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超前政策理念吸引众多创始成员国
作为一个新型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如何处理好与现有多边机构的关系，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德国学者海尔曼（Heilmann）等人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正在推动的其他12个国际合作平台，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是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挑战、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对世界银行的挑战。
这种研究一方面凸显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焦虑和担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努力推动亚投行等多边发展机构的同时，对国际社会所传递的定位信息不够清晰、甚至引发了外界的猜疑。 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施政理念，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这类传统多边发展机构中，援助国一般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合作格局也基本是南北合作。
超越华盛顿共识
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政策理念、施政方针，一定程度上都是华盛顿共识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延伸和外化。其中一些发展支持政策，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政府干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华盛顿共识，但是仍属于消极干预，干预的是医疗、食物等最终需求，并没有对生产能力本身进行干预，从而援助本身无法转变成内生的发展动力，援助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因此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理念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关于国际发展议程的理念，已经难以继续服务于亚投行等新机制的建设。在参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中国坚持平等互信的协商原则、议程内容的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以及议程的包容性原则。这些原则虽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都较为抽象，无法形成具体的倡议、无法基于此提出鲜明的发展理念和实施规范。
例如，基于包容性原则中国认为：各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各国承担的国际责任，都需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理解；而且发展议程也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
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各国之间的发展模式毫无共性、不存在一般规律。相反，中国可以对自己的发展经验进行提炼，使中国所持有发展理念外延进一步明确，并使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语境进行阐述。同时，使用这种发展理念作为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
实行新结构主义
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和诠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理论。新结构主义对“华盛顿共识”，以及现行国际开发机构的理念提出了置疑，并给出了替代性的理论和政策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当中，除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之外，该理论还引入了一种新的禀赋——基础设置。 具体来说包括了：能源、交通和通信等硬性的基础设置，以及金融体系、教育及司法体系、价值体系等无形的基础设置。由于这些基础设置具有显著的网络性、外部性特征，如果缺乏政府的必要参与，基础设置将面临短缺，并严重影响其他要素禀赋发挥作用，从而使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升级面临障碍。 这一理论回归到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做了进一步拓展，并且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应起到的动态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在目前较成体系的理论中，新结构主义最适合作为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本文经过腾讯财经编辑整理，首发于《支点》）
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
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7个，包括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埃及、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
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亚投行超前政策理念吸引众多创始成员国
作为一个新型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如何处理好与现有多边机构的关系，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德国学者海尔曼（Heilmann）等人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正在推动的其他12个国际合作平台，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是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挑战、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对世界银行的挑战。
这种研究一方面凸显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焦虑和担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努力推动亚投行等多边发展机构的同时，对国际社会所传递的定位信息不够清晰、甚至引发了外界的猜疑。 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施政理念，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这类传统多边发展机构中，援助国一般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合作格局也基本是南北合作。
超越华盛顿共识
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政策理念、施政方针，一定程度上都是华盛顿共识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延伸和外化。其中一些发展支持政策，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政府干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华盛顿共识，但是仍属于消极干预，干预的是医疗、食物等最终需求，并没有对生产能力本身进行干预，从而援助本身无法转变成内生的发展动力，援助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因此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理念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关于国际发展议程的理念，已经难以继续服务于亚投行等新机制的建设。在参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中国坚持平等互信的协商原则、议程内容的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以及议程的包容性原则。这些原则虽然具有其合理性，但是都较为抽象，无法形成具体的倡议、无法基于此提出鲜明的发展理念和实施规范。
例如，基于包容性原则中国认为：各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各国承担的国际责任，都需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理解；而且发展议程也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
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各国之间的发展模式毫无共性、不存在一般规律。相反，中国可以对自己的发展经验进行提炼，使中国所持有发展理念外延进一步明确，并使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语境进行阐述。同时，使用这种发展理念作为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
实行新结构主义
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和诠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理论。新结构主义对“华盛顿共识”，以及现行国际开发机构的理念提出了置疑，并给出了替代性的理论和政策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当中，除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之外，该理论还引入了一种新的禀赋——基础设置。 具体来说包括了：能源、交通和通信等硬性的基础设置，以及金融体系、教育及司法体系、价值体系等无形的基础设置。由于这些基础设置具有显著的网络性、外部性特征，如果缺乏政府的必要参与，基础设置将面临短缺，并严重影响其他要素禀赋发挥作用，从而使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升级面临障碍。 这一理论回归到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做了进一步拓展，并且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应起到的动态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在目前较成体系的理论中，新结构主义最适合作为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本文经过腾讯财经编辑整理，首发于《支点》）
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
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7个，包括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埃及、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
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