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学习、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我们慈善工作者应该都来学习和弘扬中华慈善文化。 在谈论慈善文化之前，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一般说来，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内涵极其混杂，因此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成就都可被视为文化。至于“文化”与“文明”有无区别，学者的说法也是多种多样。也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内涵差不多，乃至可以相互替换。“文化”的许多概念化的定义，其实会拘束我们，被它们牵着鼻子跑，难以自主和自在地观察和思考。笔者很赞赏德国著名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跟“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是使众多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言之，“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民族越来越接近。“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倘若按埃利亚斯的说法来理解文化和文明，就简要、方便多了。比如文明，人类先有“农业文明”，继后有“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个过程。西方首先实行工业化，带来了巨大财富，继之其他国家也相继学习搞工业化。西方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断异化，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激起世界各国仁人志士的反思和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欧美不少学者，如蕾切尔・卡逊经过调研，指出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的严重性。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的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一词。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和方法等作了广泛研究。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代人类的使命。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可以肯定地说，“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追求和建设的当代文明。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可以重点抓住那些对中国人的精神、心性、思维方式、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发生持久影响的思想文化。我们谈中华慈善文化，就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学中国慈善文化的时候，跟谁学？以谁为师？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以圣人为师。2500年前，东方出现了三位圣人：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佛，还有诸如孟子、庄子等许多贤人。佛法是在后汉永明十年传到中国。佛法的基本内涵跟儒家完全相同，这样很快被中国朝野所接受，在中国生根，发扬光大，完全中国化了。儒佛的标准是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按儒、佛的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全国上下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建立了共识，保障了两千多年的长治久安。然而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不少学者不再以圣人为师，而是以西方为师，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旗帜，并以西方文化来批判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当时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于1856年4月15日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演说中，痛陈西方工业文明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己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到了今日，美国人醒悟了，认识到中国圣人的伟大。美国有几个州把孔子诞辰9月28日作为教师节，中国台湾地区也是把这一天作为教师节。而我们中国大陆教师节选的是9月10日。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于2005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2009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表彰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非凡成就。美国人纪念中国的圣人，纪念中国的教育家，而我们中国的精英们似乎把老祖宗忘了。 我们的社会是存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而多元价值观背后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应该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缺少足够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底蕴也缺少深度的理解。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缺少社会互信和社会合作。对一个国家来说，精神上的贫血比饥饿更可怕。 中国慈善文化本质上是“大爱”文化。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资源非常深厚。中国的古书一般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国有《四库全书》，就是以这四部分类。经部包括《周易》《尚书》《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史部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等，也包括部分佛、道典籍；集部包括楚辞、汉赋、唐宋诗词等等。比如“经书”之所以称为“经”，因为“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之载于典籍，可以重训诫，而为法则，前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之大道，以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便尊称为经。”“子书”所以称为“子”，因为“凡属‘子书’必须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者。“经书”和“子书”中涉及修身的很多，因此涉及慈善的论述也多。学习和弘扬中国慈善文化，需要对传统的慈善文化的资源进行整合。这个整合工作不是单枪匹马可以胜任的。这需要有组织地去做。这需要参与者有对中国慈善文化的亲和感，引以为宝，能敬畏中华的历史传统，先把精华抓在手里，再步步为营地前赴后继地做下去。这是值得为此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对“大爱”的追求，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担当，以期唤起民众对中国慈善文化的“文化自觉”。这是千年不朽、万年犹新的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学习、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我们慈善工作者应该都来学习和弘扬中华慈善文化。 在谈论慈善文化之前，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一般说来，文化的范围极其广泛，内涵极其混杂，因此文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物质的、非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成就都可被视为文化。至于“文化”与“文明”有无区别，学者的说法也是多种多样。也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内涵差不多，乃至可以相互替换。“文化”的许多概念化的定义，其实会拘束我们，被它们牵着鼻子跑，难以自主和自在地观察和思考。笔者很赞赏德国著名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跟“文明”的区别在于“文化”是使众多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言之，“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民族越来越接近。“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倘若按埃利亚斯的说法来理解文化和文明，就简要、方便多了。比如文明，人类先有“农业文明”，继后有“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个过程。西方首先实行工业化，带来了巨大财富，继之其他国家也相继学习搞工业化。西方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断异化，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激起世界各国仁人志士的反思和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已相当严重，欧美不少学者，如蕾切尔・卡逊经过调研，指出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的严重性。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的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文明”一词。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生态文明”的内涵、理论和方法等作了广泛研究。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代人类的使命。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可以肯定地说，“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国家追求和建设的当代文明。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可以重点抓住那些对中国人的精神、心性、思维方式、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发生持久影响的思想文化。我们谈中华慈善文化，就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学中国慈善文化的时候，跟谁学？以谁为师？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以圣人为师。2500年前，东方出现了三位圣人：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佛，还有诸如孟子、庄子等许多贤人。佛法是在后汉永明十年传到中国。佛法的基本内涵跟儒家完全相同，这样很快被中国朝野所接受，在中国生根，发扬光大，完全中国化了。儒佛的标准是中国人的标准。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按儒、佛的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全国上下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建立了共识，保障了两千多年的长治久安。然而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不少学者不再以圣人为师，而是以西方为师，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旗帜，并以西方文化来批判自己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当时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内涵是什么呢？马克思于1856年4月15日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演说中，痛陈西方工业文明的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异化。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己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到了今日，美国人醒悟了，认识到中国圣人的伟大。美国有几个州把孔子诞辰9月28日作为教师节，中国台湾地区也是把这一天作为教师节。而我们中国大陆教师节选的是9月10日。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于2005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2009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表彰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非凡成就。美国人纪念中国的圣人，纪念中国的教育家，而我们中国的精英们似乎把老祖宗忘了。 我们的社会是存在多元价值观的社会，而多元价值观背后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应该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缺少足够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底蕴也缺少深度的理解。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地缺少社会互信和社会合作。对一个国家来说，精神上的贫血比饥饿更可怕。 中国慈善文化本质上是“大爱”文化。中国慈善文化的历史资源非常深厚。中国的古书一般按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中国有《四库全书》，就是以这四部分类。经部包括《周易》《尚书》《礼记》《论语》《孟子》等等；史部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等，也包括部分佛、道典籍；集部包括楚辞、汉赋、唐宋诗词等等。比如“经书”之所以称为“经”，因为“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之载于典籍，可以重训诫，而为法则，前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之大道，以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便尊称为经。”“子书”所以称为“子”，因为“凡属‘子书’必须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者。“经书”和“子书”中涉及修身的很多，因此涉及慈善的论述也多。学习和弘扬中国慈善文化，需要对传统的慈善文化的资源进行整合。这个整合工作不是单枪匹马可以胜任的。这需要有组织地去做。这需要参与者有对中国慈善文化的亲和感，引以为宝，能敬畏中华的历史传统，先把精华抓在手里，再步步为营地前赴后继地做下去。这是值得为此竭尽心力，焚膏继晷，守护心底对“大爱”的追求，坚守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担当，以期唤起民众对中国慈善文化的“文化自觉”。这是千年不朽、万年犹新的事业。