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关系进程中的美国因素_于淑云

DOI:10.14045/j.cnki.nmsx.2004.02.020

2004年4月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 第2期    Journalof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SocialSciences)

Apr.2004 Vol.30No.2

论中日关系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于淑云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内蒙古通辽028043)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遏制中国政策破产。美国选择了与中国“和解”之路,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美国;中日关系;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2-0084-04

  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使日本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契机。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进行深入探索,分析这一时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更好地把握今天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

  一、日本政府亲美政策是中日关系处于僵持状态的主因

尽早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但由于吉田政府采取对美一边倒的政策和美国的从中破坏阻碍,使中日关系在20多年时间里处于非正常状态。

早在1949年1月,中共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日本的选择与中国》的短评,明确表示:“无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愿意与否,人民的中国将要过问对于日本的管制,而日本将要与人民的中国签订和约,并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关系。”

〔1〕

策问题。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基本立场。

对于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姿态,美国是从亚洲均

势受到挑战的角度来理解的。新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和与苏联结盟的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雅尔塔体制下的冷战力量对比,美国便把日本、菲律宾等纳入战略防卫线,从而在亚太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冷战体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遏制以中、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加速实行完全排除中国的片面对日媾和,力图使日本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为美国包围欧亚大陆的主要基点。

针对美国政府急于片面对日媾和的企图,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950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谴责美国政府蓄意破坏四大国一致的原则,公然违反盟国共同对日作战之目的,背弃一系列国际协议,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日本人民的愿望,指出,对日和约必须以《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批准的对日基本政策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和约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不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中国政府力求在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获得民主与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迅速从发展与日共的关系着手展开对日人民外交,仅1950年《人民日报》就发表数篇社论,内容涉及支持情报局批评日共党内存在和平取得政权的幻想、鼓励日共以民族统一路线进行反美反政府斗争,呼吁日本人民团结、呼吁日共团结等重大方针政

〔收稿日期〕2003-09-15

〔作者简介〕于淑云(1951-)女,内蒙古开鲁县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

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由美国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旧金山会议片面对日媾和把中国排斥在外,不仅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台湾当局的不满。同时,它也给日本政府处理日中关系出了难题。由于美国的反对,中国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媾和;由于英国的反对,使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未能挤进旧金山和会。这样,对日本政府来说,中日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战争状态。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必须同中国处理关系。

美国完成召开对日和会、缔结对日和约的政策构想后,将撮合日台订立和约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其战略意图是通过与日、韩、台分别订立双边安全条约,构成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以反共为号召的战略防线和安全网络,这就必须使日本与台、韩之间签订和平条约,解除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

1951年2月,吉田首相在一封信中表示:“首要的是把中国从俄国手中夺回来,使中国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由于地缘、人种、语言、文化和贸易上的古老联系,日本最适于担任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

〔2〕

难以批准《旧金山和约》。吉田政府在美国的胁迫

下,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对,1952年4月28日,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双方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日本政府在美国压力下,最终选择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给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障碍,它加速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政府谴责吉田政府和台湾当局缔结的所谓“和平条约”,但同时也认为这一条约是美国政府“强令”吉田政府签订的。它表明中国政府意识到,日台条约是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的,并非完全是日本政府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吉田政府是出于美国的压力而敌视中国,因而它与美国是有区别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了外务省的机构和职能,开始了“独立”外交活动,但不论其经济、政治都得依赖于美国。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完全采取了对美“一边倒”政策。但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中日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二、中美和解,加速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在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遭到惨败,其世界霸权地位急剧衰落。苏联发展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同美国展开争夺,迫使美国必须作出新的抉择。尼克松上台后,选择了中美“和解”之路,加速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后,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迫使尼克松重新考虑对华的政策问题。在对华关系上,尼克松的内心却充满着矛盾。他认为如果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台湾,假如不放弃台湾就不能和中国缓和关系,倘若不遏制中国,就会失去美国在亚洲的统治和影响力。若遏制中国就会失去美国经济所需要的巨大市场。但是,他从美国的实际出发,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毅然从矛盾重重的旋涡中博击出来,最终选择了中美和解之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并同中国领导人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尼克松的访华不仅结束了中美持续20多年之久的敌对关系,而是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尼克松此举使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破产了,使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使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的提高了,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速度加快了。

尼克松访华影响了日本,但接受这种影响也有一个过程。1964年,佐藤出任日本首相。上任后佐

在媾和问题上,吉田不想与新

中国直接对抗,并通过与新中国建立经济、文化联系以便离间中苏同盟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策略。吉田认为:“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是我的宿愿。但我也想避免因加深这种关系而导致否认北京政府”。因为“中共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

〔2〕

由此可知,吉田政府当时试图选择的

是“双轨政策”,并不完全倒向台湾当局,而是力图保持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权和“中立地位”,以便利用中国的尚未统一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为日本谋取利益。

吉田政府对新中国接触的政策,立即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对日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1年12月10日亲抵东京与吉田会谈,杜勒斯指出:“台湾当局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得到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承认,台湾又处于远东军事战略要冲上,北京政权则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国家,因此日本为同台湾当局缔结和约而进行谈判是符合日本最大利益的。”并威胁说: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旧金山和约》,如不能确认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订立和约,国会将

藤发表讲话:“在亚洲以开展积极的自主外交为基调,解决冲绳、日韩和中国问题”,“贯彻和平共处外交。”

〔3〕

文化交流”,但在1971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仍

继续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这种倒行逆施的态度,不仅激起了在野党的反对,而且也遭到了其它党派的指责和批判。在四面楚歌声中,佐藤被迫于1972年6月声明辞职,宣告了自民党内极右势力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

佐藤内阁的垮台表明,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愿望,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无论谁出任内阁首相都阻挡不住这股历史潮流,只有顺应民意,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才不会被人民所抛弃。  三、田中首相顺承时势,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

1972年7月7日,田中首相一上台,就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

早在1972年1月,田中角荣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说:“对日本来说,过去一百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把形同内政的中国问题束之高阁,对日本是不利的。在我的心中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中国问题必须设法尽快解决,而且越快越好。”

〔5〕

〔3〕

但随后就拒绝给日共第九届党代会邀请的以

彭真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入境签证;日本外相椎明

月三郎在国会上说:“列入重要事项这种方式”就是为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1965年1月,佐藤首相访美,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会谈。约翰逊要求日美协调对以支援韩国和越南为主要内容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自由世界的防卫”进行合作,并要求日本应成为这一协作体制的核心。这种新的伙伴关系,表明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日本承担了取代美国的任务。1967年,佐藤访问了亚洲、大洋洲和美国,佐藤的这种外交有两个用意:一是想表现在越南战争特需及其它因素支持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所取得的成果;二是想纠合亚洲亲美反共的各国,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实现其对美合作。佐藤首相这种外交用意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赞同,于是在1970年10月,佐藤访美期间同尼克松举行会谈时,就中国问题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就是“与双方有关的政策充分进行协商”,为此双方应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当佐藤紧密地和美国合作之际,美国政府出于本国的战略利益,却在单方面考虑改善对华关系,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尼克松冲击波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使日本感到非常愤怒。日本人民认为,他们“二十多年来认真谋求的日中邦交正常化未能实现,都是因为日本政府一贯奉行卑躬屈膝的对美国从属政策,而现在美国却搞“越顶外交”,抢到日本的前面去〔4〕

了”日本舆论界要求政府改变从属美国的地位,跟上世界潮流,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自1970年后,日本各界人士先后成立了“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群众团体。他们不仅大造复交舆论,而且纷纷来华,与“中日友协”磋商两国复交的原则和条件,并发表了载有中日复交各原则的联合声明。1972年4月,日本民社党访华团同中日友协举行会谈,中方把同日本各在野党及友好团体签署的历史联合声明的精神进行归纳,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复交三原则”,

〔4〕〔3〕

1972年3月,田中

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世界上有三个据点,即柏林墙、朝鲜的38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方的三个接触点。必须使这三个接触点不发生纠纷,否则就无远东的和平,也无日本的和平。因此,从日本来说,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有了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1972年7月,田中就任首相后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就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表明了要顺应历史潮流,谋求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意向。新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上,田中首相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又说:在外交上,要加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行和平外交。他把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新内阁应尽快解决的最大课题。日本社会、公明、民社等在野党也先后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田中内阁合作并给予协助。

对此,中国政府立即抓住时机,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谈判中日恢复邦交问题。于是,1972年9

〔6〕

这三项原则总结了中日

民间历次政治谈判的积极成果,成为以后两国政府进行复交谈判的基础。

面对激烈变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强烈要求日中复交的潮流,佐藤政府虽也不得不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扩大日中之间的贸易和

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前来我国访问。毛主席、周总理对日本客人表示了热烈欢迎。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9月29日,两国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从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从田中就任首相到中日正式宣布恢复邦交,为时不过两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顺利解决了2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在震惊世界的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以戏剧性的速度创造的又一个外交奇迹。所以,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一次历史性转折的成功收获。

历史的实践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中日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作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和随后中日两国的邦交,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它不仅对中日两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改革开放政策顺利进行,而且对于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本问题文件汇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34.

〔2〕[日]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M〕.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6.351.351.

〔3〕[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

书馆,1980.569.670.902.

〔4〕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日中友好运动史〔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78.114.115.

〔5〕关南,赫赤著.战后日本政治〔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

社,1988.329.

〔6〕王泰平.田中角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93.

TheFactorsofUSAintheProcessofRelationshipsofChinaandJapan

YUShu-yun

(Dept.ofMarxism-LennismTeachingandResearch,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Tongliao028043,China)

Abstract:Intheearly50ofthe20thcentury,USA'spolicytoJapanchangedfromcontroltosustain,andexpelthemitigationofChinatoJapan.In1971,ChinareturnedtotheplaceinUnitedNations,USA'splicyto

ChinaabortedandmadeitselectthefriendlywaywithChina,TheimprovementoftherelationshipsofChinaandUSApromotetherelationofChinaandJapan.

KeyWords:USA;TherelationshipsofChinaandJapan;Nomalization

〔责任编辑 王立平〕

DOI:10.14045/j.cnki.nmsx.2004.02.020

2004年4月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 第2期    Journalof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SocialSciences)

Apr.2004 Vol.30No.2

论中日关系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于淑云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内蒙古通辽028043)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遏制中国政策破产。美国选择了与中国“和解”之路,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美国;中日关系;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4)02-0084-04

  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使日本对新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契机。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进行深入探索,分析这一时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更好地把握今天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

  一、日本政府亲美政策是中日关系处于僵持状态的主因

尽早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但由于吉田政府采取对美一边倒的政策和美国的从中破坏阻碍,使中日关系在20多年时间里处于非正常状态。

早在1949年1月,中共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日本的选择与中国》的短评,明确表示:“无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愿意与否,人民的中国将要过问对于日本的管制,而日本将要与人民的中国签订和约,并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关系。”

〔1〕

策问题。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基本立场。

对于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姿态,美国是从亚洲均

势受到挑战的角度来理解的。新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和与苏联结盟的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雅尔塔体制下的冷战力量对比,美国便把日本、菲律宾等纳入战略防卫线,从而在亚太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冷战体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遏制以中、苏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加速实行完全排除中国的片面对日媾和,力图使日本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为美国包围欧亚大陆的主要基点。

针对美国政府急于片面对日媾和的企图,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950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谴责美国政府蓄意破坏四大国一致的原则,公然违反盟国共同对日作战之目的,背弃一系列国际协议,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日本人民的愿望,指出,对日和约必须以《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批准的对日基本政策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和约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不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中国政府力求在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获得民主与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共产党迅速从发展与日共的关系着手展开对日人民外交,仅1950年《人民日报》就发表数篇社论,内容涉及支持情报局批评日共党内存在和平取得政权的幻想、鼓励日共以民族统一路线进行反美反政府斗争,呼吁日本人民团结、呼吁日共团结等重大方针政

〔收稿日期〕2003-09-15

〔作者简介〕于淑云(1951-)女,内蒙古开鲁县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

1951年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了由美国操纵的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旧金山会议片面对日媾和把中国排斥在外,不仅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台湾当局的不满。同时,它也给日本政府处理日中关系出了难题。由于美国的反对,中国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媾和;由于英国的反对,使台湾国民党当局也未能挤进旧金山和会。这样,对日本政府来说,中日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战争状态。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必须同中国处理关系。

美国完成召开对日和会、缔结对日和约的政策构想后,将撮合日台订立和约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其战略意图是通过与日、韩、台分别订立双边安全条约,构成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以反共为号召的战略防线和安全网络,这就必须使日本与台、韩之间签订和平条约,解除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

1951年2月,吉田首相在一封信中表示:“首要的是把中国从俄国手中夺回来,使中国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由于地缘、人种、语言、文化和贸易上的古老联系,日本最适于担任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

〔2〕

难以批准《旧金山和约》。吉田政府在美国的胁迫

下,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对,1952年4月28日,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双方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日本政府在美国压力下,最终选择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给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障碍,它加速了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政府谴责吉田政府和台湾当局缔结的所谓“和平条约”,但同时也认为这一条约是美国政府“强令”吉田政府签订的。它表明中国政府意识到,日台条约是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的,并非完全是日本政府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吉田政府是出于美国的压力而敌视中国,因而它与美国是有区别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了外务省的机构和职能,开始了“独立”外交活动,但不论其经济、政治都得依赖于美国。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完全采取了对美“一边倒”政策。但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转变,中日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二、中美和解,加速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在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遭到惨败,其世界霸权地位急剧衰落。苏联发展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同美国展开争夺,迫使美国必须作出新的抉择。尼克松上台后,选择了中美“和解”之路,加速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后,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迫使尼克松重新考虑对华的政策问题。在对华关系上,尼克松的内心却充满着矛盾。他认为如果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台湾,假如不放弃台湾就不能和中国缓和关系,倘若不遏制中国,就会失去美国在亚洲的统治和影响力。若遏制中国就会失去美国经济所需要的巨大市场。但是,他从美国的实际出发,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毅然从矛盾重重的旋涡中博击出来,最终选择了中美和解之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并同中国领导人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尼克松的访华不仅结束了中美持续20多年之久的敌对关系,而是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尼克松此举使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破产了,使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使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的提高了,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速度加快了。

尼克松访华影响了日本,但接受这种影响也有一个过程。1964年,佐藤出任日本首相。上任后佐

在媾和问题上,吉田不想与新

中国直接对抗,并通过与新中国建立经济、文化联系以便离间中苏同盟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策略。吉田认为:“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是我的宿愿。但我也想避免因加深这种关系而导致否认北京政府”。因为“中共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国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

〔2〕

由此可知,吉田政府当时试图选择的

是“双轨政策”,并不完全倒向台湾当局,而是力图保持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权和“中立地位”,以便利用中国的尚未统一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为日本谋取利益。

吉田政府对新中国接触的政策,立即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对日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1951年12月10日亲抵东京与吉田会谈,杜勒斯指出:“台湾当局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得到了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承认,台湾又处于远东军事战略要冲上,北京政权则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国家,因此日本为同台湾当局缔结和约而进行谈判是符合日本最大利益的。”并威胁说: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旧金山和约》,如不能确认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订立和约,国会将

藤发表讲话:“在亚洲以开展积极的自主外交为基调,解决冲绳、日韩和中国问题”,“贯彻和平共处外交。”

〔3〕

文化交流”,但在1971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仍

继续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这种倒行逆施的态度,不仅激起了在野党的反对,而且也遭到了其它党派的指责和批判。在四面楚歌声中,佐藤被迫于1972年6月声明辞职,宣告了自民党内极右势力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

佐藤内阁的垮台表明,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愿望,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无论谁出任内阁首相都阻挡不住这股历史潮流,只有顺应民意,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才不会被人民所抛弃。  三、田中首相顺承时势,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

1972年7月7日,田中首相一上台,就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

早在1972年1月,田中角荣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说:“对日本来说,过去一百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把形同内政的中国问题束之高阁,对日本是不利的。在我的心中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中国问题必须设法尽快解决,而且越快越好。”

〔5〕

〔3〕

但随后就拒绝给日共第九届党代会邀请的以

彭真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入境签证;日本外相椎明

月三郎在国会上说:“列入重要事项这种方式”就是为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1965年1月,佐藤首相访美,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会谈。约翰逊要求日美协调对以支援韩国和越南为主要内容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自由世界的防卫”进行合作,并要求日本应成为这一协作体制的核心。这种新的伙伴关系,表明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日本承担了取代美国的任务。1967年,佐藤访问了亚洲、大洋洲和美国,佐藤的这种外交有两个用意:一是想表现在越南战争特需及其它因素支持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所取得的成果;二是想纠合亚洲亲美反共的各国,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实现其对美合作。佐藤首相这种外交用意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赞同,于是在1970年10月,佐藤访美期间同尼克松举行会谈时,就中国问题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就是“与双方有关的政策充分进行协商”,为此双方应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当佐藤紧密地和美国合作之际,美国政府出于本国的战略利益,却在单方面考虑改善对华关系,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尼克松冲击波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使日本感到非常愤怒。日本人民认为,他们“二十多年来认真谋求的日中邦交正常化未能实现,都是因为日本政府一贯奉行卑躬屈膝的对美国从属政策,而现在美国却搞“越顶外交”,抢到日本的前面去〔4〕

了”日本舆论界要求政府改变从属美国的地位,跟上世界潮流,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自1970年后,日本各界人士先后成立了“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群众团体。他们不仅大造复交舆论,而且纷纷来华,与“中日友协”磋商两国复交的原则和条件,并发表了载有中日复交各原则的联合声明。1972年4月,日本民社党访华团同中日友协举行会谈,中方把同日本各在野党及友好团体签署的历史联合声明的精神进行归纳,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复交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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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田中

在谈到日中关系时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世界上有三个据点,即柏林墙、朝鲜的38度线和古巴,这是东西方的三个接触点。必须使这三个接触点不发生纠纷,否则就无远东的和平,也无日本的和平。因此,从日本来说,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有了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1972年7月,田中就任首相后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就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表明了要顺应历史潮流,谋求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意向。新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上,田中首相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又说:在外交上,要加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大力推行和平外交。他把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新内阁应尽快解决的最大课题。日本社会、公明、民社等在野党也先后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田中内阁合作并给予协助。

对此,中国政府立即抓住时机,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谈判中日恢复邦交问题。于是,1972年9

〔6〕

这三项原则总结了中日

民间历次政治谈判的积极成果,成为以后两国政府进行复交谈判的基础。

面对激烈变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强烈要求日中复交的潮流,佐藤政府虽也不得不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扩大日中之间的贸易和

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前来我国访问。毛主席、周总理对日本客人表示了热烈欢迎。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9月29日,两国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从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从田中就任首相到中日正式宣布恢复邦交,为时不过两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顺利解决了20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在震惊世界的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以戏剧性的速度创造的又一个外交奇迹。所以,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一次历史性转折的成功收获。

历史的实践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中日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作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和随后中日两国的邦交,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它不仅对中日两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改革开放政策顺利进行,而且对于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日本问题文件汇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34.

〔2〕[日]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M〕.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6.351.351.

〔3〕[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

书馆,1980.569.670.902.

〔4〕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日中友好运动史〔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78.114.115.

〔5〕关南,赫赤著.战后日本政治〔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

社,1988.329.

〔6〕王泰平.田中角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93.

TheFactorsofUSAintheProcessofRelationshipsofChinaandJapan

YUShu-yun

(Dept.ofMarxism-LennismTeachingandResearch,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Tongliao028043,China)

Abstract:Intheearly50ofthe20thcentury,USA'spolicytoJapanchangedfromcontroltosustain,andexpelthemitigationofChinatoJapan.In1971,ChinareturnedtotheplaceinUnitedNations,USA'splicyto

ChinaabortedandmadeitselectthefriendlywaywithChina,TheimprovementoftherelationshipsofChinaandUSApromotetherelationofChinaandJapan.

KeyWords:USA;TherelationshipsofChinaandJapan;Nomalization

〔责任编辑 王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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