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工程的，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农村的关系也不大，平时除了听同事、朋友说些农村见闻，对“三农”工作没怎么了解。前几年看到李昌平在给总理的信中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倒是想了解了解“三农”工作的实际情况。1996年，我和团县委的同志一同在乍洋乡水碓村“奔小康”，对“三农”工作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今年，市里决定在全市抽调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我又被抽调到城郊乡梨坑村挂职，让我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三农”工作。
我挂职的村是城郊乡梨坑村，位于特哈县西北部，北与浙江泰顺交界，是个十分偏远的山村。通过一段时间在村里，与农民直接接触后，我对“三农”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更有感触。
让农民拿不起又放不下的农业
虽然我县近年来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人口和经济的来说，应该说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县。发展好农业带头占全县人口80%的农民的富裕。从全国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对特哈来说更是如此。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是国计民生稳定的基础产业，又是一个要面对诸多风险的产业，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的风险，还要面对市场风险，而且由于生产周期长，面对的市场风险远比工业产品要高得多。谈起农业，大部分农民显得无奈。我县是个山区县，从农业的比较优势来说，易于实现机械化作业，需要规模经济的产业，我们是劣势，我们的优势应该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我们大力发展的药材、茶叶等。发展的方向应该说没错，但农民说起来，大部分叹道“赚不了多少钱”。几个农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亩水稻，犁田要260元，稻种要30元，一年施的肥料要150元，农药30元，除草剂10元，一般收割7－9担稻谷，按现在的市场价是每担103元，平均来说共800多元，一亩赚300多元。但这当中还没计上人工费用，由于难以实现机械作业，耕田、插秧、割稻、拔草费的工很多，如果用雇工的方式，一天每人35元，更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农村一般用类似合作社的形式，互相帮工。即使如此，一年自己投入的工也要100天左右，折合成人民币，一天仅3 元。茶叶，一亩一年农药、肥料要240元（按现在农民常用的农药、化肥），首春茶一般可以摘10斤茶青，一斤10元，二春茶摘30斤，一斤3－4元，三春茶摘40斤，一斤3－4元。如果一家的茶园面积不大，一般可以自己采摘，如果要雇人采摘，一般摘一斤茶青工钱7－9角。如果不雇工，总的来算，一亩茶园一年也仅赚80元，还不算自己花的工。药材以太子参为例，一亩种要100元，农药、肥料40元，一般挖1担，以现在的市场价600元/担，一亩赚460元。这当中所花的人工都是自己的。如果雇人挖太子参，一般一天35元，而太子参从挖地到挖太子参都十分费工，只亏不赚。从当前农村的这三种主要产业来看，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的农业优势产业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事实上这几个产业如果超出自家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要雇工的话，却是规模越大越亏。也就是说从直观的理解，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是处于劣势。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己投入劳力赚取的利润（一天3－4元）与雇工工钱（一天35元）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差距能存在，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的效益太低了。
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只能是走乍洋有机茶叶那种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但是没有龙头企业，农民自身如何发展这种高效农业？而情况就是由于这些有机、绿色食品农产品要求较高，品牌树立不易，这些企业不会贸然扩大订单农业规模。其实很多农村的农民也盼望着能发展订单农业，但是却很难很难。虽然难，这却是特哈农业的发展方向，是特哈农业的出路。
从梨坑村的农业来看，效益不高，但是抛荒地与外出人口并不成比例，大部分农民在农忙时会回到村里种上粮食。之所以放不下这低效的农业，农民们谈起了外出打工的艰辛。由于所受教育不高，大部分缺乏良好的劳动技能，只能是到建筑工地打打小工、踩三轮车，收入来源不稳定，他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为我们服务农民指出了方向。
看似矛盾的农民
在村里与农民接触久了，深感农民纯朴、善良。原省政府副省长潘心城曾在梨坑村挂钩帮扶了5年，为村里修通了公路。至今村里的群众谈起来，还念着共产党好。一位老大爷说起潘副省长，直念着“那是个好官哪，下着那么大的雨，他还跑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村里来。以前哪见过那么大的官到我们村里来，还到我们家里去，还帮我们建公路，好人哪！”说到中央今年出台的一号文件，群众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党对农民好。农民都说“自古没有说还要交‘皇粮’的，现在中央关心农村，连这都不用交了，种粮还有补贴，还不会富裕，只能怪自己。”今年，村里的粮播面积扩大了60多亩。
梨坑村总共133户449人，其中109户346人外出经商、办厂、打工。其实，一般情况下住在村里的只有50、60人，最少的时候只有20多人。一些媒体曾经形容偏远的农村，剩下的是61、38、99部队，独缺54部队。其实在梨坑，连61、38部队也没有，留在村里的，用群众的话说，一类是老弱病残，一类是没本事的人。年青人不愿留在村里，也不愿回到村里，他们说的最现实的一件事是，回到村里连老婆也没得娶。他们现在最想的是，政府能有优惠政策让他们能在城关建房子。其实当前农村的这种情况也是合理的，它是劳动力优化配置的一种表现，也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如何引导好。
与农民接触久了，发现了一个农民看似矛盾的地方。梨坑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群众原来与外界接触比较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但是村民外出的很多，而且外出的102户中有41户在城关建了房子，说明他们大部分在外面过得不错。我们直觉上一般认为近郊的村子农民外出似乎更方便，但事实上近郊的如际头、下村等村的外出人口比例并不算高。而英山偏远的王社等村外出人口也很多。这只能归因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山区有个好处就是不容易饿死人，所以战乱之时，大家喜欢往山区跑。而易受自然灾害的地方，如浙南平阳等地的群众的忧患意识比较强。特哈人爱说“天下绝收，特哈半收”，安稳于饿不死，缺乏雄心，受外界刺激比较少，更容易安于现状。近郊村子的状况就是这样，自然、区位条件比较好，容易发点小财，也就更不愿放弃农业，缺乏创业所必需的破釜沉舟的勇气。而梨坑外出的人口中，有些自己搞剪刀厂，有些开店铺，有些更是到外地跑生意。虽然他们由于素质与机遇所限，还没产生什么大富翁，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梨坑人身上学到点什么。
亟需扶持的农村
农民说起眼前之急，一般离不开“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农民反映致富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当前电已经没问题，路、水、电视是他们关注比较多的。的确，到梨坑的路，1996年在潘副省长的支持下修建，由于长年失修，目前路况很差，多处路基塌方，窄的地方只能让吉普车勉强通过，路面坑坑洼洼，只要略有小雨，就无法通行。说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出来长了见识的村民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深知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村里修路等他们也愿意出钱。不过他们还是认为城乡二元格局比较明显，他们认为在城关，居民只有在自己住的巷子等硬化时才要出钱，道路建设等，全部由政府投入。他们也对近年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怀感激之情，但希望政府能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再加大些投入，减少村里自筹资金的比例。今年政府加大农村公路硬化和人饮工程建设力度，群众很欢迎，他们也正积极集资，准备将路基再整修一下，争取明年硬化。
在了解情况中，村民还反映了“三怕”：一怕病灾，二怕野猪，三怕天灾。的确，现在农村返贫的人口当中，大约有10%是由于病灾引起的。而且由于现在医疗比较昂贵，只要家庭中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一般这个家庭就要返贫。群众认为这些人不是因为懒才穷，也就是不是他们认为“没得救”的人，他们很希望政府能有一些帮扶机制，让他们有重新发展的机会。对野猪，群众一般是恨，又无可奈何，现在对野猪不允许随便猎杀，农民也没有猎枪。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有关部门能统一组织一些猎杀行动，减少野猪数量，让农业少受点损失。怕天灾，不仅因为农业本身是一个抗自然灾害能力差的产业，而且因为现在许多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毁坏严重，而包产到户后，组织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比较困难，特别是梨坑外出人口多，组织起来更加困难。薄弱的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削弱了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除了“三怕”，他们还对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充满了迷茫。不知调什么，即使知道调什么，也不知如何调，就是当前大部分农村的情况。几年来，他们也尝试了一些新品种，如花菇等，但都没多少收益，或因市场、或因技术、或因没人收购。他们很希望政府在农产品销路是能有些更有力的服务。
我是学工程的，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农村的关系也不大，平时除了听同事、朋友说些农村见闻，对“三农”工作没怎么了解。前几年看到李昌平在给总理的信中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倒是想了解了解“三农”工作的实际情况。1996年，我和团县委的同志一同在乍洋乡水碓村“奔小康”，对“三农”工作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今年，市里决定在全市抽调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我又被抽调到城郊乡梨坑村挂职，让我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三农”工作。
我挂职的村是城郊乡梨坑村，位于特哈县西北部，北与浙江泰顺交界，是个十分偏远的山村。通过一段时间在村里，与农民直接接触后，我对“三农”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更有感触。
让农民拿不起又放不下的农业
虽然我县近年来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人口和经济的来说，应该说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县。发展好农业带头占全县人口80%的农民的富裕。从全国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对特哈来说更是如此。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是国计民生稳定的基础产业，又是一个要面对诸多风险的产业，不仅要面对自然灾害的风险，还要面对市场风险，而且由于生产周期长，面对的市场风险远比工业产品要高得多。谈起农业，大部分农民显得无奈。我县是个山区县，从农业的比较优势来说，易于实现机械化作业，需要规模经济的产业，我们是劣势，我们的优势应该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我们大力发展的药材、茶叶等。发展的方向应该说没错，但农民说起来，大部分叹道“赚不了多少钱”。几个农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亩水稻，犁田要260元，稻种要30元，一年施的肥料要150元，农药30元，除草剂10元，一般收割7－9担稻谷，按现在的市场价是每担103元，平均来说共800多元，一亩赚300多元。但这当中还没计上人工费用，由于难以实现机械作业，耕田、插秧、割稻、拔草费的工很多，如果用雇工的方式，一天每人35元，更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农村一般用类似合作社的形式，互相帮工。即使如此，一年自己投入的工也要100天左右，折合成人民币，一天仅3 元。茶叶，一亩一年农药、肥料要240元（按现在农民常用的农药、化肥），首春茶一般可以摘10斤茶青，一斤10元，二春茶摘30斤，一斤3－4元，三春茶摘40斤，一斤3－4元。如果一家的茶园面积不大，一般可以自己采摘，如果要雇人采摘，一般摘一斤茶青工钱7－9角。如果不雇工，总的来算，一亩茶园一年也仅赚80元，还不算自己花的工。药材以太子参为例，一亩种要100元，农药、肥料40元，一般挖1担，以现在的市场价600元/担，一亩赚460元。这当中所花的人工都是自己的。如果雇人挖太子参，一般一天35元，而太子参从挖地到挖太子参都十分费工，只亏不赚。从当前农村的这三种主要产业来看，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的农业优势产业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事实上这几个产业如果超出自家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要雇工的话，却是规模越大越亏。也就是说从直观的理解，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是处于劣势。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己投入劳力赚取的利润（一天3－4元）与雇工工钱（一天35元）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这差距能存在，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的效益太低了。
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只能是走乍洋有机茶叶那种高投入高产出的路子。但是没有龙头企业，农民自身如何发展这种高效农业？而情况就是由于这些有机、绿色食品农产品要求较高，品牌树立不易，这些企业不会贸然扩大订单农业规模。其实很多农村的农民也盼望着能发展订单农业，但是却很难很难。虽然难，这却是特哈农业的发展方向，是特哈农业的出路。
从梨坑村的农业来看，效益不高，但是抛荒地与外出人口并不成比例，大部分农民在农忙时会回到村里种上粮食。之所以放不下这低效的农业，农民们谈起了外出打工的艰辛。由于所受教育不高，大部分缺乏良好的劳动技能，只能是到建筑工地打打小工、踩三轮车，收入来源不稳定，他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也为我们服务农民指出了方向。
看似矛盾的农民
在村里与农民接触久了，深感农民纯朴、善良。原省政府副省长潘心城曾在梨坑村挂钩帮扶了5年，为村里修通了公路。至今村里的群众谈起来，还念着共产党好。一位老大爷说起潘副省长，直念着“那是个好官哪，下着那么大的雨，他还跑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村里来。以前哪见过那么大的官到我们村里来，还到我们家里去，还帮我们建公路，好人哪！”说到中央今年出台的一号文件，群众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党对农民好。农民都说“自古没有说还要交‘皇粮’的，现在中央关心农村，连这都不用交了，种粮还有补贴，还不会富裕，只能怪自己。”今年，村里的粮播面积扩大了60多亩。
梨坑村总共133户449人，其中109户346人外出经商、办厂、打工。其实，一般情况下住在村里的只有50、60人，最少的时候只有20多人。一些媒体曾经形容偏远的农村，剩下的是61、38、99部队，独缺54部队。其实在梨坑，连61、38部队也没有，留在村里的，用群众的话说，一类是老弱病残，一类是没本事的人。年青人不愿留在村里，也不愿回到村里，他们说的最现实的一件事是，回到村里连老婆也没得娶。他们现在最想的是，政府能有优惠政策让他们能在城关建房子。其实当前农村的这种情况也是合理的，它是劳动力优化配置的一种表现，也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如何引导好。
与农民接触久了，发现了一个农民看似矛盾的地方。梨坑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群众原来与外界接触比较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但是村民外出的很多，而且外出的102户中有41户在城关建了房子，说明他们大部分在外面过得不错。我们直觉上一般认为近郊的村子农民外出似乎更方便，但事实上近郊的如际头、下村等村的外出人口比例并不算高。而英山偏远的王社等村外出人口也很多。这只能归因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山区有个好处就是不容易饿死人，所以战乱之时，大家喜欢往山区跑。而易受自然灾害的地方，如浙南平阳等地的群众的忧患意识比较强。特哈人爱说“天下绝收，特哈半收”，安稳于饿不死，缺乏雄心，受外界刺激比较少，更容易安于现状。近郊村子的状况就是这样，自然、区位条件比较好，容易发点小财，也就更不愿放弃农业，缺乏创业所必需的破釜沉舟的勇气。而梨坑外出的人口中，有些自己搞剪刀厂，有些开店铺，有些更是到外地跑生意。虽然他们由于素质与机遇所限，还没产生什么大富翁，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梨坑人身上学到点什么。
亟需扶持的农村
农民说起眼前之急，一般离不开“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农民反映致富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当前电已经没问题，路、水、电视是他们关注比较多的。的确，到梨坑的路，1996年在潘副省长的支持下修建，由于长年失修，目前路况很差，多处路基塌方，窄的地方只能让吉普车勉强通过，路面坑坑洼洼，只要略有小雨，就无法通行。说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出来长了见识的村民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深知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村里修路等他们也愿意出钱。不过他们还是认为城乡二元格局比较明显，他们认为在城关，居民只有在自己住的巷子等硬化时才要出钱，道路建设等，全部由政府投入。他们也对近年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怀感激之情，但希望政府能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再加大些投入，减少村里自筹资金的比例。今年政府加大农村公路硬化和人饮工程建设力度，群众很欢迎，他们也正积极集资，准备将路基再整修一下，争取明年硬化。
在了解情况中，村民还反映了“三怕”：一怕病灾，二怕野猪，三怕天灾。的确，现在农村返贫的人口当中，大约有10%是由于病灾引起的。而且由于现在医疗比较昂贵，只要家庭中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一般这个家庭就要返贫。群众认为这些人不是因为懒才穷，也就是不是他们认为“没得救”的人，他们很希望政府能有一些帮扶机制，让他们有重新发展的机会。对野猪，群众一般是恨，又无可奈何，现在对野猪不允许随便猎杀，农民也没有猎枪。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有关部门能统一组织一些猎杀行动，减少野猪数量，让农业少受点损失。怕天灾，不仅因为农业本身是一个抗自然灾害能力差的产业，而且因为现在许多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毁坏严重，而包产到户后，组织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比较困难，特别是梨坑外出人口多，组织起来更加困难。薄弱的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削弱了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除了“三怕”，他们还对农业结构调整也是充满了迷茫。不知调什么，即使知道调什么，也不知如何调，就是当前大部分农村的情况。几年来，他们也尝试了一些新品种，如花菇等，但都没多少收益，或因市场、或因技术、或因没人收购。他们很希望政府在农产品销路是能有些更有力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