时先生这才得出了“天地君亲
师”的出现“不能早于13世纪中叶”的结论,并论定“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在我们看来,有《荀子》、《史记》等相关论说在前,又有《太平经》“天地君父师”的整齐序列继之于后,俞文豹显然不能算作是最早提出“师”应当与“天地君亲”并列之人。
明朝末年著名理学家刘宗周曾有这样的说法:“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必尽心力,修脯不计。每与同辈论师道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后生以师事我,则终身成败荣辱,俱我任之。若不尽心竭力,误人子弟,与庸医杀人等罪。'”[17]
(P216)
师五个字连在一起,整齐地排序,构成了后世敬奉
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雏形。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道教的学者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排列源自道教,具体地说,最早见于《太平经》。如颇为权威的《中国道教》就这样说:“道教承认忠孝节义,甚至最先提出`天地君父师'的伦理序列,后演为`天地君亲师'在中国社
P22)会广为流传。”[15](
在《太平经》中,用的是“天地君父师”这样一组概念。尽管它与“天地君亲师”有微小的差异,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天地君亲师”完整序列的最早出处。
钱穆先生曾向余英时问过这样的问题:“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变成红纸条,贴在厅堂上的?带着老师的问题,余英时平时留心相关资料,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最后写成了《“天地君亲师”的起源》一文。余英时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天地君亲师'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发现的一条记载,可以证明它不能早于13世纪中叶。”[
16](P130)
很多文献特别是传统劝善书都记载有这一情
节,但这里王文康公所指不明。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以及北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著名史学
家王溥,寇准的女婿、宋仁宗时的宰相王曙,金朝最后一科状元、元初大臣王鹗,三人均有“文康”的谥号,都被称为王文康公。
我们认为,这里王文康公指的是王曙。第一,在历史文献中,用王文康公称号的,往往是此人。因此,《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一在《古人称号》的“王文康公”下,即注明为“曙”。第二,有文献记载说:“余为潞州长子县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
P84)公最受寇莱公之知,因妻以女。”[18](这则材料
具体地说,余先生认
为“天地君亲师”出现于南宋末期的理宗时期。余英时先生论定“天地君亲师”“不能早于13
世纪中叶”出现,根据的是南宋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所说的一段话:“韩文公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然其说不过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愚以为未也。记曰: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君以正而用之。是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夫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则其为职必非止
P130)于传道、受业、解惑也。”[16](余英时先生据此
指出:“《吹剑三录》俞序作于淳祐八年戊申(1248),此文所引`记曰'出于何书尚待考,因为它和荀子之说及《国语·晋语》`民生于三'之说都不同。但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此时`天地君亲师'不但未成为制度,而且还没有形成`里巷常谈'。这是可以断言的。”[16]
(P130)
说明,王曙的父亲曾从事启蒙教育的工作,“以教授
村童为业”,与刘宗周所说“训诲童蒙”吻合。
王曙(963─1034)的父亲以“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因此尽力师职,尽心师事。他的说法,比13世纪早了近三百年,表述也更加规范。当然,这一说法见于明朝人的著述,有可能是刘宗周的追记,甚至有可能是用明朝末年已经通行的“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径直表达王曙父亲的意思。但这一说法出自“以教授村童为业”的蒙师之口,与“天地君亲师”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情形相吻合。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则王曙父亲的说法,就是继《太平经》的“天地君父师”之后,“天地君亲师”的最早提出。,“如前所引,“记曰”中的一段话,出自《礼记·礼运》。《吹剑三录》只是提出了“师”应该“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这与《国语》、《荀子》、《史记》、《大戴礼记》的说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特别”
102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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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自己家乡当时的祭祀时,作者这样说:“惟家设一厨,曰家堂,或于正寝之旁室置之,或悬之中堂而
已。然多奉神佛,如释、老之宫。其稍知礼者,则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亲师,而以神主置其两旁,亦无昭穆祧祔之别,其岁时祭祀,率凭僧
P531)
人节关。”[23](这则材料很清楚地说明,在明末
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题署为北宋之前的人撰
写的著作,也曾经说及“天地君亲师”。民间传说中的唐朝人吕洞宾,著有一部《九品仙经》,其中的序文中这么说:“吾乃唐朝进士,夙世好道。……尊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不敬天,雷震电随,暴雨混死。不敬地,尸首落水,体现鸭飧。不孝父母,天地难容,万劫不免。不忠君主,败国欺君,后堕沉沦。
P1)
不遵师教,天地循环,后醒难逃。”[19](这里明确
清初时期,在张履祥的家乡,天地君亲师已经成了人们祭祀的对象。
另一条史料是廖燕(1644-1705)在《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一《续师说》中的一段话:“宇宙有五大,师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亲,五曰师。师配天地君而为言,则居其位者,其责任不綦重乎哉!”这一说法虽然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义,但这段文末,有魏礼的一句评语:“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一经妙笔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
P129)
文。”[16](由“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可知,在明末清初时期,“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在民间
提出要尊天地君亲师,而且也是五者并列。
吕祖名 ,字洞宾,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世称吕祖或纯阳祖师,民间传说奉为八仙之一。唐末五代道士,少习儒、墨,举进士不第,遂浪迹江湖。北宋以来,民间关于吕洞宾的神话传说很多,苗善时收编为《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道藏辑要》收录其著作多种,或出于扶乩,或为后人伪托。尽管这篇序文中有“余身列仙班,亲笔而成”这样的语句,有“吾乃唐朝进士”、“戊子年命谕”这样具体的说法,但仍不可相信,更不能据以立说。
已经十分风行了。
2004年12月17日王春瑜先生在天津《老年
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地君亲妻”》的短文,也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资料。明末清初松江文人吴履震,在《五茸志逸随笔》卷八中有这样的记载:“徐封公方壶乃龚方川先生门下士也,尝述:`先生课子弟最严,不少假借。每谓人曰:“宇宙间所并尊者,天地君亲师。天地有覆载恩,君王有平治恩,父母有生育恩,如何深重,而师亦与焉,何可不思参配其恩?且以他人之子弟而尊事我,等于父母终其身,我苟无恩,而偃然当尊,岂不厚愧?故我必欲成人子弟,是以严也。”又榜于讲堂说:“误人之子弟,
P220)何异杀人之父兄?”先生立心如此。'”[24](
我国民俗学家车锡伦先生,曾经专门研究“天
三、广泛流行
天地君亲师的的排列方式,尽管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依然流传不广,远没有形成制度和“里巷常谈”,学术界根据的依然是《国语》、《荀子》、《礼记》的说法。除了南宋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所说的那段话之外,元代学者陈栎,曾多次论及君、父、师。如在《疑经》中说:“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师是也。天生时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是师也者,上参乎君父之尊,而下为朋友之伦,中之最尊者
P363)也。”[20](元代著名学者许衡,在《跋丽泽诸友
帖》中也说:“古人于行辈,最严于师。弟子为尤重。
P185)盖人生三事,师与君父一。”[21](元末明初人王
地君亲师”牌位的出处,最终认为“天地君亲师”出自明朝中后期的罗教。明正德初年,士兵出身的罗
清(1442—1527)创立无为教,又称“罗教”。罗清打着佛教的旗号,倡导回报父母恩、师长恩、国主恩、施主恩的“四恩”,后来罗教又有“报五恩”或“报十恩”之说。在集中体现罗教教义的《五部六册》中,多处说及“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爹娘养育恩,五报祖师传法恩”。“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罗清的私淑弟子、自称`临济宗'第二十六代传人的苏州和尚兰风,在为》绅在《上陈长史书》中也说:“人生于三,事之如一,
谓君也、父也、师也。三者,固人之所资以养、以生、
P771)以教而成材也。”[22](可见宋朝末年直至元代
乃至明朝初年,源自民间的“天地君亲师”之说,并没有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
“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是在明朝中后期。余英时先生发现的两则材料,可以用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颂':`天地君亲师,行藏原不昧;古今圣贤道,动静自分明。'(原文注:见清光绪十二年莆邑通明堂刊
《开心法要》本《破邪显正钥匙卷》卷上之一)这是`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最早出处。……明末清初活动于山东、河北的一个天地门教,它供奉的主神牌位便有`天地君亲师';明末直至现代流行于江浙地区的长生教,也要求信徒崇拜这个五字牌;与无为教有直接继承关系的青帮,在开`小香堂'时,主神牌位也是这个五字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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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人生经验,收集前代格言、庭训、诗文、俚语、谚语、童谣、笑话、故事等,编成了《传家宝》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他在分述皇上、天地、父母和师长的深恩后说:“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
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
P22-23)
个忘恩负义的人。”[29](不仅如此,石成金还
编写了这样的歌谣:“师与君亲等地天,成人明理望周全。须知受业还传道,不为区区给俸钱。”[
(P880)
29]
车先生还进一步指出,
“每天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
这些教派所供奉“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并不是
“至圣先师”,也不是教师,而是“传法”的“祖师”,带有帮派的意味。车先生的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他提供的材料进一步说明,“天地君亲师”在明代中后期流传已经非常广泛了。
以下材料进一步证明了“天地君亲师”在明朝后期已经广为流传。
明朝弘治丙辰(1496)进士、曾任工部尚书的刘麟,写有一篇《山东按察司副使邵康山墓志铭》,其中说传主邵康山“左图右史,检饬蠲静,屏几盘盂,悉有箴铭。操觚染翰,遇天地君亲师字,必敛容端
P404)
楷,虽造次亦然。”[26](邵康山与刘麟是同时期
P885)
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29](石成金是一
介乡儒,他编写《传家宝》是以百姓大众为对象的,这进一步说明“天地君亲师”这时主要流行于民间。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得出结论,明朝后期以来,“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是非常普遍,而且牌位也被供奉起来,成了人们祭祀的对象。诚如王春瑜先生所说:“至迟从明朝末年起,`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差不多已经高踞于每一个家庭的供桌
P62)之上了。”[30](
四、上谕钦定
在明朝后期“天地君亲师”已经流行的情势下,仍然有一些人特别是学者文人并不是五者并举,而往往遗漏位列末席的“师”。“师”的地位,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不能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
明代杰出画家沈周(1427-1509),有一首《晏起》诗这样说:“水漫湖田雨漫村,家贫只好不开门。
P639)诗书衣食外无!,天地君亲中是恩。”[31](沈周
的人,他在书写过程中,遇到“天地君亲师”字样时,总是严肃恭敬,即使在匆遽急促时也是这样。而同
时期作者,将传主的这种虔诚特别标树,乃至写进墓志铭中,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和尊崇。
历任刑部主事、云南按察使的李材,是嘉靖壬戌(1562)进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录有他的一段话:“修身为本。只有一个本随身,所接无非末者。延平曰:事虽纷纭,还须我处置。毕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运转枢机,皆是于我。离身之外,无别有本。虽天地君亲师亦末也。”[
27](P50)
不是为了诗句的整齐才略去“师”这一项的。当时论说“天地君亲”而不及“师”,在文人学者间是较为普遍的。
这里还可以蔡清为例。著名理学家蔡清
(1453—1508)在他的著述中,就不止一次说到“天地君亲”,而不及“师”。他在《复李宗一书》中说:“盖其最紧处,全在不言中。言及此,清惭负天地君
P790)亲,惭负师友矣。”[32](被称为“明代朱子学第
“天地君
亲师”在修身之外是最为重要的。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1600-1682),在“天地君亲师”说法已经十分普遍的情势下,专门写下了《天地君亲师说》一文,逐一论说敬祀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作者在篇末还附有一段自评:“此文虽分为五段,然总是一意。中间通以孝字贯之,盖孝为百行之原也。师者立教明伦,统承天地,故第五段总包前四段在内,读者须自理会。”[28]
(P441)
一人”的蔡清,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而是和朋友等同。“惭愧天地君亲”似乎是他的口头禅,在《与炮侍御书》中,他有“抚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称,而惭愧天地君亲,惭愧贤士夫知己耳”[
32](P792)
的
以师总括天地君亲四者,突出了“师”的地位。
说法;在《寿王太夫人序》中,则有“呜呼!言及此,[32](P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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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要求内阁礼部会同商议,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很快,礼部上奏,认为孔子的先世五代,都应该
封公爵。针对礼部的意见,雍正皇帝再次发布上谕:“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着询问诸大
P10)
臣具奏。”[36](诸大臣遵旨议定孔子父亲叔梁纥以上五代“并封为王爵”,并议定了具体封号。
到“天地君亲”而不及“师”。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与罗钦顺同为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顾清曾说:“臣赋性愚拙,任真率理,知所当敬者天地君
P754)亲,所当重者人伦行检。”[33](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桂林府通判汪森所辑的《粤西丛载》,在涉及
当地的风俗时说:“节物所尚,列郡多同。元日设香烛,盛服拜天地君亲及尊长,乡党交贺,三五日而
P617)
止。”[34](这一记载根据的是《广西通志》。汪森所能看到的《广西通志》有二种:一是嘉靖时林
富、黄佐等纂修的六卷本,二是万历时苏濬纂修的四十二卷本,那么这一记载出自明代志书无疑。
康熙初年曾任陕西凤县知县的周召,在评价冯开之的日记中“初一日,晴,佛室礼佛、礼祖先及参神如常仪”的内容时说:“以余观之,祀祖先,礼也。至于礼佛参神,果何佛何神耶?人生在世,天地君亲而外,所不可忘者师耳。先生本寒士,藉其教以魁南宫,号尊宿,享湖山诗酒之乐,而不闻一拜于孔子之座下,余虽谫劣,不能不以先生为非。”[
(P447)
35]
雍正皇帝这道上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以帝
王之尊和国家的权威,第一次明确钦定了“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改写了作为“百行之本”的“五伦”结构。其次,针对这一秩序中原本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师”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新的诠释,即“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从而为“师”在这一香火牌位上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和合法性依据。
雍正之后,在“天地君亲师”这一序列中,人们特别强调以前重视不够的“师”,又因为“师”与传道、授业、解惑直接关联,与学校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学校对祭祀“天地君亲师”最为热衷。上自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下到从事启蒙教育的一般学塾,都是如此。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周寿昌(1814-1884)曾说:“今国子监大堂后壁大篆`君亲师'三字,不知
P182)
自何时。”[37](一些学塾中的学规也
周召强调,只有“天地君亲师”,才是值得人们
祭祀膜拜的对象。对于士人来说,“拜于孔子之座
下”尤其必要,“师”是“天地君亲”之外,最值得尊崇的对象。作者努力为祭祀崇奉“师”寻找依据,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师”的地位的偏低和崇奉理据的脆弱。
由此可见,“天地君亲师”虽然在明朝后期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受文人重视的程度有限,士大夫并没有把这一民间信仰当一回事。尤其是其中的“师”,更是受人冷落。“天地君亲师”被全社会特别是士人所接受,成为风行宇内的祭祀对象,和清朝雍正皇帝《谕封孔子五代王爵》有关。雍正皇帝的上谕,主要标树的就是“师”。正是借助这道上谕,“师”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在“天地君亲师”这一序列中的地位。
雍正皇帝一即位,就上谕内阁礼部:“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膺崇
P10)
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36](但孔子的先人,只有父亲叔梁纥在宋真宗时追封启
明确规定,必须祭祀孔子或“天地君亲师”:“家塾中,须常悬圣像,俾学徒朝夕拈香致拜。或悬天地
P633)君亲师五大字,早晚作揖亦可。”[38](
由于继承了明朝后期以来的传统,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清朝雍正以后,在民间祭祀“天地君亲师”的风气非常兴盛。周寿昌甚至说:“俗以天地君
P181)亲师合祀,比户皆然。”[37](这非常典型地说明
了在清朝后期,家家户户争相祭祀“天地君亲师”的情形。
五、近代衍变
在“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中,“君”最为根本,是五者的核心。王春瑜先生《说“天地君亲师”》的主旨,就是要说明:“`天地君亲师'联成一体,而`君'字是中心。这就清楚表明,由这五个大字组成的特种牌位,是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产物,又是巩固封圣公。而叔梁纥以上,历来都没有封号,也没有奉。,,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帝;向这块牌位叩头作揖,就是向皇帝俯首称臣。”
[30](P64)
105
师”为“天地人亲师”,则“人”字太泛,没有具体所在,实际上无可祀敬。根据蔡先生介绍,在唐君毅看来,将“君”字改为“圣”字,最为可行。1956年,蔡仁厚等
人陪伴牟宗三先生过年,大年夜设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神位,上香行礼。年初一,徐复观先生率儿女来牟宗三先生处贺年,看到这个牌位,大为称赞,说这个“圣”字改得好。可见,新儒家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都认同在变化了的新时代敬奉“天地圣亲师”的必要。
鉴于现代社会中儒家礼仪的衰败失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蔡仁厚先生还在自己家里安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神位,并撰写了一幅“天生地养,盛德广大;圣道师教,亲恩绵长”的联语,再摆上一个小香炉和一对烛台,以便朔望节日上香行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践行儒家“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的“三祭”之礼,满足自己内在生命“报本返始”的要求,使人的精神生命,在日常生活之时,也能与天地相接、与祖先相亲、与圣贤相契。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蔡仁厚先生还向国人发出吁请:“让我们先在`家里'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如饭厅的墙壁上),来安置`天地圣亲师'的牌位(红纸书写或木雕神主牌,皆可)。使一家大小,朝夕之间都能和天地、祖先、圣贤,相感相亲,使人的生命由小我转化为大我;使只供住宿的家,转化为与祖先同在、与天地圣贤同在的安身立命之所。使我们的家人、子弟、儿孙,随时可以获得天地生德的流注,获得祖先恩泽的滋润,获得圣贤慧命的启发。总之,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经由`人文化成'而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39]然而,在现代社会,这样深具忧患意识和人文关切的吁请,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不再有“君”,这时如果依然供奉“君”的牌位,不仅滑稽,而且有
可能被斥为反动。人们便将“天地君亲师”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国家取代了皇帝,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的意义,以为新时代的精神信仰。
由“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的改换,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究竟谁是首创者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湖北十堰人。在十堰政务网站上,2004年12月23日刊布了《市情知识问答之市情概略》。第14条《十堰人良好的道德习俗传统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将十堰人民的传统美德概括为四条。其中第三条“热爱国家,扶持正义”所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后,十堰人率先将中堂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爱国思想替换了历代忠君纲常。
“天地君亲师”在现代的另一种变形是“天地圣亲师”。
如果说“天地国亲师”主要流行在民间的话,那么,“天地圣亲师”的说法则主要保留在学术的层面或学者中间,主要是一些“新儒家”在提倡,其中以蔡仁厚先生最为不遗余力。蔡先生认为,“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袓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几个`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这是儒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39]传统社会中祭祀“天地君亲师”,其中包含有“慎终追远”、“报本返始”的意义。在推翻了帝制、没有了皇帝的现代,用什么来取代“君”也就成了问题。针对改“天地君亲师”为“天地国亲师”,蔡先生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结构,不宜作为敬祀的对象。如果改“天地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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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胡敏中)
Headstreamofthe"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EthicOrder
XUZi
(SchoolofEducation,BNU,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andTEACHERarethemostimportantspiritualbeliefandsymbolicemblems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buttheevolvingprocessofexpressivemeansandtheorderoneafteranotherhasnotbeenfullyexplicated.Mysystematicstudyoftherelevanthistoricaldatarevealsthatthe"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ideafirstappearedinGuoYu(FormalLanguage),cameintoshapeintheCollectiveWorksofXunZi,andwasconsiderablypopularinWesternHanDynasty.InTaipingJing(PeaceClassics)oftheEasternHanDynasty,thereappearedthecompletementionofit,whichthentooksuchaformalorderintheearlyNorthSongDynasty.Thewor-shipofitsinceMingDynastywaspopularinawidespreadamongciviliansanditwastreatedasafetingtarget.TheorderwassetintermsofEmpororYongZhengandhisDynastyinhisearlyreign,andtheconceptwasdefinedandtheconnotationinterpreted,whereTEACHERwasofferedauniquestatusandfunction.Ittherefrombecameanation-widefetingobject.ButduringtheRepublicofChina(1911-1949)twoformsweredeveloped:"Heaven-Earth-Nation-Parent-Teacher"and"Heaven-Earth-Sage-Parent-Teacher".
Keywords: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Heaven-Earth-Nation-Parent-Teacher;Heaven-Earth-Sage-Parent-Teacher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总第1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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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徐
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但对其表达方式和排列顺序的演变过程,学术界的了解并不全面。经过系统梳理史料,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东汉时期,在《太平经》
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民国时期,“天地君亲师”又衍变出“天地国亲师”和“天地圣亲师”两种形式。 [关键词] 天地君亲师;天地国亲师;天地圣亲师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6)02-0099-08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穹苍、大地的感恩,对于国家、社稷的尊重,对于父母、恩师的深情;表现了中国人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这几个字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安顿之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伦理道德取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它们就像柱石一样,支撑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厦。它们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识字的穷苦大众,都将它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它们对广大人民的教育,比任何法令经典都更有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舜徽先生认为:“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
P587)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1](
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2]
(P89)
有的还在香火牌位或条幅两旁,挂上一幅“天
高地厚君恩重,祖德宗功师范长”的对联,说明尊崇“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以引起人们的敬畏。这种情
形,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和人家依然如此;不仅汉族是这样,许多少数民族也是如此。
再进一步来看,这五个字的书写也十分讲究。“天地”二字写得很宽,取天宽地阔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须封严,谓君王一言九鼎,口不乱开;“亲”(親)字中的“目”不能封严,谓亲不闭目;师字不写左边上方之短撇,谓师不当撇(撇开)。()
此外,还有所谓“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的说法。
但是,“天地君亲师”这一耳熟能详的说法和司空见惯的牌位,人们并不知道它源于何时,更不清楚它发展演变的情况。张毕来先生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关于`天地君亲师'这个名单,我没有很好地研究过,现在是`三问三不知'。第一问,古人讲人伦,讲朋友而不讲师生,其故安在?答曰:`不知'。第二问,历来讲人伦既然不讲老师,后来老师
“天地君亲师”既是无形的精神信仰,也是有形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旧时在我国民间,民居厅堂正中壁上或神龛上,往往在黑色木牌上用金字漆书或用大幅红纸书写这五个字,也有的装裱成卷轴悬挂起来。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曾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
[收稿日期] 2006-02-16
[作者简介] 徐梓(1962-),男,湖北省京山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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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总第194期)
父、师,而没有涉及天和地。中国古代以天为至上神,主宰一切,又以地配天,化育万物,天地往往被看作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前提。《国语》提出了“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的说法,最早将君、亲、师并列,看作是百姓万民的根本,认为要将这三者同等对待。而注重天人关系、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天和地,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完整的思想内容。
《荀子》之后,相同的说法屡见于各种文献,如《史记》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10]
(P1167)
为什么又跑到香火牌位上去了。他在那里同天地一起排队,人们烧香时,他端坐不动,其尊严如君如父。这又是什么缘故?答曰:`不知'。第三问,`天地君亲师'这个排列次序始于何时?由谁开始?谁
P25-26)
拍板定案的?答曰:`不知'。”[3](不仅是张
毕来先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学人都对这些问题同样是“三问三不知”。严元章先生在《中国教育思想源流》的开篇就说到:“从前旧社会一些家庭里,摆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随便看过去,那好像是民间对于统治权力的牵强附会;然而,就思路上推敲,把`君亲师'作单方面的那样尊重,那就很可能是阴阳家的礼教作品之一。只是,由于来历不明,资料缺
P1)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不好判断了。”[4](这
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天地君亲师”的源流作一梳理。
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大戴礼
记》,也有基本相同的说法:“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
P17)
师,是礼之三本也。”[11](《礼记》的说法虽然有
一、思想渊源
“天地君亲师”的观念起源很早,学者们一般把它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钱穆先生曾指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
P9)
追溯到荀子。”[6](
[5](P242)
所不同,但也说及这五者:“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
P604-605)
过之地也。”[12](由这些材料看来,对天地
李泽厚
先生也说:“`天地君亲师'从内容和文字上可一直
《荀子》中关于“天地君亲师”的论述,见于《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
P347)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7](
君亲师的尊崇,在西汉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并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东汉章帝时,在班固等人整理编纂的《白虎通义》中,也强调了君、父、师的重要性:“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
P131)
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13](
二、排序定型
无论是《国语》和《荀子》,还是《史记》和《大戴礼记》,都只是分别说明了天、地、君、亲、师的重要,为“天地君亲师”这一排列次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却没有把这五者连在一起。将天地君亲师连在一起,形成一种整齐而简明的序列,是在东汉时期。
东汉顺帝时出现的《太平经》,是一部道教经典,但它同时继承了儒家的旨趣,极力宣扬天、地、君、父、师的重要。如它反复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书中还多次提及“君父师”,并有“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五四时期那位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而立。”[8]
(P111)
现代学者也多赞同这样的说法,认为《荀子》
中的记载,是“天地君亲师”这一说法的始祖。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学者。实际上,有关“天地君亲师”的渊源,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春秋末期。在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晋语》中,有这样的说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
P251)
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9](《国语》的这一记
载,,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P135)
理之人也”[14](的说法。这里最早将天地君父
101
个序列还不是很完整,或许是考虑到俞文豹还在不遗余力地提倡,余英时先生这才得出了“天地君亲
师”的出现“不能早于13世纪中叶”的结论,并论定“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在我们看来,有《荀子》、《史记》等相关论说在前,又有《太平经》“天地君父师”的整齐序列继之于后,俞文豹显然不能算作是最早提出“师”应当与“天地君亲”并列之人。
明朝末年著名理学家刘宗周曾有这样的说法:“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必尽心力,修脯不计。每与同辈论师道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后生以师事我,则终身成败荣辱,俱我任之。若不尽心竭力,误人子弟,与庸医杀人等罪。'”[17]
(P216)
师五个字连在一起,整齐地排序,构成了后世敬奉
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雏形。
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道教的学者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排列源自道教,具体地说,最早见于《太平经》。如颇为权威的《中国道教》就这样说:“道教承认忠孝节义,甚至最先提出`天地君父师'的伦理序列,后演为`天地君亲师'在中国社
P22)会广为流传。”[15](
在《太平经》中,用的是“天地君父师”这样一组概念。尽管它与“天地君亲师”有微小的差异,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天地君亲师”完整序列的最早出处。
钱穆先生曾向余英时问过这样的问题:“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变成红纸条,贴在厅堂上的?带着老师的问题,余英时平时留心相关资料,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最后写成了《“天地君亲师”的起源》一文。余英时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天地君亲师'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发现的一条记载,可以证明它不能早于13世纪中叶。”[
16](P130)
很多文献特别是传统劝善书都记载有这一情
节,但这里王文康公所指不明。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以及北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著名史学
家王溥,寇准的女婿、宋仁宗时的宰相王曙,金朝最后一科状元、元初大臣王鹗,三人均有“文康”的谥号,都被称为王文康公。
我们认为,这里王文康公指的是王曙。第一,在历史文献中,用王文康公称号的,往往是此人。因此,《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一在《古人称号》的“王文康公”下,即注明为“曙”。第二,有文献记载说:“余为潞州长子县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
P84)公最受寇莱公之知,因妻以女。”[18](这则材料
具体地说,余先生认
为“天地君亲师”出现于南宋末期的理宗时期。余英时先生论定“天地君亲师”“不能早于13
世纪中叶”出现,根据的是南宋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所说的一段话:“韩文公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然其说不过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愚以为未也。记曰: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君以正而用之。是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夫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则其为职必非止
P130)于传道、受业、解惑也。”[16](余英时先生据此
指出:“《吹剑三录》俞序作于淳祐八年戊申(1248),此文所引`记曰'出于何书尚待考,因为它和荀子之说及《国语·晋语》`民生于三'之说都不同。但俞氏无疑是最早提出`师'与`天地君亲'当并列而为五之一人。此时`天地君亲师'不但未成为制度,而且还没有形成`里巷常谈'。这是可以断言的。”[16]
(P130)
说明,王曙的父亲曾从事启蒙教育的工作,“以教授
村童为业”,与刘宗周所说“训诲童蒙”吻合。
王曙(963─1034)的父亲以“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因此尽力师职,尽心师事。他的说法,比13世纪早了近三百年,表述也更加规范。当然,这一说法见于明朝人的著述,有可能是刘宗周的追记,甚至有可能是用明朝末年已经通行的“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径直表达王曙父亲的意思。但这一说法出自“以教授村童为业”的蒙师之口,与“天地君亲师”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情形相吻合。如果这一记载可信的话,则王曙父亲的说法,就是继《太平经》的“天地君父师”之后,“天地君亲师”的最早提出。,“如前所引,“记曰”中的一段话,出自《礼记·礼运》。《吹剑三录》只是提出了“师”应该“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这与《国语》、《荀子》、《史记》、《大戴礼记》的说法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特别”
102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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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自己家乡当时的祭祀时,作者这样说:“惟家设一厨,曰家堂,或于正寝之旁室置之,或悬之中堂而
已。然多奉神佛,如释、老之宫。其稍知礼者,则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亲师,而以神主置其两旁,亦无昭穆祧祔之别,其岁时祭祀,率凭僧
P531)
人节关。”[23](这则材料很清楚地说明,在明末
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题署为北宋之前的人撰
写的著作,也曾经说及“天地君亲师”。民间传说中的唐朝人吕洞宾,著有一部《九品仙经》,其中的序文中这么说:“吾乃唐朝进士,夙世好道。……尊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不敬天,雷震电随,暴雨混死。不敬地,尸首落水,体现鸭飧。不孝父母,天地难容,万劫不免。不忠君主,败国欺君,后堕沉沦。
P1)
不遵师教,天地循环,后醒难逃。”[19](这里明确
清初时期,在张履祥的家乡,天地君亲师已经成了人们祭祀的对象。
另一条史料是廖燕(1644-1705)在《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一《续师说》中的一段话:“宇宙有五大,师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亲,五曰师。师配天地君而为言,则居其位者,其责任不綦重乎哉!”这一说法虽然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义,但这段文末,有魏礼的一句评语:“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一经妙笔拈出,遂成千古大文至
P129)
文。”[16](由“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可知,在明末清初时期,“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在民间
提出要尊天地君亲师,而且也是五者并列。
吕祖名 ,字洞宾,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世称吕祖或纯阳祖师,民间传说奉为八仙之一。唐末五代道士,少习儒、墨,举进士不第,遂浪迹江湖。北宋以来,民间关于吕洞宾的神话传说很多,苗善时收编为《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道藏辑要》收录其著作多种,或出于扶乩,或为后人伪托。尽管这篇序文中有“余身列仙班,亲笔而成”这样的语句,有“吾乃唐朝进士”、“戊子年命谕”这样具体的说法,但仍不可相信,更不能据以立说。
已经十分风行了。
2004年12月17日王春瑜先生在天津《老年
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天地君亲妻”》的短文,也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资料。明末清初松江文人吴履震,在《五茸志逸随笔》卷八中有这样的记载:“徐封公方壶乃龚方川先生门下士也,尝述:`先生课子弟最严,不少假借。每谓人曰:“宇宙间所并尊者,天地君亲师。天地有覆载恩,君王有平治恩,父母有生育恩,如何深重,而师亦与焉,何可不思参配其恩?且以他人之子弟而尊事我,等于父母终其身,我苟无恩,而偃然当尊,岂不厚愧?故我必欲成人子弟,是以严也。”又榜于讲堂说:“误人之子弟,
P220)何异杀人之父兄?”先生立心如此。'”[24](
我国民俗学家车锡伦先生,曾经专门研究“天
三、广泛流行
天地君亲师的的排列方式,尽管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依然流传不广,远没有形成制度和“里巷常谈”,学术界根据的依然是《国语》、《荀子》、《礼记》的说法。除了南宋俞文豹在《吹剑三录》中所说的那段话之外,元代学者陈栎,曾多次论及君、父、师。如在《疑经》中说:“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师是也。天生时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是师也者,上参乎君父之尊,而下为朋友之伦,中之最尊者
P363)也。”[20](元代著名学者许衡,在《跋丽泽诸友
帖》中也说:“古人于行辈,最严于师。弟子为尤重。
P185)盖人生三事,师与君父一。”[21](元末明初人王
地君亲师”牌位的出处,最终认为“天地君亲师”出自明朝中后期的罗教。明正德初年,士兵出身的罗
清(1442—1527)创立无为教,又称“罗教”。罗清打着佛教的旗号,倡导回报父母恩、师长恩、国主恩、施主恩的“四恩”,后来罗教又有“报五恩”或“报十恩”之说。在集中体现罗教教义的《五部六册》中,多处说及“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爹娘养育恩,五报祖师传法恩”。“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罗清的私淑弟子、自称`临济宗'第二十六代传人的苏州和尚兰风,在为》绅在《上陈长史书》中也说:“人生于三,事之如一,
谓君也、父也、师也。三者,固人之所资以养、以生、
P771)以教而成材也。”[22](可见宋朝末年直至元代
乃至明朝初年,源自民间的“天地君亲师”之说,并没有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
“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是在明朝中后期。余英时先生发现的两则材料,可以用来作为这一判断的佐证。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颂':`天地君亲师,行藏原不昧;古今圣贤道,动静自分明。'(原文注:见清光绪十二年莆邑通明堂刊
《开心法要》本《破邪显正钥匙卷》卷上之一)这是`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最早出处。……明末清初活动于山东、河北的一个天地门教,它供奉的主神牌位便有`天地君亲师';明末直至现代流行于江浙地区的长生教,也要求信徒崇拜这个五字牌;与无为教有直接继承关系的青帮,在开`小香堂'时,主神牌位也是这个五字牌。”[
25]
103
十年的人生经验,收集前代格言、庭训、诗文、俚语、谚语、童谣、笑话、故事等,编成了《传家宝》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他在分述皇上、天地、父母和师长的深恩后说:“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
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
P22-23)
个忘恩负义的人。”[29](不仅如此,石成金还
编写了这样的歌谣:“师与君亲等地天,成人明理望周全。须知受业还传道,不为区区给俸钱。”[
(P880)
29]
车先生还进一步指出,
“每天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
这些教派所供奉“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并不是
“至圣先师”,也不是教师,而是“传法”的“祖师”,带有帮派的意味。车先生的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他提供的材料进一步说明,“天地君亲师”在明代中后期流传已经非常广泛了。
以下材料进一步证明了“天地君亲师”在明朝后期已经广为流传。
明朝弘治丙辰(1496)进士、曾任工部尚书的刘麟,写有一篇《山东按察司副使邵康山墓志铭》,其中说传主邵康山“左图右史,检饬蠲静,屏几盘盂,悉有箴铭。操觚染翰,遇天地君亲师字,必敛容端
P404)
楷,虽造次亦然。”[26](邵康山与刘麟是同时期
P885)
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29](石成金是一
介乡儒,他编写《传家宝》是以百姓大众为对象的,这进一步说明“天地君亲师”这时主要流行于民间。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得出结论,明朝后期以来,“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是非常普遍,而且牌位也被供奉起来,成了人们祭祀的对象。诚如王春瑜先生所说:“至迟从明朝末年起,`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差不多已经高踞于每一个家庭的供桌
P62)之上了。”[30](
四、上谕钦定
在明朝后期“天地君亲师”已经流行的情势下,仍然有一些人特别是学者文人并不是五者并举,而往往遗漏位列末席的“师”。“师”的地位,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不能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
明代杰出画家沈周(1427-1509),有一首《晏起》诗这样说:“水漫湖田雨漫村,家贫只好不开门。
P639)诗书衣食外无!,天地君亲中是恩。”[31](沈周
的人,他在书写过程中,遇到“天地君亲师”字样时,总是严肃恭敬,即使在匆遽急促时也是这样。而同
时期作者,将传主的这种虔诚特别标树,乃至写进墓志铭中,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和尊崇。
历任刑部主事、云南按察使的李材,是嘉靖壬戌(1562)进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录有他的一段话:“修身为本。只有一个本随身,所接无非末者。延平曰:事虽纷纭,还须我处置。毕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运转枢机,皆是于我。离身之外,无别有本。虽天地君亲师亦末也。”[
27](P50)
不是为了诗句的整齐才略去“师”这一项的。当时论说“天地君亲”而不及“师”,在文人学者间是较为普遍的。
这里还可以蔡清为例。著名理学家蔡清
(1453—1508)在他的著述中,就不止一次说到“天地君亲”,而不及“师”。他在《复李宗一书》中说:“盖其最紧处,全在不言中。言及此,清惭负天地君
P790)亲,惭负师友矣。”[32](被称为“明代朱子学第
“天地君
亲师”在修身之外是最为重要的。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1600-1682),在“天地君亲师”说法已经十分普遍的情势下,专门写下了《天地君亲师说》一文,逐一论说敬祀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作者在篇末还附有一段自评:“此文虽分为五段,然总是一意。中间通以孝字贯之,盖孝为百行之原也。师者立教明伦,统承天地,故第五段总包前四段在内,读者须自理会。”[28]
(P441)
一人”的蔡清,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而是和朋友等同。“惭愧天地君亲”似乎是他的口头禅,在《与炮侍御书》中,他有“抚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称,而惭愧天地君亲,惭愧贤士夫知己耳”[
32](P792)
的
以师总括天地君亲四者,突出了“师”的地位。
说法;在《寿王太夫人序》中,则有“呜呼!言及此,[32](P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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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要求内阁礼部会同商议,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很快,礼部上奏,认为孔子的先世五代,都应该
封公爵。针对礼部的意见,雍正皇帝再次发布上谕:“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着询问诸大
P10)
臣具奏。”[36](诸大臣遵旨议定孔子父亲叔梁纥以上五代“并封为王爵”,并议定了具体封号。
到“天地君亲”而不及“师”。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与罗钦顺同为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顾清曾说:“臣赋性愚拙,任真率理,知所当敬者天地君
P754)亲,所当重者人伦行检。”[33](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桂林府通判汪森所辑的《粤西丛载》,在涉及
当地的风俗时说:“节物所尚,列郡多同。元日设香烛,盛服拜天地君亲及尊长,乡党交贺,三五日而
P617)
止。”[34](这一记载根据的是《广西通志》。汪森所能看到的《广西通志》有二种:一是嘉靖时林
富、黄佐等纂修的六卷本,二是万历时苏濬纂修的四十二卷本,那么这一记载出自明代志书无疑。
康熙初年曾任陕西凤县知县的周召,在评价冯开之的日记中“初一日,晴,佛室礼佛、礼祖先及参神如常仪”的内容时说:“以余观之,祀祖先,礼也。至于礼佛参神,果何佛何神耶?人生在世,天地君亲而外,所不可忘者师耳。先生本寒士,藉其教以魁南宫,号尊宿,享湖山诗酒之乐,而不闻一拜于孔子之座下,余虽谫劣,不能不以先生为非。”[
(P447)
35]
雍正皇帝这道上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以帝
王之尊和国家的权威,第一次明确钦定了“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改写了作为“百行之本”的“五伦”结构。其次,针对这一秩序中原本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师”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新的诠释,即“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从而为“师”在这一香火牌位上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和合法性依据。
雍正之后,在“天地君亲师”这一序列中,人们特别强调以前重视不够的“师”,又因为“师”与传道、授业、解惑直接关联,与学校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学校对祭祀“天地君亲师”最为热衷。上自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下到从事启蒙教育的一般学塾,都是如此。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周寿昌(1814-1884)曾说:“今国子监大堂后壁大篆`君亲师'三字,不知
P182)
自何时。”[37](一些学塾中的学规也
周召强调,只有“天地君亲师”,才是值得人们
祭祀膜拜的对象。对于士人来说,“拜于孔子之座
下”尤其必要,“师”是“天地君亲”之外,最值得尊崇的对象。作者努力为祭祀崇奉“师”寻找依据,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师”的地位的偏低和崇奉理据的脆弱。
由此可见,“天地君亲师”虽然在明朝后期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受文人重视的程度有限,士大夫并没有把这一民间信仰当一回事。尤其是其中的“师”,更是受人冷落。“天地君亲师”被全社会特别是士人所接受,成为风行宇内的祭祀对象,和清朝雍正皇帝《谕封孔子五代王爵》有关。雍正皇帝的上谕,主要标树的就是“师”。正是借助这道上谕,“师”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在“天地君亲师”这一序列中的地位。
雍正皇帝一即位,就上谕内阁礼部:“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膺崇
P10)
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36](但孔子的先人,只有父亲叔梁纥在宋真宗时追封启
明确规定,必须祭祀孔子或“天地君亲师”:“家塾中,须常悬圣像,俾学徒朝夕拈香致拜。或悬天地
P633)君亲师五大字,早晚作揖亦可。”[38](
由于继承了明朝后期以来的传统,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清朝雍正以后,在民间祭祀“天地君亲师”的风气非常兴盛。周寿昌甚至说:“俗以天地君
P181)亲师合祀,比户皆然。”[37](这非常典型地说明
了在清朝后期,家家户户争相祭祀“天地君亲师”的情形。
五、近代衍变
在“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中,“君”最为根本,是五者的核心。王春瑜先生《说“天地君亲师”》的主旨,就是要说明:“`天地君亲师'联成一体,而`君'字是中心。这就清楚表明,由这五个大字组成的特种牌位,是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产物,又是巩固封圣公。而叔梁纥以上,历来都没有封号,也没有奉。,,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帝;向这块牌位叩头作揖,就是向皇帝俯首称臣。”
[30](P64)
105
师”为“天地人亲师”,则“人”字太泛,没有具体所在,实际上无可祀敬。根据蔡先生介绍,在唐君毅看来,将“君”字改为“圣”字,最为可行。1956年,蔡仁厚等
人陪伴牟宗三先生过年,大年夜设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神位,上香行礼。年初一,徐复观先生率儿女来牟宗三先生处贺年,看到这个牌位,大为称赞,说这个“圣”字改得好。可见,新儒家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都认同在变化了的新时代敬奉“天地圣亲师”的必要。
鉴于现代社会中儒家礼仪的衰败失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蔡仁厚先生还在自己家里安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神位,并撰写了一幅“天生地养,盛德广大;圣道师教,亲恩绵长”的联语,再摆上一个小香炉和一对烛台,以便朔望节日上香行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践行儒家“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的“三祭”之礼,满足自己内在生命“报本返始”的要求,使人的精神生命,在日常生活之时,也能与天地相接、与祖先相亲、与圣贤相契。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蔡仁厚先生还向国人发出吁请:“让我们先在`家里'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如饭厅的墙壁上),来安置`天地圣亲师'的牌位(红纸书写或木雕神主牌,皆可)。使一家大小,朝夕之间都能和天地、祖先、圣贤,相感相亲,使人的生命由小我转化为大我;使只供住宿的家,转化为与祖先同在、与天地圣贤同在的安身立命之所。使我们的家人、子弟、儿孙,随时可以获得天地生德的流注,获得祖先恩泽的滋润,获得圣贤慧命的启发。总之,使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经由`人文化成'而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39]然而,在现代社会,这样深具忧患意识和人文关切的吁请,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不再有“君”,这时如果依然供奉“君”的牌位,不仅滑稽,而且有
可能被斥为反动。人们便将“天地君亲师”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国家取代了皇帝,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的意义,以为新时代的精神信仰。
由“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的改换,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究竟谁是首创者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湖北十堰人。在十堰政务网站上,2004年12月23日刊布了《市情知识问答之市情概略》。第14条《十堰人良好的道德习俗传统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将十堰人民的传统美德概括为四条。其中第三条“热爱国家,扶持正义”所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后,十堰人率先将中堂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爱国思想替换了历代忠君纲常。
“天地君亲师”在现代的另一种变形是“天地圣亲师”。
如果说“天地国亲师”主要流行在民间的话,那么,“天地圣亲师”的说法则主要保留在学术的层面或学者中间,主要是一些“新儒家”在提倡,其中以蔡仁厚先生最为不遗余力。蔡先生认为,“天地是宇宙生命的本始,袓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这几个`本始',都不可忽视,不可忘本。这是儒家教化传统最为核心的所在。”[39]传统社会中祭祀“天地君亲师”,其中包含有“慎终追远”、“报本返始”的意义。在推翻了帝制、没有了皇帝的现代,用什么来取代“君”也就成了问题。针对改“天地君亲师”为“天地国亲师”,蔡先生认为,国家是政治组织结构,不宜作为敬祀的对象。如果改“天地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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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胡敏中)
Headstreamofthe"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EthicOrder
XUZi
(SchoolofEducation,BNU,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andTEACHERarethemostimportantspiritualbeliefandsymbolicemblems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buttheevolvingprocessofexpressivemeansandtheorderoneafteranotherhasnotbeenfullyexplicated.Mysystematicstudyoftherelevanthistoricaldatarevealsthatthe"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ideafirstappearedinGuoYu(FormalLanguage),cameintoshapeintheCollectiveWorksofXunZi,andwasconsiderablypopularinWesternHanDynasty.InTaipingJing(PeaceClassics)oftheEasternHanDynasty,thereappearedthecompletementionofit,whichthentooksuchaformalorderintheearlyNorthSongDynasty.Thewor-shipofitsinceMingDynastywaspopularinawidespreadamongciviliansanditwastreatedasafetingtarget.TheorderwassetintermsofEmpororYongZhengandhisDynastyinhisearlyreign,andtheconceptwasdefinedandtheconnotationinterpreted,whereTEACHERwasofferedauniquestatusandfunction.Ittherefrombecameanation-widefetingobject.ButduringtheRepublicofChina(1911-1949)twoformsweredeveloped:"Heaven-Earth-Nation-Parent-Teacher"and"Heaven-Earth-Sage-Parent-Teacher".
Keywords: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Heaven-Earth-Nation-Parent-Teacher;Heaven-Earth-Sage-Parent-Tea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