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明张雄
教学与研究 2000年04期
一
经济学家很少关注人的情绪、情感与市场的关系，不少人持有这样的偏见：从情感的角度研究市场主体行为“不过是‘人格化’的方法，这是败坏政治经济学的毒物。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在内心的情感的意义上来了解，我们就人格化。在其他科学里，这种人格化是占星学、炼金术、活力论。就是说，占星家、炼金术士或者活力论者用他的感觉、意志、智慧、理性——总之，用他的理想的典型——描写自己，而不用观察到的运动，并且向为什么它们这样地动，而不是像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后来所问的那样仅仅问他们怎样地动以及动了多少”。（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396—3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显然，理论家们对经济学方法的理解似乎只限于市场运动的过程描述及其量化方面，至于市场行为主体的自身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也有少数理论家对情感与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就理论研究的范式而言，马克斯·韦伯似乎更为重视情感与市场行为、情感因素与经济学家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韦伯看来，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或有机体，而是人类。这些行为人，既是主观的又是受环境支配的。他们的情感、动机、痛苦、快乐等都是主观的，而他们与别人的交易则是受环境支配的。经济研究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活动，除了测量市场活动本身或者它的结果以外，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去研究行为活动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精神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在自然科学里，人们只问“怎样”、“什么”、“多少”这些问题，可是，在经济科学里重要的是要了解发生作用的动机，了解人们那样行动的理由。人们求购商品的行动，在商品多的时候不如在商品少的时候那样急切，因为它符合我们自己在同样情况下情感变化的经验。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为什么人们那样行动，就必须研究这种情感的作用。经济学应建立在对人的情感作用分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经济学家必备的“历史意识”：要着手研究，只有造成一种心像，不仅显示人们怎样行动，而且显示他们在特殊情况下所选择的行动。只有这种“历史的意识”，方能解释市场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不仅是过去的行为，而且是在和他自己不同的情况下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机械或者有机体的位置，来了解为什么那样行动，因为它缺乏像我们自己的情感。
韦伯如此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原因在于他把人的基本行为取向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 ）行为、 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情感性的（affectional）行为、 传统型的（traditional）行为。 所谓情感性的行为是指行为在某种感情状态的波动下发动的，位于有意识行为与无意识行为的边界。在韦伯看来，情感性的行为和传统型的行为不过是理念型的一种解释图式，旨在说明：透过理性类型的应用，需要测算出非理性的偏离程度，以达成对社会的最佳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考托瑙，致力于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他受格式塔心理学行为模式，尤其是库尔特·莱温解释学行为模式的影响，提出了“消费者感情指标”这一理论。他认为，市场行为作为生活空间的功能，是由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C=F（P，S）]。 在他看来，市场购买行为不仅取决于经济形势、可使用的资金和购买者的财力，而且取决于他的心理情绪、他对形势的感情，这些构成了经济人格的特点。这种感情（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它影响着人们的购物、储蓄或投资的决策。为了获取消费者的期望，用韦尔纳利德的话说也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观念”，考托瑙根据汇集技术制定了消费者的感情指标，这一指标是在大量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其调查表共设8个项目，每个项目后面都有一个问题，要回答：“为什么？”调查要求被询问者指出：他是否认为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已有所改善，是否认为当下购买某商品是适时的。对调查结果的计算，考托瑙尽可能将情感的消费态度算术符号化，如用（++；或＝+；或－+）表示消费者的乐观情绪，用（+－；＝－；甚至－－）表示悲观情绪，用（+＝；＝＝）表示谨慎态度。百分率是根据答案的总数计算的，因此有助于更好地从市场调查对象所处的形势中来了解他的消费个性。有材料表明，人们在十年中所作的统计似乎已证实了这样一种想法：这些情感指标的主观取向支配着具体的市场行为，只要用6个月至1年时间，就能作出预测：在1973—1974和1978—1980年间，早在汽车销售量下跌以前，消费者的感情指标就已出现了下跌。正如考托瑙在1981年制定的消费者的感情指标所表明的那样，消费者的感情指标的变化和美国30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是一致的。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考托瑙的感情指标的图式可以作为表示市场商业周期中出现变化的报警器。
类似于马克斯·韦伯、考托瑙的有价值的观点还可以引述一些，如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中“直觉与情感”的论述，梅奥的“社会人假设”理论中的“情绪”概念，以及道格拉斯·麦葛瑞哥的“理性人和情绪人”的论述等等。
二
（一）情绪—情感与市场行为者的关系
这个问题涉及市场的人性问题，也是行为者情绪方面的特性问题。经济学家、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第二卷“论情感”中曾深刻地揭示了经济行为者为什么不断追随财富积累的人性原因，他说：“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服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本质在于它的发挥的概然性，在于它使我们借一种真的或假的推理去预期那种快乐的真正存在。这种快乐的预期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的原因既然是我们享有的，并因而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某种所有物或财产，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清楚地看到前面体系的所有各个部分（指人性的心灵知觉中情绪情感的诸表现形式——引者注）都极为精确而明晰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了”。休谟实际上已明白地指出人类追逐财富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人性中存在着不可泯灭的情绪、情感因素的作用。
情绪—情感成分从市场行为者的角度来说，乃是行为人对态度对象的感受、体验和心情，是对象引起的主体在感情上的反应。厂商对生产某一产品项目的选择、投资者对某一投资对象的定位、营销者对某一商品牌号的推广、消费者持有某一消费品的观念等等，都离不开他们各自对对象存在的一种情感的态度。在市场上，各种媒体所传播的广告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消费者、投资者、营销者对某商品或某项目给予感受和心情上的导向。态度对象刺激了主体，使人们获得情感体验：喜好或厌恶、尊敬或蔑视、热爱或仇恨、同情或冷漠等等。它是人们市场决策的一个首要组成部分，也会激励市场行为者的各种动机和兴趣。情绪—情感表明市场行为者对市场运作客体的喜欢或厌恶有着一定的强度和方向。如果情感是反映一种积极的感觉，就可能导致消费者、投资者、营销者的良好反应，而若反映的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则给生产商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了解市场行为者的情绪（既有个体情绪又有群体情绪），对市场的运作目标和趋势的测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市场上，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具有完备的信息，而且善于准确计算，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是缺少理智，感情用事，而且具有高度偏见的人。
事实上，任何一个市场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地把自身划分为“理性人”或“情绪人”。有人说，人的理性信念完全可以消除人的情感因素，当你在作出市场决策时，只要你奉守如此原则：“让我们不要把个人因素带进问题里去”，“让我们只考虑事实吧”，“让我们冷静下来，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能消除心理上的恐惧、意愿、焦虑、敌意和侵犯等因素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但是，这种作法受到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的挑战。
研究者们认为，人的行为不管他是在思想、在分析、在推理，还是在与他人做交易、从事商务谈判，总免不了要受到情绪—情感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家麦独孤指出，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是由人的复杂情感来决定的。达菲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没有动机就没有行动，而情绪就代表着极端的动机。美国学者P.T.扬（YangP.T.）指出：人的行为不可能离开人的感情，当有机体趋向于行动时，就有一个积极的中枢感情过程在工作。感情过程的作用是产生动机并影响行为。 人的行为发生实际上遵循着如此原理：（1）刺激引起感情和感觉；（2）感情的唤醒使有机体接近或离开刺激；（3）感情过程导致动机； （4）动机的强度与感情的各个方面有关（如持续性、强度、频率和新鲜性）；（5）感情过程靠影响选择而发挥着调节作用；（6）从积极感情的激活到消极感情的激活的组织模式是广范围的神经行为模式本身所遵循的最终原则。
从消费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情绪—情感是消费者对某一对象商品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是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如果消费者能从购买某种商品中得到一定需要的满足，对该商品评价较高，有一种积极购买的行为倾向，这就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情感，商品就是情感的对象。情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动力，激活着个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为，作用于对象。
行为学家费希宾曾提出属性态度—情感模式，明晰地揭示了情感与行为的内在关系。见下图：
在费希宾看来，消费者对商品的情感（态度），是以对此种商品的信念为基础，又与消费者进行各种行为的意向有关，而消费者的各个意向也与其对应的行为有关系。反过来，消费者的行为反馈于消费者的信念，而且一旦形成对商品的一种情感（态度），又将形成新的信念。
费希宾还进一步对消费者的情感（态度）提出了如下公式：
Ab=∑W[,i]B[,i]b
其中：Ab——消费者对特定牌号b的情感（态度）；
W[,i]——消费者认为该牌号所具有属性i的重要程度；
B[,i]b——消费者对牌号的属性i所持有的评价性信念；
N——消费者选择某一特定牌号所考虑的重要属性的数目。
费希宾模式告示我们：人的情绪反应，虽然有时处于不自觉状态，但是却对人的行为极有影响。人的外显行为离不开个人的意向作用，而个人意向又直接受消费者情感（态度）的驱动。没有情感的存在，便没有人的消费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对人的市场行为的支配作用，并不是“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理性约束和控制的。费希宾的模式，一方面强调了人的情感因素对外显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感情因素视为行为驱动的最终因素，人的情感态度还要取决于信念的支配。信念往往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观念意识支配人们的行动。众所周知，人的信念说到底，不过是人们对理性认识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理性不可等同于信念，但理性在信念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强调理性不能取消行为决策的感情因素，并不等于理性对感情因素没有制控功能。实际上，市场行为者能够通过掌握市场的理性逻辑来调控人的情绪和情感，从而达到对行为的制控作用。这种过程是发现情感的存在和减少理性决策途径中情绪障碍的过程，也是变消极情感为积极情感的转换过程。在证券交易所，政府有责任通过交易的理性原则来调控交易者波动起伏的不健康的交易情绪，从而保持积极的投资情绪以便产生规范的交易行为。通常说来，市场运作的规范机制要求所有参与市场竞争或从事消费行为的人尽可能地压制或弱化的情绪有：敌对的情绪、不合作情绪、不忠实的情绪、背信弃义的情绪等。此外，还有与心理有关的情绪力量，如：狠恶、自私、不成熟和不合理的行为等等。
（二）情绪—情感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其一，情绪—情感可以影响和调节市场的认知过程。
市场信息总是通过市场行为者的知觉和记忆来进行选择和加工的。情绪—情感是一种监测机构，随时都在注意着信息的流动。它能促进或阻止市场行为的发生和市场运作的过程。这是因为情绪—情感体验所构成的恒常心理或当下的心理环境，都对市场的信息加工起组织与协调作用。按照情绪—情感的适应性，它协助市场行为者选择信息与环境相适应，并努力去改变环境。
当投资者在各种条件已基本成熟时，他的良好心情有可能带来积极的投资心态。良好的心情与良好的外部形象相结合，使他对投资方的信任度大大增加，缩短由于陌生感而带来的心理距离，有助于合作意识的强化。在项目决策时，往往能达到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决策果断的效果。当投资者心情处于极度恐惧、郁闷和低沉时，它的投资心态往往是十分糟糕的。有可能在投资谈判时，对细枝末节问题过于钻牛角尖，人为制造障碍，甚至导致谈判的中断，不利于项目的成功。假如投资者过分担心投资额的回报率，那么，亏损的恐惧感往往影响投资者的行情分析和理智判断，结果，往往是“当断不断，反为祸乱”。
当投资者心情处于过分冲动并达到激情状态时，往往易出现反常思维或反常行为。一方面，激情有助于冲破思维惰性，拓宽投资意向的空间和压缩投资决策的时间，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调动一切参与市场投资的积极因素，排除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中的某种障碍。持久而炽热的激情甚至能激发足够的能量去完成预期投资工程。另一方面，冲突的情绪也极易带来决策的不冷静、计算上的粗糙、操作上的失误，从而使风险系数加大。
其二，情绪—情感可以协调市场交往和人际关系，提高经济人的工作效率。
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而情绪—情感，在人们的市场活动中又经常处于极为敏感的前沿地位，情绪因素对于协调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众所周知，市场行为者总是带有一定情绪与其他经济人进行交往的。情绪是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没有情绪的主体间交往是不存在的。主体的情绪正是通过对交往效果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着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交往首先是语言交际的存在，然而，情绪对于交往的作用一点不亚于语言。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情绪—情感总是通过表情的中介作用来达到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沟通的效果。它可以为经济人建立相互协作的感情纽带，并及时传递着彼此知晓的市场信息。还可以为经济人去辨认当下所处的不十分明确的市场环境和交易人的态度。人们也常说，情绪—情感是“润滑剂”，做生意讲究“一回生，二回熟”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厂商来说，注意从情绪—情感方面协调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企业里，情绪—情感就是职工作为人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的一个函数，满足程度依存于两个因素：一是职工个人情况，即职工由于其个人历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个人态度和情绪；二是作业环境情况，即职工通过与自己同处一个作业环境中的同伴和上级的接触而形成情感氛围和人际关系。一位称职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当具备两种技能：技术—经济的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技能。前者是企业效益逻辑，后者是满足职工感情逻辑。学会情绪—情感逻辑的技巧，可以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求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取得高效率的关键。职工通过社会机构来取得别人的承认，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从而自愿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合作。学会情绪—情感逻辑的技巧，就使缩短厂商的最大化目标与企业职工最大化目标之间的视角距离成为可能。
其三，情绪—情感对市场行为者的认知动力、价值取向、对象性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情绪—情感可以通过放大或弱化主体的需要来影响行为者的认知动力。经济人的活动总是受自身的需要所驱使，然而，人的需要总是在一定情绪状态中产生和变化的。在情绪中产生和变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90年代的中国大陆出现股票热、债券热、房地产热、土地批租热、期货热、外汇热等等，一个接一个，在众多的投资者中，有人一年内改换了几种投资形式，其需要形式的改变与波动起伏的市场投资情绪的影响密切相关。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主体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去从事某一种对象的认识活动时，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而放大，那么，认识的动力就会加大；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而弱化，那么，认识的动力无疑会变小。其次，情绪—情感的本质在于，它们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反映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达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态度。“同人的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人对它是无所谓情感的，只有那种与人的需要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人情绪和情感。而且，依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情绪和情感具有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凡不能满足人的渴求的事物，或与人的意向相违背的事物，则会引起否定性质的体验，如愤怒、哀怨、憎恨等；情绪和情感的独特性质正是由这些需要、渴求或意向所决定的。”（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下册，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作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价值心理形式，它们是人的主体尺度的内在精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情绪—情感能够帮助经济人确定、反映和表达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如，喜欢生态环境优美的人，往往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产品，形成否定的、消极的价值态度。情绪、情感与价值的关联，对营销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消费者的情绪、情感对某种产品采取比较肯定和积极态度时，生产该产品的企业营销策略就要力图使情感不发生变化或产生较小的改变，使消费者最终接受本企业的产品，并从对产品的接受转变为对产品的偏爱。各种市场广告，经常出现“我喜欢×××产品”类似的情感导向式用语，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费者感官的刺激，引发情绪、情感方面的关注，达到消费价值导向的目的。
其四，“市场情绪”能为政府的市场调控提供有价值的信号。
所谓市场情绪，意指市场某种行为的群集性激动，并伴随着集体情绪的凝结。例如，某种形式的投资热、消费热、开发热、营销热；对物价的恐慌、对商品的抢购等等。市场情绪往往显示出政府某种市场政策、秩序不能满足市场行为者的需要和欲望。当然，也有一些市场情绪来自行为者在没有互通信息的情况下发生集体无意识行为，如农工潮现象。一般说来，市场情绪有着四个特征：（1）自发性；（2）具有使人对之注意的极大力量；（3）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性；（4）容易引起市场行为人的冲动。因此，对政府决策部门来说，市场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市场供求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社会福利关系等最直接性的市场信号，因而，要敏感而又积极地分析这些信号背后深藏的群众欲望和需要，并主动地加以调节和控制。这对整个市场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介绍：许明（1969—），男，安徽滁州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200083） 张雄（1953—），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200129）
作者：许明张雄
教学与研究 2000年04期
一
经济学家很少关注人的情绪、情感与市场的关系，不少人持有这样的偏见：从情感的角度研究市场主体行为“不过是‘人格化’的方法，这是败坏政治经济学的毒物。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在内心的情感的意义上来了解，我们就人格化。在其他科学里，这种人格化是占星学、炼金术、活力论。就是说，占星家、炼金术士或者活力论者用他的感觉、意志、智慧、理性——总之，用他的理想的典型——描写自己，而不用观察到的运动，并且向为什么它们这样地动，而不是像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后来所问的那样仅仅问他们怎样地动以及动了多少”。（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396—3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显然，理论家们对经济学方法的理解似乎只限于市场运动的过程描述及其量化方面，至于市场行为主体的自身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也有少数理论家对情感与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就理论研究的范式而言，马克斯·韦伯似乎更为重视情感与市场行为、情感因素与经济学家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韦伯看来，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或有机体，而是人类。这些行为人，既是主观的又是受环境支配的。他们的情感、动机、痛苦、快乐等都是主观的，而他们与别人的交易则是受环境支配的。经济研究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活动，除了测量市场活动本身或者它的结果以外，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去研究行为活动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精神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在自然科学里，人们只问“怎样”、“什么”、“多少”这些问题，可是，在经济科学里重要的是要了解发生作用的动机，了解人们那样行动的理由。人们求购商品的行动，在商品多的时候不如在商品少的时候那样急切，因为它符合我们自己在同样情况下情感变化的经验。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为什么人们那样行动，就必须研究这种情感的作用。经济学应建立在对人的情感作用分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经济学家必备的“历史意识”：要着手研究，只有造成一种心像，不仅显示人们怎样行动，而且显示他们在特殊情况下所选择的行动。只有这种“历史的意识”，方能解释市场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不仅是过去的行为，而且是在和他自己不同的情况下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机械或者有机体的位置，来了解为什么那样行动，因为它缺乏像我们自己的情感。
韦伯如此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原因在于他把人的基本行为取向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 ）行为、 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情感性的（affectional）行为、 传统型的（traditional）行为。 所谓情感性的行为是指行为在某种感情状态的波动下发动的，位于有意识行为与无意识行为的边界。在韦伯看来，情感性的行为和传统型的行为不过是理念型的一种解释图式，旨在说明：透过理性类型的应用，需要测算出非理性的偏离程度，以达成对社会的最佳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考托瑙，致力于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他受格式塔心理学行为模式，尤其是库尔特·莱温解释学行为模式的影响，提出了“消费者感情指标”这一理论。他认为，市场行为作为生活空间的功能，是由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C=F（P，S）]。 在他看来，市场购买行为不仅取决于经济形势、可使用的资金和购买者的财力，而且取决于他的心理情绪、他对形势的感情，这些构成了经济人格的特点。这种感情（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它影响着人们的购物、储蓄或投资的决策。为了获取消费者的期望，用韦尔纳利德的话说也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观念”，考托瑙根据汇集技术制定了消费者的感情指标，这一指标是在大量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其调查表共设8个项目，每个项目后面都有一个问题，要回答：“为什么？”调查要求被询问者指出：他是否认为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已有所改善，是否认为当下购买某商品是适时的。对调查结果的计算，考托瑙尽可能将情感的消费态度算术符号化，如用（++；或＝+；或－+）表示消费者的乐观情绪，用（+－；＝－；甚至－－）表示悲观情绪，用（+＝；＝＝）表示谨慎态度。百分率是根据答案的总数计算的，因此有助于更好地从市场调查对象所处的形势中来了解他的消费个性。有材料表明，人们在十年中所作的统计似乎已证实了这样一种想法：这些情感指标的主观取向支配着具体的市场行为，只要用6个月至1年时间，就能作出预测：在1973—1974和1978—1980年间，早在汽车销售量下跌以前，消费者的感情指标就已出现了下跌。正如考托瑙在1981年制定的消费者的感情指标所表明的那样，消费者的感情指标的变化和美国30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是一致的。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考托瑙的感情指标的图式可以作为表示市场商业周期中出现变化的报警器。
类似于马克斯·韦伯、考托瑙的有价值的观点还可以引述一些，如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中“直觉与情感”的论述，梅奥的“社会人假设”理论中的“情绪”概念，以及道格拉斯·麦葛瑞哥的“理性人和情绪人”的论述等等。
二
（一）情绪—情感与市场行为者的关系
这个问题涉及市场的人性问题，也是行为者情绪方面的特性问题。经济学家、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第二卷“论情感”中曾深刻地揭示了经济行为者为什么不断追随财富积累的人性原因，他说：“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服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本质在于它的发挥的概然性，在于它使我们借一种真的或假的推理去预期那种快乐的真正存在。这种快乐的预期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的原因既然是我们享有的，并因而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某种所有物或财产，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清楚地看到前面体系的所有各个部分（指人性的心灵知觉中情绪情感的诸表现形式——引者注）都极为精确而明晰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了”。休谟实际上已明白地指出人类追逐财富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人性中存在着不可泯灭的情绪、情感因素的作用。
情绪—情感成分从市场行为者的角度来说，乃是行为人对态度对象的感受、体验和心情，是对象引起的主体在感情上的反应。厂商对生产某一产品项目的选择、投资者对某一投资对象的定位、营销者对某一商品牌号的推广、消费者持有某一消费品的观念等等，都离不开他们各自对对象存在的一种情感的态度。在市场上，各种媒体所传播的广告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消费者、投资者、营销者对某商品或某项目给予感受和心情上的导向。态度对象刺激了主体，使人们获得情感体验：喜好或厌恶、尊敬或蔑视、热爱或仇恨、同情或冷漠等等。它是人们市场决策的一个首要组成部分，也会激励市场行为者的各种动机和兴趣。情绪—情感表明市场行为者对市场运作客体的喜欢或厌恶有着一定的强度和方向。如果情感是反映一种积极的感觉，就可能导致消费者、投资者、营销者的良好反应，而若反映的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则给生产商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了解市场行为者的情绪（既有个体情绪又有群体情绪），对市场的运作目标和趋势的测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市场上，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具有完备的信息，而且善于准确计算，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是缺少理智，感情用事，而且具有高度偏见的人。
事实上，任何一个市场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地把自身划分为“理性人”或“情绪人”。有人说，人的理性信念完全可以消除人的情感因素，当你在作出市场决策时，只要你奉守如此原则：“让我们不要把个人因素带进问题里去”，“让我们只考虑事实吧”，“让我们冷静下来，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能消除心理上的恐惧、意愿、焦虑、敌意和侵犯等因素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但是，这种作法受到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的挑战。
研究者们认为，人的行为不管他是在思想、在分析、在推理，还是在与他人做交易、从事商务谈判，总免不了要受到情绪—情感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家麦独孤指出，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是由人的复杂情感来决定的。达菲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没有动机就没有行动，而情绪就代表着极端的动机。美国学者P.T.扬（YangP.T.）指出：人的行为不可能离开人的感情，当有机体趋向于行动时，就有一个积极的中枢感情过程在工作。感情过程的作用是产生动机并影响行为。 人的行为发生实际上遵循着如此原理：（1）刺激引起感情和感觉；（2）感情的唤醒使有机体接近或离开刺激；（3）感情过程导致动机； （4）动机的强度与感情的各个方面有关（如持续性、强度、频率和新鲜性）；（5）感情过程靠影响选择而发挥着调节作用；（6）从积极感情的激活到消极感情的激活的组织模式是广范围的神经行为模式本身所遵循的最终原则。
从消费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情绪—情感是消费者对某一对象商品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是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如果消费者能从购买某种商品中得到一定需要的满足，对该商品评价较高，有一种积极购买的行为倾向，这就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情感，商品就是情感的对象。情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动力，激活着个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为，作用于对象。
行为学家费希宾曾提出属性态度—情感模式，明晰地揭示了情感与行为的内在关系。见下图：
在费希宾看来，消费者对商品的情感（态度），是以对此种商品的信念为基础，又与消费者进行各种行为的意向有关，而消费者的各个意向也与其对应的行为有关系。反过来，消费者的行为反馈于消费者的信念，而且一旦形成对商品的一种情感（态度），又将形成新的信念。
费希宾还进一步对消费者的情感（态度）提出了如下公式：
Ab=∑W[,i]B[,i]b
其中：Ab——消费者对特定牌号b的情感（态度）；
W[,i]——消费者认为该牌号所具有属性i的重要程度；
B[,i]b——消费者对牌号的属性i所持有的评价性信念；
N——消费者选择某一特定牌号所考虑的重要属性的数目。
费希宾模式告示我们：人的情绪反应，虽然有时处于不自觉状态，但是却对人的行为极有影响。人的外显行为离不开个人的意向作用，而个人意向又直接受消费者情感（态度）的驱动。没有情感的存在，便没有人的消费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对人的市场行为的支配作用，并不是“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理性约束和控制的。费希宾的模式，一方面强调了人的情感因素对外显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感情因素视为行为驱动的最终因素，人的情感态度还要取决于信念的支配。信念往往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观念意识支配人们的行动。众所周知，人的信念说到底，不过是人们对理性认识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理性不可等同于信念，但理性在信念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强调理性不能取消行为决策的感情因素，并不等于理性对感情因素没有制控功能。实际上，市场行为者能够通过掌握市场的理性逻辑来调控人的情绪和情感，从而达到对行为的制控作用。这种过程是发现情感的存在和减少理性决策途径中情绪障碍的过程，也是变消极情感为积极情感的转换过程。在证券交易所，政府有责任通过交易的理性原则来调控交易者波动起伏的不健康的交易情绪，从而保持积极的投资情绪以便产生规范的交易行为。通常说来，市场运作的规范机制要求所有参与市场竞争或从事消费行为的人尽可能地压制或弱化的情绪有：敌对的情绪、不合作情绪、不忠实的情绪、背信弃义的情绪等。此外，还有与心理有关的情绪力量，如：狠恶、自私、不成熟和不合理的行为等等。
（二）情绪—情感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其一，情绪—情感可以影响和调节市场的认知过程。
市场信息总是通过市场行为者的知觉和记忆来进行选择和加工的。情绪—情感是一种监测机构，随时都在注意着信息的流动。它能促进或阻止市场行为的发生和市场运作的过程。这是因为情绪—情感体验所构成的恒常心理或当下的心理环境，都对市场的信息加工起组织与协调作用。按照情绪—情感的适应性，它协助市场行为者选择信息与环境相适应，并努力去改变环境。
当投资者在各种条件已基本成熟时，他的良好心情有可能带来积极的投资心态。良好的心情与良好的外部形象相结合，使他对投资方的信任度大大增加，缩短由于陌生感而带来的心理距离，有助于合作意识的强化。在项目决策时，往往能达到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决策果断的效果。当投资者心情处于极度恐惧、郁闷和低沉时，它的投资心态往往是十分糟糕的。有可能在投资谈判时，对细枝末节问题过于钻牛角尖，人为制造障碍，甚至导致谈判的中断，不利于项目的成功。假如投资者过分担心投资额的回报率，那么，亏损的恐惧感往往影响投资者的行情分析和理智判断，结果，往往是“当断不断，反为祸乱”。
当投资者心情处于过分冲动并达到激情状态时，往往易出现反常思维或反常行为。一方面，激情有助于冲破思维惰性，拓宽投资意向的空间和压缩投资决策的时间，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调动一切参与市场投资的积极因素，排除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中的某种障碍。持久而炽热的激情甚至能激发足够的能量去完成预期投资工程。另一方面，冲突的情绪也极易带来决策的不冷静、计算上的粗糙、操作上的失误，从而使风险系数加大。
其二，情绪—情感可以协调市场交往和人际关系，提高经济人的工作效率。
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而情绪—情感，在人们的市场活动中又经常处于极为敏感的前沿地位，情绪因素对于协调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众所周知，市场行为者总是带有一定情绪与其他经济人进行交往的。情绪是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没有情绪的主体间交往是不存在的。主体的情绪正是通过对交往效果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着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交往首先是语言交际的存在，然而，情绪对于交往的作用一点不亚于语言。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情绪—情感总是通过表情的中介作用来达到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沟通的效果。它可以为经济人建立相互协作的感情纽带，并及时传递着彼此知晓的市场信息。还可以为经济人去辨认当下所处的不十分明确的市场环境和交易人的态度。人们也常说，情绪—情感是“润滑剂”，做生意讲究“一回生，二回熟”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厂商来说，注意从情绪—情感方面协调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企业里，情绪—情感就是职工作为人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的一个函数，满足程度依存于两个因素：一是职工个人情况，即职工由于其个人历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个人态度和情绪；二是作业环境情况，即职工通过与自己同处一个作业环境中的同伴和上级的接触而形成情感氛围和人际关系。一位称职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当具备两种技能：技术—经济的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技能。前者是企业效益逻辑，后者是满足职工感情逻辑。学会情绪—情感逻辑的技巧，可以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求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取得高效率的关键。职工通过社会机构来取得别人的承认，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从而自愿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合作。学会情绪—情感逻辑的技巧，就使缩短厂商的最大化目标与企业职工最大化目标之间的视角距离成为可能。
其三，情绪—情感对市场行为者的认知动力、价值取向、对象性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情绪—情感可以通过放大或弱化主体的需要来影响行为者的认知动力。经济人的活动总是受自身的需要所驱使，然而，人的需要总是在一定情绪状态中产生和变化的。在情绪中产生和变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90年代的中国大陆出现股票热、债券热、房地产热、土地批租热、期货热、外汇热等等，一个接一个，在众多的投资者中，有人一年内改换了几种投资形式，其需要形式的改变与波动起伏的市场投资情绪的影响密切相关。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主体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去从事某一种对象的认识活动时，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而放大，那么，认识的动力就会加大；如果其需要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而弱化，那么，认识的动力无疑会变小。其次，情绪—情感的本质在于，它们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反映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达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态度。“同人的需要毫无关系的事物，人对它是无所谓情感的，只有那种与人的需要有关的事物，才能引起人情绪和情感。而且，依人的需要是否获得满足，情绪和情感具有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凡不能满足人的渴求的事物，或与人的意向相违背的事物，则会引起否定性质的体验，如愤怒、哀怨、憎恨等；情绪和情感的独特性质正是由这些需要、渴求或意向所决定的。”（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下册，4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作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价值心理形式，它们是人的主体尺度的内在精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情绪—情感能够帮助经济人确定、反映和表达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如，喜欢生态环境优美的人，往往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产品，形成否定的、消极的价值态度。情绪、情感与价值的关联，对营销策略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消费者的情绪、情感对某种产品采取比较肯定和积极态度时，生产该产品的企业营销策略就要力图使情感不发生变化或产生较小的改变，使消费者最终接受本企业的产品，并从对产品的接受转变为对产品的偏爱。各种市场广告，经常出现“我喜欢×××产品”类似的情感导向式用语，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费者感官的刺激，引发情绪、情感方面的关注，达到消费价值导向的目的。
其四，“市场情绪”能为政府的市场调控提供有价值的信号。
所谓市场情绪，意指市场某种行为的群集性激动，并伴随着集体情绪的凝结。例如，某种形式的投资热、消费热、开发热、营销热；对物价的恐慌、对商品的抢购等等。市场情绪往往显示出政府某种市场政策、秩序不能满足市场行为者的需要和欲望。当然，也有一些市场情绪来自行为者在没有互通信息的情况下发生集体无意识行为，如农工潮现象。一般说来，市场情绪有着四个特征：（1）自发性；（2）具有使人对之注意的极大力量；（3）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性；（4）容易引起市场行为人的冲动。因此，对政府决策部门来说，市场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市场供求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社会福利关系等最直接性的市场信号，因而，要敏感而又积极地分析这些信号背后深藏的群众欲望和需要，并主动地加以调节和控制。这对整个市场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介绍：许明（1969—），男，安徽滁州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200083） 张雄（1953—），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研究。（2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