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看国运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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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通过对圆明园这一历史遗迹的考察，以各时期中国的财政状况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国力的兴衰，并进一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关键词：圆明园，财政，国运，清朝，民国，新时期，社会制度
3. 主体部分:
引言：圆明园的兴衰际遇，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自清以来的成败，通过对圆明园的考察，我们希望能从中看出国力的兴衰，总结出更多的教训与经验，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里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但自1860年10月以来，圆明园相继遭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圆明园堪称清王朝甚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园林，下面我们就以圆明园为缩影，通过政府财政状况，分析中国国力强弱的变化
一、1709年~1860年——兴建
1、康熙时期（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
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抵抗并有力反击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7日)，维持了东北边境一百五十多年的边界和平。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以及清王朝的经济政策（如“永不加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为圆明园修建提供了经济基础。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了园额“圆明园”。
2、雍正时期（公元1722年—公元1735年）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而与此对应的，是政治的清明与经济上的富庶。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生活俭朴。胤禛在位仅仅十三年，显得十分短暂。但是，他的政绩很可观，严禁朋党，整顿吏治，强调务实，多所建树，在不少方面实为超过康熙。“耗羡归公”、“养廉银”等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政治清明，“摊丁入亩”的政策有利于缓解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用人和理财有方，雍正时期进入了清朝最富庶的阶段，国库存银达六千万两之多。无疑这会促进圆明园的扩建。
3、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
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
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对圆明园的进一步调整扩建，正说明了当时国力的鼎盛。
据史料记载，乾隆帝即位后，在政治上改变“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复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进一步笼络了各方力量，促进了清王朝的统一团结；军事上多次平定西部少数民族贵族叛乱，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但外交上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和周边属国友好往来，而对西方则坚持“闭关锁国”，为大清日后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封建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在这个时期，圆明园经历了从创建到鼎盛的阶段。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然而这种浩大的工程，必然是出自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并且其社会背景必然是和平稳定的，而它如此快速的扩建，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较高的封建经济水平。到此为止，圆明园的形象都是辉煌而自豪的。
二．转折（1800---1860）
疆域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激增，手工业的发达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然而这一时期文化高压、闭关锁国的政策抑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为清王朝的衰落与灭亡埋下了伏笔。这一本质上的落后在1800至1860这一阶段得以深刻体现。
根据清史档案，继康乾盛世之后，嘉庆皇帝继续扩建圆明园，并于1800年把从盐政中得到的10万两白银用于圆明园工程，广储司也曾拨给圆明园5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仅1809年，绮春园完成了173间厢房、260条廊道、6座亭子的建造，总共花费33万两。1830年，道光用25万两白银再建造了新的寝宫慎德堂。从康熙建园到1850年为止，圆明园的建成共花费了白银两亿两以上。
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存在许多危机，开始由盛转衰。国家的长期繁荣与和平，造就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猛增到了1850年的4.3亿，而同期耕种面积仅增长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至1.86亩。同时，“摊丁入亩”使得国家正常赋税增长不多，加上大修圆明园，国库日益空虚。
鸦片走私也成为影响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祸源。据估计，1681~1827年，“输入中国的银元和银块纯额约7000多万两，合银元约1亿”。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后，扭转了白银的传统流向。1827年起白银开始由入超正式转变为出超。到了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1830~1831年，白银输出达388万两之多；1833~1834年，输出白银434万余两；最多的是1836~1837年，输出白银高达1345万余两，相当于当年清朝户部平均收入的99%以上。林则徐禁烟前10年，白银输出总数大约在3000万两以上。正是鸦片掠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才导致了中国银源枯竭，银价上涨，给中国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影响。1800年前后，铜钱1000文，可换白银1两；到了1838年前后，则需铜钱一千五六百文，才能换白银1两。银贵钱贱，不仅使清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而且还深深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其间的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各通商口岸 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不仅瓦解了封建小农经济，还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巨额赔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是转嫁到劳动人们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这两次鸦片战争，让夜郎自大的统治者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过来，也让各列强看到了这样一个大国的软弱与无能，也注定了其后圆明园被毁的命运。
三、1860~1949——毁坏
1、清王朝末期（1860~1911）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就是清帝国国运的缩影：从虚幻华丽的“盛极一时”到“一无所有”。政治上，清政府对内专制，对外软弱无能，再加上连年的战争赔款、军费开支极大地增加了国库开支，外来商品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冲击、吏治腐败等因素无一不加速了清政府的衰败
经济上的摧残更是如此。根据清代户部银库大进大出黄册及四柱册的记载，1860年户部进项为银543万两、钱801万串，而支出则高达银728万两、钱1111万串，亏空高达340万两。清代用于供奉中央支出的户部银库，其收入除少部分来源于捐纳房所收银两以及京畿旗地的旗租外，大部分来自各省每年的关税、盐税以及地丁、杂税解款。然而自太平天国军兴起以来，各省筹办军务自顾不暇，交通阻塞也使得京师铸钱的重要原料云南“滇铜”不能运抵，极大地提高了铸钱成本，各种私钱、小钱泛滥。银价上涨、货币贬值，清政府迫于压力，允许各省自筹响需，从而导致晚清重要的支柱性税收“厘金”诞生。
厘金主要是商品税，其征收范围从一开始的稻米扩大至几乎所有商品，从向商铺征收扩大至向行商走贩征收，从“值百抽一”到货物总价的10%~20%，其结果是变相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同时，这种税完全由地方官员自定，各省虽然必须向中央奏销厘金收入，但既无统一定制，也无核实机制。通关同光两朝，此项收入在1400万两~1500万两之间，与关税并等，但这远不是厘金征收的真实统计。地方督抚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主财源，进一步巩固了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对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清政府毕竟扩大了财源。道光皇帝本欲重修圆明园，无奈战事连连只得作罢。后来的颐和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远不及圆明园。随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进一步丧失了关税甚至盐税自主权。再加上几乎永远还不清的战争赔款，让圆明园再无重修的可能。
2、民国时期（1911~1949）
清朝被推翻后，中国并没有走上复苏之路，相反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战，圆明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除了最初侵略者的抢劫，还有政府疏于保护，无知民众和军阀商人对遗迹石材的偷盗，对森林树木的滥伐，进一步破坏了圆明园遗迹。国民政府甚至一度把圆明园当成采石场以补贴财政收入。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面目全非。
三、修复（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在十年动乱中，遗址虽然遭到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
1976年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绿化有明显进展，西洋楼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园林设施从无到有，逐年有所改善，来园凭吊游览者有大幅度增加，圆明园园史展览馆，自1979年11月举办，其中十分之一为中小学生集体参观。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在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及圆明园学会等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1984年9月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首期工程是整修福海，1984年12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7个月蓄水放船。1985年孟冬接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这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两年动土方40万立方米，使ll0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55公顷。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后又经两年整修提高，遗址公园初具规模，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6年来，园内游人已超过1,000万。
从最初的遗迹保护和绿化种植，到后来的部分重建和对外开放，其中的政府财政投入日益增加 ，这背后反映的，必有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国力的日益强盛。
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完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的提出，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全是新中国成长的见证，但我们仍需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事求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鼓励中华文化积极走出去，也善于吸收各国优秀文化 的精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的原则与背后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
结论：
圆明园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清朝初期到新中国的国力变化过程，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
圆明园兴建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期，此时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清王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营建大型皇家园林的基础，这一点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就可以看出来。而圆明园被毁坏的时期，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与灭亡的时期。这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给了制度落后、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的清朝以沉重打击。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圆明园兴修的逐渐止息，甚至是被焚毁后没有真正重建的史实都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国力式微，已经由领先地位变为落后地位。
后来的民国时期，中国曾一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不久就名存实亡。反映在圆明园的保护问题上，就是当时的政府无心修复或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甚至任由人们加以破坏。这既有当时政府没有保护意识的问题，也有当时社会动荡，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进行保护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圆明园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得到了极大地推动。这背后有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
的政府财政充足的物质条件，还有着执政者关注历史遗迹保护的意识。对比清王朝后期的无力修复，民国时期的不被重视，足以凸显出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力的强盛。
通过对圆明园坎坷命运的深入分析，我们得知，封闭自守的封建主义绝不能维持中国大国的地位，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也没法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圆明园被毁，作为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页，教育提醒着一代代国民时刻不忘国耻，更教育我们要时刻不忘振兴中华，开创未来。
(部分参考文献：《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近代史》，【美】徐中约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美】芮玛丽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美】马士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著；《19世纪中国的常胜军》，【美】R.J.史密斯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美】柯文著；《李鸿章与淮军——19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美】斯坦利·斯佩特克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英】呤唎著；《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伯纳·布里塞著；《李泰国与中英关系1854~1864》，【加】葛松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中】周育民著；《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与外交》，【中】茅海建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贾桢等纂；《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李文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 第四分册 经费 货币金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从圆明园看国运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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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通过对圆明园这一历史遗迹的考察，以各时期中国的财政状况为切入点，探究中国国力的兴衰，并进一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关键词：圆明园，财政，国运，清朝，民国，新时期，社会制度
3. 主体部分:
引言：圆明园的兴衰际遇，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自清以来的成败，通过对圆明园的考察，我们希望能从中看出国力的兴衰，总结出更多的教训与经验，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里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但自1860年10月以来，圆明园相继遭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圆明园堪称清王朝甚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园林，下面我们就以圆明园为缩影，通过政府财政状况，分析中国国力强弱的变化
一、1709年~1860年——兴建
1、康熙时期（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
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抵抗并有力反击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7日)，维持了东北边境一百五十多年的边界和平。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以及清王朝的经济政策（如“永不加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为圆明园修建提供了经济基础。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了园额“圆明园”。
2、雍正时期（公元1722年—公元1735年）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而与此对应的，是政治的清明与经济上的富庶。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生活俭朴。胤禛在位仅仅十三年，显得十分短暂。但是，他的政绩很可观，严禁朋党，整顿吏治，强调务实，多所建树，在不少方面实为超过康熙。“耗羡归公”、“养廉银”等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政治清明，“摊丁入亩”的政策有利于缓解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用人和理财有方，雍正时期进入了清朝最富庶的阶段，国库存银达六千万两之多。无疑这会促进圆明园的扩建。
3、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
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
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对圆明园的进一步调整扩建，正说明了当时国力的鼎盛。
据史料记载，乾隆帝即位后，在政治上改变“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复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进一步笼络了各方力量，促进了清王朝的统一团结；军事上多次平定西部少数民族贵族叛乱，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但外交上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和周边属国友好往来，而对西方则坚持“闭关锁国”，为大清日后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封建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在这个时期，圆明园经历了从创建到鼎盛的阶段。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然而这种浩大的工程，必然是出自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并且其社会背景必然是和平稳定的，而它如此快速的扩建，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较高的封建经济水平。到此为止，圆明园的形象都是辉煌而自豪的。
二．转折（1800---1860）
疆域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激增，手工业的发达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然而这一时期文化高压、闭关锁国的政策抑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为清王朝的衰落与灭亡埋下了伏笔。这一本质上的落后在1800至1860这一阶段得以深刻体现。
根据清史档案，继康乾盛世之后，嘉庆皇帝继续扩建圆明园，并于1800年把从盐政中得到的10万两白银用于圆明园工程，广储司也曾拨给圆明园5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仅1809年，绮春园完成了173间厢房、260条廊道、6座亭子的建造，总共花费33万两。1830年，道光用25万两白银再建造了新的寝宫慎德堂。从康熙建园到1850年为止，圆明园的建成共花费了白银两亿两以上。
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存在许多危机，开始由盛转衰。国家的长期繁荣与和平，造就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猛增到了1850年的4.3亿，而同期耕种面积仅增长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至1.86亩。同时，“摊丁入亩”使得国家正常赋税增长不多，加上大修圆明园，国库日益空虚。
鸦片走私也成为影响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祸源。据估计，1681~1827年，“输入中国的银元和银块纯额约7000多万两，合银元约1亿”。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后，扭转了白银的传统流向。1827年起白银开始由入超正式转变为出超。到了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1830~1831年，白银输出达388万两之多；1833~1834年，输出白银434万余两；最多的是1836~1837年，输出白银高达1345万余两，相当于当年清朝户部平均收入的99%以上。林则徐禁烟前10年，白银输出总数大约在3000万两以上。正是鸦片掠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才导致了中国银源枯竭，银价上涨，给中国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影响。1800年前后，铜钱1000文，可换白银1两；到了1838年前后，则需铜钱一千五六百文，才能换白银1两。银贵钱贱，不仅使清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而且还深深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其间的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各通商口岸 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不仅瓦解了封建小农经济，还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巨额赔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是转嫁到劳动人们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这两次鸦片战争，让夜郎自大的统治者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过来，也让各列强看到了这样一个大国的软弱与无能，也注定了其后圆明园被毁的命运。
三、1860~1949——毁坏
1、清王朝末期（1860~1911）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就是清帝国国运的缩影：从虚幻华丽的“盛极一时”到“一无所有”。政治上，清政府对内专制，对外软弱无能，再加上连年的战争赔款、军费开支极大地增加了国库开支，外来商品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冲击、吏治腐败等因素无一不加速了清政府的衰败
经济上的摧残更是如此。根据清代户部银库大进大出黄册及四柱册的记载，1860年户部进项为银543万两、钱801万串，而支出则高达银728万两、钱1111万串，亏空高达340万两。清代用于供奉中央支出的户部银库，其收入除少部分来源于捐纳房所收银两以及京畿旗地的旗租外，大部分来自各省每年的关税、盐税以及地丁、杂税解款。然而自太平天国军兴起以来，各省筹办军务自顾不暇，交通阻塞也使得京师铸钱的重要原料云南“滇铜”不能运抵，极大地提高了铸钱成本，各种私钱、小钱泛滥。银价上涨、货币贬值，清政府迫于压力，允许各省自筹响需，从而导致晚清重要的支柱性税收“厘金”诞生。
厘金主要是商品税，其征收范围从一开始的稻米扩大至几乎所有商品，从向商铺征收扩大至向行商走贩征收，从“值百抽一”到货物总价的10%~20%，其结果是变相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同时，这种税完全由地方官员自定，各省虽然必须向中央奏销厘金收入，但既无统一定制，也无核实机制。通关同光两朝，此项收入在1400万两~1500万两之间，与关税并等，但这远不是厘金征收的真实统计。地方督抚获取了前所未有的自主财源，进一步巩固了其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对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意义自不待言。
然而，清政府毕竟扩大了财源。道光皇帝本欲重修圆明园，无奈战事连连只得作罢。后来的颐和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远不及圆明园。随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进一步丧失了关税甚至盐税自主权。再加上几乎永远还不清的战争赔款，让圆明园再无重修的可能。
2、民国时期（1911~1949）
清朝被推翻后，中国并没有走上复苏之路，相反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战，圆明园遭到进一步的破坏。除了最初侵略者的抢劫，还有政府疏于保护，无知民众和军阀商人对遗迹石材的偷盗，对森林树木的滥伐，进一步破坏了圆明园遗迹。国民政府甚至一度把圆明园当成采石场以补贴财政收入。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粮食紧张，于是奖励开荒。从这时起，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开田种稻。圆明园这处在清初盛世历经150余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面目全非。
三、修复（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在十年动乱中，遗址虽然遭到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
1976年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绿化有明显进展，西洋楼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园林设施从无到有，逐年有所改善，来园凭吊游览者有大幅度增加，圆明园园史展览馆，自1979年11月举办，其中十分之一为中小学生集体参观。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春园的东北南三面2,300米虎皮石围墙。在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及圆明园学会等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1984年9月圆明园管理处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首期工程是整修福海，1984年12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7个月蓄水放船。1985年孟冬接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这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两年动土方40万立方米，使ll0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55公顷。福海中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西洋楼的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后又经两年整修提高，遗址公园初具规模，于1988年6月29日，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6年来，园内游人已超过1,000万。
从最初的遗迹保护和绿化种植，到后来的部分重建和对外开放，其中的政府财政投入日益增加 ，这背后反映的，必有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国力的日益强盛。
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完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的提出，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全是新中国成长的见证，但我们仍需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事求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鼓励中华文化积极走出去，也善于吸收各国优秀文化 的精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的原则与背后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
结论：
圆明园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从清朝初期到新中国的国力变化过程，而这一段历史，又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
圆明园兴建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繁荣期，此时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清王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营建大型皇家园林的基础，这一点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就可以看出来。而圆明园被毁坏的时期，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与灭亡的时期。这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给了制度落后、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的清朝以沉重打击。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减少，圆明园兴修的逐渐止息，甚至是被焚毁后没有真正重建的史实都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国力式微，已经由领先地位变为落后地位。
后来的民国时期，中国曾一度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不久就名存实亡。反映在圆明园的保护问题上，就是当时的政府无心修复或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甚至任由人们加以破坏。这既有当时政府没有保护意识的问题，也有当时社会动荡，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进行保护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圆明园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得到了极大地推动。这背后有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
的政府财政充足的物质条件，还有着执政者关注历史遗迹保护的意识。对比清王朝后期的无力修复，民国时期的不被重视，足以凸显出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力的强盛。
通过对圆明园坎坷命运的深入分析，我们得知，封闭自守的封建主义绝不能维持中国大国的地位，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也没法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圆明园被毁，作为中国历史上屈辱的一页，教育提醒着一代代国民时刻不忘国耻，更教育我们要时刻不忘振兴中华，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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